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逻辑与政策思路

奥鹏网院作业

以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逻辑与政策思路
夏杰长 肖 宇 孙盼盼

内容摘要：服务业开放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学术界之不争事实。本文利用国际国内数据进行横向对比后发现，世界经济的服务化，导致各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持续攀升，服务业正在成为吸纳就业和FDI的主战场。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开放度近年来虽然有所提升，但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服务业开放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而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据此，本文提出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双向开放作为主攻方向，以“二次入世”推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抓住“数字+”的积极作用，尽快形成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金融体系，以服务外包为抓手等依托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的政策思路。

关 键 词：服务业开放 转型升级 产业融合 服务贸易 服务外包

一、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这主要是由于，虽然从总量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中国已经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则是，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要远远低于中国制造，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服务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

自201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国际收支口径的中国服务贸易逆差为2611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为4253亿美元，服务贸易的逆差大大抵消了货物贸易的顺差。因此，促进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是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重要内容(曲凤杰，2006)。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宝贵经验，我们发现，加入WTO使得中国企业能够跨越更多全球价值链生产阶段(肖宇等，2019)，中国制造业“依托低端、挺进中端、遥望高端”(戴翔，2015)，逐渐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出口大国。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虽然截至2007年中国服务贸易领域入世开放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但长期以来，受制于国内认识的局限和发展阶段的需要，中国服务业相对开放度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区间(樊瑛，2012；夏杰长、肖宇，2019)。

随着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来临，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大量学者围绕该问题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姚战琪，2019)，服务业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陈明、魏作磊，2016)。这一传输渠道，主要是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形成了对制造业的正向外溢效应(姚星等，2012)。

服务业开放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学术界基本共识。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容否认的短板，即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处于全球产业竞争战略制高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与工业和农业融合度较低，国际竞争力较弱，无法对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有效支撑(夏杰长、肖宇，2019)。提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需要政府放松对服务业的发展管制(王佃凯，2011)和走扩大开放之路(来有为、陈红娜，2017)。

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出发，在梳理比较世界经济的服务化趋势和中国服务业的基础上，厘清服务业开放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之间的理论逻辑，并找到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为契机，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性路径。

二、世界经济的服务化和服务业开放度的比较
(一)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逐年提升
从全球经济结构的演进规律来看，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和变革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在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上升，正在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和趋势。

如图1所示，在2000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就超过了农业和工业总和，当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达到了60.17%，随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在2001—2008年期间，其值一直介于61%～62%区间。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其值反而再次开始攀升，达到了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当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为63.89%。大体来看，全球经济的服务化发展趋势非常明显，自2000年以来，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例持续攀升，截至2018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为65.0%，这说明全球经济的服务化，已俨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趋势。

width=687,height=269,dpi=110
图1 世界范围内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再看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对比情况，以G20各方为例。如表1所示，在人类社会进入新千年的200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72.82%，当年同期，英国的数据为65.66%，法国为66.31%，日本为65.86%，而中国的数据为39.79%，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远远低于巴西的58.25%、印度的42.73%、俄罗斯的49.72%和墨西哥的57.80%。在G20各方中，中国的数据仅仅高于印度尼西亚(当年为33.37%)，处于G20各方的倒数第二位。

表1 2000—2018年G20主要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单位：%

width=759,height=874,dpi=110
注：“—”表示数据缺失。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到了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2007年，各方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均值达到了57.32%，而同期中国的数据只有42.87%。相比之下，当年美国的数据为73.90%，英国为69.79%，法国和德国分别为69.01%和61.91%。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和韩国的数据分别为69.09%和54.42%。各方中，中国的数据仅仅高于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其分别为39.48%和34.61%。

到了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52.16%，为自2000年以来的阶段性最高峰。但同期，欧盟为66.09%，英国为71.04%，德国为61.84%，巴西为62.63%，南非为61.04%，墨西哥为60.14%，俄罗斯为54.12%，土耳其为54.26%。

这说明，中国服务业虽然一直在努力赶超，但其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甚至是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都还具有较大差距。因此，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毫无疑问应该紧密围绕服务业展开。

(二)服务业是各国吸纳就业的主阵地
这一发展趋势同样可以从就业人员的行业分布来一窥端倪。如图2所示，1991—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农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的比例持续下降，工业基本保持稳中缓增的发展态势。相比之下，服务业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员中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在1991年服务业吸纳了全球就业总人数的34.58%，到了2004年，其首次突破40%大关，当年共吸纳总就业人数的40.67%。截至2018年，服务业吸纳全球总就业人数已高达48.77%，全球经济进入名副其实的服务经济时代。

width=703,height=282,dpi=110
图2 世界范围内各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tab=all。

(三)服务业成为吸引FDI的主要方向
以中国为例，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如表2所示，2018年中国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新设企业数占比85.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为64.6%。

表2 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width=759,height=129,dpi=110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第19页。

从细分行业的对比来看，如表3所示，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来看，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而从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看，排名前五的行业分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

表3 2018年外商直接投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width=759,height=486,dpi=110
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19》第47页。

综合来看，投资于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等7个行业的新设企业数量占比达到了90%以上(其中制造业10.1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比接近88.8%(其中制造业29.78%)。

(四)国际范围内服务业开放度的最新比较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制造业已深度互联，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占据了增加值较高的研发设计等环节，而发展中国家只能依托加工生产切入全球价值链。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逆全球化”进程，但借助于现代通讯、物流等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可逆转。在这种全球分工模式下，一国或一地区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把发展壮大本国的制造业，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作为立国之本。典型的是德国“工业4.0计划”、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先进制造计划，其核心本质都是通过引领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保持自身的全球竞争优势。但有意思的是，以上三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开放水平同样非常之高。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早在2000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就达到了72.82%。而到了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却仍然只有52.16%，而同期德国和巴西的数据分别为61.84%和62.63%。

在衡量各国服务业开放度的指标测算中，经济合作组织(OECD)发布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简称“STRI”)具有较高的代表性(1)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值介于0-1之间，根据测算规则，若其在数据上越接近0，说明该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开放度越高；反之，若该数据越接近1，说明该国服务贸易就越封闭。。如表4所示，本文给出了OECD最新公布的2019年以G20为代表的部分国家细分行业STRI指数。

在现代服务业构成中，以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以居民和家庭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居民零售和互联网销售服务，居民出行服务，住宿餐饮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居民住房服务等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是满足居民和企业生活生产需要的主体。

以物流货运在2019年的限制指数为例，德国为0.170，日本为0.210，美国为0.240，以色列为0.280，同期中国的STRI指数为0.390，与印度(0.400)几乎持平，仅仅低于俄罗斯(1.000)。中国指数显著高于德国、日本和美国，甚至是南非(0.370)。再看会计服务业，在2019年，中国该行业的STRI指数高达0.730，略低于印度(0.830)和韩国(1.000)，而同期美国的STRI指数为0.160，英国为0.270，法国和德国分别为0.400和0.190，俄罗斯和南非分别为0.310和0.270。此外，就法律服务业而言，在2019年，中国法律服务的STRI指数为0.510，同期美国为0.200，英国为0.180，俄罗斯为0.240。再看电影行业，在2019年，中国的STRI指数为0.600，同期法国和德国的数据分别为0.200和0.160，英美韩印的数据分别为0.180、0.140、0.150和0.320。

在其他行业的分析中，本文重点就商业银行、保险服务和计算机服务进行比较，并重点对中美和金砖国家的STRI指数进行横向对比。同样如表4所示，就商业银行服务而言，2019年中国的STRI指数为0.390，同期美国为0.210，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为0.470，印度为0.520，俄罗斯为0.360，南非为0.320。而就保险服务而言，2019年中国的STRI指数为0.430，同期美国为0.290，在其他金砖国家内部，巴西为0.380,印度为0.570，俄罗斯和南非分别为0.380和0.190。最后，看计算机服务，2019年中美的数据分别为0.300和0.190，在其他金砖国家中，该行业数据分别为巴西0.310，印度0.380，俄罗斯0.370和南非0.230。

表4 2019年STRI服务贸易限制指数对比情况

width=759,height=434,dpi=110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86804。

结合STRI自2014年以来的数据，不难看出，虽然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度在逐年提升,在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前提下，部分行业的开放程度在金砖国家内部，已经处于相对偏上的水准,但是在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横向对比中，中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中国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
(一)服务业开放是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经验无数次雄辩地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这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艰难探索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并且明确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动开放型经济体制变革，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构建。从产业经济学视角来看，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决定指标。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服务业社会，是现代经济演进的一般规律。通常来说，发达国家以服务经济为主导，而发展中国家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在人类进入服务经济社会后，出于对生产要素和商品市场的争夺，全球形成了以部分具有较强资源配置能力的跨国企业及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的大量中小企业组成的全球价值链。在这个链条中，发展中国家通过生产制造切入全球价值链，而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研发设计、金融、物流、品牌管控等服务业领域的竞争优势，从而支撑起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际话语权(夏杰长、倪红福，2017)。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出于保护国内弱势产业的考量及风险防范的担忧，中国的服务业开放力度远远低于制造业。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羸弱、服务贸易长期逆差等问题开始集中暴露，成为目前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的最大短板。反观世界发达国家，都是通过对全球开放的服务业市场，充分调动服务所需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通过全球资本、人才和市场，提升了自己的国际竞争力(王晓红，2019)。

(二)进一步扩大双向开放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
高质量发展是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借助于自身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和广袤的国内市场，在沿海地区开办经济特区，通过“三来一补”等方式，大力发展转口贸易和加工贸易，以此来切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宝贵资金、发达国家转让的滞后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理念，使得全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市场经济理念的洗礼。但是，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这一全球分工模式不可持续的矛盾愈加激烈。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发展动能不足、国际分工“低端锁定”，中国经济走到了迫切需要深层次变革的十字路口。尤其对于服务业来说，长期以来形成的实质上的“半封闭”状态，使得国内服务业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严重匮乏，中国服务贸易连续多年巨额逆差并呈持续扩大趋势(刘奕、夏杰长，2018)。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短板，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也与中国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政策总基调不符。因此，一方面，要鼓励中国服务业企业“走出去”，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物流和商务服务业等，让这些企业去海外市场接受国际竞争的洗礼，同时也可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开拓海外市场形成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吸引国际先进的服务业企业“走进来”，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扩容“负面清单”，给予外资服务业企业国民待遇。依托国内市场的巨大体量优势，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发设计、医疗服务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不断满足企业转型升级和居民个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实现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夏杰长、姚战琪，2018)。

(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从辩证主义的角度来看，服务业的开放实际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国际市场的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和服务业内部自身对其他行业的开放，而服务业内部对其他行业的开放，主要是通过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和先进的服务理念，而诞生出的两个全新的生产组织业态：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其中，前者是指制造业企业把产业链向服务环节延伸，在该生产模式下，制造业企业从单纯提供产品和设备向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转型；而后者则是指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更多地采用柔性制造的理念，压缩客户需求和车间生产之间的传统距离，以更为高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多样性需求。产业融合实际上也是广义范围内的产业开放，从全球经验来看，无论是德国的“工业4.0”计划，还是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概念，都把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未来工业转型的重要方向。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不同产业之间的物理界限日益模糊，愈来愈多的制造业企业将服务化转型作为顺应全球产业发展趋势，获取新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尤其是对于那些涉及农业、工业等产业的多个环节，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等特点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向制造业价值链渗透等方式，将日益专业化和成熟化的人力和知识资本引入到制造业当中,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成为制造业产业转型的关键(李晓庆，2018)。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向全球消费者提供“制造+服务”的一体化方案，不仅有效弥补了制造业企业在研发设计、营销物流、品牌管理等领域的短板，有效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还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向附加值较高的全球价值链下游延伸，从而提升了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的能力，最终推动并助力中国的产业升级(肖宇等，2019)。

四、以扩大服务业开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长效机制的政策思路
(一)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双向开放作为主攻方向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较高的产业融合度，产业内部创新业态活跃，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向结构调整要动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重大举措。但是，当前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还普遍存在着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产业开放度不高、内部结构失衡等问题，突出表现在知识产权、物流运输等领域，中国长期并不断增长的服务贸易逆差。根据OECD公布的细分行业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限制指数要显著高于其他发达国家，而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等不同产业的发展体量也不在一个数量级。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钥匙是发展。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姚战琪，2018)。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特属性，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明确抓住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这一主要矛盾，并且把扩大生产性服务业的双向开放水平，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最终通过鼓励国内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到全球市场接受国际同行检验，提升自身的发展水平，夯实基本功。同时，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引入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先进企业，提高国内市场生产性服务产品的供给质量，满足国内制造业企业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

(二)以“二次入世”推动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最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就是要坚持扩大开放，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入WTO，拥抱国际规则，是广大的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助推器。经过四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从出口贸易领域的“一穷二白”，迅速跃升至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4.62万亿美元，是1978年的882倍；制造业领域实际利用外资达41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中国制造业耀眼成绩的取得，与制造业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不无关系。和服务业相比，中国制造业是开放最早，国内外市场主体竞争最为充分的领域。历史和实践都已经雄辩地证明，扩大开放是提升本国产业发展能力的基本举措之一。反观服务领域，受制于历史发展阶段的限制，出于国家安全等因素的考量，中国的服务业整体和细分行业开放水平普遍不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羸弱，无法满足制造业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对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服务产品的需求。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逆全球化”的浪潮，抛开其倒行逆施、违背国际经贸规则的言行不谈，其背后的核心本质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深度忧虑，由此开始对中国进行一系列全方位的战略打压。为了实现其霸权主义目的，其一直阻挠WTO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使得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近乎停滞。从中国的视角来说，2001年成功入世，为中国制造业打开了飞速发展的战略空间，由此获得了长达近二十年的飞速发展。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应该以“二次入世”的战略眼光，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扩容服务业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金融等领域展现更为积极的开放姿态，逐步取消外资服务业企业持股比例和经营范围的限制，吸引外资服务业企业到中国开拓市场。最终形成服务业更高水平双向开放格局，稳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三)抓住“数字+”在服务开放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是21世纪最为卓越的发明创造之一。借助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物理界限被迅速缩短，也由此诞生出了一系列新的产业业态，比如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在实体经济领域，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AI)与实体经济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形成了体量庞大且极具发展潜力的数字经济产业。在服务业领域，数字技术正在飞速地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电子政务以及各种依托于数字技术而诞生的细分生产和生活服务产品供给平台。在制造业领域，“互联网+”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不仅大大改善了企业生产的效率，提高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通过使用新兴数字技术，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最终在无形之中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目标的实现(夏杰长、肖宇，2019)。在数字时代，服务贸易的传统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变化，贸易形式不再拘泥于跨境交付、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和境外消费四种形式，也由此诞生出来一种全新的业态——数字贸易。数字贸易兴起的直接原因在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根本原因是技术创新引发的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度变革；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是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促进经济增长和商业版图重构的重要途径；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的重要手段(夏杰长，2018)。从世界发达国家的产业动向来看，其无一例外都把发展数字贸易及国内规则的国际化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因此，在扩大服务业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发展及国际规则的变化，积极鼓励新业态、包容数字技术与服务融合中产生的新业态，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为数字经济的国际规则制定贡献中国智慧(徐金海、周蓉蓉，2019)。

(四)尽快形成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相匹配的金融体系
要发挥好资本市场在创新创业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具体来说：一是要鼓励金融机构对于中小企业和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壮大给予资金支持，在当前中国金融市场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制下，必须改革现有银行的授信管理体制，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变革商业银行考核管理手段，形成对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企业的友好融资环境。二是要积极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形成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相互支撑、有序配合的直接融资市场环境，服务于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创业企业成长壮大。三是要大力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从行业的本质属性来看，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本身天然具有支持实体经济的内在属性，是解决资金脱实向虚和杜绝资金体内循环的有力武器。在熟悉的赛道，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机构不仅能够敏锐地识别出具有发展潜力的初创企业，还能依托自身的管理能力和行业经验，为初创企业发展壮大进行增值，是创新创业的最有力推手。四是逐步完善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以地方财政出资进行资本注入、风险补偿和奖励补助等形式，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相关政府部门也要在中小企业和担保机构开展抵押和出质的登记、确权、转让等方面提供便利。积极开发适合中小服务业企业发展壮大和创新创业企业成长的金融产品。

(五)以服务外包为抓手促进“中国服务”转型升级
中国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反映着中国经济深层次的转型升级(高凌云，2019)。全球服务业强国发展的经验显示，服务外包不仅是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衡量维度，更是服务业升级乃至整个经济转型的关键抓手。在数字经济时代，服务外包日益呈现出的智能化、数字化和跨界融合发展新趋势，使得服务外包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出口中的重要性更是日益上升。《商务部等8部门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2020〕12号)就明确指出，服务外包在实施创新驱动和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我国引进先进技术提升产业价值链层级的重要渠道。因此，在以服务业开放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打造中国服务新品牌应该是推动整个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实现路径。具体而言，主要是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的服务业外包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服务外包与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新业态成长壮大，建设形成一批数字服务集聚区，加快服务外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专业信息服务、金融、节能与环保服务、商务咨询、教育服务等等为重点，推动这些领域的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逐步构筑起生产性服务外包企业在满足本国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同时，又能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肖宇、高凌云，2018)之格局。

参考文献

[1] 曲凤杰.优化结构与协调发展——发展服务贸易与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战略措施[J].国际贸易,2006(01):28-32.

[2]肖宇,夏杰长,倪红福.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11):40-59.

[3]戴翔.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J].中国工业经济,2015(01):78-88.

[4]樊瑛.中国服务业开放度研究[J].国际贸易,2012(10):10-17.

[5]夏杰长,肖宇.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态势、存在的问题及高质量发展政策思路[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4):21-34.

[6]姚战琪.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改革,2019(01):54-63.

[7]陈明,魏作磊.中国服务业开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经济学家,2016(04):24-32.

[8]姚星,杨锦地,袁东.对外开放门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2(05):24-28.

[9]夏杰长,肖宇.以服务创新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61-71.

[10]王佃凯.市场开放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基于中国服务业市场开放的分析[J].财贸经济,2011(12):82-88.

[11]来有为,陈红娜.以扩大开放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J].管理世界,2017(05):17-27.

[12]夏杰长,倪红福.服务贸易作用的重新评估:全球价值链视角[J].财贸经济,2017(11):115-130.

[13]王晓红.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J].全球化,2019(10):45-59+134.

[14]刘奕,夏杰长.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主要任务与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2018(08):53-59.

[15]夏杰长,姚战琪.中国服务业开放40年——渐进历程、开放度评估和经验总结[J].财经问题研究,2018(04):3-14.

[16]李晓庆. 美国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及效应分析[D].河北大学,2018.

[17]姚战琪.中国服务业开放度测算及其国际竞争力分析[J].国际贸易,2018(09):48-54.

[18]夏杰长.数字贸易的缘起、国际经验与发展策略[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05):1-10.

[19] 徐金海,周蓉蓉.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发展趋势、国际经验与政策建议[J].国际贸易,2019(06):61-68.

[20]高凌云. 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19-04-22(09).

[21]肖宇,高凌云.如何建设面向全球的自贸区网络[J].开放导报,2018(02):34-38.

To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y by Expanding the Opening of Service Industry：Theoretical Logic and Policy Thinking
XIA Jiechang① XIAO Yu② SUN Panpan③

(① National Academy of Economic Strategy,CASS；② Graduate School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③ College of Tourism, 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opening 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ch has become an indisputable fact in academia. This paper use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ata to make a horizontal comparison, and finds that the service economy of the world has led to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value-added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various countries in GDP.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becoming the main battlefield for employment and FDI. The latest data shows that although the opening degree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has improved in recent years, there is still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opening up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uilding a higher level of open economy. Further expansion of two-way opening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resources configur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is, the author proposes to tak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er services and two-way opening as the main direction of attack,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service trade with “secondary accession to the WTO”, seize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 and form a financial system that matches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take service outsourcing as a starting point policy ideas,etc., and rely on the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to promote China’s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service trade; service outsourcing

[课题信息]本文是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项目“旅游产业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量化探索和空间效应”(15SKBS3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信息]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肖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孙盼盼,华侨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通讯作者：孙盼盼，电子邮箱：panpan1015@hotmail.com。

JEL Classification:F10,F13,F14

(责任编辑：余淼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