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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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
孙克强 刘学洋
〔摘要〕 稼轩词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人推崇辛弃疾革新词体、扫荡绮艳词风的意义。明及清初视辛弃疾为变体的代表，稼轩词的雄健词风和情思寄托也受到了清初词人的喜爱，充分肯定了其词史典范地位。浙西词派对辛弃疾多持排斥态度，常州词派将稼轩词推举为最高典范之一。民国旧派词学家对稼轩词的尊崇有所弱化，而新派词学家则用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将其推向了极致。历代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解读和批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旨趣。
〔关键词〕 稼轩词；豪放；词学史；典范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南宋著名词人，存词六百二十余首，数量冠绝两宋。稼轩词内容丰赡、风格多样，在南宋时就已有了一批追随者，词史称之为“辛派词人”，后世崇拜、模拟稼轩词者更是代不乏人，辛弃疾亦享有“词中之龙”的美誉。
辛弃疾是伟大的词人，稼轩词在词学史上具有典范的意义。在词学史上，不同时期的词学家依据各自不同的理解和旨趣，从各个角度突出了稼轩词的不同特质，稼轩词作为经典也反作用于词的创作，成为词学演进的一大助力。历代围绕稼轩词展开的赞颂、辨析和争论，可谓词学史的缩影，具有典范的意味。
一、宋元：词体新变
稼轩词在南宋中后期就已获得了极大的声誉，追摹者众多，甚至衍而为“辛派”。许多论者将辛弃疾与北宋的苏轼并称并论，建构了由苏到辛的两宋豪放派的统序。然而，南宋、元人对稼轩词也并非一味赞颂，而是有毁有誉，褒贬不一。
辛弃疾很早就展现出了卓越的填词天分，有人说他的词的成就要高于诗。他同时代的前辈蔡光曾断言稼轩“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①也有人说其诗“为长短句所掩”。②辛弃疾在当时 “以词名世”③，词是他饮誉文坛的主要凭借。稼轩词在当时便已有了相当的传唱度，“好事者争传之”。④
南宋人主要是将稼轩词目为新变，并通过对比苏轼词来凸显稼轩词的开拓性。戴复古(1167-1248)有词云“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⑤，将辛词与中唐元白长庆体对举，视作新风气。刘辰翁(1232-1297)亦云：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漫，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尽巵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⑥
明确指出苏轼与辛弃疾在改造词体上的前后辉映关系，并认为辛弃疾对苏轼的超越之处不仅是引经史和雅颂入词，而且“横竖烂漫”，可如“禅宗棒喝”，无意不可入，亦可如“悲笳万鼓”，无事不可入。
南宋词学家对稼轩词的新变给予高度评价。
其一，冲破词体固有的体式风格，进一步丰富了词的表现力。词被视作“别是一家”时，对主题、语言、声律、表现手法等皆有特定的要求，北宋的苏轼、周邦彦等人曾将诗语化入词中，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新气象；辛弃疾则展现了更为惊人的才力与魄力，将前人“必且掩口”的经史子语用于填词，骈散交错，极大地增强了词体的语言张力。南宋陈模曾指出：辛弃疾《贺新郎》“此尽集许多怨事，全与李太白《拟恨赋》手段相似。又止酒赋《沁园春》……此又如《宾戏》《解嘲》等作，乃是把古文手段寓之于词”。⑦肯定了辛词向文、赋等文体的延展，而不再囿于传统的本色之说，主动与其他文体互动。南宋人范开云：“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又如春云浮空，卷舒起灭，随所变态，无非可观。”⑧稼轩词在语言、章法、风格上更加自由，变化无常，极大地拓宽了词体的畛域，使之拥有了更加广阔的艺术表现空间。
其二，拓展、丰富了词的题材内容，提升了词体地位。汪莘(1155—1227)云：
唐宋以来，词人多矣。其词主乎淫，谓不淫非词也。余谓词何必淫，顾所寓何如尔。余于词所爱喜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也。⑨
汪氏从意涵的角度揭示了苏轼、朱敦儒、辛弃疾三人词的新变。苏、朱之变在于豪妙之气和尘外之想，稼轩则是以词写其胸中之事，是对词体情感内容的彻底更新。嬉笑怒骂、醉墨淋漓，将市井人生、学士风流、个人际遇、家国忧思和时代风云全部写进词中，改变了词体卑体的地位。
其三，赞赏稼轩词维护词体本质特性的一面。这方面有两层意思：一为葆有音乐之美。词为音乐文学，谐畅美听是其本质特色。然而在词学史上也有不少偏离音乐美的倾向，如苏轼词以诗为词，“曲子中缚不住”⑩，被讥为“句读不葺之诗”。稼轩词虽有豪放之气却不失音乐美感。周煇说稼轩词“词与音叶，好事者争传之”。岳珂(1183-？)亦云“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即使是极具创新色彩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一词，亦能“使妓迭歌，益自击节”。可见稼轩词能够配乐演唱，其革新并未牺牲词体的音乐特性，而且宜于歌咏也是稼轩词能广泛传播的重要条件。另一层是保留词体婉约含蓄的品格。范开谓稼轩词“其间固有清而丽、婉而妩媚，此又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正如叶嘉莹先生所分析的，稼轩词让千古其他词人所不能及者，在于他在别开天地、大声鞺鞳时“却也仍保有词之曲折含蕴的一种特美，虽然极为豪放，但却绝无浅率质直之病”。
值得注意的是，南宋的词学家已关注到了稼轩豪放词之外的婉媚词。南宋刘克庄曾指出，稼轩在“大声镗鞳，小声铿鍧”之外，“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认为稼轩的婉媚可与北宋的晏几道、秦观相媲美。南宋黄昇评稼轩《祝英台近·晚春》词云：“风流妩媚，富于才情，若不类其为人矣。”对其风流妩媚的风格感到十分诧异。稼轩词风的多样性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突破原有体式的同时，又能维持词体柔美的属性，这也是稼轩词在内容、语言一反传统但却依然能备受喜爱的重要原因。
元代词坛接续金朝风尚，对辛弃疾多加称道，并且对稼轩词的意义别有会心。首先，强调了稼轩词在豪放词派中的地位。元人将北宋苏轼、南宋辛弃疾、金朝元好问三人作为一脉相承的豪放词的典范，如元初人刘敏中(1243-1318)云：“逮宋而大盛，其最擅名者，东坡苏氏，辛稼轩次之，近世元遗山又次之。”王博文谓：
乐府始于汉，著于唐，盛于宋。大概以情致为主，秦、晁、贺、晏，虽得其体，然哇淫靡曼之声胜。东坡、稼轩矫之以雄词英气，天下之趋向始明。近时元遗山每游戏于此，掇古诗之精英，备诸家之体制，而以林下风度消融其膏粉之气。
他不满唐宋以来以情致为主的艳词传统，认为苏、辛词的英雄气为词坛指出了向上一路，近世元好问进一步消解了艳词绮语，着重肯定了三人反拨哇淫曼声的意义。
其次，突出了辛弃疾的“北人”身份与气节。辛弃疾自幼长于金国沦陷区，二十二岁方南归，北地的生活经历成为元人推奖他的重要因素。赵文指出：“近世辛幼安跌荡磊落，犹有中原豪杰之气，而江南言词者宗美成。”认为稼轩的“豪杰之气”具有北方特质，与江南崇尚的周邦彦分立对峙。虞集(1272-1348)也说“辛幼安自北而南,元裕之在金末国初，虽词多慷慨，而音节则为中州之正，学者取之”，指出了稼轩词的慷慨风格与北方的基因有关。
在一片赞誉之外，宋元人对稼轩词也是颇有訾议的。其一，批评稼轩词用典过多。刘克庄(1187-1269)云：“稼轩一扫纤艳，不事斧凿，高则高矣，但时时掉书袋，要是一癖。”认为稼轩词有扫荡淫靡词风贡献的同时，也有用典过多的缺陷。岳珂也曾面陈稼轩“新作微觉用事多耳”，对稼轩“掉书袋”的问题亦直言不讳。稼轩词中确有偏好用典的现象。刘辰翁称赞他“用经用史”，清人吴衡照说：“辛稼轩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南华》《离骚》《史》《汉》《世说》、选学、李杜诗，拉杂运用，弥见其笔力之峭。”稼轩词用典广泛，打破了词与文的风格界限，故这与其以文为词的风格特征实乃一体两面。辛弃疾词中用典百无禁忌，实乃对词体的一大改革。赞颂之、批评之均属自然。
其二，批评稼轩词“非本色”，这集中表现在对稼轩词“豪”的批评方面。陈模记载：“近时宗词者，只说周美成、姜尧章等，而以稼轩词为豪迈，非词家本色。”唐宋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周邦彦、姜夔为代表婉约协律的词风为词体本色，稼轩词的豪迈非词之正宗。詹傅亦曾说：“辛稼轩，非不可喜，然其失也粗豪。”张炎(1248-1320)称稼轩词为“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均批评稼轩词“粗豪”“豪气”。宋元人批评稼轩“豪气”词，主要是指不守词律，沈义父说稼轩词：“不豪放处，未尝不叶律也”。沈氏意见十分明确：稼轩词可分为两类，豪放词不叶律，这与宋元人的批评是一致的；非豪放词仍属叶律，这一方面正与上文所述论者称赞稼轩词“词与音叶”相一致。
二、明代清初：变体的代表
研究者通常将明代和清初视为词史上的同一时期。这一时期的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正变论词，将稼轩词风视为变体的代表；其二，充分肯定了稼轩词的词史地位。
首先，以正变论稼轩词。明代词学家借鉴了诗学的正变说，又发展了宋代的本色当行说，形成了词体正变论，即以婉约为正体、豪放为变体。明至清初，辛弃疾始终被视为变体豪放的代表，与被视为正体的婉约相对立。
明人对待变体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因而对被视为变体的稼轩词态度亦有不同：一是认为变体有乖本色，终非上乘。王世贞云：“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词之正宗也。……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词之变体也。”视稼轩词为“辨而奇”，即偏离词体本色当行的正体，将变体视作次等，明显带有贬抑之意。王骥德之论更加严苛：“词曲不尚雄劲险峻，只一味妩媚闲艳，便称合作，故是苏长公、辛幼安并置两庑，不得入室。”强烈坚持婉约本色，直接否定了苏辛“雄劲险峻”的风格，态度甚为偏颇。
对变体的批评是与对豪放风格的否定相一致的，明代吴一鹏云：“辛幼安、刘改之、陈同甫之流，失之粗豪。”清初的宋征璧(1602-1672)云：“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沈谦(1620-1670)亦云：“至夫苏辛壮采，吞跨一世，何得非佳？然方之周柳诸君，不无伧父。”皆认为稼轩的豪放词粗豪使气，偏离了词体婉约的本色。甚至一些对稼轩词抱有赞赏态度者也认为稼轩词之豪有些过度，如清初王士祯说“凡为诗文，贵有节制，即词曲亦然……变调至东坡为极致，辛稼轩豪于东坡而不免稍过”，认为稼轩之豪稍有越界，欠缺节制。宋荦(1634-1713)也指出：“今人论词，动称辛、柳，不知稼轩词以‘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为最，过此则颓然放矣。”认为稼轩词豪放太过而成为“颓放”，也是指斥粗豪太过。
二是认为词体虽分正变，不分高下。徐士俊云：“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这里的“旁宗”亦为变体。徐氏虽然也区分正变，但不再单一尊崇正宗，也激赏稼轩词“旁宗”的成就。俞彦云：“辛稼轩自度粱肉不胜前哲，特出奇险为珍错供，与刘后村辈倶曹洞旁出。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指出稼轩在前哲“粱肉”之外，别开“奇险”一途，自有其独到之处，不可妄加讥讽，充分肯定了稼轩词新变的意义。王廷表(1490—1554)说：“宋人无诗而有词，论比兴则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较筋节则妥帖坡老，排奡稼轩，所以擅场绝代也。”用“比兴”代指婉约风格，“筋节”喻示豪放风格，对两种类型并无轩轾之分。认为辛弃疾与秦观、晏几道等婉约词人一样，都是宋代擅场卓越的词人。
明及清初词学家又进一步发展、深化了对“正变”的认识，所言之“变”不仅仅指“豪放”，而是有更深刻的认识。
明代词学家认识到稼轩词的独特风格不是“豪放”一词可以完全概括的，李濂认为稼轩词“神爽畅越，盖超然不觉尘思之解脱”。谭元春(1586-1637)也说“有清冽无欲之品，肃括弘深之才，潇洒出尘之韵……一入其中，形神栖泊”。李于麟评云：“‘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词意极超脱。”李氏所引之词是辛弃疾的《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全词如下：“万事云烟忽过，一身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 早趁催科了纳，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旧管些儿，管竹管山管水。”此词写于辛弃疾的晚年，身无职权，悠游林下。李于麟特别拈出此词中表现的超凡出尘的旷达之思，欣赏稼轩词中的悠然自得的精神境界和魅力。他们揭示了稼轩词清冽、超脱、潇洒、俊逸的精神境界，是对稼轩词风豪放风格之外的深层拓展，丰富了对稼轩词艺术特质的认识。清初云间词派的宋征舆(1618-1667)《唐宋词选序》云：
太白二章为小令之冠，《菩萨蛮》以柔淡为宗，以闲远为致，秦太虚、张子野实师之，固词之正也。《忆秦娥》以俊逸为宗，以悲凉为致，于词为变，而苏东坡、辛稼轩辈皆出焉。
宋征舆的正变观与明人不同，以柔淡闲远为“正”，俊逸悲凉为“变”，并指出正变二体皆溯源至李白，正变实为同源异流。
清初人的词体观念又有了新变化，将明代以来强调正变改变为兼取婉约、豪放，具体表现为：将前人强调区别“秦柳(周秦)”与“苏辛(辛刘)”，改为 “苏辛秦柳”并称，一体视为词体正途。徐喈凤云：“近日词人蔚起，人秦柳户辛刘，可谓彬彬极盛。”曹贞吉(1634—1698)也说：“今天下言词者，非辛、苏，则秦、柳。”四家虽有差异，然皆成为清初词人效仿的主要对象。词坛以能兼二派为尚，追求多样化的风格。吴绮云：“以秦、柳之柔情，发辛、苏之逸气。”王颢云：“以辛苏之雄旷，兼秦柳之风流。”徐喈凤云：“兼周、柳、辛、陆之长”。更有甚者，将四家词奉为词史宗师，作为词体的最高代表，如谈九乾云：“周、柳、苏、辛，词家之能事尽矣。”章藻功云：“苏、辛、周、柳，尽十五调之宫商。”随着清初人词体观的变化，稼轩词典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吴绮(1619—1694)更进一步，指出“风雅所传，不能有王、韦而无温、李；岂声音之道，乃可右周、柳而左辛、苏。”以诗比词，追求风格的多样性，苏辛之豪迈词风与周柳之婉约一样，皆为词体必不可少的风格，并不厚此薄彼。自此，稼轩词正式被纳入词体正统之中，成为词史典范之一。
其次，充分肯定了稼轩词的词史地位。在清初稼轩词更受推崇，辛弃疾的词史地位也进一步提高。清初许多词人偏好稼轩词，金人望《念奴娇》云：稼轩词“山行水宿，何曾一日轻离”。傅世垚《沁园春· 读辛稼轩词不忍去手，戏成小词以送之》有句云：“爱读公词，乐此不疲，何其快乎？……呀然笑，觉一朝去此，病也堪虞。”对稼轩词的爱好溢于言表。之所以产生“稼轩热”，稼轩词中亡国之恨、旧国之念是清初词人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清初人对稼轩词的激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赞赏辛弃疾的气节胸怀和雄健词风。王岱云：“或者谓词曲为花间月下，有碍正雅，和凝曲子未免遗讥。然欧阳、晏殊、鲁直、稼轩辈，未尝累其文章气节。”辛弃疾不为风月所累，作词与气节一致，词品与人品相谐，稼轩词正是他品节的体现。张贞也说：“昔人论词，以七郎、清照为当家，以其缠绵旖旎，动人情思耳；余谓不如东坡、稼轩慷慨雄放，为不失丈夫本色。”较之柳永、李清照式的旖旎缠绵的本色词，他更拜服稼轩词中的丈夫英雄气概。王士祯亦云：“石勒云：‘大丈夫磊磊落落，终不学曹孟德、司马仲达狐媚。’读稼轩词，当作如是观。”格外看重稼轩词中的大丈夫的磊落气概。同时，鼓吹稼轩激昂坦荡词风与钦佩其英雄气节也是密切关联的，彭孙遹说：“稼轩之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措宕，不可一世。”有稼轩之心胸方才能有豪宕的词风，激荡之词也能更显出稼轩的英雄气概，二者是相互激发的。
教师展示蝗虫、壁虎、蜘蛛、蜥蜴、蜗牛、蚯蚓、鸟、鱼、涡虫、海葵、青蛙、蟾蜍、猫和虎的图片，以此为基础创设问题情境，提出问题：①将这12种动物分为两组，应如何划分?每组有哪些动物?②将每组动物再分类，又可分为哪几类?每类有哪些动物?③请把不同的动物类群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排列。④仿照植物分类的图解，小组合作完成上述动物的分类图解（图2）。
其二，属意稼轩词的比兴寄托。王士祯云：“古来文人学士，其才情横溢，无不有所寄托，往往出其绪余作为长短句。如宋欧阳永叔、辛稼轩诸名家词，至今脍炙人口。”认为辛弃疾之词能冠绝后世，主要是因为词中有所寄托。周在浚云：
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观其与陈同父抵掌谈论，是何等人物。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今乃欲与搔头傅粉者比，是岂知稼轩者。
认为稼轩将一腔忠愤和不平全都寄托于词中，远非寻常簸风弄月的艳词所能企及。吴一元也将秦观与辛弃疾列为“骚坛双璧”，亦是从寄托立论的。清初词人以寄托论稼轩词是与自身的填词理念相一致的，在山河易代之际，清初人借填词以发抒内心幽思，稼轩词自然容易引起他们的触动。
明代清初词学家从多方面评析稼轩词风的特点。有从词人个性着眼论稼轩词的豪放风格，如李应机云：“自吾论之，人亦各言其性所近耳。周、柳诸君弄清姿于闺襜，依花月于帘房，半生老是温柔乡中；稼轩、东坡以高气雄才，托虎步而怀龙啸。”指出周柳与苏辛的区别在于词人“各言其性所近耳”，是作者依据自身境遇和气性所做出的个人选择，从词人个性与词作风格的关系角度认可了稼轩词之豪放。
亦有从题材的角度论稼轩词的豪放风格，如陆进云：“词有两体，闺襜之作宜于旖旎，登临赠答则又以豪迈见长。此秦、柳之与苏、辛并足千古也。”认为两种词风适用于两种不同的题材内容，皆为千古典范，为苏辛词的豪迈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稼轩词地位进一步强化还表现在“苏”和“辛”地位的微妙变化。明代之前“苏辛”并称，实际更重“苏”，“辛”被视为“苏”的继承者。清初则更重“辛”，著名词人纳兰性德说：“词虽苏辛并称，而辛实胜苏，苏诗伤学，词伤才。”明言辛弃疾更胜一筹，辛弃疾成为豪放词派的第一人。
三、浙常两派：尊为典范
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的浙西词派崛起词坛后，席卷大江南北，词坛风气为之一变。嘉道年间常州派继踵而起，取浙派而代之，风气又是一转。浙、常二派虽秉持不同的词学理念，但稼轩词对浙常两派词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浙西词派取法南宋，崇尚清雅，以姜夔张炎为极则。辛弃疾虽为南宋词人，但并不在朱彝尊构筑的南宋词统之列，朱氏曾云“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明确表示对稼轩词风没有好感。浙派中期领袖厉鄂也贬抑稼轩，他说：“尝以词譬之画：画家以南宗胜北宗。稼轩、后村诸人，词之北宗也；清真、白石诸人，词之南宗也。”厉鹗以画论喻词，认为南宗优于北宗，尊尚姜夔、周邦彦而轻视辛弃疾。浙派之所以排斥稼轩词，嗤之以“粗豪太甚”，是因为稼轩词之豪健与浙派所追求的清雅大相径庭。稼轩词在浙派主盟词坛时期多处于边缘化境地，遭受排摈，正如张文虎(1808-1885)所指出的，在浙派笼罩之下“家白石而户玉田，使苏辛不得为词。”
然而，此一时期也有一些词学家能跳出浙派局限标举稼轩，其认识有以下两点。其一，重新审视稼轩词与白石词的关系，认为稼轩词亦有与白石词相通之处，以此提高稼轩词的地位。李调元(1734-1803)云：“鄱阳姜夔郁为词宗，一归醇正。于是辛稼轩、史达祖、高观国、吴文英师之于前，蒋捷、周密、陈君衡、王沂孙效之于后。”认为稼轩词亦有醇雅之处，可以归入姜夔一脉。万光泰(1717-1775)谓：“南渡诸家，稼轩、石湖诸人倡其始，草窗、玉田诸人要其终，而必以白石为之宗。”将稼轩纳入姜夔一派。以上说法不无偏差，然而，指出稼轩词有“醇正”特质，认为稼轩于姜夔有导夫先路之功，亦不为无见。晚清词学家刘熙载(1813-1881)曾分析辛弃疾与姜夔词的关系云：“张玉田盛称白石，而不甚许稼轩，耳食者遂于两家有轩轾意。不知稼轩之体，白石尝效之矣，集中如《永遇乐》《汉宫春》诸阕，均次稼轩韵，其吐属气味，皆若秘响相通，何后人过分门户耶”，也指出姜夔曾模仿过稼轩词的渊源，不能将姜、辛对立视之，看到了二家相通之处。
其二，认识到稼轩词的独特价值。柯煜(1666-1736)说：“词莫高于南宋，若稼轩之豪、石帚之雅、玉田之清，皆词苑第一流也。夫尧章、叔夜(按：当为叔夏)与稼轩分道扬镳，非有轩轾也。”将稼轩之豪与姜夔之雅、张炎之清并提，同样视为南宋之一流词人。张其锦将南宋词人分为两派：“一派为白石，以清空为主”“一派为稼轩，以豪迈为主”。虽然两派风格不同，但皆有价值。杨芳灿(1753-1815)说：“有稼轩之豪迈，兼白石之清疏，此词家之最上乘。”明确提出只有兼取姜夔与辛弃疾方能臻词之极致。
其三，对浙派轻视稼轩词的倾向提出批评。浙派早期词人先著(1651-？)说“稼轩词于宋人中自辟门户，要不可少”，实是对浙派词人鄙薄稼轩词的不满。浙派中期领袖吴锡麒(1746-1818)指出：“岂得谓姜、史之清新为是，苏、辛之横逸为非”，批评独崇姜史而舍弃苏辛。
从康熙至嘉庆，浙西词派一直笼罩词坛。稼轩词因与主流风尚不甚相合而彰显度不高。虽然有些词学家做了一些推扬努力，但仍然显得黯淡。
嘉道之后，常州词派逐渐主盟词坛。在常州词派的统序中，辛弃疾成为主要旗帜之一，成为备受推崇的大家之一，稼轩词重又光芒四射。综合而言，常派对稼轩词的尊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作为最高典范之一。常州派主将周济大力鼓吹稼轩词，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将王沂孙、吴文英、辛弃疾、周邦彦四人作为一个词统系列，辛弃疾在这个统序中是臻于清真浑化境界的关键环节。从此，辛弃疾成为常州词派推举的典范之一，其地位堪比浙西词派所推举的姜夔和张炎。
其二，对稼轩词特质的认识。常州派的词学家透过豪放的现象认识辛弃疾才力、胸襟的特质。周济指出稼轩“郁勃故情深”，“纵横故才大”，还说辛弃疾的“才大”“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才”“情”二字可谓深刻之见。晚清的沈祥龙也说，稼轩“才力绝人处，他人不宜轻效”。陈廷焯说：“大抵稼轩一体，后人不易学步。无稼轩才力，无稼轩胸襟，又不处稼轩境地，欲于粗莽中见沉郁，其可得乎？”指出稼轩词是综合了才学、胸襟和际遇多方面因素的产物，辛弃疾是千古只能有一，不容有二，是不可企及的高峰。
其三，进辛抑姜，纠浙派之弊。周济明确提出“退苏进辛，纠弹姜张”。周济竖立常州词派旗帜，推举稼轩作为典范，拨正浙派独宗姜张之偏失，扬辛抑姜正是他的主要手段。周济特别指出了稼轩词的影响：“南宋诸公，无不传其衣钵。”推出稼轩，取缔了姜夔的南宋宗祖地位，不仅显示了常派的理论个性，也达到了打压浙派的目的。
其四，家国寄托、温柔敦厚的典范。周济云：“稼轩感慨时事,系怀君国,而后体尊。” 指出稼轩词的内容多针对当时民族矛盾的现实，充满家国寄托。周氏论词提倡“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诗有史，词亦有史”，提倡词体要如诗能写大题目，感慨盛衰、忧思君国。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他更重视稼轩词的爱国主题。与之相应的，常州派对稼轩词风格的认识也多从沉着悲壮立论。周济说稼轩词“沉著痛快”，陈廷焯说稼轩词“于悲壮中见浑厚”，袁翼(1789-1863)也称之为“悲凉郁勃”。与南宋其他豪放词人相比，稼轩词没有粗豪叫嚣，而将悲愤寓于浑厚和顿挫之中，常州派的论者正是从这个角度评析的。
常州派词学家在前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稼轩词中所兼有的缠绵婉约与豪放雄健两种风格。邓廷桢指出“稼轩词自有两派，当分别观之”，既有“《金缕曲》之‘听我三章约’‘甚矣吾衰矣’二首，及《沁园春》《水调歌头》诸作”这样的豪放直率风格；又有“《祝英台近》之‘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摸鱼儿》发端之‘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结语之‘休去倚危阑，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百字令》之‘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恨雪山千叠’，《水龙吟》之‘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满江红》之‘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汉宫春》之‘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样的曲婉沉郁风格。不可一概论之。冯煦(1842-1927)指出：“《摸鱼儿》《西河》《祝英台近》诸作，摧刚为柔，缠绵悱恻，尤与粗犷一派，判若秦越。”注意到稼轩词风格的多样性，开始突出其婉约缠绵的一面。
浙西派与常州派是清朝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词学流派。浙西派重品味而重姜张轻稼轩，常州派重寄托推重辛弃疾。民国词学家吴梅认为浙派与常派的分歧“即姜张、苏辛之异而已”。稼轩词在清代的显晦是与浙西派、常州派的浮沉相同步的。
四、民国新旧两派：辛派的确立
晚清民国词坛主要分新、旧两派(亦称体制内派、体制外派)，旧派是晚清常州词派发展而来的词派，代表人物有朱祖谋、况周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如吴梅、龙榆生、刘永济等；新派是由一些受到西方文艺思想影响的词学家构成的词派，代表人物有王国维、胡适、胡云翼、郑振铎等。新旧两派的词学思想观念相互对立，在对稼轩词的认识上亦是如此。旧派对辛弃疾多持批评态度而偏爱苏轼，新派则对稼轩词万分推崇。二派对稼轩词如此鲜明的差异，正反映了他们审美旨趣的根本不同。
晚清民国的旧派词学家，虽然在词学思想的主体上继承常州词派，但在对稼轩词的认识上却与常州派有较大的差异。如前所述，常州派对辛弃疾十分推崇，周济有意“退苏进辛”，即抑苏轼而推辛弃疾。对周济此举民国新派的龙榆生则颇为不满，云：
周氏知稼轩之沉着痛快，而不理会东坡之蕴藉空灵，此常州词派之所以终不能臻于极诣也。
龙氏在稼轩词的“沉着痛快”和东坡词的“蕴藉空灵”之间，更欣赏后者，对周济“退苏进辛”表示不满，他甚至将常派之衰微归于周济不取东坡而崇稼轩。由此可见新派与常州派在对待稼轩词上的分歧。
龙榆生对“苏辛”的认识代表了晚清民国旧派词学家的观点。旧派论“苏辛”更偏爱苏轼，论及辛弃疾时不免等而下之，持“辛不如苏”的观点。晚清词学家谭献云：“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则弓刀游侠。”明确提出苏高于辛。清末四大家之首的王鹏运比较“苏辛”云：“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对苏轼的推崇无以复加。四大家之一的朱祖谋晚年在纠正“梦窗热”引发的滞涩问题时，也是“颇取东坡以疏其气”，将苏轼尊为取法典范。相比之下，辛弃疾的地位不免相形见绌。综合而言，旧派“进苏退辛”，批评稼轩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不够自然。蔡嵩云说：“稼轩虽接武东坡，而词之组织结构，有极精者，则非纯任自然矣。”旧派往往批评稼轩词太过经意。二是失之粗率。夏敬观指出“东坡乃真能不率，稼轩则不无稍率者”，认为稼轩不及东坡，有粗率之弊。闻野鹤也斥责道“辛稼轩如草野人入掌枢密，动辄粗戾”，将稼轩词视作“草莽”的粗率。
总体来说，旧派对稼轩词的态度还是正面肯定的，但是相较于常州词派的极力推崇已是有了很大变化，逊色了不少。
民国时期，以王国维、胡适、胡云翼为代表的新派词学家则将辛弃疾推向了巅峰。与同样推崇稼轩词的常州词派不同，新派有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新派论词倡导自然流畅的白话词，以五代北宋词为最，否定南宋词。但对南宋词人稼轩却格外青睐，王国维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王氏对南宋词人大多没有好感，却将辛弃疾视为南宋唯一能比肩北宋的大词人。胡云翼则在王国维的基础之上更进一步，直接将稼轩尊为词史第一人，他说：
辛弃疾不但是南宋第一大词人，在全宋的词人中，也要算最伟大的作家，岂仅“与北宋人颉颃”而已。
稼轩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词史地位。新派对稼轩的极致推崇在选词时亦有体现，胡适《词选》选辛词46首，远超次席朱敦儒的30首；胡云翼《宋词选》选辛词40首，居次的东坡仅23首，并明言“苏不如辛”。从选词数量亦可见出他们对稼轩词的偏嗜。总体来看，新派赞颂稼轩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其一，崇高的人格和爱国主义精神。较之以往词学史的认知，新派词学家格外看重稼轩的人格魅力，不再单纯以词人目之。胡适说：“他是词中第一大家。他的才气纵横，见解超脱，情感浓挚，无论做长调或小令，都是他的人格的涌现。”强调稼轩词与其人格的关系，读稼轩词的目的在于探访其伟大之人格。新派还特别标榜了稼轩词的爱国主义。胡云翼说：“辛弃疾一生贡献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杰出的爱国主义词作，雄视当代，成为词坛的权威和典范。”他甚至认为“辛派词的特征之一，在于作者具有坚定不移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将爱国主义认定为稼轩词的最主要标志。民国时期多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笼罩华夏，稼轩词被视为“一代民族精神，于焉寄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人心，稼轩词成为爱国主义的旗帜。
第二，自然活泼的语言。新派追求平易流畅、通俗易懂的白话，胡云翼特别赞赏稼轩词的自然和白描：
辛弃疾的才气极大，在他的长词里面，往往能够表现一种伟大的英雄气魄，虽有时不免掉书袋，不免用事太多，却用得自然活泼，并不觉得累赘束缚，依然有放恣自由淋漓痛快的精神。他的小词，则由他的巧妙的艺术，把他那深沉而微妙的情思，用白话白描出来，好像是滑稽的，却有古乐府歌谣的好处。
胡氏将稼轩词分为长词与小词两类，长词与小词即所谓长调和小令。稼轩的长词多用典，南宋人曾批评其“掉书袋”。但是在胡云翼看来稼轩词的用典却十分自然通畅、毫不晦涩；小词则是典型的白话，且具有古乐府之韵味，完全符合新派倡导的自然通俗的审美理念。胡云翼还说：“到了朱敦儒、辛弃疾等起来，更专向白话词一方面努力了。”甚至将朱、辛视作白话词演进过程中重要的推动者，稼轩词成了白话文学的先行者。胡云翼对稼轩词长词用典用事“自然活泼，并不觉得累赘束缚”的夸赞，不免有“爱屋及乌”之嫌，但也可以看出他对稼轩词的心仪程度。
第三，革新性。新文学宣扬文学革命，要取代旧文学，追求文学的解放。新派词学家基本都注意到了稼轩在革新词体上的努力。胡适云：“到了朱希真和辛稼轩，词的应用的范围，越推越广大；词人的个性的风格越发表现出来。”指出稼轩词在拓展词体题材内容和风格上的贡献，薛砺若也说：“词学到了辛稼轩，风格和意境两方面都大为解放。”胡云翼则从精神层面论稼轩词革新：
这样狂妄纵放的作品，不但在词里面稀有，在全部的中国文学里面这种作品也是不多。我们所鉴赏的，是这种作品能够表现作者一个活泼淋漓的个性出来。并且试用游戏的态度来写作品，打破了必以庄严的态度来创作文学的信念，让我们知道文学的领域实在很大，可以有好多趣味不同的描写，并不一定限于道德的范畴。
他认为稼轩以游戏态度为词摆脱了传统的严肃文学观念，文学不再拘囿于道德范畴，将文学从旧式的诗教传统中解放出来，这与民国时期所倡导的新文学理想是一致的。稼轩对词体的革新很好地切合了当时新式文学家的诉求，稼轩词也早已超越了一般的词学史意义，上升到了文学革命的层面。
第四，“辛派”认识的确立。民国之前，并无“辛派”之名，论及词史上的豪放词人往往用“苏辛”“辛刘”“辛陆”等并称。晚清陈廷焯开始称为“稼轩体”：“辛稼轩为一体，张、陆、刘、蒋、陈、杜合者附之。”将稼轩列为豪放风格——“体”的代表。民国新派的胡云翼创立了“辛派”之说，他在《宋词研究》中专列一节“辛派的词人”，下附陆游、刘过、刘克庄，正式将“辛派”作为流派确定下来，此后各种词史乃至文学史多沿袭此称，这对提高稼轩词的词史地位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清代中晚期的常州词派与民国时期的新派词学家，皆对稼轩词极为赞赏，然而二者赞赏的角度却完全不同。常州词派从学习创作的角度论稼轩词的比兴寄托方法；民国新派则将稼轩词视为文学遗产的典范，论析其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从词学史的发展来看，二者皆是一定时代的产物，皆具有对稼轩词深化阐释的意义。
结语
稼轩词在婉约本色之外另辟一途，凭借其特有的气质吸引了大量追摹者和崇敬者。千年词史流演，词学风尚不断变化，稼轩词有时或与词学主流旨趣不符，而遭受排摈与批评，但始终未曾淡出过词学家的视线。各个时期、各种流派的词人、词学家皆能从稼轩词中找到心仪的质素，又加以发扬创新，从而促进了词学的发展。回顾稼轩词在词学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既展现了稼轩词之精深广博，也映照出不同时期的词学风貌和特点。一部稼轩词的接受史影响史可以视为千年词学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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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7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中华诗教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18ZH026)
〔作者简介〕孙克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
刘学洋，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