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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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共享发展
——时代内涵、多维逻辑与有效路径
张喜红
〔摘要〕 共享发展是贯穿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则以全新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对共享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与实践要求。共享发展是以新时代社会基本矛盾为出发点、并以共建为基础的动态持续性发展，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尊严为最终归宿的发展。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积淀，是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不懈追求的现实映射。共享发展的实现需要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础上保证全民参与和协同合作，依赖于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观念牵引下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政府与市场以及增长与分配的关系。
〔关键词〕 共享发展；国家治理；新发展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建共享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紧密地勾连在相互分工、彼此合作、协同参与的实践中。与之相对应，现代政治价值也要求每一位参与者能够享受自身参与的所获所得，这是现代政治价值之美与制度之善的彰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系统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将“共享”明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明确了方法、指引了目标。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学术界对于共享发展的讨论涵盖了理论脉络、价值意蕴、实践指导等诸多方面。事实上，共享发展脱胎于共同富裕理念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思想的高度概括与提炼。②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要求夯实基础、高扬精神和健全机制③，以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④简言之，从国内建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共享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精髓，而且是贯穿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更是破解社会矛盾的钥匙。当前，共享发展已经深刻融入社会、教育、福利、城市建设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成为诸多方面的发展指导方针。⑤
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全新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为共享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与实践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新发展理念明确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这些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的“新境遇”。在新思想新论断新战略中重新审视共享发展，是共享发展研究的新课题。基于此，我们不仅要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把握共享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基本逻辑，也要将共享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探讨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这既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创新阐释，也是对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二、国家现代化视域中共享发展的新时代内涵
准确把握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是深入理解共享发展内在逻辑及其实现路径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要论断为共享发展锚定了新的历史方位。作为科学、系统、辩证的新发展理念，共享发展从进程、方式与目的三个维度构建了自身的丰富内涵和深刻意蕴。
第一，就发展进程而言，共享发展是以共建为基础的动态持续性发展。共建是共享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共享发展是动态、渐进、持续的过程。
一方面，共建是共享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全面共建是共享发展的前提与方法，共享发展是全面共建的目标与归宿。只有全面共建才有可能实现全民共享，也只有高水平的共建才有可能实现高质量的共享。所谓共建，即共同建设，微言大义地点明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精髓。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政治文明、发扬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要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发扬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共建通过凝聚人的智慧、资源与力量为发展增添动力，将“人”的要素贯穿到发展的方方面面。⑥其次，共享的成果必然是共建的结果，没有共建，那么共享要么来自救世主的恩赐，要么就是劳动果实的窃取，而这与马克思主义理念格格不入。正如恩格斯指出，“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⑦由此，只有全民共建发展成果，人民群众才能够在参与中感受到人之为人的权利与尊严，才能够在共同体中凸显个人自由与自身价值；只有全民共享共建的成果，人民群众才会感受到真实不虚的获得感、公平感和满意感，才能进一步激发人们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为共建提供不竭动力。最后，共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强调了协同参与的治理过程，创新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治理”的问题，共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原则之一，强调了不同主体对治理目标的共识、以及对治理任务的共同担负。⑧
另一方面，共享发展是动态、渐进、持续的过程。毋庸置疑，共享发展并非是一成不变、一蹴而就的，而是动态调适、循序渐进的进程。从共享的内容看，共享发展不仅要使人民群众共享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成果，也要在人民群众现实需要日益丰富与多元的现实下提高供给能力，把党的十九大对经济、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各项惠民政策等各项工作部署落到实处。⑨从共享发展的标准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仅要立足国情并视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况而定，也应承认共享的水平和层次是从低级向高级的过程。从共享发展的范围看，共享发展是逐步从不均衡迈向均衡的持续渐进发展过程。理想型的共享发展强调人人平等地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然而基于现实客观条件的相对局限性，共享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各有其有限性、片面性，难以等同于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而是允许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差别。总的来看，共享发展之所以是动态持续性的过程，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改革发展是渐进的、持续的动态过程，共享发展的脚步必然要同改革的节奏相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总体上采取渐进式的策略实施改革开放，积极探索、不断试验、稳步推进、随时修正、及时总结是中国诸项改革的重要方法。因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在不断调适的共建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与积累起来的。其二，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日益增长且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与多元化特征，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利益与观念相互交织。而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在逐步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转化为更高层次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⑩作为一种价值观和发展理念，共享发展必然要时时刻刻地以公众需求为导向，不断地调整共享发展的内容、标准与方式。
第二，就发展方式而言，共享发展是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共享发展既实现了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也实现了普遍受益和合理差别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共享发展实现了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是既有区别又存在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其中，个体利益主要指社会中个体成员的私人利益，集体利益则指社会的公共利益，是社会中个体利益的整合与升华。从中国的具体国情看，集体利益的内容主要是关系党和国家发展大局、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议题。以往不均衡的发展模式更多地强调国家整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阻碍了民众个体利益的实现。共享发展则不仅强调国家总体发展水平，而且更加注重实现广大人民的个体利益，通过发展依靠人民这一重要价值理念和基本方法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改革的伟大事业中，实现发展的“包容性”，统筹兼顾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均衡发展。另外，共享发展强调机会平等，并更注重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防止贫富悬殊与阶层固化，致力于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民族等群体之间的差距，最终促进发展的均衡与公平程度。
另一方面，共享发展实现了普遍受益和合理差别的有机统一。共享发展强调全民受益，即人人平等享有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而不是少数人共享、一部分人共享。新时代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主要是由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转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因此，共享发展坚决反对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实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最大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普遍受益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正如前文分析，普遍受益、人人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尊重合理差别之上的普遍受益。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曾指出，“决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则’和那种粗陋的平均主义混淆起来，后者激起资产者极其愤怒地反对一切共产主义，特别是反对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受制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合理差别，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标准和方式都会存在部分差异。因此，改革发展成果共享不应排斥合理的差异，而应在承认合理差异基础上的普遍受益，这也是社会正义基本原则的辩证诠释。
第三，就发展目的而言，共享发展是以实现人的尊严为最终归宿的发展。实现及维护人的尊严，让人民群众更具获得感、实现美好生活是共享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依归。
首先，共享发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以实现人的尊严作为共享发展的最终归宿，不仅灌铸了现代政治价值，也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创造性转化，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可以说，共享发展深刻诠释了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的理论内涵，高度契合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要求和目标指向。在此意义上，人民性成为共享发展理念的鲜明品格和理论特质。
其次，共享发展将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视为人的基本权利。“所谓尊严是指人和具有人性特征的事物所应有的权利得到尊重。”共享发展承认人民的主体性地位，致力于实现人民群众平等地享有改革发展成果，有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共享改革发展强调“应得”。应得是正义的核心概念，正如政治哲学家米勒(David Miller)所认为的，社会正义要使公共政策满足每个成员的内在需要。从这个意义上看，共享发展就是致力于保障个体的尊严，让每个个体都能从改革发展中按照自身的才能、智慧、努力和贡献等获得相应份额的权益，以促使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人人参与共建，人人均可共享，人民既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也是改革发展成果的受惠者。
最后，共享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与不懈追求，也是实现和维护人的尊严的重要表现形式。从共享的领域看，共享发展不是片面地共享某一部分成果，而是在坚实保障人民各方面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建设成果的全面共享。从共享的层次看，传统发展方式不仅片面地强调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过度强调物质财富的积累，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的思想素质、道德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价值取向。共享发展则将发展的目的重新回归到人本身，不仅强调物质财富层面，也关注精神文化层面，体现了发展的系统思维，突出了发展的人文关怀。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共享发展的多维逻辑
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使得中国的改革面临着更为不确定的国内外形势，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为共享发展的提出与实践提供了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源自外部环境的推动与现实国情的牵引。由此，共享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重大抉择，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渊源与实践逻辑。
第一，就理论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共享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共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智慧结晶。
首先，共享发展的目标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极其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将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并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作为奋斗的根本目标。正如恩格斯所言，“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错乱。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共享发展以实现人的尊严为根本目标，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是对后者的继承与创新。
其次，共享发展的原则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并将人民立场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具体而言，从发展的主体和动力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从发展的方式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从发展的目标看，探索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实现人类的自由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理想。共享发展的实质在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以人民为中心视为根本遵循和基本准则，集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
再次，共享发展的方式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我们已然论证，共建是共享的基础与前提，在共建的基础上共享、在共享的过程中共建是共享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者关系的辩证思考，亦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辩证关系的现实升华。
最后，共享发展的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还要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对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从内容维度看，共享发展要求实现全面共享，不仅要共享物质财富，还要实现精神文化层面以及更广阔范围的共享，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还要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教育、医疗、安全等方面的需求，这构建了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建设思想的契合性关联。
第二，就历史逻辑而言，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积淀。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以实现共享发展作为必要步骤，实现共享发展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工业化为目标、单一强调经济的快速增长是中国早期社会发展的主要模式，但这一时期已经产生了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中共中央早在1953年已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两年后，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不难看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虽然具有较强的平均主义色彩，但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的目标与愿景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渊源。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共同富裕思想正式被提出并得以初步发展。1978年邓小平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尽管此次讲话中并未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但不难发现共同富裕的理念已然与发展的基本目标相融合。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强调，“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上述表述被普遍认为蕴涵了丰富的共同富裕思想，为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奠定了政策导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共同富裕思想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党的十四大报告鲜明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其明确要求“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并提出了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基本理念，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推动了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
第三，就实践逻辑而言，共享发展是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不懈追求的现实映射，是新时代政治文明的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享发展以社会生产力发展为前提,依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规律。共享发展以公平正义为内在要求，遵循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演进逻辑，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更为进步。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由社会转型、利益分化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也成为制约当下发展的瓶颈。其中，社会公正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政治论断清晰地指明了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也为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明确的指向。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区域间、城乡间、群体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正的现象，较为突出地表现为沿海与内陆、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尽管上述问题的产生部分源于自然地理条件和个体差异，但更多植根于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低效能、片面追求效率的发展模式以及部分领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分配方式。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背景下，人民群众既关注物质生活的富足，也更为注重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实践，因为公平正义是在物质生活条件下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社会公正问题，必然要求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并进一步落实完善科学合理的分配制度。这对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表明，共享发展是有效解决社会不公的必然选择，更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以社会公正为导向的共享发展，真正实现了发展为了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有利于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均衡不充分问题。具体来看，一方面，机会平等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前提。共享发展以实现人的尊严为最终归宿，保障每个个体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基本权利是共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机会平等的基本表现。另一方面，补偿正义是社会公正的重要内容。“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必然会存在先富和共富的问题，政治权利的实现程度以及是否均衡的问题，不同的人群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会不匹配的问题，权利和义务出现历史错位等问题，因此特别需要对此加以补偿。”共享发展强调对弱势群体和后发地区的补偿，注重对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保障，有助于在实质性层面实现社会公正。
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共享发展的有效路径
以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中享有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共享发展的实现并非自发过程，而是需要执政党、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协同参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国家与社会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发展，使全体人民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优质、更完善的制度保障。
第一，实现共享发展的动力牵引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国家行政管理承担着按照党和国家决策部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服务人民群众的重大职责，因此在实现共享发展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新时代需要以共享发展重塑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制度结构，为共享发展赋予真实的制度保障。
首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同政府治理现代化深度融合，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改革浪潮中，“服务”是行政改革的核心关键词。尤其对“新公共服务”思潮而言，近年来对于新公共服务的解释进一步根植于公共行政中的民主价值与公民资格，凸显了服务对于共同体建设、公民参与和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的益处。在中国的政治场景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相互融合。通过“以人民为中心”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是要强调全民共建。“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广泛汇聚民智，最大激发民力，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的生动局面。”公众参与是全民共建的基础环节，也是实现全民共建的必然要求，只有有序且有效的公众参与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共建。公众参与要求社会全体公众在推动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建设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实现公众的有序及有效参与首先需要强化公民的参与意识，充分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不断畅通已有的制度化参与渠道，引导和规范已有的非制度化参与渠道，鼓励、支持新型公众参与渠道，从而保障公民参与的健康有序。另一方面，加强公众参与的反馈和回应机制建设。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公民的利益表达和意见建议进行及时、准确的回应并加以落实，进而提升公众参与的效能、增强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越是面对错综复杂的改革发展形势和利益格局，越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就越需要集中民智、凝聚民心、反映民意、激活民力，就越是要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尊重群众创造、回应群众期待、满足群众关切，为改革发展夯实坚实的群众基础。
其次，强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核多元”结构，以协同合作推进全民共建。全民共建是一项系统性、整体性工程，不能完全依靠个别人、个别地区，而应通过多元主体、不同区域的协同合作来推进。因此，在协同合作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调动不同主体的功能，在实现功能多元性与外部环境复杂性的有效衔接的基础上，提升治理的精细化与效能，进而疏通共享发展的结构梗阻、全面盘活共享发展的内生活力。长期以来，中国权威体制的改革大多聚焦于中央顶层设计的引导，但是，体制本身运转的惯性则导致政府改革的红利难以落实。因此，必须为共享治理提供机制运转的增长点，延伸政府职能与精细化治理的技术策略。所以，要切实增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市场主体、社会主体以及公众要在党和国家的统一安排与部署之下，根据自身的职责与功能充分参与到共建的各项环节当中，只有多元主体有效配合、协同互动，才能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最大效能。同时，在互动过程中既要明晰不同主体的权责关系，确保不同主体发挥各自独特优势，又要构建运行有效、衔接有序的合作机制，在保障不同主体利益实现与功能发挥的基础上形成最大合力，发挥最大优势，从而实现更有质量、更有效率、更有效果、更加公平的全民共建。此外，还要积极深入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践表明，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是保障地区共享发展的基本前提，协同发展、利益共享与共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三个要素。为此，首先要坚持统筹兼顾，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安排下加强区域间政府合作，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利益共享，实现不同地区的融合协调发展。或者说，既要统筹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又要兼顾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发展。其次，强化合作共赢，加强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交流合作与协调互动。最后，推进帮扶互助，继续深入实施对口支援、帮扶补偿策略，实现协同发展。
第二，实现共享发展的重要路径在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迫切、最核心的需求，是改革发展成果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匹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在于构建一个科学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构筑制度认同、实现共享发展；也能有效推动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引领经济新常态，做大共享的成果基础；还能有效推动社会公平建设，契合共享发展的理念。
首先，不断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深刻影响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传统以政府为单一供给主体的公共服务方式严重制约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针对性、可及性和满意度。因此，应不断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构建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一方面，不断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基本公共服务是民众的“底线需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是民众的基本权利，因而基本公共服务的充分供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既要发挥主导作用，更要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同时，还要充分发挥市场与社会的作用，鼓励、支持和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另一方面，不断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在加大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完善政府购买等供给方式，同时结合具体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型供给方式，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能。
其次，统筹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有助于促进资源、政策向乡村地区、贫困地区、重点人群倾斜，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全民共享。首先，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城乡间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协同与制度衔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其次，统筹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积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战略，以精准扶贫为抓手，加强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欠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欠发达地区民众能够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最后，统筹推进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围绕流动人口、弱势群体、社会新兴阶层等重点人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制定符合重点人群需求的基本公共服务相关制度与政策，科学规划与合理布置符合重点人群要求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针对性。
最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的责任机制。加快责任建设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坚实保障，也是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一方面，理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权责关系，明晰不同主体的责任边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重大民生工程，参与主体多元、涉及部门广泛、关系不同层级。对此，应依据权责一致原则，公平合理科学地划分不同主体、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相关权力与责任。另一方面，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监督问责。加快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绩效考核评估机制，既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又要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众主观满意度评价，从而为更加有效、更具公平的监督问责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要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的责任追究机制建设，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关制度与其他法律法规的配套衔接，保证责任追究制度的公正有效。
第三，实现共享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于充分认识并妥善处理三组关系。共享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核心理念和方向指引，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必须妥善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增长与分配的关系。
首先，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从本质上看，改革与发展二者相互促进、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领域建设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共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改革本身的逻辑。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渐进式非均衡的发展战略，由此造成了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阶层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分配不均和发展失衡问题。共享发展理念正是基于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倡导以共享为导向的发展，对改革的脚步加以修正，为全面深化改革指明方向。因此，必须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改革谋求实质性发展，以发展促进全面性改革，在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推进中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带来的利益、资源和机会等成果。
其次，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也是共享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二者在共享发展的实现过程中扮演不同角色，发挥不同作用。市场经济创造出大量的价值性产品，提供了可供分配的利益和资源，在满足社会成员不同层次的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等方面无疑具有巨大优势。在此意义上，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一种实现方式和手段。但不容忽视的是，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也构成了共享发展的巨大障碍，政府因此有必要适当介入并承担相应责任。在社会共享问题上，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责任，不应回避市场给社会共享带来的挑战，而是需要研究和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促进共享机制的形成。具体而言，需要在划分政府、市场合理边界的基础上，构建并维护法治化、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况且，公共部门既要确保初次分配的公平，尤其要下大力气整治政府权力同资本勾结甚至受资本支配的问题，更要积极承担再分配的职责，切实发挥利益协调与整合功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最后，妥善处理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增长和分配构成了共享发展的核心环节，二者缺一不可，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较低水平的分配则缺乏可持续性。唯有兼顾增长和分配，才能真正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这为改革发展成果共享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资源保障。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不会自动地、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同社会成员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实际收益不尽相同。为此，协调增长和分配的关系，实现共享发展，既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革收入分配结构以实现更公平的初次分配，又需要政府充分履行再分配的职责，根据需求导向有针对性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突出需求，改善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现状，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配更具精准性、普惠性。总的来看，共享发展要通过分配方式调整实现宏观与微观的有效匹配：宏观的分配制度安排强调通过分配调动生产积极性、增加财富积累，强调依据国家的发展需要调整分配方式；微观的分配制度安排则是在宏观调节基础上，更加强调从人民需要的满足、解决民生领域主要矛盾出发，实现分配方式从“由上而下”向“由下而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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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4-003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的政治逻辑与责任机制研究”(18BZZ008)
〔作者简介〕张喜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长春 130117。
(责任编辑：陈 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