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动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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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动因及影响
王 蕊 潘怡辰 朱思翘

内容摘要:当前，中印关系遭遇重大危机，印度借机在经济领域出台歧视性政策，企图建立“去中国化”的本地产业链与供应链，实现对华经济脱钩。究其原因，既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与边界问题，又有战略竞争与利益冲突，还有印度经济民族主义与美国因素。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将对疫情下印度经济恢复发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造成不利影响，还将制约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团结合作。应密切关注印度对华经济政策走向，以对话合作为主基调，尽力保持中印关系在正常轨道发展，提高企业对印度合作的风险防范意识，并提升产品附加值，调整海外产业链布局，还应着力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

关键词:印度 中印关系 经济脱钩 贸易摩擦

2020年6月，中印边境地区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之印度媒体的大肆渲染，引发印度国内大规模反华浪潮。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一方面积极扩充军备，另一方面不断出台对华歧视性经济政策，对中国产品和投资进入其国内市场进行严格管控，对华经济脱钩意图明显。虽然中印双方在军事、外交等领域保持了对话和磋商，但印度在两国边境地区的活动并未停止，国内“去中国化”措施更是愈演愈烈，双边关系已跌入谷底。这将对未来中印两国经济交往产生重大影响，应予以高度关注。

一、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动因
中印互为重要邻国，拥有2000多年的交往历史，但近年来双边关系发展并不尽如人意，常常伴随一些不和谐声音。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动因既有突发事件也有长期根源，既有内部驱动也有外部诱因，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走向。

(一)边界问题与疫情影响叠加成为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导火索
由于历史原因，中印两国存在边界领土纠纷，双方于2003年建立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确立了解决边界问题的三步走战略，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印度长期推行所谓“前进政策”，不断加强对边境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导致中印边境多次发生对峙事件。而在印度民粹主义势力及媒体的大肆渲染下，很多印度民众对中国存在明显敌意，选举中各党派也常常煽动和利用民众反华情绪以达到政治目的。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印度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主要疫情中心之一，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根据印度统计和计划执行部(MOSPI)的数据，印度2020年第二季度(4-6月)国内生产总值(GDP)跌幅达到创纪录的23.9%；印度经济监测中心数据显示，8月份城市失业率达到9.8%。疫情导致的国内经济下滑以及民众收入水平下降，使印度社会动荡局面进一步加剧。因而，印度政府借“国家安全”之名实施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对华经济脱钩宣泄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对疫情形势恶化的关注，转嫁国内经济、政治和舆论危机。

(二)中印战略竞争日益激烈是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根源
中印同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既有相似的发展诉求，也存在现实和潜在的竞争与矛盾。在全球层面，印度一直有一个“大国梦”，不断追求大国地位与大国威望，期待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而由于中印、印巴矛盾以及中巴友好关系等问题，印度认为中国是其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主要障碍，是其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竞争对手。在地区层面，印度将南亚及印度洋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高度警惕和排斥外部力量的进入，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区域内国家的积极响应，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尤其是中巴经济走廊已成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这使得印度明显感觉不安，认为其在南亚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战略空间遭到挤压，将中国视为主要外部威胁。印度是中国周边唯一拒绝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大国，还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借以平衡“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总之，印度认为中国是其保障地缘战略安全、实现“大国梦”的重要挑战。

(三)经济利益冲突与贸易失衡是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核心因素
中印两国均处于经济崛起的关键期。中国在制造业及承包工程等领域实力强劲，正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印度致力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推动“印度制造”计划，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单纯从经济互补的角度来看，中印两国本可成为绝佳的合作伙伴，但由于印度的“绝对安全”理念以及长期以来的对华防范与戒备心理，常常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加之印度国内利益集团的推波助澜，导致印度政府频频以各种借口对中国产品和企业进行限制。尤其是近年来印度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规模维持高位，加剧了两国的贸易摩擦与利益冲突。根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15—2019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均超过500亿美元，占印度逆差总额的30%以上(见图1)，中国始终是印度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印度国内舆论认为，中国产品挤占了印度市场，对当地企业发展及就业造成冲击，因而在利益集团的挑动下，当地屡屡爆发抵制中国货运动。而对华贸易逆差也成为印度决定不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要因素。由于印度制造业缺乏竞争力，在与东盟、韩国、日本等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后，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如果再签署RCEP，面对制造实力强劲的中国，印度政府担心贸易失衡问题将进一步恶化，国内产业发展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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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19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及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印度商工部进出口数据库，https://commerce-app.gov.in/meidb/default.asp。

(四)贸易保护与经济民族主义是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内部驱动
印度是一个保护主义倾向较强的内需驱动型经济体，虽然莫迪总理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要扩大对外开放、促进自由贸易，但其选民基础是小农和小店主等中低收入人群，对扩大经济开放主要持反对态度。这主要是由于印度国内贫富差距较大，1%最富的人拥有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而占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仅拥有全国财富的不到5%。而由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不足，全球化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使得印度低收入者对开放避之不及。同时，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印度人民党内部也有反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的强大势力，一系列经济措施与其背后的大财阀等既得利益集团有密切关系。莫迪政府既要顾忌国内利益集团与广大中低收入选民诉求，又希望提高国际地位，成为“全球领导大国”，因而一直在保护国内经济与扩大对外开放之间“走钢丝”。由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断裂暴露出印度制造业的脆弱性，其国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持续升温，莫迪政府推出以本土制造业为内核的“自力更生”运动，提出“自立经济圈”构想，希望通过对华设置高壁垒，实现以国内产品替代“中国制造”，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五)中美博弈及全球供应链重构是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外部诱因
近年来，中美博弈竞争日趋激烈，由贸易向投资、科技、制度规则等领域全面扩散。美国借口“国家安全”对中国科技产业实施技术封锁，并不断扩充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频频向中国甩锅推责，并打出“中美脱钩牌”，积极推动美资企业“去中国化”。美国还牵头推动实施“经济繁荣网络”计划，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和越南等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试图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进一步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步伐。美国将印度视为印度洋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积极推动“印太战略”，希望印度成为平衡者，对中国形成战略牵制；而印度也将美国视为“靠山”，希望借中美脱钩之机，吸引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地产业链供应链向印度转移，以“印度制造”代替“中国制造”，实现“弯道超车”。例如，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政策，鼓励企业进行产业链供应链本地化或多元化布局，以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印度也通过划拨土地、财政补贴等方式积极吸引美欧日韩等企业投资。有消息称，富士康、纬创、和硕等苹果公司主要代工厂将扩大对印度投资，将部分中国产能转移到印度，谷歌将投资印度电信公司，诺基亚和爱立信将在印度生产制造5G网络设备。印度有望成为中美博弈及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获益者，这也是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重要动因。

二、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的影响
印度作为中国周边重要大国，其对华政策将对中印两国及周边地区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中印经贸合作水平与两国经济体量并不相称，发展潜力仍未得到有效释放。如果印度坚持对华经济脱钩政策，将对疫情下印度经济恢复发展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市场拓展造成不利影响，还将制约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团结合作，可能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印度在中国对外经贸格局中的地位有限，经济脱钩对中国的短期影响可控
中印经贸关系紧密度不足，与两国的经济体量并不匹配。贸易方面，如表1所示，中印进出口规模始终未达到千亿美元，2019年为928.1亿美元，仅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印度未能进入中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之列，位居第十二位。其中，中国对印度出口额为748.3亿美元，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左右，印度是中国第七大出口市场，但由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常常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或以各种借口进行限制；中国自印度进口额179.9亿美元，占中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不足1%，以有机化学品及矿砂、棉花等资源性产品为主，可替代性较强。投资方面，受两国政治关系敏感及印度营商环境不稳定等因素影响，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在波动，截至2019年，投资存量仅为36.1亿美元(见图2)，以制造业为主；而印度对华投资规模也非常有限，近年来实际投资额鲜少超过1亿美元。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方面，近几年中国在印度市场完成营业额约2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1%～2%；而由于印度对中国人员工作签证存在诸多限制，劳务合作不多。可见，除出口市场外，印度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地位不高。印度对华经济脱钩主要将对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一定困难，以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电信设备、太阳能组件以及原料药等为主，对中国在印度投资企业也将造成一定压力，主要集中在智能手机、家电等领域。但总体而言，短期的内影响基本可控，不会对中国整体经济造成太大冲击。

(二)印度经济对中国产品依赖性较强，经济脱钩对印度短期影响较大
中印两国经济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印度对中国产品存在较强需求。从产业发展来看，印度自身制造能力偏弱，莫迪政府力推“印度制造”计划，大力发展以电子产品为主的各项产品的本地制造，这就需要从中国进口大量关键零部件及中间产品为其提供支撑。例如，印度在原料药、光伏产品、汽车电子元件、压力传感器、喷油器、智能手机相机模块、显示屏等产品及零部件方面均对中国存在高度依赖。印度希望通过限制中国产品进口促进本地制造业发展，或以其他国家产品代替中国产品，但产业链供应链重构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此举可能会迟滞印度制造业发展步伐，至少将使其付出更多成本。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印度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对当地产业发展形成严重制约，印度政府制定了100万亿卢比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而中国凭借成熟可靠的技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承包工程领域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禁止中国企业参与项目，将使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明显上升，工期显著延长。从投融资来看，中国投资者对印度初创企业股权融资的参与度较高。据全球知名数据分析和咨询公司Global Data统计，2019年中国对印度初创企业投资额达46亿美元，24家印度独角兽企业中有17家得到中国企业支持。而印度政府对华投资限制政策已经使其初创企业受到直接影响，一些既定投资被推迟，或者不得不寻求其他地区投资者的支持。从社会消费来看，印度是“高度价格敏感市场”，尤其是在疫情对印度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创的情况下，其国内生产恢复缓慢，失业率较高，若放弃性价比更高的中国产品，将会进一步推高民众的生活成本，导致社会动荡。因而，短期内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可能会造成疫情下更大的经济困境，与印度重振经济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表1 2015—2019年中印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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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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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5—2019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情况

注:2019年年末存量数据中包含对以往历史数据的调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三)印度市场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经济脱钩可能使中国企业长期利益受损
印度经济总量已超越英法排名世界第五，虽在此次疫情中受到较大打击，但市场规模与发展潜力仍不容小觑。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6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1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将恢复到6%左右。此前，IMF也预测印度有望在5年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二大贡献国。因而长期来看，印度市场具有成长性和可培育性，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可能使中国企业丧失巨大的潜在市场。一方面，印度的投资限制措施将影响中国企业海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制约国际市场空间的拓展。例如，印度人口接近14亿，且2/3为青壮年，消费潜力巨大，是未来最庞大的智能手机市场，中国的小米、VIVO、REALME、OPPO等品牌已占据印度市场份额的七成以上。印度政府出台66亿美元的激励计划，旨在扶持国产智能手机企业，将印度打造成新的智能手机制造中心。三星电子、富士康等企业入选该计划，而中国大陆企业则全部缺席，这将影响中国手机品牌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印度以“国家安全”为名对高技术领域进行限制，将会影响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业务拓展与技术输出。例如，印度利用民族情绪高涨时机禁用中国应用程序、限制中国电信设备，一旦类似程序或其他国家产品完成替代，将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和路径依赖，中国互联网高科技企业重新进入印度市场将面临更多挑战。此外，印度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其交通、电力、能源等领域项目投标，也将对中国在印承包工程造成巨大打击，不仅阻碍相关产品、设备出口，还影响到技术、标准等软实力输出。

(四)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团结合作产生不利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全球治理中的参与度也明显提高。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建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积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并在国际场合表达发展中国家诉求，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还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提供支持。中印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将严重制约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甚至可能使其面临分裂和解体风险。此外，中印还是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机制的重要成员，印度对华经济脱钩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团结合作，迟滞发展中国家整体性崛起步伐，进而影响国际经济及政治大格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更需要团结一致，联合抗疫，共同应对全球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而印度对华歧视性政策却做出了负面示范，将成为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掣肘，还可能引发部分国家的效仿，不利于疫情后经济恢复发展。

三、对策建议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尚未解除，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而中美关系恶化导致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更加复杂，也使得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看到中美博弈下中印合作的战略价值以及印度市场的发展潜力，提高对印度重视程度，积极稳妥处理矛盾和摩擦，密切关注印度对华政策动向，提前谋划制定应对措施。

(一)以对话合作为主基调，尽力保持中印关系稳定发展
中印经济是否会脱钩主要取决于双边政治安全是否会脱轨。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双边关系不仅影响到两国及周边地区，对全球经济及国际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一段时期，印度对华政策可能呈现持续性防范与阶段性缓和的波动发展态势，战略竞争与博弈也将成为中印关系的常态，但两国在很多全球性议题上仍拥有共同利益。在后疫情时代，中印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虽不尽相同，但归根到底均需要推动经济恢复增长，提升综合国力，增强发展中国家话语权，因而两国在经贸往来、地区稳定及全球治理等领域仍存在一定合作空间。应推动印度摒弃零和博弈观念，以对话合作为主基调，加强中印各领域各层次沟通与协调，避免战略误读误判，维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可择机开展领导人级别的高层会晤，争取凝聚更多共识，为两国关系发展确定基调、指明方向。探索建立中印问题清单，明晰需要合作、对话和管控的事项，对不同事项采取不同策略。探索建立中印1.5轨对话机制，以政界、学界、商界共同参与的方式，就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交流探讨，增进相互理解。还可利用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等平台，开展对话沟通，促进中印关系在正常轨道上发展，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二)提高企业对印度经贸合作安全意识，加强风险防范
印度发展潜力较大，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被众多国际投资者看好，也是很多中国企业产品出口、海外投资以及承包工程的重要目标市场。但鉴于印度国内形势复杂、保护主义氛围浓厚以及中印关系波动，对印度经贸合作应提高安全意识，引导企业理性投资，避免盲目跟风，寻求安全与利益的平衡点。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印度对华歧视性经济政策，应予以坚决有力回应，积极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申诉，维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同时，积极帮助与印度有经贸合作的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尤其是向中小企业提供法律帮助，尽力减少企业利益损失，还应帮助企业开拓东南亚、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印度市场。对于已在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本地化水平，深度融入当地经济社会之中，增强内在联系，加大印度剥离中国经济成分的难度。还可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指导下，依托印度中国企业商会建立专门的对印经贸合作服务中心，向有意向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提供市场咨询、法律顾问、风险评估等专业服务，积极引导企业规避风险。

(三)提升产品技术附加值，增强在印度市场的不可替代性
中国产品在印度市场的可替代程度是影响印度对华经济脱钩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低端产品较容易被印度本国或他国产品顶替，而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端产品可替代性则相对较差。从近期来看，印度很难实现对华经济全面脱钩，而是会采取“选择性去中国化”策略:对于本国企业可以生产或已找到替代来源的特定产品，设置更高的贸易投资壁垒，限制中国同类产品进口或投资；对于本国无法生产或尚未找到替代来源的产品，仍不得不依赖中国。未来一段时期，印度将继续推动本地制造业发展，致力于提升电子产品、医疗设备和医药产品竞争力。虽然其目标是吸引美欧日韩等国企业，借以带动本地产业，但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其中仍有一定机会和空间。应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印度贸易结构，将出口重点逐步转向难以替代的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减少低质低附加值产品出口，降低贸易摩擦风险。同时，加大对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争取掌握更多核心专利技术，增强中国产品在印度电子、通信、汽车、机械制造等行业关键零部件领域的不可替代性，逐步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

(四)调整海外产业链布局，加大对印度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投资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企业“走出去”需求逐渐扩大。印度本可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但如果其对华经济限制措施长期存在，中国企业和产品进入印度市场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可考虑引导企业调整海外产业链布局，在印度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进行投资布点，如东盟国家、南盟国家①南盟是指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SAARC)，成员包括:孟加拉国、不丹、印度、马尔代夫、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阿富汗。以及韩国、日本等，利用自由贸易协定优惠政策进入印国内市场，绕过印度对华贸易投资壁垒。尤其是在印度大概率不签署RCEP的情况下，可结合正在推动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建设，引导企业向东盟国家投资，以东盟为平台进入印度市场。例如，可将部分面向印度市场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转移至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并加快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尽快签署中国—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将东盟作为中国对印度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还可加强与印度周边南盟国家的经贸合作，例如支持企业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投资纺织服装产业，利用其与印度较为紧密的经济联系，逐步向印度市场渗透。

(五)着力扩大内需，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加剧了逆全球化趋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对企业拓展国际发展空间造成一定影响。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以及赢得更多选票将继续对中国实施制裁，且对华强硬已成为美国国内两党共识，即使特朗普未能连任，中美关系也难以回到此前水平。而美国“去中国化”政策的长期存在，将对国际局势造成深远影响，印度等国也将跟随和效仿这一政策，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和投资进行更多限制。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仍将“带毒运行”，疫情防控水平也成为重要竞争力。当前，印度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居高不下，对其经济发展与投资环境造成较大影响。而中国作为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样板，应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为企业出口转内销提供更多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加大国内科技创新力度，以消费内循环和科技内循环为重点，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借助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积极推动向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多元化，降低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以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在加强国际风险评估、提高防范意识的前提下，继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密切与更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联系，积极拓展外部市场空间，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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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 and Impact of India’s Economic Decoupling from China

WANG Rui PAN Yichen ZHU Siqiao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bstract:At present，China-India relations are encountering a major crisis.India has taken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in the economic fields，in an attempt to establish a“de-Sinicized”local industrial chain and supply chain，so as to achieve economic decoupling from China.The reasons include not only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border issues，but also strategic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as well as India’s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factors.Under the pandemic，India’s economic decoupling from China will adversely affect the India’s economic recovery and Chinese enterprises’overseas market expansion.It will also constrain the solidarity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Clos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trend of India’s economic policy towards China，and efforts in bilateral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should be made to maintain the normal track of China-India relations’development.Chinese enterprises that have business cooperation with India should raise the awareness on risk prevention，increase product added value，adjust the layou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chains.China should also focus 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in order to promote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ual-circul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domestic economic circulation.

Keywords:India；China-India relations；economic decoupling；trade fr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