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边投资：在波动中寻求共识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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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双边投资：在波动中寻求共识与机遇
何小钢 罗 奇 冯大威
内容摘要：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双边投资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繁荣和稳定。本文以新时期为背景，研究了中美双边投资的历史走势、短期挑战和长期机遇，并对投资的行业分布和模式进行了分析。中美双边投资长期以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态势，但是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出现了重大调整，导致中国对美投资呈跳跃性下降趋势，美国对中国投资则未出现明显下降，持续保持了较高水平的增长。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通过强化磋商、构建共赢机制，双边投资仍具有较好的机遇和前景。本文据此提出了应对短期风险、促进中美投资长期健康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双边投资 贸易自由化 经贸磋商 共赢机制
一、中美投资总体趋势
中美建交40年来，双边经济贸易逐步形成互利互惠、互相依赖的格局。虽然中美经济贸易往来体量巨大，但双边直接投资规模还较小。美国荣鼎公司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之前，尽管美国对华投资均远高于同期中国对美投资，但历年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比重较低。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起步虽晚，但2009年之后开始急剧攀升。在2015年，中国对美投资高达153亿美元，而当年美国对华投资约为137亿美元，在相互投资上中国首次实现对美国的反超。此后，美国对华投资走势一直平缓，中国对美投资成为两国间FDI的主要增长点。然而，近两年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双边投资贸易发展面临40年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中国对美投资流量和存量：总量数据分析
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以及政府“走出去”战略的有效实施，我国企业逐渐加快了在国际上投资的步伐。但是，就目前看来，美国在中国对外投资中所占比重以及中国在美国引进外资中所占比重均较低。数据显示(见图1)，中国对美投资起步较晚， 2009年以后才开始快速上升。从存量上看，中国对美投资总额从2000年的不到1亿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45.4亿美元，增长幅度并不大，这一阶段中国对美投资进展缓慢；而自2009年开始，中国对美投资进入蓬勃发展时期，截至2018年，存量投资已经上升到1452亿美元。从流量上看，2009年中国对美投资额为7.03亿美元，至2016年已经达到了464.9亿美元，在这期间投资额增加65倍，年均增长率高达82%。然而，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两国贸易摩擦频发，中美双边投资不确定性显著加大。此外，出于管控非理性资本外流、防范境外投资风险的考虑，近两年来我国政府逐渐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审查力度。受以上两重因素的影响，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从2017年开始急剧下滑。截至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下降为53.9亿美元，相比于2016年总计下降411亿美元，降幅高达88.4%。由于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持续疲软。2019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对美进行了31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较2018年上半年高出5亿美元。虽略有上升，但与2013—2015年同期水平相比，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图1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荣鼎咨询网站，http：//www.us-china-fdi.com。
(二)美国对华投资流量和存量：总量数据分析
2001年，中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积极推动关税削减、产业开放以及监管改革的实施，很快引起了美国投资者的强烈反响。美国于2003年之后掀起了一轮对华投资热潮，对华投资增长速度大幅提高，投资规模空前扩大。但好景不长，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热情持续到2008年华尔街(全球)金融危机后骤然退去。此后，美国对华投资走势一路平缓，波动较小。数据显示(见图2)，从存量上看，美国对华投资总额在2003年之前增长缓慢，而自2003年开始，美国对华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投资总额由2003年的583.2亿美元一路攀升至2018年的2695.2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了10.7%。从流量上看，美国对华投资额从2002年的40.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09.4亿美元(截至目前为历史最高值)，增长了将近412%。之后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发酵，美国对华投资流量在2009年下降了一半以上，这一趋势与美国整体低迷的经济形势相符，此时大部分美国企业通过回流海外资金以应对国内巨额负债。在2010—2012年期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退去，美国企业开始恢复对华投资，投资额有显著上升的趋势。不仅如此，同一时期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对其他国家的投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为提振金融危机后国内经济日益下行而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拉动了外商对华投资的增长。自2013年开始，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一路走低，总体呈低迷态势，且目前来看这种下降趋势仍将持续。

图2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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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投资企业所有权分类分析
从投资者所有权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国有企业投资与私有企业投资。早期，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贸易中始终占据着主要地位(葛振宇，2015；屠新泉和周金凯，2016)。然而，数据显示(见图3)，2010年之前，总体上中国国有企业业对美直接投资规模都比较小，因此国有企业相比于私有企业在对美投资上的优势并不明显。而2010年以来，和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私有企业对美投资的发展更为迅速，直接投资额逐年攀升，在2012年便已实现对国有企业的反超，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从投资总额上看，2012—2018年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为1312.3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投资总额为267.1亿美元，占总投资的20.4%，而私有企业投资总额为1045.3亿美元，占比高达79.6%。从截面上看，尽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2015年高达157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约30%，但国有企业对美投资额只占总投资额的约16%，同比下降3%。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近年来中国对美投资的快速增长开始引起美国警觉，而中美之间不稳定的信任度使得美国政府对于来自中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对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动机存疑。相比其他国家、其他类型企业，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受到了更大阻碍(1)据统计，1990—2015 年期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下文简称为CFIUS)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阻挠中国有企业业在美开展的跨国并购中，国有企业占据57%，被美国怀疑“受政府控制”的私有营企业占有36%，纯粹的私有企业仅占7%。因此，美国基于政治的考虑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在对美直接投资中成为最受关注和最受阻挠的企业。，因此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赴美投资前景并不乐观。

图3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私有企业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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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投资企业所有权分类分析
与中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同，美国国有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微乎其微。这是因为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私有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导力量。数据显示(见图4)，在2000—2018年期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主体几乎全为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趋近于0。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美国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园、自来水、邮政、航天等投入大、回报慢的行业，而且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比很低，从而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因此，美国私有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走势基本与美国总体对华直接投资相同，表现为对华直接投资在2003年之后快速上升，而在2009—2018年间增速放缓，总体上保持低速增长趋势。

图4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私有企业投资与国有企业投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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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投资行业分布与投资模式
(一)中美投资行业分布
1.中国对美投资的行业分布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产业结构不断深化,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的产业分布也逐渐由过去的单一制造业为主转向多领域、多元化产业发展(孙禄，2017)。从存量上看(见图5)，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行业分布较为均衡，广泛分布于房地产、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金融和汽车服务以及消费品等行业。截至2018年，中国对美投资在农业、工业及服务业领域都有所涉及，其中份额最大的是房地产和酒店旅游业，对美累计投资额达414.1亿美元，占总投资存量的28%。随后分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12%)、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11%)、能源(9%)等行业。从流量上看，与前几年相比，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与两国经济政策变动密切相关。自2017年开始，CFIUS对来自中国的高科技、高端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开展严格审查，而中国对境外投资管制的趋严继续给房地产、娱乐等相关行业带来压力。总的来说，2018年主要的行业趋势包括：中国对信息和通讯技术、交通运输与基础设施等行业的投资几乎消失，房地产、酒店旅游、体育和娱乐等相关行业投资大幅下滑，健康和生物技术、媒体和教育等行业投资蓬勃发展。

图5 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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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对华投资的行业分布
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早期的对华投资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但自2010年开始，美国投资者逐渐转向了以消费者为导向的行业，例如食品和汽车等。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们越来越多地将目标对准高端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领域。以2018年为例，美国对华投资主要集中在酒店旅游、娱乐和汽车等相关消费领域。2018年主要的行业趋势包括：美国对华信息和通讯技术投资下降幅度达33%，消费领域投资依然强劲，房地产投资大幅增长等。从存量上看，2018年美国对华投资存量主要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见图6)。其中，信息和通讯技术行业累计吸收美国资金额最大，为455.2亿美元，占总投资存量的16%；化学品、金属和基础材料行业次之，为314.3亿美元，占比为11%；随后分别是汽车和运输设备(10%)、房地产和酒店旅游(8%)、能源(8%)等行业。总体来看，制造业仍然是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通过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合理地吸收外资，并且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外资，从而实现我国产业的配置平衡。

图6 2018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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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美投资模式
1.中国对美投资模式
从投资模式上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中国投资者主要通过收购或兼并现有公司和资产(跨国并购)进入美国市场，在大额投资项目上尤为明显，这是因为跨国并购往往比绿地投资更快获得市场准入。在交易数量上虽然绿地投资占比较大，但由于其投资规模普遍很小，从而造成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总量很低。在2010年之前，中国对美投资中跨国并购略高于绿地投资，但两者间的差距并不明显(见图7)。而自2010年以来，与绿地投资相比，对美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份额急剧上升，且两者间的差距逐渐拉开。从存量上看，2000—2009年期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为45.16亿美元，其中以跨国并购方式开展的投资为33.45亿美元，绿地投资总量为11.71亿美元，两者之间仅相差21.74亿美元。然而，2010—2018年期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为1406.8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总量为1308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93%，绿地投资总量则为98.8亿美元，占比仅为7%，且两者之间相差高达1209.2亿美元。除此之外，从流量上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也是以跨国并购为主。

图7 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与并购(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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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主要依靠跨国并购的背景下，近年来美国不断收紧的监管环境增加了中国企业赴美并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2)比如在2018年，美国发布的多项外商投资限制类措施直接导致许多交易宣布后由于监管审查未通过等原因而失效或撤回，数量达21宗，创历史新高。。自2017年开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跨国并购的降幅远远大于绿地投资。因此，并购交易大幅下滑成为中国对美投资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跨国并购减少，中国对美绿地投资在2019年上半年也显著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境外投资持续的资本管控。此外，中美关系前景并不明朗，也给双边投资带来额外阻力。
2.美国对华投资模式
与中国对美投资中跨国并购为主相反，美国在华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从存量上看，在2000—2018年期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量高达2297.6亿美元，其中绿地投资总量为1506.8亿美元，占总投资额的65.6%，而跨国并购总量为790.8亿美元，占比为34.4%(见图8)。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总体上以绿地投资为主。从流量上看，美国对华绿地投资从2002年开始呈现较快增长，这很大可能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并深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以及工业化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的资本密集型绿地投资项目。而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波动较小，2019年上半年，美国对华进行了68亿美元的直接投资，略高于前两年同期对华投资水平。其中，绿地投资为54亿美元，占总投资的79%。

图8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绿地投资与并购(流量)
资料来源：荣鼎咨询网站，http：//www.us-china-fdi.com。
三、中美投资面临的风险与存在的机遇
(一)面临的风险
1.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近年来，中美之间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统计数据，2015年中美贸易逆差的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占美国总贸易逆差额的48.24%。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国际经贸上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之间贸易摩擦愈发频繁。在这之后，特朗普政府的上台更是给中美贸易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自2017年年初特朗普正式上任以来，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7年8月18日，美国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发起对中国第六次“301调查”，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导火索(贸易摩擦发展过程见表1)。
表1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网等新闻发布整理获得。
近年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和战略定位的改变，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环境，美国强烈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增加了中国企业对投资美国的担忧。不仅如此，两国间贸易摩擦的不断升温更是加剧了双边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使得中国企业对于美国市场的投资预期进一步降低。
2.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趋严
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其强烈的贸易保护倾向导致美国加大了对外商投资的管制。为了防止外国企业在关键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继而对国家安全产生危害，美国政府自2017年开始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主导的外国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开展一系列立法改革程序，并于2018年8月最终完成。此次制度改革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以下简称FIRRMA)，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对CFIUS的流程进行大规模改革。该法案全面系统地明晰和界定了CFIUS的审查对象、审查时限及审查程序，极大地扩展了CFIUS的审查范围。具体地，FIRRMA细分了关键技术和国家安全设施的类型，将CFIUS的管辖权扩展到涉及关键技术生产、军事或其他敏感的国家安全设施的非被动投资中。此外，为进一步扩大 CFIUS 的审查权限，FIRRMA更全面地考虑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延长CFIUS对受管辖交易的审查时限，并赋予其中止交易的权力(冀承和郭金兴，2019)。FIRRMA的出台全面加强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同时对于“特别关注国家”的对美投资活动实行更加严格的审查，意味着美国将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设置重重障碍，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更为严峻的挑战。以2018年为例，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总额以及各行业的对美投资均大幅下降。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趋势与CFIUS重点针对中国企业投资活动发起的国家安全审查密不可分。
美国外商投资审查制度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赋予了美国政府通过政治干预市场经济的权力。而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的投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苛的审查，显然是商业行为政治化的表现。从目前来看，中国还远不是对美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但却是受到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CFIUS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3—2015年期间，中国合计接受CFIUS审查74起，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加拿大(49起)、第三位的英国(47起)以及第四位的日本(40起)。此外，特朗普政府对中美战略关系进行重大调整(3)中美战略定位在2002 年为“建设性合作关系”，到2013 年转变为“新型大国关系”，而如今特朗普政府多次主动挑起双边经贸摩擦，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不断加大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审查力度。CFIUS针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审查数量从2007年的3起，迅速增长到2017年的250起，短短十年间增长约82倍，且对于中国企业的审查数量已经连续多年排名第一。这十年间，特别是2017年年初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CFIUS频频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撤销中国企业并购交易，给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造成巨大损失，所撤销的并购交易主要集中在新材料、半导体、大数据等一些战略性科技领域。
3.中国加大境外投资管控力度
我国政府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前几年较高的金融杠杆水平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优越的外部条件，这很大程度上助推了中国企业在境外的并购热潮，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企业盲目、非理性地开展跨国并购。李莉文(2019)认为，中国企业对美跨国并购中多存在债务驱动和高杠杆等金融风险。大部分境外并购交易，比如复星国际收购Ironshore、万达集团收购AMC等，均通过较高的融资杠杆完成。利用高杠杆开展投资活动虽然短期内可以获得大量资金，但长期来看，在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市场中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这类行为的风险系数极高。为引导境外投资方向、防范金融风险，中国政府持续加大对国内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力度。2018年1月，商务部发布暂行办法，重点监管三亿美元以上、敏感国家和行业的境外投资。2018年2月，发改委发布《境外投资敏感行业目录》，明确限制房地产、酒店、娱乐业等境外投资项目。
中国是世界排名前列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国之一，而中国政府对于国内企业境外投资限制趋紧(4)2018 年，经合组织衡量了69 个国家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数，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列为第六大限制性政策。，导致中国投资者对外投资意愿整体不高。除此之外，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加上中国在一些领域仍未完全放松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5)中国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主要体现在金融、通信、教育及能源、文化与出版等领域。，使得国外投资者对于中国市场前景的乐观程度趋于下降。以上因素叠加，给中美双边投资造成了较大的短期影响。
(二)存在的机遇
1.中美双边经贸相互依存的格局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变
目前来看，美国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国、服务贸易往来伙伴，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往来伙伴、进口来源国。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09—2018年期间，中国对美进口总量年均增长率高达6.3%，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对美国进口增速。另外，根据美中贸委会发布的报告，2009—2018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支撑了美国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对于美国来说，中国不仅是货物贸易的主要出口市场，还是服务贸易的重要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与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额为402亿美元，占其在全球服务贸易顺差中的32.5%。不仅如此，2017年，美国在华服务业总销售额约为2100亿元，超同一时期中国在美销售收入2倍多。此外，中美相互投资在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为美国的经济和就业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累计对美投资超过1452亿美元；就业增长方面，中国企业为美国提供的工作岗位由2014年的5500个激增至2016年的近5万个，截至2016年年底，来自中国的投资已累计为美国创造超14万个就业岗位(竺彩华，2018)。而对于中国而言，美国拥有着优越的市场和营商环境、金融体系、人才储备以及自然资源，使得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前景良好。
总之，中美经贸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的常态。尽管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问题备受关注，但经过客观分析就能发现，中美贸易和投资规模仍然很大，在全球贸易中位居前列。两国如能加强磋商，积极寻求构建共赢的双边投资与贸易机制，一个健康的、有建设性的中美投资经贸关系未来可期。
2.美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中国的市场和资本
从中国来看，一方面，对外开放新举措为强化中美双边合作带来新机遇。近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是促成中美相互合作的历史性契机(龚婷，2018)。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加快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了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并表示将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在一系列政策引领下，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成就：根据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在2018年达到了30.51万亿元。其中，进口总量为14.09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出口总量为16.42万亿元，同比增长7.1%。在吸收外资方面，随着我国营商环境进一步变好，外资纷纷选择中国市场，2018年中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135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投资方面，在全球对外投资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3年下滑的大环境下，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430.4亿美元，略低于日本(143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另一方面，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和巨大的国内市场是吸引美国资本的长期基础。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018年，中国GDP总量超过90万亿元，较前一年增长近8万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远超美国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6) 一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该国GDP增量/全球GDP增量×100%。据测算，2018年美国对世界经济贡献率约为20%。。此外，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全球资本配置需求，助推了对外投资的繁荣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如果美国能够扩张在中国市场的份额，则双方可相互助力、实现长期互利共赢。如此一来，中美双边投资增长的潜力或将超越全球任何一对双边投资关系。
从美国来看，美国经济发展需要中国资本助力。根据美联储统计数据，当前美国经济呈现“逐季下降”的趋势，2019年美国前三季度同比实际增长分别为2.7%、2.3%、1.8%，而据预测，第四季度经济增长将接近于零。2019年8月，美国民调机构对全美范围内670多家小企业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美国小企业的经济信心降至201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不仅如此，美国企业投资出现萎缩、制造业陷入衰退、消费者信心下挫等多项指标再度给美国经济拉响警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造成较大冲击，加上减税政策的刺激效果已基本消失殆尽，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或成定局。美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美经贸关系和来自中国的投资，给美国经济带来活力和增长。
四、促进中美投资的建议
(一)掌握美国规则，规避潜在风险
现阶段如何应对美国更为严苛的对华贸易策略给中国企业带来的中短期风险，成为当前中国对美投资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从防范风险角度出发，中国企业应当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提高安全性，从而规避一定的潜在风险:
第一，掌握美国规则。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加入到了“投资美国”的队伍，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审查也越发严格，因此全面了解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等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企业来说，首先，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提高本地化水平，注重贡献当地；其次，要建立长期有效的公关机制，并主动宣传自己，一方面通过媒体关系、游说等渠道，尽可能多地向外界传递正面信息，另一方面加大与美方企业、智库以及相关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合作，主动塑造良好形象；最后，要保持与政府的密切沟通，通过各种对话机制弱化美国对于中国企业投资中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担忧。
第二，提前评估对美投资中潜在的法律风险及监管风险，并重新审视企业自身行为的合规性。首先，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中国投资企业(尤其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该依据自身企业的性质开展充分的自我评估，做好应对美国外资审查准备，选择并购项目时尽量避开安全审查的“红线”，同时提前将一些涉及敏感技术、敏感业务的部分剥离出来。其次，如果投资标的涉及航空航天、国防、新材料、大数据等关键行业，同样需要对潜在风险有充分的估量和法律监管上的尽职调查，进行安全风险的全面评估。最后，中国企业在投资前应组建专业的咨询团队，对美国法律和税务等方面进行评估，同时提前准备好应对安全审查的预案，以更好地消除CFIUS对中国企业“威胁国家安全”的顾虑。
(二)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西方个别国家和政府经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企业的投资，更有甚者，还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强加上政治色彩(周寿彬，2014)。因此，为给我国企业“走出去”营造有利的市场环境与舆论氛围，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层面的建议。
国家层面，第一，要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化发展道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第二，明确政府的职能，减少政府和监管机构干预企业经营决策的行为，以推动企业市场化经营，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第三，积极地向其他国家传递我国市场化经济的信号，主动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推动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的认可与互信；第四，对于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我们应秉持开放的理念，积极创造一个有利于外国资本发展的“中国环境”，提高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信任度。
企业层面，第一，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以缓解美国对于补贴国有企业政策及市场上缺少公平竞争的担忧；第二，由于私有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的运营机制、更为自主的投资决策以及在国际市场上更强的适应能力、更宽松的投资审查环境(李佳和刘阳子，2019)，因此，政府应鼓励私有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第三，中国企业尤其是国企应提高内部治理结构的透明化程度，以缓解CFIUS对赴美投资企业是否由中国政府控制的疑虑。
(三)加强经贸磋商，加快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程
在中美关系不确定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双边经贸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对稳定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重要的现实意义。历经一年半极其艰苦、“拉锯式”的经贸谈判，中美双方终于在2019年10月的第13轮经贸磋商中达成实质性共识。美方明确表示，取消原定于2019年10月15日对华价值25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税率从25%提升至30%的决定。中方也承诺将加大对美国农产品的采购，积极修正中美经贸失衡问题。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市场准入、争端解决以及货币金融等领域，中美也达成重要共识。中美达成的共识兼顾两方重要关切，表明在该轮经贸磋商中有望达成“共赢”。
此轮中美经贸磋商取得重要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双方积极对话、理性谈判的结果。因此，要增强两国战略互信，深化合作关系，就必须加强经贸磋商并建立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而就目前来看，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是保障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的国际制度。2008年中美首次启动BIT谈判，然而后续谈判进展并不理想，迄今为止，两国仍未就双边投资最终达成协定。倘若中美达成投资协定，对双方都将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对于美国来说，中美BIT的达成有助于其进一步拓宽中国市场，维护美国投资者在华利益(王茜和季显娣，2018)；其次，对于中国来说，在当前CPTPP、TISA等均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中美BIT的达成有助于扭转这些多边协议给中国带来的边缘化局面；最后，中美BIT谈判有望推动双方就投资议题上的关切达成共识。比如，美国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恶化(7) 美国中国商会2017年年初的一份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而2016年这一比例是77%，加上吸引外资优惠政策的淡出与近期对外汇业务加强审查，部分在华企业认为中国的营商环境日益变差。，对外开放逐渐放缓，国企改革实际已经停滞，希望中方按照“对等原则”开放投资；而中国则希望美方提高国家安全审查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明确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停止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实行投资歧视行为，从而降低中国赴美投资的风险与不确定性。BIT谈判对两国而言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中美双方应积极协商，加快推动中美BIT谈判，早日为双边投资者提供更高质量的投资环境及利益保障。
(四)在中美互补领域加大合作力度
长期以来，中美两国在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长期存在着互补关系和巨大差异。而这些互补和差异性是双边直接投资、相互合作的内在驱动力，决定了两国在双边投资上互利多于竞争，合作共赢多于摩擦分歧。比如说，中美在农业、高端制造业、能源等领域就存在较强的互补关系，其中在能源领域尤其如此。凭借页岩气革命，美国成为能源产出大国。不仅如此，国际能源机构发现美国原油产量近几年急剧攀升。而从中国来看，国内对于能源需求日益增加，扩大从美国进口能源不仅能够提高中国能源进口渠道的多样化、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还有助于缓解两国贸易失衡问题。类似地，推进在农业以及制造业等互补性领域的合作有望成为中美投资与经贸关系进展中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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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o-US Bilateral Investment: Seeking Consensus and Opportunity in Fluctuations
HE Xiaogang LUO Qi FENG Dawe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As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today, Sino-US bilateral investment is related to th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entire world economy.This article takes the new period as the background, studies the historical trends, short-term challenges, and long-term opportunities of Sino-US bilateral investment, and analyzes the industry distribution and model of investment.Sino-US bilateral investment has maintained a rapid growth trend for a long time, but in recent years, major adjus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have led to a declining trend in Chinese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nvestment in China has not shown a significant decline, and has maintained a high level of growth.In the long ru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trong complementaritie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trade investment.By strengthening consultations and building a win-win mechanism, bilateral investment still has good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deal with short-term risks and promote the long-term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US investment.
Keywords：bilateral investment; trad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consultation; win-win mechanism
[课题信息]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动因与绩效研究：基于制度环境的视角”(71863015)、江西省教改项目(JXJG-17-4-16)、江西省自然科学基金(20181BAA208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何小钢，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罗奇，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冯大威，江西财经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通讯作者：何小钢，电子邮箱：nchxg@126.com。
JEL Classification：F18，F21，F59
(责任编辑：王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