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与理论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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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与理论反思
——基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的考察
刘桂海1*，汪 婷1，杨智国1，李雪莲2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对外交流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摘 要：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外交情况进行系统地梳理与理论反思，并分析了体育外交内涵、判断与分类等基本原理问题。研究认为：我国体育外交经历了“奥运外交”时期、“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时期、公共外交时期、“全面引领”时期4个历史时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体育外交实践。取得的成果有：体育外交捍卫了国家根本利益，树立了国际形象，提升了国际地位，彰显了我国和平发展思想；体育外交是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路径与方式，是新时代我国总体外交中的重要战略资源。积累的经验有：1）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外交战略；2）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3）解放思想，勇于创新；4）凸显体育和平思想与价值。当前需要从4个方面推进我国体育外交工作：1）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推进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谋划；2）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使命探索体育外交运行机制改革；3）从社会治理思路建立民间体育外交管理机制；4）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

关键词：改革开放；体育外交；中国特色；奥运模式；体育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觉醒，一个伟大创造，一次伟大革命，一次伟大飞跃，中国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思想上从保守到解放，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地位上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中，国家强调：“回顾总结40年改革开放同新时代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把吸取改革开放历史经验同解决现实矛盾问题结合起来。”“要注意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40年改革开放成就和经验，突出时代性、思想性、实践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一些带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要注意总结和反思，以利于更好前进”（人民日报，2018）。在改革开放伟大的革命历程中，我国体育外交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体育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路径。无论是改变国家发展轨迹的“乒乓外交”，还是开创性的“奥运模式”，都彰显了中国体育外交的实践性力量与中国智慧，为我国总体外交战略推进、战略创新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不可否认，我国体育外交有着丰富实践经验与历史底蕴，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外交理念、方法与价值观。但由于缺乏提炼历史经验与改革创新，缺乏对体育外交战略进入深入的整体性研究，缺乏打造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的自觉，我国体育外交的价值与潜能仍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与广泛应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需要“从历史、全局、战略的高度总结有共性、规律性的问题，以利于更好前进”。因此，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外交历程、经验以及存在问题，对于新时代我国体育外交积极应对新机遇和新挑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 体育外交：内涵、判断与分类
众所周知，体育外交以其独特性成为处理国家间问题、缓和国家间矛盾、推进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体育是最强大、最直接、最价廉以及危险性最低的外交政策手段之一，国家可以用它来确定关系的基调（Jun，2008）。体育外交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如柏拉图所说：“去参加奥运会吧，为城邦争光。”

在我国体育外交研究历程中，存在着一个绕不过的基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体育外交”。深入剖析“什么是体育外交”，不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关联到如何研判其价值与运用范畴的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与具体实践操作，更关系着我国体育外交战略部署，因为精准发力必须要有明确的目标与范围。从梳理国内体育外交研究现有成果来看，关于体育外交的定义存在诸多问题。毫无疑问，体育外交从属于外交范畴，是外交的下位概念。国内关于外交的权威定义是：“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的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不同的对外政策形成不同形态和类别的外交。如简而言之，广而言之，外交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对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处理”（鲁毅，2004）。另外，1981年，美国约瑟夫·蒙特维利提出“多轨道外交”，体育外交属于“第二轨道”。同样，外交学院黄金祺教授主张外交应有“小外交”和“大外交”之分。“小外交”是指专职外交人员和机构负责处理的严格意义上的外交事务；“大外交”是由其他领域和部门的负责人与负责对外事务的人员所从事的广义外交，包括议会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经济外交、文化外交、教育外交、科技外交、旅游外交、体育外交甚至地方政府进行的对外官方往来，民间交流的人民外交都被看作“大外交”（赵可金，2012）。国外较为权威的定义是：“外交是以非暴力手段处理国家之间争端，是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既代表国家表达观点，也是调解国家利益竞争的方式；外交主要功能是情报搜集、形象管理和政策执行”（Griffiths et al.，2008）。归纳国内外关于外交本质与价值的研究成果，具体如下：1）外交本质是主体官方性、政策工具性、方式和平性；2）外交是对国际关系的处理，但外交不是国际关系；3）外交是落实国家对外政策的诸多手段之一，外交不是对外政策；4）外交是以国际法和其他国际规范为基础，以声明、交涉、抗议、谈判、缔约等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关系、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益，外交是一种和平方式，“讹诈”“恫吓”“战争”都不属于外交；5）外交的价值不是简单地解决特定的冲突，许多时候是帮助或促进各个行为角色之间的相互理解，以达成彼此之间的协议。因此，外交是维护国际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它不仅需要大量的软、硬成本的投入，更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和灵活的策略来实现。由于全球化、媒体化、通信等因素，外交呈现公开化、民主化、社会化、虚拟化等特点，以及职业外交的缺陷问题，触发了非传统外交的兴起（赵可金，2012）。

当前，外交本身正处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与国际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巨变时代，过去认为是军事手段，如“秀肌肉”式军事恐吓、军事挑衅，也纳入外交范畴。例如，2019年3月20日，我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上发表了《“炮舰外交”损害和平》的文章（Liu，2019）。又如，“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批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傲慢外交”“交易型外交”。由于大国都拥有毁灭性武器，从博弈角度看，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与全面战争较为困难，因此，经济外交进入外交“内核”，经济制裁成为外交的重要手段与策略。鉴于2011年美国提出“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理念，我国外交部于2012年成立了国际经济司。不可否认，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外交领域正在不断拓展，呈现为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特征。体育外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梳理国外学者关于体育外交的定义，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官方给出的定义：体育外交即利用体育这一人类共同纽带，为克服和消弭国家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而搭建桥梁。它不仅能跨越文化壁垒团结不同群体，还为增加国家间的沟通交流以及文化认同提供了重要路径（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2018）。该定义的缺陷是仅说明了体育跨文化和易沟通的特点，未能从外交视角阐明体育外交的内涵与特征。另一种较为常见的定义：体育外交隶属国家整体外交，旨在借助体育赛事、体育文化以及相关体育活动进行国家间的思想和观念的交流沟通，并以此深化国家间关系，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外交政策目标（Jankovic，2017）。这个定义存在的两个缺陷是：1）过于“定义公式化”，缺乏阐释体育外交的内在特质；2）定义视角局限于现实主义，认为体育外交仅仅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忽视了体育的内在公共属性。体育是最大的“群际接触”，其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属性与价值，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与资源。相反，国内对体育外交的一些定义主要是模仿外交概念，依葫芦画瓢。引用较广泛的体育外交定义是：对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界（组织）旨在促进国家间关系所进行的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的一种提法（钱其琛，2005）。就定义内容分析，它明确了体育外交的主体是“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组织”，外交的方式是“对外体育交往和交流”，外交的目的是“促进国家间关系”，但是这个定义存在较大模糊性与逻辑性问题。1）主体“一国体育部门或体育组织”的行为是否代表了国家意志？这里没有明确说明。“一国体育部门”与“体育组织”在政治属性上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一国体育部门”是政府部门的机构，其任何对外的“交往或交流”都能代表一国政府之态度和立场，而“体育组织”则不然，其政治属性具有较大弹性空间，大体分为政府主导型体育组织、政府参与型体育组织、纯粹（国际）民间体育组织。不同属性的体育组织在对外交流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目的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2）“促进国家间关系”存在很大模糊区域，可以说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民间体育交往都能够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另外，体育外交目标诉求不仅仅局限于国家间关系，体育外交更多地关乎国家政策、国家形象以及国家具体事务。3）定义内涵忽略了体育外交形式既有双边也有多边，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是多边体育外交。4）定义中的“一种提法”不严谨。新华字典中“提法”的解释是“对某种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和看法”，这显然失之狭隘。不过，囿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学者未能严谨、系统地阐述体育外交内涵、特征以及价值。但是在过去的10多年中，国内对体育外交的定义研究仍停滞不前，而且，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仍将这个定义作为研究逻辑支点或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信度与实践应用，这也是笔者念兹在兹的缘由。另外，国内研究成果中还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将体育外交与体育对外交流（交往）混同。简单来说，体育外交与体育对外交流的区别就如同外交与外事工作的区别，体育对外交流可以称作“体育百衲衣”，而体育外交则是一种具有明确内涵与方式的对外交流。

进行学术性定义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重要环节，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核心概念在各个向度上的充分展开，就是全部理论。”我们尝试从外交学、体育原理、体育外交实际功效的多元化视角给体育外交下个定义。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外交本质主要是以和平方式，如声明、交涉、抗议、谈判、缔约等，目的是围绕国际关系的处理，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据此，可以理解为：体育外交是国家外交战略在体育领域的具体化，是通过体育赛事、体育文化活动、体育援助、体育组织和机构等方式与渠道，对目标国家或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沟通与说明，目的旨在促进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表达政治立场、传递关系信息、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以及捍卫国际道义的理念、机制和政策的总和。关于体育外交定义还存在两点争议，需要进一步阐明：1）体育外交的唯一主体是国家。有西方学者认为，非国家主体也开展体育外交，如奥委会等机构，“与政府在公共外交领域中运用体育手段相比，国际体育组织的非国家行为对国际关系更具有影响力”（Pigman，2014）。我们认为，国际体育组织虽然也经常参与或开展类似体育外交活动，但是不能认为它就是外交主体，这好比联合国开展外交活动，但是，联合国仅仅是国家外交的载体和平台，不是国家外交主体。2）一些学者将“体育制裁”纳入体育外交范畴，认为这并不违背外交的“和平”属性。从外交本质与特征看，这些手段的目的是捍卫和平，与国家之间暴力地恐吓、讹诈、要挟存在着本质区别。如历史上奥委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对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南非的体育制裁，非洲国家联合抵制1976年第21届蒙特利尔奥运会，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我国也进行了体育抵制。体育制裁如同正义战争一样，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捍卫正义的重要手段，是一种软制衡。又如，我国通过对朝鲜能源外交（制裁），惩罚其进行核试验。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是战争带来和平”的道理一样。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实行“体育制裁”往往夹杂着一些国家政治利益与目的，如2016年俄罗斯兴奋剂事件。综上所述，体育外交如同体育政治化的路径与“场域”一样，既有追求世界和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面，也有通过体育外交显示国家之间关系的恶化、对峙的一面。

“判断”蕴含着实践向度，为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判断一项体育交流是否为体育外交，我们归纳了4个标准：1）主体性，对外交流主体是官方或者代表官方，这是区别体育外交与对外体育交流的重要标志；2）战略性，活动目标具有明确的外交目的与计划，具有实现国家战略的意图；3）针对性，体育外交是在特定时间内针对特定对象的活动，这是民间对外体育交流所不具备的；4）公关性，活动主题、过程以及目标凸显为一种公关活动，如“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自然哲学中不坚持对不同类对象的区分，就不可能对对象及其位置进行准确的推理（怀特海，2002）。在考察国内外体育外交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首次对体育外交进行归纳与分类，这样不仅能够更加直观地说明体育外交的内涵与功效，而且更好地赋予体育外交可操作性的方式与路径。1）突破型体育外交或接触外交，即为打破国家之间外交关系僵局或是拓展国家关系，通过体育交流触发官方层面的交流，如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小球带到大球”。历史上我国曾经把体育比喻为外交“先行官”，就是表达了这层意思。2）支持型体育外交，即对目标国家所主办的比赛或参与的体育活动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或是援助等形式，目的是从目标国家获得所需的利益，或是为构建政治联盟作铺垫，或是站在正义立场表示认同。3）反对（遏制）型体育外交，即对目标国家所主办的比赛或参与的体育活动进行对抗、抵制、谴责等，起到威慑与制裁作用，以逼迫目标国家或国际体育组织停止、改变一些危害性行为，或是对目标国家以往行为进行惩罚，有时候也表现为恫吓外交，呈现为一种战略威慑，如2018年英国呼吁抵制俄罗斯足球世界杯。4）构成型体育外交，即体育作为一项交流子项目，或者作为两国交流中的一个领域，如中美人文交流项目、中国与北欧国家冬季体育项目合作。5）融合型体育外交，一般指体育成为元首外交的系统性元素，通过体育拉近彼此关系，化解一些交流中的难题与尴尬，或者通过体育项目特点表达自己的主张。如2018年7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正式会晤，足球世界杯作为“开场白”，成为双方化解难点的“挡箭牌”，足球成为一种外交礼物，体育成为元首会晤中的一个外交修辞。另外，体育成为元首访问中与民众交流的一个重要安排，如足球外交。事实证明，体育在元首外交中可发挥系统效应（罗伯特·杰维斯，2008）。6）发展型体育外交，就是国家之间先通过体育领域项目的交流与合作，再推进和扩大到其他领域的合作，互惠互利，促进双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发展型体育外交经常是体育援助的进一步拓展，是在挖掘体育援助的“造血”功能与溢出效应。另外，发展型体育外交也成为国家之间或者区域性国家拓展合作资源的重要路径。如2019年4月颁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杜布罗夫尼克纲要》，体育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16国深入合作的重要平台。7）结盟型体育外交，即国家结盟或者加入结盟组织，当结盟集团之间发生对峙时，体育成为外交报复或制裁的手段，引发大面积抵制活动。如冷战时期，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与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发生了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互相抵制的情况。8）情感型体育外交，一般在元首外交中，一些会晤安排在体育活动中进行，这是基于元首在自己擅长体育活动中能够产生情绪反应和泛化情绪反应的“状态情感”。神经科学研究成果认为，情绪能逐渐侵蚀理性，理性也依赖情绪，而讨论国际政治行为是一个“过程性”（博弈）问题，这也是在体育活动中商讨有利于达成共识的原因。例如，美日元首会晤安排在打高尔夫活动中。尽管媒体称之为“高尔夫外交”，但内涵、方式与其他形式体育外交截然不同。9）形象型体育外交，主要是通过体育明星作为体育特使、著名球队作为访问团队，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访问、表演，参加慈善活动，目的是利用体育明星影响力消除所在国家或地区对本国的敌意或误解，促进国家之间的深入交流，维护国家形象与利益。从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的外交史来看，体育外交成为推崇国家价值理念与形象的重要手段。当今，形象型体育外交也成为一个国家开拓海外体育产业市场的重要路径。不可否认，体育外交随着外交社会化的推进以及体育外交本身的发展与创新，还会以其他形式呈现。

深入研究体育外交理论，必然触及深层的本体论、价值论问题。从本体论视角看，体育外交对体育本身来说是“他者的动因”。由于受到“无政府主义”“二元论”等学术思想的影响，西方体育外交关系理论“本体”呈现着现实主义思维。尽管体育外交存在正反不同（支持与抵制）的差异性，但本质上是一种交互性社会关系，所以，体育外交本体如马克思所说是一种“主体间”关系，亦如我国学者秦亚青提出的“关系”理论。我们论证过将“实践论”作为体育外交理论体系的认识论，将“中庸辩证法”作为体育外交理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方面，从价值论看，用詹姆斯·斯考特的“隐蔽抵抗理论”剖析，体育外交不仅表现为“公开语本”，也兼有“隐蔽语本”的特征。作为一种“外线政治”，它是很好的反抗意愿和路径，这就是为什么说现代奥运会历史也是一部“微型版”的国际关系演变史。另一方面，体育外交又彰显出观念性结构权力，如奥运会金牌榜，能够直接影响大众的认知、行为方式甚至是国家民族认同，这也是体育政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三言两语武断式地下结论，不是刻意来描绘一幅蹩脚的体育外交理论“清明上河图”，而是使我们对体育外交获得本真的认识，因为今天的体育外交已经发生了“主体”革命、“认识”革命与“方法”革命。然而，国内体育外交研究成果中存在着一些主观性判断，认为体育外交仅具有一种辅助性功能，这需要我们发出学术性呐喊，重视夯实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今天人类面临瘟疫、气候等严峻挑战，每个人都切身体会到被裹挟在“全球化”之间，需要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外交必然越来越重要。随着国家外交内涵的不断延展，体育外交也不仅局限于“先行官”、沟通民意，正如经济一样，越来越成为外交的重要元素。这也使得体育这一“最”全球化的活动成为国家元首外交的重要话题，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路径，成为国家声誉的风向标，成为人类和平赞歌。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大型体育赛事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已经成为各国寻求外国投资者或潜在游客而展示自己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成为各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重要标志，以及与其他国家交流信息的渠道”（Jack et al.，2008）。因此，构建体育外交新思想，提升体育外交理论的高度和宽度，促进体育外交的本土化、现代化、个性化，是体育外交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历程与特征
梳理我国体育外交历史进程，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所谓正确历史观，就是不仅要看现在国际形势什么样，而且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也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体育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历史特征，有着不同的历史实践与历史经验，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阐释历史需要建构一个时段的分析架构，以避免简单地描述我国体育外交成果，那样必然会造成“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杂乱与繁琐。因此，对我国体育外交历史的梳理，必须先划分历史时段，如此方可更好地把握我国体育外交转型与演变特征，总结出历史经验。

梳理国内关于我国体育外交历史分期的研究成果，尽管呈现“百花齐放”的状态，但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1）将我国政治演变历史作为划分我国体育外交历史时期的依据，偏离了体育外交的主体性，导致历史与逻辑的分离；2）虽然以体育外交事件作为历史转型节点，但缺乏对我国体育外交历史的整体性把握，不能全面系统地描述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全貌。为此，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体育外交的历史时期进行划分，目的是：1）系统地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的历史演进过程与历史脉络；2）希翼通过剖析我国体育外交得失，为我国体育外交发展战略提供历史经验与方法论，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奥克肖特所说的“先前经验的理论化”。

2.1 奥运外交时期（1979—1989年）
1979年，我国体育史上发生一件重大事件，就是11月26日，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正式宣布通过“名古屋会议”的主要内容，确认代表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中国台湾地区在改旗、改徽、改歌的前提下以“Chinese Taipei”名义保留奥委会会籍。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创性地在国际组织上成功解决中国台湾地区的“会籍”问题，也是我国体育外交继“新兴力量运动会”“乒乓外交”之后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在王猛等老一辈体育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敢于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创性地建立了“奥运模式”，实现海峡两岸运动员均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奥运模式”也为后来的国际组织创立了形式上的样板，充分凸显了体育是国家外交“先行官”的特色。“奥运模式”的成功，不仅是体育外交的一大创新，更是一场思想革命，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向“务实外交”的转变，是我国体育战略思想转型的里程碑，有着非凡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意义。

1979年名古屋会议后的第2天，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对外宣布：中国奥委会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并决定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事实上，我国重返奥委会后，第1次参赛是1980年2月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派出28名男女运动员。我国首次参赛的男女选手，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运动员有较大差距，无一人进入前10名。此次参赛的主要任务更多的是表明我国的外交立场。

1984年，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是我国重返奥委会后正式参加的夏季奥运会。我国派出了一支353人的代表团，最终取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的优异成绩，位列金牌榜第4名。许海峰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的第1枚奥运会金牌，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他颁奖，郑重宣布：“中国运动员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第一枚金牌。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我为能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中国运动员而感到荣幸。”（罗时铭，2015）中国代表团在这次奥运会上的优异表现，不仅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海外华人的凝聚力，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树立了全新的国家形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代表团“可获外交金牌奖”“友善奖”。洛杉矶奥运会一结束，邓小平同志就作出指示：“体育运动搞得好不好，影响太大了，是一个国家经济、文明的表现，它鼓舞了这么多人，吸引了这么多观众、听众，要把体育搞起来”。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对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作出全面评价：“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23届奥运会上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体育战线的重大成就，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鼓舞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扩大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同时，我国明确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战略目标和体育需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这是继创立“奥运模式”战略的再转型，担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开拓我国融入全球化的新局面。

奥运会上崭露头角的同时，我国加快融入国际体育组织进程。1982年5月，在国际奥委会第85次全会上，何振梁正式宣誓就职。在宣誓仪式上，他说：“奥运会只要坚持和平友谊进步的宗旨，并与人民紧密相连，其前途是光明的”。“这次宣誓是中国人在全世界体育界前的神圣承诺，要为奥林匹克精神和理想的传播、为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利而努力”（梁丽娟，2005）。此外，奥运外交时期是我国恢复、加入与创立国际体育组织的高峰期，如1979年5个、1980年3个、1981年6个、1982年3个、1983年2个、1984年5个、1985年4个、1986年1个、1987年4个、1988年3个、1989年3个。1987年，我国参与了亚洲武术联合会的创建，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迈开了坚实步伐。

与此同时，我国重新调整了体育援助战略，开始了“量体裁衣”的方式实施对外体育援助。1982年，实施以派出武术、体操教练员为主的体育人力资源援助，暂时放弃建设体育场馆等形式的经济援助。1985年，成立国际武术联合会筹委会，举办第一届国际武术比赛，标志着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正式走向世界。我国在恢复奥运会籍后，体育外交发展迎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说体育是中国现代化之路的重要通道（Guo，2008），那么，改革开放时期的体育外交是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催化剂”“发动机”。

之所以凸显奥运外交时期，是因为我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进程中一直存在“一个中国”问题。这不仅牵涉国家外交战略，也关涉我国体育发展国际空间问题。通过参加奥运会，我国振奋了民族精神，展示了国家综合实力，树立了国际形象，扩大了国际交往。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不仅“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更深层次的意义是我国台湾地区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决议，以“中国台北”的名义派出67人的代表团参赛，中国台湾地区媒体报道：“海峡两岸的健儿一起参赛，对中国人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央特别强调：“国际体育活动，是国家外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要严格执行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和政策。”这既明确了我国体育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正是基于体育外交的国际影响力，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建设体育强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发展战略。

2.2 “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时期（1990—2008年）
在这个时期，我国体育随着改革开放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体育外交战略凸显为参与或主办国际体育赛事。首先，优先发展竞技体育，促进国际交往。从1992年第25届奥运会开始，中国金牌数一直名列前茅，体育明星也不断涌现。奥运会是国际竞技体育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赛事，已经成为全世界交流、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它不仅是展现国家形象、综合实力、民族历史文化与国家发展思想的舞台，也是世界不同文明碰撞与交融的舞台。1995年，我国颁布《奥运争光计划》，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竞技体育比赛，进一步扩大我国国际交往，打造有利于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和国际交往的新局面。其次，将体育外交融入对外文化交流与教育交流。与此同时，我国民间体育外交也悄然兴起。随着民营经济与市场经济发展，我国民间体育规模不断壮大，带动体育民间交流的发展。较为凸显的是我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体育民间交流明显增多，有力推动港、澳、台地区与内地的相互了解，增强国家民族的认同感。最后，通过机构改革，建立合理的体育外交运行机制。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教育部3个机构的一些内设部门进行合并、分离，将部分职能下放至直属单位，形成管、办分离的管理模式。国家体育总局成立外联司、对外体育交流中心、各单项体育协会；文化部成立对外文化联络局（港澳台办公室）；教育部成立国际合作交流司、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处、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秘书处。专门性机构的设立，较好地明确了各部门具体职责，保障了体育外交有着良好的运行机制。

在这个时期，最凸显的是开创了“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模式。一是我国于1990年9月成功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举办综合性国际体育赛事，无论规模还是影响力，北京亚运会都可以称为历届亚运会之最。我国以183枚金牌、107枚银牌、51枚铜牌的绝对优势成为金牌、奖牌榜第1名，也开启了我国体育冲出亚洲的新征程。北京亚运会不仅奠定了我国作为亚洲第一体育竞技强国的地位，也向世界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威望。除此以外，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有着非凡意义：1）增强全国人民凝聚力。“外交服务内政”，北京亚运会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之功效，唤醒了全国人民的主人翁意识。“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国家意识有所淡化都是事实。而不断强化国家意识将是增强人民自信心的一项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因此，在一个时间里搞一个人民共同关心的大事，比如这届亚运会前的传递火炬活动，对人民就有一种凝聚的力量。还有集资活动，通过对体育这项公益事业的赞助方式，既唤起人民为之义务服务的责任感，又引导人民向适应开放的心理过渡。我国举办这届亚运会，对促进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将是潜移默化的”（新华通讯社，1990）。正如费孝通所说，“北京亚运会集中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组织程度。中国人早已不是‘一盘散沙’，而是团结一致、协调动作的东方巨龙。中国的力量是巨大的，潜力是巨大的，中国完全有条件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强国”（新华通讯社，1990）。2）有力地消除不良影响，树立国家形象。在世界体育运动史上，大型运动会的主办绝不仅仅是体育实力和竞技的展示，它是国家地位的体现、民族荣誉的展示、传统文化的显扬以及政治目标的诉求（吴潮，2006）。北京亚运会不仅有效地消除了政治风波在国际上对我国造成的不良影响，重新树立了我国的良好形象，而且，“通过‘亚运外交’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又一个建交高潮”（俞大伟等，2016）。3）积极应对危机，彰显外交智慧。在亚运会开幕前夕，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亚奥理事会主席科威特的法赫德亲王在战争中去世。海湾战争引发北京亚运会危机，一些阿拉伯国家表示，如果伊拉克参赛就抵制北京亚运会。我国通过外交斡旋，积极支持亚奥理事会推举法赫德亲王的儿子萨巴赫继任亚奥理事会主席一职，迅速中止伊拉克亚奥委会会籍，然后在开幕式上对伊拉克代表团采取模拟入场的方式进行处理，有效地应对了危机。4）为申办奥运会奠定了基础。北京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获得了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宝贵经验，也为中国申办和举办奥运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北京亚运会是我国体育外交立体化的开始，丰富了我国体育外交的内涵与形式。

二是打造升级版的“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模式。如果说1990年北京亚运会是“主场赛事”外交的亚洲版，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是“主场赛事”外交的世界版，是我国体育外交一个新的里程碑。140多位外国领导人出席奥运会、残奥会，是立体式体育外交的典范。从政府到民间，从经济到政治，从体育成绩到国家形象，北京奥运会准确地把握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变化。它的举办规模、参赛人数以及来华各国元首人数，在奥运史上都是空前的，全世界近1/3人口观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大大改观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这不仅实现对“奥运三问”的百年期盼，更彰显了新时期我国发展道路与战略思想；不仅展现了我国竞技体育的实力，而且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可以说，“奥运会、残奥会是短暂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为我们留下了团结、友谊、合作的精神财富，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也使中国进一步了解世界，我们为共同收获这些精神财富而自豪”（吴成良，2008）。更重要的是，北京奥运会是一次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活动，是世界文明交流的平台，“人文奥运”促成我国“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战略思想的生成。我国通过奥运会向世界明确表示：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增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战略互信，表达中国“和谐世界”发展理念，是我国体育外交从物质到制度的再次突破，彰显了我国发展新理念。

2.3 公共外交时期（2009—2012年）
2009年后，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越来越成为我们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开拓领域。中国体育外交也由此进入新的时期。我国提出建立公共外交机制战略目标，一方面是汲取了美国“911”事件教训的外交战略调整；另一方面是通过体育外交“释疑解惑”功效，应对国际上不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避免主观化、空泛化、表面化的新闻报道。

我国体育外交也开始向公共外交战略转型。体育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与路径，不仅通过多元化的体育外交向世界展示中国“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和平文化与“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而且积极拓展了体育外交新领域。

首先，打造新型大国体育外交。一是体育作为中美人文交流重要项目，2010年5月25日，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北京正式建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成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领域一次全新的高层磋商会议。第五轮和第六轮高层对话分别达成104项和119项具体成果，涵盖教育、科学、文化、青年、妇女、体育和卫生领域，使得民间外交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在全方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建民等，2016）。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中国75所高校接待来访美国学者1.2万人，召开中美学术研讨会217次，中美民间交流已经覆盖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妇女、青年、地方交流等领域。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七大领域158项成果清单中，体育领域就有31项之多，还有多项体育与其他领域交叉融合的项目。二是我国通过民间体育赛事作为“先行官”，打造新型中俄民间体育交流方式，通过“龙江丝路带，体育先行”发展战略，建立了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区域间体育交流合作框架，通过创新融合体育与健康、教育、文化、旅游等多个领域的项目，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多行业参与的对外交流机制。中俄体育交流形成“品牌化”“全面化”与“多元化”发展趋势，并且设想通过辐射日本、韩国、朝鲜等周边国家，打造新型周边体育外交新局面。“黑龙江体育外交模式”已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型体育外交”。

其次，打造中国特色的形象型体育外交。优秀运动员通过体育赛事中的优异表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力。通过中国优秀运动员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可产生与传统体育外交不同之功效。2011年1月17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电子显示屏同时播放《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郎平、郭晶晶、姚明、丁俊晖、邓亚萍等知名运动员先后出镜，向世界展现了谦虚、阳光和自信的中国人形象。

最后，扩大民间体育外交。传统体育外交中，大型体育赛事是体育外交的主渠道，通过大型体育赛事来展现国家实力，树立国家形象，传播国家文化。在公共外交时期，民间体育外交作用开始凸显，成为对外展示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体育外交彰显了我国政治文明与社会现状，民族团结、人权问题、妇女儿童权利等体育外交的新目标与新功效，都是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通过民间体育外交得以实现的。它不仅弥补了赛事外交的“短板”，同时也全面提升了我国体育外交的影响力与覆盖面。

公共外交时期，我国体育外交形态与主体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我国民间体育的蓬勃发展，民间体育成为我国体育外交一条重要路径。实践也证明，民间体育外交凭借“接地气”的优势，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方式，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新路径。

2.4 “全面引领”时期（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交总体战略从“有所作为”向“奋发有为”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抓住新时期体育外交的特征与功能，对我国体育外交战略、方式与方法全面“升级”，注入新概念新思想新举措，使得体育外交重新“回到”我国外交系统枢纽，成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体育外交的巧用与实用，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传统智慧和时代内涵的体育外交战略新思路，实现了从推动发展大国体育对话关系到营造良好的周边关系，从体育赛事“搭建舞台”到体育领域全面合作，再到构建体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战略，推动了我国体育外交实现跨越式发展。

一是打造中国特色体育外交新理念与新方式。在体育外交方式改革与创新上，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体育外交历史经验为底蕴，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中国特色体育外交。具体有：1）创新全景式体育外交。2014年年初，习近平以参加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为契机，将国家元首外交首访定位为全景式体育外交，不仅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境外举行的大型体育赛事之先河，也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元首外交新模式。这两个“开创”充分凸显体育外交的新思路、新模式——全景式体育外交。它既继承了我国体育外交历史传统，又实现了新的突破。习近平主席创新性地利用索契“客场”，在冬奥会期间，分别会见了捷克、希腊、阿富汗、克罗地亚等国总统与联合国秘书长，同时利用各种场合，与40多位国家（地区）领导人及国际体育组织负责人进行交谈，加深了有关国家与国际组织对我国的深入了解，促进友好合作。同时，索契奥运会“客场”一系列外交活动，探索性地将元首外交与体育赛事相结合，形成体育式“点穴”外交方式。2）创新体育元素融入元首外交的新方式。习近平主席无论是出访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体育内容的安排，体育已经成为中国元首外交“新常态”。

二是创建体育式国家合作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丰富了体育作为“先行官”的力度与形式，以“运动会”为着力点拓展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中都强调了加强体育领域的合作；2017年、2018年通过元首外交，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着力点，与芬兰、挪威、瑞士等国家在冬季项目、冬季奥运会筹办、青少年运动员培养等诸多方面展开积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消解历史隔阂，也打开了与芬兰、挪威、瑞士等国家全面合作的大门，如创立2019年“中芬冬季运动年”。2018年，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强调以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和巴黎2024年夏季奥运会为契机，深化两国体育合作。2018年，体育成为上海合作组织、金砖五国、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合作项目和平台。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体育成为中意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项目。2019年4月，体育成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成为搭建“16＋1合作”的务实平台。

三是构建体育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国际社会秩序与治理困境，我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强调世界各国“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共生”效应，应摒弃强调绝对“优先”“第一”的利己行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谋求共同合作发展。习近平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情怀，凸显了我国体育外交价值与理念的转型。2017年，在习近平倡导下，创立了“金砖国家”运动会，正如习近平指出：“‘金砖国家’运动会目标是推动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合作取得新成果，为金砖国家合作夯实民意基础”（肖亚卓，2017）。2018年8月，体育作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和双边合作，促进文化互鉴、民心相通重要领域。同一时期，由我国倡导的合作方案中，体育成为金砖五国人文交流合作重要项目。2018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体育成为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带，成为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

历史上，我国创立了体育作为国家总体外交“先行官”“轻骑兵”理论，今天，体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行动者，成为中国全球治理智慧与中国和平理念的传播者、引领者。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历史经验
追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的历程，不仅是书写体育外交窒碍难行的历程与丰硕成果，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梳理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历史脉络以及砥砺前行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3.1 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外交战略
从1952年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无论是1958年退出奥林匹克组织机构，还是参与组织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我国体育外交始终将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工作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来，从参加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第13届冬季奥运会到抵制同年第22届夏季莫斯科奥运会，从实施“奥运争光计划”到积极主办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国体育外交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中不断拓展新领域。从“赛事”外交到公共外交，从“平面型”双边到“立体型”多边，从树立国际形象到彰显政治文明，我国体育外交始终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改革体制机制，与时俱进，提升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全方位升级，积极探路，全面引领，开创了服务国家外交新局面，为实现国家总体外交战略作出了积极贡献。

3.2 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
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国体育外交的实践历程也证明了，只有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好、到得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提出了“外交中国化”目标，体育外交从初期的“一边倒”到“独立自主”，从“退出”国际奥委会机构到开辟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新领域，从“乒乓外交”到“奥运模式”，一直努力探索中国特色体育外交之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成果也印证了只有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之路才能全面发挥体育外交功效，凸显出体育外交价值。从“奥运模式”到奥运外交，从“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到体育公共外交，再到构建“全面引领”的体育外交体系，我国体育外交始终走“中国道路”：面对逆全球化现象，没有推卸责任与担当，积极支持奥林匹克运动发展，通过体育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习近平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我国体育外交也是如此，没有简单套用外交模板，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翻版”，“奥运模式”亦非“乒乓外交”的再版，更没有定于一尊。事实证明，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是一条宝贵的实践经验。中国体育外交经历了从“实用主义”“关系本位”到“思想凸显”“价值引领”的提升，在实践中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体育外交之路。

3.3 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体育外交是我国总体外交战略实践的“探路灯”“先行官”。这也赋予体育外交历史使命与担当，其历史经验表明，只有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才能焕发活力。历史上，周恩来总理就曾对体育外交作出指示：“在国际体育活动方面，‘要创造新局面’，‘不要只钻一个死扣，要有新的创造’”（伍绍祖，1998）。“奥运模式”彰显了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的实践品质与中国智慧，是我国体育外交一次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如果说“乒乓外交”是国家外交战略困境的一次突破，“奥运模式”则是“乒乓外交”后对长期意识形态禁锢的突破，是对已有制度的突破。在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的基础上，体育外交实现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目标，为我国融入全球化进程打开一条开阔的快速通道。在党的领导下，体育外交呈现高度连续性和稳定性发展态势，不仅体现在保持辉煌的历史传统上，也体现在我国领导人始终坚持探索中国特色体育外交之路上。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解放思想，突破意识形态束缚，锐意兴革，适应国际社会变化，始终保持体育外交旺盛的生命力。可以说，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我国体育外交蓬勃发展的重要特征与内在动力，是成功闯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的重要经验。

3.4 凸显体育和平思想与价值
体育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真实缩影，体育领域同样存有种族主义、恐怖主义、保护主义、不平等条约、暴力活动，以及劳工与劳资等问题，且当前国际体育政策把控与“话语权”都是西方范式。此外，在西方国际治理话语中，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陷阱”，如“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不可否认，体育是人类追求和平最简单、最文明、最充满共性的社会实践，不仅拥有追求和平的辉煌历史，也在国际和平运动中迸发出强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2013年8月23日，联合国大会将每年4月6日设为“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S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国际日。可见，对体育和平维度的阐释与实践，能拓宽一个国家的和平空间与话语权。“话语与实践一起会促进形成某个实践共同体，影响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不仅仅形成表象性知识，也建构背景知识”（孙吉胜，20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外交在和平与发展背景下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打破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束缚，不断融入国际体育发展，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从“奥运模式”到1980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无不彰显中国人民始终在践行体育和平思想。1986年11月6日，李先念出席“和平、合作和为了儿童的未来”环球长跑中国地区起跑仪式，接过国际长跑队传来的和平火种，标志着中国融入国际体育和平运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在更高层面开辟了一条彰显中国和平思想体育外交之路。习近平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在多次讲话中强调北京奥运会是展现中国和平形象的大舞台。2013年11月，习近平会见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赫时说，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深入人心。2014年，习近平出席索契冬季奥运会看望我国运动员时说：“你们既是运动员，也是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2014年，习近平在出席南京青年奥运会时说：“参与青奥会的每一位青少年都将成为加深了解、传播友谊、促进合作的奥运大使、和平大使、亲善大使。”2017年1月，习近平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到访国际奥委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多年来，我国体育外交始终坚持弘扬和平思想。我国成功主办了2007年上海国际特奥会，举办了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2014年第2届世界青年奥运会等多个体育盛会。2007年，我国代表在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世界》决议草案，发出“欢迎国际奥委会和联合国会员国奥委会本着奥运精神，采取具体行动促进和加强和平与和谐文化，吁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继续努力利用体育促进和平、对话及和解”的中国声音，以“和谐之旅”命名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向全世界传播和平、和谐、合作的思想。正如习近平总结我国和平发展历史经验时提出的：“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维护者，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体育和平实践彰显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思想与文化，拓宽了我国体育外交空间，夯实了我国体育软实力，有利于体育融入“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朋友圈”，有利于传播中国“和合”文化，有利于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4 进一步推进我国体育外交工作的理论思考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体育外交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是理论研究的责任与使命。正如习近平所说，把握国际形势要把握正确角色观。“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策。”这就告诉我们，通过“角色”定位、“角色”体验、“角色”比较，才能发现问题，认清自己的国际地位，科学制定政策。我国体育外交需要“角色”来发现问题，需要“角色”来厘清体育外交功效，需要“角色”来谋划发展战略。

4.1 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推进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谋划
习近平说：“40年实践证明，越是环境复杂，越要保持战略定力，把得住大局，我们要加强战略研判，谋划战略性改革。”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体育外交战略演变发现，我国体育外交战略体系“目标模糊”，缺乏系统的整体战略规划，缺乏专门性机构研究，缺乏创新方法与手段，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如果这种历史惯性得以延续，容易导致“路径依赖”，这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为我国发展营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外交发展战略目标要求相悖，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战略思维意识”“坚持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的目标存在较大差距。事实上，体育外交成为我国总体外交战略中一块明显的短板，亟待“转型升级”。

推进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研究，不仅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也是一个全局性问题，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有：1）需要树立正确大局观。“所谓正确大局观，就是不仅要看到现象和细节怎么样，而且要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体育外交战略研究不是单纯的“书斋式”演绎推理，而是需要宽广的视野，和当前国内外体育现状、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结合起来。2）需要契合我国总体外交战略。国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创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打造“上合组织”合作，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实施中非合作项目，目的是打造更加完善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促进共同发展。体育外交需要围绕打造体育式“国家合作”模式下功夫，探索创建“一带一路”体育合作模式，打造“金砖国家”体育市场，创立“上合组织”体育运动会机制，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体育节”发展与创新，创建新型的中非体育合作机制，开辟体育外交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的新模式与新路径。3）以赛事为平台搭建共享发展模式，推进体育式的国际合作。以2022年北京冬奥运为契机，打造新型国际体育合作模式，如国家体育旅游年、中国传统体育年；以2022年杭州亚运会为契机，打造周边国家合作模式，特别是“大周边”，如创建周边民族传统体育节。当前，迫切需要推进“一带一路”体育合作联盟建设，发挥体育“联通”功能，把“一带一路”国家“串联”起来。通过体育影响力宣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通过体育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为共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体育模式。4）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今国际关系中，不只是“力量的体系”与“利益的体系”，更有“价值的体系”。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成为联合国决议内容与思想，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体育内在的共生精神、和平精神、平等精神、包容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体育作为人类合作精神的典范作品，具有跨语言、跨肤色、跨地域、跨文化等特征。置身同一规则的同场竞技、“亲密接触”与“惺惺相惜”，使得体育呈现一种天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情愫，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亦因如此，如何打造“中国式”体育语言与形式，凸显交流与包容共同价值观，让世界领略到主动开放、交流互鉴、自信谦和的真实中国，是一个实践性的命题。同样，我国体育理论界应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纲领，结合我国新型国际关系中的义利观，为把世界体育建设成为一条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提供中国理念与中国方案。

4.2 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使命探索体育外交运行机制改革
当前，我国体育外交运行机制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特别是作为运行枢纽，部门之间、央地之间都存在协同与贯通问题。我国体育外交系统如何勠力同心？一是增进协同观念。国家层面的体育外交运行枢纽主要由体育总局、文化部和教育部三个部门分门别类负责，主要是从体育的特点与功能考虑，将体育外交分为3种形式和路径，再分别进行专门性实践活动，这一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体育外交运行机制、效率与3个部门的行政管理模式密切关联。虽然它较好地明确了各部门的具体职责，但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增加了跨部门融合的壁垒，缺乏有效地运行规划对接与交流。尽管国务院赋予各部级管理机构外事独立管理权，但不可否认，体育、文化、教育3种路径之间缺少合作交流，使得我国体育外交呈现出“各自为战”的现象，不利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实施。因此，加强我国体育外交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一个大课题，既需要从宏观上改革顶层设计，又需要从中观上加强协同性，从微观中处理好3个部门的系统性，防止“内耗”与“空转”。我们认为，可尝试建立一个联络与协调性机构，兼有智库功能，立足“目标规划＋项目对接＋经验交流＋资源共享＋专业提升”的互补效应，使国家体育总局、文化部、教育部3个领域中的体育外交有一个专业归口，探索建立形成协调一致、彼此支撑、灵活高效的合作运行机制，提升运营力。同时，实行差别化定位，避免体育外交项目的重复性与同质化，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方式创新、效果凸显的中国特色体育外交。

二是加强中央与地方体育外交的贯通。首先，现行地方体育外交管理机构是依照体育总局管、办分离模式而设立的，但大部分省体育局并未单独设立体育外事部门或机构，如四川省体育局、陕西省体育局、湖南省体育局等，其体育外事职能大多由办公室或人事处兼管。其次，体育外事行政管理机构部门仅设立于省、直辖市一级，市、县（区）一级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导致市、县一级的体育外交工作管理出现“无人问津”的问题。从行政区域层级理论看，面积和人口数量属于中等以上的国家，中央政府难以直接管理基层政府，因此有必要设置地方最高一级的政府。从行政管理效能看，一个国家行政区域的二层层级设置最为理想，层级过多，必然导致行政效率降低，在必要时设置三层，应为上限。由此可见，对于幅员辽阔的省级行政区域有必要设立市级地方体育外事行政管理部门，以便体育外交事务的统一管理，地方教育领域中的体育外交则由地方教育局内设机构国际交流处统一管理。调查显示，我国省市一级体育外交主动性欠缺，缺乏全国性的整体性规划，影响我国体育外交战略的整体功效。当前，我国体育外交机制需要改革与创新，不仅需要体育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完善体育外交机制，推进与落实政策性实践。从调查结果看，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层面的外交管理机构需要参与地方体育外交运行。特别是随着我国城市外交的兴起，体育成为城市外交上重要对接项目，这就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更好地发挥政府引领作用。

4.3 从社会治理思路建立民间体育外交管理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融入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体育管理部门职能优化，简政放权，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促成社会“办”体育与体育市场的蓬勃发展。特别是2012年以来，我国民间体育交流呈现“千树万树梨花开”状况，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项目、不同人群的中外体育交流生机勃勃。文献资料也表明，体育成为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说明一下，2017年12月我国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官方正式文件，将体育外交、民间外交、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统一纳入“中外人文交流”。为详细调查我国民间体育外交状况，我们通过多渠道咨询官方机构，未发现有专门性机构进行统计与管理；通过查阅各地方体育志、体育年鉴等书籍资料，也均未发现详细的民间体育外交数据，但是通过国家层面的相关协会与体育项目管理中心，从另一侧面最后调查了民间体育外交发展状况。例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它作为我国专门从事民间外交事业的全国性人民团体，在全国各省市、直辖市均拥有分会，是我国最大的民间外交组织。2019年的体育外交活动有：3月，举办首届中德足球青训建设研讨会，出席了第十五届夏季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4月，商讨中韩自行车团体协会合作，与加州长滩市政府计划合作举办国际乒乓球邀请赛；5月，主办2019年乌干达端午节龙舟赛，组织参加第28届阿巴诺国际足球赛；8月，举办第七届中国-东盟青年精英交流节，2019中国国际友好城市青少年足球邀请赛；11月，举办2019中国国际太极·瑜伽大会等等。尽管举办了如此多的民间体育对外交流活动，但是协会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体育外交管理机构，上述活动仅是全国友协近期举办或承办的部分体育外交活动，至于其他地方友好协会举办或承办的体育外交活动，更是无从统计与管控。另外，还有其他诸如友好城市、工会、青年、妇女等团体组织，也将体育作为开展对外关系工作的重要方式。同样，由教育部门主导的体育外交活动也需要完善。孔子学院作为我国对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笔者就职学校就承担孔子学院体育人才培养与外派任务，但通过调查发现，其存在体育项目设计、推广以及体育专业人才培训选拔等问题。当然，还有难以计数的各种民间体育团体、企业等自发组织的体育对外交流活动。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体育总局外联司对协会、学会开展国际交流活动通过审批进行“源头把控”，但是地方、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等仍然难以被有效监督。多方面调查结果表明，我国民间体育外交呈现一种“杂乱无章”的状态，无论是官方还是代表官方的组织，都缺少有效管理机制，表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现状。

体育外交是新时代我国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一环。《意见》明确指出：“创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改革各领域人文交流内容、形式、工作机制；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全社会开展人文交流与合作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各负其责、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基本形成。”但是我国尚无一个专门对民间体育外交进行管理或统筹的机构，致使民间体育外交进入“任性”的发展模式，不仅存在外交风险，也使得体育外交流于“形式”，既影响国家外交战略部署，也使得体育外交实际效用大打折扣。我们预测，我国民间体育“任性”发展模式，只有以爆发危机性“外交事件”，才能触发相关部门机构“亡羊补牢”式地建立管理机制，那样则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加强民间体育外交规范管理，避免民间体育外交的无序发展，需要进行系统性改革，特别是要引入社会治理发展思路。首先，促进我国体育协会实行系统性管理，特别是对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国家外交战略的活动，都需要提前介入，做好预防性措施，不能仅停留在传统的“审批”环节。其次，需要从制度上进行宏观管理，不能放任体育行业协会审批一些涉及外交活动的项目。例如，对一定规模、人数、影响的民间体育外交进行备案等，有利于政府对民间体育外交发展与活动进行预判性防范管理。再次，汲取社会治理中的科技创新思路，以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为技术基点，推动科技在体育外交领域的深度应用，建立“智能＋体育外交”技术开发模式，通过新技术对我国民间体育外交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介入。2019年国家颁布《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要求，推动管理网络化、智能化是一条重要路径与标志。最后，通过定期开展讲座、培训等方式，对民间团体或组织进行体育外交业务上的指导和帮助，促进民间体育外交有序发展，提高民间体育外交工作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为民间体育外交赋能。

4.4 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梳理国内体育外交研究成果，无论是体育外交基础理论还是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的研究都较为浅显（于思远等，2018），重要的是我国缺乏体系化的体育外交研究，国内没有体育外交的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没有关于体育外交研究的智库，近几年也鲜有举办全国性体育外交学术会议。总之，国内学界还没有将体育外交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成为独立的实体来加以研究。这说明，我国体育外交理论研究水平与实践以及发展需要处于不平衡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从构建理论体系方法与路径来看，国内缺乏对体育外交理论性、系统性、体系性的研究，而理论研究的薄弱势必影响我国体育外交决策的前瞻性与有效性。

尽管我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中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名称上的区别之说，但体育外交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存在较大差异性，即体育外交实践性强，中国特色凸显，因此，称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较为恰当。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需要把握4个着力点：1）立足中国体育外交实践和经验，秉承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与和平主义，了解中外文明与人类历史经验，通过围绕解决问题来构建能够解释和指导中国体育外交实践的理论体系。2）立足中国国情，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鲜明的中国价值取向，为解决国家总体外交中的问题和难题提供“体育外交”智慧。3）打造一个融合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一体化”和系统化的理论概括体系。我国体育外交迫切需要知识“增量”，不仅是深入专业研究的知识，更需要对当前变幻莫测的世界进行深度研究和深刻理解的知识能力。4）加强中国体育和平实践体系的研究。相较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形式的外交，体育外交以其独特的包容性，更易成为跨越种族矛盾、历史争端、民族歧视、文化差异的“和平鸽”，拨开西方持有的“文明冲突”迷雾，为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空间和平台，以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实践也证明，彰显中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传统，体育项目，能够为“战争起源于人的思想，故务必在人的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贡献中国力量。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因此，我国体育外交不能仅仅停留在“穿针引线”的交流框架中，而是需要在推进世界和平进程中书写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体育外交实践的国际话语体系。

5 结语
从学术视角对体育外交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定义、判断与分类，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观视角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体育外交历史进程，我国体育外交经历了奥运外交、“主场赛事”立体化外交、公共外交、“全面引领”4个历史时期。对不同时期体育外交呈现的特征进行分析，有利于把握历史演变过程，汲取历史经验。从“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三重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40年体育外交经验与问题，可以得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国家外交战略；走中国特色体育外交道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凸显体育和平思想与价值”4条宝贵经验，同时也存在“战略谋划、管理运行机制、民间体育外交管理、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4个问题。理论研究不能仅局限于凸显问题意识与问题梳理，更需要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我们认为，需要“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推进我国体育外交战略谋划，从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使命探索体育外交运行机制改革，从社会治理思路建立民间体育外交管理机制，构建中国特色体育外交理论体系”4个维度，把我国体育外交“抓实、抓细、抓落地”。

2019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要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一国两制’事业，构建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体育外交新战略，不仅是指导体育外交实践的重要发展思想，也是我国体育学术研究的时代重任。只有立足“转化战略与转化机制”这一体育外交理论的内核，捋清体育外交演变的脉络与趋势，才能研判好新方向，为国际合作开辟中国体育新模式、打造中国体育“朋友圈”，在解释当今中国伟大社会实践中不断提炼出新概念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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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orty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History，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History View,the Overall Situation View and the China’s Role

LIU Guihai1*，WANG Ting1，YANG Zhiguo1，LI Xuelian2

1.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2.Heilongjiang Provincial Center for Social Sports I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HeilongJiang 150090,China

Abstract: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historical,overall,role”,the research systematically combed and theoretically reflected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during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At the same time,it analyz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ports diplomacy,including its content,judgment,and classification.The study believes that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has experienced four historical periods:The“Olympic diplomacy”period,the“home game”three-dimensional diplomacy period,the public diplomacy period and the“all-round lead”period,and has formed sports diplomatic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Achievements include:Sports diplomacy defends the country’s fundamental interests,establishes an international image,enhances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and reflects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thinking;sports diplomacy is an important path and method for China to integrate into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and it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resource in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s:1)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erving the national diplomatic strategy;2)taking the road of sports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emancipating the mind and being brave in innovation;4)highlighting the peaceful thought and value of sports.At present,we need to promote sports diplomacy in four aspects:1)to promote China’s sports diplomacy strategy from the height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2)to explore the reform of the sports diplomacy operating mechanism from a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strategic mission;3)to establish folk sports diploma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management mechanism;4)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sports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reform and opening up;sports diplomacy;Chinese characteristic;olympic mode;sports peace;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