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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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话语与雅典民主政治的关系*
——以“刺杀僭主”叙事为中心
陈 超
[摘 要]传统观点认为，虽然古典时期的雅典人创造了民主制，但并未发展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贵族的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始终在民主政治中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分析表明，贵族发明的话语传统可以在公共空间内被大众转化为城邦的政治话语，进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被民主化，为民主政治话语提供符号、仪式和形象，成为民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说明，古典时期雅典民主政治对旧时代政治符号的继承，并不等于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能够在新的政治语境中对旧叙事进行创造性改编，反而说明民主政治有能力利用旧传统的养分，创造出属于自身的政治话语。
[关键词]雅典；贵族话语；民主政治；“刺杀僭主”；叙事传统
传统观点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人虽然创造了最早的民主制，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出相应的民主政治话语。阿德金斯称，即便是在平民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公民法庭，arete和agathos等代表贵族意识形态的美德仍是非常有力的话语，是民众心中值得敬仰的品质(1)亚瑟·阿德金斯：《古希腊的道德价值和政治行为：从荷马到公元前5世纪末》(Arthur Adkins,Mo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in Ancient Greece:From Homer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伦敦：查托和文都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126页。arete和agathos是古希腊语单词，前者意为美德和卓越，后者意为出身高贵和勇敢。。罗厚认为，在一贯被学界视为代表城邦民主价值的葬礼演说中，民主制也“无法为自己塑造一种专门的语言”，因为“涉及民主的官方演讲被贵族价值和陈述从内部削弱，最终没有属于自身的语言”(2)妮可·罗厚：《雅典的发明：古典城市的葬礼演说》(Nicole Loraux,The Invention of Athens:The Funeral Oration in the Classical City)，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7、334页。。奥斯汀和维达-那奎甚至宣称，“整体而言，贵族的价值体系几乎没有遭到挑战”，民主的价值体系几乎没有发展(3)M.奥斯汀、皮埃尔·维达-那奎：《古希腊经济与社会史导论》(M.Austin and Pierre Vidal-Naquet,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an Introduction)，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15～16页。。琼斯没那么极端，但他也称，即便古典时期大多数雅典人热爱民主制，在现存史料中，他们的声音也被批评民主制的著作所淹没了(4)A.H.M.琼斯:“雅典民主制及其批评者”(A.H.M.Jones,“The Athenian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剑桥历史期刊》(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第11卷第1期(1953年)，第1～2页。。
近年来，上述观点遭到质疑。奥伯认为，雅典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贵族价值观和术语，并非贵族意识形态压制或者削弱民主意识形态的结果，而是民主政治化用贵族话语以满足自己需求的结果(5)约西亚·奥伯：《民主雅典的大众与精英：修辞、意识形态和民众的权力》(Josiah Ober,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Rhetoric,Ideology,and the Power of the People)，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拉夫劳伯和托马斯也持相似观点(6)库特·A.拉夫劳伯：“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的民主制、寡头制和‘自由公民’的概念”(Kurt A.Raaflaub,“Democracy,Oligarchy,and the Concept of the ‘Free Citizen’ in Late Fifth-Century Athens”)，《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第11卷第4期(1983年)，第535页；罗萨琳·托马斯：《古典雅典的口头传统和成文记录》(Rosalind Thomas,Oral Tradition and Written Record in Classical Athe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8页。。这些学者都只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未作深入讨论。然而，正如希格指出的，民主政治转化贵族话语并重新定义其核心概念的过程是“精细而复杂的”，需要细致深入的研究(7)罗宾·希格：“(N.)罗厚著〈雅典的发明：古典城市的葬礼演说〉(文明与社会第65卷)，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1981，Pp.Xiii+509”[Robin Seager,“(N.) Loraux L’invention d’Athènes:Histoire de l’oraison Funèbre Dans La ‘Cité Classique’.(Civilisations et Sociétés,65.) Paris,Etc.:Mouton/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981.Pp.Xiii + 509”],《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02卷(1982年11月)，第267页。。目前，只有佛斯戴克以佩里安德斯向特拉叙布鲁斯请教僭主之道的逸闻为切入点进行堪称深入的研究。她试图证明，该逸闻产生于民主制建立之前，表达的是贵族对僭主的痛恨，但民主制中的民众将该逸闻继承并改编，用来赞扬民主制的美德(8)萨拉·佛斯戴克：“从贵族意识形态到民主意识形态再到贵族意识形态：希罗多德笔下的特拉叙布鲁斯轶事”(Sara Forsdyke,“From Aristocratic to Democratic Ideology and Back Again:The Thrasybulus Anecdote in Herodotus’ Histories and Aristotle’s Politics”)，《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94卷第4期(1999年)，第365，364、366～367页。。然而，该文立论基础薄弱，逸闻产生于民主制建立之前只是推测，民主政治对该逸闻的化用也缺乏充足证据(9)萨拉·佛斯戴克：“从贵族意识形态到民主意识形态再到贵族意识形态：希罗多德笔下的特拉叙布鲁斯轶事”(Sara Forsdyke,“From Aristocratic to Democratic Ideology and Back Again:The Thrasybulus Anecdote in Herodotus’ Histories and Aristotle’s Politics”)，《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94卷第4期(1999年)，第365，364、366～367页。。因此，她的论证，猜想多于实证。这为进一步探讨雅典民主政治话语的构建及其同贵族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留下了空间。
本文将以“刺杀僭主”叙事为切入点，探讨雅典民主政治话语的构建及其同贵族意识形态的关系。之所以选择“刺杀僭主”叙事，首先是因为，古代史料中关于“刺杀僭主”的材料非常丰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诸种演讲辞、诗歌、戏剧等材料都有记载。这可以保证本文的实证研究得以深入，不致流于猜想。其次，“刺杀僭主”叙事在民主政治话语中占据非常核心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能够体现雅典民主政治话语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古典时期“刺杀僭主”叙事的发展演变的研究显示，虽然在民主制发展的初期，贵族主导雅典政治话语的构建，民主政治话语以贵族意识形态为基础，然而随着民主制的发展，民主政治话语逐渐成熟并独立，便借用贵族的符号、叙事和传统，构建民主政治话语中的核心话语和仪式，甚至创造性地发展出新的、具有鲜明的民主政治色彩的政治话语。
一 “刺杀僭主”叙事的贵族起源
僭主是希腊古风时期出现的、通过不正当的途径攫取城邦统治权的政治强人(10)A.安德鲁斯：《希腊僭主》(A.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纽约：哈珀火炬图书1963年版，第7～8页。。雅典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僭主，即庇希特拉图。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希庇阿斯继承了僭主的位子，继续统治雅典。公元前514年，两位雅典贵族——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试图趁泛雅典娜节游行之机刺杀僭主希庇阿斯，却由于慌乱，杀死了僭主的弟弟希巴库斯。相关史料主要见诸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亚里士多德的记载，三者大同小异。综合这三份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事件的梗概如下：1.刺杀的动机是贵族男性之间的情感纠葛；2.行刺的目标最终是推翻僭政，但未成功，刺杀希巴库斯是慌乱之中的选择；3.遇刺身亡的希巴库斯是庇希特拉图的次子、时任僭主希庇阿斯的弟弟；4.刺死希巴库斯并未结束僭政，反而使得僭主的统治更加残暴；5.阿尔克麦翁家族在推翻僭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6.斯巴达人是推翻雅典僭主统治的主力；7.真正的僭主并未被杀死，而是远走他乡(11)主要史料，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y)，5.62.2～65.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6.54.2～59.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Athenian Constitution)，17.1～19.2，19.3～6。为方便读者查找，本文参考的古典文献均用统一的章节号和诗行数标明出处，除特别指出外，采用的均是哈佛大学出版社《洛布古典丛书》版本。现代史家的论述,参见J.B.伯里：《至亚历山大大帝去世的希腊史》(J.B.Bury,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06年版，第204～205页；约翰·博德曼等人编著：《剑桥古代史》第4卷《约公元前525年到公元前479年的波斯、希腊和西地中海》(John Boardman and others 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4,Persia,Greece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525 to 479 B.C)，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7～288页；詹姆斯·F.麦克格鲁：《僭主制和古代希腊的政治文化》(James F.McGlew,Tyrann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Ancient Greece)，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152页。三位史家叙事之间的关系和异同，参见马蓓尔·朗：“谋杀希巴库斯”(Mabel Lang,“The Murder of Hipparchus”),《历史：古代史杂志》(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3卷第4期(1955年),第395～407页；托马斯·R.菲兹格拉德：“谋杀希巴库斯：回应”(Thomas R.Fitzgerald,“The Murder of Hipparchus:A Reply”),《历史：古代史杂志》(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6卷第3期(1957年)，第275～286页；梅丽娜·塔米欧拉吉：“重写刺杀僭主者的历史：修昔底德对抗希罗多德？”(Melina Tamiolaki,“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Tyrannicides:Thucydides versus Herodotus?”)，《综合》(Synthesis)第22卷(2015年)，第1～15页。。显然，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的刺杀行动，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不但没有杀死僭主，更没有结束僭政，反而使得僭主的统治更加残暴。
但是，在僭主制被推翻之后，他们二人很快就获得了“刺杀僭主者”的称号，成为雅典贵族眼中杀死僭主、结束僭主统治的英雄。这样的叙事传统，便是本文所讨论的“刺杀僭主”叙事。最早的文献证据是贵族宴饮上的一组酒歌(skolia)，歌云：“1.我会把剑藏到桃金娘枝/正如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那般当时，将僭主杀死/使雅典法律变得平等。2.至爱的哈默迪乌斯，你不是已死/他们说你在那福人的岛/那里生活着捷足的阿基琉斯/和提丢斯之子狄俄墨得斯。3.我会把剑藏到桃金娘枝/正如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那般当时，在雅典人的节日/他们杀死了僭主希巴库斯。4.你们的名声将在世上万古长存/至爱的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因为你们杀死了僭主/使雅典法律变得平等。”(12)德尼斯·莱昂内尔·佩吉编：《希腊诗歌》(Denys Lionel Page ed.,Poetae melici Graeci)，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1962年版，第474～475页。这组酒歌有三个要素格外值得注意：1.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刺杀了僭主；2.被刺杀的僭主是希巴库斯(而非希庇阿斯)；3.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使得雅典的法律变得平等，换言之，他们结束了僭政，为雅典带来了新的政治制度。
需要强调的是，酒歌是在特定场合进行表演和展示、以表达政治观念为旨趣的表演叙事，而非旨在叙述客观的历史、反映历史真实的历史叙事。此前有研究者将二者混为一谈，认为这组酒歌犯了两个“事实性错误”，因为“刺杀僭主者”既没有杀死僭主，也没有结束僭政(13)马丁·奥斯瓦尔德：《Nomos和雅典民主制的开端》(Martin Ostwald,Nomos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Athenian Democrac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122页。。这种说法自然不错，但也犯了一个错误，即把酒歌视为历史叙事。然而，“刺杀僭主”叙事的目的并不是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表达雅典贵族的政治理想、再生产贵族的意识形态。酒歌的创作时间和表演语境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酒歌的具体创作时间学术界尚有争议，但大多认为是公元前6世纪末。争议主要围绕一点，即如何理解“使得雅典的法律变得平等”。有的学者认为，使雅典变得法律平等(isonomos)，即为雅典带来了“平等的法律”(isonomia)。由于在希罗多德笔下，“平等的法律”(isonomia)被用来当作“民主制”(demokratia)的代名词(14)希罗多德：《历史》，3.80.ff.，因此酒歌中的第1段和第4段创作于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用来庆祝新的政治体制的诞生(15)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平等的法律”(Gregory Vlastos,“Isonomia”)，《美国语文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74卷第4期(1953年)，第337～366页；马丁·奥斯瓦尔德：《Nomos和雅典民主制的开端》，第121～125页。。有的学者则强调isonomia一词的贵族根源，认为虽然isonomia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成为新政体的口号标语(watchword)，但在此之前却是贵族的政治理想，强调的是贵族之间的平等，而非人民之间的平等，因而酒歌的创作时间应该是在推翻僭主制到克里斯提尼改革之间(16)维克多·艾伦伯格：“民主制的起源”(Victor Ehrenberg,“Origins of Democracy”)，《历史：古代史杂志》(Historia: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第1卷第4期(1950年)，第531～534页；查尔斯·W.弗那拉：《对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的崇拜》(Charles W.Fornara,“The Cult of Harmodius and Aristogeiton”)，《语文学家》(Philologus)第114卷第3期(1970年1月)，第176页。。不同于创作的时间，酒歌创作的空间语境确定无疑是贵族的宴饮，因为酒歌本身便是一种贵族宴饮唱和的诗歌。在贵族宴饮中，前后相继总共有三种唱歌的形式，第一种是集体合唱，第二种是按照座次每个人轮流献歌，第三种形式不再要求每个人都参与，而是由那些公认的才子献上更为优美、更具智慧的歌曲。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座次便不再是决定唱歌次序的因素，歌者无论坐在哪，都可以接过上一位手中的桃金娘枝唱下去，歌曲的传唱路线也从之前的有规律变成了“曲折”(skolios)的(17)艾森奈乌斯：《学者的宴饮》(The Learned Banqueters)，15.684a-c；C.M.保拉：《希腊弦琴诗：从阿尔克曼到西蒙尼德斯》(C.M.Bowra,Greek Lyric Poetry:From Alcman to Simonide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版，第373～374页。。因此，演唱该酒歌的宴饮，无论是在公元前507年之前几年还是之后几年，都只能是贵族的宴饮(18)C.M.保拉：《希腊弦琴诗：从阿尔克曼到西蒙尼德斯》，第373页；奥斯温·穆瑞:“秘仪事件：民主制和会饮团体”(Oswyn Murray,“The Affair of the Mysteries:Democracy and the Drinking Group”)，奥斯温·穆瑞编：《会饮：关于会饮的研讨会》(Oswyn Murray ed.,Sympotica:A Symposium on the Symposion)，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50页。。因此，赞扬刺杀僭主者的酒歌，也只能是贵族唱和的诗歌。
另外，正如泰勒指出的，酒歌尽管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诗歌形式，但无论如何也是诗歌，不应被当作“事实性文件”(factual documents)看待，诗人将刺杀僭主者放置在荷马史诗语境的英雄主义传统中，想要表达的更多是真挚的爱国之情，而非作者对过去的认知或构建(19)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Michael W.Taylor,The Tyrant Slayers:The Heroic Image in Fifth Century B.C.Athenian Art and Politics)，萨勒姆：阿耶尔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2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希腊人的历史与诗歌承担的功能大相径庭。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有经典论述。他指出，历史和诗歌“一个讲述曾经发生的事，一个讲述可能会发生的事”“诗歌讲述更为普遍的内容，而历史讲述个别的事情”，“普遍”是指“基于可能性或必然性而发生在某人身上的言或行”，而“个别”是指“亚西比得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20)亚里士多德：《诗学》(Aristotle,Poetics)，9.1451a 39～1451b 11。。因此，酒歌并不是在严肃地向听众诉说客观的过去，而是通过诗性的表演来构建和展示自己的政治理念。
具体到“刺杀僭主”叙事，则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刺杀了僭主、解放了雅典显然不是过去发生过的事实，而是贵族诗人创造的诗性的表达，用来讲述一种比较普遍的必然性和理想，即在遭受僭主压迫时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刺杀僭主。这种理想，连同崇拜刺杀僭主者的叙事，在最初都是贵族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产物。
二 “刺杀僭主”叙事的大众化
“刺杀僭主”叙事被雅典贵族发明之后，很快便成为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的重要符号，成为雅典人反抗僭主暴政，保卫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刺杀僭主者的雕像、城邦对他们的祭祀仪式及城邦赋予其后代的法定特权，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不是演唱酒歌那样的贵族专属活动，也不是无文字的村社中自发的运作和延续的乡规民约，而是全体雅典公民都能够目睹和参与的城邦仪式和“制度化的支撑”(institutional support)(21)格雷格·安德森：《雅典实验：在公元前508-前490年的古阿提卡构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Greg Anderson,The Athenian Experiment:Building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Ancient Attica 508-490 B.C.)，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是“刺杀僭主”叙事从贵族意识形态变为大众政治话语的桥梁。
首先，刺杀僭主者雕像。刺杀僭主者雕像的创作时间和空间语境表明，它们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在构建雅典人的公共空间、民主意识形态乃至身份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雕像共有前后两组。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人在市政广场树立了由安特诺创作的第一组刺杀僭主者的雕像。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雅典人树立这组雕像和罗马人驱逐国王发生在同一年，也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510-前509年到公元前507-前506年之间(22)老普林尼：《自然史》(Pliny,Natural History)，34.17；茱莉亚·L.谢尔：“宗教与城邦：雅典的刺杀僭主者崇拜”(Julia L.Shear,“Religion and the Polis:The Cult of the Tyrannicides at Athens”)，《科诺斯：国际和多学科的古希腊宗教杂志》(Kernos.Revue Internationale et Pluridisciplinaire de Religion Grecque Antique)第25期(2012年)，第33～34页。。在希波战争中，雅典城一度沦陷，波斯军队将这组雕像掳到波斯。在狭义上的希波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公元前477-前476年，雅典人很快又在市政广场上树立一组新的刺杀僭主者雕像，其创作者是克里提俄斯和涅斯俄特斯。两组雕像的树立时间，都是雅典历史的关键转折点。至于雕像的位置，虽然现有的史料只记载了第二组雕像的位置，但普遍认为，两组雕像位置相同。最早的相关记载见于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较为详细的记载见于保桑尼阿斯、阿里安和智术师提迈乌斯。依据这些史料，大致可确定刺杀僭主者的雕像的位置在罗马时代的音乐厅和阿瑞斯神庙之间，靠近泛雅典娜大道的地方(23)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Aristophanes,Lysistrata)，631～634；荷马·A.汤普逊、R.E.威彻里:“雅典的市政广场：古代城市中心的历史、形状和用途”(Homer A.Thompson and R.E.Wycherley,“The Agora of Athens:The History,Shape and Uses of an Ancient City Center”)，《雅典市政广场》(The Athenian Agora)第14卷(1972年)，第157页。。不过，也有的学者认为雕像的位置更靠北，在莱欧克利翁(Leokerion)旁(24)茱莉亚·L.谢尔：“宗教与城邦：雅典的刺杀僭主者崇拜”，第34页。。然而，无论具体被放在上述哪个位置，刺杀僭主者雕像的位置都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如果被放在阿瑞斯神庙和罗马人修建的音乐厅之间，那么它的位置就几乎算得上是市政广场的正中心；如果考虑到公元前5世纪阿瑞斯神庙和音乐厅都尚未修建，那么刺杀僭主者雕像无疑是广场中心最显眼的雕像；如果雕像是位于莱欧克利翁旁边，那么它则是人们进入市政广场时最先看到的纪念碑之一。不仅如此，在整个公元前5世纪，刺杀僭主者雕像还是市政广场上仅有的献给凡人的雕像(25)德摩斯梯尼：《反雷普提涅斯》(Demosthenes,Against Leptines)，70。。雅典市政广场在雅典人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如此重要的公共空间占据如此显眼的位置，无疑会使得刺杀僭主者在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刺杀僭主者雕像在雅典政治话语中扮演的角色，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从良善政体(eunomia)的恢复者(26)格雷格·安德森：《雅典实验：在公元前508-前490年的古阿提卡构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第206页。，到平等政体的代言人，到民主制(demokratia)的奠基人(27)维克多·艾伦伯格：“民主制的起源”，第533页；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第6页；艾米丽·卡恩斯：《阿提卡的英雄》(Emily Kearns,The Heroes of Attica)，伦敦：伦敦大学古典研究所1989年版，第55页；约西亚·奥伯：“作为治疗性内乱的刺杀僭主：图像与文本中的政治争论”，第217～218页。，再到民主政体的捍卫者。雕像虽然是无声的，但它讲述的故事一直在变。不变的是，刺杀僭主者始终在雅典的城邦政治话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除了无声的雕像，雅典人还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创制了一年一度的祭祀刺杀僭主者的仪式。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记载了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崇拜仪式：“军事执政官(polemarchos)……安排战场牺牲者的葬礼竞技(agōna ton epitaphion)，为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举行献祭(enagismata)。”(2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58.1。由于《雅典政制》的原始文本是以纸草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不同的抄写传统会导致不同的解读。在另一种文本传统中，该句多了一个连词kai，可以被解读为“军事执政官……安排葬礼竞技，并为战场牺牲者和哈默迪乌斯与阿里斯托格同举行祭祀”。不过，无论是哪种解读，对祭祀刺杀僭主者都和祭祀战争阵亡者仪式密切相关，因此主流学界认为，对刺杀僭主者的祭祀在“烈士纪念日”(Epitaphia)举行(29)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第7～8页；布鲁诺·库里：《品达和英雄崇拜》(Bruno Currie,Pindar and the Cult of Heroe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只有谢尔一人认为是在泛雅典娜节(30)茱莉亚·L.谢尔：“宗教与城邦：雅典的刺杀僭主者崇拜”，第32页。。不同的说法中，祭祀仪式创制的年份也不同，但都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事实上，祭祀日期无论是在烈士纪念日还是在泛雅典娜节，都是每年周期性举行的，且仪式地点要么是烈士公墓，要么是市政广场，都是雅典政治空间的核心区域。这些信息都表明，“刺杀僭主”叙事在雅典城邦政治话语中占据相当核心的位置。
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雅典人还通过立法赋予刺杀僭主者家族的长男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特权(sitesis)(31)H.T.韦德-格瑞、马尔科姆·F.麦克格雷格：“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碑铭研究”(H.T.Wade-Gery and Malcolm F.McGregor,“Studies in Attic Inscriptions of the Fifth Century B.C.”)，《不列颠雅典学院年刊》(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第33期(1932年)，第123～126页；菲利克斯·雅科比：《阿提斯：古代雅典地方编年史》(Felix Jacoby,Atthis: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1949年版，第237～238页；马丁·奥斯瓦尔德：《再论普利塔尼翁》(Martin Ostwald,“The Prytaneion Decree Re-Examined”)，《美国古典语言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第72卷第1期(1951年)，第32～33页。。当时的雅典，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是非常大的荣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民众始终对谁有权利在公费食堂中用餐非常在意(32)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第2页。。出使国外的雅典使节或出使到雅典的使节也会获得在公共食堂免费用餐的荣耀，但他们通常只能吃一餐(33)斯蒂芬·G.米勒：《普利塔尼翁：功能及建筑形式》(Stephen G.Miller,The Prytaneion:Its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7、7页。。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应该获得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特权，因为他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城邦和公民的福祉(34)柏拉图：《申辩篇》(Plato,Apology)，36D。。可见，享受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权利是对那些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人的奖励(35)斯蒂芬·G.米勒：《普利塔尼翁：功能及建筑形式》(Stephen G.Miller,The Prytaneion:Its Function and Architectural Form)，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4～7、7页。。然而，根据一项法令，刺杀僭主者的后代中的长男仅凭祖先的功绩便可以终生享有在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权利。法令规定，有四种人享有在市政厅(prytaneion)公共食堂免费就餐的权利：1.徳墨忒尔和科瑞的祭司；2.哈默迪乌斯与阿里斯托格同的子孙后代中最年长的男性公民：3.诠释神谕者(exegetai)；4.泛希腊运动会的优胜者(36)H.T.韦德-格瑞和马尔科姆·F.麦克格雷格:“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碑铭研究”，第123～126页；马丁·奥斯瓦尔德:“再论普利塔尼翁”，第24～46页。。泛希腊运动会的胜利者，如我们所熟知的，往往会成为城邦的英雄，但在这份法令中，他们只能排在末位。而刺杀僭主者的子孙却可以凭着祖先的功绩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徳墨忒尔母女的祭司，这足以体现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尊崇。此外，在公元前4世纪，刺杀僭主者的子孙又获得了两项特权，即在剧院和其他公共场合前排就坐的特权(proedria)和免除公益捐助的特权(ateleia)(37)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第4～5页。。这些法律赋予的特权都显示了雅典人对刺杀僭主者的崇拜。
雕像、祭祀和法律特权，都同酒歌表演一样，可以看作是对“刺杀僭主”叙事的展示和表演。与酒歌不同的是，这些行为是由城邦的民主政权确立和推行的，而非在封闭的贵族空间和语境中进行的，是在城邦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发挥持久而关键的作用的，而非在个别的不确定的贵族酒会中表演的。因此，“刺杀僭主”叙事虽然源头是贵族的宴饮唱和，但在城邦制度化的推动下，最终被编织在了城邦的政治话语之中，成为大众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政治图像和话语符号(38)J.D.比兹利:“希巴库斯之死”(J.D.Beazley,“Death of Hipparchos”),《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68卷(1948年)，第26～28页；迈克尔·W.泰勒：《刺杀僭主者：公元前5世纪雅典艺术与政治中的英雄形象》，第36～70页；理查德·T.尼尔：《雅典陶瓶画中的风格与政治：约公元前530-前460年的民主技艺》(Richard T.Neer,Style and Politics in Athenian Vase-Painting:The Craft of Democracy,Ca.530-460 B.C.E.)，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181页；约西亚·奥伯:“作为治疗性内乱的刺杀僭主：图像与文本中的政治争论”，第226页。。
“刺杀僭主”叙事不仅融入大众日常政治和话语符号，而且对雅典大众的历史知识产生了影响。不过，关于“刺杀僭主”叙事对雅典大众历史知识影响的深度，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老派学者雅科比认为，雅典大众接受了刺杀僭主者杀死僭主、推翻暴政、建立民主制的叙事，并将之变成所谓城邦“官方叙事”，而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人的叙事只是史家从精英政治家那里听来的“家族叙事”。换言之，他将“刺杀僭主”叙事也当成了一种历史叙事，并认为该叙事广为雅典大众所接受。他的论据是修昔底德对雅典大众(Atheˉnaioˉn to pleˉthos)关于僭主历史知识的批判——因为大众对僭主统治的历史存在错误认识，所以他们必然受了某种历史叙事的强有力影响(39)菲利克斯·雅科比：《阿提斯：古代雅典地方编年史》，第158～160页。。然而，罗萨琳·托马斯指出，古典时期的史料表明，当时并不存在两个界限分明、互不相容的城邦叙事传统和家族叙事传统的对立，各种史料共存于一个复杂的口传传统之网中(40)罗萨琳·托马斯：《古典雅典的口头传统和成文记录》，第241～242页。。并且，仔细考察史料中的细节，不难发现，在口传传统之网中，各种关于推翻僭政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历史叙事的变形；古典时期的雅典大众并没有像雅科比宣称的那样，错误地认为刺杀僭主者真的杀死僭主、结束了僭政。
事实上，修昔底德便已明确指出，雅典人通过“口耳相传”(akoeˉ)知道：1.庇希特拉图家族的统治在最后阶段变得残暴；2.雅典的僭政并不是靠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终结的，而是在斯巴达军队的干预下结束的(4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53.3,60.1；6.54.2～55.4。。他在指出这一事实后，紧接着便对民众的历史知识进行了批评，指出雅典民众对刺杀僭主行动的动机、遇刺者的身份以及刺杀僭主者的历史功绩等的认识不准确(4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53.3,60.1；6.54.2～55.4。。然而，他并未指出雅典民众的历史叙事是全盘错误的，而只是指出其中细节性的错误。正如戈姆指出，如果修昔底德认为民众口耳相传的历史叙事是完全错误的，那么他应该接着向我们讲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即刺杀僭主者结束了僭政(43)A.W.戈姆、A.安德鲁斯、K.J.德弗编：《修昔底德的历史笺注第4册(第5卷25节到第7卷)》(A.W.Gomme,A.Andrewes and K.J.Dover,eds.,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Volume 4,Books V25-VII.)，牛津：克拉伦登出版公司1970年，第328页。。但修昔底德只是纠正了大众历史知识的若干细节错误。这说明，民众关于僭主历史的大体框架是正确的，只是在枝节上有错误。修昔底德并不是孤证。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拉特》向我们展示了两种关于“谁结束了僭政”的叙事，但二者均没提及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老年男性公民合唱团认为是自己在雷普西德利翁围困了僭主家族，取得了胜利，最终结束了僭政(44)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665～670、274～280、1150～1156。，并且宣称自己打败了斯巴达国王克莱欧美涅斯，让他灰溜溜逃窜(45)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665～670、274～280、1150～1156。。吕西斯特拉特则称：“你们难道不知道，当你们穿着破羊皮时，拉凯尼奥人前来，用长矛击溃了众多色萨利人，击溃了众多西庇阿斯的同党和帮凶，当时只有他们同你们并肩驱赶僭主，将你们从破羊皮中解放，让你们披回了公民的长袍。”(46)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665～670、274～280、1150～1156。这两种叙事都是史家讲述的历史叙事的变体，一个强调雷普西德利翁贵族联军的作用，即跟随阿尔克麦翁家族反抗僭主统治的人的作用，另一个则直接指出斯巴达人解放了雅典人。虽然老年合唱团弄错了攻守双方(历史上是反抗僭主的军队被僭主所围困)，并将追随阿尔克麦翁家族的贵族等同于民众，但此种叙事和吕西斯特拉特的叙事同根生于一个历史叙事传统。因此，“刺杀僭主”叙事影响了雅典大众对僭主历史的认知，也不意味着雅典大众完全采纳了“刺杀僭主”叙事。相反，“刺杀僭主”叙事只是影响了大众对历史细节的认识，他们对历史真相的认知总体上还是正确的。
“刺杀僭主”叙事对雅典大众历史知识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修昔底德对民众认知的批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修昔底德试图厘清的点大致有四个：1.刺杀僭主的行动是出于情爱之欲，而非出于对民主的向往或者爱国之情；2.僭主之位并非由希巴库斯继承，而是由希庇阿斯继承；3.希庇阿斯是庇希特拉图的长子，而非希巴库斯；4.僭主的统治原本并不残暴，相反还比较温和，并对城邦的发展颇有贡献(47)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54.2～55.4；罗萨琳·托马斯：《古典雅典的口头传统和成文记录》，第243～245页。。再结合希罗多德的批评，即阿尔克麦翁家族在推翻僭主过程中的功劳比刺杀僭主者更大(48)希罗多德：《历史》，6.123.2。，我们大致可以拼凑出一般民众的僭主历史叙事：1.僭主的统治非常残暴。2.庇希特拉图的长子是希巴库斯。3.希巴库斯继承了僭主之位。4.刺杀僭主者出于爱国和民主之心杀死了僭主希巴库斯。5.刺杀僭主者对解放雅典的贡献远超阿尔克麦翁家族。6.但是，同时民众也承认，刺杀僭主者并未立即结束僭主政治，反而使之变本加厉，只是在后人的努力下才最终结束了僭主统治。
总之，在修昔底德开始历史写作之时，“刺杀僭主”叙事已经完成了大众化的进程，不再仅仅是雅典贵族发明的和专属的政治符号和话语。通过雕像、祭祀和法定特权等形式的展示和表演，“刺杀僭主”的话语走出贵族圈子，进入城邦的公共空间，成为城邦及其民众政治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展演，“刺杀僭主”叙事编织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知识。不过，“刺杀僭主”叙事并未如雅科比所言，直接变成了所谓城邦的“官方叙事”，也并未被民众当成客观的历史事实。在雅典大众那里，“刺杀僭主”叙事仍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话语。只不过，因为大众的叙事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而口传传统极易随着时间的流逝发生变形，突出一部分，淡忘一部分，同时发明一些原本不存在的细节，以使故事更符合讲述者与听众的认知(49)罗萨琳·托马斯：《古典雅典的口头传统和成文记录》，第242页。。因此，意识形态的“刺杀僭主”叙事和客观的历史叙事相互交织在了一起，被刺杀僭主者杀死的希巴库斯，在大众的认知中，便被讹传成了僭主(50)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6.55.4。。
三 “刺杀僭主”叙事的民主化
“刺杀僭主”叙事的大众化既不意味着大众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刺杀僭主”叙事，也不意味着贵族价值观及其叙事的广为传播和大行其道，更不意味着雅典民主制“无法为自己塑造一种专门的语言”、贵族的话语始终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51)妮可·罗厚：《雅典的发明：古典城市的葬礼演说》，第217、334页。。因为在“刺杀僭主”叙事大众化的过程中，不仅某些叙事细节发生变化，而且叙事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从表达贵族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叙事变成了表达大众民主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叙事。
在早期的研究中，学术界并不将“刺杀僭主”叙事与贵族的身份认同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是深受雅科比的影响，认为雅典的部分贵族之所以发明“刺杀僭主”叙事，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雅可比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有些过时，但一度是学界主流的解释框架：他受20世纪早期雅典政治史研究的影响，认为雅典的党派斗争非常剧烈，是影响当时历史书写的主要政治语境；斗争的双方主要是阿尔克麦翁家族和反对该家族的势力，反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势力发明了“刺杀僭主”叙事，故意将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抬高到刺杀僭主者和雅典解放者的高度，目的是抹杀该家族的历史功绩；该叙事传统经过演变，最终成了所谓的城邦“官方叙事”(52)菲利克斯·雅科比：《阿提斯：古代雅典地方编年史》，第162、160～161页。；伯里克勒斯出自阿尔克麦翁家族，将强调自己家族的历史地位、贬低刺杀僭主者的“家族叙事”讲述给了“历史之父”希罗多德(53)菲利克斯·雅科比：《阿提斯：古代雅典地方编年史》，第162、160～161页。。
然而，正如艾伦伯格和弗拉斯托斯所论证的，在公元前6世纪末，雅典政治中主要的对立双方是雅典贵族和逃亡在外的僭主，贵族集团仍是团结一致反僭主的集体，阿尔克麦翁家族和其他贵族一样，都需要创造意识形态的神话与英雄，因此“刺杀僭主”叙事更有可能是包括阿尔克麦翁家族在内的雅典贵族集体创造的产物(54)维克多·艾伦伯格：“民主制的起源”，第532页；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平等的法律”，第343页。。换言之，赶走僭主，推翻僭政，雅典的贵族迎来了新的政治秩序和新的政治身份，反僭主是这个新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身份的核心，树立反僭主的英雄是贵族共同体的需求。但不幸的是，反僭主功劳最大的是斯巴达人。雅典的贵族无法通过崇拜他者来构建自身的认同，也很难通过强调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作用来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因为该家族最大的功绩是通过贿赂德尔菲祭司这种不光彩的手段调来斯巴达人。相较而言，推崇在刺杀僭主过程中不幸身亡的阿里斯托格同和哈默迪乌斯，似乎是更好的选择。虽然他们的行动最终使得僭主的统治走向了残暴，但他们出身贵族，且曾真刀真枪反抗僭主。因而，对雅典贵族而言，二人不成功的刺杀是有用的过去。因此，雅典贵族通过诗意的语言将二人转化成刺杀僭主和创造平等政体(isonomia)的英雄。通过纪念和崇拜刺杀僭主者，贵族们颂扬了自己阶层的美德和政治理想。这说明，“刺杀僭主”叙事最初的内涵是构建贵族共同体身份认同、表达贵族政治理想。这项传统在贵族之间一直传承，甚至直到公元前5世纪末，上层贵族在会饮时仍会吟唱赞颂刺杀僭主者的诗歌(55)阿里斯托芬：《蜂》(Aristophanes,Wasps),1224～1230.。
民主制建立初期，僭主不但是雅典贵族的主要敌人，也是雅典城邦共同体最主要的威胁(56)陈超：《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古代文明》2018年第3期，第9页。，因此“刺杀僭主”叙事就具有了新的爱国主义的内涵。公元前490年，流亡在外的末代僭主希庇阿斯随波斯大军登陆阿提卡，企图恢复僭主的统治。这使得僭主不仅仅是雅典贵族的敌人，而且成为了雅典城邦共同体的敌人。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反抗僭主统治的政治理想和抵御波斯入侵的现实合二为一，“刺杀僭主”叙事迈出贵族的圈子，成为城邦的意识形态叙事。因为与僭主的斗争不仅是在捍卫贵族的利益，而且是在捍卫城邦的政体；刺杀僭主者不单单是雅典贵族的英雄，更是雅典城邦的偶像。因此，米太亚德在马拉松战役之前鼓励雅典将军时，称此战不但可以使雅典人免于“向米底人屈膝匍匐”的命运，也可以使其为“千秋万代留下一份连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都不曾留下的记忆”(57)希罗多德：《历史》，6.109.3。。公元前477年，在彻底击败波斯的入侵之后，雅典人在市政广场树立起了第二组刺杀僭主者雕像。此时，刺杀僭主者不仅是贵族反僭主思想的具象化表现，也象征着雅典民主精神对波斯的野蛮暴政的胜利(58)约西亚·奥伯：“作为治疗性内乱的刺杀僭主：图像与文本中的政治争论”，第217～218页。。之后，刺杀僭主者雕像成为民主制下的雅典爱国者的榜样，“刺杀僭主”叙事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具有了新的内涵。
在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新的历史语境使刺杀僭主者在肩负爱国者形象的同时，又具有了民主制捍卫者的身份。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以非常戏谑的方式表现了这一点。在剧中，雅典妇女占领了卫城，企图联合全希腊的妇女通过性罢工逼迫雅典和斯巴达停战。闻知此事，老年公民合唱团唱道：“公民们，他们为我们谋划了这一切，目的是僭主制/但他们永远无法得逞僭政，因为我会警备起来/因为我会把剑藏在桃金娘枝/顶盔戴甲地走进市政广场，紧挨着阿里斯托格同/在他旁边这样站着。”(59)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第630～634、618页。诗中的“在他旁边这样站着”，原文为“hoˉde th’ hesteˉksoˉ paˉr’ auton”。句首的hoˉde为副词，表示方式，即“像阿里斯托格同那样”，将剑藏起来刺杀僭主(60)杰弗里·亨德森：《阿里斯托芬的吕西斯特拉特：校订、导言并笺注》(Jeffrey Henderson,Aristophanes,Lysistrata: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在这里，摆出和刺杀僭主者一样的姿势，勇敢向前刺杀僭主，就等同于保卫民主制。并且，刺杀僭主者的贵族身份已经非常模糊，他们集中体现的不再是贵族的反僭主理想，而是雅典普通民众保卫民主政体的决心和勇气。这说明，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刺杀僭主”叙事随着历史语境的演化，衍生出了新的政治内涵，在新的语境中旧叙事获得了新的意义。换言之，“刺杀僭主”叙事已经民主化，成为民主政治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众在继承“刺杀僭主”叙事传统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改编，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新语境。因此，在《吕西斯特拉特》中，试图建立僭主制的假想敌不是别人，正是在历史上帮助他们推翻僭主制的斯巴达人：老年公民合唱团认为，雅典妇女背后的主谋是斯巴达人，他们所谋求的不是表面上的和平，而是“希庇阿斯的僭政”(61)阿里斯托芬：《吕西斯特拉特》，第630～634、618页。。阿里斯托芬或许是为了表现老年们的昏聩，故意将事实颠倒，将帮助雅典人推翻僭政的斯巴达人说成是僭主的帮凶和支持者。但或许这里体现的是雅典大众真实的想法，即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雅典为敌的斯巴达人不再是雅典人推翻僭主制的盟友，而是僭主的帮凶。“刺杀僭主”叙事和形象，不再用来表达贵族反抗僭主统治的政治决心，而是被民众拿来针对新时代的敌人，即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寡头政体。
公元前410年，雅典人以城邦法令的形式，进一步改编“刺杀僭主”叙事，将刺杀僭主的对象扩大到最广义上的民主之敌，在新的时代赋予旧的叙事传统新的结构、意义和使命。众所周知，公元前411年雅典发生了推翻民主制的政治事件，支持寡头制的政治精英建立了以四百人为核心的寡头政权。该政权后被推翻，雅典人代之以五千人政体。五千人政体被解散后，雅典人又重新建立了民主制。民主制重建后，公民大会通过了德莫梵图斯法令，明确规定雅典公民需要发誓，“用言辞、行动、选票和我的手，杀死任何推翻雅典民主制、在民主制颠覆之后出任官职、自立僭主者或帮助建立僭主之人”，并且“如果有人在刺杀时或从旁协助时死亡，我将像对待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及其子嗣那样，善待他和他的孩子”(62)安多基德斯：《论秘仪》(Andocides,On Mysteries)，97～98。。在推翻寡头政体的新语境下，重建的民主政权要求雅典公民像哈默迪乌斯和阿里斯托格同一样刺杀僭主，并保证他们如果不幸牺牲，将获得与刺杀僭主者类似的荣耀。但是，雅典公民刺杀的对象范围变得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僭主及其仆从，还包括任何推翻民主制的人以及在民主制覆亡之后担任官职的人，即最宽泛意义上的寡头。就这样，贵族集团最初用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的“刺杀僭主”叙事，经过民主制的加工和创造，调转矛头，变成了制裁向往寡头制的政治精英的法律武器。
上述分析表明，罗厚所谓“民主制无法为自己塑造一种专门的语言”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塑造一种专门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割裂同过去的联系，在词汇、符号和仪式等方面完全另起炉灶，也可以如霍布斯鲍姆所言，“为了新的目的运用古代的材料建构新型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的积累”，而塑造新传统的方法，有时可能是将新传统“移植到旧的传统之上”，有时可能是“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6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特伦斯·兰杰编：《传统的发明》(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公元前410年雅典民主政权颁布的反僭主法令，便是这样基于旧传统，借用旧的仪式、符号和形象创造的，用以应对新情势的新语言。这个新语言，一方面利用了雅典历史上旧有的反僭主立法传统(64)马丁·奥斯瓦尔德：“雅典的反僭主和反颠覆法令”(Martin Ostwald,“The Athenian Legislation against Tyranny and Subversion”)，《美国古典学协会会刊与论文集》(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第86卷(1955年)，第105、109、112页。,一方面运用了官方的尊崇刺杀僭主者的仪式，赋予每一位雅典公民刺杀僭主和最宽泛意义上的民主之敌的权力，试图解决当时民主制遇到的新危机，即寡头制对民主政治的挑战。因此，虽然德莫梵图斯法令里面充满了贵族发明的词汇，但本质上是民主政治化用贵族政治话语的结果，而非贵族话语凌驾于民主政治之上的表现。
四 结 论
“刺杀僭主”叙事传统的源头是贵族性的：不仅刺杀僭主的二人出身贵族，刺杀僭主的动机也是出于贵族的价值观，最初创造用于表演的宴饮诗歌的人也是贵族。但是，雅典民主制能够逐渐将这个贵族的传统吸收进城邦的政治体系，将贵族的英雄转化成城邦的英雄和民主的捍卫者。民主政治改编和化用贵族传统的方式非常多样，既有公共空间内的雕像和图像的展示，也有定期举行的公共祭祀仪式的表演，更有通过立法赋予刺杀僭主者后代的特权。经过民主城邦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展示和表演，“刺杀僭主”叙事变成大众日常知识和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众的历史知识。不仅如此，在“刺杀僭主”叙事民主化的过程中，民众还对其进行了颇有创造性的改编，使其从表达贵族政治理念的叙事，变成了保卫民主政治、钳制贵族寡头的政治符号。最终，民主政权将刺杀僭主变成了每一位支持民主制的雅典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让刺杀僭主变成了反贵族寡头的武器。
“刺杀僭主”叙事在公元前5世纪的演变过程表明，雅典贵族的语言和价值观并非没有遭受挑战，民主制也并非没有能力“为自己塑造一种专门的语言”。相反，雅典的民主制有相当的能力，化用旧传统、旧语言，创造新传统、新语言。同时这也说明，某一种贵族政治话语传统在民主制下的延续，并不能视为贵族话语对民主政治的胜利。相反，这或许说明雅典民主政治能够利用旧的传统、仪式、符号和形象，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话语。总之，对“刺杀僭主”叙事的研究至少说明，雅典的民主政治有能力创造属于自己的政治话语。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ite Discourse and Athenian Democracy:Centering on the “Tyrant-killing” Narrative
Chen Chao
Abstract：It has long been hold that even though Athenians invented democracy,they did not creat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democracy,the discourse tradition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vented by the nobilities had never been challenged.However,the study on “tyrant-killing” discourse shows that,in public space discourse tradition of the noble could be transformed into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 polis,and then became democratic in new historical context and furnished icons,rituals and images for democratic discourse.In Classical Athens,the use of traditional images and discourse of the noble in new age did not mean Athenian democracy was dominated by noble discourse.On the contrary,the productive reinvention of old discourse in new political context showed democracy were able to make use of noble tradition to creat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their own.
Keywords:Athen；Elite Discourse；Democracy；“Tyrant-killing”；Narrative Tradition
[中图分类号]K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07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公元前8-前5世纪希腊政体思想研究”(19CSS003)。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陈超，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师资博士后。河南，开封，475001。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