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成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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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成因探析[1]
杨鲁慧 孟东洽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东亚地区格局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尤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趋向令人注目。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为实现其“正常国家”和政治军事大国化的战略目标，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政策，否认侵略历史、推行价值观外交、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日本对外政策不断走向保守化。本文尝试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支撑，凝练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因素，试图对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演变的成因进行分析论证。总的来看，重塑国家“身份”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规范”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主要成因；决策者的“认知”转变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关键成因。
【关 键 词】日本政府 对外政策 政治保守化 演变成因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塑造着东亚的历史性转变，地区格局正处于重大而深刻的转型和变化之中。日本作为对东亚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地区大国，其对外政策的保守化趋势尤为引人注目。自2001年4月小泉执政以来，为实现日本“正常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推行了一系列保守化的对外战略，如参拜靖国神社、推行价值观外交、强化日美同盟、实施“新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等，推动日本走上了对外政策的保守主义道路。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日本对外政策发展至令人忧心的地步？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研究。本文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凝练出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分析论证了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形成的动因。概括而言，日本谋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以及东亚“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等级制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平主义等“规范”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日本决策者在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威胁认知与零和博弈意识以及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制定了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不断发展演进。
一、日本对外政策的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框架
所谓“保守化”，与“保守党”和“保守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就日本而言，自1982年中曾根康弘执政以来，新保守主义作为主导日本国家发展的政治思潮被付诸国家政治实践，而随着2012年12月安倍的再度执政，日本内政外交领域的保守化程度不断加剧。一般来说，国内外学者将日本自冷战结束后，保革对立局面消失、各政党向保守党趋同、政党政策不断“自民党化”的过程称为“总保守化”。政治保守化，则是指保守主义理念在保守党执政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和影响。[1]吕耀东：《日本“总体保守化”及其相关概念解析》，载《日本学刊》，2004年第4 期，第32 页。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实践必然会反映到外交领域，也就相应地成为了日外交政策的基本倾向。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色彩鲜明的新保守主义指导下，日本决策层为推进国家“正常化”和政治军事大国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推行了加强日美同盟、强化安保体制等一系列保守的对外政策。
日本对外政策的右倾保守化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但鲜有学者搭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对其成因进行论证研究。本文尝试以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支撑，凝练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因素，作为解读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以文化研究为核心的建构主义理论在近20多年才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其以观念为主要内容，从社会互动角度进行国际关系的研究，国际政治理论由此呈现“社会学转向”的新思维。
第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其一，国际政治结构不仅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会性建构。在建构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结构是知识（观念）的分配，物质力量只有通过其所嵌入的共有知识结构发挥作用，影响人类行动。其二，施动者和结构的相互建构。社会结构之所以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互动实践的结果。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建立起不同角色，并依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社会实践不仅再生产了行动者，也再生产了主体间性的社会结构。[1]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9 页。体系结构既有因果作用，也有建构作用，其不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在不同体系结构下，塑造的行为体身份不同，从而决定了行为体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行为。
第二，建构主义理论的分析层次。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是建构主义理论的两个研究层次。微观层次指的是互动结构，宏观层次指的是我们称之为多路径可实现的结果。[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2 页。一般来说，两个层次同时存在于一个体系结构之中。互动结构可以被称为“微观”结构，主要是从施动者（行为体）的角度来描述世界的。国家是有目的行为体，其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意愿和反应，行为体之间由此形成互动。在互动结构中，单位特征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也是人”，具有身份、意愿、信念、动机等特征以及意义重大的能动作用，[1]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 期，第8 页。宏观结构是从体系角度来考虑结构的。建构主义以“附着状态”的概念和形式指出了其分析层次：宏观结构尽管不能被还原到微观结构的层次，但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是依赖于微观层次的存在而存在的。[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 页。
第三，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中的变量设定。建构主义强调国际结构的社会性，强调行为体的互动实践建构了结构，结构塑造了国家的身份和利益，行为体在拥有了身份和利益之后才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本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因素构建了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发展的框架支点。
其一，身份是国家行为的根本动因。卡赞斯坦将身份定义为“民族和国家属性的不同建构”[3]KATZENSTEIN, P.J.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p6.，其中国家认同主要是外生的，由国际体系结构塑造而成，民族认同则是内生的，由国内社会结构塑造。身份作为有意图行为体[4][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20—226 页。，首先是对自我的感悟和定义，因此在身份建构时行为体处于一定的主体地位，而利益则以身份为先决条件。行为体所处的环境不同，会塑造不同形式的身份，形成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互动行为。日本在参与国际互动的过程中，一直谋求摆脱二战后国际社会施加的非正常国家体制，并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以谋求与其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军事大国身份。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新兴力量在东亚地区迅速崛起，日本的东亚主导者身份遭受挑战。日本国家身份的转变导致其对国家利益的谋求也发生了变化，外交政策也愈发保守。
其二，规范是国家行为的指导原则。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对规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揭示了规范影响国家行为的逻辑机制。从分析层次来看，规范包括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主要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法律条款和国际会议的最后条文；国内规范主要是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诠释、政党纲领及竞选主张、议会辩论的分析和舆论调查等内容。[1]袁正清：《建构主义与外交政策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 期，第10 页。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受到了规范的引导，规范不只是约束了行为体的行为，还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从而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进入21世纪以来，在日本右倾保守势力的执政及舆论引导下，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长久积淀的传统历史文化再度主导日本政坛和社会发展，军国主义传统思想悄然复兴。而随着2015年一系列新安保法案的通过和施行，《和平宪法》已名存实亡。规范的变化为日本实施脱离战后体制、摆脱“政治侏儒”形象的保守外交政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向。
其三，认知是决策者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认知是指人类认识客观事物，获取知识的活动过程，包括知觉、学习、言语、思维和问题解决等。[2]《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5 页。在建构主义中，尽管国家作为团体施动者是单一的行为体，但是国家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战略选择仍只能通过国家决策者才能完成输出。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及精英决策者会通过对国内外环境的主观认知，明晰本国所面临的威胁与国家利益偏好，从而制定国家政策，因此决策者认知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制定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变量因素之一。不同的决策者面对同样的客观环境，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和制定不同的国家政策。随着国家身份和规范的转变，日本对国家利益认知也产生了变化，形成了特有的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此外，深受冷战思维影响的日本决策者不仅强调中国对其造成的安全威胁，还以“积极和平主义“为指导思想，指出日本应积极奉献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
二、重塑国家身份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
身份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建构主义将其定义为有意图行为体的根本属性，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建构主义认为：不同的环境会塑造行为体不同的国家身份，形成不同的利益，进而产生不同的互动行为。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风起云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面临新的变革和调整，日本自身对其国家身份的角色定位与战后初期已大不相同。其竭力谋求国家“正常化”及大国化的对外战略，并伴随着中国GDP 反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东亚“领导者”的身份面临挑战，国家战略目标也发生重大转向，推行对外政策的新保守主义路线是其必然选择。
第一，日本从战败国到谋求“正常国家”身份。战后1947年日本在美国军事占领与改造背景下，开始实施《日本国宪法》即《和平宪法》，其核心条款是日本必须放弃拥有军备武装力量及交战权。此后的日本成为一个“战后体制”和“战后秩序”下的“非正常”国家。日本“非正常”国家体制下的战败国身份既是国际体系结构塑造的结果，也是日本的自我接受及认同。20世纪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复苏与繁荣，一跃跨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特别是在东亚国家极力塑造大国形象。为此，日本不再甘心扮演“非正常国家”和“战败国”角色和形象。小泽一郎首次提出了“正常国家”身份的概念，他认为“对于国际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把它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尽自己的责任去实行(尤其在安全保障领域更是如此)”。[1][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105 页。因此，日本如果想要恢复“正常国家”的身份，就要突破《和平宪法》这一最大障碍。日本自战后以来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修宪高潮，提高国防能力建设经费，出台一系列与和平宪法精神相悖的法案，力求为摆脱战败国身份塑造国内外认同。
2001年4月小泉执政以来的几届新生代政治家借唤醒民众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之机，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宪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民意基础。同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日本以“国际安全的捍卫者”作为其国际身份定位。[1]陆伟：《日本的自我身份建构与冷战后战略文化的嬗变》，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5 期，第73 页。先后通过“反恐三法案”“有事三法”“有事七法”，实现合理、合法海外派兵。由此可见，日本要谋求实现扩军修宪，恢复“正常国家”，在国际安全保障和危机管理事务上要自主地发挥作用。2006年9月安倍上台后也曾多次公开宣称，将在其任期结束前实现修宪，为恢复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国家”营造国内外舆论环境。在军事政策上，安倍内阁制定了安保领域的“三支利箭”、提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现集体自卫权解禁、“新安保法”正式生效等，这一系列政策使日本能够更加便利地运用军事力量积极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和平宪法》名存实亡，日本的“正常国家”身份事实上已经确立。因此，日本从战败国到谋求“正常国家”身份的转变，既是后冷战世界多极化趋势和复合型安全威胁的压力使然，更是日本基于价值观和战略目标选择的自主性身份建构。
第二，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身份转变。所谓“大国”在国际关系中是指在国际上拥有很大优势的国家，主要取决于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实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和意志。政治大国的衡量标准是对综合实力的考量，雄厚的经济实力、强盛的军事实力、高水平的科技实力及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必不可少。因此，成为“政治大国”就意味着在政治、军事、外交、安全领域的突破，拥有国际话语权和主导权。二战后日本推行“重经济、轻武装”的“吉田主义路线”，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在60年代末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对外贸易收支呈结构性顺差，1987年高达937 亿美元，其迅速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和经济援助国。[1]金凤德：《经济大国的一般特征与日本经济大国》，载《日本问题》1988年第5 期，第28—29 页。日本的经济大国身份举世公认。国家经济实力的恢复与高速发展，刺激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优越感、自豪感与政治大国的意识，并且开始谋求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以及国际话语权。为追求“政治大国”身份，小泉执政5年多的时间里通过联合国外交发起“入常”攻势。2005年日本为联合国提供超额经费，为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其目的就是赢得各国支持，一举实现“入常”目标。[2]周永生：《“敌国条款”:压制日本右翼的利器》，人民论坛网，2015年10月12日，http://theory.rmlt.com.cn/2015/1012/404687.shtml。除此之外，日本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并将其作为日本自卫队的“本体业务”。时任外交大臣的岸田文雄指出：“在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显然有助于日本自己的国家利益。”[3]Fumio Kishida.Japan's UN Dipl omacy. CIRSD, 2016, No.7, p.74.https://www.cirsd.org/files/000/ ... 835d79763a1f82a.pdf [2019-12-2].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战略的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争做规则创立者和倡导者。安倍政府拟定了以规则制衡为战略目标，以引领WTO 改革和区域一体化的规则制定为战略抓手的战略布局，充当重塑国际贸易体系和规则制定的旗手。[4]蔡亮：《“特朗普冲击”下日本的韧性角色定位与对华政策调整》，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9年第24 辑，第144 页。日本从传统外压的“受动者”向“施动者”的转变、从规则和议程设置的“附和者”向“创立者”的转变、从美国的“追随者”向影响美国立场的“倡导者”的转变，彰显了其在构建新的全球经贸体系秩序中扮演“主导角色”的雄心。
其二，积极扮演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衡量政治大国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日本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增强其权力威望和国际影响力。2013年9月安倍在联大发言中承诺，所有国际重大问题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都“外包给我们新生的日本人吧”。[1]陆伟：《身份建构战略与日本“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退化——一种关于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新解释》，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3 期，第34 页。其三，充当亚太安全格局的“次轴心”。[2]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 期，第41 页。2015年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极大提高了日本在亚太格局中的安全地位。并且日本主动加强与美国的亚太同盟国及战略伙伴国家的安全互动，形成了“美日+1”的多个安全合作机制，将自身置于亚太安全格局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轴心”地位。由此可见，日本的“政治大国”身份是其在国际体系调整和变化的过程中，依据自身综合实力的认知判断而形成的自我身份认同。日本的目的是在塑造“政治大国”身份的同时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中，日本积极践行新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谋求“政治大国”的国际认同度。
第三，东亚地区“主导者”身份面临挑战。曾几何时，日本成为率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领头雁”，主导着东亚经济安全格局的构建。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决策者积极调动海内外资源，以确保日本在东亚地区乃至全球的主导地位，而不愿轻易把地区领导权让给中国。[3]Hughes, Christopher.Japan's response to China's rise: Re gional engagement, global containment, dangers of collision.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9, Vol.85, No.4, p.854.并且日本更注重以中国这一重要“他者”为参照坐标进行自我身份的建构。一方面，塑造日本“美丽国家”形象和受中国威胁的“受害者”双重身份。渲染中国崛起将给亚太安全乃至国际秩序带来威胁，日本政府刻意把自己扮成“受害者”身份，宣称强大的中国“胁迫”和“非法”霸凌了“弱小”但“道德和合法”的日本。[4]Michal Kolmas.China as a new source of Japan’s national identity.Securitization and victimization as processes of Japan' s security reconstruction. https://www.ippapublicpolicy.org/file/paper/1434980588.pdf.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外交强化其海洋国家身份，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进行围追堵截。安倍执政以来，日本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强调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异质性”，认为中国是正在挑战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1]蔡亮：《南海问题中日深层次结构性战略矛盾的第四表象探析》，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6 期，第59 页。同时日本整合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民主制的海洋国家，推动建立“海洋民主国家联盟”，共同制衡中国的崛起。除此之外，日本还与其他海洋国家开展了各类海上联合军事行动，以推动国家“正常化”和全面大国化。
三、规范观念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主要动因
规范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是从特定行为体的行为和信念中产生的，而规范又通过建构行为者的身份和利益来塑造这些行为和信念。[2]Hoffmann, M.Norms and S ocial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 ations.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 17, p.3 https://ox fordre.com/internationalstudies/view/10.1093/acrefore/9780190846626.001.0001/acrefore-9780190846626-e-60.规范不只是约束了行为体的行为，也对行为体的身份进行了建构，进而塑造了行为体的利益，决定了行为体的对外行为。制度化规范主要以法律条文等为表现形式，规定或者禁止行为体的行为选择。构成性规范主要以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形式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在保守政治精英的领导下，在对外战略中推行了新保守主义路线。当以《和平宪法》为主体的和平主义规范成为日本国家身份转变的阻力时，日本决策者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用构成性规范进行国民集体认同的强化，以达到修改宪法的目的，实现国家身份转变。
第一，等级制观念下对国家地位的执着追求。文化能够影响国民的集体认同，并建构一个国家独特的构成性规范，进而引导或决定国家的行为。等级制观念派生出的“位置意识”塑造着日本的民族性格。纵向上位意识和横向竞争意识决定了其对下位者和异己者的排斥与不屑一顾，纵向下位意识和横向看齐意识则主要表现在对上位者或同类的吸引与尊重，服从权威者。日本决策层抱有根深蒂固的国际社会等级制观念。当日本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上位时，大国志向就会膨胀，如明治维新后的“脱亚入欧”与殖民统治；下位意识则表现为小国心态，主要体现在战后日美同盟的建立与对美从属和追随。战后初期，日本下位意识明显，一直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直至成为经济大国，随之被纳入西方七国集团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日本的位置意识重新发生变化，开始重拾大国雄心壮志，对成为“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也就是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上流”国家表现出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等鹰派色彩浓厚的新生代政治家的领导下，日本采取了实现大国梦的一系列保守举措，强化国民乃至国际社会对日本在扩军修宪、“入常”、海外派兵、领土争端等问题的集体认同，表现出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强烈愿望。联合国外交是日本实施大国外交原则之一，同时也是追求政治大国梦想的途径之一。为实现“入常”目标，日本一方面争取盟主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利用国家经济优势开展对外援助（ODA），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以实现海外派兵等，争取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及国家的支持。日本为实现“入常”，进而提升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可谓是做足了功课。
第二，武士道精神下对国家武装实力的推崇。所谓日本武士道，是指日本武士的效忠君主、崇尚武艺、忠勇义烈和绝对服从等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1]杨绍先：《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载《世界历史》1999年第4 期，第57 页。明治时代日本主张以军事立国的“富国强兵”路线，与武士道的“尚武精神”不谋而合。这也是近代以来直至二战日本战败期间日本国民的集体认同。随着冷战结束和中国崛起及一些国家和地区恐怖主义事件频发，国际体系结构迎来了新一轮的调整与变化，亚太地区成为国际竞合的焦点。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美日印澳推行的“印太战略”，要求日本承担更多的盟友责任，美国的纵容和支持为日本军事武力装备的增强提供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和温床”，国内的构成性规范也随之转换。在新保守主义政治精英的推波助澜下，历届政府均以“政治大国”为执政目标，把增强军事武装实力提上议程。日本开始频频“借船出海”，提升军费开支，研发高精尖武器设备，国家的武装实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塑造了日本国民关于“修宪”的集体认同。据相关舆论调查显示，受访者中46%认为宪法“维持现状即可”，45%认为“应该修改”。与2016年4月调查相比, 维持现状派下降了4 个百分点, 而支持修宪派增加了5 个百分点，两者差距在缩小。[1]刘江永：《论大选后安倍的修宪政治及影响》，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6 期，第29 页。
第三，和平主义规范的弱化为军事发展“松绑”。二战后，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主的相关国际法律作为制度化规范对日本进行了行为约束，而后发展成为“和平主义规范”，并且塑造了日本的“战败国”身份。和平主义规范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传授和教训，也是日后的日本基于后果性逻辑进行内化的产物，因此属于国际规范。“和平宪法”及其一系列安保法制就是对这一规范的内化。[2]陆伟：《身份建构战略与日本“和平宪法”制度化规范的退化——一种关于日本去战后体制化的新解释》，载《日本学刊》2017年第3 期，第17 页。《和平宪法》规定战败国没有交战权，这一制度化规范严格限制和约束了日本的军事发展。饱受战争磨难的日本国民厌战、反战情绪高涨，二战后日本国民的集体认同转向和平主义。随着冷战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家崛起，国际政治格局被打破平衡需要重新洗牌。日本“争常”屡遭铩羽，中国的迅速发展更是激发了日本文化中的“危机意识”。持保守理念的政治精英为实现政治大国目标，通过话语建构和实践操作，引导了集体认同转向。和平主义规范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弱化，丧失了其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对日本军事发展的约束力减弱。小泉内阁借“9·11”事件及协助美国反恐一步步构建起战时法制体系，频繁参与维和行动，重新定义了自卫队的任务及功能。日本社会也开始形成对自卫队承担维护国家身份和安全使命的认同，对宪法改变的支持也前所未有地高涨。[3][美]理查德·J.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刘铁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4—108 页。安倍以“夺回强大日本”为整合动员力，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新安保法”正式施行，日本可根据实际需求，随时向海外派兵并且能够向其他国家的军队提供必要支援。从形式上看，这一系列行为似乎是日本为了适应国际社会对其身份要求所做出的政策解释，实际上却是为日本不择手段的“积极作为”赋予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使其能够从约束自身行为的和平主义规范的“藩篱”中挣脱。并且随着与国际社会互动的深入，又能使自己挑战和平主义规范的这一行为获得世界各国的同情和谅解。
四、决策者的认知转变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关键成因
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其政策制定和战略选择必然要通过国家决策精英阶层完成输出程序。决策者认知是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最终环节，他们通过对国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判断和预测从而推理出结论，并且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根本依据。近年来，日本的决策精英阶层无论是小泉政府还是安倍政府，不仅自身持有对外政策的右倾保守理念，并且随着国际体系的变革调整，决策精英者们对国内外环境判断也发生了认知转变，导致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外交路线逐步强化。在国家实力提高和国际力量对比重新组合的基础上，日本决策者的主观意图判断，形成了日本精英决策者们历史修正主义下的国家利益观、对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的强化以及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
首先，政治精英决策者对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的认知。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利益是建构而来的，国家的社会性实践以及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身份，导致国家利益的调整转变。国家的本质就是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其身份和利益，而国家行为的目标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近年以来日本政府一改往昔避谈国家利益的做法，不仅在官方文件和智库报告中频频提及“国家利益”，并且陆续出台和实施了多项基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主动表达基于国家利益的战略诉求，反映出其特有的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提出了“开放的国家利益”：维护日本的和平与安全；对自由、民主主义及人权的保护；维持自由贸易体系是日本国家利益的核心；加强学术、文化教育的民间交流。[1]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日本首相官邸网，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安倍将“国家利益”定义为日本国及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价值观，其仅2013年就在国会答辩中使用“国家利益”达55 次，刷新了战后最高值。[2]张源：《安倍执政以来的“国家利益论”与媒体报道——基于《朝日新闻》“慰安妇误报事件”的个案分析》，载《日本研究》2018年第1 期，第56 页。自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出台的相关战略文件报告和政策中都反映出了日本特有的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
小泉政府以来日本国家利益的优先级顺序及具体内容为：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安全利益主要包括解决领土主权问题，解禁集体自卫权及修改宪法以恢复被剥夺的国家对外职能，加强“海洋国家”安全合作以实现海洋权益最大化等；政治利益在于摆脱战败国形象，加强日美同盟并谋求对美平等性，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以实现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经济利益体现在扩大进出口贸易、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恢复经济活力；文化利益包含重塑战后历史观，实施价值观外交等内容。正是在这一历史修正主义的国家利益观驱动下，日本通过借助日美同盟作为桥梁实现海外派兵、推动新安保法顺利施行、展开价值观外交和战略性外交方式，以彻底摆脱战后体制和战后秩序，谋求实现“正常国家”和政治大国身份。
其次，威胁认知和零和博弈意识强化。从日本近年来公布的《防卫计划大纲》《外交蓝皮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战略文件以及政治精英的公开言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崛起使日本对威胁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持有保守主义理念的政治精英深受国家利益驱使，对威胁的认知开始再次回归到传统地缘安全威胁层面。从现实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深远，造成日本面对国际社会时的一种身份困境，导致了其心理上的落差、焦虑、防范及戒备，使其更倾向于用“威胁”来定义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用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来看待两国的关系互动。
日本决策层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威胁，通过舆论造势，强化国民对“中国威胁”的集体认同，从而为实现自卫队“合宪化”、谋求“安保条约”正当化和发展防卫力量赢得了国民的支持与认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若想维护国家主权和保卫领土、领空和领海，最根本的就是增强自卫队的能力。[1]An Expanding Role for Japan: An Interview with Admiral Dennis Blair.January 19, 2017.https://www.nippon.com/en/in-dep ... -dennis-blair.html.这在应对与中国的海洋问题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日本决策层通过战略文件、公开言论等不断渲染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海洋扩张活动对日本离岛安全和海洋资源造成的重大威胁，引导民意，塑造国民集体认同，进而推动防卫政策转型。日本《防卫白皮书》自2006年起就持续关注中国海军行动，涉华内容与字数逐年上升。2017年《防卫白皮书》中指责中国“基于和既存海洋法秩序不相容的独自的主张持续尝试单方面改变现状”。[2]防衛省「平成 29年版防衛白書」、日本防衛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d.go.jp/j/.publicat ... MDF_whitepaper.pdf.转引自：孟晓旭：《日本强化安保战略与东北亚安全》，载《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2 期，第91 页。近年来日本更是不断强化“西南防御”部署，强调防卫多元化，推动防卫力量建设向更加能动、灵活、高效的方向发展。
再次，“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的认知转变。和平主义既是日本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同时也是日本社会的价值取向。二战后日本政府及国民在和平主义理念指导下，走上“重经济轻武力”的国家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实施更是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了和平主义在日本的发展。
随着国际体系的调整与日本经济实力的提升，日本的外交政策开始谋求向大国外交的转变。日本国内涌现了各种新和平主义思潮，认为传统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消极的和平主义，已然成为了日本发挥和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掣肘。日本为了承担国际社会赋予的国际责任，不仅要热爱与维护和平，更要积极“缔造和平”，主动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做贡献。日本决策层从“消极和平主义”向“积极和平主义”理念的转变，表现出日本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全面恢复日本的国际地位而努力。
“积极和平主义”概念最早出现于2004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后正式将其作为日本外交安保战略的指导思想并加以推行。主要内容涵盖日本将继续走和平发展之路，从国际协调与合作的积极和平主义的立场出发，为持续确保日本的安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积极作贡献。安倍政府还将这一内容作为基本理念写入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中。[1]日媒：《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将写入“积极和平主义”》，中国日报网，2013年10月1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zx/2013-10/01/content_17006364.htm。安倍认为日本不但要建立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国际安全保障联盟体系，而且为使日本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与约束，也就是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和平主义”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政治色彩，是持保守理念的决策者假借和平之名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扩军备战作掩护的一种工具，是“没有灵魂的和平主义”。日本决策者在“积极和平主义”这一理念的指导下重构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外交政策，力图使日本恢复“正常国家”身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五、结论
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对行为体的重要作用，主张从身份认同和规范的角度对国家的对外政策进行分析。日本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的岛国，由此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正是由于日本独特的文化，才决定了其对外政策的特性。因此以建构主义为理论支撑构建分析框架可以对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成因提供更为强有力的解释。
本文以建构主义为理论分析框架，凝练出身份、规范、认知三个变量以分析论证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成因。其中，追求国家“身份”的转变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根本成因，其谋求“正常国家”“政治大国”以及东亚“主导者”的身份决定了对外政策保守化的必然性；“规范”是一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塑造了日本保守外交政策持续发展的温床，等级制观念、武士道精神、和平主义等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对外政策的未来走向；决策者认知是日本对外政策保守化的重要因素，日本决策者在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利益观、威胁认知与零和博弈意识以及积极和平主义理念下，制定了一系列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不断发展。
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对自身、周边国家及地区局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就自身而言，尽管有利于自民党长期执政，保证了政治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在双边关系上，最重要的是导致了中日两国关系的紧张恶化，加剧了两国的战略博弈，激化了双方的领土争端，严重伤害了两国民众的民族情感，从而撼动了两国友好发展的根基。就地区层面而言，不仅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还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设进程。
日本对外政策的保守化是一种长期的政治现象，其发展仍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重视。当前，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正面临深度调整，尽管“和平宪法”作为制度化规范仍是制约日本发展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有力屏障，但不可否认，在新保守主义势力执政下，日本修宪的步伐不会停止，其仍将以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为国家战略目标，大力发展军事实力，谋求在地区秩序构建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为最终实现国家“正常化”乃至政治军事大国化继续发力。对此，中国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稳定出发，加强中日双方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与沟通协调以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缓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的市场，积极推动两国携手合作，共建互利共赢新格局，进而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