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历程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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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历程考论
——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
李伟华
〔摘要〕 从威廉·琼斯在加尔各答创建亚洲学会，到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在伦敦创建皇家亚洲学会，英国东方学开始了本土化。从东方学者的呼吁到皇家亚洲学会雷伊会长的扎实推进，先后经过两位殖民官员克罗默和寇松为首的委员会的努力，亚非学院终于成功创建，它是英国东方学学科化的标志。此时的亚非学院在传播东方知识的同时，也为英国的东方殖民培养各类人才。随着殖民主义退出历史，亚非学院才回到了东方学学术本位上，英国东方学走向了真正的学院化阶段。如今，亚非学院是著名的东方学研究中心，它和“父辈”的皇家亚洲学会共同发挥着各自的优势，促进英国东学的发展。
〔关键词〕 皇家亚洲学会；亚非学院；东方学；威廉·琼斯；殖民主义
英国东方学历经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它与古典学、人类学并驾齐驱，共同充实英国的学术体系。英国东方学是欧洲乃至西方东方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学会到学院，或者从学院到学会，学会和学院共同促进学术发展的这一模式已经成为西方学术进步的客观现实和普遍逻辑。
皇家亚洲学会对英国东方学的推动是毋庸置疑的，它聚集众多的东方学者，出版了众多东方研究成果，推动了英国东方研究走向本土化和学院化。它是英国东方学从业余走向专业的必然阶段，更是学院化之后东方学学术品质的守护者。英国东方学通过学会不断发表东方知识，积累了丰富的东方学成果，它需要将这些东方知识传播到英国社会、使其进入英国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和皇家亚洲学会密切相关。皇家亚洲学会创建后，除了鼓励在大学中学习东方语言，最重要的是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筹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使英国东方研究的中心从整体上转向了大学，为最终完成东方学学院化奠定了基础。在世界东方学发展的历史上，学会对东方学的促进具有同样的逻辑。东、西方的接触是东方学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学会的出现则为东方学从业余走向专业提供了重要平台。早期，散落在东方各地的东方研究者通过学会聚集起来，使东方学具有了源头活水。随后，众多的学者和丰富的东方学知识必然会使东方学走进大学。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的历史是一部学会促进学科发展的历史，也是东方学从学会阶段转向大学阶段的历史，它是英国东方学发展的历史逻辑。国内外也有研究皇家亚洲学会与亚非学院关系的文章，包括《皇家亚洲学会百年论文集》和《皇家亚洲学会：历史与财富》中相关的论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首期文章《东方学院的起源》，以及专著《亚非学院：帝国培训和学习扩张》(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mperial Training and the Expansion of Learning)等。国内部分研究在论述英国汉学史时也对此议题有所涉及。但是，进一步从英国东方学史的角度挖掘学会到学院发展史的文章相对空缺。对这一历史的考察不仅可以分析英国东方学从殖民地到英国本土的发展历程，审视英国东方学走进大学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可以审视世界东方学发展的客观历史背景，为当下中国东方学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一、英国东方学本土化：从加尔各答到伦敦
17世纪初至19世纪中期，印度逐渐全面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东方学也在印度不断发展。1784年，在首任英属印度总督沃伦·黑斯廷斯(Francis Edward Rawdon-Hastings, 1st Marquess of Hastings, 1754-1826)的推动下，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①等人创建了孟加拉亚洲学会②，开始了以学会为中心的东方学研究。18世纪末，英国涌现出一大批东方学家，对印度的历史、语言、法律及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这是英国东方学发展的奠基阶段。
经过将近40年的研究积累，许多殖民官员逐渐转变成著名的东方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有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③，乔治·托马斯·斯当东(Sir Thomas Staunton，1781-1859)④，约翰·马尔科姆爵士(Sir John Malcolm，1769-1833)⑤和亚历山大·约翰斯顿爵士(Sir Alexander Johnston，1775-1849)。⑥这些东方学家回国之后，于1823年在英国伦敦创建了皇家亚洲学会。⑦皇家亚洲学会的建立为英国东方学从印度走向英国本土提供了重要条件。
对东方语言的学习和掌握是研究东方的第一步，对某一门东方语言的关注更是对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的文化历史、地理版图的确认和关照。欧洲突破梵语的阻隔，认识印度的同时，也扩展了欧洲对东方的认识。印度、中国、日本、斯里兰卡等东方国家也是如此纳入欧洲人认知的范围。然而，英国除了殖民的需要之外，学习东方语言的热情并不是很高。虽然早在皇家亚洲学会创建之前(1823年以前)，伦敦也曾出现过东方语言学校。该东方语言学校于1811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成立，位于莱斯特广场，主要是给医学生教授印度斯坦语，但在1826年停办。1825年，中文学者罗伯特·莫里森博士⑧(他的图书馆留给了伦敦大学学院)建立了一个语言协会，主要教授汉语、梵语和孟加拉语，但是协会于1828年终止。在皇家亚洲学会创建之后不久，伦敦大学学院创建，且很早就设置了希伯来语、东方文学、印度斯坦语教席。随后的1829年至1831年，国王学院创建，并于1833年开始教授东方语言和文学。⑨可见，随着英国对东方研究的深入和皇家亚洲学会的创建，东方语言教学逐渐进入大学。但是，英国东方学脱胎于英国对亚洲的殖民，殖民学者研究东方最大的目的就是更好地为殖民统治提供知识、思想和学理上的参考。从英国东方学者和学术机构的分布来看，直至皇家亚洲学会创建之前，英国东方学研究并没有走向英国本土。
随着英国殖民主义的发展，皇家亚洲学会在东方学的探索，加上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解散和东印度公司学院的关闭，在英国社会传播东方知识成为一种必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英国东方学学院化发展的进程，随后，东方学逐渐走进大学。随着19世纪中叶英国对印度殖民的加深，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知识远远不能支撑他们对印度的殖民需求。直至1854年克什米尔战争的爆发，使大家再一次认识到东方语言学习的重要性。⑩1858年，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行政权转移到英国政府手里，英国女王成为“印度女皇”。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停止了常年以来对皇家亚洲学会的赞助，转由英国政府提供。皇家亚洲学会也因此陷入短暂的困境。学会以此为契机，开始调整自己的学术研究。学会朝着学术方面发展的趋势和英国社会对东方学普遍无知的现实，成为此时学会发展的巨大阻碍。1852年1月24日，时任皇家亚洲学会理事的威尔逊在一场报告中说：“只要英国社会对东方文学是漠不关心的状态，那么英国学者在数量和劳动上逊色于大陆东方学者就不足为怪了。”这就决定了皇家亚洲学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是在英国社会培养对东方的兴趣。
1883年11月19日，国王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哈比卜·安东尼·萨尔蒙(Habib Anthony Salmone,1860-1904)一篇名为《论学习阿拉伯语对英国的重要性》的文章引起了皇家亚洲学会的关注。在学会1887年的年会上，萨尔蒙教授再次表明希望“建立一所独特的学校或一些学校”来学习东方语言。他提出：“为什么不在英国伦敦建立一所东方学院或学校，面向社区的所有人开放，这是庆祝印度女皇继位50周年的绝好方式。在这件事情上，最合适不过的、最有资格起主导作用的就是皇家亚洲学会了。”该主张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支持。另外一位会员认为，应该建成一所具有实践性品质的学校，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知识，更能够提升学生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知识。时任学会理事的罗林森(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1810-1895)认为：“英国至今为止还没有一所国家认可的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学的学校，这一点很奇怪。”1886年，在亨利·裕尔会长(Henry Yule，1820-1889)的促成下，学会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在英国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学低潮的原因和补救之策。调查得出的结论就是：在英国本土教职人员少、有资格教授东方语言的人也少，更重要的是来自外界的资金支持少。委员会进一步研究指出：他们很难从政府、英国、印度获得建立一所大学或学校的资金支持。因此，委员会向大学、学校和大型公司发送信件，寻求支持东方研究，但是并没有获得满意的回复。时任会长的亨利·裕尔爵士，临终前依然说道：“我本人承认，我们所哀叹的衰败，其根源之深，是我们无法轻易触及的。它与那些影响着英国公众性格的变化相似，这些变化会更加严重地影响到我们接触未来历史的可能性，它比一个国家在上帝的旨意下，统治这么一个东方帝国对东方学习热情的衰退更为严重。” 事实上，那时的皇家亚洲学会正在进入它历史上最有成就、最辉煌的时刻。裕尔会长的临终感触很有力地说明了英国公众性格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一些变化、一种衰退在英国社会的出现。它们严重地影响了英国对未来的接触方式。这和英国社会对东方学知识渴求的淡薄相似，它更引起裕尔的哀叹。可见，东方这是一位东方殖民学者面对英国民众对创办东方学院的冷淡态度的哀叹。可见，东方学者的东方研究和整个社会对东方学支持的欠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也是英国东方学从殖民地走向英国本土、走向学科化所必须克服的问题。
随着讨论和调查的进行，一直倡导阿拉伯语学习的萨尔蒙教授建议东方学者们可以和英国的帝国理工联合创办一所特殊的语言学校。这个提议得到了亨利·罗林森等人的支持。9月份，伦敦建立了一所和帝国理工联合起来的“现代东方学校”。1890年1月11日，在帝国研究院，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发表演讲，学校正式成立。威尔士亲王(英语：Prince of Wales，威尔士文：Tywysog Cymru)，即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1841-1910)(爱德华七世)任主席。这是那时为止，亚非学院在创办过程中唯一具有实践意义的成果。但是，为了避免和伦敦大学学院、国王学院的东方语言教学重叠，学校没有教学楼，同时也没有长久的收入来源。1901年，学院获得来自奥西利5000英镑的资助，用来奖励在东方语言研究中的学者。1902年底，现代东方学校的委员会解散。1908年，经过捐赠方的同意，奥西利奖学金转移到了伦敦大学。这为后来伦敦大学和亚非学院的联合办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现代东方学校的建立是在学者倡议、学会支持、重要学者推进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很好地缓解了当时东方语言学习的低谷阶段，促进了英国社会对东方语言学习的认识，吸引了资助，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创办提供了重要基础。
二、皇家亚洲学会与“亚非学院”的创建
在英国东方学学院化的过程中，亚非学院的创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从整体上使英国东方学研究中心从学会转移到学院。如果说加尔各答的亚洲学会是皇家亚洲学会之父的话，那么皇家亚洲学会则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之父。从很大程度上讲，亚非学院是皇家亚洲学会在学院化阶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它和皇家亚洲学会的关系无论是从历史角度讲还是从现实联系的角度讲都是密切的。
经过70年的发展，皇家亚洲学会迎来了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一位会长，他就是雷伊勋爵(Donald James Mackay, 11th Lord Reay，1839-1921)。他于1893年开始担任皇家亚洲学会的会长，连任会长30年，直至1921年去世。无论是在学会的顺利运行上，还是在学会影响力的扩大上，他都使学会的发展到达了顶峰。他强力推行东方研究，积极为东方学院(即“亚非学院”前身)的创建努力。当时伦敦大学的重组为东方学院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雷伊会长的坚持、机智和影响力，以及他对教育的极大兴趣也促使他私下联系了伦敦大学学院。他当时是学院的院长，之后的委员会主席。1894年，他在皇家亚洲学会的年度会议上讲到：“今天，委员会决定依靠学会自身的力量担负起筹办一所东方学院的责任。”1894年，学会多次向政府当局提交创设东方学院的议案，这一议案引起伦敦大学的重视。雷伊勋爵每年都使用相似的语言来号召社会重视东方学院的创建。1896年，他说道：“长期推迟创建一所东方学院，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1897年，萨尔蒙在学会上分享了一篇文章，随后，该文章在《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发表，名为：《论在英国伦敦建立东方学院的重要性》。文中认为，“考虑到皇家亚洲学会在英国提升东方研究和传播亚洲文学所激发起的对于东方知识的兴趣，学会应该在伦敦着手建立一所高效的东方语言学院，并请求委员会考虑实施计划的最佳途径。”早在40年前，马克斯·缪勒就认为对东方语言学习的忽视是导致印度反叛的原因之一。随后，伦敦大学组建了法定委员会，皇家亚洲学会委员会申请在伦敦大学创立“一个东方语言、历史和考古系”，但委员会没有同意。随后五年，学院建设没有进展。1900年，大学的教学研究组创办，皇家亚洲学会委员会向参议院表达了建立东方学研究组的重要性。不到一年，东方学研究组建成，雷伊勋爵成为主席，里斯·戴维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1843—1922)(学会的秘书)当选为荣誉秘书，东方学研究组在皇家亚洲学会办公室里组织会议。在学会当年的年度会议上，委员会希望“这是建立一所东方学院的关键性的一步”。随后，学会不断推进计划，一些杰出的会员反复发表：“在伦敦，这样一所学院的欠缺是可耻的”的言论，并谴责道：“欧洲其他国家在亚洲的殖民远远小于英国，而它们的学院建设已经领先于英国许多了”，敦促委员会一定要：“全力以赴建立这所学院”。
1905年11月22日，参议院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代表参议院、东方学研究委员会和其他团体重新考虑在大学中创建东方学院，并提出一个方案。12月11日,英国国家学术院、皇家亚洲学会、中亚学会、中国学会、英俄文学学会以及非洲学会等,在伦敦大学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商讨创办东方学院的相关事宜。雷伊勋爵和皇家亚洲学会代表团、英国国家学术院(雷伊任院长)代表团和其他一些组织向当时的首相亨瑞·坎贝尔·班纳文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1836-1908)作报告。最终，大会同意建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创办东方学院。第二年初，英国政府财政部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委任雷伊勋爵为主席，对当时伦敦的东方学教学和研究现状进行调研，并对伦敦大学东方研究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委员会在23天内完成了73个调查报告，并于1908年提交了委员会的报告(Lord Reay’s Report)。在报告被接受后九个月，学院创建的步伐又松懈了。但是“雷伊报告”为后来伦敦东方学院的创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报告中关于如何创建东方学院的方案成为后来进一步推动东方学院创建的蓝图。这是东方学院创建的重要一环，雷伊会长的推动使东方学院的创建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在雷伊报告的影响下，为了更加高效地筹建东方学院，1910年3月，印度国务秘书任命了一个新的特别委员会来推进东方学院的创建，由时任英国在埃及的代理人和总领事克罗默伯爵(Evelyn Baring, 1st Earl of Cromer, 1841-1917)担任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克罗默伯爵的领导下，根据雷伊委员会在1908年的调查报告，去设计一个更加细致的创建伦敦东方语言学院的计划。雷伊报告建议合并伦敦大学学院和国王学院的东方语言教学，由政府出资成立东方研究院，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印度、中国、缅甸、马来西亚、日本、东非及西非等国家的语言。这样，建立一所东方学院的力量逐渐由皇家亚洲学会转移到了东方殖民官员的手里。
英国伦敦东方学院之所以迟迟没有建成最大的根源在于，相对于英国本土对东方的研究和学习，英国在其殖民地的建构上花费了更大的精力。英国在埃及的实际利益决定了英国对于埃及管理的责任比法国更为深刻。法国因为没有实际占有埃及，它能够更好地以不费力的方式、用自己的风格来影响埃及。正如克罗默所说的：英国人希望精心建构一个与它所要处理的事实相符的体制。英国的想法是在东方重新建构一个新的国度。英国东方学和殖民的天然联系使东方学局限在了殖民统治实用主义层面，在英国本土，对东方进行学术和知识上的传播力度相对薄弱。
雷伊报告建议在合并的基础上，成立一个东方学院，该学院应该与伦敦大学合作，但学院应相对独立，且拥有自己的名称。1911年6月，克罗默委员会发布了他们的第一份报告，建议收购伦敦学院(London Institution, 1806-1912)用来创办东方学院。同时估计至少需要2万英镑用于修缮该学院的建筑来筹办东方学院。1913年3月27日，政府接受了关于将东方学院与伦敦大学关联起来的建议。1914年6月，各方力量汇集筹划着为东方学院设立基金。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认为应该在伦敦大学重组后建立一个东方学院，作为大学的一个学院。政府要求克罗默委员会拟定学院的章程草案。1916年6月5日，关于学校的章程草案在众多机构的参与下拟定，参与拟定的机构包括伦敦大学参议院，伦敦郡议会，英国学院，还有皇家亚洲学会。1917年1月29日，为了创建东方学院东奔西走的克罗默勋爵去世。自1914年克罗默勋爵患病以来，担任委员会的执行主席的寇松勋爵(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st Marquess Curzon of Kedleston，1859-1925)成为委员会主席。1917年2月22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1917年3月26日，委员会向印度办事处提交了最后的报告。1917年2月23日，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落成典礼在办公大楼举行。英王乔治五世在皇后及大臣们的陪同下，莅临学院亲自剪彩并郑重宣布：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正式成立。东方学院从东方语言学者的呼吁、皇家亚洲学会的极力推进，到雷伊报告的促进，最后经过两位东方殖民官员的不懈努力，终于建成。但是，因为东方学院是在殖民的历史大背景下创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需要促使它创建成功的，毫无疑问，它最重要的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因此，东方学院需要在东方学者的学术需要和殖民官员的殖民需要之间寻找平衡，这集中体现在东方学院性质的确定上。
三、在殖民与学术之间
随着筹办东方学院的重担落在了以克罗默为首的委员会的肩上，皇家亚洲学会关于学院建设的工作就隐含在了幕后。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讨论学院的性质问题。在1914年的皇家亚洲学会年度会议中，卢亚德少校(Charles Eckford Luard，1869-1927)主张：“随着伦敦市获得大批资金，它将会积极考虑管理一所学校，但是监督和保护纯粹知识的有趣性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义务。”雷伊在回应他的讨论中说道：“我可以做到这些，理事会拒绝让这样的风险加大。如果东方学院不再是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和碑铭研究家的中心，那这将是一次与目标相违的运动。虽然现在的商业元素被大大地忽略了，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学院变为一个纯粹的商业学院将绝对是一个错误。”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学院应该侧重实践层面。约瑟夫在学会下半年度会议上指出：“学院的覆盖范围应该和学会的完全不一样。因为学院将要处理实践的问题，而学会将处理对古典的学习。”从整体上来说，学会将作为学院学术特质和标准的保障。可见，学会在东方学院性质方面的界定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经过众多次讨论，最终确定为：学院将不会完全商业化，但是，学院是出于实践应用的，同时，学会是学院学术特性和学术标准的保障。这就在三个层面界定了学院的特质。首先，学院不是商业化的学院；其次，学院更加注重实践应用知识的传授；第三，因为学会是学院之父，所以学院的学术特性和标准必须由学会来监控。因此，东方学院是具有实践特质的、学术化性质明显的、非商业性的学院。自此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一直是东方语言和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由于殖民和实际需要的原因，学院的学术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但是，因为皇家亚洲学会更加强调学院的学术纯洁性，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对东方学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东方学院和皇家亚洲学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虽然东方学院在资金来源方面迅速地超过了它的“父亲”。但是，皇家亚洲学会持续从会员中选择一名参与学院的管理。毫无疑问，雷伊勋爵是首位。东方学院的前两任理事分别是1935年和1953年学会金奖的获得者。值得一提的是，弗朗基金(James G. Forlong fund)是学院在学会的名义管理的。从此可以看出，虽然学会和学院属于两个财务系统，但是它们在学术标准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学院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作用，学会的学术保障也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
随着东方学院研究范围扩展至非洲，学院在1938年改名为“伦敦大学亚洲与非洲研究院”，简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亚非学院的创建使英国东方学真正在体制上走向了学院化，使东方学从有学术、有学者、无学科的状态走向了大学，进入了学科状态。但是，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的转变却并没有使东方学在学术上走向真正的学院化，在学术上学院化需要经过历史的推进。
从亚非学院的创办过程可以看出，亚非学院是在英国殖民东方和东方学研究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创建的。它的创建是英国东方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英国对东方殖民统治的现实需要。它最初的目标是培养精通东方语言的学生，目的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助于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因此，亚非学院像其他东方学院一样，旨在向殖民地培养外交官、行政管理人员等急需的人才。虽然它在体制上使东方学学科化，但是，东方学在学术层面上的学院化却没有在此刻完全完成。此时,亚非学院最大的目的在于使东方学的知识更好地服务殖民统治。
随着时代的发展，英国殖民主义退出东方后，皇家亚洲学会逐渐从一个侧重殖民主义思想宣传的机构转化为以东方学家为中心的研究东方的学术性机构。亚非学院也在20世纪中期之后转变了原来的属性，它和皇家亚洲学会一道致力于学术上对东方的深入研究，不断努力去除殖民主义时代遗留下的思想遗产，不断在新的时代展现出超脱其母体、超越其诞生温床的学术倾向。只有当这些历史的印记逐渐淡化，才是英国东方学真正的学院化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从2016年开始的，在2018年最终形成的亚非学院“非殖民化”倡议(Decolonising SOAS)。该倡议旨在全面地从教学实践层面矫正和反思殖民遗产。“非殖民化”倡议可以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制度、结构和认识论遗产进行审问和改造的努力，特别是在产生不公正以及阻碍知识和理解的地方。它并不是一套处方，而是一套建议和想法，供亚非学院所有成员集体思考。它始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西方殖民统治的全球历史，限制了什么是权威知识、谁的知识得到认可、大学教授什么以及它们如何教授这些知识。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特权空间，仍旧存在着历史殖民的社会结构、想象、实践、等级制度和暴力的遗产。从“非殖民化”的倡议可以看出，亚非学院已经在彻底地思考殖民历史留下的一系列遗产，旨在尽量降低其在新时代教学和思想中的影响。这样的姿态可以更好地在新时期研究东方学、审视英国东方学历史，使来自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学生共同以更好的思想状态开创东方学研究的新逻辑。
从东方学家的持续呼吁到皇家亚洲学会的扎实推进，从东方殖民官员的强力介入到学校性质在殖民和学术的平衡之间被确定，最终，亚非学院挣脱殖民主义回归到东方学学术本位。英国东方学从印度到伦敦，从学会到学院，从政治色彩到学术本位，终于完成了一场本土化、学科化、学院化的道路。亚非学院的建立是英国东方学走向学院化的关键性的一步。在亚非学院创建的过程中，皇家亚洲学会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在皇家亚洲学会150年史《皇家亚洲学会：历史与财富》中，作者这样感叹道：如果说威廉·琼斯创建的加尔各答亚洲学会是皇家亚洲学会之父的话，那么皇家亚洲学会则是亚非学院之父。在亚非学院的创办过程中，先后经过学会年会的积极倡议，到学会关键性人物呕心沥血地从学理上、现实上不断强化，再到现实调查、积极行动，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最终在各方力量的促进下高效地完成学院的创建。从皇家亚洲学会到亚非学院，英国东方学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学院逐渐代替学会担负了东方学学科化发展的主要历史任务，同时，更好地为当时的现实需要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培养平台，如今，亚非学院已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研究中心。
从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过程中可以看出，皇家亚洲学会在英国东方学走向本土化、学科化、学院化的道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皇家亚洲学会源自英国殖民学者在印度的研究活动，它在英国伦敦的建立是英国东方学本土化的第一步，在皇家亚洲学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在英国本土接受者与殖民统治的需要之间找到了平衡。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皇家亚洲学会的自我定位不断调整，研究对象和方法不断更新，为纯粹的学术追求铺平了道路。东方研究学者也由民间的、业余的团体开始走向体制化阶段、走向学术化阶段。皇家亚洲学会为东方知识在英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随后，面对东方学研究与英国社会对东方研究兴趣不足之间的矛盾，最重要的是东方殖民的迫切需要，皇家亚洲学会创建东方学院的努力得到了殖民当局的强力介入。最终，亚非学院在殖民官员的努力下建成。亚非学院的建立使东方学从学问状态逐渐转移为知识状态，为英国培养了一批批外交官员，使英国的东方学在学院化的道路上推进了一步。但是，所谓的学院化并不仅仅是体制上的学院化，更重要的是在学术层面上的学院化。皇家亚洲学会作为亚非学院在学术纯粹性上的保障，使亚非学院能够进一步从殖民功利主义的历史中解脱出来，回归到学术本位上，只有达到这一步，才能称为真正完成了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历程。因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描绘出皇家亚洲学会对英国东方学本土化和学院化所做的历史贡献。与此同时，亚非学院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逐脱离殖民主义的影响，回归到东方学学术本位，最终完成了英国东方学的学院化阶段。随着殖民统治时期的结束和东方学学院化阶段的完成，皇家亚洲学会学术平台的属性不断突显出来。第一，与大学中的东方学院相比，皇家亚洲学会是相对独立的学者交流机构。学者们可以通过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发现去补充学院派的东方研究；第二，与大学中纯粹的学者型交流不同，皇家亚洲学会为学者型的东方学家和长期居住在亚洲的、对亚洲事务感兴趣的体验型的学者之间建立自由交流、相互借鉴的平台。如今，皇家亚洲学会以一个独立的、无所依赖、更加平等、更加开放的姿态，为对亚洲和东方学感兴趣的人提供一个追求知识、享受知识的平台。整体看来，皇家亚洲学会和亚非学院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共同促进英国东方学的发展。
① 威廉·琼斯爵士，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翻译家、外语学习天才，曾在印度当法官，用业余时间学习东方语言。琼斯最早正式提出印欧语假说，揭示了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的同族关系，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也有人认为他是语言科学的奠基人。
② 孟加拉亚洲学会后来被称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是英联邦的高级东方学会，由威廉·琼斯爵士于1784年1月15日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创立，以加强和促进对东方的研究。学会多次改名，其成立之时，被命名为“Asiatick Society”。1825年，改为“Asiatic Society”。1832年，改为“孟加拉亚洲学会”。1936年，它被重新命名为“孟加拉皇家亚洲学会”。最后，1951年7月1日，学会才拥有现在的名称。
③ 亨利·托马斯·科尔布鲁克，英国东方学家和数学家，他被描述为“欧洲第一个伟大的梵文学者”。他是威廉·琼斯爵士印度学的继承者。1807年，他成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委员会成员，任职五年，并当选为加尔各答亚洲学会会长。 他于1815年回国，于1820年创办了皇家天文学会，于1823年创办了皇家亚洲学会。
④ 乔治·托马斯·斯当东，俗称小斯当东，英国最早的中国通，英格兰旅行家及东方文化研究者。1810年，《大清律例》由他翻译在英国出版，这是西方人第一次直接由中国法律原典翻译为英文的书。1823年，他作为初始会员加入科尔布鲁克创办的亚洲学会。他的父亲是外交官兼东方文化研究者乔治·伦纳德·士丹顿。
⑤ 约翰·马尔科姆爵士是一名苏格兰军人、外交官、东印度公司的管理者、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⑥ 亚历山大·约翰斯顿爵士，英国殖民官员，他在斯里兰卡推行了一系列行政改革，引入了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并支持土著居民的权利。他也是一位东方学者。
⑦ 皇家亚洲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23-)学会的宗旨是：“调查和研究与亚洲相关的科学、文学及自然产物的课题。”自成立起该学会就是一个通过讲演、期刊和其他出版物而形成的、代表有关亚洲文化及社会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组织。它是英国亚洲研究领域的高级学会。
⑧ See articles in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n Gilchrist and Morrison.
⑨ ⑩    P. J. Hartog, “The Orig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1, no.1, 1917, pp.5-22. Online available at: http://www.jstor.org/stable/3488466.Accessed on 25 Sept.2020.
1859年，皇家亚洲学会年度付费会员人数几乎下降到140位，学会的一般活动部分瘫痪，翻译基金和通讯委员会形同虚设。学会性质似乎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它创建初期旨在帮助商业的实际目标和努力不再具有活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正朝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发展，这些研究几乎不能让对东方学普遍无知的公众提起兴趣。印度兵变后，对印度的实际控制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英国王权那里，这对学会也造成了不利影响。东印度公司每年补贴学会的200基尼从1859年开始由政府发放，并在当年晚些时候减少到一半。学会每年将近400英镑的房租，一直靠这个补助维持。直至政府在1861年恢复了200基尼的资助时，学会重新获得了信心。
Wilson H. H., “Lecture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ultiva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vol.13. 1852，p.214.
哈比卜·安东尼·萨尔蒙(1860-1904)出生于叙利亚，编辑了一部简明阿拉伯语字典，1889年开始任伦敦国王学院现代阿拉伯语的教授，在学会《会刊》上发表过《论学习阿拉伯语对英国的重要性》，1904年10月1日在萨默塞特去世。
Habib Anthony Salmone, “On the Importance to Bring Great Britain of the Study of Arabic，”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series, vol.16, no.1, 1884, pp.38-44.
          Simon Digby, Stuart Simmonds,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London: Routledge, 1979, pp.55, 55, 5, 55-56, 55-56, 55-56, 57, 57, 57-58, 58.
亨利·克雷奇克·罗林森，是一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官，政治家和东方学家，英国考古学家，有时被描述为亚述学之父。罗林森研究的楔形文字把近东的发展史展现在今天的人们面前。1855年，罗林森从东印度公司辞职，被授予爵士爵位。
亨利·裕尔，英国东方学家、历史地理学家。1840年入伍，在英印军队孟买工兵团服役，曾参加过锡克战争。1855年前往缅甸并随藩尔使团出使雍籍牙王朝宫廷。1862年以上校军衔退伍。1864年迁居西西里岛巴勒莫，潜心研究东方历史地理。1875年回国。1889年任英国印度委员会委员。曾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会长和受封爵士。著述甚丰，主要有《1855年出使阿瓦宫廷记》《中国和通往中国的道路》《论玄奘关于吐火罗各公国的记载》《霍布森—乔布森：英印口语短语及有关名词汇编》及《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本(两卷)等。参见黄心川主编：《南亚大辞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94页。
I myself confess to a feeling that the decay which we lament has its origin in causes deeper than we can easily reach, and akin to changes which seems to be affecting the English public character on sides more seriously touching the probabilities of our coming history than even the decay of zeal for Oriental learning in a nation which has been brought, in God’s providence, to rule so wide an Oriental Empire.
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缪勒，德裔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精通印度宗教与哲学。
威尔士亲王，威尔士公国的元首，自1301年英格兰吞并威尔士之后，英王便将这个头衔赐予自己的长子。“威尔士亲王”的头衔逐渐相沿成习，“威尔士亲王”便成了英国王储的同义词。
爱德华七世，英国国王(1901-1910在位)，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亲王之子。在位期间大力恢复英国君主制度之光荣，是极受爱戴的君王。1903年，他在巴黎的访问中为“英法协约”奠定基础。
唐纳德·麦凯，一位荷兰出生的英国行政官员和自由政治家。
Notes of the Quarter (April, May, June). 1894. “Speech by Lord Reay, May 8, 1890，”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p.591. Online available at:https://www.jstor.org/stable/25197220.Accessed on 6 Sept. 2020.
冀爱莲：《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6页。
托马斯·威廉·里斯·戴维斯，英国东方学家，生于科尔切斯特。早年在斯里兰卡(锡兰)任文官，精通巴利文和佛教典籍。1872年回国后从事巴利文佛典的翻译和校勘工作。1881年创建“巴利语圣典学会”，致力于推动欧美国家的佛教研究，编纂和刊行巴利文佛典。著有《佛教》《巴利语佛经》《印度佛教》和《早期佛教》，另与斯特德合编《巴利语-英语词典》等。
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GCB，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05年至1908年出任英国首相，他是历史上首位正式被官方称为“首相”的第一财政大臣。
克罗默，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殖民地行政官员。1879年，他在埃及担任英国总指挥官。在英国占领埃及的1883年到1907年间，他成为埃及的代理人和总领事。克罗默在最后时间为了亚非学院的创办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1917年1月29日亚非学院成立前夕，克罗默去世。
陈友兵：《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探析——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汉学研究通讯》2008年3期，第7页。
伦敦学院是1806年在伦敦成立的一所教育机构，它先于伦敦大学使科学教育在首都广泛普及给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因信奉非正统的宗教信仰，被禁止进入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它于1912年关闭，直到1936年被拆除之前，伦敦学院建筑一直被伦敦大学使用。
乔治·纳撒尼尔·寇松，KG，GCSI，GCIE，PC，第一代凯德尔斯顿的寇松侯爵，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898年至1905年曾任印度总督，晚年自1919年至1924年任外相，曾在决定英国的政策方面起主要作用。平生世袭贵族头衔达七个之多。
阎纯德、吴志良：《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北京：北京文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Decolonising SOAS. Online available at：https://blogs.soas.ac.uk/decolonisingsoas/about/，Accessed on 19 Sept,2019.
Decolonising SOAS, Learning and Teaching Toolkit for Programme and Module Convenors May 2018. Online available at：https://blogs.soas.ac.uk/decolon ... hing-Toolkit-AB.pdf，Accessed on 19 Sept, 2019.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6-0197-08
〔作者简介〕李伟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