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文化对国家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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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文化对国家的影响探析[1]
吴 赛 李 兴
【内容提要】 外部文化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存在，既对国家的繁荣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也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一系列需要应对的问题，包括对外部文化的研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国家性与公共性的平衡、外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等。国家依据对外部文化的认知和价值判断，会采取不同的政策模式加以应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从总体国家安全观、文化自信、以人民为中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出发，将全面回应外部文化带来的问题，为中国应对外部文化多样性问题提供充分的理论启示和明确的实践指导，确保中国对外部文化的政策朝着积极有利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外部文化 文化政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文化多样性与文化外交
（一）文化多样性：从全球到国家
文化多样性的存在，是当今世界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和传播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多样性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承认和政府的关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对文化的多样性多持承认和肯定的态度，如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将文化的多样性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并确认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一项基本特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1]The 2005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 (chi) - UNESCO，Oct. 20, 2005,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46264_chi. 中国政府一贯对文化多样性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并通过实际行动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友好交流。2019年5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北京举行，并发布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2019 北京共识》，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应当相互尊重、包容互鉴，以多样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和谐共生超越文明冲突，以交融共享超越文明隔阂，以繁荣共进超越文明固化。[2]《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筹委会负责人发布首次大会成果》，中国“一带一路”网, 2019年5月25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91754.htm。 欧盟也在一项关于文化多样性的文书中表示，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一项基本原则，必须反映在国际法和国际政策中。[3]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on cultural diversity，p.3, May 20, 2003, https://ec.europa.eu/transparenc ... 03-520-EN-F1-1.Pdf.
中国学者对文化的多样性多持肯定态度，一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事实，二是肯定其对人类和世界都具有积极意义。[1]参见张莉、徐家林:《 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权利》，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第85页；周文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载《齐鲁学刊》2014年第1期，第71页。国外学者虽然也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基本事实，但并不对其都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2][美]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约瑟夫·奈则将文化视为国家“软权力”的一部分，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一种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是体现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就使文化有了工具性色彩，而不是促进和平的因素。在当今世界，除了极少数恐怖组织以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对异己文化主张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进行破坏以外，已经鲜有明确地排斥、不尊重、甚至否定与自己不同的文化的现象，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至少在官方和学界形成了一定共识。
然而，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在现实中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情况。首先，文化多样性并非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伴随着不同国家、族群的崛起和衰退，各种不同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影响力都会发生显著变化。这就意味着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很难采取千篇一律或一劳永逸的办法。其次，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始终存在。文化发展水平各有差异，影响力有强弱之别，如美国现代大众文化和非洲部落文化的发展程度不能同日而语；基督教文化和原始拜物教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天壤之别。因此，全球性的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将长期存在，并可能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剧。随着不同文化间的频繁交往和接触，强势文化借助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和不断创新的传播手段不断扩大其影响力，会引发文化发展更大的不平衡性。虽然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一些大国基本同意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原则，然而这种共识并没有实际约束力和有效实现机制，在具体的国家治理和对外政策实践中，就成了主权国家如何对待本国之外文化的问题，最终仍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政策行为上。
（二）文化外交的影响
在文化多样性和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外交已成为各国外交政策和实践中的重要方面。有学者将文化外交定义为“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1]范勇鹏:《文化外交的层次及效用》，载《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第3期，第52页。但文化外交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活动，它可以随着人的各种活动，诸如旅游、留学、贸易、媒体传播等产生交流和影响。因此，文化外交就存在不同的主体，既有政府机构、外交人员，也有社会组织、民间团体、跨国公司，以及数量众多的普通民众等。
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凸显，世界各国都对文化外交日益重视。美国自冷战时期就极为重视对外推广其文化价值观，通过大众文化传播，冲击苏东国家的思想防线，苏联解体更是被美国认为是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胜利。作为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韩国通过“文化立国”战略，积极推动韩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韩流”一度在东亚特别是青少年人中极具吸引力。日本在二战后也将文化外交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力图通过对外推广日语、加强人员往来、扶持资助介绍日本文化的活动等形式，谋求使日本文化走向世界，树立和平大国、文化大国的形象。[2]赵蓉、于朔：《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及其国家形象的构建》，载《日本学刊》2019年第2期，第73页。当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包含通过人文交流促进友好合作的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求是网，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12/03/c_1122049424.htm。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文化外交，并致力于对外传播本国文化、扩大自身文化影响力时，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接触到更多的外部文化。任何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的文化都可能对别国产生影响，同时任何国家也都无法避免受到别国文化的冲击。面对纷至沓来的外部文化影响时，各个国家如何认知外部文化及其影响，对其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值得关注。
二、外部文化对本国的影响
人类社会的发展都需要从外部世界汲取积极因素，学习优秀成果，克服自身局限性，促进自身更好发展。无数历史事实和现实案例都表明，积极学习和吸收优秀的外部文化，对国家繁荣发展至关重要，甚至在某些时候能够改变国家命运。但另一方面，外部文化也绝不是有利无害的，不加鉴别和管理地放任其进入，也会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冲击。因此，对外部文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应有全面的估计和判断。
（一）对外部文化的基本判断
对于外部文化，各国政府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判断其影响。这将对政府采取何种后续政策措施产生直接影响。文化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潜伏性，一旦政府的基本判断出现偏差，将导致严重后果。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是否需要、需要怎样的外部文化，怎样通过外部文化促进本国的发展，如何规范和管理进入本国的外部文化，都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中国政府历来对外部文化问题有着清晰的认知。早在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中，就有相关阐述：“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288页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也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全文)》，人民网，2014年8月11日，http://gd.people.com.cn/n/2014/0811/c123932-21952148.html。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强调：“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3]《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央视网，http://www.cctv.com/special/777/1/51883.html 。胡锦涛同志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加博大的胸怀对待外来文化。”[4]《胡锦涛：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网，2012年1月2日，http://www.china.com.cn/policy/t ... tent_24306776_2.htm。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则强调：“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我们要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5]《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新华网，2013年8月20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8/20/c_117021464_2.htm。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外部文化积极、务实的认知，成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的基本指导和判断。
（二）国家文化主权与安全问题
伴随着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提升，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问题逐渐凸显出来，成为处理与外部文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文化主权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力和权威[6]孙万菊：《文化主权、经济主权和政治主权》，载《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2期，第54页。，是国家主权的重要构成部分，这本身就界定了处理外部文化关系的原则问题。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可以在原则和事实上尊重其他文化，但是绝不能用本国资源来优先促进他国文化的发展，更不能放任其他文化通过施加影响力，来逐步弱化本国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国家对别国进行文化渗透，挑起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冲突，都是对别国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威胁行为。相对于军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问题更加隐秘，更难以判断。外部文化在不同国家和群体的作用下，会以各种方式和活动产生影响，对其中可能出现的威胁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情况，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三）国家战略与公众需求的平衡
文化除了能够影响国家发展，还具有消费、娱乐、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等社会功能。因此对外部文化的政策，既取决于政府的判断和决策，也会受公众的认知和选择的影响。国家出于文化安全和对本国文化保护的考虑，可能会对国外的影视作品进口建立相应的准入规则和审查制度；也会出于增进双边关系的考虑开展跨国文化交流活动。公众则可能出于好奇、满足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去了解或接受外部文化。国家战略需求与公众需求的差异性并不必然导致政策失灵或其他消极后果，其政策效果取决于如何平衡这种差异性。一方面国家的战略考量需要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公众的利益诉求也需要被纳入到政策制定之中。文化的影响高度嵌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公众对文化生活的参与程度较高。如果只从国家或政府需要出发，忽视公众的文化权利诉求，或者只根据市场需求和大众偏好来制定政策，就会造成国家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失衡，产生消极后果。如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一度采取完全倒向西方、任由市场发挥作用的自由化举措，统一的意识形态缺失，国家战略考量严重缺位，导致文化领域出现了包括“国家内部道德体系、语言文化、社会价值的全盘‘混乱’”。[1]汪宁、韦进深：《俄罗斯文化战略评析》，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4期，第143页。因此，后来普京政府的《2030年前俄罗斯文化政策战略》等一系列政策中才反复强调统一文化空间，扩大国际文化交流，保障公众文化权利等内容，以期纠正这类失误带来的问题。总之，国家战略需求和公众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但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对待外部文化时，忽视公众的诉求或者缺乏国家战略考量，都将产生不利的结果。
（四）外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
在全球化和文化外交的推动下，外部文化必然与本土文化发生接触，相互影响。这个过程以何种方式进行，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也是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外部文化的影响下，本土文化与外部文化的关系可以出现多种可能性：一是在外部文化强力冲击下，本土文化日渐式微，外部文化持续壮大，最终取代本土文化；二是本土文化充分吸收了外部文化的优秀成分，促进本土文化的繁荣发展，外部文化逐渐本土化；三是本土不同群体对外部文化的接受程度不同，导致国内群体出现分化甚至对立。这些可能性既与不同文化本身的特征有关，也与政府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有密切的关系。例如，地理大发现时代，在西方殖民者武力驱动之下，强势的西方文化进入美洲，当地的印第安文化逐渐没落甚至消失；在印度历史上，伊斯兰文化及群体的进入，与印度教分庭抗礼，成为后来印巴分治的原因之一；而日本、俄罗斯都曾向西方学习，但并未因此丧失本国文化特性，反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了自身文化的更好发展。综上，外部文化带来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内外政策、文化传统，受到内外综合因素的影响。它所引发的问题对国家的战略判断能力、政策水平都是极大考验。
三、应对政策模式选择
尽管外部文化对国家的影响无所不在，但是其作为外因，需要通过本国采取的政策作为内因才能起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国家和政府对外部文化采取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措施，大体上可以分为封锁、开放学习、被动接受、管制等政策模式。从实践结果来看，有些政策措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局限性就会暴露出来。
（一）封锁型政策模式
封锁型政策模式是政府基于对外部文化的消极认知，出于保守起见而采取的封锁和拒绝接触的做法，不允许外部文化进入本国范围，甚至也禁止本国文化输出。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前的锁国政策、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政策。[1]常筑：《论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历史根源及其教训》，载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第51页。 17 世纪俄国的传统势力依然强大，教会坚决抵制文化的“世俗化”，多次颁令禁止出售外国书籍及其他出版物。[2]李英男、戴桂菊：《俄罗斯历史之路——前年回眸》，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年版，第259—260页。文化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凸显整体政策对文化的影响。这些模式不利于国家的健康发展，也起不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安全的作用。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大国不可能采取全面封锁的做法。随着现代化生产方式的普及和发展、全球市场的建立，很多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或被动或主动地打开国门，全面封锁政策模式随着历史的推进而被淘汰。
（二）被动接受政策模式
被动接受政策模式，是指政府对外部文化进入国内的现象未采取主动应对措施，任其进入国内传播和发展。这一政策模式通常出现在一些治理失败的国家，以及一些全部或部分丧失主权的国家。如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允许外国传教士以及其他文化的进入。该种类型政策特点是，政府不是制定和实施引入或学习外部文化的政策，而是取消了对外部文化进入本国并活动的限制，并且无法干涉外部文化在国内的发展。被动接受政策模式虽然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的状态，但极易造成外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以及社会的分裂和思想混乱。这种政策模式是在政府失败情况下的一种消极不稳定的状态，随着革命或改革的发生，新的政治秩序的重新建立或政府职能的恢复，被动接受政策模式将被其他模式所取代。
（三）开放学习—本土化政策模式
开放学习型政策模式是指政府对外部文化采取主动学习、增进交流的态度，包括学习和引进自己所缺少的先进文化，或利用外部先进文化改造自己落后的文化，它通常发生在封闭政策之后。因封锁政策缺乏交流，使得本国文化发展受到局限，与外部差距有所扩大。政府为了减少这种差距，选择开放政策来弥补损失，加快发展。开放学习政策的主导权主要在政府和国家，当然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通常发生在国家重大改革的历史节点。因此，开放学习型政策一般都有国家整体战略的强力支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保证各项政策的实施。此外，对优秀的外部文化除了引进和学习，一般还需要采取本土化的政策措施，使之适应本国国情和发展方式，否则就会变成机械性的照搬照抄，导致不适应本国国情而失败。
（四）文化管制政策模式
文化管制政策模式是指国家在没有完全封锁的情况下，对外部文化或部分特定的外部文化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苏联时期的政策即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管制政策模式。即政治目的高于艺术的自由，政府直接掌控文化生产和分配等全过程。文化政策完全服务于政治需要，是政治政策的延伸。[1]张红岭：《文化政策的四种模式及其启示》，载《学术论坛》2016第7期，第146页。 因此，其对于外部文化的政策通常缺乏公众参与机制和市场机制，非常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予以保障。外部文化进入国内的渠道受到严格的限制，内容也会受到系统性、标准化的管制。在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要求下，适当的管制政策必不可少，但需要避免管制政策的泛化。将正常的文化交流不加辨别地等同于外部文化渗透的做法，往往既阻碍了文化之间的正常交流，也影响了本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五）复合型政策模式
从政策的目标、主体、影响因素等方面来看，开放学习、管制、封锁等都是单一的政策模式。外部文化影响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的政策模式很难应对外部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深入，外部文化政策经过历史性的发展演变，在各方面逐渐从单一走向复合。这种复合型政策包含了政策目标的复合性、政策工具的多样性以及政策参与主体多元化，反映了在文化全球化和多样性发展的现代社会，国家面对的外部文化问题更加复杂，也促使其政策制定越来越趋向复合，总体逻辑是趋利避害，即充分利用外部文化的有益成果，促进本国利益的实现，同时尽可能避免外部文化的消极影响。历史实践和现实社会发展表明，单一的引进学习、管制限制等政策很难继续应对外部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充分考虑到国家、公众的多种需求，正确处理外部文化带来的多样性问题的复合型政策才是当代国家外部文化政策的必然趋势。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文化多样性的长期存在，各国对扩大自身文化影响的日益重视以及文化外交的持续进行，决定了外部文化问题仍然会长期伴随并深刻影响中国的发展。当前，中国正处在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如何应对外部文化问题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指导。只有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才能在准确把握中国当代国情的基础上，对外部文化问题有正确清晰的判断，充分认识到外部文化对新时代中国的意义和影响，并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将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对外文化交流、坚定文化自信与吸收外部优秀成果、国家战略需要和人民群众正当需求、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与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等统一起来，实现对外部文化问题的有效应对，使其始终对中国发展起积极正面的作用。
（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回答了外部文化影响下如何维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的问题。时刻把国家安全置于首要考虑是应对外部文化问题的根本前提。一方面，文化安全关系到国家整体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威胁就是对国家安全的危害；另一方面，没有国家总体的安全，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无法实现。因此，政府在应对外部文化时，要提高对外部文化事物及其活动的研判和鉴别能力，对否定我国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抹黑、歪曲甚至虚无国家民族历史，贬损我国人民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的思想和行为，需要有明确的判断，并保持敏感性和警觉性，必要时进行坚决抵制。加强对外部文化的研究，全面深入评估不同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区分正常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霸权行为。只有在确保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前提下，对外部文化的政策才不会发生偏离和失误。
（二）坚定文化自信
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文化安全、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8年版，第194页。 随着当前人文交流的拓展和深入，中国文化正在走出去，外部文化也在引进来，这种情势下坚定对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显得尤为重要。外部文化固然有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但也要坚守本国文化，依靠自己的力量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能因为外部文化而否定、贬低自身文化。对外部优秀文化成果的兼收并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是失去自己，不能偏离这个基本方向。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在具体实践中正确处理外部文化与本土文化关系，既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情绪影响而盲目排外，更不可内外不分，忽视本土文化发展的优先性和根本性。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始终坚守自身的文化阵地和精神家园，避免失去正确的文化发展方向。
（三）以人民为中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回答了应对外部文化政策，如何处理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公众需求之间关系的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政策措施，脱离人民群众需要，不顾人民群众的感受，从长远来看都会走向失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出：“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求是网，2017年12月3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7-12/03/c_1122049424.htm。以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为出发点来应对外部文化问题，对国家发展进步有利，对人民群众有利，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正常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外部文化，就可以采取措施，创造条件加以学习或引进。让人民群众普遍享受到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更有利于人民群众文化素质的提升，从而促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实现国家性和公共性的统一。此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文化自信的提升，都不能离开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没有整个民族的共同坚守，应对外部文化时的文化自信无从谈起，文化发展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人民之中，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文化政策的方向所在，是中国在坚持自身文化发展前提下的求同存异，努力寻找与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共同发展进步等方面的一致性。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文化，能够为世界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可能性。同时，良好的外部环境、良性的对外文化交流、优秀的外部文化成果，也是中国发展不可缺少的。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中国在当今世界格局之下，处理与外部文化关系问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也能够表明中国对其他国家文明与文化的基本态度，既是为了中国自身文明的发展，也将中国的未来与人类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强调共同发展、共同进步，成果共享。总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框架之下，中国应对外部文化问题有了更加宽广的格局和长远的眼光，能够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共同进步的双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