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下外向型企业的应对与政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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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下外向型企业的应对与政策诉求
——基于2019年“降成本”调查的分析
陈怀锦 周 孝
内容摘要：本文以2019年“降成本”调查为基础，从外向型企业视角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冲击。研究发现，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效应相对有限，但其将通过增加生产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在中长期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外向型企业通过减少生产、分摊成本、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予以积极应对，但这些措施存在双重不确定性：一是市场留给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并不明确；二是企业的自发应对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就业压力增加、产业链断裂、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受阻、对外依赖度增大等风险。因此，各级政府应从外向型企业的迫切诉求着手，通过深化改革、加强服务、完善政策等为企业创造公平、稳定、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以自身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内外部冲击的挑战。
关 键 词：中美贸易摩擦 外向型企业 不确定性 政策诉求
一、引言
2018年3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引起贸易摩擦，后期又使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2018年以来，中美两国已进行了十余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未完全冲散贸易摩擦带来的“阴霾”，且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态势短期内必然不会改变。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早已不局限于经贸摩擦，而是升级成了科技、经济、金融、地缘等多个领域的摩擦，它将持续从多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对于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攻坚期的中国而言，中美贸易摩擦既是艰难挑战，也是宝贵机遇。关键在于提高认识、妥善应对，防范化解潜在风险，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有效把握发展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稳步前进。
中国国民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难以回避的挑战。近年来，学者们从产业或宏观层面着手，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李波和刘昌明，2019)及其经济效应(曲越等，2018；郭晴和陈伟光，2019)、福利效应(樊海潮和张丽娜，2018；倪红福等，2018)、对制造业供应链和引进外资的冲击(黎峰等，2019；卢进勇等，2019)、宏观影响(刘元春，2018；吕越等，2019)、贸易冲击(詹宇鹏，2018)、国际影响(张成虎和杨梦云，2018)、应对策略(吴红蕾，2018；余淼杰，2018)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较少基于微观主体视角进行考察。本文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9年度“降成本”调查(1) 2019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以“降成本与实体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启动第四次“降成本”调查，包括线上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两部分。其中专设外向型企业成本专题，共获得2678个有效样本。为基础，从外向型企业的应对与政策诉求着手，全面剖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
外向型企业是进出口贸易的核心主体，在创造经济增长“中国奇迹”、加快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用工、用地、环境保护等生产经营成本快速上升，中国外向型企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得外向型企业的境况更加严峻，必将加快相关产业向外转移的步伐。而外向型企业的应对与发展，是影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各级政府的关注焦点。政府需要提供合理、恰当的政策支持，确保外向型企业从容应对挑战、实现稳健发展。而与外向型企业的主要诉求相契合，是相关政策切实有效的根本保障。为此，本文着重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下，外向型企业的应对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二是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外向型企业有哪些迫切的政策诉求。在此基础上提炼若干对策建议，为各级政府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提供参考。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存在，外向型企业自然首当其冲。总的而言，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提升成本和增加不确定性两种渠道，对外向型企业产生冲击。
(一)成本上涨与市场竞争力下降
人口红利消失、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要素价格提升，使得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而外向型企业普遍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力锐减的困境。2016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降成本”工作，旨在全面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且取得了积极效果(刘尚希等，2018)。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中国实体经济企业比较优势消散的趋势。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必须加快实现转型升级，方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立足之地。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使得外向型企业的成本压力与生存危机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包括：
第一，关税税率提高直接导致外向型企业成本上涨。关税税率大幅提升，使得中国外向型企业在开展进出口贸易时面临更高成本，市场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一方面，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或提高关税税率，使得大量中国外向型企业遭遇成本提升与订单减少危机。另一方面，中国通过加征关税反制美国，这增加了从美国进口中间或最终产品的成本。同时，进口成本提升迫使相关企业调整进口结构或改变进口渠道，从而引发了间接且更大范围的成本上涨。较大部分的外向型企业均出现了关税成本、产品出口成本或产品进口成本的提升(见表1)，且进口或出口目的国的关税税率提升是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通过多种中间机制引发外向型企业成本上升。除关税税率外，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还导致汇率波动加大、跨境仓储物流成本上升、专利许可/授权费用增加等，从多个方面使得外向型企业的综合成本大幅提升，这在“降成本”问卷调查中得到了直接体现(见表1)。另外，不少受访企业表示，中美贸易摩擦还产生了很多其他负面影响，包括技术出口限制趋严、国外专利技术许可费用增加、产品安全/质量标准明显提高等，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给外向型企业施加了成本上涨的压力。
表1 2018年外向型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9年“降成本”问卷调查。
(二)生产经营环境不确定性增加
中美贸易摩擦使得经济社会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影响中国外向型企业的预期及其生产经营决策和绩效。具体地，企业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
第一，资本市场不确定性增加。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得汇率、利率等波荡起伏，市场主体信心不稳，其结果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日益不稳定。2018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下行趋势明显，2019年1月上证指数达到新低点2440点，同比降低32%。资本市场波动通过影响企业和居民的预期传递，进而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一是市场主体避险情绪难以消除，企业资本投资意愿大幅萎缩，研发投入增速降低，未来经济增长动能受损。二是二级市场持续下跌且财富效应减小，消费者消费意愿明显回落。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汽车类商品销售量锐减，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通讯器材类商品销售量也不断下跌。资本市场加剧波动使得企业和消费者形成消极预期，且这种预期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倾向，最终不断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
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应对经济社会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的经济危机。但是，经济政策同样具有不稳定性，在全球动态竞争下尤其如此。2000年至今，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波动中持续上升，2019年已提高至785.3(见图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通过影响企业决策进而对投资、消费、出口以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成为经济社会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经济不确定性与政策不确定性相互交织，是当前外向型企业所处市场环境的突出特征。

图1 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Scott R. Baker等编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计算所得。
(三)中美贸易摩擦的异质性影响
因为所属行业、规模、产业链位置等的不同，中美贸易摩擦对外向型企业的影响必然存在差异，具体如下：
第一，中美贸易摩擦对外向型企业有负面影响，但整体上相对有限。中国对外出口以加工制造产品为主，制造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首当其冲。“降成本”调查表明，分别有72.6%、64.6%的制造业样本企业(2) 剔除数据缺失项后，有效样本的数量分别为1980、1545。实现了营业收入和进出口业务收入的稳步增长。对中国外向型企业特别是聚焦美国市场的企业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确实是一个不利因素，但这只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产业链分工加快调整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存在多变性，其负面影响在短期内不会完全显现。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外向型企业有差异化影响，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进程。企业规模(3)分类标准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方面，大型企业所受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而中小微型企业特别是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企业则普遍面临生存危机。在外向型企业子样本中，40.68%的微型企业2018年营业收入有所下降，而大型企业的相应比例为19.22%。仅就进出口业务而言，所有企业均受到了一定负面影响，但中小微型企业面临的挑战更大。实地调研发现，中小微型企业很难在短期内拓展新市场或转移生产地，只能选择观望并加快清仓。相反，大型企业可以继续实施全球化布局，并进行更加积极的应对。因此，在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50%的样本企业中，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的大型企业占比显著少于中小微型企业。
产业类型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受冲击远大于技术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度越高，相应外向型企业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也越高，且在大中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产业分工方面，产业链两端的企业所受冲击较小。在以承接跨国外包业务为主的外向型企业中，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减少的企业占比高达60%，且这类企业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仅为2.95%。而在以生产并出口中间产品(含原材料)、进口中间产品或高新技术产品等为主业的各类企业中，相应比例处于27%～31%之间。在从事对外投资或生产并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中，营业收入稳定增长的企业占比更是高达75%。部分处于产业链两端的受访企业甚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一定程度上为其通过低价并购方式获取先进技术、实现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契机。
三、外向型企业的阶段性应对
成本上升和不确定性增加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使其更加突出。中国外向型企业面临传统竞争优势减弱但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出口订单减少但国内订单增长缓慢、环境规制标准提升但绿色生产技术尚不成熟等一系列挑战，必须妥善应对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短期应对：降成本、防冲击
近些年来，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的背景下，“机器换人”成为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普遍选择。短期内，外向型企业多采取如下措施来应对成本急剧上升与出口订单大幅减少的挑战：
一是裁减员工、减少生产。2018年1月至今，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均在荣枯线以下，且在2018年8月起整体上呈持续下降趋势(见图2)，这意味着制造业用工人数在不断减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外向型企业为应对外部冲击而采取了裁员、减产等措施。如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2019年上半年嘉兴A、B公司的订单量分别同比减少30%、50%。为此，两家公司均选择大量裁员(或季节性使用员工)或减少生产(或动态调整库存)。

图2 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二是在产业链内分摊成本。当面临成本上涨压力时，部分外向型企业向上下游企业(通常是下游客户或经销商)转嫁成本。不同类型的企业在成本分摊能力上有较大差异，主要取决于产业链位置、技术密集度、企业规模等因素。对于美国已经或可能实行的加征关税，部分外向型企业的成本分摊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中美贸易摩擦下外向型企业的成本分摊

资料来源：根据实地调研采集资料整理所得。
(二)中长期应对：转型升级与产业转移
在中长期，外向型企业可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来应对外部冲击，从核心资源、商业模式、关键技术等维度重新打造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实地调研发现，各地外向型企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如下：
一是加强内部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在裁员的同时，外向型企业纷纷从产品研发环节开始，全面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实现可持续、实质性的成本减少，具体包括：增加生产经营环节的自动化投入，大力推进“机器换人”进程；加快实现数字化转型，对生产经营过程进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管理。
二是加快技术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实地调研时，多数外向型企业均表示将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新产品和新市场，以抵御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嘉兴E公司等的实际数据也表明，外向型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正逐步提升(见表3)。2018年，E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高于中国500强企业平均水平(1.56%)(4) 详情参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和全国整体水平(2.18%)。
表3 嘉兴E公司研发投入规模及强度

数据来源：E公司提供。
三是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国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很多外向型企业将提高产品附加值作为重点策略：向产业链下游拓展，瞄准高端产品和高端客户，向市场提供高附加值和高质量产品；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拓展，主要从简单的生产加工转向产品研发设计。例如，嘉兴F公司除开展订单生产外，将大量精力与资源投入从研发、设计到生产的高端女装全链条经营。由于研发实力突出，该企业有较高的利润率，而且可以通过提高价格、转嫁成本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充分凸显了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性。
四是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实现全球化布局。为抵抗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很多外向型企业选择向外转移和实现全球化布局。大部分受访的外向型企业都有在东南亚地区投资设厂的计划，部分企业已付诸实践。由于所生产产品与国内需求并不完全匹配，很多外向型企业难以打开国内市场。因此，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部分企业积极开发欧盟、非洲、南美洲、“一带一路”地区等国际市场，通过全球化布局、多元化经营来规避外部风险。值得强调的是，一些外向型企业积极扩大对国内中间产品采购规模，这为国内产业链上游企业发展壮大提供了良机。
四、外向型企业的主要政策诉求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相对有限，并不会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的态势，但它凸显了中国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创新发展的紧迫性。作为市场主体，企业自身需要通过经营策略调整来应对市场冲击和竞争压力。但当不确定性系统增加时，政府也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针对企业关切的问题采取必要政策措施，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发现，企业的诉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减少政策不确定性
经济社会不确定性将抑制实体经济企业的投资积极性(王义中和宋敏，2014；Bloom et al.，2018)，并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因此，从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是各国政策制定者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政策本身会因为政治体制、决策机制、时滞等因素而存在不确定性，它将通过抑制企业投资等机制，对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金雪军等，2014；Gulen & Ion，2015；Handley & Limao，2015；饶品贵等，2017)。作为市场主体，部分企业可以对经济不确定性提前做出响应。相比之下，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受到更多人为因素的影响，企业难以做出积极、主动的调整。政府政策是外向型企业应对输入型不确定性的重要保障，但缺乏稳定性的政策可能进一步恶化企业的境况。
实地调研中，外向型企业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有效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否则将加剧而非减少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一是增强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为市场主体创造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二是在制定政策时更多考虑与现行制度、国际规范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少政策实施中的不确定性。三是提高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联动性，确保各项政策能落实到位。例如，尽管国务院于2013年就出台政策规定“研发投入视为利润”，但该项政策并未落实到位。四是减少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观性，根据市场主体实际需要出台针对性政策。
(二)构建诚信型营商环境
2019年“降成本”调查表明，中国“放管服”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但调研中也发现，政府服务能力不足且缺乏持续性、行政管理环节繁杂拖沓、政府承诺未能全面兑现等问题依然存在，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营商环境的好坏取决于多重因素，核心是政府与市场、市场主体相互之间两组关系。现阶段营商环境优化工作高度关注前者，而对后者以及相关的社会治理关注相对不足(5) 2019年10月国务院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等作为工作重点，最大程度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发挥作用的最佳边界。。其结果是，中国营商环境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政企关系方面有明显改善，“最多跑一次”等极大便利了企业生产经营；市场主体间关系方面则几无进展，基于诚信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尚未形成。
大量受访企业认为，政府应从市场主体间关系着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解决如下问题：一是企业间契约关系不稳定，仅靠合同难以有效约束双方行为；二是货款支付严重滞后，故意拖欠已成行业潜规则；三是产业链各参与主体间协同不足，彼此间更多是打压和制约关系，与发达国家的共生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四是同行业企业间恶性竞争普遍存在，低价竞争等策略是市场环境不稳定的主要诱因；五是违法乱纪的机会成本较低，遵纪守法的收益明显不足，企业的行为激励被严重扭曲。现阶段，应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契机，在不断提升政府服务能力和效率的同时，以理顺市场主体间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打造市场诚信体系为重点，构建以诚信为基石的营商环境，为市场生态环境和谐化和产业链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与创新型国家相比，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亟需构建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精诚协作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尤其需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与活力。然而，企业创新意愿的强弱取决于创新的预期收益，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创新环境的影响。调研中发现，现阶段中国创新环境尚不完善，侵权假冒行为多发、知识产权保护效果欠佳等问题较为突出，严重抑制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较多受访企业反复强调，政府应加快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具体包括：一是提高知识产权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缩短知识产权审批时滞，同时有效甄别和筛查不合格申报，从源头上确保知识产权的质量；二是加快完善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加大对假冒、侵权等违法行为的打击惩处力度，从制度上保障创新者的预期收益；三是促进知识产权代理行业规范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有效运转提供社会力量支持；四是出台适当的财税优惠政策，加大对企业自主品牌建设的支持力度，助力企业提升软实力。
(四)提高产业政策有效性
虽然关于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还存在较大争议(江飞涛和李晓萍，2018)，但产业政策仍将在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在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吴敬琏，2017)的同时，应不断提高产业政策的针对性(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现阶段应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有效性。
受访企业认为，产业政策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必须克服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分类科学性不足。现有产业分类方式已不再具有普遍适用性，如服装制造并不必然是传统落后产业，部分服装厂同样属于科技型企业。企业和产业的类型在不断变化，机械划分产业类型将使产业政策丧失应有的导向作用。二是区域协调性不足。地方间过度竞争与产业政策协调不足，不仅导致区域分化(郭庆旺等，2006)，也会引发产业同构、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必须有效提高政策的区域协调性。三是施策公平性不足。产业政策旨在支持特定产业，而非特定企业。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当秉持竞争中立和公平原则，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预：既要避免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主义等引致的企业差别化待遇，也要公平对待各类产业，给予传统产业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创新发展的机会。
(五)增强政府规制合理性
政府规制直接作用于微观主体的行为，是对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补充。但是，政府规制同样可能失灵(张庆霖和苏启林，2009)，甚至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这在环境规制、产品安全规制等领域得到了集中体现。从外向型企业的反映来看，政府规制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主要问题在于：一是规制政策制定对现实情况考虑不足。制定政策前调研不充分，导致规制政策因偏离实际而难以执行。例如，由于未考虑企业所需调整时间，一些环境规制要么导致资源配置扭曲，要么引发企业的败德行为。同时，为完成考核目标，基层政府也通常选择永久或临时关停污染企业。二是政府规制实施缺乏规范性与稳定性。政府在履行规制等经济社会管理职能时，应该避免突击式、“一刀切”式做法(朱福林，2019)。但在实际执行中，临时抽查、频繁检查、随意更改标准等情况非常普遍，不仅导致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容易引发寻租等败德行为。例如，国家外汇管理局临时加强外汇管制，使得大量外向型企业的进出口业务或对外投资因资金问题而中断。三是政府规制实践缺少科学性和创造性。因为理念过时、手段落后等原因，政府规制往往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例如，规制机构经常存在抓大放小、取易舍难等倾向，将具有一定规模的正规经营企业作为监管重点，其结果很可能是劣币驱逐良币或产生群体性败德(李新春和陈斌，2013)。
五、总 结
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是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以2019年“降成本”调查所得数据资料为基础，从外向型企业视角系统考察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与冲击。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会提高中国外向型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并削弱其市场竞争力，但这种冲击尚在企业可承受或预期范围内，因为企业早就采取相关措施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比较优势减弱。中美贸易摩擦的最大冲击，是增加了中长期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外向型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成本大幅提升，对未来预期恶化因而普遍缺乏投资热情。因此，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但中长期它将加大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
中国外向型企业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市场冲击，包括短期的减少生产、分摊成本和中长期的加大研发投入、对外转移等，但是，全球经济下行和市场环境不稳定，使得外向型企业的应对同样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大量中小微型企业能否度过“寒冬”尚未可知，其自发应对也可能对国民经济施加负面影响：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增大，且会传导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领域；中长期，大量企业退出或向外转移，可能导致传统产业因缺乏配套而无法实现创新发展，最终出现产业链断层、自我发展能力减弱、对外依赖性提高等结果。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外向型企业予以适当的政策引导与支持，在帮助其应对外部风险、实现转型升级的同时，有效处理市场自发的结构性调整对就业、社会稳定、产业链发展等的冲击，夯实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面临的挑战。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发展质量才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之法。当前，各级政府的职责绝不是简单提供补贴或税收优惠，而应当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强服务等，为企业创造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良好发展环境。外向型企业身处国际竞争前沿，承受着内外多重因素的冲击，更加迫切需要市场和政策环境的改善。现阶段，各级政府可以外向型企业的核心诉求为突破口，从完善政策设计、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加强社会治理、建设诚信型营商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建立社会化创新环境，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公共政策效能，创新政府规制方式、实行负面清单管理等途径着手，为实体经济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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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Huaijin① ZHOU Xiao②
(① Tsinghua University; ②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Abstract:Based on 2019 cost reduction surve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China’s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With relatively limited negative effects in the short term,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will exert significant adverse impa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by increasing the uncertainty of market environment. In response to external shocks, the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actively take measures such as reducing production, sharing costs and increasing R&D investment. These responses, however, obviously have double uncertainties. Firstly, the time window left by the market for enterprises to realiz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s not clear. Secondly, the responses of enterprises may affect the national economy negatively, such as increased employment pressure, the break of industrial chain, the failur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d dependence on foreign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hould start from the urgent demands of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create a fair, stable and predict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market subjects through deepening reform, strengthening services, and improving policies effectiveness, and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shocks by accelerating the realiz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uncertainty; policy appeal
[课题信息]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发展、转型与规制”(16FJY001)、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9年度“降成本”调查项目“外向型企业成本调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信息]陈怀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孝，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科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通讯作者：周孝，电子邮箱：zhougongdan@126.com。
JEL Classification:F10, L52, O25
(责任编辑：王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