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奥鹏网院作业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灾害适应型经济”的转型*
方行明 张 蓓 付 莎 苏梦颖
[提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疫情的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需从理论上对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机制重新认识，特别是对疫情之下“非常态经济”及其与“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加以研究；疫情的冲击亦暴露出现有的经济系统存在的问题，需要推动经济的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本文基于辩证思想，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来研究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掘新动能，利用新机会，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疫情；影响；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机制
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一冲击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暴露出现有经济结构的一些短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窗口，并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动能和思路。对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索，分析在疫情这一“非常态”之下经济衰退的形成原因和机制以及“常态经济”与“非常态经济”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和应变机制。同时，还应认识到，这种冲击具有突发性和暂时性的特点，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属于一种“沉没”损失，影响不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向好的基本格局。冲击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疫情的传播周期。随着疫情的结束，经济发展动力依然回归，中国经济自然会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并且，疫情在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刺激出一些机会或正向影响，对此，我们需要在充分认识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掘机会，化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赢得新的发展动能，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从现有的疫病经济学的研究来看，有关重大疫病对经济的影响文献很多，但国外的研究多集中在实证研究，很少涉及理论的分析及疫情对经济的正向影响，例如，Brainerd & Siegler(2003)研究了1918年流感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资的影响；Karlsson et al.(2014)研究了1918年流感大流行对瑞典短期和中期经济表现的影响；Fang(2014)分析了1962—1964年全球霍乱大流行对中国农村的影响。Sachs & Malaney(2002),SAMC(2005),RBM(2005),Tewari et al.(2009)研究了疟疾对有关国家经济的影响；Kirigia et al.(2015)研究了埃博拉对有关国家经济的影响。2003年“非典”疫情的暴发推动了中国学术界对疫病灾害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包括“非典”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如杜乐勋(2003)、施学光(2003)、瞿健(2003)、曾宪植(2003)、张连城和贾金思(2003)、张洪峰和陈红艳(2004)等，而且包括正向或积极影响，如王健和韩康(2003)、杨继瑞(2003)、欧阳进(2003)、鹏已本(2003)、邓海潮和王军(2004)等，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可作为本文研究的借鉴。但是，“非典”所造成的冲击远不如此次新冠的冲击，后者产生的挑战更大，值得研究的问题更多、更深刻。现有的研究注重实证，很少从经济理论上来认识疫情的冲击及其造成经济衰退的机制问题。在对策的研究上大多就事论事，没有从经济运行的深层次认识疫情灾害之下的经济转型问题。本文在借鉴现有的研究基础上，从理论高度、经济转型视角来系统研究疫情的冲击问题，提出“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问题，并总结抗疫经验及抗疫中的国际格局。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负面和正向两个方面分析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对抗疫经验加以总结，为疫情的应对和经济转型提供现实基础；第三部分，从理论上分析疫情引发的“非常态”经济模式下衰退的原因与形成机制，并与常态下的经济衰退进行比较，为经济转型提供理论基础；第四部分，论述“灾害适应型经济”的形成机制及实行转型的必要性；第五部分，基于前述理论与实践的基础研究，探讨构建“灾害适应型经济”的框架体系；第六部分，国际格局，即探讨“灾害适应型经济”外延的延伸，打造“灾害适应型外向经济”；第七部分为展望。
二、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及抗疫经验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对生产力主体(劳动力)的伤害，造成劳动者丧失劳动力，甚至死亡，进而导致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这种直接的影响又会形成一个传导机制，向经济领域扩散和渗透。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关键是探索其正向的影响，发掘其中的机会，化危为机，推动经济的转型发展。而有关经济主体在发掘和利用机会上也取得了重要经验，值得总结。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面广，影响到各行各业，我们对其特征加以观察，并对相关的抗疫经验加以总结。
(一)服务业
1.负面影响。疫情产生的需求和供给抑制首先冲击人口流动性、聚集性的服务业，如旅游、餐饮、宾馆、客运、电影、演艺娱乐、教育培训、体育赛事等行业。服务行业的繁荣经常与假期密切联系，而此次疫情的暴发正处在春节“黄金周”。疫情暴发导致服务业大量企业停业，营业收入大幅度下降，甚至归零。进入2020年3月份之后，复工企业逐渐增多，但旅游业全面开业仍比较困难，特别是组团式的大型旅游项目。2020年的“五一”大假期间，为避免疫情传播，各大景区仍不能满负荷运转。并且，随着国外疫情的恶化，许多国家关闭国境，国际航班停飞，在对航空业造成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出境游、入境游造成直接冲击，旅游业的全面恢复尚待时日。旅游业的乘数效应大，停业的去乘数效应也大，将直接影响餐饮、宾馆、客运和旅游购物行业，间接影响相关上游产业——制造业。旅游业推迟全面复工，其去乘数效应就会显现出来，进而对相关产业的复苏产生一定的抑制。电影院、演艺娱乐场所、体育赛事等，复工有待疫情的进一步好转。而在农村，遭受重创的领域就是农家乐，自疫情暴发以来一直难以恢复，从而影响农民的收入和就业。整个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122 680亿元，下降5.2%。(1)国家统计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2020-04-17。
2.正向影响及抗疫经验。疫情在对服务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产生了正向或积极影响，而有关经济主体在充分利用这些积极效应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就，表现在以下方面：(1)“非接触经济”和“非接触服务”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2)在传统的服务业遭到抑制的同时，医疗服务、健康保健服务、心理卫生服务等产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而“非接触经济”模式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线上娱乐”异常活跃。人群聚集性的线下娱乐活动在疫情期间受到限制，但人的娱乐欲望在封闭的状态下却表现得更加强烈。这时基于现代高科技、信息网络工具的线上娱乐就活跃起来。线上娱乐包括：电子书、动漫阅读、在线视频、短视频、直播、在线音乐、网络 K 歌、手游 8 个细分行业。其中手游项目在2020春节期间最为活跃，日均时长为 3.9个小时～4.3个小时，高于2019年的3.7个小时～4.0个小时。(2) Mob研究院：“2020春节期间疫情下的线上娱乐洞察”，http://pdf.dfcfw.com/pdf/H3_AP202003031375770081_1.pdf，2020-02-20。
二是各种终端应用程序的使用异常活跃。小程序快速、便捷，它的应用实现了人们“触手可及”的梦想，其迅速的发展、扩散速度使得应用领域已经渗透到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教育、政务公益、大健康、音频、金融等几乎所有领域，抵抗疫情的“长假”让人们对于网上娱乐、网上购物、在家学习和了解疫情的需求大增，新用户猛增。以微信小程序为例，2020年1月20日—2月8日，政务行业小程序用户同比增长近60%，医疗类小程序访问用户同比增长3.47倍，教育行业小程序用户同比增长近40%，社区电商业态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22%。除夕到初六，每日优鲜小程序相比上年同期的订单量增长309%，实收交易额增长465%。随着部分省份逐渐复工，在线办公类的小程序使用量激增，2月3日—2月9日环比增长了385%，部分小程序增长接近20倍。(3)亿邦动力网：“微信小程序疫情期间数据：每日优鲜实收交易额增长465%”，http://www.ebrun.com/ebrungo/zb/373081.shtml，2020-02-12。
三是网络化的教育、会议模式正在进一步发展。大中小学因疫情而延迟到校开学，特别是大学生返校跨区域流动性大，传播疫病的风险也大，因此大多采取网上教学，甚至方便到在手机上进行。对于课堂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或自律能力较弱的中小学生来说，网络教学效果稍欠，但对于人数较少的硕士生、博士生班来说，线上教学能够实现信息资料的线上传输，交流讨论能够正常进行，对教学效果影响不大。
四是电视电话会议凸显优势。电视电话会议模式早已进入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但在此次疫情暴发后使用频度明显增加，特别是国内外专家对疫情问题的交流，甚至G20会议也首次采取电视电话会议方式。如果中外专家采用传统的面对面方式开会，为了开两个小时左右的会，则需提前多日进行计划，如办理护照、签证、订机票、旅途往返、住宿等，不仅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高，而且可能错过了会议最佳时机。并且，随着各国为了防疫而关闭边境，会议也只能采取电视电话模式。
可以预见，此次疫情之后，社会的生产、生活模式将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人们可以借助网络、手机微信等开展更便捷、高效的活动。
(二)农业
1.负面影响。疫情对农业的总体冲击很大，也很复杂，主要是对肉禽蛋等食品的冲击大。一是餐饮业的停运，这一渠道的销售相应停止。二是封城、封路及农贸市场的关闭导致各种鲜活农产品在农贸市场的销售渠道被中止，但超市大卖场的销售量剧增，可以填补上述销售方面的损失。价格方面也有不同的表现，猪肉批发价保持上行趋势，但活禽养殖周期短，受运输受阻和市场关闭的影响，出现较大范围压栏，批发价出现5%～10%的下行；而鸡蛋因活禽存量大而供过于求，批发价出现20%的下跌。(4) 计世网产业数据“疫情对食品与农业产业的影响有多大？”http://www.ccw.com.cn/data/2020-02-24/12098.html，2020-02-24。粮油类生活必需品则出现抢购，导致价格上涨。鲜活类花卉、水果、蔬菜则有不同的表现。据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1月份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5.17元，环比上涨13.4%，同比上涨23.7%，鲜菜价格上涨影响CPI上涨约0.45个百分点。(5) 农业农村部2020年1月“农产品供需形势分析月报”，http://www.moa.gov.cn/ztzl/nybrl ... 224300412982836.pdf。但花卉则因闭市而大量丢弃，花农损失惨重；水果也出现滞销甚至烂市的结局，果农损失较大。
2.正向影响及抗疫经验。随着部分农贸市场、社区便利店停业以及消费者居家隔离，线下交易大幅减少，但也呈现出积极的一面，有关主体也抓住了机会，取得了经验。农产品线上购销活跃，电子商务交易额快速增长，例如，2020年春节期间，除夕到初七，小程序生鲜果蔬业态交易笔数同比增长149%；(6) 亿邦动力网：“微信小程序疫情期间数据：每日优鲜实收交易额增长465%”，http://www.ebrun.com/ebrungo/zb/373081.shtml，2020-02-12。而春节期间京东到家全平台销售额相比上年同期增长470%，每日优鲜实收交易额比上年同期增长350%。(7)中国经济网：“应对疫情影响，农业农村经济表现如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2020-02-27。这也再次印证了疫情期间网络经济、“非接触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
第一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10 186亿元，下降3.2%(8)。在三大产业中，第一产业下降的幅度最小。并且，农业生产并非人口聚集型，疫情之下农业生产仍可以继续运行，也必须运行，而随着全国各个行业陆续复工，农产品批发市场也逐渐开放。随着生产与市场的全面恢复，农业将最早回归正常的运营秩序。
(三)工业
1.负面影响。工业生产的人财物等方面管理和资源配置更为复杂，上下游之间的产业链关系纵横交错，配套性要求更高，疫情对工业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工业部门受到双重冲击。一是社会需求的低迷对工业生产产生的抑制。工业虽然较服务业提前复工，但由于服务业的萎缩、萧条，必然影响到工业方面的需求，使得工业生产的潜力难以发挥，工业增速受到影响，生产水平受到抑制。工业产值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大，对宏观经济增速的影响也大。二是相关资源供给的不足对工业生产产生抑制。由于工业经济的运行依赖于产供销无缝衔接以及整个产业链的协调配套，只要上游产业中某个环节发生中断就会影响整个下游产业，例如，只要缺少某一个小元器件，手机就生产不出来。
疫情对工业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停工时间的长短及复工率、开工率的情况。停工时期产出为零，再往微观深处，便是中小微企业遭受重创，现金流和资金链断裂。但是，随着复工面的扩大、复工率的提高，工业生产逐渐恢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第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在三大产业中下降幅度最大。但是，到了3月份，工业出现迅猛回升的势头，只同比下降1.1%，降幅明显收窄。(9)国家统计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2020-04-17。随着复工复产，被压抑的经济活力将会进一步释放，从第二季度开始中国的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可望恢复增长。
2.正向影响及抗疫经验。疫情对工业的冲击虽然非常大，但对工业转型、技术革新所激发的机会也大，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值得总结和提高的领域也很多。
在整个工业产品需求遭到抑制的形势下，口罩、防护服、药品及检验试剂等医护产品的需求猛增，因而促进了此类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如2020年1-2月，口罩、发酵酒精产量分别增长127.5%和15.6%；食品加工也获得较快增长，同期冻肉和方便面分别增长13.5%和11.4%。在网上消费及“非接触经济”的刺激下，支撑网络、信息运行的高科技工业产品将获得发展机会，机器人、智能技术将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促进高科技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数据显示，智能手表、智能手环、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之类高技术产品产量增势良好，同比分别增长119.7%，45.1%，31.4%和8.5%。(10)国家统计局：“1—2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2.html，2020-03-16。疫情在激发网上消费的同时，也会进一步推动工业的互联及数字化转型，推动工业互联网进入“快车道”，实现资源更加高效、优化地配置以及全产业链之间的高效运行。而各种新业态的出现和繁荣以及人们工作、生活方式的变化，都依赖高科技工业产品的支撑，从而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
(四)虚拟经济
疫情对虚拟经济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在房地产方面，疫情期间商品房的营业基本停止，销售量也大幅度下滑，2020年2月1日—2月23日，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减83.3%；据测算，第一季度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速下滑至-41.2%。(11) 新浪财经：“招行研究院：新冠疫情短期冲击下的房地产销售与投资”，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 ... mxxstf4600691.shtml，2020-02-26。往上游看，房地产施工建筑业同期也处于停工状态，加上房地产建筑施工依赖于劳动力供给，而各地封城、封区则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停工及延迟复工拖累了房地产投资，导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1—2月房地产投资下降16.3%。不过随着疫情的解除和复工复产，房地产这一产业链增速可望出现反弹。在股票市场方面，疫情对企业、对人们信心的打压造成全球性的股票市场行情大幅度下跌，但是，由于中国的股市价位已经很低，水分不高，下跌的空间已经不大，在疫情期间有时走出独立的行情，甚至出现逆市反弹。
(五)国外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中国疫情的解除和复工复产，其他国家，特别是美欧发达经济体，出现疫情恶化、经济衰退。国外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很大。
1.负面影响。国外的衰退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中国企业产生负面影响。需求萎缩、订单消失对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企业被迫停业、待业；而停产断供形成产业链断裂导致部分中国企业缺少零部件供给，生产难以为继。对外投资企业，也因收购的国外矿山、油田的价格下跌亏损严重，资金无法回笼，已经出现债务违约、债券违约现象，政府融资平台及相关金融机构已经出现金融风险和重大经济损失。
2.正向影响及抗疫经验。另一方面，疫情也给中国外向型企业创造了新的机会，如，国外口罩、防护服、呼吸机、药品及检验试剂需求猛增，价格上涨。中国也经历了整个2月的此类产品供给不足，到3月份开始恢复生产能力，并成为全世界该类产品的主要供给国，中国企业也把握了机会，扩大了出口。从出口数据来看，第一季度出口下降11.4%，而3月份出口下降收窄到3.5%；第一季度进出口相抵顺差983亿元，而1—2月则出现了逆差。(12)国家统计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17_1739327.html，2020-04-17。中国的外贸已经出现恢复增长的势头。
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期间，中国的一些企业针对形势的变化，化危为机，涌现出一批“灾害适应型企业”，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而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比亚迪现象”。比亚迪主业汽车生产遭受重创，但却成功迅速转产而成为全球最大口罩生产商(13)参见“比亚迪成全球最大口罩生产商 每秒产231只！”http://jd.zol.com.cn/742/7424168.html，2020-04-23。。还有一些电器企业，国外供应链断裂，零部件短缺，它们立即在国内、省内寻求零部件的供应，加上自己的突击研发，快速弥补供应链；线下销售渠道断裂，企业立即把销售链延伸到乡镇及线上，销售渠道得以恢复，生产运营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这种“比亚迪现象”和“灾害适应型企业”值得研究，并可作为“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的雏形。“比亚迪现象”和“灾害适应型企业”的出现亦表明，中国的转型动力，从根本上还是来自市场，来自企业自身，是企业的自救和“适者生存”的能力体现，而非“等靠要”，依赖政府的援助。中国经济的活力来自微观深处。
综合来看，上述负面效应的叠加必然影响到宏观层面，即社会总需求下降，出口和投资下降，以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均受拖累，最终导致经济下滑。从3月份开始，各项指标降幅收窄，出现反弹迹象，但还需做好疫情防控的更长时期的准备。然而，辩证地看待疫情产生的影响，却有着积极的、正向的一面，有许多机会有待发掘。
三、“非常态”经济模式下衰退的原因与机制
此次疫情的暴发及其影响颠覆了传统经济学的认知。按照现有的经济学认知，当今世界生产能力高度发达，能够满足社会各种需求，产生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1999；Kalecki，1937；Weintraub，1980)。但是，此次突发的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颠覆了这一认知。关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在常态经济下能够成立，但在“非常态”下却不能成立。在疫情这一非常态下，需求不足问题存在，但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需求的自我抑制；不仅表现在需求不足方面，还表现为停工、停产所导致的供给不足。在当今世界进入各种灾害多发的时期，对经济问题的认知不能仅考虑“常态”，“非常态”问题也要放在同等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即在研究“常态经济”的同时要研究“非常态经济”及其运行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导致的经济危机比传统的“有效需求不足”来得更加凶猛，令人措手不及，在应对方面更加缺少成熟、有效的办法，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有着突出的表现。
(一)衰退的特征与机制
疫情导致整个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衰退，甚至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特征，同时又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但此次疫情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生机制不同。随着疫情的恶化，欧美各国不得不采取居家隔离的应对措施，从而导致大面积的停工停产，同时出现经济运行秩序的紊乱，特别是供求链条断裂。
1.倒牛奶事件。倒牛奶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标志性事件，这一事件在此次疫情危机中重演，但产生的机制不一样，前者属于有效需求不足，即普通百姓买不起，而此次事件并非有效需求的不足或者人们无钱消费，没有消费意愿，而是由于大中小学校等机关团体的关闭，导致订单的消失，造成供给与消费之间的链条断裂，销售渠道受阻，生产出的牛奶没有销路，无法储存，只有倒进下水道。
2.生猪“安乐死”事件。此次经济衰退的另一标志性事件就是猪肉等肉类产品销售渠道受阻，生猪价格猛跌。美国13家肉类加工厂因工人感染关闭，从而导致美国市场肉类供给短缺，价格上涨。而另一方面上游产业生猪生产因产业链、销售链的断裂而出现大量压栏，造成生猪价格猛跌，猪农每销售一头猪亏损50美元，而过多的生猪继续喂养，数量不断增多，存栏压力增大，饲料等成本上升，却不能像牛奶那样倒掉。如果无法控制生猪生长速度，美国农场数百万头猪将面临“安乐死”的局面。(14)新京报“美国13家肉类加工厂因疫情关闭，食品供应链面临挑战”，http://www.bjnews.com.cn/world/2020/04/27/721871.html，2020-04-27。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力量来维持猪肉的加工。但是，猪肉分解加工属于劳动密集型性质，工人在车间流水线上聚集劳作，难于抵御疫病的传播。疫情没有好转、工人防护问题没有解决，则企业无法满足政府的开工要求。
与服务业不同，肉类产品加工属于实体经济，为民众提供生活必需品，这一产业在疫情期间不宜停工。对于服务业聚集性疫情传播可以停工避让，而此类产业一旦停工，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因此，疫情对此类产业的冲击，难以停工避让，十分棘手。
3.服务业的垮塌。中国与美国的产业结构不同，中国的工业、实体经济占比较大，而美国的服务业占比非常高，达到70%以上。从本质上看，中国的GDP立足于“实干”，而美国的GDP依赖于“玩乐”。2019年美国娱乐艺术行业GDP占比30%，其中体育产业GDP占比5%(15)根据美国商务部官网(U.S.Department of Commerce)发布数据整理计算而得(https://www.commerce.gov/)。，博彩行业GDP占比2.03%。(16)美国博彩协会的2018年的统计数据由(https://k.sina.com.cn/article_51 ... ts&subch=osport)和美国2018年GDP计算得到。当迪斯尼公司迫于停业的压力而在4月19日开始停止支付10万名员工的薪水时(这一数字占其员工总数的一半)，(17)金十数据“美国巨头陷入困境，将停止支付10万名员工薪水！”https://www.jin10.com，2020-04-21。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美国的“三大赛事”、欧洲的足球联赛，已经不仅仅是体育运动或体育事业，而是支撑着庞大经济总量的商业活动，运动员以此为职业，其上亿美元的年薪是要进入GDP的，而围绕这些赛事的从业人员和衍生收入则更为庞大。美国的广告业在疫情期间收入几近归零。美国的博彩业亦非常发达，拉斯维加斯、大西洋赌城及其他州的赌博业对经济的带动也发挥了巨大作用，(18)美国各州对赌博业的立法不同，但禁止赌博业的州却对印第安人予以开放，主要是对印第安人的扶持和对历史上驱赶和屠杀印第安人的愧疚，而这些赌场门外的停车场总是停满汽车的。带动着宾馆、餐饮、演艺等诸多行业。然而，所有这些行业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人口的高度聚集、高度密集，传播疫情的风险巨大。居家隔离首先就是冲击这些行业，而这些行业的复工也更加谨慎、缓慢。美欧政府非常焦虑，并提出让运动员在5月份开始恢复训练，为复工、开赛做好准备。正因为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太大，有些国家政界、民间对隔离还是复工的矛盾和斗争非常尖锐。例如，美国等国发生了部分民众反对隔离的示威游行，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对各州举行的反隔离集会予以支持。
相比之下，中国以实体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较以娱乐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更具有抗疫情、抗灾害的能力。
4.生产能力的短板。在常态化的机制下，世界现有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人类所有各种需求，但在“非常态”之下，生产能力不足的短板凸显。例如，此次疫情中口罩等医疗防护物资是抗疫战役的物质基础，但出现了全球性的严重短缺。各发达国家甚至出现抢购日常生活用品的现象，如洗手液、卫生纸等，全部抢购一空。疫情更加暴露出美欧传统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的衰落，在疫情发生后的相当长时间医疗救助物资生产不出来，供不应求。
从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方面来看，美国已经加强了政府干预，实行了类似“战时计划”。特朗普总统在当地时间2020年3月20发推文称，他已经让汽车制造商开始生产呼吸机和其他急需的医疗设备。但是，这一转型是艰难的，业界人士认为用汽车生产线转产呼吸机不合逻辑。而实际效果也不明显，美国呼吸机仍然短缺。2020年4月18日纽约州长科莫抱怨纽约需要的呼吸机、口罩及手术服、检测材料等都要来自中国，没有联邦政府的帮助，州政府没法获得这些物资。(19) 央视网“纽约州长说防疫物资都来自中国”，https://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200418/38100507.html，2020-04-18。
5.本次危机的新标志——石油期货价格负值收盘。倒牛奶事件只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重复；生猪滞销也与大萧条时期的全面产品滞销相似；股票市场10天内出现4次熔断(20)人民日报 “美股10天内第4次熔断 网友：和股神巴菲特一起见证历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2020-03-19。，虽属历史首次，但股市的暴跌在大萧条中也有见证。这些都不是本次危机的新标志。本次危机的新标志则是石油期货价格跌到负值。由于某些机构对规则隐藏的风险意识不够，它们在4月21日期货交割平仓日之前没有提前交易移仓，而遭受重大损失(中国机构“原油宝”出现了重大失误，并酿成金融风险)。多余的石油不能像牛奶那样倒掉(倒入环境中会产生重大污染)，必须储存起来，而各国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库存都接近饱和，存储空间稀缺导致仓储成本大幅上升，远高于油价本身，这时持有石油则亏损更加严重。持有石油期货合约的人并非要购买石油，而是投机行为，因而出现了油价交割平仓之前跌为负值的这一特殊的标志性事件。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和国民经济的命脉，也是世界各国争相控制的最有价值的战略性资源，曾于2008年7月11日达到每桶147.27美元的历史最高价位，却在2020年4月20日一度变成处理费用达到每桶37.63美元的“垃圾”。这一标志性的事件将为后人提供历史的参照，但愿今后不再发生。
(二)本次危机的启示——中美经济力量的消长
此次疫情危机暴露出美欧的衰落，特别是美国的生产能力大幅度衰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支撑着整个同盟国的战争物资的供给，发挥着领导作用，而轴心国在战争的后期已经没有经济能力了，美国的生产能力、经济实力成为赢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在此次围绕抗疫的“第三次世界大战”(21) 国内外媒体及公众人物多有把此次疫情比作“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次疫情也确实是世界各国针对病毒的“战争”，没有“中立国”，几乎所有国家全部卷入，即便是个别没有出现疫情的国家也在加强抗疫、防范。中，美国的生产能力出现大幅度下滑，抗疫物资的生产和供给出现了严重的短板，不仅没有发挥领导作用，而且还拦截别国的医疗物资，各州之间也各顾各，拦截运往他州的物资，这些表现令人失望。而另一生产强国日本也出现生产能力的衰落，表现为医护用品的短缺。(22)见2020年4月21日CCTV1套“朝闻天下”栏目报道，直到4月21日日本各大医院仍拒收发热病人，医院给出的理由是呼吸机短缺；另据2020年4月27日央视报道，日本医生染病现象突出，原因就是医护人员缺乏必要的医疗防护设备和用品。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实际上在此次疫情中已经取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为世界各国生产、供给抗疫物资，为取得抗疫的胜利发挥着关键作用。评判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能仅凭经济总量、GDP数字，还要考虑经济的质量，这个质量就是经济的活力，特别是对灾害的适应能力，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下发掘机会、恢复发展的能力。中国能够快速战胜疫情，快速恢复生产并支持世界各国的抗疫，已经体现出了这种活力，而美国却失去了这种活力，不仅在抗击疫情方面缺乏有效办法，成为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而且在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和生产能力方面，均表现差强人意，出现颓势。我们并不以此推断美国已经全面衰落，中国要取而代之(实际上中国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与美国差距非常大)，而是发现了中美之间的不同比较优势和经济结构抗冲击的特点。另一方面，西方政界正在为其在疫情应对中失去领导力而担忧，因此针对中国的各种“污名化”层出不穷。后疫情时期，中国将会面临更多的摩擦、抑制和更大的挑战。
总之，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与本次危机的性质和产生机制不一样，前者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经济周期(复苏、繁荣、衰退、萧条)的表现，而此次危机则是由新冠疫情这一“外部冲击”所造成。对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模式，反思现有的经济理论，着眼于推动经济转型以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灾害适应型经济”的形成机制
在分析了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关注和研究疫情对传统经济理论的颠覆，把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分析在灾害这种“非常态”经济模式下衰退的原因与机制以及在当前灾害多发背景下“非常态”与“常态”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
(一)灾害多发背景下“非常态”与“常态”关系的认识
从时间间隔来看，此次“新冠”疫情距“非典”疫情相隔17年，看起来似乎并非“常态”。并且，从历史来看，自然灾害多是以若干年为周期的，因而也可以把自然灾害看成是“非常态”。但是，当人类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以后，如果把各种灾害综合起来看，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工业社会，灾害发生的原因、机制和频度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交互影响，例如，滥砍滥伐引发水土流失，导致水灾、旱灾的发生；过度的开矿导致塌方、地震等地质灾害；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温室效应引发了全球变暖，在很大程度上干扰或破坏了自然循环系统，从而加剧各类灾害或极端天气的发生；人们在工业生产、储存、运输、流通过程中的行为不当、失误也会产生重大灾害，如核泄漏、有毒物质泄漏、大型火灾、化学药品爆炸、环境污染，等等。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强度和经济总量的提升，相应的灾害、风险也在快速增加。自然与人类的交互作用使得当今世界进入灾害多发易发时期。就在新冠肆虐的过程中，还伴随着其他各种自然灾害，如中国还在发生“非洲猪瘟”，多地发生大型山火，导致人员伤亡；美国则爆发特大龙卷风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特大山火的爆发还潜藏着引发核扩散的隐忧；非洲和亚洲多地爆发的蝗灾将威胁人类粮食安全，等等。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统计数据，2019年1月—2020年1月，全球共发生各类灾害582次，其中中国发生30次，(23)统计范围：包括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和大洋洲；中国，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灾害的认定：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对灾害分类，包括自然类、技术类和复杂灾害。数据来源：国际灾害数据库EM-DAT: The Emergency Events Database-Universite Catholique de Louvain(UCL)-CRED, D.Guha-Sapir-www.emdat.be, Brussels, Belgium。也就是说，全球平均每月要发生各种灾害44.77次，中国平均每月2.31次。因此，我们对灾害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过去那种以若干年为周期的思维模式，灾害是个月月发生的“常态化”现象了。我们也不能孤立地看待疫情问题，各种灾害往往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疫情等公共卫生灾害可能引发其他灾害，其他灾害也可能引发公共卫生灾害，因此应转变思想观念，用系统的、联系的、综合的思想看待疫情与其他灾害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整个社会都应杜绝麻痹思想、松懈意识和侥幸心理，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加强对灾害的预防，并把各种灾害的防治工作统筹起来，把防灾、抗灾、救灾问题作为“常态化”问题来抓，形成长效机制。而另一方面，量变引起质变，我们在学术思想上也需要转变观念，从经济学角度来重新审视灾害问题，“非常态经济”现象已经成为“常态经济”现象，需要把“非常态”当成“常态”来认识和处理。灾害对经济的冲击以及救灾的资源配置有着共性，这也就意味着需要推动经济转型，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
(二)“灾害适应型经济”的形成机制
“转型”一词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90年代，转型的内容和任务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转型。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粗放增长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突出，学界开始提出集约化、可持续、环境友好型经济的转型。2014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由超高速增长转向常态增长(中高速增长)，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由此展开调结构、提质增效等发展方式的转型。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全面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纲领性思想。在增长动能转换上，投资拉动转为扩大内需为导向的内需拉动，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成的经济发展新动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则成为经济转型最为活跃的新动能。吴敬琏(1999，2015)、周振华(1999)、洪银兴(2007)、金碚(2015)、龚六堂和严成樑(2014)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做了有价值的研究。
上述转型思想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实现。而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又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窗口，让我们发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短板，同时也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了新的要求、思路、动能。一是发现短板再弥补短板，而弥补短板的过程就蕴含着转型，为经济结构带来新的变化和活力。二是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是实质上的转型。所谓“灾害适应型经济”，就是一种能够抵御各种灾害的经济结构或经济系统，这一结构或系统具有应对灾害的“韧性”和灵活性，具有针对各种灾害的“抵抗力”“免疫力”以及“抗冲击、抗击打能力”，能够快速针对灾害进行动态、快速的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能够有效发挥经济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以维护灾害期间最高水平的经济运行，并在最短时间内控制灾害并把灾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也是应对疫情灾害的系统性战略，同时也是经济转型的方向。三是疫情刺激了高科技产品的需求，为高科技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为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能，而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又依赖高科技的支撑。对此，应顺势而为，有针对性地推动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来论证中国经济转型问题。
五、“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及经验总结
推动中国经济向“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是实现对疫情等各种灾害系统性的、长期有效的应对和治理，也是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笔者在总结现有的抗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的“灾害适应型经济”的框架体系为：一是建立疫情灾害的应对机制、体系，确保灾时的经济高效运行；二是建立灾后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三是加快相关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提升抗灾害的技术支撑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完善疫情灾害的应对机制、体系，确保灾害发生时的经济高效运行
“灾害适应型经济”需要有一套系统、高效的灾害预防、应对机制、体系，确保灾害发生时经济的正常运行，具备抗灾、救灾的资源配置能力和经济运行调控能力。
1.强化疫情灾害预防体系与机制。宜从思想意识和疫病产生机制两个方面加强疫情的预防。一是在思想意识上加强防范。各级政府、整个社会、全体公民都应对疫情灾害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安全意识，杜绝麻痹大意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认识疫情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二是从疫情产生的源头和机制上加以预防。要妥善处理好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关系，保护生态平衡。野生动物往往是各种病毒的携带者，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密切接触，特别是食用，就会增加病毒由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播的概率，增加疫情传播风险，并且，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会造成物种灭绝，破坏生态平衡。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其所产生的灾害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要严格控制野生动物的捕捉、运输、交易、宰杀、烹制到食用各个环节，切断野生动物捕杀的产业链和利益链。加强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科学教育，使人们敬畏消费野生动物的潜在巨大危害，消除普通民众对野生动物的消费需求；加强针对野生动物的立法、执法，坚决惩治违法消费野生动物各个环节的人员，利用法律的强制手段最大限度扼制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捕杀和消费。
2.完善救灾应急物资战略储备体系。在任何灾情下，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都是第一位的。此次疫情国家保障到位，并未出现严重生活物资短缺的问题。但是，不同的灾害所需的抗灾物资是不同的，对于疫情灾害，需要有卫生防护物资的储备和保障，如口罩、防护服、药品及检验试剂、住院床位、医院数量等。此次疫情中一度暴露出此类资源的严重短缺，供给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某些物资并未纳入国家战略储备中，而另一方面是全国范围内相关物资的调配机制和调配能力仍然需要加强。针对这一问题，疫情等公共卫生安全应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并将防疫物资纳入战略储备物资名录中，增加战略储备，构建完善的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做好疫情的战略物资调配预案，一旦发生类似灾情，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战略物资的生产和调配，保障抗灾工作的顺利完成。
3.建立高效的资源配置体系。能否快速战胜疫情取决于高效的资源配置。疫情中的资源配置包括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配置。
(1)人力资源。构建从中央、省级机构、市、县、乡镇、村、企事业单位等各级政府、部门和单位的人力资源调配体系，包括医生、护士、医疗专家等相关医务人员团队体系；各机关单位、学校、街道、社区用于防控和保障的一线工作人员；去最危险的地方、承担最危险的任务、保障国家和民众生命安全的军队力量。在应对疫情灾害等特殊时期，更要突出军队雷厉风行的精神和发挥防化兵种的作用，提高防化专业水平。
(2)物力资源。包括医院、病房的增添，各种医疗器材、物资的配置和供应，水电气、生活用品供给及网络通信的通畅，等等。这些物力资源的高效配置是战胜疫情的物质基础。
(3)财力资源。为了高效应对上述资源配置，国家财政、金融部门应该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借鉴灾害多发国家日本的经验，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明确救灾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预算分摊责任，确保救灾期间充实的资金基础。与日本相似，中国已经成为灾害多发国家，国家财政也应建立和完善国家应对灾害的财政资金制度，在资金的运行、使用、责任划分方面，需要有具体的制度与规范。
4.建立灾时高效的经济运行体系。即便是在灾情最为严重的时候，人类的消费不会停止，因此相应的产品生产、运输、流通等供给必须持续运行，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不能中断，供产销活动需要有条不紊地衔接。而一些过度反应、不当执法于事无补，如为了防疫而处罚田间劳作的农民，有些地方甚至把道路挖断、堵塞，这样会阻塞生活用品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通道，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疫情期间工农业生产、实体经济的运行不能中断，救灾物资生产需要加班加点，整个产业链必须协调运行，相关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持有序进行。为此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1)加强应对灾害的生产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及短缺物资的生产能力。灾害会冲击生产，造成一些物资短缺，特别是救灾物资的短缺，这就需要提升生产动员能力、组织能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加强短缺物资生产，从动态角度打造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链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形成高效的“灾害适应型”的工业运行模式，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各种短缺产品，确保供给。
(2)维持灾害约束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规模的最大化和经济损失的最小化。疫情期间，应最大限度保障社会正常生产、生活、消费等经济活动的有序进行，把灾害对经济的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保证必要的就业机会和人们的收入，减轻政府和社会对失业、生活困难群体救济的压力，使政府和社会有更多的资源拯救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和部门，如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及旅游业等人口流动型、聚集型服务业。
(二)完善灾后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经济恢复发展
一般来说，灾害对需求的抑制具有突发性、短暂性的特征，灾后会有一个需求反弹，对经济产生一波强烈的推动，然后再恢复常态。同时，也需要加强灾后的经济恢复能力，完善财政、金融、保险等调控体系，做到各项调控手段密切配合与协调组合。
1.财政支持。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增加灾区财政资金投入的基础上，根据不同地区受灾轻重缓急予以不同程度的财政资金支持，对重灾区予以重点投入，对受灾严重的相关行业、企业以及为抗灾提供医疗用品、救灾物资、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服务的企业给予相关费用的补贴、减税、财政贴息等措施减轻其负担；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综合的灾害管理体制和财政应急机制；由于疫情灾害为不可抗力，可允许企业按照规定补办延期纳税申报手续，税务部门不加收税款滞纳金，不给予行政处罚，不调整纳税信用评价；加大财政政策对灾区再就业的支持，加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力度和职业培训补贴支持力度，并可采取以工代赈，通过一些工程建设，为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群体提供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借鉴国外经验，以财政为主导，支持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巨灾债券，增强救灾资金实力。
2.金融支持。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加大灾后重建的金融支持力度。央行对受灾严重的地区进行定向降准、降息，并与商业银行协调，对受灾严重的企业、服务性行业、吸纳就业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及相关高新技术企业采取政策倾斜，实行宽松金融政策予以扶持；加大资本市场对灾后重建的支持力度，提高效率，简化程序，为有关上市公司在股票市场融资、发行债券提供便利；开通灾后重建贷款的“绿色通道”，让那些信用记录良好且急需资金的企业尽快获得贷款，重整旧业，恢复发展；鉴于疫情灾害的不可抗力性质，对受疫情影响较大、还贷困难的中小企业不予抽贷、断贷和罚息，宜采取到期续贷扶持，并适当给予利率下浮的支持。
3.保险赔付。及时提供保险理赔，给予企业获得恢复发展所需资金以及人们疫病之后身体恢复方面的补偿。由于现有的财产和人寿保险缺乏对疫病灾害保险的项目，特别缺乏覆盖疫情导致的营业中断险种，无法解决此次疫情所导致的停工面广、停工时间长、损失严重的问题，对此，保险行业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缺，推动保险体系的创新，推出适合于疫病灾害的新品种，为企业和民众灾后重建提供保险支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以减少对灾害发生后财政资金和捐赠资源的过度依赖，保证巨灾应急资金的需求。
4.建立灾害基金。国外有多种与灾害有关的常设基金，如美国有超级基金法案，日本有灾害救助基金、震后复兴基金和渗透率较深的地震保险基金体系。中国可借鉴国外经验，建立灾害基金，以弥补财政资金的不足。
(三)加快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灾害适应型经济”必须建立在强大的高科技基础之上，应充分利用疫情暴发所产生的机会，顺势而为，大力发展相关高科技产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1.医疗相关产业。医疗相关产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材、卫生用品、医疗保健用品、医疗服务、心理卫生服务等相关产业。这些产业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本身属于高科技产业，也代表着产业革命的方向。这些产业在灾时出现需求量大增，供给不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快速增长，在灾后卫生健康用品、心理医疗服务需求也会快速增加。对此，应推进医疗相关产品的研发和创新，以生产更加有效的药品、试剂、疫苗等产品和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器材及医护用品，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和心理卫生服务，推动产业转型，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新业态。加快新业态、网络经济及“非接触经济”的发展。“非典”过后，随着网络、信息等高科技的推动，新业态、“非接触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当下，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网购(网上贸易)、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网上教育、手机会议、电视电话会议、手机网络娱乐等线上网络经济活动具有方便、快捷、非接触等优势，并可消除线下交易可能出现的疫病传播风险。而新业态、“非接触经济”模式的发展是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这些经济模式的兴起，有利于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推动经济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3.5G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加快5G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推动产业转型和“智慧城市”的发展。将5G技术和大数据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加快物联网的无缝衔接，将会推动产业转型、产业革命，提高产业发展效率、效益。同时，5G技术和大数据还可应用于“智慧城市”的打造。“智慧城市”的发展不仅可以推动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可以高效地防控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智慧城市的技术基础就是5G及大数据技术。智慧城市强大的大数据生态系统可实时提醒城市管理者密切注意异常变化，例如人口流动性和车辆流量，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数据也可以与邻近的城市共享，这有助于防范城市疫病的流行(Liu & Li，2020)。
4.机器人、智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在“灾害适应型经济”中机器人和智能技术将有着非常大的用武之地和发展空间。机器人、智能技术将会推动“非接触经济”的革命，在疫情传播的风险地区可以采用机器人、智能技术、遥控技术来取代人的工作，并且这些技术在医疗领域中也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如推行“非接触诊断”“非接触医疗”。医生对病人的询问，可通过视频进行；医疗过程，如听诊、量体温、抽血、输液等，交由机器人具体履行，医生遥控(方行明，2020)。机器人技术、智能技术代表着当今技术革命的方向，也是“灾害适应型经济”的技术基础。这些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将更加广泛地应用到各个领域，推进“非接触经济”的发展，并催生新的产业和业态，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六、国际格局——打造“灾害适应型”外向型经济
疫情的暴发也给国际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一方面，世界各国为了防疫采取的居家隔离措施对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巨大的抑制，需求低迷，对中国外向型经济造成极大的冲击。但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提供了大量机会，孕育着外贸转型的动能，对此，应顺势而为，推动“灾害适应型”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增强外贸结构对疫情等灾害的适应能力。
一是调整出口结构，提高出口结构的灵活性，形成应变机制，努力增加出口。一方面通过增强政府对外贸生产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调控能力以应对特殊的灾害型经济环境；另一方面从微观深处打造“灾害适应型企业”。中国企业应根据世界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产品结构，组织生产，提高急需产品的生产能力，在满足国际需求的同时，增加出口收入，将疫情造成的外贸损失降到最低程度。同时，要在灾后快速形成新的产业布局，占据先导地位。例如，美国于2020年3月13日发布了100页抗疫报告：疫情流行和物资短缺将持续18个月。(24)海外网“美国发布100页抗疫报告：疫情流行和物资短缺将持续18个月”，http://news.haiwainet.cn/n/2020/0318/c3541093-31745202.html，2020-03-18。那么，在这18个月中，中国企业应该尽快提供产品来填补美国市场短缺。在拓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扩充相关国际经贸知识，充分了解各国的“国情”和制度规则，提高产品质量，达到国外相关产品标准，以规避各种外在风险。
二是关注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变化，增加短缺资源的进口。疫情造成国际市场需求压抑，石油等大宗资源价格大幅度下跌。石油毕竟是不可再生能源，从长期来看趋于短缺和枯竭，随着疫情的解除，经济恢复正常运行，则油价仍会上涨，甚至超过前期的最高价位(方行明等，2019a)。而中国是石油需求量、进口量最大的国家，2019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2%的高位(25)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https://www.bp.com/zh_cn/china/h ... al-review-2019.html。。当前石油价格的下跌虽然对中国石油生产企业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却降低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营成本和百姓生活成本，“利好”大于“利空”。在此期间，应该积极运筹，抓住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机会，扩大进口，增加储备，增强能源安全。
三是增强中国的外贸博弈能力。国际贸易基于公平交易、互惠互利原则，而各国在贸易中也需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各取所需，互惠互利。在对外博弈中，中国需要增强自己的比较优势，弥补自身的弱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不同。中国在产品生产能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发达国家在高科技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某些国家搞技术封锁是违背比较优势原则的(方行明等，2019b)。只要我们手中有别国急需的产品，就可以换取我们自己需要的产品，对方也可能主动用自己的优势产品来向中国换取他们所急需的产品。这是符合斯密的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的(亚当·斯密,2014)。实体经济、工业生产能力是现代经济的基础，更是抗击灾害、打造“灾害适应型经济”主体要素，掌握了工业生产能力的优势也就掌握了国际经济博弈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要量力而行，对灾情严重的国家予以援助，提高中国的影响力、软实力和国际形象；通过爱心救助来改善国际关系，赢得世界各国对中国更多的信任、合作和支持。
四是推动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关税壁垒有违WTO原则，是一种逆全球化、两败俱伤的贸易博弈方式(杨万东等，2019)。在此次疫情危机中，已经显露其危害性。因此，美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改变了一些不合理的做法，放开了有关产品的进口，取消了部分关税，如美国贸易代表处当地时间2020年3月12日宣布，不对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医药品加征关税。这些医药品包括口罩、听诊器、血压计袖带等(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处已将洗手液、医用手套等进口产品移出征税清单)。(26)央视网“美国将部分从中国进口的医疗产品取消加征关税”，http://m.news.cctv.com/2020/03/1 ... Ejv2RQf200313.shtml，2020-03-13。同样，对其他产品加征关税也会对相应领域产生类似的负面影响。因此，中美贸易失衡的问题，应该通过增加美国的优势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来解决，即“做加法”，做大贸易总量以促进双边经贸的发展，而加征关税是在“做减法”，压缩贸易总量，产生消极作用(方行明等，2018)。灾害适应性经济构成体系全貌见图1。

图1 灾害适应型经济的构成体系
七、展望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中国的内外部环境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内部环境来看，疫情虽然得到初步控制，经济活力正在恢复，经济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但疫情并未完全结束，病毒的生命周期究竟有多长？会不会复发？是否会长期与人类相伴？等等，这些问题均具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必然要影响经济的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人口聚集性的行业和大型经济活动还不能全面开放，使得经济发展动力难以完全释放，相关行业及企业仍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相关从业人员仍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外部的需求低迷、产业链断裂仍然制约着国内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企业；企业营收下降所产生的债务违约、还贷违约已经引发了一些局部金融危机，甚至隐藏着更大的金融风险。对此，还不能因为取得的一些成绩而沾沾自喜，掉以轻心，仍需努力解决自身的问题，化解潜在危机，恢复振兴发展。对于正在复工的某些企业来说，运营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的客户可能大多已经不存在，要么倒闭，要么在停产断供期间建立了新的客户关系，原有的企业已经被挤出局，面临重新寻找客户、重签合同、重构产业链和销售渠道的问题，交易成本大增。政府和社会需要加强对企业的扶持，构建高效的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多方位的服务；通过充分发掘机会，化危为机，化被动为主动，化消极为积极，推动“灾害适应型经济”转型，赢得新的发展动能，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既有消极的一面，也孕育着新的机会和外贸转型的动能，对此，应顺势而为，趋利避害，推动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增强外贸结构抗疫情灾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当中国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并对世界各国抗疫提供各种产品和物资的支持时，而西方国家却表现不佳，并担心中国在疫情中做大做强，自己失去领导力，因而要制造各种摩擦以遏制中国。后新冠时期，“脱钩”“切割”“抑制中国”的声浪可能更高。但是，虽然西方政客不断对中国采取“污名化”指责，但却争相进口中国的抗疫产品，因此，在后新冠时期，西方国家也不可能拒绝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不可能阻断资本在国际市场中的逐利流动，政治干预不可能长期违背经济规律，逆全球化运动本质上阻挡不住全球化趋势。在后新冠时期，中国应立足做好自己的事，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保持内敛，同时通过智慧的博弈化解外部的疑虑和摩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与世界各国实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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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SASTER-ADAPTIVE ECONOMY”
FANG Xing-ming ZHANG Bei FU Sha SU Meng-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COVID-19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nomy of China and even of the world.The impact has upended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economics so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understand the cause and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recession theoretically, especially to study the “abnormal economy” under the disease of COVID-19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ormal economy”.The impact of COVID-19 has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economic syste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establish “disaster-adaptive economy”.Based on dialectical though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epidemic from both negative and positive aspects and exploits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momentum in this crisis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o “disaster-adaptive economy” and realize sustainable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Key words: epidemic; impact; disaster-adaptive economy;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