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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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
——基于江西省X县的调查
王寓凡 江立华
〔摘要〕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空间变动，从空间理论的视角审视贫困户的社会适应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以江西省X县的易地搬迁实践为案例，描绘贫困户因搬迁所致的物理、社会和意义空间变动，分析多维空间变动对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情感认同层面社会适应的影响，并建构出“空间变动—社会适应”的复杂解释机制。本文认为：易地扶贫搬迁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再造”，它改变了与贫困户相联结空间的“空间性”——由乡土性转变为城市性。在这种再造过程中，贫困户因其群体特性在空间耦合上呈现出“剧变参差空间中社会适应的分异”的特点。今后的搬迁后扶工作中，要注重推动由外力驱动空间再造转变为内部驱动空间再造，激发贫困户主观能动性，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适应。
〔关键词〕 扶贫易地搬迁；社会适应；空间再造；空间耦合
一、绪论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对我国“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地区约1000万贫困人口进行扶贫移民搬迁，易地搬迁成为现阶段我国精准扶贫的重要举措之一。从现实层面，贫困户“搬得出”已经基本解决，但要实现“稳得住”“可发展”仍存在不少困难。要解决这些困难不仅要实现其就业和促进配套产业发展，还应当推动贫困户在搬入地的社会适应。既往学界有关移民社会适应的研究多淹没在基于“城市中心主义”的社会融入或融合研究中，且具有极强的现代化、市民化取向偏好。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视角有基于社会参与视角的“社会排斥论”、基于社会公平视角的“社会融合论”以及基于市民化视角的“移民融入论”。①事实上，社会适应是指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随社会环境的变动而相应地发生改变，逐渐达到与社会环境和谐一致的过程，因此在理论研究上应当试图搭建可以还原人与环境互动的解释框架。搬迁所带来的环境变动实际上是一种空间变动，这种变动关联着贫困人口居住空间、生计空间、社会空间和主观空间等多个方面，因此，基于空间的理论研究具有一种提供全新解释力的可能。
(二)研究回顾
国内有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移民背后的空间隐喻，也基于空间视角对移民的社会适应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它们具有两种典型的研究进路：一种进路是，基于空间某一维度变动对社会适应某一层面影响的研究。例如居住空间对流入居民社会交往层面的影响②、公共空间占有与使用对水库移民社会认同的影响③、生计空间对移民贫困户社会记忆的影响④以及地理空间变动对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贫困户精神情感的影响。⑤第二种研究进路是基于多维度空间变动对多层面社会适应的影响。例如生计空间、社会空间变动对移民贫困户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影响⑥，生存空间、交往空间、权利空间和精神空间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⑦，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变动对“老漂族”城市社会适应的影响。⑧
以上两种研究进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它们将空间的某些维度与社会适应的某些层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联结，利用空间这一视角和中介透视客观的环境变动对主观的适应情况的影响，还原了空间结构与社会适应之间的张力和互构。但是，这些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一是它们只注意到这种空间变动的结果，却相对地忽视了空间变动的过程和改变空间的主体，这就导致它们没有回答空间是如何改变的，是被谁改变的。二是这些研究缺乏对空间改变背后逻辑的深层剖析，使得这些研究仅仅聚焦空间表象的变动，空间要么被“过度绝对化”为一种客观的、装载生计资源或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容器”，要么被“过度相对化”地还原成了空间中的存在物——土地、资本、人等等，空间在相关研究中是虚无的、僵化的和静止的，这些研究也没有回答移民所处的空间究竟改变了什么。综上所述，基于空间视角对扶贫移民搬迁的研究，不仅应当展现空间变动了什么、贫困户这一特殊群体的社会适应在此种空间变动中有什么特点和问题，还应当更加深入探讨空间变动的实质是什么、这种变动对社会适应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以上两个问题正是本研究想要解释和回答的。
(三)案例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定性研究方法，选取江西省X县的扶贫易地搬迁实践作为研究对象。X县是典型的农业县，且地处丘陵地区，“八山半水一分田”的地貌形态使大多数贫困户散居在边远山区，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自2013年起，该县开始实施边远山区移民搬迁计划，主要采取整村搬迁的模式。2016年至2019年，X县共易地搬迁建档立卡贫困户2951户10844人，目前已经入住2796户10286人，入住率93.6%。在具体的安置点选取上，本研究选取梁瑞小区作为研究对象，该小区为县政府在当地专门建立的第一个扶贫移民小区，小区占地面积398亩，建筑面积3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公寓楼83栋3263套，可容纳1.2万人口。梁瑞小区主要容纳了来自县内不同乡镇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是一个典型的混居社区，小区内部公共服务设施齐全，能够满足贫困户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在解决搬迁贫困户的生计方面，政府联系就近的工业园区，为贫困户安排工作岗位，或推荐其外出务工。整体上看，梁瑞小区主要采取了集中、远距离的非农安置模式，“上楼”后的贫困户告别了原来的乡土生活，不仅需要面对生计生活方式的全面变化，还要与来自不同地域的陌生贫困户居民进行社会交往，贫困户所处空间的各个层面变动都十分明显，能够为我们从空间视角分析社会适应提供翔实、契合的经验素材。
在具体的经验素材收集上，本研究主要从空间变动和社会适应两个维度搜集经验素材。空间变动维度的调查主要基于参与观察以及政策文件、档案记录等文本材料，了解并搜集搬迁前后贫困户所处物理空间的变动情况。由于意义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主观性，这两部分经验素材主要来自笔者2015-2018年多次对贫困户、边缘户、一般户以及村干部进行的焦点小组访谈和半结构访谈。在社会适应维度的调查方面，本研究将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操作化为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情感认同三个层面。生活方式包括贫困户的生计模式、生活节奏和空间处置逻辑，社会交往包括贫困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建构以及所建构关系的性质和质量，情感认同包括贫困户对新空间的情感体验和认同归属。
二、易地搬迁：空间的多维变动和社会适应
在空间理论中空间是多维度的。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三元的，它既是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也是抽象、实在和隐喻的。⑨空间首先是物理空间，物理空间暗含着“绝对空间”的隐喻，即空间是虚空的。⑩这种虚空体现为空间被视作是透明、纯粹的形式，内容决定其价值。空间也是社会的，社会关系是社会空间的核心，“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意义空间体现着空间的主观性，是存在于人观念中被构想出来的空间。意义空间首先表现为主体对于空间的想象，这种想象既可以是对具有意义的空间物理特性本身——包括形状、位置、大小——的想象，也可以是对于空间的主观构想、情感与认同。因此，扶贫易地搬迁所导致的空间变动，既包含了客观的物理空间变动，也包含了具有社会性的社会空间变动和主观色彩的意义空间变动，这些空间变动对他们社会适应的影响也是多元、复杂的。
(一)物理空间变动：空间的分离
物理空间的变动主要涉及居住空间、生计空间和公共空间。在X县安置模式下的空间变动中，居住空间变动的特征主要呈现为水平居住向垂直居住变动以及公共空间正式化两个方面。搬迁之前多数贫困户的房屋都以平房为主，搬迁之后变为多楼层的公寓楼，不同贫困户之间的空间距离由水平变为垂直。生计空间的变动主要体现为与居住空间由融合到分离。搬迁以前因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粮田、菜地、鱼塘、林地等生计空间一般是与贫困户居住空间紧紧相邻的。贫困户在住进新社区后，非农安置使贫困户的主要生计方式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工业、服务业为主，相应地生计空间也逐步与居住空间相分离，易地搬迁贫困户，工作多被分配在距离居住地10公里左右的工业园区，每天乘坐厂车早出晚归地工作。
在公共空间的变动上，在原村庄内，公共空间与居住空间相靠近，公共空间整体而言是非正式的，零散地分布在村庄内部，例如胡同、房屋转角、田埂、村道，都散落在村居附近，且存在着房前庭院此种半公开、半私密性的“过渡空间”。搬迁后，社区内公共空间开始正式化，与私人居住空间是分离的。在X县扶贫移民社区内，文化广场设置在社区的中心，不同居民楼离文化广场的距离不一，位于最外围的单元到广场大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居民事务“一站式”服务中心、卫生所、便利店、棋牌室等公共服务空间也都设置在社区内部，贫困户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一般在社区内部实现。
物理空间变动对X县搬迁贫困户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情感认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X县的安置模式下，居住空间与生计空间的分离，使贫困户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开始分离，他们要在广场、公园、菜市场等公共空间中，与其他贫困户共同占有、分享与支配空间，拥有更多公共生活的同时，告别了以前完全自给自足状态下享有对周围空间的独占性，他们的空间处置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外，通勤式的“上班族”生活也使得他们的生活节奏加快，无法再像以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可以相对自由地规划自己的生产时间，对于自己的生活具有更强的掌控感，整体而言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步转变为快节奏、公私分明和被规训的城市生活。
(二)社会空间变动：社会距离疏离化与社会成员异质化
社会空间变动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社会成员的异质性程度的改变。在X县扶贫移民社区内，为促进公平，社区内房屋的分配是先按照面积大小分配为不同的类型，符合相应居住面积标准的贫困户，采取抓阄和摇号的方式获取房屋，居住的空间分布充满了随机性，形成了疏离、陌生的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疏离化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公共空间正式化形塑了“公私分明”疏离的社会空间。在移民搬迁社区内，它们的正式社会交往和公共事务参与大多数在正式的公共空间中进行，诸如居委会、礼堂和公园等，而缺乏农村中庭院、田间地头等的“过渡空间”缓冲 ，由公私模糊到公私分明使得搬迁贫困户在公私之间的角色转换出现困难，公私事务的分离也缺乏经验，致使他们的社会交往容易出现不适、无所适从、紧张等情况，而逐渐回避社会交往，使得社会空间逐渐疏离。此外，在农村生活中生计空间实质上也承载着公共空间的功能，村民之间能够有“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的社会交往，能使弱关系转变为基于地缘性、业缘性的自致性强关系，但在移民社区内生计空间与居住空间分离了，这种可能也不复存在。在访谈中，许多贫困户表示在交往时经常“没话可说”，相互之间交往机会很少，对社区的公共事务也漠不关心、互相推诿。其次是物理空间距离拉大了社会距离，使社会空间疏离化而影响社会交往。搬迁后由于社区内部物理空间的阻隔，基于血缘、地缘形成的先赋性强关系逐步弱化。这种阻隔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因垂直居住导致社会交往不便，“农民上楼”所致的居住空间之间的垂直高差，“铁门紧锁”造成的物理阻隔，都会给贫困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带来不便，从而影响社会交往，使社会关系疏离化。且原来在农村中由强关系牵连的贫困户聚居在空间大小有限的村庄内，但在移民社区中他们是一种随机性的散居，也造成了原本熟悉贫困户之间的空间阻隔。
贫困户的意义空间包含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两个层面，它们是对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想象和情感体验。在集中安置模式下的贫困户，其空间想象呈现出满足与失望相交织的特点。搬迁之前，因为有些村民受安土重迁的乡土性情结牵绊，不愿意搬迁。因此，X县政府在做搬迁的动员工作时常常会将迁居后的空间描绘为一个舒适、便捷、生活质量高的现代化生活场所，变成每天“上班拿高工资”的城市人。X县政府还对搬迁贫困户强调“同为贫困户”身份上一致性，勾画出居民“和谐相处”，并在政府的带领下“一起脱贫”的美好想象。事实上，现实情况却与先前政府的说辞不尽然相同。对贫困户的访谈中，他们一般表示居住空间有着明显改观，使得他们的社区生活质量提升明显，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或因病、因残致使行动不便的贫困户，公共服务空间的集聚显然提升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便捷性，也使得他们对美好居住空间的想象得以满足。但在满足之余，空间想象也存在着明显断裂和震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变”给他们带来了明显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一位年轻的贫困户就表示“现在虽然工资多了，但比以前累多了，也没以前自在” 。这种空间想象的断裂或震荡在社会空间层面更加明显。在政府宣传下，大多数贫困户之前对于社会关系的想象多是一种“同质性”的想象，认为社会关系应当十分融洽。但是，现实社会交往中出现的疏离和矛盾，使得他们对社会空间的想象存在着明显的出入，正如一位贫困户所言“没想到在城里住邻里关系这么难搞”。
(三)意义空间变动：空间想象与新空间认同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沃斯认为现代城市具有“城市性”，它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不同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特征。城市性与乡土性处于现代与传统的两极，扶贫移民搬迁试图通过空间再造改变原本分立的两种空间性也必然会出现一些过渡性的问题和特征，况且贫困户群体本身整体综合素质较差，他们与空间的联结整体而言更加紧密，更容易“依赖”空间，因此易地搬迁所导致的空间再造对他们的冲击更是空前。如前所述，空间和社会适应都是多维契合的，那么各个维度之间必然存在着耦合与错位，因此空间耦合度能给我们归纳这些问题和特征提供一个视角。具体而言，空间耦合度表现在不同维度空间之间的耦合和空间与社会适应的耦合两个层面，X县的空间再造使得贫困户的空间耦合表现出“剧变参差空间中社会适应的分异”的特点。
贫困户的空间情感体验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异。由于居住空间、公共服务空间的明显改观，贫困户的空间体验有舒适、便捷、满意的一面，而公共空间与生计空间的分离，又增强了他们的焦虑感和紧张感。同时，疏离、陌生的社会空间也带给贫困户区隔感。在空间想象和空间体验的共同作用下，贫困户对迁入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半认同”状态。这种半认同体现在对物理空间(即居住环境)改观的认同和对社会空间疏离、异质化的拒斥。在访谈中，当询问他们是否认同自己是本地人时，他们的回答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和模糊，差异体现在他们认为自己在生活上已经是“城里人”了，因为过着和城里人一样的生活，而在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上，他们则认为自己“一时还转不过弯”，还是“偏向农村人更多一些”。在这种差异影响下，他们对于自身现在的身份认同十分模糊，有多数人坦言“搞不清楚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由此可见，在贫困户矛盾的空间想象和“半认同”的空间认同之下，他们主观心理层面的社会适应也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复杂性，以及消极与积极并存的特点。
三、“空间变动—社会适应”：一个解释机制
扶贫易地搬迁最先变动的是物理空间，而物理空间的变动却带动了与贫困户相联结的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变动，这是因为三个维度空间之间不是断裂的，而是有机联系的，这也是抽象出联动、互构的空间解释机制的前提。物理空间是社会空间的物质基础，空间的形状、大小、位置能够影响其间的社会交往，其次物理空间也是意义空间的投射本体，齐美尔就曾指出“地点”因为其感觉上的直观性，能够激发人强烈的联想与回忆。社会空间是社会关系的空间形式，它既受到物理空间形态的制约，又能够“再生产”出物理空间，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互动是由一定的时间—空间结构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的，空间形塑了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最后，意义空间受到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共同作用，空间的想象既是主体对物理空间的想象，又是对社会空间中社会关系的想象。同样的，物理空间形塑着空间内主体的“空间感”，人在空间中会拥有某种感觉和体验。社会空间也影响着空间内主体对于空间的认同、归属感。同样，人主观上对空间的这种想象和体验也会反向地、通过空间实践在物理空间或社会空间上表现出来。
空间的多维性与社会适应的多层次存在内在契合。这种契合体现在不同维度空间对不同层次社会适应的直接或间接的复杂影响与交织作用。物理空间变动能够直接影响贫困户的生活方式适应，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对社会空间、意义空间的影响，将此种影响传递作用于社会交往适应和情感认同适应。物理空间对贫困户社会适应的直接影响在于：居住空间与生计空间的距离，影响着贫困户的生产劳动与生活起居的边界，决定贫困户的生活节奏和生计模式。居住空间与生计空间紧邻，则日常生活与生产劳动是混合的，贫困户对于生活和生计的掌控感强，两者一旦分离他们的生活节奏将加快，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也将减弱。相应地，居住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距离，则分隔着贫困户的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决定了贫困户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处置逻辑以及生活便捷性等生活方式层面的社会适应。物理空间对贫困户社会适应的间接影响在于：空间物理距离可以演变为社会距离，使移民搬迁社区公共性消解，同时物理空间的正式化会使贫困户社会交往缺少“过渡空间”，使交往中的角色转化困难，以上物理空间变化所致社会空间变化，都影响贫困户社会交往层面的社会适应；同样，物理空间是空间想象和情感体验的投射本体，想象和体验都是基于物理空间而产生的，因此物理空间也会通过其对意义空间的影响，而影响贫困户情感认同层面的社会适应。
社会空间变动能够直接影响贫困户社会交往层面的社会适应，也能够间接地通过对意义空间的影响，将此种影响传递作用于情感认同层面的社会适应。社会空间对社会交往适应的直接影响在于：异质性的社会成员带有差别化行为逻辑和价值观念，难以建构强关系，还可能因为这种差异而产生空间占有和支配的矛盾，而给普通的社会交往造成消极影响。而同质性的社会空间则容易形成熟人社会，先赋性和自致性的强关系得以建构，以及道德、文化的软约束，都可减弱空间矛盾爆发的风险。与物理空间类似，社会空间也是空间想象和情感体验投射本体，想象和体验也都是基于社会空间而产生的，社会空间也会间接影响贫困户情感认同层面的社会适应。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空间也会反向影响生活方式层面的社会适应，例如社会成员异质化和疏离化所致社会关系弱化以及空间矛盾，会影响搬迁贫困户的空间处置逻辑，他们将更难习惯与空间中的其他主体共同占有、分享和支配空间，造成生活方式适应上的困境。
意义空间则直接影响着贫困户的情感认同，但这种影响又来源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接作用，因为意义空间变动本身也是由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变动而产生的。贫困户的空间想象出现落差，容易使贫困户对原空间产生依恋，对新空间产生拒斥，而减弱贫困户的社会认同和归属。相反，若空间想象较为一致，则容易催生贫困户的社会认同和归属。空间体验也决定着贫困户情感层面的适应，物理空间产生的慢节奏、自由、公私混合的日常生活，能够催生贫困户的舒适感和稳定感，而快节奏、规训、公私分明的生活会使贫困户产生焦虑感和紧张感。同样，亲密、熟悉的社会空间能够带给贫困户和谐感和平等感，而陌生、疏离的社会空间则会带给贫困户区隔感和排斥感。与社会空间类似，意义空间也能作用于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层面的适应：空间想象与现实一致、空间体验舒适，能够强化搬迁贫困户对新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持肯定、积极态度，使他们愿意接受且也能够适应新的生活，但空间想象与现实之间一旦出现落差，空间体验不佳，他们对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将产生怀疑、矛盾等消极态度，不利于他们的社会适应。
四、余论：空间再造、空间耦合和贫困户社会适应分异
易地扶贫搬迁所带来的空间变动实质上是一种空间再造，因为这种再造的本质是再造“空间性”，即空间的社会特性。空间性是社会的产物，不同的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空间性。城市性与城市空间的融合，塑造了城市生活的空间性，而乡土性与乡村空间的融合，塑造了乡村生活的空间性，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实质上是对这种空间性的彻底再造——由乡土性的空间性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性。物理空间的再造使贫困户的社会关系、想象情感复杂化，因此再造的不仅仅是具象的物理空间，还是抽象的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空间的各个维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不是简单、表层的空间变化，是一种彻底的空间再造。
异质化社会成员造成的陌生化社会空间，也给贫困户的社会交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是异质性的社会构成造成强关系难以建构。来自不同地域的贫困户，拥有不同的宗族、个人禀赋、价值观念，致使他们存在着迥异的社会行动逻辑，将他们集中混居在局限的社区空间中，显然难以建构一种质量较高的强关系。二是陌生的社会空间中有爆发空间矛盾的风险。此种空间矛盾将会表现为对物理空间占有、规划、支配上的矛盾，这实质上是社会空间对物理空间的反作用。例如，在X县的移民社区内部每个单元下面都配有一个花圃，但有些贫困户将其变为菜地而据为己有，这引起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强烈反对，几次它们派出专门的工作人员对花圃内的农作物进行清理，引起社区居民的联合抵制，双方一度因此陷入相互对峙的境地。这种空间矛盾还蔓延到贫困户内部，花圃种菜这一举措给了另一些贫困户“启发”，也纷纷抢占楼下的花圃种菜，这不但引起其他同意保留花圃贫困户的不满，已经种菜的贫困户相互之间也经常因为“抢占菜地”爆发矛盾。总而言之，因异质性带来的弱关系难以升级为自致性的强关系，先赋性的强关系也因缺少高质量的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而逐步弱化，加之社会矛盾频发都给社会交往层面的适应带来了消极影响。在访谈中一些村民表示“原来关系好的，现在走动的机会也少了，而不认识的，更是不打交道”，“现在下班回家就是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也玩不到一起去”。
在集中安置模式下的空间是剧变的，它是在政府主导的外力驱动下，短时间内由农村空间向城市空间的快速转变，搬迁前后与贫困户牵连的空间差异明显。因此，在空间再造上，各个空间维度之间是参差不齐、不均匀的，它主要偏重于物理空间——即居住空间、生计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再造，以快速提升贫困户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活为主要导向，而相对忽视了由物理空间变动所引发的社会空间与意义空间的改造，以致新空间中物理空间实现了明显改观，而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的改观却明显滞后，物理空间已然城市化、现代化，而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却未完成转化，仍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空间性中，空间之间耦合度较低，出现了不同空间之间的“错位”。因此，贫困户在新的空间中，社会适应的典型特征就是分异性，这种分异也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各个贫困户自身各个维度社会适应之间的差异，以X县扶贫移民搬迁为例，贫困户的生活方式层面适应较好，因为政府对物理空间的再造力度最大，空间质量最好，相比于以往的农业物理空间是一个优化的过程，这从他们的美好空间想象也能佐证。但社会交往和情感认同层面的适应却存在问题，所以从整体看个体的社会适应存在着过渡性质。这一层面社会适应分异的原因主要是空间再造耦合度不高，出现空间错位所造成的。二是不同贫困户之间的社会适应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因为集中安置模式下的贫困户本身就是一种异质性的混居，个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难免出现有些人社会适应程度高，而有些人相对较低。更为重要的是，贫困户由于其个体素质的差异，其与空间的联结度也存在差异，综合素质较差的贫困户其“等靠要”思想往往更为严重，其对原处的乡土性农业空间的依赖性也越强，剧烈不均匀的空间再造可能会给他们的社会适应带来更多的困难和挑战。相反，综合素质较高的贫困户与新的再造空间建立联结的能力也越强，他们的社会适应受到空间再造的冲击也相应较少，能够较快地在新的空间中实现较高水平的社会适应。
造成集中安置模式在空间耦合上问题和特点的深层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空间再造逻辑。X县的安置模式下其背后隐含的是城市化的空间规划逻辑，是一种通过空间的不均衡、剧烈的再造，迅速提升贫困户的生活质量，不但帮助其摆脱贫困，还期望通过促进其城市化、现代化，实现新型城镇化制度背景下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社会适应的层面来看，这种安置模式会面临“阵痛”，且暂时性的风险和困难较大，但同样潜能巨大，一旦成功，不但能够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还能够提升区域的人口城市化水平，为城市发展带来可观规模的人力资源。从现实政策层面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新时代农村与城市关系的新趋势，远距离、非农业和集中的易地搬迁模式将成为主流，因此今后一个时期，政府或其他外部力量在空间再造上，既要注意社会空间和意义空间的同步再造，提高不同空间之间的耦合度，实现搬迁贫困户更高水平、更均衡的社会适应，更要注重由外力驱动空间再造转变为内部驱动空间再造，即激发贫困户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空间的自我再造，使宏观制度和主观意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空间再造，真正实现高适应水平下的“稳得住”和“能致富”。
① 陈成文、孙嘉悦：《社会融入:一个概念的社会学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② 江立华、谷玉良：《居住空间类型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途径——基于空间视角的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6期。
③ 陈绍军、任毅、卢义桦：《空间产权：水库移民外迁社区公共空间资源的“公”与“私”》，《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7期。
④ 董苾茜：《扶贫移民的社会适应困境及其化解——基于社会记忆理论视角》，《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2期。
⑤ 徐君：《割舍与依恋——西藏及其他藏区扶贫移民村考察》，《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⑥ 付少平、赵晓峰：《精准扶贫视角下的移民生计空间再塑造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邢成举：《搬迁扶贫与移民生计重塑：陕省证据》，《改革》2016年第11期；吴丰华、于重阳：《易地移民搬迁的历史演进与理论逻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⑦ 郭峘、曹莹：《空间社会学视角下农民工“嵌入-融入”度多元回归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⑧ 江立华、王寓凡：《空间变动与老漂族的社会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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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0)01-0125-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18VSJ065)
〔作者简介〕王寓凡，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江立华，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何 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