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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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吴 晓 丰
[摘 要]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关键词]中晚唐；两制制度；白麻；黄敕；翰林学士；中书舍人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设立翰林学士院，此后唐代的王言起草分为内外两制(1)在唐宋时期的史料语境下，内外制既可以指代词臣，如《朝野类要》称，“翰林学士官，谓之内制，掌王言大制诰、诏令、赦文之类。中书舍人谓之外制，亦掌王言凡诰词之类”(赵升编，王瑞来点校：《朝野类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4页)，也可以指代诏令，如《旧唐书》卷一七八《赵光裔传》载，“乾宁中，累迁司勋郎中、弘文馆学士，改膳部郎中、知制诰，赐金紫之服。兄弟对掌内外制命，时人荣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623页)。内制、外制的提法当与草诏机构在宫廷中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刘禹锡所撰《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处厚)集纪》中言，“内署故事与外廷不同，凡言翰林学士必草诏书，有侍讲者专备顾问。虽官为中书舍人，或他官知制诰，第用其班次耳，不窜言于训词”(刘禹锡著，翟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86页)，即将“内署”与“外廷”作为一组对举的概念。，并延续至五代两宋。内外两制的区别体现在两制词臣的选授与迁转流程、草诏的运作流程、所办理的政务类型乃至公文用纸等多个方面。与宋代两制格局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分工不同(2)关于宋代的两制格局，可参看张祎：《制诏敕札与北宋的政令颁行》(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09年，第67～105页。，中晚唐时期部分政务如将相除授、赦书德音等的起草有较为明确的归属，而其他品级稍低的官员任命文书等的草拟则为两制词臣共同承担，两制间的界限呈现出虽有一定分工但又颇具弹性的状态。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或从职官制度着眼，系统探讨了翰林学士院的建置过程、两制词臣的职掌及迁转等问题(3)相关成果，参见山本隆义：《关于唐宋时代的翰林学士》(山本隆義，“唐宋時代に於ける翰林学士について”)，东京《东方学》第4号(1952年)，第28～38页，后收入氏著《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内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中國政治制度の研究：内閣制度の起原と発展)，京都：同朋舍1985年版，第227～346页；矢野主税：《关于唐代的翰林学士院》(矢野主税，“唐代に於ける翰林学士院について”)，东京《史学研究》第50号(1953年)，第63～70页；三野俊子：《唐宋翰林学士的职掌》(三野俊子，“唐より宋に至る翰林学士の職掌”)，京都《东洋史苑》第2号(1969年)，第89～91页；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唐宋史论丛》，香港：龙门书店1980年版，第37～79页；向井润：《唐代的翰林学士：以建置为中心》(向井潤，“唐代の翰林学士：その職制を中心として”)，京都《东洋史苑》第21号(1982年)，第23～74页；赵康：《论唐代翰林学士院之沿革及其政治影响》，《学术月刊》1986年第10期，第71～76页；张东光：《唐宋时期的中枢秘书官》，《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5～150页；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页；毛蕾：《唐代翰林学士》，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戴显群：《唐五代政治中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22页；宋靖：《唐宋中书舍人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赖瑞和：《唐代高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25～206页；朱红霞：《代天子立言：唐代制诰的生成与传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50页。；或立足于词臣所起草的诏令，比较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负责起草的公文类别之不同，并尝试复原出制诏的撰作流程(4)相关成果，参见铃木虎雄：《支那的诏敕文及其起草者》(鈴木虎雄，“支那の诏敕文と其の起草者”)，京都《东方学报》第9册(1938年)，第10～29页；砺波护：《唐代的制诰》(礪波護，“唐代の制诰”)，京都《东洋史研究》第34卷第3号(1975年)，第348～369页，后收入氏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唐代政治社會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6年版，第170～196页；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189页；小野达哉：《两制制度的成立》(小野達哉，“両制制度の成立”)，京都《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1号(1998年)，第1～28页。。另有部分学者则从现存集部文献中的诏敕篇目入手，根据不同时期诏令编次的差异，试图揭示唐宋时人关于内外两制的分类理念的变化(5)相关成果，参见岑仲勉：《从〈文苑英华〉中书、翰林制诏两门所收白氏文论〈白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1947年，第403～412页，后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42～253页；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中村裕一，唐代公文書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376～431页；中村裕一：《隋唐王言研究》(中村裕一，隋唐王言の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3年版，第378～387页。；或通过检核部分诏敕的内容及作者身份，以讨论词臣的草诏权限等问题(6)相关成果，参见张连城：《唐后期中书舍人草诏权考述》，《文献》1992年第2期，第85～99页；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第96～100页。。研究者切入角度各异，为我们认识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分工格局奠定了基础。不过，既有的研究大多以《翰林志》等文献中所载的翰苑故事作为讨论两制分工格局的依据，对于反映制度实际执行状况的诏敕的利用并不充分，部分学者虽已留意到集部文献中所存诏敕的价值，但其研究又仅限于揭示中晚唐中书舍人起草内制之事例的存在，对两制分工之整体面貌的描述与复原未能尽善。随着近年来唐人文集笺证、系年等工作的充分展开，使我们从作者身份、撰作年代、王言性质等层面精确把握现存每一件唐人诏敕有了可能。数量繁多的诏敕不仅为我们检核《翰林志》《翰林院故事》等文献所载制度惯例的实施状况提供了样本，同时诏敕颁授对象的变化，亦为我们追踪唐廷在调整统治政策等方面的讯息提供了线索。循此思路，笔者通过对集部文献中所存各类诏敕，特别是官员除命文书，进行归类整理，试图展现学士院成立后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过程。
一 公文用纸与学士院设立前后的两制分化
词臣草诏时所用公文材质的差异，可谓是区别内外两制的核心标识(7)关于唐代官府公文用纸制度，丁春梅、雷闻二先生有较精细的研究(参见丁春梅：《唐代官府公文用纸制度研究》，《档案学通讯》2005年第4期，第94～96页；雷闻：《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文用纸》，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23～444页)，但未深究内外两制与用纸之间的关系。关于白麻制书的缘起及相关术语的考释，可参见沈小仙、龚延明：《唐宋白麻规制及相关术语考述》，《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第148～155页。。太宗贞观十年(636年)十月，下诏用黄麻纸写诏敕。高宗上元三年(676年)闰三月，复诏令“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8)宋敏求撰，诚刚点校：《春明退朝录》卷下引《唐日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9页。按，王溥等《唐会要》卷五四《省号上·中书省》条记，“(开元)十三年十月，始用黄麻纸写诏。至上元三年闰三月，诏制敕并用黄麻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7页)。此条材料系于上一条“开元七年八月十日敕”之下，若此，则“始用黄麻纸写诏”当在开元十三年，而下句上元三年闰三月当为肃宗上元三年(此年四月肃宗改元宝应)，但此年并无闰三月。将此条文字与《春明退朝录》所引《唐日历》比对，发现两处文句所载内容及年月大体一致，唯《唐会要》所录“十三年十月”多出一“三”字，《唐会要》此条材料系年有误，当系于“贞观元年，上谓侍臣曰”条之后。。韦执谊《翰林院故事》中有“故事，中书以黄白二麻为纶命重轻之辨。近者所出，犹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国之重事，拜授将相，德音赦宥，则不得由于斯”(9)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洪遵辑：《翰苑群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2页。的记载，据此可知，中书舍人院草诏原本有黄、白麻两种用纸材料。不过，在现存史籍中，言及中书舍人草诏时多称其用黄纸。如马怀素“墓志”言，志主在景龙年间“迁中书舍人，与李乂同掌黄书”(10)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开元074《故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侍读上柱国常山县开国公赠润州刺史马公墓志铭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6页。。再如《唐会要·当直》载，开元二十年(732年)九月二十日中书舍人梁升卿当直宿，因家忌欲请给事中元彦冲代为宿直，“其夜，有中使赍黄敕，见直官不见，回奏”(11)王溥等：《唐会要》卷八二《当直》，第1796页。。以上两例表明唐代前期中书制敕是以黄纸为主要书写材料。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始以翰林供奉改称学士，由是遂建学士，俾专内命，太常少卿张垍、起居舍人刘光谦等首居之”(12)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洪遵辑：《翰苑群书》，第12页。，舍人院、学士院分掌两制的格局由此初创。但在学士院设立之初，似沿用舍人院故事，仍以黄敕为主。杜甫所作《赠翰林张四学士》中有“紫诰仍兼绾，黄麻似六经”之句，该诗歌作于天宝九载(750年)杜甫自河南归长安之际(13)参见杜甫著，谢思炜校注：《杜甫集校注》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4～1485页。，所赠予的对象为翰林学士张垍，即前引材料提到的首居翰林学士院之人。该句描述了张垍在翰林学士院草制时的相关细节，可知其草制时的公文用纸仍为黄麻(14)清人姚鼐对该诗称翰林草诏用黄麻颇感疑惑，并引《丁晋公谈录》中有关宋代降麻程序的记载，认为宰臣官告用五色金花罗纸写，白麻只用于宣时，而此诏词必归中书，重为颁下，称“黄麻”亦无不可(姚鼐：《惜抱轩全集·笔记》卷八，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613页)。这是将此处的“黄麻”理解为官告用纸。而据李肇《翰林志》记，唯将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绫纸(洪遵辑：《翰苑群书》，第3页)，这可能是元和时期才有的制度。《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载：“(天宝)十三载三月二十八日敕：旨授官取蜀郡大麻纸一张写告身。”(第1613页)旨授官指六品以下一般官员。天宝九载唐廷授官用纸为何，尚不得而知，但金花五色绫纸与黄麻纸差异较大，姚鼐的推论似难成立。。由此可见，《翰林院故事》所言“近者所出，犹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此院”的局面当形成于学士院成立之后稍久的某一时间，在其建置之初，仍沿用中书舍人院制度，以黄麻为主。
文献中可见最早以白麻除命者，为唐隆政变中的刘幽求，事在唐隆元年(710年)，政变成功之日，“其夜凡制诰百余首，皆幽求作也，自为拜相白麻”(15)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1页。。该条史料出自柳珵《刘幽求传》，刘幽求自为拜相白麻一事，不见其他史书记载，有学者指出，此为柳珵虚构之情节，意在说明刘氏之骄恣自得(16)参见周勋初：《柳珵〈刘幽求传〉钩沉》，《文史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201页。。史书对柳珵个人生平的记载不详，唯《郡斋读书志》称其祖父为柳芳，父为柳冕(17)参见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卷一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0页。，或有所凭据。柳冕的仕宦履历集中于德宗时期，柳珵所处时代当在德宗之后，《刘幽求传》中以白麻命相的记载反映的当属德宗以后的制度实况。开元二十六年翰林学士院成立之后，命相制书的起草权并未立即成为翰林学士之专属，现存唐人诏敕中的命相制书，如孙逖作于天宝元年(742年)二月的《授李林甫左仆射(兼右相)制》，贾至作于天宝十五载(756年)的《房琯文部尚书同平章事制》(18)分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三八五，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1962页；卷四四八，第2264页。按，《授李林甫左仆射(兼右相)制》，《文苑英华》原标题作《授李林甫右仆射制》，据制书内容及《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本传，当以左仆射为是。等，皆撰写于学士院成立之后，而孙逖、贾至皆为玄宗时代的中书舍人。在房琯拜相稍前，时值安史之乱前夕，唐廷先后有两次以安禄山为相的谋划。第一次在天宝十二载(753年)，玄宗命翰林学士张垍起草安禄山加同平章事的制书，因杨国忠的劝谏而作罢(19)参见李肇：《翰林志》，洪遵辑：《翰苑群书》，第3页。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三将此事系于天宝十三载正月(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42页)。；两年后随着反叛威胁的日益临近，杨国忠、韦见素等转而建议玄宗授安禄山以左仆射、平章事，并召其入朝，以消除叛乱的危险。对此，《通鉴考异》引“实录”言，玄宗令人起草以安禄山为相的制书，“常置白麻于座前”(20)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纪三三，玄宗天宝十四载二月，第7049页。，留而不发。综合这两次事例，玄宗任命安禄山为相的白麻制书由学士院起草的可能性颇大。
文献记载中所见内制除命用白麻，较为可信的案例是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册府元龟·帝王部·英断》载：“代宗大历中，宰相元载持权岁久，宠赂日彰，朝纲爵赏无不大坏。帝思得正人为己腹心，渐移载权，以肃朝政。繇是征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与河南尹张延赏赴阙……比栖筠至，即日内制授御史大夫，时宰臣不知帝用栖筠，及白麻出日，内外震肃。”(21)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七《帝王部·英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635～636页。在此事例中，翰林内制用白麻似已成为较确切的政治故事。从翰林院草创之初张垍用黄麻写诏，到此际内制以白麻除命李栖筠，是中唐翰林学士院规制的一大变化，而内制用白麻是两制草诏格局形成的重要标志。另外，玄宗以白麻制书待安禄山，或出于褒宠的用意，而在代宗以白麻除授李栖筠的案例中，这种尊荣的意味更为明显。《新唐书·李栖筠传》载：“始，栖筠见帝，敷奏明辩，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2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六《李栖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37页。代宗以白麻制书擢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既是对其刚正不阿品行的一种褒奖，同时也将其作为一种震慑朝臣、整肃政治风气的手段。白麻制命被赋予尊荣的意味后，其与外制黄麻的轻重之辨由此得以显现。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诏敕的用纸材质有白麻、黄麻之别，但在两制制度成立后，凡简称“麻”或“降麻”者，皆为内制白麻。如《东观奏记》中记，“上(宣宗)每命相，尽出睿旨，人无知者。一日，制诏枢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萧邺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仰指挥学士院降麻处分’”(23)裴庭裕撰，田廷柱点校：《东观奏记》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05页。。此处的命相制书，在中晚唐例用白麻，所言“降麻处分”，必然是内制白麻。又如《北梦琐言》卷七“郑准集军书”条载：“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中令……虽有胸襟，而辞体不雅。至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曰‘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24)孙光宪撰，贾二强点校：《北梦琐言》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7页。此条记述称郑准辞体不雅，所谓“奏可”，当指门下省将制书等呈送皇帝复奏时的行政用语，非通事舍人所能行用，而“草麻”在中晚唐成为学士草制之专称，中书制诰不合称“草麻”。不过，即便中晚唐称“草麻”“降麻”者专指内制白麻，但外制、内制在用纸材质上仍维持着黄、白麻之别。如白居易所作《早饮醉中除河南尹敕到》中言，“绿醅新酎尝初醉，黄纸除书到不知”(25)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二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0页。。他于文宗大和四年(830年)年底授河南尹，此授命文书即用黄纸。昭宗之时郑谷作《省中偶作》，也有“捧制名题黄纸尾，约僧心在白云边”(26)郑谷著，严寿澂等笺注：《郑谷诗集笺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页。的诗句，此诗为其入直中书时所作，所谓“捧制名题黄纸尾”当指在起草制词后添加文书书式，郑谷在中书草制时所用纸仍为黄纸。
二 德宗贞元前后两制草诏权限的变化
命相制书在所有的白麻除命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其草诏权可能自天宝末年起渐归学士院，此后直至宪宗元和末年李肇撰《翰林志》之前，除权德舆曾于贞元十六年(800年)九月以中书舍人身份起草《齐抗平章事制》(27)参见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辑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820页。外，目前所见命相制书皆来自翰林内制。《唐国史补》载：“阳城为谏议大夫，德宗欲用裴延龄为相，城曰：‘白麻若出，吾必裂之而死。’德宗闻之以为难，竟寝之。”(28)李肇：《唐国史补》卷上，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1册，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6页。此事发生在德宗贞元二年(786年)，时德宗欲以因理财得宠的裴延龄为相，谏议大夫阳城试图以毁麻的方式劝阻此次任命，在他看来，命相即意味着有白麻出，与此前玄宗欲以安禄山为相的场合相较，此际时人将白麻命相视作通行制度规范的意味就更为明显了。
“将”在中晚唐时期的白麻制命中同样有着特殊的地位。“将”一般指节度使，亦有作招讨使、统军元帅的情况(29)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下文所言北门六军统军外，“将”一般不包括隶属南衙、北门禁军的将领，就现存有关诸卫上将军、诸卫大将军或诸卫将军的除命文书而言，无一例外皆出自外制词臣之手，如玄宗朝中书舍人孙逖所撰《授张玄逸右卫将军制》《授裴倩右武卫将军制》(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〇一，第2037页；卷四〇二，第2042页)，收入《白居易集》中书制诰中的《姚成节右神策将军知军事制》《王士则除右羽林大将军制》《田盛可金吾将军勾当左街事制》(参见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八，第2900页；卷五二，第3033页；卷五三，第3097页)，昭宗时中书舍人钱珝所作《授前骁卫大将军刘崇文左羽林大将军知军事等制》《授王知远左卫将军制》(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〇一，第2037页；卷四〇二，第2038页)等。。《册府元龟·词臣部·恩奖》载，后唐明宗曾召翰林学士卢质、中书舍人王延等赐食，“帝曰：‘俱掌王言，何以分别内外？’李怿对曰：‘王言本舍人所掌，祗自肃宗举兵灵武后，军中逐急时令学士草词，自后乃分职命将相繇内，群臣繇外，其实一也’”(30)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恩奖》，第6608页。。材料反映了五代时人对于两制分化起源的历史记忆，然而李怿以任命将相属内制、除拜群臣由外制的言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不过他将两制分化、任命将相的权限归属翰林学士追溯至肃宗灵武举兵之时的说法值得重视。另外，贞元四年(788年)翰林学士陆贽向德宗提议：“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内庭，止于唱和诗赋文章而已。诏诰所出，本中书舍人之职，军兴之际，促迫应务，权令学士代之。今朝野乂宁，合归职分。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31)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补遗《论翰林学士所掌制诏宜还中书舍人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75页。陆贽的提议或有排挤同在学士院且颇受德宗宠遇的吴通微、吴通玄兄弟的意图，舍此毋论，陆贽所言“其命将相制诏，请付中书行遣”一语，显示出此时除拜将相的草制权限已归属翰林学士。现存开元二十六年以后至陆贽所处贞元时代以前的唐人制诰中，与“将”相关的有数篇，列表如下。
表1 学士院成立后至贞元以前与“将”相关的诏敕列表

说明：a.关于表中信息来源，加下划线部分来自《唐大诏令集》，陆贽一栏来自《陆贽集》，其余则引自《文苑英华》(32)董诰编《全唐文》卷四一三收有《授李业节度使制》，归常衮名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4230页)，《文苑英华》卷四五六收有《授李业郑滑节度使契苾通振武节度使制》(第2320～2321页)，以“前人”方式归名于沈珣名下。《全唐文》当属误收，详情参见劳格：《读〈全唐文〉札记》，董诰编：《全唐文》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2页。。b.每位词臣所撰文书分上下栏展示，上栏系与将的任命有关的文书，下栏是与将的罢免、改职或加恩有关的文书。
上表共涉及五位中唐时期的词臣，其中孙逖、贾至、杨炎为中书舍人，陆贽为翰林学士，而常衮于宝应元年十二月至永泰元年下半年任翰林学士，出院后任中书舍人，直至大历九年改职(33)孙逖任中书舍人的时间，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〇中《孙逖传》，第5044页；常衮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时间，陆贽担任翰林学士的时间，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48～253、298～307页；贾至的生平，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83～484页；杨炎担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的时间，参见齐涛、马新：《刘晏·杨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8～309页。。据表格显示，在陆贽以前，除常衮起草过《授王缙侍中兼河南都统制》外，其余有关节度使、都统、元帅等的授命文书，皆出自中书舍人之手。另外，在中唐，“将”的解职一度也用白麻制命(34)《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载：“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第1149页)《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一“德宗贞元十二年”条载，“初，上置六统军，视六尚书，以处节度使罢镇者，相承用麻纸写制”(第7693页)，可见藩镇节帅去职，一度也用内制白麻。。将其他与节度使解职或加官、加阶、加实封等恩典相关的诏敕一并纳入观察，似不难看出，在肃宗、代宗之际，与节度使有关的政治事务常由中书舍人草制处理。到了德宗时期，由陆贽起草的涉及“将”的诏敕有23件之多，似可推测，除免节将等的权限归诸翰林学士正是从陆贽所处时代开始的。
命将的草制权限在陆贽时代转归翰林内制，可能与德宗在位时期不任舍人的政策有关。《唐会要·省号下》载：“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35)王溥等：《唐会要》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第1110页。《唐语林》亦称，“贞元三年八月，中书省无舍人，每有诏敕，宰相追他官为之”(36)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六，第540页。。而从“(权)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3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第4003页。的情况来看，德宗时代中书舍人缺员的情况颇为严重。此外，由于命将制书中的主要部分是节度使的授命文书，我们需进一步将其与德宗时代的藩镇政策联系起来。德宗时代素以姑息藩镇著称(38)关于德宗朝的藩镇政策，可参看孟彦弘：《“姑息”与“用兵”——朝廷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唐史论丛》第1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145页。，宪宗时期的宰相杜黄裳评价：“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39)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第3974页。《旧唐书·裴向传》又记：“德宗季年，天下方镇副倅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遂就而授之节制。”(4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三《裴遵庆附裴向传》，第3356页。如此，藩帅的任命常在紧急、仓促之际决定，其中又以任命卢从史为昭义节度使、严绶为河东节度使的情况较为典型(41)参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四一《卢从史传》，第4660页；卷一二九《严挺之附严绶传》，第4485页。。节钺一般由朝廷委派的中使授予，在个别紧急情况下，翰林内制可不必经过中书门下按照三省分工程序签署后颁出(42)关于此问题，学界存在争议，袁刚、杜文玉等学者认为，翰林内制不需要经过中书门下宣行(参见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第181页；杜文玉：《大明宫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71页)；刘后滨等学者则认为，翰林学士起草的制书在向下颁发时，需要中书门下按照三省分工的程式进行签署(《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22页)。但德宗时期除拜节度使的制命从禁中宣出的情况是确实存在的，如《陆贽集》卷二〇《请不与李万荣汴州节度使状》中有“今商量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节度制便从内出，万荣须与改官，卿等即商量进来者”(第646～647页)云云，所谓“从内出”，即指制命从内廷颁出而不经中书门下。，有利于迅速确定藩帅人选，以保证藩镇的政治稳定。同时，白麻内制亦有褒荣受命者的意味，可以起到安抚藩帅的作用。因而，白麻内制在委命节度使上的应用日益扩大，不仅仅是节度使这一头衔愈益重要，授命过程需迅疾完成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亦与朝廷姑息藩镇的政策分不开。
在德宗时期，与内制命将相关的还有设置六统军以麻纸写制的史实，颇值得关注。《新唐书·郑传》载：
德宗自兴元还，置六军统军视六尚书，以处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废宣威军益左右神策，以监军为中尉。窦文场恃功，阴讽宰相进拟如统军比。当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书、门下。今以命中尉，不识陛下特以宠文场邪？遂著为令也？”帝悟，谓文场曰：“武德、贞观时，中人止内侍，诸卫将军同正赐绯者无几。自鱼朝恩以来，无复旧制。朕因用尔不谓私，若麻制宣告，天下谓尔胁我为之。”文场叩头谢。更命中书作诏，并罢统军用麻矣。明日，帝见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43)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六五《郑传》，第5075页。
《资治通鉴》卷二三五亦载此事，系于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44)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三五唐纪五一，德宗贞元十二年六月，第7693页。，值德宗初置左右神策中尉、中护军之时。此条史料中所言“六军”，即北门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等六军(45)关于六军的指涉，《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作“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第1291页)，与《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所载不同(第1904页)。学人已明辨其非，详情参见张国刚：《唐代的北衙六军述略》，《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据《资治通鉴》记载，六军统军设置的年份在兴元元年(784年)正月(46)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唐纪四五，德宗兴元元年正月，第7518页。。从此年开始，直至贞元十二年六月，被授予六军统军而明载于史籍者有六人，其中韩游瓌、论惟明、贾隐林、戴休颜等四人为奉天之难中领兵护卫乘舆者。《旧唐书·韩游瓌传》称：“李怀光反，从驾山南。德宗以禁军无职局，六军特置统军一员，秩从二品，以游瓌、惟明、贾隐林等分典从驾禁兵。”(4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四《韩游瓌传》，第3918～3919页。按，戴休颜被授予左龙武统军的史实，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上》，第346页。此举有将从各地前来护卫的军队收编为禁军的意图，德宗专设统军之职并以白麻授命，其用意在于褒奖战功，其中部分将领如韩游瓌、论惟明此后很快亦升任节度使。另有张伯仪、程怀直二人则是后来授予者(48)参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三六《李光弼附张伯仪传》，第4594页；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四三《程日华附程怀直传》，第3905页。，他们以原藩镇节度使的身份入朝，朝廷以从二品的统军之职来安置，使其原先作为节度使的尊荣维持不坠，他们原先被任命为节度使时即当以白麻授命，入职统军时仍用白麻，以此作为优劳故旧节帅的一种手段。
在窦文场被授予神策中尉之际，正是神策军地位不断上升并逐渐赶超北衙六军的时候。在德宗奉天之难中，原先仅作为藩镇行营军的神策军得到迅速发展，在职官建置上逐渐与六军相侔，在部分优劳待遇上亦向六军靠近(49)如《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载，“(贞元)十四年八月，诏曰：‘左右神策军特为亲近，宜署统军，以崇禁卫。其品秩俸禄料一事以上，同六军统军例’”(第1534页)。关于神策军的发展历程，可参看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小畑竜雄，“神策軍の成立”)，京都《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2号(1959年)，第151～172页；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第113～141页；何永成：《唐代神策军研究——兼论神策军与中晚唐政局》，台北：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而此际窦文场要求用统军之例，以白麻除授神策中尉，是神策军在声势上日渐赶超北衙六军进程中的一个插曲。窦文场作为宦官，要求以白麻除命，是试图以此方式实现自身的官僚化，但终因草制者翰林学士郑的反对而失败。这一事件也使得北衙六军一并失去了以白麻除命的政治优待。德宗以白麻除授六军统军，原本是在动乱时期出于犒赏军功的目的而采取的举措，随着动乱结束，白麻除授统军的对象转变为入朝解职的藩帅，与其原先的用意渐相偏离，而在神策军地位日益超过六军并成为德宗赖以维系统治的新禁军力量后，恩宠六军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六军统军失去白麻除命的殊遇自在情理之中。
由于与陆贽同时代的中书制诰留存极少，我们很难再进一步对任命其他官员的草诏权限的归属予以判定。仅从现存《陆宣公翰苑集》中所收30篇除命诏书来看，其中宰相除免或加官以及节度使的除授占据了绝大多数(共26篇)，而与陆贽约略同时代且专掌中书制诰的权德舆，其所作《送建州赵使君序》中有“顷予忝职西垣，殆将十岁，草列郡命，过于百数”(50)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卷三六《送建州赵使君序》，第547页。的说法，州官除授在其除命文书中可能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若言德宗贞元之时，翰林内制掌握着当时最重要部分的官员的除命，当无大误。
在部分重要官员除授的草诏权限渐归翰林内制之时，包括赦宥、招讨、诫谕、抚恤、褒赏等政事处理类文书的起草也逐渐为翰林学士所掌握。翰林学士院初设之时，其为皇帝草撰文书并不涉及政事处理事宜，故陆贽称：“学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诏内庭，止于唱和诗赋文章而已。”(51)陆贽：《陆贽集》补遗《论翰林学士所掌制诏宜还中书舍人状》，第775页。在玄、肃、代宗之际，涉及申禁、宣慰等政事处理类文书的起草，几乎皆出自中书舍人之手，如孙逖所作《改尚书洪范无颇字为陂敕》《诫励兵吏部侍郎及南曹郎官制》《禁断寒食鸡子相饷遗诏》(52)孙逖：《改尚书洪范无颇字为陂敕》《诫励兵吏部侍郎及南曹郎官制》，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六三，第2358页；卷四六五，第2373页。孙逖：《禁断寒食鸡子相饷遗诏》，参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九，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65页。，贾至起草的《诫示诸道制》《收葬阵亡将士及慰问其家口敕》(53)参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〇，第572页；卷一一四，第597页。等。而先后担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的常衮，现存其所撰相关政事处理类诏敕中可判定年代者，如《萧昕等分祭名山大川制》《敕天文图谶制》《停河南淮南等道副元帅制》皆撰作于中书舍人任内(54)常衮所撰《萧昕等分祭名山大川制》中言，“朕纂戎八载，外寇未平，多废旧章”(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七四，第419～420页)，当指代宗即位已八年，时间应在大历四年；《敕天文图谶制》(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六五，第2377页)的文字被录入《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系于大历二年正月之下(第285～286页)；同卷《代宗纪》中有“罢河南、淮西、淮南、山南东道副元帅，所管军隶东都留守”(第294页)等说法，即《停河南淮南等道副元帅制》(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一，第513页)所涉史实，发生在大历五年正月。。史官所谓“(常)衮长于除书，(杨)炎善为德音”(55)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第3419页。的评价，也显示出诸如德音等赦宥文书的草诏权限此时尚未明确归属翰林内制。到了德宗贞元时代，情况似有所变化。这一时期在中书掌诏八年的权德舆，在给杨嗣复的书信中自叙，“德音密宥皆出自中禁，西掖所掌止于命官”(56)姚铉编，许增校：《唐文粹》卷八一《答杨湖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显示出德音等一类涉及赦宥的政令起草已不再归舍人院承担，中书制诰的权限已被压缩至仅限于命官的境况。约略同时代而任翰林学士的陆贽，其文集中留存有不少涉及诛讨招谕、优恤慰劳、宴赏甄奖、赦文德音、更改府州名等政事处理的文书(57)参见陆贽：《陆贽集》卷一至五，第1～164页。。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人事除命之外其他政事处理的相关王言的起草权限正大量转归翰林学士。李肇《翰林志》所载元和时代翰林草制故事，“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58)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后晋天福二年中书奏引李肇《翰林志》节文，第686页。按，该段文字较现存南宋洪遵所辑《翰苑群书》本李肇《翰林志》的原文更为准确。、“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59)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总序》，第6600页。等的起草权限归属翰林内制，这一局面当奠基于德宗贞元时期。
以上从官员除命和其他政事处理两方面考察了两制草诏权限的变化，可以看出，德宗贞元时期是一个颇具转折意义的时段。这种转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德宗不任宰司、倚重内廷的统治政策造成的。《旧唐书·韦渠牟传》称：“陆贽免相后，上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然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6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渠牟传》，第3729页。德宗亲揽庶政的后果，是急需借助翰林学士院等内廷机构处理政务，而包括中书舍人在内的中书、门下两省官员时常出现严重缺员的情况(61)参见陈文龙：《释“贞元中仕进道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10年版，第209～230页。，加上德宗本人颇为好文，使得翰林学士在贞元时代的政事处理中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如“吴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宠遇”(62)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第3800页。，韦绶在“德宗朝为翰林学士。贞元之政，多参决于内署。绶所议论，常合中道，然畏慎致伤，晚得心疾，故不极其用”(63)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附韦绶传》，第4175页。。在两制草诏格局中，翰林学士院所发挥的作用已在舍人院之上。与此同时，翰林学士群体内部也发生着一些变化，正不断寻求新的身份认同，这以韦执谊于贞元二年所作的《翰林院故事》(64)参见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洪遵辑：《翰苑群书》，第11～16页。颇具代表性。该文试图为贞元时代翰林学士掌纶的政治权力寻求合法性来源，其突出表现在于宣扬翰林学士与贞观以来内廷中的名儒学士一脉相承，试图淡化学士与同居翰林院的艺能之士之间的关联。尽管学士最初同样以艺能之士的身份被引入内廷，但由于他们获得了掌纶的权限，使其与后者的政治命运迥异。而翰林学士此种为寻求自身身份认同所做的努力，有助于他们在当时“学士掌诏、宜还中书”(65)这种呼声以曾经担任翰林学士的陆贽为代表，参见陆贽：《陆贽集》补遗《论宜停翰林学士状》《论翰林学士不宜草拟诏敕状》《论翰林学士所掌制诏宜还中书舍人状》，第773～775页。的呼声中站稳脚跟，并不断获得更大的草制权限。
三 宪宗元和时代及其以后的两制草诏格局
关于元和年间翰林学士院草诏的权限范围，如下三条史料皆有描述：一是李肇《翰林志》云：“元和初，置书诏印，学士院主之。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用白麻纸，不用印。”(66)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后晋天福二年中书奏引李肇《翰林志》节文，第686页。二是《唐会要·翰林院》载：“(元和二年)凡白麻制诰，皆在廷代言，命辅臣、除节将、恤灾患、讨不庭，则用之。”(67)王溥等：《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第1148页。三是《册府元龟·词臣部·总序》载：“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大诛讨、拜免三公将相，曰制，百官班于宣政殿而听之。赐与、征召、宣索处分之诏，慰抚军旅之书，祠飨道释之文，陵寝荐献之表，答奏疏、赐军号，皆学士院主之；余则中书舍人主之。”(68)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五五〇《词臣部·总序》，第6600页。其中，李肇于元和十三年(818年)以监察御史入院，次年改左补阙仍依前充职，故《翰林志》所记系他在学士院时院中所通行的草诏故事，无疑最具参考价值。第二则材料系于元和二年(807年)二月朝廷下令蠲免浙西两税的文字之后，意在引用翰林故事，抨击此道放免两税的诏书未经过“宣”的程序便从中颁出，不合旧规。《册府元龟·词臣部·总序》的记述，来自宋人对唐制的理解和概括，其文字与《翰林志》颇有相合之处，但又有不少溢出《翰林志》的内容，当属编纂者据《翰林志》及其他史料参揉而成，亦有可资对读的价值。综合上述记载可知，依元和年间通行的学士院故事，涉及朝臣除命的白麻内制，其行用范围包括三公、将相等的除免及皇后、皇储的授命等方面，而在其他政事处理场合，包含赦文、德音、批答等的起草，招讨不庭、抚恤灾祸、宣慰军旅等诏令的草拟，皆归翰林学士承担。不过此种关于学士草诏权限的记述，本身就是记录者依据当时的制度惯例概括而来，其实际执行状况如何，仍需结合唐代词臣所撰制敕做进一步的探究。
现存元和时代的唐人制敕，无疑以白居易、元稹文集中所保存的篇目最为重要(69)需要注意的是，今《元氏长庆集》中所收诏敕并非按照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的类目来编纂的，如要利用其中的诏敕以讨论元和、长庆年间的两制草诏格局，需先行判定其中哪些为元稹在学士院时所写，哪些为其担任知制诰草外制、中书舍人时所作。综合学界现有与元集相关的系年、笺证成果[卞孝萱：《元稹年谱》，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杨军：《元稹集编年笺注(散文卷)》，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吴伟斌辑佚编年笺注：《新编元稹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以长庆元年二月十六日元稹入学士院的时间为限，基本上可将元氏所撰诏敕中的中书制诰、翰林制诏析出。至于《白氏长庆集》，则有岑仲勉所提出的白集翰林制诏“伪文”问题(岑仲勉：《〈白氏长庆集〉伪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9本，1947年，第483～540页，收入《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170～241页)，但白集卷五四《除郎官分牧诸州制》下，日本蓬左文库校本有题下注：“自此已下拟诸制词，并在翰林中作。”学人认为岑仲勉所言的“伪文”实际为拟制，这与卷题所言“拟制附”也相合[参见花房英树：《白氏文集校订余录》(花房英樹，“白氏文集校訂餘録”)，京都《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人文18号(1966年)，第22～46页；平冈武夫：《杜佑致仕制札记——白居易的习作》(平岡武夫，“杜佑致仕制札记——白居易の習作”)，《铃木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东京：明德出版社1972年版，收入氏著：《白居易——生平与年事记》(白居易——生涯と歳時記)，京都：朋友书店1998年版，第326～351页；中村裕一：《唐代公文书研究》，第385～386页；中村裕一：《隋唐王言研究》，第381～382页；谢思炜：《拟制考》，《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第42～50页]。拟制之说建立在白集古抄本的发现、唐代词臣撰写拟制的有关史实之上，可以信从。笔者认为，拟制虽未真正颁行，但白居易仍然是依据翰林院规制和学士平日的撰作习惯写成的，亦可作为探讨翰林内制草诏权限的重要参考。。根据前人研究知，白居易于元和二年十一月至元和六年(811年)居翰林学士之任，草内制；元和十五年(820年)十二月至长庆二年(822年)七月先后担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在舍人院草外制。而元稹于元和十五年至长庆元年(821年)二月任知制诰草外制，长庆元年二月至十月以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入学士院草内制(70)关于白居易的仕宦履历，可参看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40页；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437～450页。关于元稹的仕宦履历，可参看卞孝萱：《元稹年谱》，第317～361页；周相录：《元稹年谱新编》，第179～204页；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第586～595页；吴伟斌：《元稹评传》，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6～298、311、355页；吴伟斌：《关于元稹知制诰及翰林承旨学士任内的几个问题》，《元稹考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132页。。由于与将相相关的除授或褒赠，在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中有着特殊地位，按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的区隔，可将元、白集中与将相相关的诏敕数量统计如下。
表2 元、白集中与将相相关的诏敕数量统计表

说明：a.统计所据文献，元集一栏，主要利用的是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四二～五○，第1043～1279页；补遗卷四～五，第1481～1512页；续补遗卷三，第1615～1617页)，同时综合参考了其他系年、笺证成果，详情参见本页注释①；白集一栏，依据的是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八～五五，第2874～3196页；外集卷下，第3921～3927、3944页)。上述文献，表中分别简称为“元集”和“白集”。表3所据文献与此相同。b.每一种除命类型后的数字表示与之相关的诏敕数量，若多人连制，同种职、官则视作一道诏敕，若除授类型不同，则各视作一道诏敕。c.命妇死后获得封号者归入“封赠”内，生前获得者则归入“命妇”内。d.“白集·翰林制诏”栏中加“”的表示这部分为白集翰林制诏中的真行之制，不加的则为拟制。
根据上表不难发现，宰相、节度使等的任免基本上以内制白麻除命，但将相被授予阶、勋、爵的制敕多由外制黄敕，亦偶有经内制白麻者。前文已言，相、将的除拜大体分别于玄宗天宝之际、德宗贞元时期经由白麻下达，相沿成为惯例。元和、长庆之际亦沿用此故事，从原则上讲，《翰林志》所言以学士草麻、正殿降麻的方式除命将相，这一惯例在整个中晚唐时期基本得到贯彻。当然，其中也有例外者，现存中晚唐时期由中书舍人起草的数道宰相、节度使任命制书，集中出自宣宗时期的李讷、沈询、蒋伸等人之手(71)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五〇，第2279～2281页；卷四五五，第2314～2315页；卷四五六，第2316～2323页。按，其中卷四五〇《授崔铉魏扶拜相制》《魏謩拜相制》及其后署名“前人”的《授裴休中书门下平章事依前判盐铁制》，归于沈询名下；卷四五六又有《授纥干泉岭南节度使制》及其以下诸篇，作者署名作“沈珣”，沈询、沈珣实为一人，详情参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沈阳：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204～205页。，撰作时间在大中三年至六年(849-852年)这一时段。这在中晚唐的两制草诏格局下显得极不寻常。学者以学士独掌内制对皇帝意志构成威胁，宣宗出于强化皇权的需要，以中书舍人分化学士之权作为解释(72)参见黄楼：《唐宣宗大中政局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40页。，可备一说。然依笔者看，宣宗大中前期出现中书舍人频繁草内制的现象，似是武宗时期两制制度被破坏、权相李德裕独掌草制权的某种延续，是两制运作尚未回归正轨的表现。武宗之时，与回鹘、昭义等的战事，军机重务“帝一切令德裕作诏”，并称“学士不能尽吾意”(73)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八〇《李德裕传》，第5342页。。李德裕甚至于其私第建起草院、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诏令制置，裕独处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无得预焉”(74)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三二一《宰辅部·慎密》，第3796页。。武宗不任学士，李德裕以宰相身份亲自掌诏，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书出敕的权力。宣宗即位后不久，这一局面暂未得到改观，故出现了舍人草内制的现象。对皇帝而言，控制处于内廷的翰林学士，无疑比指挥地居南省的中书舍人要便利得多，所谓以舍人分学士草制之权以强化皇权，于情理上并不能完全解释得通。
与以白麻除命将相日渐成为政治惯例不同，元和时代随着新型朝藩关系的确立，被罢免的节度使逐渐失去了降麻的政治礼遇。上文提到德宗于兴元元年设置北衙六军统军并例用白麻除命，此后六军统军逐渐成为安置解职入朝藩帅的恤劳职位。而事实上，不只北衙六军，南衙诸卫的高级军将职位也具有类似功用。贞元十二年，北衙六军统军的除拜不再通过降麻处分，这也意味着那些入朝后被授予此职的节度使不再蒙受降麻的政治优待。但总体而言，并非所有离职的藩帅一起被剥夺了麻制除免的殊遇，上表所列白居易于学士院所草的内制制词中有两道被授予离职藩帅，即作于元和三年(808年)的《除段祐检校兵部尚书右神策军大将军制》和作于次年的《除赵昌检校吏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制》(75)参见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四，第3114页；卷五四，第3116页。。段祐、赵昌分别以荆南节度使、泾原节度使的身份入朝，这也意味着降麻作为一项优劳藩镇旧帅的政治故事，在元和初年仍在发挥着调节朝藩关系的功用。《旧唐书》与《新唐书》中的二人本传并未提及他们被解职的缘由，对于二人在藩镇时的政治业绩，制词亦毫不吝惜地给予褒誉之辞，二人当非因政治过失而被免职(76)实际上在元和中期节度使入朝并不鲜见，如义武节度使张茂昭、山南东道节度使于、荆南节度使裴均、横海节度使程执恭、宣武节度使韩弘等皆曾入朝，此正是宪宗即位后欲图确立新型朝藩关系的一个政治侧影，详情可参看陆扬：《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58页。。不过此后的情况则有所改变，《新唐书·王佖传》载：
元和中，拜朔方、灵盐节度使。吐蕃欲作乌兰桥以过师，积材河曲，朔方府常遣兵发其木，委于河，故莫能成。及佖至，虏知其寡谋，乃厚赂之，而亟遂功，筑月城以守，自是虏岁入为寇，朔方乘障不暇，人以咎佖。在镇检下亡术，猜忌多杀人。召还为右卫将军。故事，将相除徙，皆内出制，故号“白麻”，至佖，以责罢，遂中书进制(77)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附王佖传》，第4881页。。
《旧唐书·宪宗纪》将此事系于元和八年(813年)九月(78)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第447页。，王佖因政治过失被免除节度使的职务，同时也被剥夺了降麻的优待，止令中书降敕处分。关于此事，《唐会要·翰林院》中言：“以前朔方灵盐节度使王佖为右卫将军，佖在镇无智术，又召至逾月，而授以卫将军。凡将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谓之‘白麻’。佖始以贵，奏罢中书草制，以至李进贤皆用此例也。”(79)王溥等：《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第1149页。《唐会要》提到了同样罢用麻制除命的李进贤，是一个可与王佖相参照的人物，他本为振武节度使，因在镇苛暴、不恤将士，于元和八年十二月被镇军所逐(80)关于李进贤被诛的相关史实，参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二九《严挺之附严澈传》，第4486页；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三九唐纪五五，宪宗元和八年十月，第7824页。。王佖、李进贤因政治过失免旌节，不再如其他被解职的藩镇故帅一样享受降麻的政治礼遇。可以说，在对待免职的藩镇节帅一事上，此时宪宗开始对其中有政治污点者和主动入朝以示效忠者予以区分，而这种区分的进一步发展，则是所有与藩帅解职相关的制词皆不再行用内制白麻。上表所列元稹、白居易于元和后期至长庆初年所撰写的制词，即反映了这种转变。其中，元稹所撰《授(剑南西川节度使)王播刑部尚书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制》《(荆南节度使)裴武可司农卿制》《授(朔方灵盐节度使)杜叔良左领军卫大将军制》(81)参见元稹著，周相录校注：《元稹集校注》卷四五，第1103～1104页；卷四五，第1120～1121页；补遗卷四，第1490～1491页。及白居易所作《(凤翔节度使)崔陵可河南尹制》《(武宁军节度使)崔群可秘书监分司东都制》《前河阳节度使魏义通授右龙武军统军前泗州刺史李进贤授右骁卫将军并授检校常侍兼御史大夫制》(82)参见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五一，第2984页；卷五一，第2988～2989页；卷五三，第3102～3103页。等6道诏敕，为二人在舍人院草拟，皆颁行于节度使被解职的场合。其中除王播以原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的身份调任盐铁转运使外，杜叔良、崔群、魏义通等人罢免旌节后，或入朝居环卫之职，或分司东都，无论他们是否有政治过失，但此时皆已不再享受内制白麻的礼遇了(83)节帅解职不再由学士草麻处分，大概此后相沿成为新的政治惯例，而非如《唐会要·翰林院》所载，似乎仅发生在王佖到李进贤被解职这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在宣宗之时仍然可以见到命舍人草制词授予去职藩帅的案例，详情参见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中，第112页。。
至于在将相加官或赐阶、勋、爵的场合，孙谠“墓志铭”载：“自□镇从事拜监察，历位至谏议大夫知制诰。时宰执加官，例自翰林颁诏，执政者异笔直送阁下，冀驳其能否。”(84)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残志015《唐故朝议郎前守蓬州刺史乐安孙府君墓志铭并序》，第2548页。此句叙述的是志主之父孙简的事迹。孙简担任知制诰在文宗大和至开成初年(85)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99收录有孙简的墓志铭，称“宝历元年，以司勋员外郎判吏部废置，转礼部郎中，又罹裴太夫人之祸，殆不胜丧。及出，除左司郎中……转吏部郎中……迁谏议大夫，以文学之称，守本官知制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页)。据《旧唐书》卷一七六《李让夷传》知，开成元年孙简在谏议大夫位(第4566页)，《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则有“(开成三年二月)丁未，以同州刺史孙简为陕虢观察使”(第573页)的记载，如此，孙简任谏议大夫知制诰当在文宗大和至开成初年。。墓志所言“宰执加官，例自翰林颁诏”当为当时通行的政治故事。《石林燕语》卷七有“宰相除授，虽兼职，故事亦须用麻”的说法，该句后有《考异》引《仁宗实录》云：“唐制：宰相监修国史，馆殿大学士皆降制。本朝自赵普后，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86)叶梦得撰，宇文绍奕考异，侯忠义点校：《石林燕语》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98页。此处所言为宰相加馆职的情况，据宋人回忆，唐制例降白麻。权德舆《齐相公让修国史表》提及齐抗获得监修国史之加官，有“今日中使某乙奉宣进止，授臣此职”(87)权德舆：《权德舆诗文集》卷四三，第663页。云云，既然有中使宣授，则加齐抗监修国史的制书以内制颁出的可能性颇大。其他宰相加阶、勋、爵的情况，文献所见相关草制案例不多，唯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封李德裕卫国公并加守太尉的制词，由当时的翰林学士封敖撰写(88)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六八《封敖传》，第4393页。，此道制词无疑为内制白麻。元集中有三篇关于宰相加勋阶或封爵的制词，皆为元稹任知制诰时所写。总体而言，相关草词案例较少，而如孙谠“墓志铭”所言，宰执加官经由内制草词，当较符合中晚唐草制的一般状况。如若是节度使加官，《春明退朝录》卷中言：“唐节度使除仆射、尚书侍郎，谓之‘纳节’，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89)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第22页。此亦为宋人所记唐代制度，可作参考。而从元、白二人文集中所反映的情况看，涉及节度使加官褒赠的制词确以中书制诰为多，不过作为笼络藩帅的一种手段，节度使加官用内制白麻也并非不可行，宣宗时加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中书令，即命宦官中使前往魏博赐麻制(90)参见裴庭裕：《东观奏记》卷下，第131页。。总体而言，与宰相、节度使的任命例降白麻不同，将相加官褒赠的场合，在两制草词的行用上更为灵活。
由于中晚唐的职官管理并不完全按照品级进行，职务亦是重要指标(91)参见吴丽娱：《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22～527、854～866页。。学者已揭示出常参官、外官五品以上等官僚群体在中晚唐官僚等级制度中具有突出地位(92)参见陈文龙：《唐“通籍”考》，《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207～220页；陈文龙：《论中晚唐五代时期的“常参官——刺史”等级分界线》，《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12年版，第214～223页。，遵照中晚唐的职官管理习惯，可将元、白文集中除将相外其他各类除命的诏敕数量列表如下。
表3 元、白集中将相之外其他各类除命诏敕统计表

说明：a.除观察使、藩镇僚佐外，授职同时并给予加官，官、职分别记为一道诏敕，如若不授职只加官或只授职而不加官，则分别计入“加官”和“其他各类使职”内。b.五品以上职事官中有一部分亦在供奉官之列，这一部分在供奉官一栏中不再重复计入。因贞元时期赤县县令已被视作常参官，故本表将其与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置于同一栏，而次赤县县令被视作京官，此处将其归入“常参官之外的六品以下京官”一类(93)王溥等《唐会要》卷六九《丞簿尉》载：“至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敕：‘刺史、县令，以四考为限，赤令既是常参官，不在四考限。次赤令既同京官，宜以三考为限。’至九年七月十九日，诸州县令既以四考为限，如无替者，宜至五考后停。”(第1447页)依此可知，贞元六年时，赤县县令被视作常参官，次赤县县令等同于京官。关于唐代县的等级，可参看翁俊雄：《唐代的州县等级制度》，《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第9～18页；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1～107页；齐子通：《次赤、次畿县的成立与唐宋府制变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31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7～276页。。
依元、白集中制词的分布情况看，包括五品以上在京职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及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等所谓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内制白麻和外制黄敕的行用并行不悖，二者未有明显区隔；但常参官之外的六品以下京官及六品以下外官，基本皆用外制黄敕，鲜见有通过内制白麻除命者(94)现存元和以后的翰林内制中，其事项基本以宰相、节度使的任命以及封王为多，唯曾在僖宗、昭宗两朝担任过翰林学士的李磎留存有22道制敕，其中《授张謩端陵丞李顼虹县主簿裴昇新井县尉等制》《授宋郁广都尉黄去惑临安县尉主簿颜温凤翔文学等制》(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一五，第2104页)所除命的对象为六品以下外官，其数量寡少，此应视作个例还是代表学士草词之一般状况，尚难给出定论。另《全唐文》卷八〇三收录有《授卢蟾富平县令郭武宁县令李嗣业曲沃县令冯珙山阴县令等制》等四道除命县令的制文(第8437页)，在《文苑英华》卷四一五中归于薛廷珪名下(第2102～2103页)，《全唐文》当属误收。。这不仅与白麻、黄麻二制有轻重之分，内制白麻多用于较为重要的部分官员的除命有关，同时也是唐代的官吏选拔方式使然。自开元四年(716年)以后，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视五品以上官(包括员外郎、监察御史、供奉官等)的除授皆为敕授，六品以下的其他官员则为奏授或旨授。制授、敕授官一般由宰司进拟，而奏授或旨授官由吏部依资注拟，向皇帝奏报，“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95)陆贽：《陆贽集》卷一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第538页。。在制授、敕授的场合，皇帝不仅可以决定是否批准宰司所进拟的任官人选，亦可决定其授命方式是令中书制敕还是指挥学士草麻，甚至可不经过宰司拟状，直接命学士草制或中使口宣授官。对于吏部注拟官员的除授，皇帝一般通过敕类王言批复，这一授官流程一般并不需要学士介入。
此外，据上表所示，宦官的除授，藩镇幕僚的授职或加官，各种常规使职的授予，将相之外其他一般官员加官或赐阶、勋以及封赠等，多由外制黄敕下达。就宦官而言，前已有述，自贞元十二年窦文场欲令宰臣降麻除拜神策中尉的图谋失败后，此后宦官除拜例由中书降敕处分。不过到了晚唐，以麻制除授宦官终于成为现实。《资治通鉴》卷二五三载：“乙亥，以枢密使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丙子，以宣徽使李顺融为枢密使。皆降白麻，于门出案，与将相同。”(96)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五三唐纪六九，僖宗广明元年五月，第8347页。此事发生在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五月，值唐廷与沙陀、黄巢义军持续作战期间。西门思恭于乾符三年(876年)七月曾由左军擗仗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迁为右威卫上将军(97)参见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下《僖宗纪》，第696～697页。，此时已位居枢密使高位，当值其仕宦上升期，而此前一年僖宗以前宰相郑畋为凤翔节度使，负责经营京西，此时又以西门思恭为凤翔监军，当是冀望其能协助郑畋整合京西兵力守卫京畿地区。李顺融虽事迹不详，但僖宗以其接替西门思恭任枢密使，自应是宦官中颇有权势者。不过，西门思恭、李顺融二人虽然被委以重任，但与当时的权阉田令孜、杨复恭相较，二人的权势尚稍逊一筹，唐廷于此际打破两制草诏的藩篱，特以白麻除命这两名宦官，当与此时所面临的军事压力有关。自西门思恭、李顺融之后，内制白麻的行用范围逐渐向其他中高层宦官的除授扩展，现存昭宗时期的翰林学士李磎，其所留存的制词中即有9篇是关于任命宦官或加恩的，所授官职包括内谒者监、内府局令等内侍五局的长官及判内给事、诸司副使等宦官使职(98)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一八，第2114～2116、2118页。按，关于李磎生平的考证，可参看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第511～516页。。不过，麻制行用范围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以内制白麻除授内官已发展成为新的政治惯例，与李磎同时代的外制词臣薛廷珪亦留下数篇有关宦官除命的制词(99)薛廷珪在昭宗朝曾担任中书舍人(参见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六八《唐书·薛廷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899页)，相关制词参见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一八，第2114、2116～2118页。，可见在晚唐，同外朝常参官除授一样，宦官除授亦形成内制白麻与外制黄敕并行的格局。至于藩镇幕僚的授职或加官，一般由府主直接向朝廷奏请，亦有如行军司马等上佐由皇帝直接任命者，皇帝交由中书门下提出处理意见，然后进行批复，一般由宰司机构命外制词臣以敕类文书授予官职(100)关于藩镇僚佐的选任机制，可参看刘后滨：《唐代选官政务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3～95页。。而一般官员的加阶或加勋，分别由吏部、兵部依据现行的叙阶、叙勋之法勘定奏拟(101)唐代散官、勋官的授予，可参看黄清连：《唐代散官试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8本第1分，1987年，第133～207页；黄正建：《唐代散官初论》，《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2期，第91～102页；陈苏镇：《北周隋唐的散官与勋官》，《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第29～36页；王德权：《试论唐代散官制度的成立过程》，《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843～906页；马志立：《唐前期勋官的授予流程及勋的累加》，《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5年版，第105～115页；陈文龙：《唐后期散官的升迁——以文职为中心的讨论》，《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4～212页。，无须皇帝裁决可否，也不需要皇帝指挥学士草麻处分。
四 结 语
中晚唐以后，两制在官员除命范围上的分化并未就此停止，至五代时期朝廷曾以诏令形式划定两制的行用范围，据《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载：
晋高祖天福二年四月己亥，诏：“今后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余从令式处分”……是月，中书奏：“《翰林志》节文：凡赦书德音、立后建储、行大诛讨、拜免三公宰相、命将，曰制，并使白麻纸，不使印……”敕曰：“九五之尊，亿兆所赖，法天敷化，师古宣风，宜循历代之规，以补前王之阙。今据《翰林志》，言立后不言立妃，言储君不言亲王公主，兼三师位在三公之上，亦不在其间。起今后，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宜令并降制命，余从令式处分。”(102)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第686页。
这一诏令明确地将“立妃及拜免三公宰相，及命将、封亲王公主”等制词的起草划归学士院负责。与晚唐相较，除立妃及封亲王公主外，此道诏令所划定的内制行用范围并未有太多超出之处，其意义更在于首次将中晚唐游移不定的两制草词权限明确地以诏敕形式规定下来，至此，政治故事上升为国家法令，在日常政务中继续发挥作用。而李肇《翰林志》所言翰林草制故事，被视作国家法令征引并成为后晋制定新政令的基础，这一现象本身极富政治意义，是面临时代剧变的五代王朝，为清整现行制度迫切寻求政治依据时所作出的一项努力。此后，留守、枢密使等的授命权限亦相继归属翰林内制(103)参见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第二》，第687页；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中，第22页；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一〇《周书·太祖纪》，第1449～1450页。，直至宋代，才最终形成界限更为分明的两制分工格局。
在两制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白麻、黄敕在用纸上的轻重与除授官职的高下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以白麻还是黄敕除命构成一种新的身份、权力分等。这种分等常被唐廷灵活地应用于行政处分上，作为其释放政治信号、梳理政治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德宗以白麻除授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借此向朝臣传递整肃朝纲的政治意图；宣宗令中书舍人起草罢黜李德裕的制词，是其欲图推翻武宗会昌旧政、树立个人政治权威的表示(104)在中晚唐，一般而言，罢免宰相例降麻处分，宣宗继位后罢黜李德裕的制词，止令中书舍人崔嘏草词，又责其“不尽言其罪”，其做法颇耐人寻味(参见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四，宣宗大中二年正月，第8154页)。。而在唐廷与藩镇间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中，一道分量颇重的内制白麻的颁授，可令田兴、史孝章等强藩节帅感涕不已，俯首效命(105)参见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五《论魏博》，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刘禹锡著，翟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三《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孝章)神道碑》，第100页。。而宪宗在解除王佖旌节时罢学士草麻，是其黜斥有政治过失的藩镇故帅、树立新型朝藩关系的一项举措，所颁纶命的轻重，包含着唐廷对藩帅笼络、黜斥等不同的政治用意。对于中晚唐士大夫而言，维持白麻、黄敕间的区隔，亦是他们甄别清浊、规范政治伦理的重要举措，郑拒绝为窦文场拜中尉草词，李绛拒绝起草以吐突承璀为招讨处置使的制词(106)参见冶艳杰：《〈李相国论事集〉校注》卷二《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第73～74页。，无不反映出中晚唐部分士大夫对于宦官群体的排斥心态。作为中晚唐日常政治生活中的行政文书，我们不仅需要注意其所处理的政务类型、运作流程等制度层面，同时亦须将文书的行用与其背后的政治游戏规则结合起来，去思考文书行政在微妙复杂的官场关系中，其在政治身份认同的构建、政治规范的形塑及政治信号的表达等方面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是我们在研究两制草诏格局中需予特别留意的。
Study on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Liangzhi Drafting Patter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u Xiaofeng
Abstract：The differences in the drafting of Liangzi(两制)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ere embodied in the materials of official papers.At the inception of the Xueshi Academy,the academician Zhang Ji drafted the edicts on yellow linens,while by the time of Emperor Daizong’s reign the appointment of Li Qijun as an imperial censor was drafted on white linens by the Xueshi Academy, which was a great change in the drafting system of the Xueshi Academy.Among the early edicts drafted on white linens,the imperial decree of appointing premier was the earliest type of official documents drafted by the Xueshi Academy.During the Zhenyuan period of Dezong,the Xueshi Academy started to draft decrees involving the appointment of military commissioners,pardons,military expeditions, pacifications and so on.During the Yuanhe period of Xianzong and afterwards,the overall landscape of the Liangzhi system could be presented by classifying the edicts in collected works of Yuan Zhen (元稹) and Bai Juyi (白居易).In a word,the edicts on yellow linens were used for appointing officials of any grade,while the edicts on white linens were applied to the appointment of Changcanguan(常参官) and magistrates above the fifth grade.
Keywords: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Liangzhi System;White Linen;Yellow Edict;Hanlin Academician;Zhongshu Secretariat
[中图分类号]K242.3；K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1-0029-14
收稿日期 2019-04-19
作者吴晓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责任编校 汪维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