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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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进一步思考
徐清军 徐正则

内容摘要：本文评估了近期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展，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全球价值链理论和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演进情况。研究表明，出口增加值证实了我国近年来不断实现外贸转型升级,外贸对稳就业的贡献比较明显,各省区市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所差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球价值链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如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改进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关注工业4.0新技术驱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机制和机理，通过对内打造省份价值链和对外巩固区域价值链来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最后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 键 词：全球价值链 贸易增加值 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方式。支持和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我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外交行动之一。2011年年底起，商务部政策研究室联合海关总署综合统计司、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开展“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利益关系”课题研究，共同研发“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1) 详见商务部“全球价值链”子站(http://gvc.mofcom.gov.cn)。2011年10月，时任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张向晨博士倡导全球价值链研究，与海关总署、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司局负责人就启动全球价值链研究项目达成共识，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全球价值链研究、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库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并持续至今。全球价值链研究成果获得经合组织、世贸组织等认可。。2013年年初，张向晨和徐清军就国内外开展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进展情况进行了评估，试图为我国开展全球价值链研究提供借鉴意义。经过多年努力，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研究范式、理论构建、实践运用等方面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经济贸易衰退，冲击国际经贸治理格局，给全球价值链顺利运转蒙上阴影，带来较大不确定性。时隔七八年，全球价值链研究取得了哪些新成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外溢影响，有哪些全球价值链议题值得研究？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研究，推进制度型开放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本文尝试梳理全球价值链研究现状，探讨全球价值链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动向，并为此提出相关建议。

一、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最新进展
全球价值链的形式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各国不约而同重新认识市场经济规则和要素交换价值规律，重新刻画计划与市场、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调校政府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着力推进国际经贸规则实现世界经济制度创新。全球价值链是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跨国公司经营活动和技术革新的结果。与此同时，我国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历史大势，从宏观政策、产业结构和微观企业等层面推进全球价值链发展。近年来，我国一批经济学者与其他学科学者相互补位，不断求证全球价值链发展规律，从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相结合的独特视角，在全球价值链领域取得一席之地。

(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
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过程，通过生产、消费、贸易和政策等渠道，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段式生产形成冲击，进而呈现一定程度的收缩。考虑到疫情暴发的国内外时间错位及我国已率先控制住国内疫情等因素，我国短期内有留住产业链和巩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机遇。王文(2020)预判疫情变化可能产生全球大危机、区域性危机和短期风险，我国需要加强与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在贸易投资领域的政策协调，落实国内已出台的多项政策，平衡企业正常运行与疫情防控，维护我国的全球价值链领衔地位。中长期看，随着疫情不断蔓延，全球价值链进入新一轮深度重构，中低收入国家将在产业转型升级受阻、出口产品通关延误、供应链裂变三个层面遭遇压力(程实等，2020)。同时，全球价值链将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继续伸展，并伴随世界经济的深刻结构调整，这有助于我国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深度演进中赢得竞争新优势(戴翔，2020)。

1.定量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国际关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属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其对全球价值链的短期效应和中远期影响将有明显区别。纵观世界经济史和人类抗疫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尽管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但各国最终会战胜疫病并取得决定性成果，世界经济贸易将重归正轨。为此，全球价值链运行规律虽然受到非经济因素扰动可能出现短时偏离，但最终将沿着生产要素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前行。祝坤福等(2020)较早开展了疫情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研究，该研究团队发挥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集体综合优势，结合我国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亚太地区枢纽位置，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模型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定量测算，分析了疫情造成的出口产能供给不足给全球价值链造成的影响，剖析了产业链加速外移风险的因素与影响机制以及我国产业链对外转移的主要风险点。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2.前后向联系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可能重构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是中间品跨境贸易，形成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全球价值链前向联系从供给侧表示出口中间品程度，而后向联系从需求侧表示进口中间品程度。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通过各国之间的中间品出口和进口贸易渠道展开，中间品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断链”风险，通过“长鞭效应”影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从需求侧看，货物中间品进口速度和频度受到境外上游供应链“断供”影响加剧，我国部分行业面临产能失速的风险，以专业服务类为代表的上游服务投入受阻，导致我国下游货物部门生产短期内“供血不足”。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同步进行，生产配套能力短期内实现恢复，但国外需求呈现“断崖”式下降，我国货物贸易持续增长面临更大困难(张其仔等，2020)。此外，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联系的“断链”和“断需”可能引发同频共振，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构成挑战，可能会重现或加剧全球价值链“国内化”趋势，突破口在于发挥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和产业链齐全优势，加快培育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新优势，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培育国内价值链体系也是一个重要机遇(盛斌，2020)。

3.短期和中长期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2.外贸对稳就业的贡献比较明显

总体而言，以全球价值链视角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研究，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不谋而合。不同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国应对疫情不仅是大力度出台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还将政府政策资源投向了全球价值链领域，这意味着全球价值链还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二)全球价值链贸易理论与核算方法持续取得新成效
全球价值链由世贸组织倡议，本质上属于国际贸易学科范畴。全球价值链演进发展同样离不开国际贸易理论范式的解释和支撑。如何改进统计方法论和统计工具，不断细化核算中间品贸易跨境活动，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心，而中国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方法大体与国际上保持了一致(张向晨，2014)。

1.全球价值链有望成为“新新新贸易理论”

自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以来，国际贸易理论和学说层出不穷，但被看作国际贸易理论逻辑起点的“比较优势”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国家间的贸易行为。克鲁格曼等创立的“新贸易理论”分析了相似技术和资源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现象，弥补了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的困惑。梅里兹等将企业异质性引入分析框架，其创立的“新新贸易理论”使宏观层面的贸易研究与微观层面企业行为研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贸易政策的宏观效应分析有了坚实的微观基础。陈锡康等通过投入产出方法构建指数、长度等全球价值链指标，特别是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异质性，形成“新新新贸易理论”(世界银行等，2017)，开启不同社会科学学科之间大规模合作研究的前景，有助于分析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国内学者关于全球价值链与产业化、就业、区域发展、创新、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减贫、多边贸易体制、营商环境、国民经济账户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杨翠红等，2020)。

2.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经历了迭代更新的研究过程

传统的贸易数据无法区分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价值生产和分配情况，国际分段式生产的重复计算问题进一步扭曲了双边及多边贸易的不平衡状况。为正确核算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济收益及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国内学者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开发并逐步完善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大概可以分为四类，即单一企业案例分析法、通过样本企业观察所在产业法、单一国家投入产出分析法、区域或全球投入产出整体分析法。就全球价值链的广泛意义看，以投入产出模型核算贸易增加值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方向。陈锡康(1990)提出投入占用产出模型(DPN法)以来，与其他学者合作编制了中国1995年区分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创立了反映中国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核算出口对中国国内增加值和就业的拉动作用。库普曼等(2010)将国内增加值分解，并从单一国家拓展至区域或全球进行核算(KPWW法)。库普曼等(2014)提出贸易增加值的核算框架，可以识别贸易流量中的重复计算部分(KWW法)。王直等(2014)通过多个层面进一步辨析不同出口产品的异质性，将贸易流分解方法延伸至双边贸易和部门层面(WWZ法)。王直等(2017)首次将国民经济活动划分为纯国内需求、传统国际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和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提出衡量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的前向参与度和后向参与度(WWYZ法)。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不断更新为解释全球贸易投资走势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成为重要国际经济组织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势的数据助手。

(三)全球价值链下的贸易增加值核算结果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贸易增加值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指标，它与“垂直专门化”这一全球价值链早期的术语相对应，共同刻画了全球价值链的动态演进过程。自2011年起，国内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增加值含量，并推动全球价值链与贸易增加值研究工作，组织研究团队专门攻关，努力探讨以贸易增加值统计弥补传统贸易统计体系缺陷的途径(张向晨，2014)。国内研究团队不仅根据我国加工贸易占比的变化，细化表述和具体计算了进出口贸易增加值，还核算了贸易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实际占比以及创造就业水平，进而尝试测算各省区市的区域增加值及其对外开放的政策含义。

1.出口增加值证实我国近年来不断实现外贸转型升级

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需要市场主体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同于传统贸易总值统计口径，垂直专业化表示出口品中包含的进口含量，出口增加值则表示剔除了进口含量的国内生产值，它更能反映真实的贸易利得，体现国际竞争力水平。如图1所示，从出口增加值绝对额看，2010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出口增加值呈现稳步上扬态势，2016年货物和服务出口增加值为16347.4亿美元，因低于2015年而趋势线有所微降。如图2所示，从单位出口增加值看，服务贸易出口增加值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出口增加值，每千美元货物出口的增加值从2010年的605美元升至2018年的706美元，服务出口的增加值则从842美元升至89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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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2018年中国出口增加值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杨翠红，《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9年10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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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0—2018年中国每千美元出口增加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杨翠红，《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9年10月完成)。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内学者较早关注其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大多数认为全球价值链可能重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面临挑战，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至关重要。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投入占用产出等模型方法可以测算外贸拉大就业情况。稳外贸是保居民就业的重要一环。如表1所示，2010年至2018年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就业基本稳定在1亿人左右。2014年至2018年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就业1000万人以上。我国每百万美元货物贸易出口拉动国内就业从61.8人次降至40.2人次，体现出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及劳动成本提高。同时，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高于货物贸易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更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表1 2010—2018年中国货物出口拉动就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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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杨翠红，《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2019年10月完成)。

3.各省区市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有所差异

除了在一国、区域及全球层面研究全球价值链外，国内学者尝试使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研究省级贸易情况，还原各省区市的贸易真实场景。如表2所示，从贸易总值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的出口额在全国居前5位，合计占全国出口总额的68.9%，但从各省区市出口的省内贸易增加值看，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山东出口的省内增加值率分别为52.4%、51.5%、54.4%、25.1%和68.6%，而湖北、福建出口的省内增加值率分别为82.2%和73%，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和第3位。这说明各省区市出口的价值并非完全由本地创造，但多数省份创造的出口增加值占比在一半以上。

二、全球价值链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类似于历史上历次大型流行病疾病，它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还有待观察，还需要经济贸易数据序列进行验证，也有可能超越现有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从当前国内外研究进展看，有如下几个动向值得进一步跟踪。

表2 我国部分省市2019年货物出口额和2017年出口省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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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出口额”为2019年的货物出口，来自中国海关统计；“出口的省内增加值”为2017年的贸易增加值核算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李善同,《国内省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2019年10月完成)。

(一)改进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是研究重点和难点
不同于供应链的一维链式关系、产业链的二维矩阵关系，全球价值链是供应链、产业链各环节价值分布和流转的多维立体网络(曾培炎，2019)。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分别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和会议上提议采取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等举措，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实质上也是维护全球价值链正常运转。对全球价值链来说，地震、洪灾、疫情等自然灾害是偶发的外在现象，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有足够的弹性吸收这种外在冲击。即使在疫情严峻的春季，全球传统行业、线下经济出现停摆或发展滞缓，但5G技术、云服务、大数据、远程服务等数字化新业态加速全球价值链步伐，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呈现结构性非均衡发展态势。这就亟需更新全球价值链核算方法以进一步考察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

1.以企业和产品为考察对象的供应链延伸将是全球价值链案例研究法的核心

从微观层面看，企业和产品案例法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起点，引起世贸组织等各方对全球价值链现象的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医疗和个人防护产品短缺问题，再次将案例分析法推向新的高度，疫情全球蔓延与工业4.0新技术应用的叠加，促使企业和产品案例不能满足于传统的“蛇型”延伸，还应有“蜘蛛型”拓展。疫情导致经济停摆，凸显了境内外物流和分销活动的同等重要性，意味着研究者不仅仅要探究企业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还要考察产品流转的境内外环节的贸易增加值活动，这将进一步丰富微笑曲线的新内涵。预计新的案例分析将展现“微笑”、“苦笑”和“哭笑”等不同的曲线情景。

2.以产业和部门为考察对象的产业链扩展将是全球价值链量化分析的热点

从中观层面看，借助于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亚洲开发银行等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产业分类，整合我国不同年份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以及相关数据，国内学者对产业链的贸易增加值分布情况展开了不同视角的研讨，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主要发达国家对产业链安全和产业技术外溢的顾虑，凸显了各国维护产业链基本盘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通常以该产业链的前向参与指数和后向参与指数，产业链的拓扑结构连线，以及产业链的参与长度等指标显示。“新新新贸易理论”的内涵要求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企业异质性对产业链的影响，考察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和贸易优势，更多地需要从“属地”贸易增加值研究转向“属权”贸易增加值研究，从资本、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产业链研究转向知识、分销等无形生产要素境内境外双向流动的产业链研究，以利于更好地刻画产业链的真实图景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实际位置。

3.以国家、区域和全球为考察对象的价值链将可以更好地俯瞰全球价值链的演进状态

从宏观层面看，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皇冠”。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持续联合努力，确立了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国际学术界主流地位。新冠肺炎疫情不会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大趋势，但会影响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方位。这体现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下的统计编制工具和统计框架，因企业、产业和部门的同质性假设和相同的生产函数前提，难以反映一个真实的国际贸易全景。到后疫情时代，社会经济统计方法有可能迎来一个大变革的讨论。受此启示，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应先行一步，不断改进全球投入占用产出表，细化不同情形的进口强度和出口强度。这包括区分中小微企业、大企业等不同企业类型的规模经济、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出口导向和更强的进口导向，区分纯粹国内企业、外资企业和对外投资企业的贸易增加值流向，在基于基本价格(生产者视角)的贸易增加值核算基础上，进一步添加基于市场价格(消费者视角)的贸易增加值核算，使得两者相互补充，更好体现无形资产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更好反映全球价值链下贸易增加值分布的全貌，从而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更准确的政策含义。

(二)关注工业4.0新技术驱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机制和机理
工业4.0新技术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数据平台的总称，包括物联网、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等。目前的证据表明，这些新技术总体上驱动了全球价值链成长，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助推了新技术运用，并与全球价值链关联，未来的研究议题可能包括：

1.微型跨国公司可能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动力

不同于传统的跨国公司，微型跨国公司自企业设立之初即将业务拓展至国际市场。经合组织对此做了前期性研究，世贸组织也日益关注微型跨国公司现象，认为这将演变为全球贸易增长的增量。微型跨国公司是天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它可能利用工业4.0新技术，借助数字贸易以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体现国际竞争优势，有望打破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既往规律，在国际分段式生产中以新渠道新业态进行布局。微型跨国公司还可能通过知识资本创新，将非贸易品转化为贸易品，进入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催生全新的国际贸易产品和服务，进而扩展全球价值链的新内涵。

2.数据平台公司可能展现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面貌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传统“面对面”的国际生产要素流动模式，“屏对屏”的在线技术使得跨境产品和服务流动激增，云展会、远程呈现、遥控机器人等新技术降低了“面对面”成本。数据平台公司具有企业和市场的双重特征，它不仅模糊企业和市场的界限，还横跨国内外供给端和需求端，信息搜寻成本和思想传递成本大幅下降。数据平台公司改变了制度经济学中企业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的传统认知，有望实现可贸易性的服务和劳动者的跨境物理分离，从而实现全价值链演进中的“第三次松绑”。

3.“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现象可能拓展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外延

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人砸毁纺织机的做法，工业4.0新技术的促进就业效应不断释放，与新技术相关的智慧工厂、智能物流推动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增关联就业人数超过传统工厂和物流就业减少人数。因此，需要更加谨慎地分析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进而为经济全球化提供新的研究证据和成果。此外，时间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人工智能替代从事低端环节生产的劳动力，不仅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有望提高企业生产率。电子商务等新技术将不可贸易的、不支付报酬的家庭购物时间，转化为可贸易的、有薪酬的仓库快递时间，“机器人替代劳动者”现象有可能扩展全球价值链的外延空间。

(三)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两会”期间强调：“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形势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我国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球价值链有望成为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

1.对内打造省份价值链，强化国内大循环

如图3所示，以全球价值链视角看，国内大循环以“纯国内生产”为主体，国际大循环则包括“传统对外贸易”和“全球价值链贸易”。“纯国内生产”有助于构建内需体系，为全球价值链发展提供物质支撑。“传统对外贸易”是省份价值链的发展重点，可以研究各省区市间接为其他省份创造的贸易增加值，以及其他省份为该省区市间接带来的贸易利益。分析省份价值链有助于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为此，亟需研究将省际投入产出表嵌入全球投入产出表，以基本年表或延长年表为基础，通过其结构和系数，使用不同年份的海关贸易数据，对更新省份的省级贸易增加值进行核算，进一步厘清各省区市之间的生产和贸易联系，减少国内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做法，着力打通省份内及省份之间价值链的堵点，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畅通国内大循环。

2.对外巩固区域价值链，参与国际大循环

根据产品和服务跨越关境的次数，“全球价值链贸易”包括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主要体现为亚太、欧洲和北美三个区域价值链，因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传染”也将呈现区域性特征。我国在三大区域价值链中均占据重要地位，简单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活动以及复杂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参与活动均较高。从经合组织/世贸组织全球价值链数据库看，2015年美国、德国、日本制造业产量的6.5%、4.6%和6.3%来自中国的制造业直接和间接投入，而墨西哥、土耳其、韩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4.3%、5%和16.4%。三大区域价值链主要参与国制造业产量来自中国制造业投入为3.7%以上(鲍德温等，2020)，这说明我国深度参与了上述三大区域价值链。因此，为更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我国需要千方百计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联合主要国家维护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参与世贸组织改革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进而强化我国在三大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进一步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见图3)。

三、结语与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超越了不同国家、文明和制度的界限，供应链中断、产业链受阻、人员交往受限，类似“去全球化”演练，显现了全球价值链的弊端和风险，激发了各方围绕全球价值链的争论，推动全球价值链区域化、本土化、数字化等各种政策主张层出不穷。这将对国际贸易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对全球价值链研究也提出了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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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外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力抓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首要的是加强对世界经济趋势的客观研判。分析世界经济有两种方法：一是着眼于国别经济的增长周期和结构变化动态，跟踪经济总量、物价、就业、景气指数等宏观经济指标的走向，进而判断世界经济走势；二是利用全球价值链方法，分析商品、服务、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跨越流动网络结构。疫情导致各国更加关注供应链效率、产业链安全等问题，事实上已经转向了关注全球价值链发展情况。下一步，我国在未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中需要继续扮演好新角色，力争提出更多中国方案或提案，反映中国经贸利益诉求。为此，我们应使用全球价值链分析工具深入研究全球价值链新议题，包括在原有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引领全球价值链的新研究方法。结合后疫情时代国际贸易呈现的新趋势，研究区块链、物联网、3D打印等工业4.0新技术影响全球价值链的变迁规律，比如信息技术等可能缩短全球价值链，通讯技术等则可能便利全球价值链。以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内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需要将全球价值链研究与数字鸿沟、产业代际差异、资本与劳动收益异化、国际组织的政治契约与国内治理的社会契约失调等研究领域融合，这样也可以为我国推进新时代制度型开放和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提供技术和学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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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Evaluation on the Research of Global Value Chain
XU Qingjun① XU Zhengze②

(① Shanghai WTO Centre;②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bstract:This paper evaluated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including the effects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GVC, the evolution of methodology and theory of GVC and the 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Research confirmed that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been continuously upgraded in recent years, the contribution of foreign trade to stabilizing employment is relatively apparent, and there exists varying degrees of integration of the GVC by different municipalities.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further puts forward several issues worthy of note about GVC, such as improving the measurements of TiVA from the micro, meso and macro levels, focusing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GVC driven by new technology of industry 4.0, by internal establishment of provincial value chain and externally reinforcing regional value chain, to produce a new bluepri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lan. Finally, related suggestions are given.

Key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trade in value added; COVID-19 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