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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竞争力与“十四五” 时期提升路径
徐 娟 张梦潇
内容摘要: “十三五” 时期, 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呈现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规模双增长、 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不断优化、 多种教育服务方式并存、 学科发展齐头并进等特征。 与此同时, 国际市场占有率、 TC 指数、 RCA 指数、 学科排名等竞争力指标国际比较显示: 我国教育服务竞争力虽逐年增强,但国际竞争力水平还很弱, 顶级学科较为缺乏。 面向“十四五” 时期, 建议以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为切入点发展教育服务贸易; 发展学科高原并争取学科高峰;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发展基础上增强教育服务竞争力。
关 键 词: 教育 服务贸易 竞争力指标 国际竞争力
教育服务是一种新兴的产业形式。 发达国家中,教育服务已经成为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教育服务贸易是指国家之间以经济往来为主要目的进行的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 近年来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中的重要新兴领域, 在实践中表现为以留学生为主要标志的、 兼有教育产品进出口的一种服务贸易。
一、 “十三五” 时期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成就
“十三五” 期间,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特别是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人数增长迅猛。 2017 年, 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 亚洲最大的留学生目的国, 教育对外开放进入新格局。
(一) 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规模双增长
我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留学生源国地位。 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数据(见表1), 近15 年, 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长了5 倍, 2019 年达71 万人。 2009 年增速最高, 达21. 59%, 之后有所放缓。 2015—2019年, 我国出国留学生人数持续增长, 年均出国留学60. 97 万人, 五年累计增加36%。 同时, 更多留学生愿意选择回国发展, 回国率持续上升, 2019 年这一比例达79. 41%, 2015—2019 年累计留学归国人员240. 57 万人。
表1 2005—2019 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及增速、 留学归国人数及回国率单位: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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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年鉴》。
(二) 来华留学生规模和结构不断优化
作为中国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出口方式,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来华留学。 根据《中国教育年鉴》数据(见图1), 近20 年来华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人数增加近10 倍。 2019 年来华留学生总数达到51. 3万人, 比2015 年增加11. 5 万人。 近五年平均增速较之前有所回落, 2016 年增速最高(10. 19%), 2018年增速最低(0. 61%)。
从国别看, 亚洲始终是来华留学生比重最大的地区。 2019 年来华留学生前15 个国家, 亚洲国家占了13 个。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数据显示(见图2),2015—2018 年, 排名前六的国家始终是韩国、 美国、泰国、 印度、 俄罗斯和巴基斯坦。 来自韩国的留学生虽近两年人数有所下降, 但仍领先其他国家, 稳居第一。 美国和俄罗斯留学生人数变化不大, 分别从2015年的2. 2 万、 1. 62 万变化到2018 年的2. 1 万、 1. 92 万。泰国、 巴基斯坦、 印度留学生人数分别从2015 年的2万、 1. 57 万和1. 67 万, 增加到2018 年的2. 86 万、2. 80 万和2. 32 万。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数量增长迅猛, 高于各国平均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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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2019 年来华留学生人数统计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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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2018 年来华留学生生源国前六名
数据来源: 《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
(三) 多种教育服务方式并存
教育服务提供方式中, 留学生教育一直是最主要的, 其他方式发展相对缓慢, 但仍取得了明显进展。
1. 中外合作办学与境外办学齐头并进
“十三五” 以来, 合作办学引退机制逐步建立,通过“优进劣出”, 逐步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淘汰更新和优化升级, 切实提高合作办学质量。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督工作信息平台数据库” 统计显示, 2015 年和2020 年我国合作办学项目数分别为1660 个和1606 个, 办学机构72 家和100 家。 从合作对象看, 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是与中国合作办学数量最多的合作伙伴。 2020 年, 合作办学项目数最多的地区有江苏、 山东、 上海、 湖北和浙江, 合作办学项目数均超过100 个(见表2)。
表2 2015 年和2020 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及机构的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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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办学项目数和办学机构数为教育部审批项目和地方审批备案教育部两项加总。
数据来源: 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督工作信息平台数据库, http: / / www. crs. jsj. edu. cn/。
我国教育机构以设立海外分校或开展境外办学项目的形式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教育出口。 “十三五” 时期, 配合“一带一路” 倡议及周边外交总体战略, 积极推动学校“ 走出去”。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境外办学的最大项目是孔子学院。 《中国教育年鉴》 数据显示, 2009—2014 年我国孔子学院数量增长较快, 2015 年以后增速放缓, 其中2015—2019年间仅增加50 所。 截至2019 年年底, 我国已在15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50 所孔子学院和1129 个孔子课堂(见图3)。
2. 互联网远程教育进入主流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远程在线教育已成为教育服务贸易的新的增长点。 我国上线MOOC 已超过5000门, 总量居世界第一, 学习人数突破7000 万次。 在付费网络跨国远程教育方面, 我国与西方英语国家差距较大, 主要为外国汉语需求群体提供线上学习平台。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公布的“参与在线课程人数占各国高等教育人数比例” 数据, 12 个国家的平均比例是21. 3%, 德国比例最低(5. 5%),俄罗斯最高(近50%), 中国为17. 8% (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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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9—2019 年我国孔子学院数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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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世界高等教育远程开放教育学生占比
3. 中外教师互聘与合作规模不断增加
“十三五” 以来, 中国坚持重视引进外国智力来华工作, 引进人才重点更加聚焦于“高精尖缺” 上。2019 年国家专家局对以往各类人才专家引进项目整合为“高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 我国教师对外交流形式主要为国家公派、 自费出国培训和参加学术会议及短期工作的科研人员和教师。 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汉语教师中国志愿者计划”。 根据《中国教育年鉴》 的统计, 2010—2015 年是我国孔子学院教师快速增长期,孔子学院教师从仅4109 人急剧增至43551 人; 2015—2019 年增速有所放缓, 教师人数维持在4. 5 万至5 万人之间(见图5)。
(四) 学科发展齐头并进
1. 整体表现
学科竞争力为教育发展和对外开放提供根本支撑。 根据泰晤士大学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① THE 与ARWU、 QS、 US News 并称为世界四大大学学科排名体系。 2010 年THE 与QS 终止合作后, 独立推出THE 世界大学及学科排名, 2015 年与Elseviers 联合, 其后开始采用Scopus 数据库指标和数据。) 官网公布的数据, 2011—2020 年我国高校各学科入选THE 次数逐年增长, 2017—2020 年, 学科入选数增加近9 倍。 考虑到各国入选学科数也呈增长态势, 笔者计算了我国各学科入选次数占全球各学科入选次数比例。 近五年我国各学科蓬勃发展,占全球学科入选比例从3. 48% 快速提高至7. 7%,增长一倍以上(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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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0—2019 年孔子学院教师人数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中国教育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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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1—2020 年我国入选THE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总数及全球占比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 THE 世界大学排名官网, https: / / www. timeshighereducation. com/ world-university-rankings。
2. 分项表现
根据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官网公布的数据,如表3 所示, 从学科大类情况看, 2015—2020 年,艺术与人文学科入选数量增加7 个, 平均入选占比提高0. 42 个百分点; 社会科学类入选数量增加41 个, 平均入选占比提高0. 89 个百分点; 工程科技大类入选数量增加6 个, 平均入选占比降低1. 52 个百分点; 生物科学与医学大类入选数量增加25 个, 平均入选占比提高0. 35 个百分点; 自然科学大类入选数量增加38 个, 平均入选占比提高0. 08 个百分点。 除工程科技类平均入选占比有所下降, 其他各学科大类QS 大学学科排名入选数量和平均入选占比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各学科大类呈齐头并进发展趋势。
从不同学科情况看, 表3 对比了2015 年与2020年① 不考虑2015 年未列入的古代史、 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学科。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所统计的48 学科门类中相关数据。 2015 年我国各学科入选数量在0 ~45 区间, 其中表演、 酒店与休闲管理、 兽医学三门入选数为零。 入选数最高的前五门学科为材料科学(45)、化学(37)、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系统(33)、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32)、 电子电气工程(30); 2020 年, 入选学科数量在0~42 区间, 其中酒店与休闲管理、 兽医学入选数为零。 入选数最高的前五门学科分别是材料科学(42)、 物理学与天文学(39)、 化学(38)、 数学(37)、 电子电气工程(35), 全部为工程科技类和自然科学类学科, 说明在学科竞争力中, 此两类学科比人文社科及生命医学类学科更具竞争力。
从学科前50 名入选数来看, 相较于2015 年,2020 年学科前50 名的入选数除语言学(-1)、 化学工程(-1)、 采矿与矿物工程(-2)、 牙医学(-1)下降外, 其他学科均有所增加或不变。 最佳名次进入前10 的学科增加了环境科学和农业与林业, 同时电子电气工程最佳名次退出前10 名。 2020 年前50 位学科中以下学科位次下滑明显: 英语语言文学(-10)、语言学(-6)、 社会政策与管理(-7)、 土木与结构工程(-5)、 电子电气工程(-4)、 牙医学(-7)、药剂学与药理学(-5)、 解剖生理学(-6)、 化学(-3)。 最佳名次提升明显的学科有: 考古学(+26)、艺术设计(+12)、 历史(+18)、 哲学(+7)、 会计与金融(+7)、 社会学(+6)、 教育学(+5)、 统计与运筹学(+6)、 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7)、 农业与林业(+10)、 生物科学(+15)、 物理学与天文学(+3)、 环境科学(+13)、 地理学(+11)。
表3 2015 年与2020 年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我国入选数量、 入选占比、 前50 名数量及最佳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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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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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表示该年份未入选学科前50 名。
数据来源: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官网, https: / / www. topuniversities. com/ subject-rankings/ 2020。
二、 我国教育服务国际竞争力
(一)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一国某产品或产业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 反映该国产品或产业在世界出口市场比重。 本文中国教育服务贸易数据利用来华留学人数、 出国留学人数及留学平均费用根据当年CPI 指数推算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所得。 中国、 美国、英国、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印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如表4 所示。
发达国家一直是各国留学生首选目的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SD 服务贸易数据库统计显示,2010—2018 年间美国高等教育市场占有率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维持在18%左右, 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超强竞争力, 但从近三年趋势看,美国所占市场份额有小幅下滑。 从变化情况看, 除英国、 法国、 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市场占有率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外, 其他国家变化不大, 加拿大略有上升。 我国高等教育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比例由2010 年的1. 9%上升到2018 年的3. 05%, 已超过日本, 与其他发达国家差距不断缩小。 有一点值得注意, 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印度虽然市场占有率不足1%, 但自2010 年以来占比增长率超过30%。由此可见, 尽管以留学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规模已经有了大幅增加, 但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 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 美国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 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牢牢占据教育服务输出的领先地位。
(二) 贸易竞争力指数
贸易竞争力指数(Trade Competitive Index, TC指数) 是某国某产品进出口贸易差额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 用于分析该国某行业的国际贸易竞争力。2010—2018 年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服务贸易TC 指数如表5 所示。 澳大利亚的教育服务贸易TC指数接近于1, 具有极强竞争优势, 是典型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出口大国; 虽然英国教育服务贸易TC指数近年来略有下降, 但英国和美国的TC 指数一直非常高, 维持在0. 8 以上的水平, 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日本、 加拿大和法国教育服务贸易TC 指数在0. 4 和0. 6 间徘徊, 可见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一直是出口导向; 意大利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较弱, 但TC 指数一直大于零, 且与法国一样, 逐年下滑趋势非常明显; 韩国的TC 指数虽然为负, 但呈上升趋势, 竞争劣势有可能逐渐变弱;中国和印度的TC 指数一直为负且较为接近, 是典型的教育服务贸易进口国家, 处于国际低竞争力区间。 我国来华留学生规模虽持续扩大, 但输出规模也增长较快, TC 指数略微好转。
(三)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 指数) 为某国某产业的出口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优势, 1965 年提出后,一直被广泛地运用于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测度中。RCA 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教育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及专业化水平, 2010—2018 年我国及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服务贸易RCA 指数结果如表6 所示。 从RCA 指数看, 在教育服务出口市场上,澳大利亚遥遥领先, 各年基本保持在5. 5 以上, 显示其在教育服务方面极强的竞争优势, 但近几年RCA 值有所下降, 表明其教育服务出口能力有所削弱。 2018 年加拿大RCA 指数超过2. 5, 保持比较稳定的上升趋势, 自2015 年, 教育服务竞争力由较强转为极强。 美国和英国的RCA 指数基本在1. 1 至1. 8之间变化, 竞争力较强, 但下滑趋势也十分明显。 意大利和法国RCA 指数保持在0. 8 至1. 5 之间, 竞争力中等,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 近年来RCA 指数均有下降。 印度的教育服务RCA 指数变动幅度不大, 一直处于弱竞争力区域, 亦无明显改善特征。 相比之下, 中国、 日本、 韩国RCA 指数较为接近, 处于0. 5至1. 3 区间。 不同之处在于指数变化趋势: 中国的RCA 值从2010 年的0. 55 增加到2018 年的0. 84, 逐年增长趋势明显, 2018 年由弱竞争力升级到中等竞争力; 2018 年日本和韩国RCA 值均在0. 8 以下, 特别是日本, 竞争力削弱迹象十分明显。
表4 2010—2018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服务国际市场占有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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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教育服务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旅游项下的Education-related 子数据项, 具体包括留学生学费及生活费。
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ttp: / / data. uis. unesco. org/; UNSD 服务贸易数据库, https: / / comtrade. un. org/ data/。
表5 2010—2018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服务TC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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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ttp: / / data. uis. unesco. org/; UNSD 服务贸易数据库, https: / / comtrade. un. org/ data/ 。
表6 2010—2018 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教育服务RCA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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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http : / / data. uis. unesco. org/; UNSD 服务贸易数据库, https: / / comtrade. un. org/ data/。
(四) 学科国际竞争力排名
根据2020 年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前50 名数量,通过构建国家为单位的各学科竞争力指标① 具体算法为: 名次N 介于1 和10 之间时, 分值=10 / N1/ 4; 名次N 介于11 和25 之间时, 分值=10 / N1/ 2; 名次N 介于25 和50 之间时, 分值=10 / N。, 并计算各国得分, 排序结果如表7 所示。 学科国家竞争力排名显示, 材料科学、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位列世界第三, 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会计与金融、 现代语言、 电子电气工程、 数学学科领域进入世界前五, 竞争优势明显。 美国、 英国几乎所有学科均处在世界领军位置, 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这是由于这两个国家集中了世界绝大多数顶级名校, 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其中, 美国在几乎所有学科中均位列第一② 英国的古代史、 药剂学与药理学学科位列第一, 澳大利亚的采矿与矿物工程学科位列第一。, 英国也在众多学科位列前三。
表7 我国各学科竞争力世界排名及学科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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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位次括号中数字表示进入学科前50 位的国家总数。 “—” 表示我国对应学科未进入全球学科前50 名。
数据来源: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官网, https: / / www. topuniversities. com/ subject-rankings/ 2020 。
三、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
发展教育服务贸易, 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然而从竞争力指标看,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逆差依然巨大, 教育服务国际竞争力还处于相对劣势, 教育服务产业价值链重构风险持续加剧。
(一) 留学服务贸易逆差存在不断扩大趋势
以留学生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境外消费是国际最主要的教育服务贸易提供内容。 尽管“十三五” 以来来华留学生规模明显上升, 但出国留学人数增长更快, 导致教育服务贸易逆差, 且逆差不断扩大。作为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留学生源国, 2018 年我国留学生占全球的19. 87%, 而来华留学生人数仅占全球的9. 96%, 规模相差近一半。 中信银行颁布的《2019 出国留学蓝皮书》 数据显示, 2005—2018 年间留学赤字增长率为188%, 原因在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国民对于高质量教育产生更高需求, 而国内高质量教育供给尚需一定时间。
(二) 中国教育服务国际竞争力较弱
从深层看,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服务竞争力较弱。 如前文所示, 尽管以留学服务贸易为代表的中国教育服务贸易规模大幅提升, 但国际市场占有率仍然较低、 贸易竞争力指数一直为负、 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弱, 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牢牢占据着教育服务输出的领先地位。 此外,与英美学科差距巨大, 尽管我国学科规模优势明显,但顶级学科数量十分有限, 且优势学科仅集中于清华、 北大、 上海交大等几所高校。
(三) 逆全球化及疫情冲击下教育服务业面临价值链重构风险
近年来, 以教育服务贸易为代表的带有知识产权和软实力性质的新型服务也在走出国门, 在全球教育市场延伸产业链价值。 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和疫情影响下, 一方面会影响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及教育产业全球价值链建构; 另一方面, 在逆全球化风险面前, 我国以教育对外开放等新型服务贸易入手,也为我国教育服务提供了主动构建更高质量开放体系的机遇。
四“十四五” 时期教育服务竞争力提升的路径
(一) 以高等教育国际化为切入点,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
以发展高等教育对外开放为切入点, 能够提升我国先进制造业、 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 在逆全球化中实现有效突围。 为缩小教育服务贸易赤字, 一是积极调整和制定新的来华留学政策、 加大海外推介力度和平台搭建、 完善境外办学制度、 打造我国教育机构国际品牌效应; 二是通过优化营商环境, 制定优惠落户政策, 鼓励高素质留学生在华工作; 三是借助中国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契机, 积极推动境外办学等走出去战略, 并借助我国在“互联网+”、 移动支付和5G 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发展跨国网络课程,促进跨境教育服务贸易发展; 四是继续放宽来华留学生实习创业就业制度, 加强不同国家教育部门间合作, 畅通学历学位认证渠道。
(二) 发展学科高原、 争取学科高峰
通过对学科排名的统计分析, 进入QS 学科排名的大学数量, 目前中国稳居世界第二, 已为我国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顶尖学科较为缺乏。 我国应不断探索顶尖学科, 通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 引领一批有潜力的学科在知识生产、 人才培养方面实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突破。 发挥我国材料科学、 机械航空与制造工程、 会计与金融、 现代语言、 电子电气工程、 数学的相对优势, 保持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同时可针对“一带一路” 等发展中国家学生成本导向的留学地选择, 向其提供理工科教育和技术培训服务。
(三)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发展, 增强教育服务竞争力
提高教育服务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是提高教育服务质量与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面仍有较大差距。 一方面, 落实国家“双一流” 高校及学科建设, 持续增加教育经费及占GDP 比重, 打造高校国际化培养特色及品牌; 另一方面, 优化机制, 促进教育对外开放内涵发展。 教育部2018 年9 月专门制定《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 提出“ 以质量促发展, 以规范促管理, 实现来华留学生教育工作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面向“十四五” 教育现代化发展目标, 要树立我国教育品牌, 根据实际发展需要, 将一流大学推向世界, 形成适度规模的基础上引导教育走高质量的国际化道路, 逐步提升我国教育国际认可度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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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and the Improving Path of the “14th-Five-Year Plan”
XU Juan ZHANG Mengxiao
(Northwest Universti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3th-Five-Year Plan”, China educ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opening up.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ouble growth of the scale of studying abroad and returning to China,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of 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overseas students,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education service mod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disciplin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s such as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TC index, RCA index and discipline ranking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ducation service has been strengthened year by year,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s still very weak, and top disciplines are relatively lacking. Facing the coming “14th-Five-Year Plan”, it is suggest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opened to the outside world to develop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develop the disciplinary plateau and strive for the disciplinary peak, and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ducational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promoting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opening up.
Keywords: education; service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icator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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