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的一种探索

奥鹏网院作业

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的一种探索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拓展
周晓波 陈 璋
〔摘要〕 在我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中，“投资”具有“二重性”，即同时具备需求和供给的属性，因此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分析宏观经济结构，不仅关涉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结构演变，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两者间的相互联系，这正是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所在。本文将投入产出分析改造为一种新的结构性分析，以增加值的形式表示经济联系，从而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与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使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为研究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工具。结构性分析表明，我国经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获得高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总需求和总供给不平衡结构的形成。在需求侧，投资和净出口的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下降；在供给侧，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且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程度与经济增长速度正相关。所以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从结构意义上而言是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改善结构问题。
〔关键词〕 宏观经济；生产力多元结构；结构演变；总供给结构；总需求结构；投入产出表；结构性分析；引进式技术进步
一、引言
得益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技术引进”，我国充分利用自身“后发优势”实现了经济的稳步增长，40年间的GDP总量增长达30多倍(1978-2017年)，实际GDP年均增速9.5%，为同期发达国家增速的3倍左右，迅速缩小了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超越，其经济成果举世瞩目(林毅夫等，2005；刘小鲁，2011)。①但是也因为“技术引进”模式，使得我国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始终受到国际产业转移和引进技术等外部因素的强烈影响，生产力增长和结构演变呈现出一种非“自然”的“强制进化”过程，生产力的各个构成主体间具有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的多元结构状态，被抽象表述为“生产力非均衡结构”或“生产力多元结构”(陈璋，1990)。②
所谓“生产力一元结构”显然是一个与“生产力多元结构”相对应的概念，所描述的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生产力结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产力差异仅表现为同时代生产力在各个构成主体间的分布，所反映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历时性和单一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框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的。而“生产力多元结构”所描述的多时代生产力共存现象，也决定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演变和宏观经济问题具有共时性和复杂性，且与“生产力一元结构”具有本质的不同。“生产力多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特征形成的客观基础和最基本原因，其存在破坏了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框架的一系列假设条件，使总量框架在分析我国宏观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时存在明显的不足，并且分析结论常与现实相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
“生产力一元结构”和陈璋早年提出的“生产力多元结构”分别对应于西方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从长期看，两种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具有重大的差异。“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原发式技术进步，自主创新(创新研究发明等)始终是技术进步的原动力；(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相对平衡地演变(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总量问题，或为供给侧的总供给问题，或为需求侧的总需求问题，其复杂性相对简单。总之，“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其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一元结构”下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也更为明显。“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主要特征：(1)影响生产力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方式主要是引进式技术进步，各种引进技术方式(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是其技术进步的主要原动力，投资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生产力结构(区域、部门、行业等)长期处于一种不平衡演变状态(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水平)；(3)宏观经济问题通常表现为结构性问题，即一方面表现为供给侧问题，另一方面也表现为需求侧问题，两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其复杂性非常突出。总之，“生产力多元结构”下的宏观经济特征及问题的产生主要由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决定，同时在“生产力多元结构”下不仅市场机制调节均衡的有效性受到限制，而且加速了市场的非均衡演变。
所以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的差异背后体现的是不同的经济理论与分析路径。总量分析适合“生产力一元结构”的宏观经济问题，即将宏观经济问题归结为供给侧或者需求侧的问题，注重的是整体经济中某一侧问题的总量分析，其复杂性相对简单。而结构分析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即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问题，所以表现形式也更为复杂，必须同时分析供给侧结构和需求侧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整体也包括局部。
“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形成根源于我国实行的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研究经济结构演变不能不谈技术进步。从要素偏向角度，技术进步可以分为资本体现式和非体现式：非体现式技术进步也称为外生技术进步，是一种中性技术进步，能够同比例提高所有要素的生产率，原发式技术进步便属于这种方式；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则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是一种融合于物质资本投资过程中，通过使用新设备、新软件等方式实现的技术进步，引进技术属于典型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Howitt等，1998；Felipe，1999；Gordon，2000；王林辉等，2012)。③我们认为，从结构意义上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在这种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1.引进技术阶段总供给的结构演变
按照宏观经济学的一般观点，从长期看，总供给结构决定总需求结构，所以探讨我国数十年来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应从总供给结构演变开始，这也意味着整个宏观经济结构演变是从大规模引进式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开始的。
引进式技术进步必然直接影响部门间的供给结构，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实质即国际产业转移。在顺序上，一般呈现为优先转移发达国家的落后产能，所谓“落后”是对发达国家而言的，对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而言则是“先进”产能，这一阶段通过购买设备、专利、合股、独资投资等具体形式完成相关产业(链)的技术引进，相关部门的生产力水平由此快速提高，部门收入也以快于其他部门的速度迅速增长，所增长的收入再被投入新一轮技术引进中。如此循环持续直到该部门的引进技术结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引进速度越快，经济增长越快，但由于产业的增长不是“自然”的，导致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的发展不平衡(包括收入、规模等)。长期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向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方向发展，这是在外部需求下降时产能过剩伴随结构性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收入结构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会导致部门内以及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的收入取决于要素的边际产品价值。引进技术过程中，资本积累伴随着技术进步，新增机器、设备和软件等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相对于非引进技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提高较慢；同时改革开放早期近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也压制了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引进技术部门内部资本报酬比例不断提高，使部门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间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导致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从而使整体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Bartel等，1997；张莉等，2012；陈宇峰等，2013；Paz，2014；周云波，2017)。④
2.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的结构演变
传统经济理论中常有“三辆马车”的说法，即经济增长是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拉动的。但在引进技术模式下，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是发达国家需求和生产的分离，需求仍然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生产环节则逐步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接受国际产业转移的经济体，其出口必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在转移发生的初期，接受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生产能力低下，为满足大量出口订单，需要扩大投资(资本形成)，增强国内的生产能力，这带动国内市场也形成新的需求，导致最终需求比重中的投资和净出口比重上升，而这种上升会随着技术引进步伐的变化在不同部门的最终需求结构中产生相应的变化。
由于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的投资(进出口)对经济同时具有供给和需求的二重性，西方经济学中的总供给、总需求概念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后发国家。其中，投资的需求属性是指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的相关含义相同；而投资的供给属性指能够通过投资实现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是技术的物质投射，先进技术融合于物质资本的投资过程中，通过先进设备、先进软件的使用即可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陈璋等，2016；周晓波等，2019)。⑤我国过去数十年需求侧管理的实质是寻求供给侧的技术进步与生产力提高(引进技术)，这种情形下形成的供给结构具有适应外部需求结构的特点。正是因为投资的二重性，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复杂性的重要体现。
3. 投资的“二重性”是引进技术阶段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核心
在引进技术条件下，投资的二重性是联系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枢纽，理解了我国宏观经济投资概念的新含义，才能形成解释引进技术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基本逻辑。在西方经济学中，投资是总需求的部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从需求侧的投资开始的。而在我们过去的研究中，投资不仅是需求侧问题更是供给侧问题。因为引进式技术进步，导致投资的高速增长不仅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更对总供给产生了影响。投资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即意味着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实际上是供给侧的核心部分，我国技术水平的快速进步恰恰是投资高速增长引起的。因此与经典理论不同的是，我国的投资同时影响了需求和供给，使总需求和总供给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这种特殊性也是形成宏观经济结构性特征的基本原因(结构性概念的核心是整体性)。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侧和供给侧概念及其理论难以解释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
从基本理论的维度，投资的供给属性包含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双重含义。改革开放战略的确立和改革带来的思想解放为引进式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可大规模投资的环境，而投资与引进技术结合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正是国家发展战略和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的有机结合，创造了大规模投资的持续高增长，进而形成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图1 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基本逻辑
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安排下，我国形成了以东南部沿海地区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先行区，通过大规模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引入技术和固定资本，在形成大规模需求的同时，跨越式地提高了我国的生产技术(引进式技术进步，尤其是工业化产品技术)，产品供给能力迅速提高，并通过出口及国内市场得以消化。这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也是出口高速增长的原因。但这种模式并非无代价。引进式技术进步在各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均匀分布导致了不同部门、地区、行业间的不平衡发展以及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扩大影响需求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投资和出口(以及引进技术)，而这又反作用于供给结构。
4.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宏观经济结构演变
总供给结构和总需求结构之间这种相互影响持续循环直至技术水平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技术开始遇到“阻力”为止。一些学者测算，这一时间点我国大约出现在2007年前后(方福前等，2016；周晓波等，2018)。⑥此时GDP增速下滑，经济结构演变迎来拐点，本文将这一时点以后称为“后引进技术阶段”。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已经完成了发达国家除核心技术以外的大部分生产技术的引进，发达国家为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必然不会再轻易出售核心前沿技术，大规模引进技术变得不可持续，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开始下降。

图2 后引进技术阶段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基本逻辑
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背后是投资二重性的减弱，即投资供给属性减弱。供给侧，直接导致资本边际产品价值迅速下降，资本报酬占比进而开始下降，全社会劳动报酬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出现扭转。同时，引进技术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下降导致不同部门间的GDP增速差距相对减缓，总体上社会收入分配结构得到改善。但由于这种改善主要通过资本报酬率的降低实现，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是社会总收入(收入法GDP)增速下降。需求侧，引进技术速度减慢的另一面是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减慢，导致出口和投资增速下降，但得益于收入分配结构的持续改善，最终消费的增速相对更快，出口和投资占比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比不断上升。虽然收入分配结构改善导致最终消费的相对增速上升，仍不足以抵消投资和净出口增速的下降，以及投资供给属性减弱带来的由绝对收入增速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总支出(支出法GDP)的增速也会下降。另一方面，由于过去长时期通过引进技术构造的供给结构是在满足外部需求下形成的，一旦外部需求不足，出现产能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特殊现象便在所难免。
二、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表1是一张一般形式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利用这张表说明投入产出表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在此基础上，将其改造为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的基本分析工具。
表1 一般形式的投入产出表

在表1中存在以下基本关系：
行向上存在的恒等关系，引入直接消耗系数则有用矩阵形式可以表示为AX+Y=X。再经过变形后，有：
X=(I-A)-1Y
(1)
其中，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表现了总产品和最终产品间的转换关系，lij表示j部门生产单位最终产品对i产品(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完全需要量，有时也被称为完全需要系数矩阵。这个矩阵背后所表达的是将经济视作一个“循环过程”的思想，而主流经济学则将经济当作“线性过程”处理，这一思想正是投入产出分析的结构性所在(Pasinetti，1977)。⑦
同样的，列向上存在的恒等关系，利用直接消耗系数，可以写成矩阵形式其中为部门i的中间投入率，V=(v1,v2,…,vn)为增加值行向量。经过变形可以得到以下形式：

(2)
由式(1)和式(2)得到：

(3)
又，为增加值率对角矩阵，将Y对角化后，得到新的矩阵：


(4)
根据上述计算过程便可编制一张新表，这种基于原始投入产出编制的表被称为投入产出二阶段表(刘起运，2004)⑧，我们将这一二阶段表命名为“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下文简称“结构表”。
表2 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

在表2中，元素表示为满足对产品j的最终需求i部门需要提供(获得)的供给(收入)。将每列加总，有即表示对最终产品j的总需求(总支出)，也即由产品j所产生的支出法GDP。其中，为增加值率行向量，i=(1,1,…,1)为全是1的n维行向量，Y=(y1,y2,…,yn)T为最终需求列向量。将每行加总，有即表示部门i所提供(获得)的总供给(总收入)，也即部门i的收入法GDP。
在总量化下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中，市场出清状态下显然有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而在结构化下的总需求-总供给分析中，也有但总需求向量(y1,y2,…,yn)和总供给向量(v1,v2,…,vn)的各分量一般不相等。因为对总需求-总供给进行结构化的思路基于生产视角，而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所有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最终产品yi不是由部门i单独生产出来的，是各部门在市场机制下通过分工协作的结果，矩阵描述的正是这一过程，故在结构化的框架中，最终产品yi所对应的供给为(I-A)-1yi，即表2中第j列之和且有表示最终产品将完全还原成收入。
基于表2的结果，还可以进一步对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进行整理，进而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各部门的总供给(总收入)与总需求(总支出)之间的关系。最终需求列向量Y=(y1,y2,…,yn)T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消费列向量C=(c1,c2,…,cn)T、投资列向量I=(i1,i2,…,in)T、净出口列向量NX=(nx1,nx2,…,nxn)T，而增加值率行向量可以分解为直接劳动报酬系数行向量与直接资本报酬系数行向量由此，可将收入形成分解为六个部分：




(5)
将每一个分式的行加总，有

(6)
将上述结果写成表格形式便得到总需求-总供给的二阶段结构表，以下简称为“二阶段结构表”。
表3 总需求-总供给二阶段结构表

其中，和分别表示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为部门i带来的劳动报酬；和分别表示消费、投资与净出口为部门i带来的资本报酬；和分别表示部门i由于消费、投资与净出口所形成的收入；和分别表示部门i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表示部门i的收入总和；和分别表示所有部门劳动报酬的总和与资本报酬的总和；表示社会总收入。
与一般投入产出表的区别在于，表2和表3均以增加值形式表示经济联系，并直接建立了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关系，将生产技术结构隐含其中。其中，表2侧重于反映多部门间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表3侧重于反映各部门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的关系。这两张表是对投入产出表的拓展，其意义在于为研究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的平衡关系提供一种新的分析工具。
三、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事实梳理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之间的相互演变关系，并给出了几条基本结论，下面先对有关结论进行验证，继而运用本文的结构性分析框架进一步展开研究。
1.数据说明
本文编制“结构表”和“二阶段结构表”采用的数据来源于WIOD最新公布的数据(2000-2014年)，在对投入产出表的相关部门进行合并基础上，运用前文所述的编表方法并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分别编制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六部门的“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分类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业分类(2015)》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按此标准，房地产业不属于生产性服务业，这与一般的国际分类不同；其他第二产业具体指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如无特殊说明，在后续的实证分析中，所有部门结构分析使用的数据均来源于本文所编制的六部门“结构表”与“二阶段结构表”并经进一步计算整理。
其他总量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主，具体包括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占比、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以及基尼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时间段则与“结构表”及“二阶段结构表”保持一致。由于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2000-2002年的基尼系数，本文使用胡志军(2012)估计的未经价格调整的总体基尼系数做补充。⑨由于我国收入法GDP核算中不仅包括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营业盈余)，还包括固定资本折旧和生产税净额，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处理后才能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为方便起见，直接使用WIOD社会经济账户(Socio Economic Accounts，SEA)中已处理好的收入法GDP数据。
根据方福前等(2016)和周晓波等(2018)学者的测算，我国在2007年前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速度达到顶点，此后逐步衰减，因此，时间段的划分上可以认为2007年及以前为引进技术阶段，2008年及以后为后引进技术阶段。
2.部门结构演变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我们发现在引进技术阶段，重工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各部门经济拉动的作用最明显，由重工业部门最终需求拉动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其他第二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供给分别增长了293%、304%、375%、354%、326%和431%，在各部门总供给中的比例分别上升了2.22%、1.69%、4.96%、0.65%、1.26%和0.78%，且自身名义GDP增长117%，在六个部门中排名第二，由此可以看出，重工业部门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引进技术部门。六个部门中，农业部门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最低，自身名义GDP的增长率仅52%，远低于其他部门，是典型的非引进技术部门。接下来以农业和重工业两个部门为例，分析我国引进技术部门和非引进技术部门之间的结构演变，为了方便分析，我们将这两个部门单独抽出来制成表4和表5。
表4 农业与重工业部门总需求-总供给结构表(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从六部门结构表中抽取农业与重工业两个部门的数据并汇总
表5 农业与重工业部门总需求-总供给二阶段结构表(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从六部门结构表中抽取农业与重工业两个部门的数据并汇总
根据表4和表5，2000-2006年重工业部门(引进技术部门)由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由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占比持续上升；2007年后出现相反趋势。与此同时，重工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差距也不断扩大，于2007年达到最大值，2008年之后两者差距开始缩小，且随着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进而反作用于需求结构，使消费占比上升。农业部门中(非引进技术部门)，农业投资品在引进技术部门快速增长的投资与净出口需求带动下，来自投资与净出口的收入占比快速上升，消费带来的收入占比则快速下降，但从2008年我国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之后，这种变化速度相对放缓，投资和净出口带来的收入比例在2008-2014年只上涨了4.12%，幅度远低于引进技术阶段。但是，与重工业部门不同的是，农业部门内的劳动报酬持续上升，且变化趋势很平滑，这一方面是由于非引进技术部门内的收入分配结构较少受到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影响，从而结构演变较为平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近几十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持续向其他部门转移，导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不断上升。农业和重工业部门的收入来源与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3和图4所示。

图3 农业和重工业部门收入来源的变化趋势

图4 农业和重工业部门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

图5 农业和重工业部门最终需求相对比例变化趋势

图6 农业和重工业部门增加值相对比例变化趋势
再比较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间最终需求以及增加值相对比例的变化。从图5和图6可以明显看出，在引进技术阶段，两者间的差距快速拉大，从而导致两部门间的不平衡增长，部门差距迅速扩大。到了后引进技术阶段，引进式技术进步明显放慢，两者间的差距虽然还在扩大，但是变化速度明显降低。
总体上，农业部门和重工业部门的结构演变与前文两部门分析的结论基本一致。
3.总量结构演变
根据图7，我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以来得益于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加快，GDP从2002年开始呈现加速上涨趋势，在2007年达到最高增速；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逐步回落，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图7 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变化趋势

图8 基尼系数变化趋势
再看图9的收入结构变化趋势，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逐年下降，资本报酬逐年上升，结合图8的基尼系数趋势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2007年收入分配差距达到最高点；2008年进入后引进技术时期，劳动报酬占比明显上升，资本报酬明显下降，基尼系数也明显下降，收入分配结构开始改善，且收入结构和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与GDP增速显现较强的相关性。
而图10反映的支出结构变化趋势显示，2000-2008年最终消费率持续下降，投资与净出口占比持续上升，但从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的2008年开始，这种趋势出现转变，尤其投资与净出口占比下降较为缓慢。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后，针对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也对投资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

图9 收入结构变化趋势

图10 支出结构变化趋势
为了使分析更为严谨，接下来分别计算引进技术阶段和后引进技术阶段的劳动报酬与资本报酬之比、最终消费与投资加净出口之比，以及基尼系数与GDP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检验其显著程度。
表6 引进技术阶段(2000-2007年)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

注：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7 后引进技术阶段(2008-2014年)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

注：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表6和表7的计算结果显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不同水平上均显著，表明我国经济总量结构的变化趋势与前文的结论一致。
4.后引进技术阶段隐藏的新问题
从总量结构看，在后引进技术阶段我国的经济结构得到了改善，但实际上也隐藏着新的问题。
第一，为应对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这种拉动作用不可持续，甚至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数据表明，2008-2014年，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电力、燃气和水供应业以及建筑业)的最终需求对其他部门供给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7年间对六个部门所起的供给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分别提高5.09%、4.87%、5.40%、5.37%、3.39和1.0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拉动作用；但是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其他第二产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下降了0.22%、0.61%、0.84%、3.52%、2.47%和2.61%，这意味着在最终需求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占比却在下降，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收益越来越难以覆盖高额的运营成本，继续大规模建设基础设施将给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并进一步推高政府债务率。
第二，引进技术阶段形成的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及由此衍射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扭曲了总需求和总供给结构，并对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存在负面影响，同时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效率和公平。大量的房地产投机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报酬占比过高，即资本为追求继续增值而出现的一种金融投机行为，虽然这对经济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是相当一部分是以价格上涨形式带来的“虚假增长”，而且这种虚假的高增长是通过挤占其他部门的收入实现的。2000-2014年，其他服务业(房地产业占比近40%)最终需求的拉动作用占各部门总供给的比例除了农业上升1.55%以外，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2.07%、2.61%、2.87%、1.84%和4.51%，但是，该部门在各部门最终产品价值链中的收入占比却分别提高0.23%、0.48%、0.82%、1.04%、1.81%和8.17%。显然过度发展并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既为金融系统带来连锁债务链，也为经济埋下巨大的风险隐患。
四、总结
本文在“生产力多元结构”理论基础上，将投入产出分析表改造成适合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下宏观经济问题的一种结构性分析框架，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分析方法的一种探索，其中内涵了理论、方法与数据，可为分析我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所用。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投资”同时具有需求和供给的“二重性”，使得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分析宏观经济结构问题不仅需要对总需求结构演变、总供给结构演变做出分析，更重要的是需要研究两者间的相互联系。
根据本文提出的结构性分析框架，我国在过去较长时期内经济的高速增长是由引进式技术进步带来的，这一技术进步方式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均产生了影响。在引进技术时期，从需求侧看，投资和净出口的比重上升，消费比重下降；从供给侧看，部门内以及部门间收入差距均出现扩大，且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程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呈正相关。从结构意义上，当前凸显的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实际上是在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积累的结构性问题，未来一段时期改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改善结构。
通常进入后引进技术阶段经济结构会自然改善，但是过程会比较缓慢，并且会牺牲GDP增速，因此需要一定的政府干预，但不能将发展房地产业作为主要政策措施，因为这一举措在拉动GDP增长的同时对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具有负面作用，并且会加剧金融风险。短期内，应通过政府干预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推动消费总量提升，改善需求结构，但不宜作为长久之策；在长期，应继续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进行深化改革，因为供给侧问题和需求侧问题交织在一起，改善供给结构的同时实际上也改善了需求结构。具体而言，政府需要鼓励技术领先部门的自主创新，提高现有产品质量，促进消费升级，改变结构性供给过剩与高端消费品供给不足并存的局面。对技术落后部门，则需要帮助其承接领先部门的产业和技术，并给予一定的财政资助。
本文为中国投入产出学会2018年度会议主报告，作者感谢与会专家的建设性意见，但文责自负。
① 林毅夫、张鹏飞：《后发优势、技术引进和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期；刘小鲁：《知识产权保护、自主研发比重与后发国家的技术进步》，《管理世界》2011年第10期。
② 陈璋：《论非均衡结构——试确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0年第1期。
③ Howitt P，Aghion P.，“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novation as Complementary Factors in Long-Run Growth,”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no.2，pp.111-130；Jesus Felipe.，“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East Asia: A Critical Survey,”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no.4，pp.1-41；Gordon R J.，“Does the ‘New Economy’ Measure up to the Great Inventions of the Past?”Research Technology Management，no.4，pp.49-74；王林辉、董直庆：《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技术合意结构和我国生产率增长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5期。
④ Bartel A P，Sicherman N.，1997，“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Wages: An Interindustry Analysis，”Nber Working Papers，no.2，pp.285-325；张莉、李捷瑜、徐现祥：《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2期；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经济研究》2013年第6期；Paz L S.，“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the Inter-industry Wage Premia: the Missingf Role of Productivity,”Measurement Techniques，no.4，pp.408-419；周云波、田柳、陈岑：《经济发展中的技术创新、技术溢出与行业收入差距演变——对U型假说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管理世界》2017年第11期。
⑤ 陈璋、唐兆涵：《试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特征——兼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意义》，《经济学家》2016年第10期；周晓波、陈璋：《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下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平衡结构的演变》，《改革》2019年第10期。
⑥ 方福前、马学俊：《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与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周晓波、王继源、陈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基于技术进步视角的实证研究》，《经济问题探索》2018年第6期。
⑦ Pasinetti L L.，Lectures on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⑧ 刘起运：《结构式凯恩斯乘数模型研究》，《统计研究》2004年第11期。
⑨ 胡志军：《基于分组数据的基尼系数估计与社会福利：1985～2009年》，《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107-10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
〔作者简介〕周晓波，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陈 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