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西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起源 ——评徐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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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西欧市场经济的中世纪起源
——评徐浩著《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
沈 琦
[摘 要]徐浩著《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旨在探讨中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如何和为何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该书将社会转型问题从资本主义的起源转换为市场经济的兴起，在理论上充分吸收了经济学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史的商业化理论，着眼于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史中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依托的重要专题，探讨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商业诸问题以及工业诸问题。该书的研究特色体现为对中世纪西欧作长时段的考察,关注普通民众的命运,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主张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作多视角的阐释。
[关键词]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市场经济；社会转型
《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是国内首部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史专著(1)徐浩：《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为节省篇幅起见，以下凡引该书，只随文括注页码，不另注。。在这部44万字的著作中，作者徐浩在20世纪晚期以来蓬勃发展的西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史中一系列既独立又相互依托的重要专题，探讨了中世纪中期开始西欧如何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该书的出版必将对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以及西欧社会转型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笔者拟就该书的学术背景、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特色作简要的评介。
一
以英国为首的西欧率先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无疑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最重要的一次社会转型。不过，西欧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能完成这种转型，却在学术界引发了长期的争论，成为史学界及相关研究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有关社会转型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大。马克思最先提出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转型的实质是生产方式亦即社会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22页。以下凡引马克思《资本论》，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作为西欧社会转型的领头羊，英国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历史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20世纪50年代和70、80年代，西方学界围绕英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及其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动因问题展开了两次大规模论战，进行了跨学科对话(3)向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回顾与反思》，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编：《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141页。。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转型问题的解读外，其他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的重视、法律史家泰格对商人阶层与法律体制的互动的重视、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对产权制度的强调等(4)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泰格、利维著，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道格拉斯·诺思等著，厉以平、蔡磊译：《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由马克思开创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研究在阐释西欧社会转型问题时有两点明显的优势：一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避免了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二是走出了狭隘的经济决定论，充分考虑社会关系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因而有着总体的视野(5)向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的回顾与反思》，第140～141页。。但是，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进行过专门和系统的研究，后继学者对社会转型问题则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从而导致了若干的争议和不足。这种争议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寻找社会转型的动因时，大多数学者一味追求“决定性因素”或“原动力”，忽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分析。波斯坦的“人口根源说”主张人口与资源(主要是土地)的关系是主导社会经济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布伦纳的“阶级斗争推动说”则把特定的阶级结构的形成看作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约翰·哈彻尔和马克·贝莱批评了上述两种研究倾向，指出：“它们都无可置疑地认为，推动中世纪经济变化的决定力量存在于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农业领域，以及土地持有者和农业劳动者的关系当中。不过，上述假设长期以来都公开受到激烈的挑战。”(6)约翰·哈彻尔、马克·贝莱：《中世纪模式：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John Hatcher and Mark Bailey,Modelling the Middle Ages:The History & Theory of England’s Economic Development)，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页。
第二，对过渡起始时段的争议。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中世纪和15世纪晚期开始的早期现代社会是二元对立的，前者的灭亡导致后者的产生，这种观点自文艺复兴以来长期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托尼、布罗代尔都持类似看法。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世纪与近代是二元对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25、823页。按照上述模式，封建主义与自然经济对应，资本主义与货币经济或交换经济对应。中世纪的英格兰基本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经济”时代，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经济要么不存在，要么极为微弱。在马克思看来，中世纪实行实物地租，因为货币地租的支付“只是在世界市场、商业和工业已有一定的比较高的发展程度以后才有可能”(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364页。。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在《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对农民继承土地和婚姻家庭状况的细致梳理和分析，对中世纪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二元对立提出挑战，认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误读了13-18世纪英格兰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9)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秾译：《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6页。。法律史家泰格在《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则揭示，商人阶层在11-19世纪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用蜕变中的封建法律体制与当时的统治集团(先是封建领主，后是城市行会，最后是集权君主)顽强抗争，最终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10)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页。。
第三，在研究内容上，中世纪欧洲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问题长期被忽视。究其原因，既有认识论上的因素，也有实证研究的不足。马克思对商业和贸易的观点很明确。一方面，“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71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5页。。另一方面，贸易本身不是资本主义，而且贸易本身还不能促成资本主义的产生，“还不足以促成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3、364页。。受马克思上述思想影响，以多布、希尔顿、布伦纳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代表的“内部根源”论者主要探讨农业领域，认为封建社会自身的生产力进步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才是资本主义起源的根本原因。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界，贸易一直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决定性因素。这种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主要从交换出发来分析社会历史的进步。他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13)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16页。中世纪贸易论的代表人物是亨利·皮朗。亨利·皮朗主张，中世纪商业复苏是地中海贸易区与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之间国际长途贸易贯通的结果，城市兴起也主要出现在长途贸易集中的商业沿线(14)亨利·皮朗著，乐文译：《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长途贸易论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其一，在长途贸易论者看来，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或交换经济是同义词，没有将其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二，长途贸易论者对经济现象的分析集中在流通领域，将经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外部推动力，这种观点并不能让人信服。因为经济的中心问题是生产，虽然流通在经济发展中很重要，但是决定性的仍然是生产。商业的发展要以生产的发展为基础。
社会转型问题的研究如何继续推进呢？一方面，在史观上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有关中世纪在过渡中的重要性的传统立场，保持对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等问题的传统关切；另一方面，要保持开放和务实的心态，借鉴其他有关的研究范式与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与成果。从工商业和市场发展的角度，既有的社会转型问题研究可能会有新的突破。经济史学家约翰·希克斯强调：“有一个转变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兴起的前提。按现代经济学的看法，这一转变似乎更加重要。这就是市场的出现，交易经济的兴起。”(15)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页。中国学者也指出，早在15、16世纪之前很久，随着市场在西欧的大量兴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商品交换关系在城乡的扩展，已为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做了必要和重要的准备(16)何顺果：《市场在西欧的兴起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136～148页。。
《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就是在已有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所做的新尝试。作者通过对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的研究，旨在探讨“作为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西欧为何和如何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第7～8页)。作者将社会转型问题从资本主义的起源转换到市场经济的兴起，无疑要更具体，争议更少。历史事实表明，只有以英国或西欧为首的少数国家或地区成功地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尽管学界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多有分歧，但都认同资本主义至少有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实行商业运作机制的企业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二是以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和其他个人权利为重心的法律政治制度(17)侯建新：《转型期的西欧和中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作者以西欧中世纪工商业为研究主题的缘由有二。其一，对既有研究的拓展。此前作者的两本专著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乡村工业和市集贸易(18)徐浩：《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徐浩：《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受论题所限，已有著作没有对中世纪西欧工商业进行较为系统和综合的研究。其二，西欧中世纪工商业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西欧工商业的独特性体现在：城市是中世纪西欧工商业中心，建立在城市与农村劳动分工的基础上，城乡关系密切，农村成为城市腹地，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食品和工业原材料，城市则回报以工业品或劳务。西欧工商业的重要性体现为：工商业不仅塑造了中世纪的西欧城市，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其腹地的乡村；工商业城市是中世纪西欧社会转型的助推力量，开启了中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转型(第2～3页)。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提出一个恰当的历史学问题是选题的关键环节。一个好的史学问题的提出，需要兼顾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要从学术界相互讨论的问题中间，即从学术谱系本身去寻找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世纪工商业史研究需要辨析不同研究范式的旨趣和观点的变化，在学术史的贯通中寻找和解决问题”(第9页)。从学术史角度看，西方学者对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的研究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其学术范式发生过多次转换：19世纪下半叶以来斯塔布斯、梅特兰等开启的宪政史或法律史研究，19世纪晚期20世纪上半叶罗杰斯、坎宁安等开创的经济史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希尔顿、米勒等引领的经济社会史研究。在学术范式的转换中，市场和市场经济日益受到重视(19)20世纪80年代以降，经济社会史研究以市场为主题的研究不断增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学者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尽一致。约翰·戴的论文集题名为《中世纪市场经济》[(John Day,The Medieval Market Economy),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不过他主要探讨欧洲中世纪货币问题，将货币经济等同于市场经济。詹姆斯·戴维斯在《中世纪的市场道德：1200-1500年英格兰的生活、法律和伦理》[(James Davis,Medieval Market Morality:Life,Law and Ethics in the English Marketplace,1200-150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实际上是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存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探讨市场道德问题。。另一个维度是对中国现实的关照。当下中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实践上的重大创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研究市场经济在西欧如何率先兴起的历史，历史学者自然责无旁贷。作者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中世纪史有责任为弄清楚西欧市场经济的起源问题贡献一份力量。”(第8页)“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还离不开中国视角和问题意识，这可能是中国中世纪史学家与国外同行研究问题时的主要区别所在。”(第9页)此外，从历史上看，为什么较早出现的古代中国文明在公元第二个一千年被较晚兴起的日耳曼诸国超越？作者认为，经济模式的差异可以解答这一疑问：古代中国长期恪守指令型经济模式，而市场则构成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快速兴起的重要促进因素(第8页)。
《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相较于此前的社会转型研究，在理论上充分吸收了经济学的历史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史的商业化理论。作为经济学大家，约翰·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市场经济的兴起过程。按照希克斯的说法，市场经济是由非市场经济(即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变而来，市场的兴起为这种演变提供了可能性。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动力源于专业化的商人阶级(来自于农民、工匠和管事等阶层)，此阶级成为走向市场经济的社会和组织基础。这种新型社会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因为“商业经济要想达到繁荣，就必须确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确立对财产和合同的保护”(20)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35页。英文版初版于1969年。。这两个条件在传统经济中都不容易满足。由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是渐进的、反复的和非同步性的。希克斯从市场发生学的角度详述了“市场渗透”的过程，即“适应市场经济的货币、法律、信用制度的确立”“政府财政和行政管理的改造(税收和举债技术)”“领主制破坏、货币地租和农业的商业化”“自由劳动代替奴隶劳动、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出现”。最后，“市场渗透”在现代工业中达到顶点。希克斯对市场和市场经济兴起的分析洞若观火，极大地丰富了作者的思路，这从该书标题、目录以及前言行文可以明显看出。经济史家道格拉斯·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指出，欧洲13世纪时“各种层次的(地方的、区域的和国际的)商业活动在兴起，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衰落，专业化正以西欧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诚然，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形成，但它是在农业依然在整个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可能在北欧交易品中仍占最大份额的意义上形成的”(21)道格拉斯·诺思等：《西方世界的兴起》，第67页。英文版初版于1973年。。
另一理论基础来自于经济社会史的商业化理论，尤其是克里斯托弗·戴尔的“新中世纪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内部根源论学派对地方市场的研究不断深入，商业化理论逐渐流行。这一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长途贸易论和内部根源论这两种曾经对立的研究倾向在日益走向合流(22)谢丰斋：《从“长途贸易”论到“内部根源”论——西方学者对英国中世纪市场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2期，第107～118页。。商业化模式认为，中世纪时期商业活动的增长比人口的增长要快，即商业的增长比每年所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更快，由此每年都有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在进行交易，使人们可以更多地依靠交易维持生活。商业化的程度和影响很难估算，史家只能靠不精确的标准衡量：1.农村的劳动分工；2.城镇化发展；3.货币、信贷的使用程度；4.农产品地区专业化；5.交通的改进(23)约翰·哈彻尔、马克·贝利：《中世纪模式：英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理论》，第134页。。在商业化理论的基础上，戴尔从结构、交换关系、危机应对和社会控制四个方面重绘了“新中世纪”。戴尔总结说，这一“新的中世纪”是一个灵活多变的时期，经历了13世纪的商业化过程，从14世纪的危机中崛起，对变化的包容能力更强：贵族阶层的权势受到削弱，农民阶层具有流动性且限制越来越少，工业和城市生机勃勃(24)克里斯托弗·戴尔著，莫玉梅译：《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中世纪中期西欧社会转型论与传统的15、16世纪转型论相比明显提前。随着经济社会史对中世纪西欧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本主义兴起所需的许多核心要素不断被发掘出来。
二
西欧为何和如何走向市场经济是全书主旨。走向市场经济看似单纯的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市场和贸易是否有效地推动了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市场是否受到有效保护？生产要素市场是否与普通商品市场同步或协调发展？城乡是否出现了一个从市场生产和交换中富裕起来的商人阶级？是否形成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存在的法律和制度等体制保障？循着以上问题和思路，全书16章可分为三个层次：第1～2章分别从城市化和货币化的角度论述了中世纪西欧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特定历史环境；第3～8章研究了商业诸问题，涉及商人阶级的起源、商人法和商事法庭，市场市集制度，劳动力、土地和借贷等生产要素市场，以及市场治理；第9～16章考察了中世纪西欧工业诸问题，包括小土地持有者、工匠、妇女与工业、工业生产组织、工业生产、工业管理、工业机械化以及西欧工业化的中世纪起源等。
第1章“城市化水平”。中世纪西欧城市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城乡或工农之间的交换与以往农民本身之间的交换具有很大的不同。城市和乡村、工匠和农民之间交换的经常化和普遍化，扩大了工业品和农产品(工业原材料和食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商业化。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城市市场数量超过了村庄市场，并由此形成了城市市场结构，从而为自给自足的商业化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化转变提供了条件(25)徐浩：《前工业社会中的城市市场结构与市场导向的商业化》，《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第70～74页。，城市市场结构的建立需要以一定的城市化水平为基础。从14世纪后期起(甚至早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英国城市化水平维持在20%左右。中世纪中后期英国在工农商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中等发展状态的城市化率(40%以上)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历史基础。
第2章“货币与货币化”。7世纪晚期银币在西北欧复兴，取代了西罗马帝国的货币。加洛林王朝确立了银币体系，并推广到西欧各地。银本位制适应了北海普通消费品贸易和国内贸易的需要。中世纪西欧从未停止过铸造和使用货币，并建立起了自己的货币体系，货币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经济渗透到广大农村之中。银币在很长时间充当了中世纪西欧工资与税收、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主要支付手段。英国以外国家造币权的极度分散导致银便士的重量和纯度大幅下降，货币严重贬值，13、14世纪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各国先后发行大额银币和金币。中世纪中期以来，货币日益作为交换媒介，流通量和使用数量大增。货币支付渗透到广大农村之中，农民和领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被货币支付关系取代。
第3章“行商与商人法及商事法庭”。行商是商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从事批发贸易，由国外商人和外地商人组成。行商在中世纪并未消失，反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行商不能受到城市法或普通法的保护，因而打破地域甚至国家界限的商人法便应运而生，弥补了中世纪各种属地法的司法管辖权的局限。“泥足”法庭是市场和市集法庭的典型代表。为了维护行商的利益，“泥足”法庭实行快速审判且由行商参与审判，改善了各种普通法庭司法程序拖沓和缺乏行商参与等弊端，成为行商四处经商发生纠纷时得到快速和公正的判决的法律保障。商人法和商事法庭有助于保护商人动产的合法权益，为中世纪西欧商业贸易的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第4章“市场和市集制度”。市场和市集是中世纪西欧最主要的商业制度，是贸易的重要中心和商品交易的主要平台。它们处于人类从不定期贸易、定期贸易到连续贸易的中间阶段。周期性的市场和市集起源于罗马帝国晚期，中世纪时期推广到各地。中世纪早期后半期，市场和市集猛增，内部需求是其增加的主要动因。中世纪中期的商业化推动了市场和市集进入繁盛阶段，村庄市场和市集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城市。中世纪中期市场和市集不仅在数量上达到峰值，而且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中世纪晚期市场和市集开始转型，村庄市场减少，以城市市场为主导的城市市场结构得以形成，市场结构得到优化。通过频繁地交换商品，农村和农民越来越多地受到城市的影响。
第5章“市场治理”。中世纪西欧市场治理包括市场特许权、市场税收权以及市场司法权等，国王和市场所有者借此可以规范市场的建立，维持治安，监督公平交易，惩罚违法行为，征收审批费、交易税、摊位和商店租金，获得司法罚金等。中世纪西欧市场治理主要围绕着将市场作为一种商业制度、一种国王和市场所有者的法律特权来进行。在此过程中，经国王批准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举行的正式市场建立起来。与此同时，市场的权利概念也有助于商业管理的法治化，这一点在英国尤为明显。在英国，共同体和个人大都是根据国王所颁的法律、市场特许状等享有其权利的。庄园、城市等地方法庭和“泥足”法庭审理违反市场和平、违约、债务和侵犯等诉讼，陪审员或法律顾问进行调查和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依法维护了市场所有者和交易者等各方的权利。
第6章“工资劳动市场”。工资劳动市场简单来说就是雇主和雇工之间存在的劳动力买卖关系：雇主为得到劳动力而支付工资，雇工为获得收入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中世纪西欧典型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有领主庄园、农民家庭以及工商业者家庭作坊或商店等。中世纪不同时期，领主庄园、农民家庭以及工商业者作坊或商店对工资劳动市场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因而需求拉动是中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的工资劳动者比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中世纪工资劳动市场是家庭和农奴制生产方式的重要补充，而不是一种异己力量，只有当条件适合时工资劳动才会转变为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劳动。
第7章“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包括土地的继承、买卖、租佃和赠予等土地转让行为。土地市场(土地转让)包括前封建的自主地和封建的保有地。中世纪早期保有地没有法理上的可转让权。随着占有权理论的兴起，保有地获得了与所有权类似的继承、买卖和租佃的权利，为土地市场的成长奠定了法律基础。13世纪前后存在包括维兰保有地在内的活跃的农民土地市场，经济学而非人口学因素成为其存在的主要原因，土地买卖成为所有性质的保有地的权利。黑死病后，随着土地供给增加和劳动力短缺，庄园法庭对维兰土地转让的控制和家庭土地纽带观念进一步削弱，农民家庭外土地转让更加普遍，土地市场成为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
第8章“借贷市场”。中世纪西欧货币借贷属于消费借贷范畴，经历了从高利贷禁令所倡导的无偿借贷到例外原则所允许的利息合法化的发展过程。中世纪早期，西欧以生活性的消费借贷为主，教会和国家对此采取禁止和限制政策。中世纪中期，随着商业革命的兴起，牟利而非谋生的商业性、生产性消费借贷日益增加。教会一方面继续禁止生活性的有偿消费借贷；另一方面又将生产性、商业性消费借贷视为高利贷法的例外情况，允许其收取利息。罗马法研究的复兴也促使王室法或普通法中的债务立法和司法救助应运而生。中世纪中晚期西欧由此形成生活性的无偿消费借贷和生产性、商业性的有偿消费借贷的差别化管理模式，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
第9章“小持有者与农村的雇工和工匠”。中世纪英格兰的小持有者起源于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以及缺少土地的自由农和非自由佃农。小持有者一直约占中世纪英格兰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农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小持有者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下层农民，却是农业雇佣劳动者和乡村工匠的主力军，在农村经济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其法律和社会地位逐步提高，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改善，推动了农村经济的专业化，成为促进农村变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10章“工匠”。中世纪西欧工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劳动者群体，包括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工匠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到14世纪早期，英国城乡总人口的约20%部分或全部依靠生产和出售商品或服务为生。随着中世纪中晚期工业品价格和工资从缓慢增长到快速上升，加之粮食价格下降，工匠收入的购买力也相应经历了从下降到提高的过程，工匠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
第11章“工业组织”。中世纪工业组织发生了剧变：从庄园作坊到城乡工匠作坊，再到家内制或外放制的手工市场。工业组织的变化表明，在生产关系上，工匠经历了从庄园作坊的集体劳役制下的农奴，到城乡家庭作坊下交纳产品或货币租的独立个体劳动者，再到在生产销售上完全依附于商人的雇佣工资劳动者的变化；在生产方式上，工匠从早期的直接生产使用价值的小生产者、中期的城乡工匠作坊下的小商品生产者，到晚期再转变为商人主导的城乡外包制的商品生产者。所有上述变化都是在城乡协调、互动与分工下完成的，从而导致中世纪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共同进步，主要表现为城乡生产专业化、商业化的扩大和城乡中产阶级群体的出现。
第12章“工业生产”。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水力和风力能源代替人力，促进了碾磨、漂洗和冶铁等工业行业或工序的机械化，节省了劳动力，增加了产量。大量的资本投入促进了中世纪工业的扩张，投资主体不断变化，从领主、行会和商人逐渐过渡到富裕工匠和制造商。固定资本出租和雇工生产是中世纪工业利润的主要来源，中世纪中晚期领主和富裕工匠、呢绒商的利润此消彼长，企业家逐步登上历史舞台。
第13章“工业管理”。中世纪中期以来，西欧工业突破了以往庄园作坊那种以使用价值为主的生产模式，形成以工匠作坊为主体、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模式。当工业生产越来越面向市场时，工业管理特别是其中的民生必需品的管理成为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国家、城市(或庄园)以及行会为此承担了大量的工业立法和监管工作，保护消费者、雇主和雇工的权益。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消费者、雇主、雇工三者的利益，客观上有利于中世纪交换型工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第14章“妇女与工业生产”。妇女是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特定群体，许多妇女独立从事纺纱、酿酒和丝织等女性行业。在非女性行业，女性协助丈夫或父亲经营作坊，寡妇可以继承亡夫职业。尽管中世纪晚期小城市和农村的毛纺织业中出现了女织工，但酿酒和丝绸等传统的女性行业逐渐让位于男性，城市工业也加大了对女性就业的限制力度，妇女从事工业生产的空间受到挤压。
第15章“工业机械化”。中世纪英格兰的工业机械化与磨坊经营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力和风力磨坊遍布英格兰各地，磨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漂洗和冶铁等工业部门也广泛使用机械动力。磨坊的经营方式也在转变，领主对磨坊的投资和控制日益减弱，乡绅、富裕的工商业者和妇女逐渐接替领主投资工业磨坊，并获得长租期和某些特权。尽管中世纪工业磨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工业机械化主要局限于磨面、粉碎麦芽、制革、漂洗和冶铁等少数行业，绝大多数工业很少或没有从中受益。上述因素表明，机械化乃至工业化在中世纪中晚期已经开始。
第16章“西欧工业化的中世纪起源”。西欧工业化起源于中世纪中期以来城乡工匠为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市场不仅促进了专业化，还加速了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变革。至少从中世纪中期以来，服务于本地市场的个体工匠劳动在西欧城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磨面、漂洗和冶铁工业或工序的机械化逐渐普及，以家内制毛纺织业为主的农村工业异军突起。市场、技术和生产组织的创新催生了西欧工业化的萌芽，并使西欧由此走上了工业化之路。中世纪中晚期为近代早期原工业化的成长和工业革命期间工业化的完成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基础。
三
《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在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的基础上，在内容的拓展与深化方面推进了西欧工商业史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该书的研究特色至少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域的扩大，对中世纪西欧作长时段的考察。戴尔在《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认为，13-16世纪英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革，他把这种变革置于850-1800年近千年的背景下进行“瞻前顾后”式的宏观考察。社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诸多要素的发展并不同步，只有长时段考察才能把握这些要素的发展趋势，否则便会以偏概全，得出错误认识。尽管戴尔认识到，中世纪晚期(1200-1520年)的大量经济特征能够上溯到13世纪甚至更早，但其论述重点仍在中世纪晚期，主张英国社会转型始于13世纪(26)徐浩：《戴尔新说：英国社会转型起于13世纪》，《经济社会史评论》2011年第4辑，第164～177页。。《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赋予中世纪前期相当的分量。作者在考察诸多论题时非常关注其起源，往往追溯到中世纪前期。例如，作者在第1章“城市化水平”探讨工商业城市的起源时指出，中世纪早期欧洲城市复兴成为城市起源研究的新取向。“以往观点认为中世纪早期是罗马城市不断衰落的过程，而晚近则主张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城市普遍衰落，自7世纪以来城市逐渐成长。由此中世纪早期城市复兴论代替了罗马城市长期衰落论。借助于考古证据的帮助，对西欧各地城市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论点。”(第20页)作者在第2章“货币与货币化”探讨中世纪货币产生时认为，7世纪北海沿岸贸易复兴，普通消费品贸易促进了银本位制的中世纪货币体系的诞生；新银币制度至加洛林王朝时最终确立：查理曼发布法令确定了德涅尔银币的外观并通用于全国，镑、先令和便士的关系也固定下来，适用于西欧各地(第46～47页)。
第二，研究对象眼光向下，践行“从底层向上看”，关注普通民众的命运。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看作劳动者个人自主活动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把唯物史观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7)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4页；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41页。。《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作者指出，小持有者在经济地位上属于下层农民，约占中世纪英格兰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是农业雇佣劳动者和乡村工匠的主力军；工匠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到14世纪早期约占英国城乡总人口的20%。中世纪中晚期，小持有者和工匠收入提高，法律和社会地位逐步提升，生活水平明显改善。中世纪中晚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在贵族和普通人权利的此消彼长中进行着经济和社会结构重组的历史。作者还特别关注中世纪西欧工业生产中的特定妇女群体，如纺纱女、酿酒女和丝织女。
第三，研究方法上注重比较。在西欧如何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进行中西或西方各国历史间的比较，既能清楚地看到市场经济诸要素在中世纪西欧赖以萌发、成长的特殊环境和各自特征，又能深化对东西方社会差异性和不同发展道路的认识。正如作者所说，“只有在比较(哪怕是暗含的比较)中才能更加体现出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第9页)。此处“暗含的比较”可以看作是中世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比较。从货币的角度看，中世纪欧洲大陆诸国造币权分散在教俗贵族或城市手中，但英国国王却成功地垄断并扩大了造币权；中世纪英国的货币贬值率明显小于欧陆诸国(第50～53页)。就市场发育而言，中世纪晚期英国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城市市场结构，城市市场重要性日增。就生产要素市场而言，中世纪晚期英国工资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正在消失，自由的、短期的和高报酬的工资劳动市场正在形成(第166页)；13世纪前后英国存在包括维兰保有地在内的活跃的农民土地市场，黑死病后农民家庭外土地转让更加普遍(第196页)；英国出现较早的较典型的司法中央化和债权保护，从而降低了商业的交易成本(第221页)。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对比下，英国享有若干优势，其为何以及如何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便清晰地跃然纸上。由此可能引发另一个问题：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分流是否在中世纪便已存在？
第四，对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新认识。以往的社会转型研究，无论是“新人口论”模式还是“阶级斗争”模式，都片面突出某种单一因素，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中，作者主张对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作多视角的阐释，关键要素至少有三：市场、制度与技术。首先是市场。作者认为：“市场是经济发展与否的重要制约因素，或者说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能不说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第4页)“工商业城市是一种中世纪中期开始的社会转型的助推力量，它孕育了许多资本主义的因素，促进了交换经济的发展与繁荣。”(第2～3页)其次是制度。市场经济的建立是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是否形成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存在的法律和制度等体制保障”(第8页)。西欧社会的成功转型与其法律和制度的逐步完善分不开。最后是技术。无论是波斯坦代表的“新人口论”模式还是希尔顿所代表的“阶级斗争”模式，都注意到了但却低估了中世纪的技术成就。水力和风力在中世纪工业中使用较为广泛，涉及碾磨、漂洗和冶铁等行业或工序，被视为中世纪工业机械化，其典型代表是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谷物磨坊和工业磨坊)。水力和风力磨坊遍布英格兰各地，磨面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漂洗和冶铁等工业部门也广泛使用机械动力。中世纪磨坊的经营方式也在发生着转变，领主对磨坊的投资和控制日益减弱，乡绅、富裕的工商业者和妇女逐渐接替领主投资工业磨坊。作者据此认为：“‘中世纪工业革命’已然启动，机械化乃至工业化在中世纪中晚期已经开始。”(第408页)
最后简单谈谈该书的可改进之处。
第一，作者非常重视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借贷)市场，但对普通商品市场关注不够。自11世纪起，欧洲商业进入复兴时期，13、14世纪的欧洲逐渐形成两大主要贸易区。其中，西北欧的北海-波罗的海贸易区主要经营生产资料和生活必需品。波斯坦评论道：“整个北欧及北欧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主流是与北半球的产品相一致的，……它们是更粗糙、更大宗的，而且全然是更加不可缺少的日常产品。”(28)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2卷《中世纪的贸易和工业》(M.M.Postan,ed.,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Volume II,Trade and industry in the middle age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到13世纪前后，西北欧已存在一定的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如佛兰德斯高度专业化的毛纺工业需要进口大量英国的优质羊毛，法国以加斯科尼为中心的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需要进口英国的粮食。还有北欧的渔业和木材业，意大利的银行业和刀剑生产，西班牙的养羊业和甲胄生产等都出现了专业化的趋势。为满足欧洲国际市场货币流通的需要，德国的银矿也大量开采，许多白银随着对羊毛出口的支付而流入英国。沃勒斯坦据此认为，西北欧尽管处在边缘，却正在形成某种统一的经济体(29)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日常大宗商品如粮食、羊毛、呢绒、酒类、建材、矿产等如何在不同地区乃至国际间运转流通，应该是西欧工商业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作者提到了民生必需品如面包、麦酒和呢布，却没有对其生产和流通进行专题研究。
第二，作者重视工匠阶层，但对商人阶级整体阐述不够。作者关注了小持有者与农村的雇工和工匠，对工匠的法律身份、人口比例和收入水平进行了精细研究，但对商人阶级的整体叙述不够。虽然作者在第3章指出，行商主要是外商，与同属商人的游商不同，但是并没有描绘商人阶级的整体图景。商人阶级还包括哪些组成部分？其法律身份、收入水平如何？内部经历了哪些演变？这些问题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上述两点不足表明，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是一宏大主题，非一本专著所能涵盖。但是，对历史研究而言，提出一个好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延伸性，会成为后续相关研究绕不过去的基础和起点。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既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需要保持开放，紧跟学术前沿，充分吸收最新成果。在这方面，《中世纪西欧工商业研究》一书无疑是一极好例证。
Exploring the Medieval Origin of Market Economy in Western Europe:A Review of Xu Hao’s Study 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Shen Qi
Abstract：Xu Hao’s book Study on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aims to explore how and why Western Europe gradually took the road of market economy since the High Middle Ages.This book changes the problem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to the rise of market economy,and fully absorbs the economists’ theory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and the commercial theory of economic-social historians.Focusing on a series of independent and interdependent topics,this book explores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s,commercial issues and industrial topics.The book’s features are embodied in a long-term survey of medieval Western Europe,a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general public,a focus on comparisons in research methods,and a multi-perspe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aus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Keywords:Medieval;Western Europe;Industry and Commerce;Market Economy;Social 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088-09
收稿日期 2019-03-04
作者沈琦，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79。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