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趋势、问题与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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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趋势、问题与应对策略
冯德连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地位逐渐上升，外向国际化动因、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国际市场进入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新趋势。但是，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仍需要提升。与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大企业利润率不高，国际化程度较低，行业分布不合理，同时面临发达国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挑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业大企业，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力。从政府角度看，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组合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从企业角度看，要优化企业国际化战略，培育国际化核心能力，优化国际化竞争策略，以及防范企业国际化风险。
关 键 词：制造业 大企业 外向国际化 直接投资
自2009年以来，中国制造企业外向国际化方兴未艾，突出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额迅猛增长。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9年的22.4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191.1亿美元。一批中国制造业领先企业，如中化集团、青岛海尔、华为、美的集团、联想、浙江吉利控股、宁波均胜电子、安徽中鼎控股、复星国际、中兴等企业，在国际化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全球制造业竞争的重要力量。但是，就国际化经营能力和绩效而言，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水平和能力仍需要提升，与十九大报告所要求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尚有差距。理论界需要研究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趋势，探讨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特征与趋势
企业外向国际化是指企业向国际市场提供产品、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实现国际经营的过程，主要形式有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对外技术转让等。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外向国际化速度加快，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地位上升，外向国际化动因、全球生产组织方式、国际市场进入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新趋势。
(一)中国制造业外向国际化增长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增长迅速，是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自2010年以来连续9年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比重达到28.6%，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位于世界前列。
1.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货物出口比重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GDP比重、与货物出口比重不仅低于美国水平，而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空间。自2009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由2009年的3.96%上升至2018年的13.36%；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由2009年的5.53%上升至2018年的9.20%。
2.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位于前列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发布的制造业竞争力指数(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CIP)显示，我国工业竞争力指数位于前列。CIP指数包括3个维度8项指标：维度1为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包括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和人均制造业出口额；维度2为科技水平发展和升级能力，包括高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本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高中技术产业出口占本国制造业出口比重、制造业出口占本国出口比重，其中前2项指标线性组合为工业化程度，后2项指标线性组合为出口质量；维度3为对世界制造业的影响，包括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和制造业出口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比重。2018年我国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排名第3位，仅次于德国、日本，其中维度1、维度2、维度3排名分别为第48位、第9位和第1位。
(二)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地位逐渐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中国企业规模越来越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进入世界500强排行榜的中国大陆企业为11家。以后中国大陆企业在排行榜中的数量迅速增加，先是超过了德国、法国和英国，后来超越了日本。在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中国大陆企业入榜数量112家，仅次于美国的121家，已经与美国相当。如果加上中国香港7家和中国台湾10家，中国企业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的数量达129家，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企业数量。中国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一半来自制造业。根据《财富》世界500强统计，美国、中国、日本、德国、韩国、法国、英国等国家处于制造业大企业数量大国行列。中国大陆制造业大企业在车辆与零部件、炼油、金属产品、电子与电气设备、航天与防务、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工业机械等行业具有重要地位。
全球制造商集团以全球范围的制造企业为标的，以2016年营业收入作为衡量标准进行排名，发布了2017年度《全球制造500强》排行榜，入选国家共计36个。该项统计中，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地位与《财富》世界500强基本一致，中国大陆制造业企业数量位居世界第3位。从企业数量的国家分布看，美国占据500强中的133家，以全球顶尖实验室、绝对技术优势居全球第1位；日本以85家公司居第2位，在专利申请数量上，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2位，体现了日本强大的创新能力。中国大陆、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有57家、26家、25家和23家企业入选。加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入选的19家，中国合计入选76家。
(三)外向国际化动因由寻求比较优势向寻求竞争、效率、战略性资产等优势转变
出口贸易的动因正由发挥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向发挥基于规模经济、差异化经济的竞争优势转变。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指出企业创新能力亟待增强，品牌产品占比偏低，同质化竞争较为普遍，强调要培育综合竞争优势，即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差异化优势。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加强了综合竞争优势培育。例如，华为着力培育技术创新优势，其研发投入主要支撑手机、处理器芯片和5G领域的研发竞争。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榜单，华为研发投入1015亿元，超越苹果(761亿元)、微软(968亿元)、高通(359亿元)，成为全球研发投入第四多的科技工业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大致遵循着“资源寻求→市场寻求→效率寻求→战略资产寻求”的演进轨迹。寻求资源、市场、效率和战略资产是依次叠进的，美国四个时段的叠进先后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之前、50-60年代、70-80年代及之后。日本叠进的四个时段起步虽晚于美国数十年，但后来则带有追赶的特征(赵伟、江东，2010)。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由最初的市场动因转向资源动因(黄梅波、李泽政，2018)。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推进，获取效率、技术和战略资产显得更为重要。扩大优势产业输出和培育全球化竞争能力成为当前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的重要动因。在海尔外向国际化过程中，并购和战略合作是海尔国际市场战略和全球品牌战略的重要手段。2012年海尔收购日本三洋电机洗衣机、冰箱等业务，提高东南亚市场占有率；同年，海尔并购新西兰高端家电品牌斐雪派克，助力国际品牌形象；2016年海尔与GE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整合通用电气家电业务。
(四)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由福特制、丰田制向温特制、灵捷制造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方式经历了福特制(Fordism)、丰田制(Toyota Production System)、温特制(Wintelism)、灵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阶段。福特制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代表，以泰罗制为基础，流水线作业，产品标准化，采取纵向一体化商业模式和垂直生产体系，通过分工作业实现大规模生产。丰田制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丰田公司为代表，用弹性生产方式引入福特制，推行精益生产、零库存管理和全面质量控制，加强与外部企业合作。温特制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美国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为代表，控制计算机视窗系统和微处理器关键技术，承担技术标准制定者角色。温特制下，标准主导，模块生产，大规模定制，业务外包，标准制定者与模块生产者呈现双赢关系。灵捷制造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替代大规模生产的制造战略，即多品种、变批量、具有灵活性的制造，最基本的特征是智能和快速。
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正由福特制、丰田制向温特制、灵捷制造转变。温特制全球生产体系下，制造业大企业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和核心标准引领，更加注重非核心业务外包。在灵捷制造方式下，许多企业紧扣关键工序智能化、关键岗位机器人替代、生产过程智能优化控制、供应链优化，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提高核心技术控制力和市场快速反应能力，着力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五)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由股权经营向非股权经营、并购转变
国际生产的非股权经营模式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跨国公司借助合同制造、服务外包、特许经营、技术许可证、管理合同等以契约关系为特征的非股权经营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管理，协调自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经营活动，影响东道国关联公司的经营管理。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非股权经营模式，特别是合同制造，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汽车产业中，合同制造占全球30%的汽车部件出口和25%的就业。与之类似，合同制造在电子产业中占据了相当大的贸易和就业份额。服装、制鞋和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合约制造甚至更加重要。目前，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用非股权经营模式，更紧密地融入快速变化的全球市场和产业链，强化其本国潜在的生产能力，也同时增进了其国际竞争力。企业选择股权模式或非股权模式与企业市场控制力有关(徐娜、齐欣，2016)。当企业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力时，上下游投资呈替代关系，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越接近上游，股权模式生产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当企业的控制能力较弱时，投资呈互补关系，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越接近上游，非股权模式生产的可能性越大。
与绿地投资相比，跨国并购更为流行。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动机主要是获得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获得国际化的研发、运营和市场营销团队，相对稳定的目标市场，以及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话语权、高科技领域的话语权。尽管实物投资、股权置换、返程投资等呈增加趋势，但跨境并购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手段。《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0—2017年中国跨境并购规模呈增长趋势，2018年由于发达国家投资保护、技术限制等原因有所下降。2018年中国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329.1亿美元，占全行业跨国并购金额的44.3%；涉及162个项目，占全行业项目数的37.4%。
(六)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与行动逐渐加强
自2000年联合国全球契约办公室启动全球契约(Global Compact)计划以来，跨国公司社会责任逐渐增强，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当今大多数国际企业的共同行动。随着跨国公司逐渐转变成全球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理念逐渐发生变化。跨国公司不仅在自己国家履行社会责任，而且开始注重在东道国履行社会责任。
我国高度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积极引导中国跨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是制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发布《社会责任指南》(GB/T 36000—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2015)和《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 36002—2015)。二是提出明确要求。要求企业在跨国经营中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以人为本、反哺社会。三是发布指导性文件。如《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的通知》《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员工管理指引》《中国境外企业文化建设若干意见》《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等，明确企业在员工管理、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中国制造业大企业社会责任意识逐渐增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蓝皮书》显示，中国企业300强的社会责任指数整体呈增长趋势，从2009年的15.2分上升到2018年的34.4分。2018年华润集团、中国华电、中国石化、三星(中国)投资、现代汽车(中国)投资、中国华能、南方电网、国家开发投资集团、中国建材、中国铝业等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位列前10位。TCL集团、中兴通讯、浙江吉利控股、华为、伊利、比亚迪等民营制造业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位列前50位。
二、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存在的问题
无论存量，还是流量，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都不大。与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大企业利润率不高，国际化程度较低，行业分布不合理，同时面临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
(一)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待扩大
2)通过粒度变量Gv对矩阵Nm进行划分，将融合后的数据划分为一个个样本簇C={avg1， avg2，…， avgi}，其中avgi表示样本簇中的数据点均值.
(二)制造业大企业利润率不高
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者，一方面跨国优化配置生产要素，通过股权、契约等各种制度安排将非核心环节转移到一个或多个东道国，降低经营成本，集中发展公司核心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公司内调拨价格，压低在东道国价值链环节的相对价格，抬高在母国价值链环节的相对价格，提高跨国公司及其母国的贸易与投资利益。与《财富》世界500强比较，中国企业盈利指标比较低。《财富》世界500强的企业平均利润为43亿美元，而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上榜企业平均利润只有35亿美元。中国企业盈利能力低于《财富》世界500强盈利能力的平均水平。如果与美国企业相比，则存在的差距更加明显。2019年入榜的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上榜企业平均销售收入665亿美元，平均净资产354亿美元，平均销售收益率为5.3%，低于美国企业的7.7%和全球平均的6.6%；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上榜企业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是9.9%，低于美国企业的15%，也低于全球平均的12.1%。108家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上榜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只有19.2亿美元，而美国113家非银行企业平均利润高达52.8亿美元，这个数字是中国企业的2.75倍。
(三)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化程度较低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9》显示，2018年世界100强非金融国际化大企业中，制造业81家，电信7家，批发贸易4家，运输与储存2家，零售2家，房地产与建筑2家，医疗保健服务1家，电子商务1家。在世界81家国际化制造业大企业中，发达国家占绝大多数。其中，美国17家，英国12家，法国11家，德国9家，日本、瑞士各5家。发展中国家(地区)只有8家，其中，中国大陆5家，中国台湾1家，韩国1家，印度1家。
跨国化指数是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跨国化指数=(国外资产÷资产总额+国外营业收入÷营业收入总额+国外员工÷员工总数)÷3×100%。2018年世界国际化制造业企业81强的国外资产比率58.15%，国外销售比率62.88%，国外员工比率57.38%，平均跨国化指数59.47%。其中，中国大陆入选的5家企业国际化程度显著低于世界81强国际化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水平，5家企业国外资产比率只有26.86%，国外销售比率只有19.30%，国外员工比率只有11.47%，平均跨国化指数只有19.21%。
(四)国际化制造业大企业行业分布不合理
《世界投资报告2019》显示，世界制造业国际化大企业81强的行业分布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自然资源产业，如石油7家、采矿6家、金属2家；自然垄断产业，如电、气、水等公用设施10家；生产规模经济产业，如汽车业12家、化工6家、机械3家、建筑材料2家、橡塑制品1家；需求规模经济的消费品行业，如制药11家、食品和饮料5家、纺织服装1家、烟草1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计算机与数据处理6家、电子元件2家、航空航天2家、通讯与电气设备4家。
中国大陆入选的5家企业行业分布是石油1家、金属1家、电力1家、化工1家、计算机与数据处理1家。可以看出，汽车业、机械、制药、食品和饮料、航空航天等行业，中国大陆没有1家企业入选。特别是汽车、制药行业，中国生产规模大，需求量大，缺乏核心企业，行业市场结构不合理，市场竞争激烈，企业过度依赖国内市场。
(五)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抬头
2017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在国际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持续推进“美国优先”执政理念，频频出台贸易限制措施，滥用美国贸易法201条款和301条款、美国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和美国关税法337条款，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在国际投资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多以国家安全和战略性资产保护为名对外商投资并购实施更趋严格的监管和限制。根据UNCTAD的统计，2018年全球新出台38项旨在对投资限制和加强监管的政策措施。2017年英国发布《国家安全和基础设施投资审查》，加大外商投资并购审查力度。2018年美国实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进一步扩大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限，加大对来自重点关注国家投资交易的审查力度。2019年欧盟理事会批准《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重点审查外资对安全及公共秩序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海外并购频频受阻，华为、中广核及其关联公司等企业被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列入实体清单。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措施和更趋严格的投资管制正成为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企业外向国际化的严峻挑战。
三、中国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应对策略
制造业大企业外向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必然要求。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制造业大企业，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力。
(一)政府层面的对策
1.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一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支持国际组织约束贸易与保护主义。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高双边和多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开放标准。二是推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拓展对外贸易，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扩大对“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和直接投资。三是完善境外经贸合作区制度。完善政府推动与管理、企业开发与招商、产业升级和市场运作，引导和带动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合作区产业集群发展，以合作区为基地开拓发达国家市场。
2.构建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
在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中，我国制造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模块化架构产品和部分大型复杂装备领域，前者如工程机械、家电、电子消费品，后者如通信设备、高铁、核电装备和水电设备等。推进这些优势制造业“走出去”，拓展自己的生产链，有利于形成以我国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培育价值链集成商，抛弃对价值链实施全链条控制的思想，促进大企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并以市场集成力聚合各方力量，共同创造价值。鼓励制造业大企业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主导链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控制价值链“微笑曲线”上研发和销售高端环节。
3.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美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德国“走向集群计划”、英国“集群行动计划”、日本“知识集群计划”等规划旨在谋求本国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优势。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以若干制造业大企业为核心、大量中小企业与之协作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高地，具有国家战略性、生产规模经济或需求规模经济性、高技术性等特征。要持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战略性制造业深度融合，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重点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在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大数据、5G等先进制造业集群领域占据更多话语权。
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一是着力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科学运用改制上市、定向增发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员工持股等形式推进产权改革，科学选择并购、合资新设、对外参股、资产重组等市场进入模式，完善股权制衡的治理、利益与责任匹配的高管问责机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着力培育国际竞争优势。增强国有企业技术、标准、品牌、战略性资产等所有权优势，支持中央级制造业大企业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并购重组海外高技术企业或研发机构，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或联合实验室。完善现代跨国公司治理体系，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行为，强化合规制度，建立合规文化。三是借助“竞争中性”原则改革国有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精细化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施策，赋予各类制造业企业平等竞争地位。
5.组合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一是协调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通过财政、金融、税收、外汇等手段扶持战略性企业、独角兽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产业政策往往鼓励优势企业通过增加投资、并购等方式迅速扩大经营规模，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市场份额。而竞争政策则警惕大企业的市场垄断和行业的高集中度，审慎管理企业之间的并购，以避免行业垄断的低效率。政府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正在实现从产业政策向竞争政策的转型，在处理两者关系时要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二是灵活运用法律工具。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对外投资法》《海外投资与经营保险法》等相关法律，为企业对外直接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三是有效运用外交手段。通过建立双边、多边投资合作机制，与有关发达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运用外交手段帮助企业协调与化解重大法律纠纷或重大投资事件。
(二)企业层面的对策
1.优化企业国际化战略
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自身比较优势和所处国际化阶段，选取与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海外市场，实现深度参与全球贸易分工和生产组织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化经营要基于企业的发展战略和逻辑，而不能过度依赖政治力量。必须研究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一般逻辑，并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况，优化国际化战略。加强国际化动态能力的建设，合理权衡国际化广度扩张和深度拓展问题，建立以动态能力为基础的战略管理体系。
2.培育国际化核心能力
企业国际化核心能力是企业整合国际化资源，提升国际化持续竞争优势的核心知识、核心技术及其运营水平的有机集合，具有无形性、独特性、战略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对于嵌入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谋求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是重要的发展目标。我国大部分战略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明显不足，如汽车产业的发动机总成开发技术、机床产业的数控系统、微电子产业的芯片系统。我国制造业大企业国际化要以核心能力为基础，在核心能力的基础上实施关联多元化，在价值链、产业链的某一环节深度扩张，寻求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突破。
3.优化国际化竞争策略
一是优化技术创新策略。克服大企业技术创新陷阱，突破价值链低端锁定。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其管理运营成本增长会超过利润的增长，企业强大的产品市场话语权形成市场垄断，此时大企业往往失去创新的动力，从而形成技术锁定。企业必须关注新技术范式发展趋势，以自主研发、并购、战略联盟等形式不断获取新技术。主动在全球布局创新研发中心，提升自身研发能力。二是优化品牌策略。重点提高品牌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提升品牌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三是优化生产组织和市场进入策略。顺应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演进趋势，灵活运用柔性生产、大规模定制、灵捷制造等生产组织形式，有效组合并购、绿地投资、非股权交易等市场进入方式。
4.防范企业国际化风险
有效识别与防范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风险、国别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坚持全面风险管理原则，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营造风险管理文化，建立健全信息通畅、效率第一、反应迅速的风险防范应急体系。加强对美国、欧盟、英国等东道国投资安全审查政策的产业清单、敏感主体和风险评估，尽可能绕开监管雷区。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和合规竞争意识，把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由适应型提升为战略型，与当地社区、非政府机构、竞争伙伴加强沟通与合作，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书。加强企业国际化合规经营，全面识别合规要求，健全合规管理架构，制定合规管理制度，完善合规运行机制，防范应对合规风险，持续改进合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黄梅波,李泽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40年:动因及模式[J].东南学术,2018(4):80-92.
[2]黄群慧,贺俊.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中国制造2025》[J].中国工业经济,2015(6):5-17.
[3]刘建丽.国有企业国际化40年:发展历程及其制度逻辑[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10):13-30.
[4]史修松,刘军.大企业技术锁定效应与经济收敛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10):26-29.
[5]徐娜,齐欣.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动态最优生产决策——基于嵌入位置与控制能力的实证研究[J]. 经济问题探索,2016(11):99-105.
[6]杨丽丽,盛斌,赵进.国际化动态能力、国际扩张战略与企业绩效: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3):151-160.
[7]尹响,杨继瑞.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国际化的路径与对策分析[J].经济学家,2016(4):103-104.
[8]赵伟,江东.ODI与母国产业升级:先行大国的经历及其启示——多视野的考察与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0(6):2-10.
Trends and Problem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Large Enterprises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FENG Delia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w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China’s larg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s gradually rising, and there are new trends in the motivation of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mode of global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entry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However, the level and ability of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large enterprises in China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manufacturing large enterprises have low profit margin, low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unreasonable industry dis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above problems. To cultivate world-class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with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need to work together.In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 up, build a global value chain dominated by China, cultivate world-clas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clusters, promote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combine macro-control policy tools.In the enterprise’s point of view, we should optimiz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cultivat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ptimize the tactic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ompetition, and guard against the risk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Keywords: manufacturing; large enterprises; out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direct investment
[课题信息]本文系2019年度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科研活动经费资助项目“新时代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研究”(2019D2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冯德连，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电子邮箱：605860007@qq.com。
JEL Classification:F20，F21,F42
(责任编辑：李秀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