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批判理论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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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奇批判理论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旅行
冯宪光 贾 冰
〔摘要〕 卢卡奇的批判理论开始于他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书中提出的物化观点和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联系中介。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开始；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引领下，英国文化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理论家以及其他“后”理论又将文化研究推向了高潮。赛义德写了两篇关于某一种元理论可以从一个国家向其他国家扩散，进行“理论旅行”的文章，在我国学界影响较大。而许多人在研究“理论旅行”问题时，没有注意到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论虽然有普遍理论意义，但他的两篇文章都把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的勃兴追溯到卢卡奇批判理论为起点的理论旅行。这可以让人们重新认识卢卡奇和他的批判理论。
〔关键词〕 卢卡奇；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物化理论；赛义德；理论旅行
一、卢卡奇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联系中介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1920年代出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批判理论在20世纪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标签。一般学人都认为，批判理论的命名出自霍克海默。埃德加说：“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是社会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试图提供一种对社会的政治评价，并试图引导政治实践。这个词是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克斯·霍克海默在1930年代创造的，并被哈贝马斯在《认识与兴趣》，以及着重点略有不同的《交往行动理论》中加以采用。”①而据克里斯托弗.F.祖恩在《阿克塞尔·霍耐特——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研究，所谓“批判理论”一语并非首见于1937年发表的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和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共同发表的《哲学与批判理论》以及1968年出版的霍克海默论文集的书名《批判理论》这些法兰克福学派的标签，而是源自青年马克思本人对“批判哲学”一语的创造。1843年9月，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提出，他们共同主办的《德法年鉴》(Deutsch-Franzosische Jahrbucher)这本刊物应该要有一个表达自己信念的明确思路和口号，马克思说，“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世界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这样，我们就能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这是一项既为了世界，也为了我们的工作。它只能是联合起来的力量的事业。”②马克思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它是辩证、实践和批判的新唯物主义。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总体上具有批判理论的性质。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是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初步形成的。这本书中的一篇论文《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以物化概念为核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由于对社会和人的全面的市场化和商品化，导致社会和人全面物化，无产阶级则丧失了对自我阶级意识的认识，这是20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问题。大卫·霍克斯认为，“卢卡奇是第一个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作出重大推进的理论家，同时又坚持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方法。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把整个理论建立在《资本论》第一章的基础上，卢卡奇认为《资本论》第一章包含了唯物史观的全部内容。乍一看，这似乎是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说法，因为正如我们所见，《资本论》的第一章关注的是商品拜物教，也就是说，关注的是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物质问题。然而，卢卡奇的书确实成功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商品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和决定性特征。”③霍克斯指出，卢卡奇不是从物质的生产性而是从意识形态来讨论唯物史观，这一事实颠覆了第二国际领导人的科学主义观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关系的辩证理解。这是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20世纪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新的批判的代表性思想。确实，卢卡奇总结了1920年代前后欧洲一些国家追随俄国十月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先后失败的历史教训，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状况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提出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提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武器的批判”失利之后转而进行对“批判的武器”的磨炼，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以利于最终实现马克思用社会主义的新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再加上当时在意大利的葛兰西，也领悟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文化霸权统治社会和人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障碍的问题。这个时候，在欧洲就开始形成以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为主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今天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欧洲的一次重要复兴。
毫无疑问，与第二国际领导人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卢卡奇与柯尔施、葛兰西等强调总体性、主体性、意识形态、文化的理论视野，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道路。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当它从方法问题进而涉及实质问题时，就几乎倾全力于研究上层建筑了。而且，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和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典型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国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点是文化。”④安德森的书写于1974年，其时欧洲文化研究已经兴起，蔚成风气。他其实指出了，当时时兴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由卢卡奇等人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开端的。这是研究20世纪文化理论不可绕开的问题。毫无疑问，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是引领这一主题转向的始作俑者，他的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的新视野，也形成了突出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功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西方人文社科学术领域在20世纪中期开始确实出现了整体性的文化转向。这证实了卢卡奇对20世纪西方文化思潮的深远影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20世纪继世纪初的语言论转向之后，在1960年代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又出现了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转向，在1960年代早期就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这种潮流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在一般文化研究中，欧美若干国家都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或者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研究。而在这个潮流喷涌而至的时候，在潮起潮落之际免不了会看到卢卡奇批判理论的影响。这和20世纪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独立的理论主体和体系之时不同，那时《历史与阶级意识》被称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而此刻受益于卢卡奇批判理论影响的文化研究者，则称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理论在欧洲文化研究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进行了全程的“理论旅行”。
二、卢卡奇批判理论：赛义德“理论旅行”论的元理论
“理论旅行”论是赛义德发明的。正是因为赛义德写过两篇论“理论旅行”的文章，都把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批判理论作为文化研究中理论旅行的元理论，他认为是这个起点把物化理论的重要观点和致思方式传递到阿多诺、雷蒙德·威廉斯和法农那里，形成这些当代文化研究代表人物各自独特、精彩纷呈的文化理论。实际上，赛义德的这些论述引发了本文前面对当代文化研究形成和发展的概述。
《理论旅行》(Travelling Theory)这篇文章1982年发表于《拉里坦季刊》，后收入赛义德1983年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是该书一篇重要文章。Travelling Theory目前有三个中文译语，一个是马海良译为“理论旅行”，另一个是李自修译为“旅行中的理论”，第三个是朱刚译为“漂移理论”。⑤而Travelling Theory文中的第一句话，在李自修译本中译为“正像人们和批评学派一样，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⑥这一句话等于是解题，说明Travelling Theory这一题目的含义是指向某种重要理论在不同时代、境域以及人与人中的传播、流传的状况，不是指处于旅行中的某一种理论究竟如何，而是对某些元理论话语在广阔的全球文化空间中旅行式传播和接受的研究。因此，我们一直赞同将Travelling Theory译为“理论旅行”。朱晓敏《旅行理论还是理论旅行》也指出，本文作者之一冯宪光“较早地使用了‘理论旅行’这个译名。”⑦
赛义德的《理论旅行》一文论及的问题之一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产生影响的具体路径。在《理论旅行》发表几年之后，赛义德又发表了《理论旅行再思考》⑧，此文研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阿多诺和法农的不同影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讨论而得出多种认识和结论。赛义德这两篇文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是单纯地陈述理论旅行的事实，而是从中寻找理论旅行何以可能，这种旅行要走到什么地方，理论的原初形态在旅行新时空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变化的过程性规律。为此，他归纳出具有四个结构性步骤的理论旅行模式，这就是：“首先，有一个源头，或类似源头的东西，即，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的一系列具体境域。第二，有一段横断的距离，这是面对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可以使观念从以前的时空点移向后来的时空点时，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系列条件，不妨称之为接受条件或作为接受时必然有的抵抗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另类,也可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用法和新位置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⑨
赛义德在创新其理论旅行的理论模式时是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物化理论作为一种20世纪重要世界性理论旅行的规范性源头和起点的。这是赛义德认定的事实。因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孕育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追随他的在匈牙利的学生形成的布达佩斯学派后来又成为东欧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力量，在20世纪欧美马克思主义系统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又确实在许多国家和理论家中进行了贯穿性的长期理论旅行；而且，在赛义德写有关理论旅行的两篇文章之际，西方文化理论异军突起，声威大震，他自己是个中之人，免不了反身自思，觉得受益于卢卡奇的文化理论良多，于是在后殖民理论中拈取法农为例，说明卢卡奇理论旅行到过法农之处。当然这种论述不免有借桥过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之意。这样，在他的理论旅行四条件中，第一条的源头就是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赛义德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由于分析了物化现象，分析了一种普世命运，这种命运又困扰着一个由商品拜物教所主宰时期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故而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杰作。”⑩《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迄今近100年。物化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与人之间关系的颠倒、异化，人与人之间正常合理关系的消解的凄凉境况，至今依然存在。
2005年3月，法兰克福研究所现任所长阿克塞尔·霍耐特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坦纳讲座发表《物化与承认：一个老观点的新看法》的学术演讲。他在坦纳讲座上指出，卢卡奇物化理论有复兴之趋势，原因在于，“直到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指现实生活中的“物化”现象——引者注)可能再次发生变化。像一个哲学上未加工的金块，‘物化’范畴已经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深渊重新出现，并重新占据了理论讨论的中心舞台。有三项(如果不是四项)指标支持这种猜测，即当代社会诊断面对的时代氛围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也是相当平庸的)，人们可以指出一些最近的小说和叙事，散发着我们日常生活逐渐商业化的审美氛围。这些文学作品通过使用特定的文体手段或借鉴某些特定的词汇，表明我们作为社会世界的居民，自己和他人的互动，就像我们与无生命的对象互动一样——没有任何内在情感的痕迹，也没有任何理解他人观点的欲求。在这方面要提到的作家作品包括美国作家，如雷蒙德·卡弗和哈罗德·布罗德基，法国文学中米歇尔·霍勒贝克的《可怕的幼童(enfant terrible)》，以及埃尔弗里德·杰利内克和西尔克·舍伊尔曼尼等德语文学家。”霍耐特认为，这些文学作品里面的人物对世界、他人毫无热情，生活在一个物化的冰冷的世界中。与此相应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又开始了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的研究，把物化概念指称为“一种违反道德或伦理原则的人类行为，即不按照其他主体作为人的特征对待他们，而是将其视为麻木和无生命的对象——作为‘物’或‘商品’。”物化理论作为理论旅行的源头，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的语境基本特征，任何正视而不是刻意美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家，都能够从社会普遍性的物化语境中生发出新的理论话语。
其实，还可以追溯卢卡奇物化理论的更上层次的源头，那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商品拜物教论述。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指出，“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现实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本来“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的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詹姆逊指出，“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已然是一个独立的物化版本了，然而其宗教比喻离世俗日常生活如此之远，以致它一直被标识为一个比喻，一个机敏的或临时的比喻”，以致《资本论》出版后多年读者对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论述很少注意和研究。直到《资本论》出版55年后的1923年，卢卡奇才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详加研究，并且创造性地提出物化理论。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观点，是一个对商品化生产把现实世界存在真相在意识形态上的曲解和误读作为有如宗教世界中的虚幻形式的比喻式的描述，但缺乏一个概念的理论总结；而且，这一状况或事实是发生在主体与客体在生产层次和消费层次转换过程中的颠倒、混淆，同时这个颠倒、混淆的结果又在社会外观或意识形态层面形成某种具有客观性面具的思维性认同，因而这一事实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事实和本质的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创新性在于，通过对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观点的认真研究，剥离了宗教虚幻形式的外壳，用黑格尔主客体交互运动的辩证法，从无产阶级在生产关系中被剥削，在意识形态上被蒙蔽的客观事实出发，不仅给予商品拜物教一个“物化”的政治哲学概念，而且揭示了物化作为一个客观性事实始终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事实真相极其客观和深刻的论断。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推进。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为什么20世纪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理论家，都把《历史与阶级意识》看作重要著作，后来的左翼政治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当代文化研究都以物化理论作为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的一种重要观点，以致赛义德在论述理论旅行的两篇文章都一定要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设定为理论旅行的源头和起点。因为20世纪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掌控世界的年代，这些理论家都得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物化的社会现实，用自己的话语进入批判和消解物化的语境中去。
为什么是卢卡奇那遭到若干非议的物化理论成为起点，能够在当代文化研究中进行理论旅行呢？按照赛义德理论旅行的四个步骤，从其中的第二点也许能找到一些说法。起点与后来理论旅行的接触点，“有一段横断的距离，这是面对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可以使观念从以前的时空点移向后来的时空点时，重新凸显出来”。笔者的看法是，西方文化研究属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有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社会批判的维度。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肯定存在的。伊格尔顿说，1960年代文化研究兴起，“文化的观念这时再一次被政治左派盗用，既作为对媒介和消费主义在其中日益重要的新的战后资本主义的反响，又作为一种让自己远离庸俗斯大林主义的方式。事实上，在共产党内部和外部，存在着丰富的左翼著述的遗产。”在西方学者眼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色彩浓厚，形成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主持下有若干“左”的思想观点，而卢卡奇由《历史与阶级意识》奠基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则与西方文化传统有若干联系，加之它有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批判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针对性，同时又不见容于斯大林主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卢卡奇思想的这些立场和境遇都和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有一定共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与当代文化研究有一个断裂层，有一段必须穿行的距离，而文化研究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的时候，卢卡奇正是一个适合的对象。正如给阿多诺写传记的一位作家所说，在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看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转折点，是“一种马克思曾想给德国的社会科学下的哲学定义。”这似乎是在说，当代欧美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理解《历史与阶级意识》才可以避免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才可谓回到了马克思。
三、卢卡奇批判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旅行：对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影响
在20世纪当代文化理论中最早出现的当属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建立于1924年6月22日。其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已经出版，但并不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首任主任格吕恩堡重视。1930年，霍克海默接任所长，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理论观点受到重视，“霍克海默尝试克服马克思主义危机的途径是……将卢卡奇和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揭示出来的哲学因素与舍勒在哲学中引入大量经验知识的综合工作联系了起来。”卢卡奇是阿多诺青年时期崇拜的光辉榜样。一些学者认为，阿多诺在哲学上主要受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影响。实际上，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阿多诺的影响很大，“阿多诺在卢卡奇那里发现了一种思考历史的哲学方式，后者成为1920年代晚期阿多诺关于音乐及其进步的哲学的灵感之源。”在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中，哲学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哲学话语的表述方式，一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逻辑建构方式，一种是对事实及其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方式。黑格尔第一次提出要将这两种方式统一起来，应当实行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但他把绝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性逻辑作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而马克思对黑格尔思想头脚倒立的革命性改造，则是将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作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以逻辑和理性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则没有明白马克思逻辑、理性话语内在的历史化核心内涵，在初始建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口，舍弃历史化核心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地、教条式地理解和阐释为一种单纯的逻辑化的理性话语体系，并且为了达成科学化目的，竭力把马克思主义建构为一种逻辑性强，概念、命题硬化的理论表述的理论。而此时着力恢复马克思以历史化分析作为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论基础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其书名的关键词则是“历史”。魏格豪斯对卢卡奇著作书名的分析指明了这一点：“这本书的标题点出了贯穿着其中几篇文章的一条红线。‘历史’是指社会结构的表面上刚性的、本质的、物化的因素都会在其进程中被消解的一种过程。‘所有限定都退化为幻想恰恰就是历史的本质：历史就是塑造着人的生活的客观形式不断被颠覆的历史。’‘阶级意识’则是指对历史总体性主体的发现，这一主体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非物化关系’。”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的概念和方法的核心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客观历史过程，同时历史又是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无产阶级是改造物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主体。由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这个历史主体同时又是主体历史的客体，从而从理论上实现了将人的自由解放成为一种客观现实，成为人类自己创造的历史现实的理想。无产阶级必须具有与自身历史主体、历史使命相符合的阶级意识，就必然进行自身阶级意识的改造和建设，就必然进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这就是阿多诺和其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所依托的思考历史的哲学方法。
尽管阿多诺与卢卡奇在美学和艺术理论上有严重分歧，但法兰克福学派自霍克海默、阿多诺开始，仍然肯定和依循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来进行批判理论的开拓。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以《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一文著称。在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联袂与当代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展开了一场世纪大战。他们以毫不妥协的认知立场，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指称为受资本全面掌控的“文化工业”。他们指出，在今天，“谈到文化，总就已是违背文化了。文化这个总称呼，可能已经包含了把文化编入行政管理领域的编辑、排目录、分类等等意思。只有工业化的彻底的概括的意思，才能完全符合文化这个概念。”“在垄断下的所有的群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都是由工厂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这一点已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且，“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这里引用的三段话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总体批判的主要观点。自从《启蒙辩证法》1969年出版以来，对他们的文化工业论赞赏、支持者有之，否定、批判者亦有之。无论如何，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将表述、传达和交流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流程之中，成为资本投资、盈利的重要来源，是不争的事实。人类的信息传播手段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深刻演变，从传统社会的口头传播到文字印刷传播，在现代社会又发展到数字技术传播。从表面上看，只是传播的技术手段发生了变化。然而，从口头传播到文字印刷传播的驱动力是文化本身的发展需要，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技术的传播则把文化本身抛在一边，直接是为了经济发展的产业互联互通的需要。而今，欧美国家审美文化全面商品化，商品全面审美化。法兰克福学派抓住这样的核心要害，进行批判，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特征的敏锐把握，这些批判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新的工业化的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消费者备受意识形态欺骗的主体性形式，是与马克思《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剥削人民，在意识形态上欺骗人民的论断是一致的，也是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揭露的物化现实是一致的。文化工业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将人们的精神生活作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来销售、盈利，是物化的新的对象性形式。简要地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确实是卢卡奇批判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这犹如赛义德所言：“我相信，如果没有《历史和阶级意识》所提供的宏伟的哲学灯塔，阿多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但如果没有他自己对它的必胜主义和隐含的超越性的巨大抵抗，他也是不可想象的。”
四、卢卡奇批判理论到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以吕西安·戈德曼为过程性通道
应该看到，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为同时代之人，他们之间有直接的接触和交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文化批判理论里受到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影响，这个理论旅行的通道是直接的。但很多情况却是，在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当代文化研究的时空点对接的过程中有一个过程性通道，有的时候卢卡奇思想经由中间者的辗转接力，才抵达当代文化研究的理论家的站台。比如，文化研究在英国有自己本土的传统和历史，马修·阿诺德的文明教化的完美理想，利维斯促进文化与社会联系的方法，以及对现代文明走向的展望等思想，使现代英国成为在人文科学领域最重视对文化进行研究的国家。但是，这种文化研究的传统一直固守于学术殿堂之中，这就是20世纪早中期英国文化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文化研究范围之中的基本状况。而这个时候，雷蒙德·威廉斯本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在他的引领下，英国文化研究的主流也从一般文化研究转向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这里就有威廉斯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重视和吸收。而卢卡奇物化理论到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旅行有一个中间通道，这就是学界普遍认为的卢卡奇的学生——法籍罗马尼亚裔学者吕西安·戈德曼。学界的共识是，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是戈德曼的主要知识来源。1940年代，当戈德曼在瑞士第一次认真阅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该书给他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它一方面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与哲学的精彩批判，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现实整体即将发生的革命性变革的预期，它将德国古典哲学与辩证范畴的活力注入马克思主义。米切尔·科恩说，“最终，没有哪一本书能像1923年这位匈牙利哲学家的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那样对戈德曼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从理论传统来看，英国理论具有经验主义哲学的传统，而德法诸国理论则有明显的理性主义传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都是大陆理性主义传统中出来的学者，在理论分析上有英国学者所不熟悉的理性优势。直到《新左派评论》在1960年代比较系统地介绍和评述了欧洲大陆盛极一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萨特、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等人的论著后，雷蒙德·威廉斯才有了新的领悟。他说：“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在英国与一种批判和哲学的传统隔离开来。当我们在马尔库塞或卢卡奇那里再次遇到这种传统时，它既奇怪又迷人：既比我们自己的传统更广泛、更自信、更抽象，而又更深刻地涉及其中。”威廉斯对卢卡奇批判理论的深入认识则是通过了戈德曼的中介。当威廉斯在对英国传统文化理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时，他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文化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寻觅一种结合的路径时，他读到戈德曼的《隐藏的上帝》和其他文学社会学著作，他从中发现书中的论述有一种恢宏大气，深邃精辟的总体性视野和辩证思维，戈德曼特别声明《隐藏的上帝》中的思想资源来自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特别是卢卡奇。他注意到，戈德曼在论述宗教信仰与科学预见的区别时，否定了宗教信仰的真实性，同时肯定了科学预见是对实践结果可能性的初步判断。而戈德曼说，这个问题的真正掌握，我们还需要研究“伟大的辩证思想家，如马克思和卢卡奇，是如何进行他们的工作的。”威廉斯肯定和赏识戈德曼的研究，看到戈德曼在其著作中反复地把卢卡奇与马克思并称为伟大思想家、理论家。他在认真研读《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确实如赛义德所说，完善和深化了他的文化理论。威廉斯1970年邀请戈德曼到剑桥大学讲学，同年忽闻戈德曼逝世的噩耗。次年，威廉斯撰文表示对戈德曼的哀思，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文学与社会学:纪念卢西安·戈德曼》一文成为研究威廉斯接受卢卡奇思想影响的重要文章。
从这篇文章看来，威廉斯充分肯定卢卡奇开创的欧洲大陆新马克思主义的潮流，因为他在写作《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时，并不知道卢卡奇的著作，“正因为如此，不难想象，当我在卢卡奇和戈德曼的著作中发现了一种积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我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确信我们必须记住的关键是，因为我们有些真正的东西是从那里学来的，我们想把那些完全不同于英语学界共识的意识和词汇加入英语的运作，都会使得英语在那些特定领域的研究具有相关而活跃的贡献。”威廉斯特别指出，卢卡奇的物化观点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它给予了资本主义社会整体面貌一个精确的历史解释。他们也确实可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出来。威廉斯指出，“这种物化，这种虚假的客观性，更加深入地渗透到所有其他的生命和意识中。总体性的观点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武器，只有通过一种特殊的经济的历史分析，对于这种精确的物化变形，我们可以从它的根源上理解，因此，克服和超越物化的尝试不在于孤立的见证或孤立的活动，而在于在实践工作中去寻找，主张和建立更多的具有人类社会目标意义的更多的人类政治和经济手段。”卢卡奇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物化的观点和总体性的分析方法，使威廉斯认识到，英国文化研究与欧洲新马克思主义之间有一个差距，这就是“看看我们的工作，在所有积极进行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中，可以说我们缺少一个中心。从他的作品来看——尽管他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他代表了整个另一种传统——可以说，在与实体的全面接触开始之前，它在推理层面上有一个公认的中心。”自此以后，威廉斯的文化理论进一步自觉地按照历史化的马克思主义思路，深入分析文化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称，“1977年，威廉斯出版了他的学术成就最高的一本书《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该书在理论上有明显贡献。尽管该书作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压缩，显示了重新构想整个领域的雄心，但这本书依然是威廉斯对他当时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所作的最清楚的表述。”而《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与此前威廉斯的著作不同之处是在某些原创性思想上有与卢卡奇批判理论对话的交流关系。1977-1978年，《新左派评论》委派佩里·安德森、安东尼·本奈特和弗兰西斯·墨亨三位编委对威廉斯围绕他的生平、著作进行了历时一年多的系列访谈。他们的访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对恢复现实主义方案的致力唤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的作品与卢卡契作品之间的联系。特里·伊格尔顿最近把你和他进行了比较。在你的文学立场和卢卡契倡导的批判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这包括你们各自对自然主义，甚至哲学现代主义的批判。”威廉斯坦承：“在现实主义小说范围之内，我感到在方法上与卢卡契非常接近，尽管当你归结它的时候，我们的说明并不相同。”这种状况就是赛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的第三个和第四个环节：“第三,有一系列条件，不妨称之为接受条件或作为接受时必然有的抵抗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另类,也可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用法和新位置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卢卡奇批判理论的理论旅行抵达了威廉斯的心灵，但同时又在新时空的新位置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造就了英国文化研究的辉煌。
五、卢卡奇批判理论到后殖民理论的旅行：对赛义德、法农的影响
后殖民理论是20世纪当代文化理论的主要流派，赛义德断定它也是卢卡奇批判理论的旅行之处。但赛义德所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法农的影响，是他的一种推测。赛义德说，“我推测法农似乎读过卢卡奇的书，并从他的物化章节中了解到，即使在最混乱和异质性的情况下，对一个核心问题的严格分析，可依赖于对整个问题作出最广泛的了解。再说一遍，我所掌握的证据并不确凿。但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的核心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法文译本于1961年问世，由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和杰奎琳·波伊斯(Jacqueline Bois)翻译。……在前言中，阿克塞洛斯把卢卡奇比作布莱希特笔下的伽利略，并把他与其他为真理献身的殉道者联系在一起，如苏格拉底、基督和佐丹奴·布鲁诺；根据阿克塞洛斯的观点，该书阐述了二十世纪思想的核心观点。”赛义德的推测建立在一方面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法文译本1961年问世，译者对卢卡奇推崇备至，并在法语世界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是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的开篇就将世界“描述为干净明亮的殖民者城市与肮脏、疾病肆虐的黑暗的被殖民者城市一分为二的世界，这让人想起卢卡奇物化世界的异化。”然而，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赛义德本人对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倾心赞同和理解深入，他本人的后殖民理论就受到卢卡奇的深刻影响。他认为卢卡奇在1923年用物化来描述和概括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洞察力，是对从1923年以来至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准确的认识。赛义德说，“作为20世纪早期匈牙利的革命家，卢卡奇参与了戏剧性的社会剧变，在他的作品中，他将物化与整个社会变形、客体与主体彻底分离、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生活的原子化等社会状况联系起来。为了解决这种危机，卢卡奇谈到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通过‘总体性’革命视野来超越分裂和想象，实现主客体间动态和解的设想。在残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历史和阶级意识》指出了在这个残酷社会中生活的痛苦:每一种人际关系和内心冲动都被强迫纳入‘异化’劳动，遵从令人困惑的规则，事实上，金钱关系成为联系人们唯一的纽带，使人无法看清现实事实，人的所有一切都可以成为出售的商品，人们对完整的整体的想象都丧失殆尽。当他谈到如何弥补这些缺陷和匮乏时，卢卡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着力于改变物化意识。他让人意识到物化多么普遍，人的所有一切是如何变成物的，这是第一次让人意识到资本主义下生活的普遍问题，第一次提出形成个人的阶级意识问题，揭露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最大的受害者。只有这样，人的主观才能理解他面临的客观状况，而这又使我们能够理解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主客分离，又应该如何使它们重新结合起来。”赛义德认为，是卢卡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本质，并且指出了一条改造这个不合理世界的道路。因此卢卡奇的批判理论是可以进行它的理论旅行的。它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这样相同的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中旅行，可以在英国文化研究这样具有长期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传统的理论中旅行，也可以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主体和客体)之间分离的欧洲以外的地方性理论那里进行旅行。这是因为“卢卡奇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地球的不幸之上的，是现实的。”
赛义德说，现实生活的物化形式在变化，“最大的一个事实是，随着战争、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经济和政治革命以及诸如饥荒、种族清洗和大国阴谋等破坏性事件而来的大规模人类移徙。在纽约这样的地方，当然也在伦敦、巴黎、斯德哥尔摩和柏林这样的西方大都市，所有这些世界的大变化都立即反映在几乎每小时都在改变社区、职业、文化生产和地形的变化中。”但是，现实生活物化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在这样的世界上，卢卡奇批判理论的理论旅行还会继续。这是赛义德在写完《理论旅行》之后，又意犹未尽，再次写出《理论旅行的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本文评述卢卡奇批判理论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旅行，这是一个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围中的传播、接受，从中可以窥测西方文化理论演化的一些共同性问题。而卢卡奇的批判理论自有其理论缺失，他自己曾经做过自我批判。欧美国家社会和文化的物化状况与中国当下社会和文化的兴旺发展面貌则不能同日而语。
① 〔英〕安德鲁·埃德加：《哈贝马斯：关键概念》，杨礼银、朱松峰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②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1843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0页。
③ David Hawkes,Ideology，Routledge:Taylor &Francis e-Library,2004，p.108.
④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97页。
⑤ 马海良译本见《赛义德自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李自修译本见《世界·文本·批评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朱刚译法见朱晓敏：《旅行理论还是理论旅行》，《中国科技术语》2011年第5期。
⑥ ⑩〔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00、406、406页。
⑦ 朱晓敏：《旅行理论还是理论旅行》，《中国科技术语》2011年第5期。
⑧ Edward.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London:Granta Books,2000.
⑨ 此处译文参照〔美〕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等译(论文集中此文为马海良译)，第 138 页和〔美〕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第401页；根据Edward W.Said,The World,the Text,and the Crit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226-7,译文有改动。
Axel Honneth,Reification:A New Look at an Old Idea，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Martin J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p.17,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89-90页。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页；根据Fredric Jameson，Representing Capital:A Commentary on Volume One,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11，p.27，译文有改动。
〔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4页。
〔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德〕罗太尔·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2、103、102页。
Yvonne Sherratt，Adorno’s Positive Dialect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4-5，14.
  〔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2、113、131页。
     Edward.W.Sai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Literary and Cultural Essays,pp.510,515,515,506-7,516,11.
Mitchell Cohen,The Wager of Lucien Goldmann:Tragedy,Dialectics,and a Hidden Go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4.
Herbert Marcuse,Negations: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Harmondsworth:Penguin,1972，p.120.
Lucien Goldmann,The Hidden God,Oxon:Routledge、Kegan Paul Limited,1964,p.91.
   Raymond Williams，Culture and Materialis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5，pp.20,19,21,22.
〔美〕罗伯特·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856页。
〔英〕雷蒙德·威廉斯：《政治与文学》，樊柯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61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人民日报》 2017 年 9 月 30 日。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1-018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招标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
〔作者简介〕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贾 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四川 成都 610064。
(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