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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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
赵新宇 郑国强
[提 要] 本文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检验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1)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方式。(2)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地区更为明显。(3)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为政府目标管理和要素市场扭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
[关键词] 经济增长目标；要素市场扭曲；制度环境
一、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下衍生出的要素市场扭曲可能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会阻碍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张杰等，2011；陈诗一和徐颜玉，2017)，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Hsieh & Klenow，2009)，还会导致宏观经济出现消费不足而投资过度的内部失衡以及进口不足而出口过度的外部失衡现象(徐长生和刘望辉，2008；林雪和林可全，2015)。正因如此，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因而，探寻要素市场扭曲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措施已成为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之一。
要素市场扭曲主要体现为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等方面(谭洪波，2015)。从成因来看，市场扭曲可以分为市场内生性扭曲和政策引致性扭曲(Bhagwati et al.，1985)。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主要是因政府行政干预而导致的政策引致性扭曲(陈林等，2016)。从已有文献来看，政府干预要素市场可能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历史体制的惯性。中国早期实施了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追赶战略。但是由于资本要素并非国家的优势资源，政府必须采用计划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并在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市场实施了一系列扭曲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过去赶超战略下实施的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劳动力工资等扭曲政策仍未得到完全纠正(林毅夫和苏剑，2007)。第二，要素市场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对要素价格的压低和管制不仅可以维持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还能够抑制由于经济过热导致的物价水平上涨。出于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改革采取了极为审慎的态度(张曙光和程炼，2010)。第三，官员晋升激励的作用。在中国以GDP为主要内容的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推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以实现晋升，会加大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和控制，进而导致了要素市场的扭曲(戴魁早，2016；赵新宇等，2019)。
本文的研究与有关晋升竞争理论和要素市场扭曲成因的文献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升激励的影响下，中国各级政府对推动辖区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热情，并在实践中陆续引入了目标管理(刘淑琳等，2019)。在政治锦标赛模式下，经济增长目标是地方官员晋升竞争的重要指标(周黎安等，2015)。为了响应中央政府并向中央传递个人能力信号，地方政府官员不仅会对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加码和放大，还要保证最终完成甚至超额完成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在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下，通过干预要素资源配置、扭曲要素价格等方式推动辖区经济快速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最行之有效的选择。因此，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可能是导致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首先，从政府目标管理角度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的成因，为探究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其次，本文还考察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异质性。相关结论为深入理解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要素市场扭曲的关系提供了更详细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还考察了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得到改善。这为我国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供了政策方向。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发展规划在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提供公共服务、调控发展模式、促进经济增长、减少经济波动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胡鞍钢等，2011)。为了保证规划可行而不止步于形式，政府设定了具体可量化的目标，从而使发展规划具有明显的导向性(胡深和吕冰洋，2019)。经济增长目标作为引导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在发展规划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现有文献基于中国情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特征以及经济效应展开了多维度讨论。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来看，马亮(2013)以省级经济增长目标为考察对象，实证检验了省级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升迁的官员倾向于制定更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目标设置水平呈U型关系。余泳泽和杨晓章(2017)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到地市级。研究发现年龄越大的市委书记越偏向于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市委书记在任期内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从经济增长目标的特征来看，周黎安等(2015)研究发现，中央、省(区)、市、县等多层级政府普遍存在着对经济增长目标的层层加码行为。魏建和鉴闻(2018)研究发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普遍系统性偏离实际，不仅体现在预期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长目标之间的偏离，还体现在层层加码背景下，下级政府与上级政府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偏离。从经济增长目标的经济效应来看，虽然经济增长目标促进了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孙文凯和刘元春，2016)，但却扭曲了政府公共支出结构(Liu et al.，2019)，抑制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服务业的结构升级(余泳泽等，2019；余泳泽和潘妍，2019)，严重侵蚀了经济发展质量(徐现祥等，2018)。
增长目标的经济效应之所以能够实现，源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政府的积极作为。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路径和机制需要深入考察。如果经济增长目标是以地区资源禀赋和实际经济发展潜力为主要依据而制定的，那么在政府的适当引导下，地区经济增长按照正常的市场规律可以实现预期目标。然而，受晋升锦标赛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往往偏离自身发展实际。从纵向来看，晋升激励下的地方政府为了向上级政府传递积极而富有竞争性的信号，会对上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加码。如表1所示，省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普遍要高于中央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从横向来看，地方官员还面临着同级官员的横向竞争。受临近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呈现出显著的横向互动特征(王贤彬和黄亮雄，2019)。因此，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制定并不完全依据本地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而更多的是参考上级政府和具有竞争关系地区所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加码，制定出高于上级政府和竞争对手的经济增长目标(魏建和鉴闻，2018)。
表1 中央和省级经济增长目标比较(%)

事实上，制定这种偏离自身发展实际的经济增长目标具有较大的风险。如果地方政府官员最终不能完成预定目标，则最初为了展现自身能力而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可能传导出相反的消极信号。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加码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后，还需要充分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以求最终完成甚至超额完成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干预和管制要素资源的配置，人为压低要素价格，成为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普遍做法(张杰等，2011)。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扭曲要素市场：一是干预信贷资源的分配。由于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来运作和实施，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政府会将信贷资源向地方国有企业倾斜(马草原和李成，2013)。国有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更多的借贷和补贴，而民营企业的信贷资源则受到限制，资本市场的信贷配置受到严重扭曲。二是扩大土地出让。地方政府享有征用、开发土地的垄断权，土地出让可以为地方政府迅速带来土地收益和固定资产投资，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手段。在保增长压力下，政府增加土地出让的动机被进一步强化(杨继东和杨其静，2016)。胡深和吕冰洋(2019)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会促使地方政府扩大土地的出让规模，降低土地的出让价格。三是压低劳动力价格。对劳动力价格的人为压低有助于地方政府通过获取劳动力价值的“剪刀差”进而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地方政府为维持辖区企业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会默许企业利用自身在劳动力市场的强势地位支付给劳动者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张杰等，201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保增长压力。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扭曲行为会得到加强。
H2 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会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
由于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以及区域政策等方面的条件不同，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在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不同，对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存在异质性。出于对中央偏向内陆的经济政策的策略性调整，东部地区逐渐放缓了经济增长目标，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为了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其经济增长目标普遍高于东部地区(徐现祥和梁剑雄，2014)。这也意味着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面临着更大的保增长压力，对要素市场的干预动机更加强烈。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 不同经济发展基础下，各地区面临的保增长压力不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经济增长目标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会存在差异。金融、法律和产权等制度环境的完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府官员对要素市场的不当干预(戴魁早，2016)。首先，在经济发展初期，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对稀缺的资本要素的定价权和分配权进行控制。随着金融制度的发展完善，地区资本要素积累逐渐扩大，资本的区域流动性不断提高，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也会逐渐弱化。其次，政府官员对要素市场的干预行为会受到法律环境的影响。随着法制体系的完善和执法力度的提高，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不恰当干预行为会受到法律法规的约束，要素市场的扭曲状况将会得到改善。最后，地方经济活动中的国有企业比重越高，地方官员越容易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活动的控制力也越强(戴魁早，2016)。随着我国产权制度的逐渐明晰，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和要素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行为将受到制约，要素市场扭曲状况会得到缓解。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H4 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Distit=α0+α1Targetit+α2Xit+μi+γt+εit
(1)
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i地区的第t年；α0，α1，α2为系数向量；μi为地区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被解释变量Distit表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核心解释变量Targetit表示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Xit为一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制度环境、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外贸开放度等。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Distit为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关于要素市场扭曲的测算，目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生产函数法计算各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该种方法虽然能较好估算出某一具体要素的价格扭曲程度，却难以全面反映要素市场的整体扭曲状况。另一种则主要是借鉴张杰等(2011)的方法，利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相对进展程度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估计。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采用样本中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最高值与各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之间的相对差距来衡量地区要素市场扭曲。该方法不但可以体现出地区间要素市场扭曲的相对差异，还可以展现地区要素市场扭曲随时间的变化。本文主要借鉴林伯强和杜克锐(2013)的估算方法，具体估算公式为Distit=[max(factorit)-factorit]/max(factorit)，其中factorit为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1)目前可获得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分项指数的截止时间为2014年。本文采用韦倩等(2014)和戴魁早(2019)等的方法对2005—2007年和2015—2017年的市场化指数及其分项指数进行补充。以要素市场化指数为例，具体方法为：首先以原始的要素市场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区非国有企业工业产值比重作为解释变量，计算出解释变量的系数值，再通过估计系数计算出要素市场化指数。同时，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及张杰等(2011)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核心解释变量Targetit为地方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本文主要采用每年各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具体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各省级政府每年的政府报告中基本都提及本地区当年的预期经济增长速度。对于某年度未公布具体经济增长目标的省份，本文借鉴徐现祥和梁剑雄(2014)的方法，用该省份五年规划中的增长目标或下一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补充。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1)制度环境。关于金融制度，考虑到贷款余额指标可以直观地反映我国以银行业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发展特征(陶锋等，2017)，本文用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金融制度环境。关于法律制度，借鉴余明桂等(2013)的研究，本文采用市场化指数中“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分项衡量法律制度环境。关于产权制度，借鉴戴魁早和刘友金(2015)的做法，本文采用地区非国有企业产值比重和固定资产比重的均值衡量。(2)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劳动和资本要素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流动的过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得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新优化配置，资源错配状况得以改善，要素市场扭曲也会进一步缓解。本文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3)外商直接投资。外资的涌入可以弥补地区资本要素的积累不足，但地方政府通过压低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价格来招商引资的行为也可能会加剧要素市场扭曲。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4)外贸开放度。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更为激烈，有利于优化行业内的资源配置，但地方政府为促进出口而采取的出口退税、财政补贴等优惠措施也可能会扭曲要素市场价格(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本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外贸开放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样本为200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西藏地区因部分数据缺失严重，并未包含在内)。其中，要素市场化数据和法律制度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经济增长目标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金融制度、产权制度、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外贸开放度等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3报告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以及保增长压力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表3第(1)列和第(3)列分别汇报的是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3第(2)列和第(4)列分别汇报的是加入控制变量以后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控制变量以后，主要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由表3第(2)列的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为正，并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之后，地方政府面临着较大的保增长压力，当预期按照市场规律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时，地方政府会加大对要素市场的行政化干预，通过扭曲要素市场以最终完成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本文进一步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约束所导致的保增长压力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借鉴徐现祥等(2018)的做法，以经济增长目标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衡量保增长压力。由表3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知，政府的保增长压力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同样为正，并且在10%统计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越大，对要素市场的行政干预就会越频繁，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会越严重。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1%，5%和10%水平上的显著性；括号内的数值是标准误；下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官员更替的影响。地方政府领导的更替是我国的常态现象。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公布经济增长目标的领导官员中途离任后无须对先前制定的目标负责，而没有参与经济增长目标制定的新任领导官员却成为增长目标的实际负责人(徐现祥等，2018)。因此，发生官员更替以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本文根据省长和省委书记更替情况，对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第(1)列～第(3)列汇报的结果可以看出，在考虑到省委书记和省长的单独更替或共同更替以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官员更替本身以及官员更替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说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并不会因为官员的更替而发生改变。
2.替换要素市场扭曲指标。考虑到不同指标选取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不同方法对要素市场扭曲进行了重新测算。首先，借鉴张杰等(2011)的方法，利用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相对进程对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进行测算。具体测算公式为：Dist=(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指数)/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指数。表4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采用新的指标测算方法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
表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其次，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对要素市场扭曲进行重新测算，具体测算公式为：
DistK=MPK/r=αY/rK
(2)
DistL=MPL/w=βY/wL
(3)

(4)
式中，DistK和DistL分别代表资本市场扭曲和劳动力市场扭曲；MPK和MPL分别代表资本与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总产值Y用各地GDP衡量；资本K用地区资本存量衡量，借鉴张军等(2004)的研究，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劳动力L用各地区就业人数衡量；利率r用央行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衡量；工资w用各地区劳动者报酬衡量。由表4第(5)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在采用生产函数法计算的要素市场扭曲指数以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3.采用原始数据进行检验。虽然本文对2005—2007年和2015—2017年的要素市场化数据进行了有效补充，但是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王小鲁等(20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的原始数据(2008—2014年)进行重新估计。由表4第(6)列的回归结果可知，在采用市场化指数原始数据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三)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了如下处理：首先，本文以上一期的经济增长目标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回归检验。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表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5第(1)列汇报的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上一期经济增长目标对当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显著为正。由第(2)列汇报的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依然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次，本文采用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进行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第(3)列和第(4)列所示。Arellano-Bond检验结果表明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由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表5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作用机制分析
为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制，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中介模型为：
Wit=β0+β1Targetit+β2Xit+μi+γt+εit
(5)
Distit=ρ0+ρ1Targetit+ρ2Wit+ρ3Xit
+μi+γt+εit
(6)
模型(1)与模型(5)～模型(6)共同构成了中介效应检验机制。其中Wit为中介变量，主要包括信贷配置、土地出让和劳动力工资扭曲变量。其他变量定义与模型(1)相同。
关于信贷配置指标，正如前文所述，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偏向。为准确衡量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政府信贷配置的所有制差异，借鉴白俊红和刘宇英(2018)的研究，采用国有部门的贷款比重衡量地区信贷配置偏向，具体公式为：
国有部门贷款比重
关于土地出让指标，无论政府增加土地出让的动机是分税制下的财政压力还是晋升激励下的保增长压力，其最终结果都是政府通过土地出让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财政保障(张少辉和余泳泽，2019)。因此，本文用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衡量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
关于劳动力工资指标，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与其边际产出相等。如果劳动力市场受到政府的行政扭曲，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则低于其边际产出水平。因此，本文借鉴冼国明和徐清(2013)的做法，用劳动力边际产出与工资水平的比值衡量劳动力工资扭曲情况。
表6第(1)列汇报的是上文模型(1)中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表6第(2)列汇报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对信贷配置的影响。如回归结果所示，经济增长目标对信贷配置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大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进而加重了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表6第(3)列汇报的是将经济增长目标和信贷配置同时纳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和信贷配置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信贷配置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经济增长目标确实会通过影响信贷配置来扭曲要素市场。
表6 中介检验回归结果

表6第(4)列汇报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对土地出让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土地出让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这意味着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会通过增加土地出让来推动经济短期增长。表6第(5)列汇报的是将经济增长目标与土地出让同时纳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如回归结果所示，经济增长目标和土地出让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土地出让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扩大土地出让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的重要方式。
表6第(6)列汇报的是经济增长目标对劳动力工资扭曲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经济增长目标对工资扭曲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会通过扭曲劳动者工资来推动经济短期增长。表6第(7)列汇报的是将经济增长目标与工资扭曲同时纳入模型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和工资扭曲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正，并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经济增长目标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下降。这说明工资扭曲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压低劳动力工资同样是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地方政府扭曲要素市场的重要方式。本文的假设2得到验证。
六、异质性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
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面临的保增长压力并不相同，对要素市场的扭曲行为也会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如表7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所示，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中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值要显著大于东部地区。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东部地区因对中央偏向内陆的经济政策的策略性调整而放缓了经济增长目标，而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较差的中西部地区为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反而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目标，导致中西部地区政府面临更大的保增长压力，强化了地方政府通过扭曲要素市场以实现经济增长的动机。
表7 分地区回归结果

(二)不同保增长压力地区的回归结果
本文进一步以地区保增长压力的中位数为标准，将地区分为“保增长压力小”地区和“保增长压力大”地区，以考察不同保增长压力下，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的异质性。
由表7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目标对不同保增长压力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的回归系数值更大。这说明保增长压力越大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越大。在制定完经济增长目标以后，如果政府官员根据实际发展情况预见到本年度将面临较大的保增长压力，则会加大对要素市场的干预，通过扭曲要素市场来保障经济的短期快速增长，以求在本年度结束时实现预期增长目标。本文的假设3得到验证。
七、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分析
制度环境的改善可以规避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不当行政干预。为检验制度环境的作用，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设定面板门槛模型为：
Distit=θ0+θ1TargetitΙ(INSit≤ω)
+θ2TargetitΙ(INSit>ω)
+θ3Xit+εit
(7)
式中，制度环境变量INSit为门槛变量，主要包括金融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和产权制度环境；ω为制度环境的门槛值；Ι(·)为指标函数，当满足括号内的条件时取值为1，若不满足则取值为0。模型(7)假设制度环境只存在单一门槛，多重门槛模型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Hansen，1999)。门槛效应检验以及门槛模型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表8第(1)列汇报的是以金融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金融制度环境在5%统计水平下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当地区金融制度环境低于门槛值时，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系数为9.886，且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当地区金融制度环境跨过门槛值以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仍显著为正，但回归系数下降为8.726。这说明金融制度的改善可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
表8第(2)列汇报的是以法律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法律制度环境在1%统计水平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法律制度环境跨越第一门槛和第二门槛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虽然仍显著为正，但影响系数从9.828逐步下降到6.316。这说明良好的法律制度可以规范政府行为，促使政府采用合理的市场化手段引导和调控地区经济，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也会得到缓解。
表8第(3)列汇报的是以产权制度环境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产权制度环境在5%统计水平下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从影响效果来看，虽然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一直显著为正，但随着产权制度跨越不同的门槛值，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都出现了下降。这说明随着产权制度的逐步改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综上所述，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善，经济增长目标的要素市场扭曲效应将会减弱。本文的假设4得到验证。
八、结论及建议
推动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需要从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动因着手研究。本文基于地方政府增长目标管理实践，理论分析了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制，并采用中国2005—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具有显著的扭曲效应。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的完成，地方政府会通过干预信贷资源配置、扩大土地出让和压低劳动力工资等方式扭曲要素市场。第二，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和保增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为明显。第三，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存在基于制度环境的门槛效应。随着金融制度、法律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的完善，经济增长目标对要素市场的扭曲效应将会减弱。
本文研究结论带来的启示有：首先，继续优化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引导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由“单一目标”向“区间目标”调整，释放地方政府治理活力，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留足弹性空间。相应地完善政府官员绩效考核方式方法，变约束机制为激励机制，积极引导地方政府依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务实发展目标，避免在具体增长目标上的盲目攀比。其次，从地方政府干预要素市场的主要途径入手深化改革。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资本市场体系，增加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完善土地利用计划管理，健全政府土地出让金使用的绩效管理与监管问责机制。建立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收益。同时，应加快培育以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新动能，从根源上推动政府摆脱对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投入的依赖。最后，应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推进制度环境建设。加强金融制度建设，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分工合理的金融服务体系，重在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提升要素交易的监管水平，纠正违法干预要素市场的行为。加强产权制度建设，深化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保障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获得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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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ZHAO Xin-yu ZHENG Guo-qia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li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using the economic growth target data in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7. The study shows as follows: (1) Local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have a significant distortion effect on the factor markets. Distorting the factor markets by intervening in the allocation of credit resources, expanding land transfers, and lowering labor wages are the way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use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2) There i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in the impact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The distortion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factor markets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regions with greater growth pressure. (3) The impact of local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has a threshold effect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 distortion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on factor markets will weaken.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government target management and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s, and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alistic basis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target;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