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当代印尼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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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当代印尼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
娜 敏
【内容提要】 身份政治是当代印尼重要的政治现象，在近年的印尼总统及地方选举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何为身份政治？为何近年来身份政治在印尼愈演愈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通过对身份政治发展历程的追溯，本文认为当代印尼身份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西方国家有所不同。当代印尼的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制度与思想的断裂。在这一断裂的罅隙中，伴随印尼民主化改革而来的制度及思想领域的变化在客观上刺激了身份政治的发展，传统与宗教带来的稳定感和归属感使得强调族群与宗教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政治伊斯兰成为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来源。而这又与印尼“异质性”很强的社会结构及历史上针对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分而治之”和强行同化的遗留问题息息相关。
【关键词】身份政治 印尼选举 政治伊斯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身份政治”在印尼甚嚣尘上，并在选举政治中得到了集中体现。自2014年的印尼总统选举开始，身为候选人的佐科（Joko Widodo）便受到了许多针对他身份的攻击，诸如佐科具有华裔血统，是基督徒、共产党员等谣言大行其道。尽管佐科在其第一个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遏制身份政治发展的举措，例如强调印尼的建国价值观“潘查希拉”（Pancasila）[1]“潘查希拉”是印尼的建国五项原则，由首任印尼总统苏加诺于1945年提出。主要内容包括：（1）信奉独一无二的神明；（2）正义和文明的人道主义；（3）团结统一的印度尼西亚；（4）在代议制和协商的明智思想指导下的民主；（5）为全体印度尼西亚人民实现社会正义。，遏制针对少数宗教的暴力事件，以及取缔极端组织“印尼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 Indonesia，HTI）等，但并未使由于身份政治引起的风波偃旗息鼓。
在佐科第一个期任内的地方选举中，身份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发显著。2017年的雅加达地方首长选举成为身份政治因素影响印尼选举的代表性事件。前雅加达特区首长、佐科的政治盟友钟万学（Basuki Tjahaja Purnama）具有华裔和基督徒的“双重少数”身份，因政绩优异具有较高的连任可能性。由于被指控亵渎伊斯兰教，在强硬派伊斯兰团体针对其身份的攻击和街头政治施压之下，钟万学最终连任失败并身陷囹圄。这一事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名为“212 游行”的反钟万学示威的纪念活动至今仍然活跃，“212”这一数字甚至被塑造成一种认同标志，以此为名建立了“212 校友会”和“212 迷你连锁店”，持续发挥影响。另一方面，身份政治因素对选举结果的直接影响助长了它的发展，使其自此成为了影响印尼选举的关键因素之一。在之后的2018年印尼地方选举竞选过程中，候选人们格外重视向选民呈现自己在宗教方面的表现。例如他们特地通过直播或发布视频，宣传自己拜访著名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参与伊斯兰教宗教活动、用标准阿拉伯语进行祈祷等宗教行为。无论是政治观察家还是一般选民，都认为当前选举中的民生课题已被宗教课题喧宾夺主。[1]《初步计票结果：佐科盟友拿下爪哇三省》，载[新]《联合早报》2018年6月28日，https://www.zaobao.com/znews/sea/story20180628-870714。
在2019年5月落幕的印尼总统选举中，佐科选举阵营的工作人员宣布佐科的连任意味着印尼建国价值观“潘查希拉”对抗伊斯兰激进主义的一场胜利。[2]Johannes Nugroho, “Why Identity Politics in Indonesia is Here to Stay,” 2019年5月6日,https://www.todayonline.com/comm ... ndonesia-here-stay.然而，在这一次选举中，佐科和其竞争者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都一定程度上采取了身份政治的策略。为避免身份攻击、争取穆斯林选民的支持，佐科选择了具有宗教身份背景的伊斯兰教师联合总会主席马鲁夫·阿敏（Ma’ruf Amin）作为竞选搭档，并在竞选纲领中强调了发展伊斯兰金融、清真产业、以宗教机构作为实现人民经济的平台等主张。与此同时，另一位总统候选人普拉博沃也在积极寻求保守派穆斯林的支持。例如，他参与了由保守派穆斯林组织的反钟万学游行两周年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讲，强调自己以印尼穆斯林身份为荣。一些强硬派伊斯兰教领袖也在宗教活动中煽动选民情绪。无论这些行为背后是选举策略、利益之争还是其他意图，身份政治被推至了印尼政治的台前已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何为身份政治？为何近年来身份政治风波在印尼愈演愈烈？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当代印尼身份政治兴起原因的研究，加深对印尼政治和社会变迁的理解。同时，通过对非西方发达国家中身份政治的具体分析，丰富对这一概念的认知。
二、概念溯源与界定
“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并非一个经过严格、明确定义的概念，也没有公认的具体内涵。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政治泛指基于“身份”而展开的多种社会运动和相关的理论分析方法。就社会运动而言，通常“以身份为工具来起草政治宣言、宣传政治理念、发起和指导社会政治运动。它们常以特定身份群体遭受到不平等、不公正的对待为背景，旨在阐明该身份群体的特殊性，找到身份归属感，并获得相应的承认和权力”。[1]Vasiliki Neofotistos, “Identity Politics,” Oxford Bibliograph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13, https://www.oxfordbibliographies ... 199766567-0106.xml. 伴随着学界和公众的讨论，“身份政治”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和延展。
现代意义上的身份政治形成于1960—1970年代，主要源于西方社会中少数身份群体对于不平等的抗争。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赋予了民众忽略差异性而强调同质性的公民身份，但普遍平等的理念和不平等、不公正普遍存在的现实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面对拥有不同历史经验和生活现实的身份群体的特殊诉求，基于同质性公民身份的社会政治秩序显示出无力。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国家物质不断丰富、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完善，阶级政治的话语逐渐丧失号召力，工人运动式微。为寻求新的出路，左翼政治进行了“从反抗经济剥削变为反抗文化压迫”的转向，通过强调社会内部的族群、性别等差异，发展属于特殊群体的身份认同，揭示和反抗社会生活中的歧视，寻求社会内部的文化解放。[2]孔元：《身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第96页。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左翼身份政治伴随着当时方兴未艾的女权运动、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LGBT（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等新社会运动而逐渐被广泛使用和讨论。这些身份政治话语下的新社会运动立足于少数身份群体对不平等、不公正对待的反抗，其诉求不仅仅在于得到“主流”的承认和平等对待，也要求特定身份群体区别于其他群体的独特性和价值得到认可和尊重。
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左翼身份政治逐渐被制度收编，其中的左翼精神开始衰落，成为了自由民主制度自我调节的手段。新自由主义通过对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拥抱，在制度框架之内调和了同质性的公民身份和“现代社会深刻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1][加] 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页。之间的矛盾，消解了身份政治的革命性。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都主张承认和尊重差异性，而不是通过对同一性的强调来消除差异性。但多元文化主义主要从肯定和尊重不同身份群体文化独特性和价值的角度出发，获得“政策倾斜和文化认同”，“并不直接指向国家权力”[2]郑薇、张亮：《身份的迷思——当代西方身份政治学的兴衰》，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11月， 第45页。 ，被制度吸纳成为社会文化中的“政治正确”。
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触发了对身份政治新一轮的讨论热潮，右翼身份政治走向了学术视野的中心。这一轮讨论将这种“多数人的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对本土非精英群体经济状况与身份认同的双重冲击，以及这一群体对传统身份政治的抵抗。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之下的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实现了资本、货物、人员、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配置，制造业从本土向外转移至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工作岗位大量流失，失业率上升，本土产业工人的经济处境恶化。而留在本土的科技和金融等行业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才，掌握财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经济不平等加剧。同时，全球化进程和移民浪潮“使传统的社会规范、结构和价值大肆消散，使大量发达国家居民陷入一种孤独与被剥夺的状态，失去了维系身份认同的可靠来源……引发身份焦虑”。[3][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短二十世纪，1914—1991》，第428页，转引自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身份政治与左派》，易晖译，《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38页。 另一方面，随着左翼身份政治中革命性的衰落，因其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越性，部分地被滥用成为了 “自我表现的伪政治（Pseudo-Politics），它不再追求通过社会动员和掌握权力来维护权益，不再关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关注和改善共同的善，而是变成一群狭隘、排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自我表现和欣赏”。[1]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0, 2016.这使得更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受到忽视。广大的社会群体感到自身的处境被忽视、身份被边缘化，从而激发了强调传统、族裔和宗教身份的右翼身份政治，产生了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等具体表现。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右翼身份政治借鉴了左翼的话语和理论框架：即主流群体正在受到伤害，他们的痛苦和处境受到了忽视，造成这种处境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需要打破，他们的身份需要重新获得强调。[2]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September/October,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 ... m-francis-fukuyama.也有观点认为是全球保守主义运动借助了身份政治的话语，“以传统和集体性为主要诉求”，“超脱出其原来的文化语境，发展为追求同质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运动”。[3]孔元：《身份政治与世界秩序的演变》，载《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第95页。
综上，兴起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的身份政治最初为少数身份群体对于不公正、不平等对待的反抗。在发展过程中与制度和解，其中的革命性逐渐衰落，被制度吸纳为社会文化中的“政治正确”。而近年来引起广泛讨论的“多数人的身份政治”被视为是全球化背景之下感到自身处境遭到恶化的社会群体借助传统身份政治话语所进行的反击。然而，一般学术语境中的“身份政治”概念所对应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探讨都是基于西方国家而展开的，而当代印尼的身份政治尽管具有强调族群、宗教身份等右翼身份政治的特征，但与西方身份政治兴起和发展的路径有所不同，无法与其中一些具体内涵相对应。因此，本文对当代印尼身份政治的讨论仅基于“将某些群体身份引入政治或政治化的行动或者做法”[4]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50页。这一较为宽泛的定义。
三、当代印尼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印尼不可避免地裹挟入全球保守主义的浪潮当中。但具体而言，身份政治在作为新兴民主国家的印尼的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又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当代印尼的身份政治兴起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制度与思想的断裂。在这一断裂的罅隙中，传统与宗教带来的稳定感使得强调族群与宗教的身份政治大行其道。而这又与印尼的社会结构及历史遗留息息相关。
（一）社会结构原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印尼面积广袤，人口众多，地理上支离破碎，宗教信仰和族群语言多样，因而是“想象的共同体”的绝妙例证。[1][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而作为“想象”的例证，恰恰说明了印尼在“天然”上难以整合。在社会结构方面，“异质性”被认为是印尼的固有属性。与“多元”这一相对侧重数量的描述相比，“异质性”更加强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2]Thung Ju Lan, “Heterogeneity,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acana，Vol.13 No. 12, October 2011, p.280.这种差异性在印尼的族群和宗教构成方面尤为突出，这样的社会结构成为了身份政治兴起的基础。
1.族群结构
根据印尼宪法，印尼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度尼西亚民族”，这是一个被政治建构出的概念。1928年10月在巴达维亚举行的青年代表大会中通过的《青年宣言》宣布：“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民族这个概念正式形成。而在这个被建构的概念之下，印尼2010年的人口普查登记了超过1000 个族群和亚族群，其语言、文化和风俗各异。在官方语言印尼语之外，印尼有超过700 种部族和地方语言。异质性不仅体现在族群之间，也体现在族群内部因宗教信仰、氏族等因素产生的差异上。
“异质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描述，但当族群差异成为了不同群体之间界限和限制的标志时，便可能使一些族群遭受到歧视，乃至引发族群之间的割裂和对立。[1]Thung Ju Lan, “Heterogeneity,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acana， Vol.13 No. 12, October 2011, p.280.特别是当官方政策存在歧视信号时，会被各族群以放大的方式接收，自上而下地塑造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同时，民意也会自下而上影响权力机构的态度，形成上下两个层面的相互强化。[2]刘瑜：《民主转型与政治暴力冲突的起落：以印尼为例》，载《学海》2017年2月， 第54页。印尼的一些少数族群在政治参与中受到日常歧视。以印尼华族为例，在苏哈托（Suharto）执政时期，曾颁布一系列限制华族的政策，华族几乎没有在政府机构、军队、司法界就业的机会，也无法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3]曹云华 等：《东南亚华人的政治参与》，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224页。印尼民主改革之后，尽管取消了许多针对华族的歧视性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事实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转变。佐科在2014年总统竞选中受到“华裔血统”的攻击尽管只是不实的谣言，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针对华族参政资格的质疑。相反，占印尼人口总数40.22%的爪哇族是印尼的第一大族群，也是印尼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族群。在印尼实行“一人一票制”直选之后，爪哇族凭借庞大的选民基础，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在总统人选方面，除了苏哈托的临时接任者哈比比外，印尼历任总统都是爪哇人。总统候选人一定是爪哇人已形成印尼政坛不成文的规则。当族群差异体现在政治参与权利的差别上时，异质性的族群结构便成为了身份政治兴起的基础。
2.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情况与族群结构交织在一起，进一步加深了印尼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印尼是一个全民信仰宗教的国家，写入印尼宪法的建国五项原则“潘查希拉”第一条便是“信奉独一无二的神明”。印尼官方认可的6 种宗教是伊斯兰教、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和儒教，信仰人数分别占人口总数的87.21%、6.96%、2.91%、0.72%、1.69% 和0.05%，另有0.46%的人口信仰其他宗教（2016年宗教部年鉴）。[1]许利平、薛松、刘畅：《列国志（新版）：印度尼西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 据印尼宗教与和平会议（ICRP）统计，六大宗教之外还存在约245 个非官方认可的宗教。[2]Aritonang, Margareth S, “Government to recognise minority faiths,” The Jakarta Post, November 7, 2014,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 ... nority-faiths.html.
尽管法律赋予了上述6 个官方宗教平等的地位，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歧视现象，“尤其针对六大宗教中的少数派别或者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对其升学、工作、参军等社会活动有一定的负面影响”。[3]许利平、薛松、刘畅：《列国志（新版）：印度尼西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在权力机构对宗教冲突进行干预时，也存在由于穆斯林的人口优势而“拉偏架”的倾向。例如，在2016年，一名女性佛教徒因投诉住所附近清真寺的扩音器音量过高，被判处亵渎伊斯兰教的罪名，入狱18 个月。
如前文所述，印尼的族群和宗教问题密切相联。一些族群和宗教有大体的对应关系，如爪哇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巴厘族多数信仰印度教，孔教的信众多为华族等等。因此，族群和宗教冲突时常联系在一起。以1999—2000年间印尼北马鲁古省考澳人与马基安人之间的冲突为例。由于马基安人多为穆斯林，而考澳人中基督教徒占多数，这场事件由最初的两个族群之间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为了整个北马鲁古省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4]刘兴宏、庄礼伟：《印尼北马鲁古省考澳人与马基安人的族群宗教冲突研究》，载《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 第36页。
此外，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派别也会使同一族群内细分为更多不同的群体。例如，在中爪哇的小镇日巴拉（Jepara）居住着爪哇族、阿拉伯族、华族以及其他族群，而这些族群内部又细分为爪哇族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穆斯林、爪哇族的穆罕默德协会穆斯林、阿拉伯族的赛义德穆斯林、阿拉伯族的非赛义德穆斯林、华族的基督教徒、华族的佛教徒等等。[5]Thung Ju Lan, “Heterogeneity, 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Wacana， Vol.13 No. 12, October 2011, p.281.
综上，印尼错综的族群结构和宗教信仰情况使得其社会结构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加之阶级、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等因素的划分，社会结构进一步“马赛克化”，极易形成一个个相互割裂和对立的小单元，成为身份政治生长的温床。
(二) 历史原因
尽管身份政治在近些年来被置于了印尼政治的聚光灯下，但实际上它在印尼并非一个新生的现象。印尼历史上针对不同身份群体的“分而治之”和强行同化政策，促使了身份政治的形成和生长。
1．“分而治之”
从16 世纪初期起，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先后发现了印尼群岛，并在此处进行贸易和殖民活动。外来的殖民者们对印尼居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一方面，通过明确不同身份群体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权利以便于殖民统治。另一方面，这样的策略也便于殖民者在不同身份群体之间挑拨离间，使他们保持分离甚至对立的状态，防止他们思考共同利益，使殖民地社会难以团结到一起。殖民者“分而治之”的策略为其后印尼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割裂和对立埋下了隐患。
在族群方面，荷兰殖民者曾将印尼居民分为三个政治等级：欧洲人为一等，华人、印度人等东方外国人处于中间地位，原住民族群等级最低。不同等级对应分离的法律、税收，以及被政府分离对待的方式。欧洲法律优先于任何其他形式的法律，原住民实行宗教法或习惯法。族群区分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火车票到卫生间，到处都存在着强烈的种族和等级差别”。[1][澳]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何美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出的，东南亚地区族群政治的根源在现代而非古代，它们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殖民政策决定的。[2][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甘会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417页。殖民时期对外来族群和原住民族群进行区分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对外来族群显性的歧视政策已在民主化改革后逐步更正，但在当今印尼的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对族群进行“原生”和“外来”区分的心态依然广泛存在。[1]薛松：《印度尼西亚族群动员的政治逻辑（1998—2017）》，博士学位论文，清华大学，2018年，第25页。
在宗教方面，殖民者们同样采取了挑起不同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相互对立的策略。16 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在马鲁古和安汶强行推行基督教，阻止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企图利用基督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酿成了马鲁古居民的宗教冲突。其后的荷兰殖民者也沿用了相同的策略离间关系、制造纷争。例如，殖民者利用信仰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米那哈族和安汶族充当统治工具，造成他们与信仰其他宗教的族群的对立。对于华人群体，荷兰殖民者阻挠其加入伊斯兰教，同时向他们大力传播基督教，使他们在宗教信仰上与本地居民分离。[2]韦红：《印尼宗教冲突的前因后果》，载《东南亚研究》2000年第4期，第7页。 除此之外，殖民时期宗教地位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深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矛盾。荷兰殖民当局大力支持基督教的传播，将其与“维新、进步和上等社会地位结合在一起”；而将伊斯兰教贬低为“低等民族的宗教”，限制和禁止其正常的宗教活动。因此，反荷斗争多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矛头指向基督教。殖民时期宗教政策造成的宗教之间的隔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至今仍为不同的政治力量所利用来挑起对立和纷争。
2.强行同化
在印尼建国之后，面对复杂的族群和宗教状况，选择了采取同化政策。新秩序时期，苏哈托有感于建国初期的冲突和混乱，试图通过抹平多样性来塑造同质性的印尼民族。首先，禁止在公开场合讨论有关族群、宗教、种族和社群（SARA）有关的话题。其次，淡化少数族群的认同，其文化、宗教、习惯法等被冷落和压制。再次，要求所有政党、宗教、社团以“潘查希拉”为唯一意识形态基础。[3]许利平、薛松、刘畅：《列国志（新版）：印度尼西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99页。
华族是强行同化政策中的典型例证。在同化政策之下，华人被要求改用印尼姓名、禁止公开举行中国宗教和传统习俗等文化活动、禁止开办华文学校、出版和进口华文报刊等。同时，孔教被宣布为非法宗教，不再被官方承认。[1]汤平山：《从同化政策到多元文化政策——谈印尼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变化》，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6期，第56页。 这种强制性的同化政策并没有促进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群体的融合，反而由于其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以及对已有族群和宗教矛盾的刻意压制和忽视，制造了更多的歧视和对立，催生和积累了不满情绪，以致矛盾在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之时集中爆发。
综上，当代印尼的身份政治并非一个新生的现象，它在印尼现代史上一直有迹可循。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造成了不同身份群体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局面，而印尼建国之后的强行同化政策又使这种局面得到了延续和日积月累的强化。印尼社会异质性极强的各类“身份”和随之产生的矛盾一直是不同政治力量手中被摆弄的筹码。
（三）伊斯兰政治化
在当代印尼身份政治的发展中，政治伊斯兰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伊斯兰教作为宗教本身并不具有政治属性，是经过政治化加工后被带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根据古里安·德诺尤克斯的界定，政治伊斯兰是“追求政治目标的个人、群体和组织把伊斯兰进行工具化的一种形式。它通过构想一个未来，为当前的社会问题提出政治解答，它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对伊斯兰传统概念的盗用和重新解释”。[2]Guilain Denoeux, “The Forgotten Swamp: Navigating Political Islam,” Middle East Policy, June, 2002, p.61，转引自《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 第25页。钱雪梅在三个层面上归纳了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内核：个人层面上，强调严格遵守《古兰经》，通过着装、胡须等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穆斯林”，将政治环境与个人信仰紧密相连；在社会政治秩序层面，将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的种种问题归结于穆斯林对信仰的偏移和造成这种偏移的现有政治环境，主张建立根据沙里亚进行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在世界秩序层面，强调现存世界秩序对穆斯林的不公和压制，呼吁全世界穆斯林一起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乌玛”。[1]钱雪梅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 第26页。伊斯兰政治化是一种地域分布广泛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统称，在不同地区表现和组织形式各异。
伊斯兰教从13 世纪起通过多种渠道传入印尼，16 世纪已发展成为印尼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宗教。目前，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现代印尼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在荷兰殖民期间，伊斯兰教作为重要的反殖民力量而存在。在日本占领时期，印尼拉拢和扶植了为日军效劳的伊斯兰势力，与民族主义者相抗衡。印尼独立之后，“国父”苏加诺（Sukarno）将伊斯兰教作为国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一同纳入“纳沙共”理念当中。但由于伊斯兰教未被确立为印尼国教，持不同立场的宗教群体展开了包括激进主义和分离运动在内的多种形式的斗争。进入新秩序时期后，苏哈托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边压制一边利用的策略。苏哈托曾利用伊斯兰教在新秩序建立时期对抗共产主义，后来也利用其制衡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又将所有伊斯兰政治团体合并为一个政党，即建设团结党，控制其政治影响力。20 世纪80年代后，苏哈托因其统治的个人化倾向丧失了部分盟友的支持，开始争取伊斯兰教作为新盟友。苏哈托放松了对伊斯兰教的严格限制，并前往麦加朝觐，授意成立官方认可的伊斯兰教组织——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ICMI）。“随着穆斯林的道德语言逐渐开始主导印尼的公共生活领域，印尼穆斯林知识分子协会的创建为印度尼西亚确定其伊斯兰的政治基调开通了道路。其标志之一是越来越多的印尼女性戴上了头巾”。[2][澳]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何美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06页。 印尼的伊斯兰政治化现象越来越显著。
从上述历史可见，尽管印尼强调政教分离，但伊斯兰教由于其信众基础的庞大，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始终与印尼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不同政治势力的角逐之中被逐渐推上了政治化的道路。印尼民主化改革之后，制度和思想领域的变化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政治伊斯兰的蔓延。政治伊斯兰对“真正的穆斯林”身份的强调，在各个层面上对“自我-他者”的区分与对立，通过构筑“思想和情感层面的全球性网络”[1]钱雪梅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的政治化》，载《西亚非洲》2009年第2期，第27页。对身份认同的强化，使其成为当代印尼身份政治发展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之一。
（四）民主化改革
在20 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苏哈托于1998年结束了其32年的统治辞职离任，印尼开始了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伴随印尼民主化改革而来的制度及思想领域的变化都在客观上为身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在制度方面，印尼民主化改革过程中经过修订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印尼公民享有集会、游行、结社、表达书面和口头意见的权利，享有宗教自由，文化认同和传统社区的权力以及受到尊重的权利。这些都为身份政治在印尼的兴起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和表达的途径。同时，新政党法的颁布赋予了印尼公民组建政党的权利，使得具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兴起提供了可能性。在获得政治参与的途经之后，政党为了争取支持对于身份政治议题的利用，在客观上推动了身份政治的发展。
在思想领域，一方面是传统的主流群体由于身份地位变化受到心理冲击，另一方面是与制度变化相匹配的思想观念体系尚未形成带来的迷茫。二者共同导向了整个印尼社会浓厚的怀旧氛围，许多民众转向传统、族群、宗教寻求心理依托，不同政治势力也纷纷崭露头角，借助身份政治的话语进行政治动员。
伴随着民主改革而来的印尼世俗化趋势和少数群体权利的增加，传统的主流精英群体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冲击，促使他们对族群和宗教身份进行重新强调。在少数族群权利的方面，最突出的是印尼华人政治地位的变化。许多针对于华人的歧视性法律被废止，华人可以合法地发行报刊，开办华人学校，春节也被确立为法定假日。除此之外，华人的参政程度也大幅度提高，大同党、中华改革党、印尼同化党、协和党等华人政党接连成立。[2]张锡镇：《印尼民主转型和民主化软着陆》，载《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5期，第13页。印尼华人在印尼的经济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其在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主流身份群体的担忧。随着非精英群体及非军人出身的佐科当选总统，族群和宗教身份上双重少数的钟万学当选雅加达地方首长，进一步加深了这种担忧，使得两人都受到关于身份的质疑。而钟万学因亵渎宗教罪被捕成为了印尼身份政治激化的标志性事件。
同时，由于政治转型初期社会与政治的动荡，阶级矛盾、贫富悬殊、族群冲突、宗教冲突、分离运动等问题使得民众的不安全感增加，而与变革后的制度相匹配的新意识形态尚未形成。没有明确的思想观念取代苏加诺时期的“革命”承诺或苏哈托时期的“发展”许诺，处于新旧制度过渡阶段的人们产生了困惑：“我们不确定过渡到何方”。[1][澳]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何美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37—248页。在新秩序时期，伊斯兰教由于提升政治地位的愿望受到法律、军事、政治等多方面的限制，将主要精力转向了宗教使命和教育、社会福利等社会活动当中。[2]Kikue Hamayotsu, “Indonesian Society and Islam: Identity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a Majority,” May 6, 2019, https://theasiadialogue.com/2019 ... ing-of-a-majority/.通过在世俗政府的权力真空地带为民众提供必要帮助活跃于平民之间，也使年轻一代接受了更多宗教教育。因此，当世俗政权发生危机时，伊斯兰教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人们的精神依托。政治伊斯兰借机大行其道，抢占意识形态的高地，助长了身份政治的蔓延。
四、小结
当代印尼身份政治的发展不仅导致印尼社会内部的撕裂，导致社会的部落化（Tribalization）或者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3]王建勋：《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对美国秩序的冲击》，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第59页。，遮蔽其他亟待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使印尼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受到损害；同时，当身份政治走向极端化的形式，助长诸如伊斯兰团、捍卫者阵线等极端组织的发展，将对连同印尼在内的地区及周边的非传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福山曾提出建立更具整合性的、围绕对国家根本理念认同的“信念式的国家身份”（Creedal National Identities），来补救身份割裂和对立的状态。[1]Francis Fukuyama，“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September/October, 201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 ... m-francis-fukuyama.印尼的“潘查希拉” 恰是这样一种国家身份认同。但通过对印尼历史的追溯可以发现，单凭对“潘查希拉”口号式的强调并不足以对抗身份政治，甚至在强制推行的情况下事与愿违。《现代印度尼西亚史》的作者阿德里安·维克尔斯认为，印尼仍未在族群和宗教问题上与自身的历史达成真正的和解，而缺乏与过去的和解导致缺乏对未来的预见，便无法形成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更清晰的认知。[2][澳] 阿德里安·维克尔斯：《现代印度尼西亚史》，何美兰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248页。另一方面，身份问题不仅是心理认同的问题，也与阶级、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方面密切相联。因此，对于作为政治转型期发展中国家的印尼而言，通过进一步完善制度和发展经济，为不同身份群体的平等和机会提供保障，或是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