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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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
——对瓦格纳法则的新解释
戚昌厚 岳希明
[提 要] 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反映了一个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和公共政策的倾向。研究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瓦格纳法则。本文使用2011年GFS和WDI数据库的截面数据，从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及其构成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成立，并通过国际比较，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建议。根据以往文献对瓦格纳法则的定义，笔者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得到估计系数，称为瓦格纳法则系数，据此考察瓦格纳法则。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3.71。这表明经济发展与财政总支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有上升的趋势。分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之间成正比关系，但与公共秩序和安全、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之间成反比。在此基础上，笔者计算了各分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其中以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最大(71.66%)，经济事务支出贡献度最低(-7.38%)。研究表明，瓦格纳法则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关键词] 财政支出；人均GDP；瓦格纳法则系数；贡献度
一、引言
财政支出规模是政府对经济调节能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出规模变动情况的理论之一就是瓦格纳法则。瓦格纳法则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的支出规模会不断扩大，通过衡量一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可以反映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均GDP增长率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加，从1996年的15%上升到2016年的25%。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2016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下降为6.7%。(1)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7)。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下，研究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使财政支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同时,满足民生的需要就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使用2011年GFS和WDI数据库的截面数据，考察了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从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及其构成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来验证瓦格纳法则的成立。笔者基于瓦格纳法则构建了回归方程，将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的回归系数定义为瓦格纳法则系数。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3.71，表明经济发展将正向促进财政总支出规模的扩大。在分项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中，经济发展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等支出构成之间呈正比，与公共秩序和安全、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等支出构成成反比。(2)此处的社会保护(social protection)与中文语境中常用的社会保障，在含义上完全一致，但因“社会保护”一词系IMF的官方翻译，因此予以保留。在此基础上，笔者计算了各分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其中以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最大(71.66%)，经济事务支出贡献度最低(-7.38%)。研究表明，瓦格纳法则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首先，根据瓦格纳法则的定义，本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的回归系数，定义为瓦格纳法则系数。当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时，笔者认为瓦格纳法则成立，当回归系数小于或等于0时，瓦格纳法则不成立。其次，根据财政支出总额等于其分项支出合计的关系，导出瓦格纳法则系数等于分项支出分别对人均GDP对数值单回归系数之和。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公式。最后根据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公式，计算出各分项支出对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并归纳认为瓦格纳法则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梳理国内外学者对瓦格纳法则的相关研究；第三部分是严格定义瓦格纳法则系数，并明确其分解公式；第四部分是数据和变量的详细说明；第五部分是实证分析，以验证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瓦格纳法则，并比较各分项支出对总支出的贡献度；第六部分是结论和建议。
二、文献综述
瓦格纳法则被用来判断经济发展对政府规模扩大的影响，是瓦格纳和其他学者对上述两者关系的总结。本部分主要从瓦格纳法则的提出、不同学者对瓦格纳法则的扩展以及瓦格纳法则是否存在的实证检验等几个方面对文献进行梳理。本文发现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给出以往研究对本文的启示。
在实证研究上，瓦格纳法则是否存在通常有两种方法确认。第一种方法是追踪某一国家长期发展水平的过程，观察财政支出规模是否随人均GDP的上升而扩大。第二种方法是通过横截面数据来进行考察，即通过国别样本，实证考察政府支出的规模与人均GDP之间是否存在正相关关系。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验证的前提是假定经济发展具有一定规律性。这种规律性与各国的异质性没有关系，或者至少认为国别的异质性并不足以令经济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消失。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规律性有很多，例如产业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规律性。具体而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将直线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先增后降，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上升。类似的规律性其他还有很多。瓦格纳法则即被认为是其中之一，但是否如此，需要验证。这正是本文的目的。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性的假定是用横截面数据检验瓦格纳法则的前提条件。在经济学领域，与瓦格纳法则检验方法类似的有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检验，即有一国长期时间序列的检验和横截面数据检验两种。(3)利用一国时间进行分析的有Kuznets(1955)对美国(1929—1950年)、英国(1880—1947年)和德国(1875—1930年前后)的分析，以及Van Zanden(1995)对荷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地区以及英国和德国等国长期时间序列的考察。利用跨国横截面数据验证库兹涅茨倒U型的研究有Kravis(1960)、Ahluwalia(1976)和Anand & Kanbur(1993)等代表性作品。
如下文所示，本文通过横截面数据检验来考察瓦格纳法则。这暗含着笔者已经接受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一般规律存在的假设。
(一)瓦格纳法则的提出和发展
瓦格纳法则是瓦格纳在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揭示了政府规模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正向关系。瓦格纳法则不仅涉及政府和市场的博弈，也涉及市场化进程中“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讨论。瓦格纳提出政府支出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时，正是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大政府”，尤其是市场化不健全的工业化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发展会带来私人垄断、经济摩擦、公共服务需求增加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加强政府的职能，提供更多公共服务，政府规模也要随之增加。由于经济发展和财政支出的关系是由瓦格纳首次提出的，因此后来的学者将它归纳为瓦格纳法则。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瓦格纳法则的定义不同，但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即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这种增加既有绝对支出增加，也有相对支出增加。其中，绝对支出增加指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不断提高，相对支出增加具体表现是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随人均GDP上升而提高(Bird，1971；Peacock & Scott，2000)。Peacock & Scott(2000)认为，瓦格纳法则成立的条件是持续的文化和经济进步，并且政府活动的扩张必定有上限，政府的扩张是公共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绝对地与相对地扩张。这种扩张规律是瓦格纳基于“经验观察上的一致性”(empirical observed uniformity)得出的，那么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即这种经验上的一致性是适合所有阶段还是只存在于工业化进程中呢？
那么政府扩张的上限在哪里？或者说瓦格纳法则是适用于经济增长的全过程，还是工业化阶段？学术界对此认识不统一，但多数研究表明，瓦格纳法则更适用于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Bird(1971)认为瓦格纳法则构建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法则明显只适用于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正在上升的国家。他同时给出了瓦格纳法则适用的三个条件：人均收入在上升、特定的技术和体制改变、政策民主化。Abizadeh & Gray(1985)的研究发现，瓦格纳法则在发展中国家成立，在贫穷国家和发达国家不成立。Durevall & Henrekson(2011)研究发现瓦格纳法则并未得到一般性的支持，只有在一国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成立。而在针对瓦格纳法则验证的实证研究中，大多认为瓦格纳法则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二)瓦格纳法则的验证
关于瓦格纳法则是否成立的讨论一直存在，学者主要从不同发展阶段的政府支出规模和支出结构两个方面对这一法则是否成立进行验证，既包括数据描述的分析(Veverka，1963；Bird，1971；Tobin，2005)，也有使用计量方法的研究(Abizadeh & Gray，1985；Gemmell，1990；Rehman et al.，2007；吴凯，2006；李树生，2009；王凯等，2011；贾凯威，2015)。已有研究的结果表明，财政总支出的变动符合瓦格纳法则，而财政各分项支出中瓦格纳法则的适用则取决于经济发展阶段。
1.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基于一国长期历史数据分析。
有许多早期文献通过使用个别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来验证瓦格纳法则。在财政总支出是否适用瓦格纳法则的验证中，Veverka(1963)使用英国的数据发现，1790—1961年，政府支出规模的年均增长率是2.7%，而GNP年均增长率是2.0%。政府支出增速比经济增速快，并且政府支出占GNP的比重由12%上升到38%。政府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有明显扩大，瓦格纳法则得到验证。这一结果在Bird(1971)、Fratianni & Spinelli(1982)、Tobin(2005)的研究中均得到验证。Tobin(2005)研究了1978年后中国政府的扩张与GDP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国的经验可以看出，政府活动的扩张，几乎没有表现出挤出效应或者扼杀经济发展的负面效果，瓦格纳法则适用于中国。
虽然财政总支出适用于瓦格纳法则，但分项财政支出变动的瓦格纳法则却不一定成立。原因在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是不断变化的，政府会相应减少一些不符合发展需要的财政支出。Veverka(1963)发现英国不同支出项变化的差异很大。其中，社会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上升最快，从1790年的9%逐步上升到1961年的47%。经济和环境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790年的9%上升到1910年的20%。主要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对交通运输服务和基本城市服务需求增加，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会导致大政府的观点。最后下降为1961年的16%。后期财政支出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业化速度缓慢。政府服务需求弹性与支出结构有关，一些财政支出项的需求弹性大于1，如社会服务，而另一些支出项的需求弹性小于1，如行政管理。
2.财政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基于跨国数据的计量检验。
对瓦格纳法则更为直接的验证方法是财政支出比重对人均GDP的回归分析，通过系数的符号来验证瓦格纳法则是否成立。
从政府支出来看，实证结果也基本认为瓦格纳法则成立。Abizadeh & Gray(1985)使用53个国家和地区1963—1979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将政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被解释变量，并选取实际人均GDP、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人均商用能源消费、经济开放度、金融媒介度五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结果显著，而且各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符号也都符合瓦格纳法则预期。贫穷国家和发达国家主要变量不符合预期。Lamartina & Zaghini(2011)使用23个OECD国家和地区1970—2006年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成立。长期来看，政府支出规模对经济产出的弹性大于1。在经济水平低的国家中，经济增长与政府支出增长之间正相关。虽然传统的扩张政府职能的手段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愈发不管用，但是一些新的方式可能会扩大政府的作用。比如供给侧方面政府征税能力增强、需求侧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保服务支出需求扩大，均会让瓦格纳法则持续发挥效用。
还有一些学者实证发现瓦格纳法则不成立。Gemmell(1990)使用11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瓦格纳法则不成立。因为在117个国家和地区中，政府支出的收入弹性大于1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只占比7%，政府支出的收入弹性小于1的却占比45%。但Gemmell(1990)将政府支出定义为政府的真实消费支出，与通常所说的政府支出有很大不同。Alleyne(1999)发现瓦格纳法则在牙买加、圭亚那等国家不成立。这也侧面验证了Abizadeh & Gray(1985)的结论，即对贫穷国家瓦格纳法则不成立。
3.国内文献对瓦格纳法则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瓦格纳法则的验证主要使用的实证方法是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认为瓦格纳法则适用的研究有：吴凯(2006)、李树生(2009)、王凯等(2011)。王宝顺(2010)、贾凯威(2015)同样发现国民收入增长是财政支出增长的单项格兰杰原因。王德祥和李建军(2008)、黎友焕和王凯(2010)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发现瓦格纳法则在中国局部适用，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发现了财政支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当然也有研究认为瓦格纳法则不适用，如岑永和陈强(2003)。郑春荣(2008)认为财政支出比重不会一直增加，应该是呈U字型变动。总的来说，多数学者使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得出了瓦格纳法则在中国成立的结论，但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检验结果仅能说明两者是否有影响，却看不出影响的大小。目前国内这些研究中，研究财政分项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文献较少。
从国内外研究结果看，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政支出的绝对规模在扩大。很多学者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财政总支出规模符合瓦格纳法则，但经济发展对财政分项支出的变动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和发达国家，但这类研究受制于无法得到高质量的国际可比的数据，进而无法针对财政分项支出是否符合瓦格纳法则作出高质量的计量分析。本文接下来要做的主要内容有两个，一是建立财政支出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二是从财政总支出和分项支出两个方面对瓦格纳法则进行验证，并通过国际比较，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建议，使其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
三、模型构建
(一)财政总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为了验证瓦格纳法则成立与否，本文构建了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的回归模型。遵照以往文献的传统，笔者把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定义为政府支出规模，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在回归中，笔者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值，这样回归系数更容易解释。把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单回归得到的估计系数β，笔者定义为瓦格纳法则系数。当瓦格纳法则系数显著大于0时，说明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即政府支出规模随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扩大，此时瓦格纳法则成立。当瓦格纳法则系数小于0，说明经济发展与财政支出规模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瓦格纳法则不成立。因此，验证瓦格纳法则的估计方程式如下：
yi=α+βlngdpi+μi
(1)
式中，i代表国家或地区；y代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α，μ分别代表常数项和误差项；lngdp代表以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对数值。
(二)分项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为了找到各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财政总支出按政府职能进行分解，被解释变量为分解后的各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解释变量仍然为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的对数表示。笔者构建了回归模型，βj代表各分项财政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表示经济发展对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2)
式中，上标j表示政府支出的构成项，笔者使用的GFS统计，政府支出总额由10个分项构成；yj代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j项构成占GDP的比重。此时，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等于分项支出占GDP比重之和，即为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j项构成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系数。
(三)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公式以及瓦格纳法则形成机制的探讨
根据瓦格纳法则系数，可以检验瓦格纳法则是否成立。在成立的情况下，进一步考察瓦格纳法则的形成机制。以往文献显示，关于瓦格纳法则的形成机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和考察。其中方法之一是深入到财政支出的具体构成进行分析，即通过考察财政支出的不同构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明确哪些类型支出(占GDP的比重)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哪些财政支出项目与经济发展没有关系，甚至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由此考察整个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正相关关系的形成机制。
本文定义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从政府财政支出构成的角度考察瓦格纳法则提供了有效工具。具体而言，根据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等于分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合计的关系，可以得到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系数(即瓦格纳法则系数)，等于各项财政支出分项构成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系数之和，用公式表示如下：

(3)
式(3)仅在单回归时成立。式(3)可以说是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通过具体分解结果，可以考察在瓦格纳法则存在的情况下，哪些支出对财政支出总额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做出了贡献。不仅如此，根据该分解结果，可以精确地计算各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用公式表示如下：

(4)
式中，sj表示第j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的贡献度，且的关系成立。本文下一节将利用式(3)和式(4)对各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进行考察。(4)岳希明(2017)第一次用该方法考察和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县民所得地区间差距收敛的原因。
四、数据和变量说明
(一)GFS数据和WDI数据
本文数据的来源分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政府财政统计数据库(Government Fiscal Statistics，GFS)和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GFS数据中有详细的各国财政总支出和分项支出数据，WDI数据中有详细的各国人均GDP数据。
1.GFS数据说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1972年开始，每年都按照固定的划分标准，搜集和整理160个成员国或地区的财政数据。GFS数据中关于财政支出的指标详细，样本量大，可以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在使用数据分析政府总支出或各项支出时，采用GFS数据库中政府部门及其各项支出的定义和分类。GFS数据按政府职能将财政总支出划分为十类分项支出，分项支出具体情况将会在变量说明中给出。在资料中，政府总支出和分项支出都是以占GDP比重的形式给出的。
本文选取了GFS数据中2011年的数据进行计算。选取这一年的主要原因是该年份有数据可用的国家最多，财政总支出数据有77个国家可以利用。另外，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另外选择了1995—2015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计算，观测值数的增加可以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和可信性。瓦格纳法则的实质是政府支出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用国别数据进行验证时，样本国家最好涵盖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笔者拟使用的77个国家或地区中，依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收入等级分类，其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占36个，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占24个，中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占16个，低收入国家或地区占1个。从样本分布来说，虽然低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数量过少，但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WDI数据说明。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WDI)涵盖214个国家或地区1960-2015年之间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援助效率、气候变化、经济与增长、教育、能源和矿产、环境、外债、金融部门、性别、健康、基础设施、社会保护与劳动力、贫困、私营部门、公共部门、科学技术、社会发展、贸易、城市发展20个方面的统计数据，共计1 345个指标，具有广泛的参考性。本文主要运用WDI数据库中人均GDP(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指标。它等于国内生产总值除以年中人口数。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任何产品税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的补贴，在计算时没有扣除资产折旧或自然资源损耗和退化。在WDI中的GDP有四种不同的计价方式，分别是以2010年为基期且以美元为单位(constant，2010，US$)、以现期的美元为单位(current，US$)、以基期不变的当地货币为单位(constant，LCU)和以现期的当地货币为单位(current，LCU)。本文选取以2010年为基期且以美元为单位(constant，2010，US$)的人均GDP数据，并与GFS数据库中的财政支出数据进行匹配。
(二)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为财政总支出和10类分项支出占GDP的比重。GFS数据库把财政总支出分为10类分项支出，它们分别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国防支出、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经济事务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娱乐、文化和宗教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出于回归系数解释上的方便，解释变量使用人均GDP的对数值。
1.财政支出变量。
GFS数据库按照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分类，把财政总支出分类为10项，各项具体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GFS的财政支出划分情况①

注：就分类的详细内容，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14)的相应部分。
说明：社会保护的英文为Social Protection。本文在特指GFS财政支出分类第10项“Social Protection”时，使用“社会保护”一词，其他地方则遵照中文习惯，使用“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支出”的传统用语，有时还将社会保障支出简化为社保支出。也就是说，本文的社会保护、社会保障或社保支出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根据不同的习惯使用不同的用语而已。
资料来源：GFS数据库对财政支出的划分。
2.经济发展水平变量。
解释变量是人均GDP对数。根据使用数据说明中提到的四种计价方式，本文选取的是WDI数据库中第一种计价方式的人均GDP数据，即以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将各国或地区按照本国或地区货币计算的GDP，依据汇率折算成以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的GDP。人均GDP对数值代表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五、实证结果
(一)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为了验证瓦格纳法则是否存在，即财政支出相对规模变化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本节包括三项计算：第一，把2011年各国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对数进行回归。选择2011年数据的主要原因是该年份有数据可供利用的国家数最多。第二，把各分项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进行回归。第三，用面板数据对以上两种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1.财政总支出相对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
本节用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来考察瓦格纳法则是否成立。表2显示了2011年75个国家和地区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5)2011年7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有财政总支出和GDP比重对人均GDP数据可以利用，但其中阿富汗和基里巴斯两个国家属于异常值，其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过高，分别为85.26%和73.09%。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两个国家情况比较特殊。阿富汗用于军事和公共秩序与安全的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高达55%，而基里巴斯是太平洋岛国，人口不足12万。由此可见，两国的数据很难说有代表性，属异常值，最终决定从回归分析中删除。回归估计采用了OLS和异方差稳健OLS两种估计方法，其中表2列(1)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表2列(2)是异方差稳健的最小二乘估计。表2列(1)的OLS估计结果显示，人均GDP对数的估计系数(也就是瓦格纳法则系数)为3.71，也就是说，人均GDP每增加1%，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平均增加3.71个百分点，且估计系数在统计上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异方差稳健OLS估计结果中，表示统计显著水平的t值变化不大，说明两个变量之间统计关系的稳健性。从表2的估计结果得出来的结论是，财政支出随经济发展而增大的瓦格纳法则是成立的，而且统计上是显著的。
表2 2011年财政总支出占GDP的比重的回归

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里为t值；人均GDP指代以不变价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对数值，下表同。
2.分项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随着经济发展，政府财政分项支出占GDP比重会如何变动呢？很多文献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分项财政支出之间的关系，因财政支出的构成项目不同而不同。有些项目与人均GDP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有的则存在负相关关系，有些支出分项与经济发展没有直接关系。以下笔者通过单回归分项考察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使用GFS数据库中对财政支出的划分方法，共分为10项支出。在2011年，GFS数据库中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分项支出数据缺失，所以在对各分项支出回归时，国家和地区样本数减少到57个，而国防支出、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和环境保护支出的国家和地区样本量为56个。表3给出了每项财政分项支出对人均GDP对数的回归结果。
表3 分项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回归的结果

整体来看，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娱乐文化和宗教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大于0，即经济水平的提高对这几项财政支出比重有正向影响。国防支出、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经济事务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小于0，即经济水平的提高对这几项财政支出比重有负向影响。其中，只有医疗保健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正向显著，社会保护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2.40，医疗保健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1.23。即当人均GDP增加1%时，社会保护支出比重和医疗保健支出比重分别增加2.40%和1.23%。分项支出中只有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支出负向显著。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0.19，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瓦格纳法则系数为-0.19，即当人均GDP增加1%时，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比重、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比重下降0.19%。
3.基于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
以上使用2011年数据，对财政总支出及其分项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进行了回归分析。之所以选择使用2011年的数据，原因是这一年数据可以利用国家最多。另外，上一节的回归分析为单变量最小二乘估计，符合瓦格纳法则系数分解公式(即式(3))的要求。下一节笔者将利用2011年单变量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对瓦格纳系数进行分解。为了检验以上瓦格纳系数估计值以及分项财政支出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系数的稳健性，笔者下面利用面板数据重新进行估计。
在笔者使用的数据中，1994年之前样本数非常少。1994年仅有三个国家，1989年之前只有一个国家，为此笔者选择了1995—2015年之间的年份，1995年有22个国家，2015年有36国家(因某些国家向IFM报告数据有一定的滞后期)。笔者采用了固定面板模型，即在说明变量中增加年份和地区虚拟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当笔者加入国家虚拟变量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人均GDP对数值的估计系数达不到显著水平(可能是因为国家虚拟变量过多，回归估计的自由度不足所致)。为此笔者尝试了地区虚拟变量，作为区域分类标准。笔者采用WDI数据的地区分类，即把全球划分为东亚和太平洋、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中东和北非、北美、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7个地区。回归结果符合笔者的预期，具体结果显示在表4中。
表4 财政总支出及其分项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回归结果

说明：上述回归均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且在地区层面聚类，样本量为920个。
比较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的表4与2011年最小二乘模型估计结果的表2和表3可知，首先，在估计系数的符号和统计显著程度上，两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几乎完全相同。如财政总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以及社会保护支出等估计系数，在两种估计中均为正数，且均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其次，在估计系数大小上，两类估计之间虽然有一点的差距，但相差不大。例如，瓦格纳系数估计值，2011年单变量最小二乘估计值为3.71，而面板模型估计值3.02。再如，社会保护支出估计值，2011年单变量最小二乘估计值为2.40，而面板模型估计值2.08。这种程度的差异是可以接受的。
通过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笔者可以得出结论：瓦格纳法则所反映的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关系是存在的。下面笔者通过瓦格纳法则系数分解的方法，从财政总支出构成的角度考察瓦格纳法则的形成机制。
(二)财政分项支出的贡献度分析
根据式(3)可知，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等于各分项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之和，并将分项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与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之比作为该项支出对总支出规模变动的贡献度(参见式(4))。以下报告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结果，并报告各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
1.分项财政支出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
在数据选择方面，上一节式(3)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需要财政总支出及其分项财政支出对人均GDP进行回归时使用相同的样本，否则不能进行严格分解。2011年财政总支出及其分项支出，以及人均GDP均有数据可利用的国家，缩减至55个。以下用该样本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在表5中。虽然样本有所变化，但与表4相比，表5的结果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教育支出，估计系数由0.24变为0.39，重要的t值由1.23提高至1.98，从此统计上变得显著。该估计值显示，人均GDP每增加1%，教育支出比重增加0.39%，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教育支出比重增加有正向影响。
2.分项支出的贡献度。
根据表5的估计结果以及式(4)的计算方法，笔者计算了分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结果显示在表6中。从表6可以看出，财政总支出对人均GDP对数值的估计系数即瓦格纳法则系数值为3.75，分项回归系数加总等于3.76。二者在小数点后第二位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导致的。有些分项财政支出的贡献度为正数，有些为负数，正数表示该分项支出对瓦格纳法则具有正的贡献。相反，负号说明该分项财政支出削弱了财政总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对瓦格纳法则的负贡献。
表5 分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

表6 财政支出构成对瓦格纳法则贡献度分析

从表6可以看出不同分项支出对财政总支出比重变化的贡献度。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娱乐文化和宗教支出、教育支出、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系数为正，国防支出、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经济事务支出、环境保护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的贡献度为负。首先讨论贡献度系数为正的分项支出，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最大，为71.66%。其次是医疗保健支出比重，贡献度为34.15%，教育支出的贡献度为10.47%。贡献度系数为负的分项支出中，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为-6.71%，其次是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为-5.33%。其他五项支出比重的贡献之和，为-3.75%，但回归中其解释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见，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提升，主要是由于社会保护支出和医疗保健支出的相对规模的上升所导致。
(三)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及其构成——基于国际比较的考察
以上应用国别数据，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存在，并通过瓦格纳法则系数的分解，从财政支出构成的角度，对瓦格纳法则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简言之，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之所以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社会保护支出、医疗支出以及教育支出等民生支出随人均GDP的提高而不断增大带来的。这是随着经济发展，各国政府更加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和低收入人口福祉提高的结果。
作为以上讨论的延伸，本节利用已经生成的国际可比数据，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观察一下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及其构成的特征，为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及其背后的政府行为和功能提供更多、更有意义的证据。
瓦格纳法则告诉我们，财政支出总额占GDP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且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源于医疗支出、教育支出，尤其是社会保护支出随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大的趋势。因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在把我国与其他国家比较时，需要选择与我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同的国家进行比较，不加选择的国际比较没有意义。例如，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失妥当，因为我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具有可比性。作为比较对象，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程度与我国大致相同的国家最合适，由此得到的分析结果更有意义。
如何确定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致相同的国家？进一步说，如何找到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大致相同国家的财政总支出和分项支出的水平？对此，从回归分析中得到的有条件均值可以简单地提供答案。以财政总支出为例，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结果，代入中国人均GDP对数值得到的被说明变量(即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的预测值，即是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相同国家的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用公式表示为这里的和分别为使用2011年数据对式(1)系数的估计结果，lngdpChina为2011年我国人均GDP。分项财政支出可通过同样的方法得到(但需要利用式(2)的估计结果)。以下笔者把中国财政支出实际值和预测值进行比较，相关结果见表7。
表7 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及其构成——基于国际比较的考察(%)

表7中列(1)～列(3)为财政总支出和分项支出占GDP的比重，表7列(4)～列(6)为财政支出总额中分项财政支出占比。为了参考起见，表7列(1)和列(4)给出了样本均值。表7列(1)～列(3)显示，以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衡量的财政支出规模，我国很低，不仅低于样本均值，同时显著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国家的均值。具体而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同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低8个百分点(即26.8%～34.8%)，较均值低近12个百分点(即26.8%～38.7%)。分项看，在经济事务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两项上，我国的实际值高于预测值，其中经济事务支出更显著，实际值高出预测值近3个百分点(即8%～5.2%)。在我国财政支出总体水平显著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经济事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相对较高，说明我国财政支出集中于经济建设。从表7列(2)分项数据可以看出，在我国10类分项财政支出中，经济事务支出最大。除以上两项财政支出之外，我国其他分项财政支出的实际值均低于预测值，其中以医疗保健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为最高。
在我国财政支出总体规模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即表7中的预测值)的情况下，单纯地就分项对比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大小，缺少直观性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控制财政支出规模的条件下，通过对比财政支出总额的构成，可以了解我国财政支出的投向和在不同分项之间的分布，由此可以判断我国财政支出的优先领域和投入不足的公共服务。表7中的列(4)～列(6)提供了相关信息。
在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上，经济事务支出的实际值远远超过预测值，前者为后者的2倍多。实际值高于预测值的其他支出分项有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实际值和预测值大致相同的支出项目有国防支出、环境保护支出和教育支出等。实际值显著低于预测值的项目有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其中医疗保健支出差距最大，实际值仅为预测值的三分之一。在医疗保健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上的投入不足，对于改善当前我国收入不平等以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是十分不利的。
综合本节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与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的特点是在经济事务支出上投入较大，但在医疗保健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上投入较少。这即我国学术界通常所说的“重投资、轻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了GFS的财政支出和WDI的人均GDP截面数据，构建了各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使用瓦格纳法则系数分析财政总支出规模以及各项分项支出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测算出各分项支出对财政总支出比重变动的贡献度。主要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首先，使用2011年77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分析发现，财政总支出比重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说明“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提高”的瓦格纳法则是成立的。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笔者同时使用了1995—2015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估计，分析结果和2011年数据相似。在财政分项支出中，人均GDP的增加对社会保护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但对公共秩序和安全支出、住房与社区福利设施支出有负向影响。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结构也发生了改变。社会呈现出对以社会保护支出为主的福利性支出的需求增加，对经济建设和国家安全的支出需求减少。
其次，社会保护支出在财政支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社会保护支出对瓦格纳法则成立的贡献度最大，为正向的71.66%。这也就是说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的提升，主要是由于社会保护支出相对规模的上升所导致，社会保障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比重明显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同时医疗保健水平也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我国应该适当增加福利性支出，适当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优化支出结构，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再次，本文通过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考察和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成立。截面数据的结果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时间序列的结果保持一致，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
最后，本文为瓦格纳法则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即社会保障、医疗以及教育等民生性支出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是促成瓦格纳法则的主要成因。但这一点与传统研究中关于瓦格纳法则形成机制的结论不完全一致。从本文的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早期相关研究主要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交通运输、城市服务等需求的增加在瓦格纳法则形成中的重要性，这一点与本文的研究结论相差很大。在瓦格纳法则形成机制上，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瓦格纳法则的形成机制究竟何在？是否随时代不同而不同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未来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分析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其政策含义主要与收入分配有关。关于收入再分配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例如，蔡萌和岳希明，2016)，一国以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强度。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包括我国在内)之所以较发达国家要高，主要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再分配政策调节力度不足所致。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没有显著的差距。换言之，由市场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系统的相关关系。政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手段有两种：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支出。前者对高收入人口课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起到了限制高收入人口收入的作用。与此不同，社会保障支出政策，通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和其他政府救济等政策，向低收入人口提供政府转移性收入，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着提低的作用。同样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的研究结论显示，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应，以社会保障支出为主，占整体收入再分配效应的80%左右，个人所得税的效应很小。这样的研究结论显示，一国若要降低其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其主要手段应当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并在资金分配上尽量倾向于低收入人口，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如本文的表7所示，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规模很小，2010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6.4%，而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我国大致相同国家的均值为9.6%。如果把我国社会保障支出规模提高至和我国发展水平大致相同国家的均值(即9.6%)，而且把这部分资金集中分配给广大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增加医疗报销比例以及扩大农村低保覆盖面并提高低保水平等措施)，我国目前的农村贫困和整个收入不平等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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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New Interpretation of Wagner’s Law
QI Chang-hou1 YUE Xi-ming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School of Finance,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Th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fiscal expenditure reflect the scope of activity and the tendency of policy choice of a government.Wagner’s Law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y of fiscal expenditure.This paper uses the cross-section data of GFS and WDI in 2011 to verify the establishment of Wagner’s Law from the relative scale and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fiscal expenditure,and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optimize fiscal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 China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According to the definition of Wagner’s Law,we define Wagner Coefficient as the coeffient of regressing the proportion of fiscal expenditure in GDP on the logarithm of GDP per capita and test Wagner’s Law.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fiscal expenditure’s Wagner Coefficient is 3.71,indicating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relative expansion of total fiscal expenditure.In the Wagner Coefficient,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ds spending on health care,educ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reduces spending on public order and security,housing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cal expenditure scale contribution,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s contribution is the largest,at 71.66%,while economic affairs expenditure’s contribution is the lowest,at -7.38%.We believe that the Wagner’s Law mainly exists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fiscal expenditure; GDP per capita; Wagner Coefficient; con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