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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趋势及我国应对策略
林 梦 路红艳 孙继勇
内容摘要: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发酵、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催化、部分国家生产要素成本变化、不可预期的突发疫情、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变局加速演进,呈现出链条逐步缩短、生产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数字化等趋势。从不利影响看,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将给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必须要积极应对,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产业基础能力攻关、培育具有供应链整合能力的跨国企业、加强国际供应链合作等,稳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关 键 词:全球供应链 国际分工 制造业转移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贸易保护主义搅动、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发酵、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催化、部分国家生产要素成本变化、不可预期的突发疫情、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原有的全球供应链格局正在加速调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是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全球化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全球进口额中20%的产品来自我国,其中全球90%的个人计算机、80%的空调、75%的太阳能电池板、70%的手机和63%的鞋子均产自我国。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既给我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使我国面对各种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要求我们积极应对,采取有力措施,稳固提升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
一、全球供应链格局演变及发展趋势
全球供应链(global supply chain)是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及服务等供应链各个环节,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有机链接、高效协同的经济组织形态,是国际分工不断演化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重要表现形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国和地区比较优势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加上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长距离运输、大范围通信等外部条件,加快了国际产业“梯度转移”步伐。当前,国际产业分工已经进入基于生产工序、生产流程的产品内分工新阶段,形成了以供应链效率为决定因素的高度连接的全球供应链网链格局。据统计,1993年全球中间品贸易仅占商品贸易总额的1/4,2010年这一比例达到60%。到2018年,全球中间品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经达到70%(黄奇帆,2019),多数产品的生产过程已是多国参与、共同制造。近年来,在各种内外部因素交错叠加下,全球供应链呈现出链条逐步缩短、生产本地化、区域化、碎片化、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一)“高低并行、逆向交叉”的新一轮产业转移,推动全球供应链格局呈现“多极化”发展态势
长期以来,在全球供应链格局体系中,发达国家主要承担研发、设计等高技术环节,获得高附加值。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加工、组装、分拣、包装、运输等劳动密集环节,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发达国家凭借长期积累的技术优势、资本优势,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近年来,受生产要素成本变化、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全球新一轮制造业转移正在加速推进,并呈现“高低并行、逆向交叉”的特征(见图1)。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中国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主要转出地,低端制造及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南亚、东南亚、非洲国家和地区转移。同时,日、韩等国部分竞争优势弱化、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也加速向上述国家转移。例如,由于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廉,纺织服装业正加速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往越南。2018年越南纺织服装业出口额达360多亿美元,增长率16.01%,成为位列中、印两国之后的第三大纺织服装出口国。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为解决国内产业空心化、失业率上升等深层次矛盾,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加快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频繁使用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吸引制造业“回流”。如美国大力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先后出台《鼓励制造业和就业机会回国策略》《制造业促进法案》等战略措施;德国制定《国家工业战略2030》,提出提升工业产值在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到25%,并在欧盟所占比例至20%的发展目标;英国制定制造业振兴计划,促进高端制造跃升等具体举措;法国在资金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向制造业发放2亿欧元的援助资金。此外,叠加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及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和发达国家“回流”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快。如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三菱电机、东芝机械等许多企业已经迁回日本。多数日企反映,倘若对美关税升至25%,企业将难以承受,或倒逼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选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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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高低并行、逆向交叉”趋势
总体来看,在“高低并行、逆向交叉”的新一轮产业转移影响下,原有全球供应链格局将由发达国家主导向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等多个国家或区域主导转变。根据原材料、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流向,世界正在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地区、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地区三大全球供应链中心。
(二)贸易保护和区域贸易协定重塑全球分工格局,牵引全球供应链合作由“全球模式”导向“俱乐部模式”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孤立主义趋势升温,世界经贸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由美国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大国贸易争端,在大国之间竖起关税墙、科技墙、关键产品贸易墙。在人为贸易壁垒的影响下,各国企业被迫走上原产地和出口市场多元化之路,选择一些没有受贸易壁垒影响、物流方便、区位优势突出的中小国家做出口替代。大国间的贸易争端促使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之间加速零关税、零壁垒的对等开放,全球供应链布局将呈现区域化发展倾向。同时,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受到一定冲击,最明显的变化是现有的多边贸易体制出现松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美加墨协定(USMCA)以及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L)等多个区域性自贸协定先后签署。区域自贸协定在降低商品进口关税、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区域自贸协定在内容上呈现排他性发展趋势,将从战略控制、优惠排他、规则溢出三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重大影响(王中美,2017),加速跨国公司业务回缩,导致形成相对封闭、独立的区域碎片化供应链体系。
(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市场快速崛起叠加,驱动全球供应链布局呈现“生产本地化”趋势
剑桥大学讲师芬巴尔·利夫西(Finbarr Livesey)在其所著的《从全球化到本地化:商品产地的转移和全球化的终结》中指出,技术变革、消费者偏好等正在推动全球化时代向本地化时代转变。他认为,一方面3D打印技术让本地化生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个性化、定制化消费趋势对供应链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更加贴近消费市场成为倾向性选择。这种生产本地化和产品定制化的趋势正在导致全球供应链格局呈现本地化的布局倾向。
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来看,2019年7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发文章指出,早在国际经贸形势深度影响全球供应链之前,全球供应链已经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工业机器人等技术的作用下变得更短、更智能、更快捷。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机器人技术等对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渗透逐步深入,将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研发方式、制造方式、贸易方式、产业组织形态。一方面,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速渗透,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供应链冗余环节大幅缩减,复杂性大大降低,上下游协同效率更高,供应链变得更短。另一方面,人机交互、新型塑材与3D打印技术相结合,为大规模定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原材料采购、零部件生产、加工制造等更为集中,供应链扁平化的态势更为明显。正因为以上因素,在上海投产的国际电动车巨头特斯拉,已将本地化供应、本地化生产作为其降低成本和快速提高产量的重要方式,其零部件本地化率已从2019年的30%逐步提升,预计到2020年年底将实现100%本地化。
同时,需求一直是拉动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关键性力量,特别是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将成为引导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截至目前,发达经济体仍是全球消费需求主要集聚地,后发国家中高端消费需求尚处于集聚培育阶段。应该看到,消费需求驱动力量转移,是未来发展的大势,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高端消费需求迅猛增长,中产阶级人口大幅增长。预计到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49亿人,其中2/3的中产阶级将汇集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国对增量的贡献率超过85%以上;到2040年,亚洲国家和地区中产阶级消费的占比将会上升到50%以上。为满足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中高端消费需求,工业消费品领域将持续加强与消费需求的互动连接。为提高市场响应速度和水平,产品研发、生产制造等诸多环节将更加贴近终端市场。同时,考虑到这些资源的可移动性较低,本地化布局将成为最佳选择,带动区域型“产销一体化”供应链进一步成长(宋紫峰,2018)。
(四)数字经济重塑企业组织形态,推动全球供应链由“跨国公司主导”向“平台型企业主导”延伸
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跨国公司是全球供应链整合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和协调各类资源,实现对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同时,通过大规模、大范围的全球供应链整合,不断提升核心能力,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推手。在数字经济时代,具有较强资源整合、集成能力的供应链平台成长极为迅速。相比传统企业组织,供应链平台突破了时空的界限,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多产业的高效协同;同时,得益于其开放程度高、可扩展能力强、运营成本更低的特点,能够协同带动上下游更多的中小企业向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方向发展。如电子商务领域的阿里、亚马逊,房屋租赁领域的爱彼迎(Airbnb),共享出行领域的滴滴打车、优步(Uber),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用电气(GE)、思爱普(SAP-Zber)等快速发展。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渗透愈发深入,供应链平台将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并成为各国发展的新焦点,越来越多的企业组织方式也将逐步向平台化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在供应链平台发展有望领先世界各国,成为利益群体的连接者与生态圈的主导者。
二、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对我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在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过程中,尽管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从原来的离岸布局转向近岸布局,有利于我国发挥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吸引跨国企业投资,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但同时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也将给我国带来诸多风险和挑战。
(一)全球供应链成本增加,削弱我国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全球供应链格局的调整,自然有全球产业转移客观规律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高举贸易保护主义大棒,通过提高关税、贸易管制等方式,人为设置贸易壁垒,直接导致全球供应链成本的增加。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到2017年,全球服装、汽车和电子产品三个行业的制造成本分别增长43%、21%和28%。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供应链成本增加将对我国企业产生直接的传导作用。一方面,关税增加直接导致原有供应链的显性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由于供应链显性成本的提高,推动企业加速调整其全球供应链布局,导致在短期调整过程中供应链隐性成本增加。在我国生产要素成本高企的当下,供应链成本的升高,将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降低我国供应链整体竞争力。
(二)制造业加速外迁,产业转移风险不容忽视
尽管当前我国产业向外转移规模不大,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规律,但在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过程中,受中美贸易摩擦、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调整等因素影响,存在部分制造业加速向外转移的风险。例如,根据2019年8月台湾《商业周刊》的统计调查,虽然苹果手机零部件供应商中47.6%集中在中国大陆,但是预计其中有28%的台商和43%的大陆企业存在向外转移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供应链向外转移可能形成“加速效应”。目前,一些国家已将疫情作为其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机遇。如果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印度等国家利用国际经贸规则及廉价劳动力优势,纷纷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采取各类优惠政策与我国争夺跨国直接投资,可能会进一步加速之前处于观望状态的部分企业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步伐。同时,叠加欧美等国实施的“再工业化”战略,其采取的部分遏制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措施,也可能使我国具有优势的一些高技术产业向发达国家“回流”。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曾引发流入美国的外资恢复增长,利用外资总额比2002年翻了两番,使其重新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
(三)发达国家实施技术封锁,重点产业面临“断供”风险
一直以来,我国奉行以市场换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式,推动产业逐步向中高端迈进。近年来,我国加大自主创新步伐,并在高铁、5G等领域跻身全球技术领先行列。但是,整体上看,电子信息产业、汽车、动力电池、航天航空领域仍然存在较多技术短板和空白。例如,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虽然华为、中兴已经跃居全球前四大通信设备厂商,但是产业基础研发能力仍有待提高,底层技术专利储备较少,核心芯片、关键元器件、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在汽车产业领域,目前,德国英飞凌包揽了全球几乎所有电动车的“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我国进口比例达到90%以上。在本轮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的过程中,大国博弈因素起到关键助推作用,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加速了全球供应链格局的调整。不容忽视的是,美方多数举措,均是针对扰乱我国产业布局施力,尽管短期内影响总体可控,但是长期来看,在不确定的中美经贸争端形势下,技术封锁、产品断供等均可能使我国重点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威胁。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以来,美国以“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为由对我国全面实施技术封锁,使我国高技术产业领域“断供”风险不断加大。一方面,2018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将现有的美国出口管制实践纳入了立法,并增加了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控制,力图严格管制涉及供应链安全和高技术范畴的出口行为。同时,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拟对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脸部识别和声纹技术等新技术领域实施出口管制,限制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技术外流。另一方面,自2018年4月对中兴采取禁售措施以来,美国通过“长臂管辖”不断将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或科研机构列入“实体管制清单”,从而限制技术出口,切断对华技术供应链。尽管中美双方已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中美贸易摩擦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美国对我国的技术封锁的局势难以根本改变。美国可能通过继续扩大对我国高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制裁范围,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或出口尖端产品设立更严格的审查和限制,对我国进行全面技术封锁。这势必切断我国技术供应链,不仅将对我国移动通信、大飞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一定的阻力,同时,也将进一步拖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破坏全球供应链格局的稳定性。
(四)全球供应链区域化调整,威胁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现阶段,全球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区域内贸易日益增多,全球贸易正由以最终品贸易为主向中间品贸易为主转变,供应链区域化布局特征日趋明显。这一趋势导致各类双边、诸边区域贸易谈判增多,对比已经达成的相关经贸协定,出现了规则标准提高以及增加排他性、限制性条款等导致我国全球供应链中断的“规则型”风险。发达国家正在试图通过主导一些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来强化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优势,成员参与方式由基于多元化的鼓励加入转变为根据主导国家需求的有条件准入,试图将我国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一是通过制定高标准规则提高区域供应链准入门槛。在协定内容上扩展到竞争、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世贸规则尚未涵盖的领域,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贸易范围,将环境保护、劳工、反腐等内容纳入协定谈判范畴,国际经贸规则逐步从关税、非关税措施等边境规则扩展到边境后规则。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相比,我国现行的经济行政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经贸规则还存在较大差距,如不能尽快适应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要求,不仅会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度建设方面失去主动权,也将面临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供应链被边缘化的风险。二是以排他性条款孤立我国供应链体系。发达国家通过直接的“非市场化经济体”额外审查的排他性条款,或以“统一标准和技术规定”等间接方式设置排他性条件,孤立我国全球供应链网络体系。例如,在《美加墨自由贸易协定》(USMCA)中,提出对与“非市场化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需要提前3个月通告其他缔约国的要求。三是设置限制性条款制约我国全球供应链参与权。部分区域贸易协定对敏感产品制定更加严格复杂的原产地规则,成为成员国对域外成员的非关税贸易保护工具。这些原产地规则对于重新界定产品如何生产以及在哪里生产将产生重要影响,促使成员国更多使用区域内材料和货物,制约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参与权。上述三种全球经贸规则区域化倾向及具体表现总结见表1。
表1 全球经贸规则区域化倾向及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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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三、应对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的对策建议
面对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对我国带来的挑战,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通过高质量推动对外投资发展和国际产能合作,提升产业协同创新能力,与战略合作伙伴建立长期稳定供应链协作关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全球价值链、全球供应链,逐步构建以我国为主的稳定、安全、高效、有弹性的全球供应链体系。
(一)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全球供应链
在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过程中,“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重构全球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要按照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要求,推动供应链全球布局,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和互利共赢的开放型全球供应链协同体系。一是推进供应链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为主体,与沿线各国加强基础设施、标准体系互联互通。加快推进陆路及海上通道建设,建立海外通道保障基地,多方向、组合式打通能源资源运输通道,促进我国与伙伴国家实现供应链合作和协同发展。二是深化沿线国家(地区)产业合作。顺应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趋势,以国际产能合作为抓手,推动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有序转移,建立健全区域合作的供应链,形成牢靠的产业分工体系。发挥我国在电子商务、智能制造、5G技术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加强与沿线国家合作,建立以我国为主导的新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三是加快“一带一路”供应链枢纽和节点布局。鼓励国内外跨国企业在上海、广州等节点城市建立总部经济基地或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鼓励国内有条件的物流、金融、跨境电商等服务企业在沿线国家进行布局,构建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供应链服务网络。
(二)发挥国内市场规模优势,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接近消费市场的趋势,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善和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供应链,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一是针对产业对外转移风险,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以领军企业为主导,鼓励企业构建供应链协同平台,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工贸易与服务贸易深度融合,同时,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重要领域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二是发挥进博会优势,创新跨境电商海外供应链合作模式,促进全球各地更多优势的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构建全球互利共享的新型供应链体系。三是推动在华外资企业与中国供应链合作伙伴协同成长,实现合作共赢,鼓励外资企业利用在华加工贸易所创造的产业链优势,积极拓展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供应链管理、营销、信息服务等高附加值领域,完善企业在华产业供应链体系。
(三)培育世界领先的跨国企业,打造高效协作的供应链体系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通过合同制造、贴牌生产、跨国采购、服务外包等方式融入全球供应链,在当前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新形势下,我国要以大型企业、平台型组织为核心培育跨国公司和跨国平台,构建以大企业为核心、上下游相关企业共同协作的高效供应链体系。一是厚植供应链核心企业,培育一批全球领先的跨国企业,支持其整合全球优质资源,优化全球供应链布局,发挥其引领作用,占领全球技术、标准、产品和服务高地。二是支持供应链平台延伸服务链条,提升全球服务本领。三是发挥中央企业、跨国民营企业等领军企业在全产业链、市场网络、国际经营等方面的核心能力,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深化与国内中小企业战略合作,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走出去”,共同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话语权。
(四)加强供应链国际合作,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
加强与国际海关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万国邮联等国际组织合作,建立有效的、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共建跨区域弹性供应链。一是继续维护以WTO规则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日韩自贸区协定、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的谈判进程,构建互利共赢的区域供应链伙伴关系。二是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协同治理,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全球治理新平台发展,积极参与G20等多边对话机制,在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全球税收论坛、巴塞尔委员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中提高话语权。
(五)建立供应链安全评估体系,提升供应链风险防控能力
供应链安全防控体系是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能否构建起科学的供应链安全评估、预警和防控体系,决定着国家供应链安全战略的成败。因此,要推动政府、行业组织和市场主体等多方力量协同整合,构建覆盖主要国家和重点产业的供应链安全风险数据库,构建全球供应链安全风险识别、评估、预警指标体系,积极开展全球供应链和产业供应链调查与评估,定期发布国别风险和产业供应链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完善供应链安全预警和安全应急处理机制,提高应对各类供应链风险动态监测、实时预报的能力。针对已经发生及潜在风险,及时启动风险预警,切实提升全球供应链风险防控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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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Global Supply Chain Pattern Adjustment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LIN Meng LU Hongyan SUN Jiyong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bstract: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rising tide of protection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the acceleration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changes in the cos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some countries,unpredictable emergencies,and natural disasters,the global supply chain pattern is undergoing subversive changes,showing the trend of gradually shortening the chain,localization of production,regionalization,fragmentation,and digitiz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erse effects,the adjustment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structure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China'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We must actively respond by stabilizing and enhancing China's advantages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hrough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basic capabilities,cultiv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ith supply chain integration capabilities,and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Keywords:global supply chain;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manufacturing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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