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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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
——基于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郭卫军 黄繁华

[提 要] 本文通过五个维度构建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了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与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但两者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有所不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够明显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此外，FDI对制造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以及对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分别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和负向调节效应，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与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如何制定相关产业政策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经济增长质量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使用外资第二大国，并且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连续多年位居首位。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产业活动也在不断地重新布局，相关资源要素的集聚趋势也越发明显，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例如，刘世锦(2003)指出，产业集聚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范剑勇(200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集聚拉大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研究了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认为产业集聚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产生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这些研究都表明，产业集聚可以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率，在我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增速在最近几年出现了明显放缓的态势。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成为当前及今后的工作重心。不同于数量型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质量是一个复合概念，不仅关注经济效益，同时也强调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那么，产业集聚在发挥经济效益的同时，还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能否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面对这样的疑问，需要我们进行相关实证检验来确定。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内容，同时对于优化产业布局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现有文献看，鲜有学者以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为主题来开展研究，但对于产业集聚的相关影响效应已有广泛探讨。归纳起来，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等方面。

1. 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Ciccone(2002)，Beaudry & Schiffauerova(2009)等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这是因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规模效应，并通过技术外溢促进地区创新活力和降低创新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益(Martin & Ottaviano，2001)。而Henderson(2003)则认为产业集聚可能会因拥塞效应的存在对地区经济产生不利影响。Rizov et al.(2012)利用1997—2006年荷兰企业数据检验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呈负相关，同样证实了产业集聚拥塞效应的存在。Brülhart & Mathys(2008)认为产业集聚效应具有一定的动态性特征，不同产业集聚可能在同时间内分别产生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和阻碍经济增长的拥塞效应，而且这两种效应又会在不同时期导致不同的均衡状态。国内学者在上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数据也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例如，刘修岩(2009)利用2003—2006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对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认为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孙浦阳等(2013)运用2000—2008年中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产业集聚在初期因拥塞效应超过了集聚效应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但之后集聚效应会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周圣强和朱卫平(2013)采用1999—2007年中国60个工业城市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倒U型关系，即在2003年以前集聚效应超过拥塞效应，2003年之后则是拥塞效应占主导地位。范剑勇等(2014)利用1998—2007年中国通信设备、计算机与其他电子设备业的企业数据考察了产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产业的专业化集聚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

2. 产业集聚的社会效应。杨仁发(2013)研究了产业集聚对地区工资差距的影响，发现制造业集聚会显著降低地区工资水平，而服务业集聚对地区工资水平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谢露露(2015)的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不仅能够提升当地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而且还对邻近地区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袁志刚和高虹(2015)利用2003—2012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察了制造业集聚的就业效应，发现制造业就业每增加1%，将带动服务业就业上升约0.435%，并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制造业的就业乘数效应更加明显。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某个特定行业就业的增加可能会对其他行业的就业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消自身所带来的就业乘数效应(Hooker & Knetter，2001；Bondonio & Engberg，2000)。

3.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研究结论同样存在明显分歧。De Leeuw et al.(2001)、张可和豆建民(2013)、张可和汪东芳(2014)、王兵和聂欣(2016)的研究都证实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相关性，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将加剧地区环境污染程度。陈建军和胡晨光(2008)、Zeng & Zhao(2009)、李勇刚和张鹏(2013)认为产业集聚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减小“污染避难所”效应来降低环境污染，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得到一定缓解。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不确定。例如，闫逢柱等(2011)认为产业集聚在短期内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但从长期看，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杨仁发(2015)认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具有非线性关系，当产业集聚水平低于某一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导致环境恶化；当产业集聚水平高于某一门槛值时，产业集聚将使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改善。

综合来看，目前学界对该领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现有文献都是针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某一个方面的研究，很少从经济增长质量全局角度来探讨产业集聚效应。其次，已有文献仅限于对中国省级或市级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进行了构建与测度，缺乏关于国家层面经济增长质量指标评价体系的内容。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贡献：(1)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数据的可得性，构建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测算世界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2)利用国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集聚、服务业集聚分别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及其影响渠道。(3)研究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果的国家异质性。(4)考察FDI和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调节效应。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最后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一)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济增长质量是在经济数量增长基础上数量与质量的协调统一，不仅关注短期经济效果，更强调中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前景，综合表现为经济效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进步、经济结构的优化、经济稳定性的提高、社会福利分配的改善和生态环境代价的降低(任保平，2013)。本文遵循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同时借鉴随洪光等(2017)、郭卫军和黄繁华(2019)的研究，从经济增长效率(Effi)、经济增长稳定性(Stab)、经济结构优化(Stru)、社会福利(Welf)和绿色发展(Green)五个维度来构建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具体指标构成如表1所示。

表1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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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所有原始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和佩恩表(PWT 9.1)。

(二)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
本文采用熵值法测算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首先将基础指标生成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然后基于这五个维度的指数生成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

图1描绘了经过测算得到的2000—2014年全球平均及各类型国家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趋势。可以看出，OECD国家和地区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在各年度均明显高于非OECD国家和地区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全球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则位于两者之间。这说明，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发达程度，而且还表现出明显的高质量发展特征。进一步观察这三个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变动趋势，自2000年以来，全球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表现为平缓上升趋势，从1.4附近上逐步升到了1.5附近。OECD国家和地区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变化趋势较为稳定，一直维持在1.6左右。非OECD国家和地区平均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上也呈现出平稳上升态势，特别是在2006—2009年之间的变化尤为明显，从1.35左右快速上升到了1.4左右，之后又逐渐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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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趋势图

三、理论分析
(一)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理论机制
在上面，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社会福利和绿色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在此笔者用以下函数来描述经济增长质量：

Quality=F(Effi,Stab,Stru,Welf,Green)

(1)

式中，Quality为经济增长质量；Effi为经济增长效率；Stab为经济增长稳定性；Stru为经济结构优化；Welf为社会福利；Green为绿色发展。经济增长效率主要表现为投入产出比，用来评价经济效果。如果一个经济体在给定投入约束下产出越多，说明经济增长效率越高，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越高。经济增长稳定性的核心内容是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协调发展，主要目标为减少经济波动、降低失业率和稳定物价。如果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就很难带来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主要指经济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结合与数量比例关系，包括部门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等。经济结构的优化反映了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经济运行效率更高和经济发展效果更好，有利于经济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而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要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绿色发展以“绿色低碳循环”为发展理念，注重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统一。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为关键。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可以缓解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轻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依赖，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基于上述分析，经济增长质量的函数满足以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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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下来，笔者根据上文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从以下五个方面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

1.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某一产业的大量企业在地区范围内的集聚，有利于该区域内的企业共享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信息和熟练劳动力市场，获得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当大量企业在同一地区内的过度集聚超过了该地区的承载能力，就会面临土地、基础设施、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紧张，由此引发拥塞效应，导致非理性竞争和企业利润的下降，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产业集聚带来的集聚效应和拥塞效应会同时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如果集聚效应超过拥塞效应，产业集聚将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地区经济增长。

2.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稳定性。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某一行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高度集聚可以吸引更多同行业企业或同一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在本地区的进一步集聚。这会为本地区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降低地区失业率。其次，产业集聚能够产生滚雪球式的集聚效应，不断吸引相关资源要素在地区内的集聚，使自身的集聚优势逐渐得到强化，并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为地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此外，产业集聚也有可能对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造成一定负面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集中，土地、能源、劳动力资源将日益紧张，不可避免地推动租金、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带动相关生产资料价格和消费品价格的同步上涨，增加通货膨胀风险，以致对地区经济稳定性造成一定破坏。

3. 产业集聚与经济结构优化。产业集聚带来的产业集群质量决定了经济结构的优劣。首先，高质量的产业集群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在高质量产业集聚过程中，不同公司的相互交流与沟通能够碰撞出创新思维，加快知识外溢和技术传播的速度，激发区域内的创新活力，促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其次，低质量的产业集群会阻碍经济结构优化。低质量的企业或产业聚集在一起，不仅会抑制地区创新活力，还容易引发低价低质的恶性竞争，使区域内的企业陷入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局，进一步阻碍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从而延缓经济结构优化的步伐。因此，可以说，产业集聚并不必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企业和产业集群的质量。

4. 产业集聚与社会福利。产业集聚对社会福利也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产业集聚创造了大量劳动力需求，为集聚区带来了更多就业岗位，有利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当地整体生活水平。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强能够产生强大的“吸纳效应”，使更多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企业在本地区集中，这将推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使当地有能力提供更多教育、医疗、娱乐等公共服务，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在产业集聚过程中，随着各种要素资源的饱和，产业集聚的拥塞效应超过集聚效应，导致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的下降。此外，虽然产业集聚能够积聚社会资源创造更多社会财富，但无法合理分配社会财富。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强，更多社会财富将日益集中到企业主、中高层管理人员和某些专业研发人员身上，从而扩大贫富差距，造成社会福利效应的损失。

5. 产业集聚与绿色发展。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同样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首先，产业集聚拉近了相关企业间的地理距离，大大节省了交通运输时间和成本，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其次，产业集聚有助于促进技术创新和进步，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和节能减排等先进生产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应用，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能源利用结构。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也可能不利于地区绿色发展。产业集聚提高了区域范围内的生产强度和人口密度，这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地区污水排放、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程度。如果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型企业在地区内大量集聚，则会进一步加重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能源效率的损失。因此，产业集聚对绿色发展也存在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总效应取决于正反两方面影响强度的大小。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关系：

width=46,height=35,dpi=110>0， 或width=73,height=35,dpi=110

width=78,height=35,dpi=110 或width=73,height=35,dpi=110

width=78,height=35,dpi=110 或width=73,height=35,dpi=110

width=78,height=35,dpi=110 或width=73,height=35,dpi=110

width=82,height=35,dpi=110 或width=76,height=35,dpi=110

(3)

式中，Aggl表示产业集聚，将式(1)对Aggl求偏导数，从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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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合式(2)、式(3)和式(4)，可得到以下命题：

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不能确定，这取决于产业集聚程度的增强所带来的正效应与负效应之间的权衡。如果正效应之和大于负效应之和，则产业集聚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反之则会恶化经济增长质量状况。

(二)FDI、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质量关系的调节机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FDI和人力资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的两个重要因素。FDI和人力资本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质量，而产业集群的规模和质量又决定了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进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接下来笔者进一步分析FDI、人力资本究竟将如何影响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1. FDI的调节机制。产业集聚与FDI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存在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两者的这种交互作用将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产生一定影响。产业集聚可以提高地区生产效率，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产业集聚所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有助于地区内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学习与吸收，从而缩短创新周期，因此可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周材荣，2016)。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前后项关联、知名外资企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反过来又会促进地区产业集聚程度的进一步增强(Guimarães et al.，2003)。更为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知识外溢效应优化了地区产业集群质量，提升了地区产业链价值，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产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所带来的正面效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FDI也可能会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产业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集聚超过一定程度时，会面临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土地、能源的日益紧张，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受到极大制约，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随之产生，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质量造成损害。综上所述，可知FDI对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调节作用。

2. 人力资本的调节机制。人力资本由凝聚在劳动者身上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术、能力和健康素质所构成, 可以代表劳动者的质量水平(杨建芳等，2006)。而劳动者的质量又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水平，进而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产生重要影响。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具有内生互动关系，两者的交互作用将扩大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程度。一方面，人力资本是产业空间分布或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来说，人力资本是推动创新的核心要素，企业往往倾向于布局在劳动力素质和知识密集度较高的地区，以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和更多的知识外部性(范剑勇，2006)。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是人力资本集中和人力资本提升的经济载体，不仅为地区内的劳动者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同时还会吸引其他地区高素质劳动者的流入，从而形成产业与人力资本的共同集聚现象(倪进峰和李华，2017)。产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相互促进会不断增强地区产业集聚优势，提升产业集群质量和竞争力，进而扩大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面影响效应。因此，可以说人力资本水平将正向调节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质量效应。

四、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Qualityit=β0+β1Magglit+λControlit

+μi+ηt+εit

(5)

Qualityit=β0+β1Sagglit+λControlit

+μi+ηt+εit

(6)

式中，Qualityit是i地区t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Magglit为i地区t年的制造业集聚度；Sagglit为i地区t年的服务业集聚度；Controlit表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城镇化水平(Urbanit)、贸易开放水平(Tradeit)、外商直接投资(Fdiit)、人口抚养比(Popit)、政府干预程度(Govit)和人力资本水平(Humit)；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效应；ηt表示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其次，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两阶段系统GMM法，进行动态面板模型估计。笔者进一步建立如下动态回归模型：

Qualityit=β0+γQualityi,t-1+β1Magglit

+λControlit+μi+εit

(7)

Qualityit=β0+γQualityi,t-1+β1Sagglit

+λControlit+μi+εit

(8)

(二)变量和数据说明
1. 被解释变量：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Quality)以及五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分项指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Effi)、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Stab)、经济结构优化指数(Stru)、社会福利指数(Welf)和绿色发展指数(Green)。

2. 核心解释变量：产业集聚度(Aggl)。本文借鉴程大中和陈福炯(2005)、孙浦阳等(2012)、金飞和孙月平(2013)的做法，采用区位熵指标来衡量产业集聚程度，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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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式中，Eij表示i国家j产业增加值；width=41,height=29,dpi=110表示i国家所有产业增加值；width=41,height=32,dpi=110表示世界j产业增加值；width=64,height=32,dpi=110表示世界所有产业增加值。区位熵指数代表一个地区某个产业的集聚程度在所有地区中的相对水平(孙浦阳等，2012)。Agglij值越大，说明该国的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一般来说，当Agglij>1时，该国的某一产业在世界上具有集聚优势；当Agglij<1时，该国的某一产业在世界上处于劣势。可以说，区位熵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

3. 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Urban)：用各地区的城镇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用于控制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贸易开放度(Trade)：用各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与该地区GDP的比值来衡量，用于控制贸易开放水平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用各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地区GDP之比来衡量，用于控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人口抚养比(Pop)：用各地区少年儿童(14岁以下)人口抚养比与老年(65岁以上)人口抚养比之和来衡量，用于控制人口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政府干预程度(Gov)：用各地区财政支出/该地区GDP来衡量，比值越大，说明政府干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用于控制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Hum)(1)各国人力资本水平数据来源于佩恩表(PWT 9.1)中的人力资本指数。：用人均教育年限来衡量，用于控制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具体计算公式为：A×6+B×9+C×12+D×16，其中，A，B，C，D分别是指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受教育人口占6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

4. 样本介绍和数据来源。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2000—2014年82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因篇幅所限，具体国家和地区不再详细展示。此外，本文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佩恩表(PWT 9.1)和UNCTAD数据库。

五、实证分析
(一)基本回归
本文首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见表2列(1)和列(2)。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服务业集聚的系数显著为负。初步表明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增强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强将降低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笔者进一步采用两步系统GMM法进行估计。表2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的系统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带来的正效应超过了负效应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为避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笔者以两步系统GMM估计结果作为分析依据。

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这是因为城镇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通过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带动了经济增长；同时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贸易开放度和FD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原因在于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开放程度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程度所带来的好处将小于其带来的危害，经济开放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要坚持适度原则。人口抚养比的系数在模型(3)中不显著，在模型(4)中显著为正。政府干预程度的系数在模型(3)中显著为正，在模型(4)中显著为负。这意味着人口抚养比与政府干预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无法有效确定。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人力资本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是推动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任何国家要想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目标，都需要有较强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撑。

(二)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样本：剔除非洲国家样本。鉴于非洲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偏离世界平均水平，笔者剔除非洲国家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列(1)和列(2)。结果显示，与表2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相比，虽然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发生了些许变化，但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基本不变。因此，在剔除非洲国家样本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没有受到影响。

表2 基本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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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2. 改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算方法。笔者采用熵值法对各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进行了测算，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进一步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再次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进行模型估计。从表3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改变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算方法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即制造业集聚水平和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是比较稳健的。

3. 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2%双侧缩尾处理。仔细观察样本数据，发现各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异较大，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影响，笔者对原始样本数据进行2%双侧缩尾处理，并以此为基础重新进行回归。表3列(5)和列(6)的回归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本质变化。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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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受篇幅所限，报告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下表同。

(三)影响渠道检验
笔者检验了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没有解释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究竟是通过哪些渠道作用于经济增长质量。接下来，本文分别以经济增长效率(Effi)、经济增长稳定性(Stab)、经济结构优化(Stru)、社会福利(Welf)和绿色发展(Green)5个分项指标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从而考察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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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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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报告了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效率的系数不显著，社会福利的系数显著为负，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对一国社会福利产生一定抑制作用，而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制造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其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的改善。具体解释可参考理论分析部分，在此不再赘述。

表5报告了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渠道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福利的系数显著为正，经济增长稳定性和经济结构优化的系数显著为负，绿色发展的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服务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不利于一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和经济结构优化，但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和社会福利的改善。即服务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其对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福利两个方面的改善。

(四)国家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差异较大，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国家类型，以考察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国家异质性。区分不同国家类型后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其中，表6列(1)和列(2)对应的是OECD国家和地区样本，表6列(3)和列(4)对应的是非OECD国家和地区样本。

表6 国家异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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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6列(1)和列(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对于OECD国家和地区还是非OECD国家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并无本质差异，即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各类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质量均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进一步观察系数大小，发现OECD国家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系数值为0.071，明显大于非OECD国家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系数值0.024。这意味着制造业集聚对OECD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效果更强。原因可能在于，OECD国家和地区在科技、信息、资本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占据着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环节。高端制造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利润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特点，因而自身的集聚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非OECD国家和地区则是中低端制造业的聚集地，这些中低端制造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低利润的特点。因此相对于高端制造业而言，中低端制造业的集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显较低。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服务业集聚对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如表6列(2)和列(4)所示，OECD国家和地区服务业集聚的系数不显著，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效果不显著。这是因为OECD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占其GDP的比重已经非常高，进一步提高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限，甚至会因“产业空心化”而危害经济发展，降低经济增长质量。近年来，许多OECD国家和地区都开始反思过度“去工业化”的危害，纷纷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以推动制造业的回归。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服务业集聚水平并不是越高越好。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正处于工业化或者由工业化向经济服务化转变的过程中，提高服务业的集聚水平，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就业、推动绿色发展，从而显著改善了经济增长质量。

(五)调节效应检验
考虑到各国的FDI和人力资本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引入产业集聚和两者的交互项，以考察FDI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产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调节效应。因此，笔者在模型(7)和模型(8)的基础上依次引入FDI、人力资本分别和产业集聚的交互项。

1. FDI的调节效应检验。从表7可以看出，制造业集聚与FDI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FDI对制造业集聚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的调节效应为正，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加强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FDI有助于增加一国制造业的集聚程度，进一步激发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跨国公司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加速了制造业在一些国家的集聚。以中国为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依靠广阔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从而造就了经济腾飞的奇迹，经济发展速度长期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FDI有助于提升一国制造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强化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FDI的进入不仅为一国带来了更多投资和就业岗位，还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全面提升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增强该国的制造业集聚效应。

表7 FDI、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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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集聚与FDI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这可能是由于FDI的流入引发了服务业集聚的拥挤效应，从而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面影响。Henderson(1974)和Broersma & Oosterhaven(2009)的研究都表明，当一个地区的要素集聚超过了最优规模时，产业的集聚效应就会转变为拥挤效应，随之抑制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业FDI占全球FDI总量的比重不断上升，服务业FDI变动对各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逐渐增加。制造业FDI的流入也会促进与之相配套的服务业的增加。因此，FDI的不断进入将逐渐提高一个地区的服务业集聚程度。伴随着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张，要素过度集中，土地、劳动力和能源约束状况日益严重，致使产业集聚的拥挤效应超过规模效应，进而产生一定程度的非经济性。

2. 人力资本的调节效应检验。制造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的系数和服务业集聚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一国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之一(Lucas，1988)，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全面提升一国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区域内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将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的乘数效应和关联效应，从而不断扩大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另一方面，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激发人口二次红利，突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制约，不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效防止一国或地区产业集群的衰落，使区域内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效应更具持续性。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构建了国家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以此测算了世界82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并利用2000—2014年的国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一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制造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其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三个方面的改善。服务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主要来源于其对经济增长效率和社会福利两个方面的改善。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果在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存在异质性。即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增加能够明显改善非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但对OECD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影响不显著。FDI的增加能够促进制造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但会抑制服务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推动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

本文基于国际经验考察了产业集聚的多重集聚效应和综合集聚效应，验证了制造业集聚和服务业集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作用。这对于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政府部门应鼓励和引导制造业和服务业在特定地区范围内的集聚，加强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地区产业承载能力。更加注重产业集聚区的软环境建设，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真正落到实处，不断强化集聚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大教育和职业培训投入力度，充分挖掘人力资本潜能，为产业集聚驱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相匹配的人力资本数量、质量和结构。其次，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应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集聚发展。一方面，加快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集群，鼓励新技术的突破与应用和新产业、新商业模式的产生与成长，为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梯度转移，通过区域间的市场资源置换、要素流动与优势互补，优化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形成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再次，在加强产业集聚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同时，要注重对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保障社会公平与稳定。一是要调整社会财富分配体系，切实增加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二是要建立补偿与协调机制，通过财政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财富分配；三是要提升资源分配效率，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后，将产业集聚与环境管制相结合，以高质量的产业集群推动绿色发展。严格控制区域内的企业数量和质量，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引导低能耗、低污染、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企业在地区内集聚。充分发挥产业集聚的创新效应，推动清洁技术的发展和能源结构的改善，创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逐步优化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重点引进具有技术优势和环保优势的外资企业，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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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QUALITY—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82 Countries Worldwide
GUO Wei-jun1 HUANG Fan-hua2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2. Center for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dex system through five dimensions, and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dex of 82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ased on th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empirically studied.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rease i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and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country, but the channels are different. Moreover, the impact of service agglomeration o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heterogeneou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countries, that is, an increase in the degree of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non-OECD countries, but i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 In addition, FDI has a positiv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ufacturing agglom经济热点·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笔谈e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a negativ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a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while human capital level has a positive adjustment effect on the both.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how to formulate relevant industrial policie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manufacturing agglomeration;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economic growth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