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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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昌彼得先生一篇旧文的再回应
□王锦贵 肖明 刘江荣 徐烨
摘要 从多个不同的视角，回应了我国台湾省版本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一篇旧文所提出的诸多质疑，力证王重民先生的高尚人品，以及他在北平图书馆善本南迁并运往美国的工作中不存在昌彼得所说的监守自盗问题，以还其清白，以正视听。
关键词 王重民 北平图书馆 古籍善本 昌彼得
1 缘起：昌彼得先生发表的一篇旧文
台湾省已故版本目录学家昌彼得先生在《书目季刊》1969年第4卷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1](以下简称“昌文”)，后又收入他的《蟫庵论著全集》。由此可见，昌彼得先生直到晚年仍然坚持论文所持的主要观点。
昌文提及了一段少为人知的历史事件：抗日战争期间，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有时简称“平馆”)为了避免日军战火洗劫，曾将馆藏的部分古籍善本辗转运往上海等地，后来又将其中部分珍品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寄存。这段“国图往事”曾被国家图书馆林世田研究馆员等称为“平馆善本南迁运美迁台事件”[2]，但笔者更愿意将其简记为“平馆善本事件”。
1.1 昌文提出了五大疑点
运美善本书迁台以后，台北“中央图书馆”主持点核的昌彼得先生对目录清单中发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可将其归纳为以下五个问题。
(1)运美清单未著录第101、102箱问题
昌文质疑的第一个问题是运美清单未著录第101、102箱问题，原文如下：“点验是依据我驻美大使馆复印的民国三十年三月北平图书馆所造具的装箱清册来核对箱内现有图书。该馆所造具的装箱清册只有一百箱的书目，而运存美国及运回台湾的实际有一百〇二箱。这溢出的二箱，则没有装箱书目。”[3]
(2) 存沪善本的典藏与运归北平问题
昌文质疑的第二个问题是存沪善本的典藏与运归北平问题。昌先生认为，“平馆未运往美国而遗留在上海的甲库善本八百多种，照说应该是在这次运回北平去的”[4]。存沪善本的典藏情形是昌先生质疑众多善本书下落的出发点。他发现，1942年运返的书中，史部、子部、集部的书都有，却没有经部书，因此推测：“只有经部的书当时可能是单独放置一处，未被发现。史、子、集三部的书照我们的经验，应当是放置在一起的。尤其平馆善本的复本颇多，不可能同一书的几部复本，而分别放置几处地方。”[5]
(3)运美清单中有目无书的十一种善本书下落问题
昌文质疑的第三个问题是运美清单中有目无书的十一种善本书下落问题。昌彼得先生发现有目无书者十一种：内中抄本《两宋名贤小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摄制缩微胶卷，系抵美后遗失；元刊本《西汉诏令》，1942年已运回北平，未装箱运美；其他九种，昌先生对其下落存疑[6]。
(4)王钟麟未运回的存沪善本甲库书五百余种下落问题
昌文质疑的第四个问题是1942年王钟麟未运回的存沪善本甲库书五百余种下落问题，原文如下：“所以说那不明下落的五百多种，假若不是在上海被特别隐匿，那就是在运回北平后出了问题。五百多部至少有好几千册书，并且其中绝大多数是精品，假若果真留存在上海办事处的话，三十八年中央政府撤离大陆时，相信一定会把它携运出来。平馆留存的明清舆图十八箱，当局尚未忘记运来台湾……因此笔者揣测那些善本不是在卅一年运返北平后失了踪迹，就是在上海时早已化整为零了。”[7]
(5)增补书中多为一册残本问题
昌文质疑的第五个问题是增补书中多为一册残本问题，原文如下：“这没有目录的三十六种书中，有宋版九种，元版七种及明清刻本若干。这几种宋元版除了宋版《文选》是两册，其余都是一册残本……如宋刻《大唐西域记》，平馆所藏十二册全，而运出的仅只第九卷一册；如《皇朝文鉴》平馆藏有六十五卷，而运出的只第卅二卷一册；如《崇古文诀》平馆藏十七卷，而运出者只第一册序与目；如元版《国朝文类》平馆藏有残本廿二卷，而只运出第四七、四八两卷一册；如明天顺本《大明一统志》平馆藏六十卷，而运出只第十一至十三卷一册；如正统本《五伦书》平馆藏六十二卷全，而只运出第卅三卷一册；如明内府写本《承天大志》平馆藏有三卷，而只运出第卅六卷一册。此例尚多，无烦缕数。一书之当放置一处，不使拆散，虽幼儿亦知为之。以当日负责诸君之博通，竟有此等之事，诚令人百思不解其故。”[8]
1.2 昌文的时代背景与不良影响
昌文发表后，在台湾省乃至海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笔者之一的王锦贵教授在2018年底出席台北胡适纪念馆系列活动时，曾与台北的一位大学教授进行过短暂交流。这位教授特别告诉王锦贵教授一件他认为的“大事”：20世纪60年代，台北一位资深文化人忽然发表一篇有关中国善本书由美抵台、质疑大陆学者颇有监守自盗之嫌的长文。该教授为此还深表遗憾：“那篇文章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大陆怎么一直没人发声啊？”他所提及的那位“资深文化人”，其实就是昌彼得先生。
昌文剑锋所指，直接刺向了当初的“当事人”。作者似乎底气十足，文末毫不客气地写道：在当年主持迁运工作的人里，“袁同礼馆长已经故世，而实际从事选书装箱工作及在美典管的王君现在还在大陆，有责任把当年的实在情形作一报告。尤其为了你的清白，假若是清白的话，更应该表白”[9]。并进而推测：“则这些下落不明的善本，很可能已经有些化公为私了。”[10]文末还“附带提醒”海内外图书馆在收购善本书时要多加留意，“不要轻易的购进赃物”[11]。昌彼得先生甚至还另编有一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12]，其中就著录了所谓“下落不明”的宋元明刻本、抄本及名家批校题跋本573部，“备作将来查考的一项记录”[13]。
昌彼得先生之所以做出错误判断，很可能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比如，两岸分治、互相敌对、信息不通、中苏交恶等。昌文发表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与苏联关系极为紧张，边界问题日益严重，几次谈判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此同时，苏联方面还在试探如果中苏之间爆发战争时美国所持的态度[14]。当时，台湾不少人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中国大陆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甚至有些人还做着“光复大陆”的春秋大梦。或许正因为如此，昌彼得先生才会在论文中特别提及“更期望政府对那些失踪善本的重视，……予以调查追究，使能合浦珠还[15]”。
昌文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其关注的对象价值极高，属于民族文化瑰宝。此外，很可能因为涉及袁同礼、徐森玉、钱存训、王重民等多位当代一流学者。其中，袁同礼是著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还是我国图书馆界具有现代图书馆知识和技能的第一代高级专业人才，曾先后被聘为北京大学目录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北平图书馆馆长、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理事长，为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6-18]。徐森玉是著名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他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上海博物馆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对征集珍稀文物和图书不遗余力。晋代王献之书《鸭头丸》手卷、宋代司马光的书简、苏轼与文同合绘的手卷，以及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等稀世珍品，都是徐森玉主持征集的，因此被誉为“国宝守护神”[19-21]。钱存训是著名华人汉学家，被誉为是“中国书史和文化史研究泰斗”，先后出版有《书于竹帛》《纸和印刷》等中英文专著20余种。抗战胜利后钱存训前往美国接运寄存善本归国，不料因国内爆发战争未能成行，于1947年到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49年任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主管，1962年升任远东语言文化系教授兼远东图书馆馆长，并将该馆所藏十多万册中文藏书加以整理和编目，为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日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钱存训等中美汉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芝加哥大学已成为哈佛大学之外的另一汉学研究重镇[22]。王重民先生不仅在国学范围内涉猎广泛，而且在多个不同领域作出了杰出贡献。王重民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的创始人和图书馆学教育家，而且是名闻遐迩的一流学者。他在文献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敦煌学、历史学、索引编纂等领域卓有贡献，在太平天国研究、徐光启研究等领域也做出了杰出成就，为当代和后学留下了大量珍贵文字[23]。
昌文影响广泛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其作者昌彼得先生有很大关系。昌先生本人也是当代一流学者。当代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先生甚至认为，昌彼得是他所尊崇敬佩的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版本目录学家[24]。昌彼得历任“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主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处长和副院长、《故宫学术季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在台湾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淡江大学、台湾东吴大学、东海大学等高校兼任过教授[25]，著有《说郛考》《“中央图书馆”宋本图录》《台湾公藏族谱题解》《陶宗仪生年考》《图书版本学要略》(与屈万里合著)《跋宋乾道本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等多部版本目录学著作[26]。由于昌先生是负有盛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所以他在文中提出的那些未经严格考证的观点，就被许多不明就里的读者稀里糊涂地加以接受。例如，包遵彭先生在为《“国立中央图书馆”典藏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作序时，就全盘挪用了昌彼得先生的不当说法[27]。
如果不及时对昌文中提出的观点加以批判，那么既不能澄清事实，也不能回应昌文针对当事诸公提出的质疑。
2 昌文提及事件的简单回顾
要想很好地回应昌文提及的五大质疑，就必须先回顾一下昌文所提及的“平馆善本事件”的完整经过。
从1967年到2010年，国内外曾有少数学者对“平馆善本事件”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介绍。其中，用力最多、影响最大的当属著名汉学家钱存训先生。钱存训先生先后发表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28]《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29]等相关论著，提供了最为直接可信的重要参考史料。
由于“平馆善本事件”至今仍是一桩“史料不多、存疑不少”的公案，所以笔者通过查阅报纸杂志、私人信件等多种不同途径，最终勾勒出“平馆善本事件”的粗略时间线(如图1所示)。

图1 “平馆善本事件”时间线
在此基础上，笔者试图厘清“平馆善本事件”涉及的主要问题。
2.1 第一阶段：善本南迁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被誉为是“宋、金、元、明四朝一脉相承的国家书藏”[30]。它以清代学部所建京师图书馆所收的内阁大库旧藏为基础，外加后人辛苦搜集的江南旧家藏书、敦煌经卷、文津四库以及南北收藏家所藏的旧椠精抄。
1935年，华北事变，平津局势危急。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古物、北平图书馆部分善本南迁。北平图书馆南迁到上海的善本曾经存放在多处，但有三个重要地点需要特别提及：第一个存放地点是公共租界仓库，大约存放了善本书籍5000余种6万余册、敦煌写经9000余卷、金石碑帖数百件；第二个存放地点是法租界亚尔培路中国科学社，对外称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寄存了全份西文科学及东方学刊三四百种约1万余册；第三个存放地点是南京地质调查所新建所址，对外称为“工程参考图书馆”，存放内容包括：西文参考书、外国官书、全份西文及日文工程期刊四五千册、旧藏内阁大库舆图，以及各省舆图七八千幅[31]。
1938年春，钱存训先生奉北平图书馆馆馆长袁同礼先生命令到达上海，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主任，主要负责保护平馆善本。为了安全起见，钱存训先生将存在公共租界仓库内的中文善本迁移到位于法租界内的震旦大学。后来，他又化整为零，将这些善本从震旦大学迁入租用的民房，分散掩藏，以免引人注意[32]。
2.2 第二阶段：精本运美
1941年，上海租界形势特别紧张。国立北平图书馆主持馆务的副馆长袁同礼先生与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先生考虑到平馆善本的安全，便与美国驻华大使协商，希望将存放在上海的原平馆善本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物归原主。
1941年3月，王重民先生受袁同礼馆长委派，协助处理善本运美事宜，负责从当时存沪的平馆善本中挑选出部分较为重要的资料，共计2954种20970册，其中包括宋元珍本和名抄精校本，这些书是当时平馆善本中的精华部分。后来，钱存训先生通过朋友帮忙，将100多箱善本化整为零，分成十批用手推车运到海关交商船运送到美国[33]。1942年6月，北平图书馆102箱善本书籍全部到达华盛顿，并开始摄制缩微胶卷。事后，这批书被摄成1060卷胶片，底卷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同时，美国国会图书馆将所摄微缩胶卷赠送中国三套[34]。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的缘故，最后一批书是如何到达美国的，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35]。
2.3 第三阶段：部分回京
善本运美消息披露以后，引起了日伪的重视。日伪任命的“国立北京图书馆”馆长周作人就派秘书主任王钟麟南下到上海检视存沪善本书，并在1942年11-12月间分两批运回善本书128箱，其中包括甲库书1503种、乙库书591种。1943年，俞涵青编有“国立北京图书馆”由沪运回中文书籍金石拓本舆图分类清册一册，由“国立北京图书馆”铅印出版[36]。
抗战胜利以后，抗战前转移到上海、香港等地的藏书陆续回迁北平图书馆。其中，第一批24箱(包括部分抗战期间新购的善本)于1947年8月9日由上海办事处委托中国旅行社运回北平[37]。1949年12月，赵万里先生参加政务院指导接收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前往上海清点存放在震旦大学、中国科学社的平馆书籍，最后装为208箱运回北平图书馆 [38]。
2.4 第四阶段：寄存台北
1965年2月，袁同礼先生在美国病逝，台北“中央图书馆”前馆长蒋复璁以平馆善本无人管理为由，建议将原平馆善本运到台湾 [39]。
1965年11月23日，运美善本由美国海军军舰押送抵达台湾，交由“中央图书馆”代为保管。1968年，“中央图书馆”因善本书库狭小，与台北故宫签订善本图书集中管理办法，将原平馆藏书运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40]。
1984年3月30日，“中央图书馆”以新盖馆舍即将启用、内设极好的善本书库为由，向台湾地区“教育部”申请将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平馆藏书取回整编，但一直没有结果[41]。因此，原平馆善本目前仍然寄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2.5 第五阶段：影印出版
2014年1月，由于获得国家出版基金1600万元的资助，中国国家图书馆主编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得以正式出版。该丛书共计一千册，收录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甲库善本精华(大部分原件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其中，有宋刻本75 种、金刻本4 种、元刻本131 种、明刻本2000 余种[42]。未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者达七百余种，弥足珍贵[43]。
3 中国国家图书馆学者对昌文的最好回应
前文曾经提及过，台北一位大学教授曾抱怨中国大陆学者无人针对昌文质疑作出任何回应。其实不然，早在数年前，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两位学者就合作发表了一篇具有很高水准的回应文章。2013年，林世田和刘波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在《文献》杂志上合作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题目是《关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迁台善本古籍的几个问题》[44](以下简称“林文”)，认真回复了昌文所质疑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迄今所见到的相关文献资料而言，林文无疑是回应昌文质疑最为全面、论证最为严密的一篇好文章，特别值得欣赏和拜读。不过，略有遗憾的是，由于该文篇幅太长，所以笔者只好采用摘录的方式来简要介绍其中的精彩观点。
3.1 关于昌文第一个问题的回应
林文不仅回答了昌文质疑的第一个问题，而且顺带推测了当时上海办事处装箱的具体经过，并将其与相关当事人袁同礼和王重民两位先生所写的书信、日记等其他资料相互印证。由此可见其论证思路之严密。不仅如此，林文还全文照录了1941年5月补入的两箱善本书的装箱清单内容。这样，就很完美地回答了昌文关于运美清单未著录第101、102箱的问题。
3.2 关于昌文第二个问题的回应
林文在充分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部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后指出：王钟麟在1942年运回北平的善本书，是平馆南运善本书中最早回到北平的两批，并非平馆存沪善本书的全部；平馆存沪善本书回迁北平也并非只有1942年的两批。王钟麟在1942年未发现的存沪善本书在1947年至1950年之间陆续回迁。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中尚存有历次回迁的装箱清单[45]。因此，林文认为，昌彼得先生并未仔细查考国家图书馆馆藏档案资料，只是依据手头仅有的两种目录来推测善本甲库的部分藏书已经流散，论据显然不足。
存沪善本的典藏情形是昌先生质疑众多善本书下落的出发点。林文认为，尽管有关存沪善本详细准确的储藏情形无法准确描述，但依然可以根据现有资料了解到当时的概貌。随着战争局势的转变，抗战期间平馆存沪善本书曾经多次转移，这是共知的事实[46]。在当时颠沛流离的环境下，庋藏的秩序未必严整，史、子、集三部书当时必定不在一处。而同一部书的不同复本，也有意分散放置。如此分散放置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分散藏书面临的风险。战乱时期的特殊处置，一定与太平年代从容不迫的整理工作有所不同，这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林文认为，这一点不能作为质疑存沪善本下落的依据。
3.3 关于昌文第三个问题的回应
昌彼得先生等于运美善本书迁台之后进行清点，发现有目无书者11种：内中抄本《两宋名贤小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曾摄制缩微胶卷，系抵美后遗失；元刊本《西汉诏令》，1942年已运回北平，未装箱运美；其他九种，昌先生对其下落存疑。林文声明，经核查《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昌彼得先生质疑其下落的十一种善本书，目前均完好地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未曾有过闪失[47]。对于这些善本没有装箱运美的原因，林文基本上认可钱存训先生在其撰写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籍运美经过·附记迁台经过》一文中所作的推测：“其中有目无书者11种，……大概为当年选装原定一百箱，临时增入2箱，或有抽换，因时间紧迫，目录未及改正，忙中有错，亦属可能。”[48]并且认为这是最为接近事实的解释[49]。
3.4 关于昌文第四个问题的回应
昌彼得先生发现1942年王钟麟未运回的存沪书中有甲库善本五百余种，遂发表《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阙书目》，罗列573部[50]。
林文在分析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部分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认为，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初，回迁北平的善本书有784种5747册；1949年12月赵万里先生赴沪清点图书，又运回208箱。据此可知，昌文所罗列的573部善本书即在这一时期陆续回到北平，其种数与昌先生所列基本相符。因此，林文认为，绝大部分存沪善本书都已经在1949年前回到了北平，这也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时未能将这些善本书带走的一个重要原因[51]。
3.5 关于昌文第五个问题的回应
林文认为，昌文中所举出的多种善本，平馆均有全本或多册残本，但均仅运美一册。据现存的《北平图书馆最初寄来展览书单》可知：该书单中所有古书均为每种一册。这是因为应当时举办版刻展览所需，无须全书多册全部展出，以一册示意即可。因此，只要了解了这批书运美的目的是进行展览，则昌先生“百思不得其故”的疑问立刻迎刃而解[52]。
需要特别补充说明的是，林文最后的总结部分也十分到位：“昌彼得先生在《关于北平图书馆寄存美国的善本书》一文中，对善本运美的过程及清单提出诸多质疑。综合考察种种史料可知，昌先生所提出的种种质疑，绝大部分实属误解。之所以产生误解的原因，是相关史料未能及时披露，使得昌先生立论的资料依据不够充分。”[53]
4 王重民先生的真实人品
尽管昌文中曾经提及袁同礼、徐森玉、王重民等多位大师级人物的名字，但其中有一小段文字特别引人注意。昌彼得先生以直呼其名的方式来质疑王重民先生的人品：“因之笔者对现在运回台湾来的北平图书馆善本书，是否就是当年运到美国去寄存的全部？实深致怀疑。那失踪的五百多种善本，都是国宝，是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凡我国民都有权利想知道它们的下落。当年主持的人，袁同礼馆长已经故世，而实际从事选书装箱工作及在美典管的王君现在还在大陆，有责任把当年的实在情形作一报告。尤其为了你的清白，假若是清白的话，更应该表白，指出失踪善本的下落。”[54]
笔者每次读到昌彼得先生所写的上述文字时，总会有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感觉。尽管我们无法猜测昌彼得先生撰写这篇论文时内心的真实情形，但可以清楚地告诉大家的是：昌彼得先生其实一点也不了解王重民先生的高尚人品。
为了以正视听，笔者从相关文献中挑选出一些代表性人物对王重民先生人品的评价，期望读者能够以更加客观、更加公正的态度来善待这位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过国宝的国学大师。
4.1 胡适与王重民先生的书信往来
胡适是现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教育家，生前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曾是民国时许多人的口头禅。他的名望之高、人缘之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胡适与诸位学者往来书信的频次是不等的，超过两百封的仅寥寥三人，前期是顾颉刚，后期是杨联升，中期便是王重民[55]。《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就收录了两人之间的往来书信267封。王重民先生能与胡适先生有如此密切的往来，说明胡适不仅欣赏王重民的学问能力，而且肯定他的人品道德。试想如果王重民先生是一个品德不好的人，胡适先生还会与他有如此密集的书信往来吗？此外，通过阅读这些往来书信，我们可以从中窥探王重民先生的高尚品格。1941年，王重民先生参与北平图书馆善本运美这件事情，并在同年2月4日和6日分别写信给胡适先生，将他想到的如何将北平图书馆善本运到美国的两种方法在信中加以说明，一是“因思张菊生先生若肯帮忙，若将此货混入商务新出版新货箱内(或用百衲史箱、丛书集成箱装此旧货亦可)，或不难带出海关”[56]，并且希望胡适可以与张元济先生联系，然后与之协办；二是“窃以偷过海关，最危险亦最容易……以及为LC[美国国会图书馆]新购之书箱相混；重民用国会图书馆Agency[代理人]名义，统称代LC购买，则未必发生什么留难。所怕者为预先走漏风声”[57]。由此可见，王重民先生对这些善本书极为重视，希望可以将这些书以最低风险运到美国。王重民等人在挑选好运美善本书后，对书箱编好号码，做了三份目录，包括两份英文的和一份中文的，并将事情经过以信件方式敬呈给胡适先生，可见王重民先生对待此事的严谨态度。如果王重民先生想窃取部分善本，又怎会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胡适先生呢？
在1947年3月5日致胡适的信中，王重民先生写道：“又想到一九四一年的这个时候，奉先生的命令来搬运善本书。那时路线稍有不同，从横滨直航香港。在船上初次看到闽粤间的祖国青山的时候，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当时曾把那种情绪写给先生，自己也永远不能忘……我的孩子初次来中国，从早到晚，问东问西，我很谨慎地答复他，不愿叫他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我故意引他注意，叫他看中国的战船、中国的飞机。他突然发一个问题：‘船是不是中国自己造的？’我知道不是中国自己造的，但口里却答说：‘是中国自己造的！’不知先生以为我答错了没有？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实在便要准备造自己的船！[58]”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重民先生在来上海参与搬运善本书时，对祖国充满着多么真切的热爱，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侵略者践踏，疆土沦陷，不免痛哭流涕。而且他不想自己的孩子对祖国有不好的印象，便对孩子说了谎。就这样一件微小事，他也会反思自己做得是否妥当，可见王重民先生为人之老实。对学术极为热爱的王重民先生，又在1947年10月29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当时在与胡适吃晚饭时，曾提议“少吃一碗饭，省下钱来振兴学术[59]”。胡适先生没有说什么，因为胡适先生主张饿着肚子不能做学问，要先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从胡适先生与王重民先生往来的这些书信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像王重民先生这样一位热爱祖国、忠厚老实、宁可饿肚子也要做学问的人，绝对不会做出盗窃国家善本书、损害国家利益、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事情。
4.2 挚友撰写的王重民先生别传
傅振伦先生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档案学家，他曾经与河北保定的王重民、河北沧县的孙楷第并称为“河北三雄”。
王重民先生辞世以后，傅振伦先生受王重民夫人刘修业先生的嘱托，曾为王重民先生撰写过一篇别传[60]，从中可以感受到傅振伦先生对其挚友王重民先生的高度评价。
傅振伦先生在文中指出：王重民先生的一生是热爱祖国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一生[61]。抗战胜利后，他毅然回国，迎接新中国成立。回到祖国以后，仍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同时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当时，我国图书馆学人才极为匮乏，王重民先生向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先生建议成立图书馆学系，先设专科，并且聘请袁同礼、傅振伦等名师授课，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和业务骨干。王重民先生即便身处人生道路坎坷之时，仍然坚持科学研究，笔耕不止，同样表现出他对祖国文化的真诚热爱。
傅振伦先生还认为，“有三质朴，嫉恶如仇，对不合理之事直言无隐，但闻者或不悦，因而得罪”[62]。在傅振伦先生眼中，王重民先生老实厚道，不会容忍一些恶事，嫉恶如仇，并以他被“四人帮”冤枉的事为证。当时，“四人帮”宣布发现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逼着王重民先生证明此书不是伪书。但是，王重民先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摆出种种证据，证明那就是一部伪书，坚决不向“四人帮”低头。“四人帮”因此在全校批斗大会上污蔑他，品格高贵、为人正直的他怎能接受这种莫须有的罪名，决定以死来捍卫自己的名誉。当时，只要王重民先生说一句顺着“四人帮”的假话，苟合求同，就可以少受很多苦。可是，王重民先生却用死来对抗，宁死不屈，他是如此的刚正不阿，令人敬佩！
最后，傅振伦先生总结评论道：“有三性温厚，平易近人。待人接物，出于至诚，师友同学无不推重。”[63]傅振伦先生当年出国考察途经巴黎时，王重民先生曾带他拜访过不少法国学者，讨论治学方法，了解学术动态，参观博物馆，可见王先生对待朋友的真诚热情。
4.3 学生对王重民先生的评价举例
为了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了培养更多的图书馆学专门人才，王重民先生建议在北京大学创立图书馆学系。为了办好图书馆学系，他不辞辛劳，与政府机关以及学校各部门领导积极联系，提出相关建议，并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同时，王重民先生还在系里亲身做好表率，事事亲为，团结系里的老师和同学，勤恳敬业，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专门人才。通过其学生撰写的一些文章，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王重民先生的人品。
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的吴慰慈教授在其所撰的《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一文中特别提及，“这才会有批林批孔时伪造李贽著作的事件，而这种实用主义的学术方法却是与王重民先生的为人和治学态度截然对立的”[64]。在吴慰慈教授心中，王重民先生的为人是公正无私的，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的，他的自尽是对他终身守望的中国文化的殉道行为，是最强烈的无声抵抗[65]。
朱天俊教授是当代著名图书馆学家。王重民先生是他学习目录学的启蒙老师，还曾安排他担任其目录学系列课程的助教。朱天俊教授在王重民教授100周年诞辰时发文纪念恩师[66]，高度赞扬了王重民先生一生对待工作、教学、研究的勤苦态度。朱天俊教授认为：“王重民先生为人正直，不阿谀媚上，不苟合求同，对人、对事一秉大公”[67]。
笔者之一的王锦贵教授也曾受业于王重民先生，并与王重民先生共事多年。据王锦贵教授回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次批判会上，有位学生在别人煽动下突然爆出一条“猛料”：王重民在新中国成立前“把中国大批珍贵书籍盗运国外，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老先生闻听此言，一脸茫然，未作任何解释。批判会后的某一天，当时还是学生的王锦贵曾就此事询问王先生，孰料王先生眼含热泪，只用短短一句话回答：“你们还年轻，以后会明白的。”[68]一直到王先生去世前，王锦贵始终没有听到他再作任何解释。后来，王锦贵教授终于明白了，无论是当时他在会上的“茫然”和“未作任何解释”，还是私下的“眼含热泪”和“一句回答”，都表明王先生当时蒙受了极大的委屈和侮辱。所谓的“盗运”，所谓的“卖国行为”，原来全都是诬蔑不实之词。王重民先生一辈子所怀揣的，从来都是一颗“爱我中华”的赤子之心！[69]
总之，王重民先生在目录学、敦煌学、版本学、图书馆学等领域成就斐然，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强烈的爱国之心、宝贵的敬业精神、不屈服于权势的高贵品格，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辈学人敬仰和学习。无论在老师眼里，还是在朋友或学生的心中，王重民先生都是品德高尚的人，他为人忠厚淳朴，平易近人。昌文针对王重民先生人品的诋毁都是毫无根据的一面之词，大多是因为昌彼得先生对王重民先生人品的不了解和无端揣测所致。
5 结语
胡适先生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他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70]。此外，他曾经写过的一句名言也广为人知——“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71]”。昌彼得先生之所以对存沪善本书下落、对运美清单中的某些问题持有怀疑态度，主要是因为相关史料未能及时公布，并且当时两岸阻隔不通，所以很难获得相关的准确信息，而昌先生对已经发表的资料又有严重的误读。另一方面，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昌先生尽管做到了“大胆假设”，但并未做到“小心求证”，的确是憾事一桩！
笔者相信，随着海峡两岸学者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入，直接或间接的交流探讨机会不断增多，可资佐证的新文献资料(比如，与平馆善本书相关的档案、书信、日记等非公开资料)不断涌现和逐步公开，会有助于后人了解“平馆善本事件”的细节。正如林世田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希望通过两岸的共同努力，南迁事件能够更完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72]。此外，对于袁同礼、徐森玉、王重民、钱存训等诸位前辈来说，还可以还其清白之身。笔者坚信，这一天就在不久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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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e Face of Lushan is Lost to My Sight, for It is Right in This Mountain That I Reside—Re-Response to an Old Article of Mr. Peter Chang
Wang Jingui Xiao Ming Liu Jiangrong Xu Ye
Abstrac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then responds to many doubts raised in an old article of Mr. Peter Chang, a bibliographer in Taiwan. It proves that Mr. Wang Zhongmin’s noble character, and justifies the inexistence of the “Custodian turned thief” problem in the ancient rare book event of National Peking Library mentioned by Mr. Peter Cha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returning Mr. Wang Zhongmin’s innocence and ensuring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facts”.
Keywords：Wang Zhongmin; National Peking Library; Ancient Rare Book; Peter Chang
分类号 G255.1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1.0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项目编号：17ZDA29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王锦贵，ORCID: 0000-0001-9075-3310,邮箱：wjgw@pku.edu.cn。
作者单位：王锦贵，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肖明、刘江荣、徐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9年4月3日
(责任编辑：王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