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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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刘 伟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紧密结合的产物，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运用和创造性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的价值立场；历史方位；目标取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长期探索中形成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探索这一主题的过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创造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系统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其概括为基本制度、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基础性地位，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改革构成全部制度创新和改革的关键。基本经济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命题的明确概括和系统阐释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创造，但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早在1956年2月，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将奠定时，毛泽东就深刻地提出，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2)特别是毛泽东强调，相对于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一次结合)，在夺取政权之后的经济建设中，“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2卷，550、5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后来毛泽东关于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在理论上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追求。在实践上，虽然受种种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受苏联传统“斯大林模式”影响深刻，总体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中计划经济，但也创造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特点。
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4)1982年9月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首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从党的十五大开始使用“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党的十六大首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保留“有”字)；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2011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方面内容；党的十八大报告则进一步阐释了三方面的特征和相互关系，提出“道路”是实现途径，“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参见余翔、陈金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演变与内涵升华”》，载《光明日报》，2013-11-16)改革伊始展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明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为引领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基础。(5)在1978年5月10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党校内部理论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胡福明投稿《光明日报》文章，经《理论动态》和《光明日报》编辑讨论和修改后发表)。随后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并由各大报刊转载，引发了著名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参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接着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讨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为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根据。(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范畴见之于党的文件是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二大报告予以特别强调，十三大报告则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客观性、特点和任务做出系统阐释。同时展开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讨论，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导向，为经济改革历史进程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引。(7)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的观点认为二者是根本对立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云同志率先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运用市场。到改革开放时期，1979年3月，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部分，计划经济部分是主要的，市场经济部分是次要的，但是必须的。陈云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且以著名的“鸟笼”论比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接见外宾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打破了长期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特别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则进一步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参见孔昕：《重大历史关头的邓小平和陈云》，载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06-18浏览；李正华：《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比较》，载《安徽史学》，2011(4)。正是在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全面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过程中，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9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发表的南方谈话中预计再过30年左右的时间，我们能够形成较为成熟、较为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92年秋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明确了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改革时间表。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体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在理论探索上，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形成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同时习近平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的方法、原则和需要研究的基本命题，为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学说”奠定了科学基础。(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6-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在改革实践上，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特别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发展目标的同时，使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在内的各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治理体系趋于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19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总体目标。指出，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为实现这一目标，《决定》提出十三个方面的“坚持和完善”，明确了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总体目标的明确和历史任务的提出，既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回应和深刻总结，更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庄严宣誓和战略部署。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
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从辩证唯物史观出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一切社会制度的演变，包括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从根本上来说都要服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要求，而基本经济制度正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生产关系本质及特征系统的制度体现。因此基本经济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其巩固和完善也离不开上层建筑方面的支持、保护等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政治、民主、法治、文化等制度创造经济基础并提出要求，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法治、文化等方面制度建设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巩固和完善又起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保障作用。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离不开民主和法治化，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法治应当是建立在更为深刻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更为公正的法治；离不开以先进文化构筑社会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信用经济，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道德，应当是建立在更为先进的文化基础上的“诚信”；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上的政治能力的现代化，社会发展的现代化所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化，以及与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化相适应的经济机制上的市场化，民主基础上的法治化，道德秩序上的信用化，必然面临既得利益的特权力量以及传统道德秩序的极力阻挠。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进步力量，充分凝聚社会发展共识，才可能战胜现代化发展面临的阻力。这就要求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形成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适应现代化发展要求的政治能力。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难以形成发展的合力，关键在于缺乏这种政治上的核心和能力。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长期难以摆脱“贫困陷阱”，在制度创新上的重要原因在于其难以满足现代化对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要求。而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缺乏富有牺牲精神真正能够代表社会进步要求，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核心和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突出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够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在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推进政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和民主法治等重要制度的现代化，进而以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及能力的现代化丰富现代化的内涵，同时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即所有制结构和实现形式等；收入分配制度，即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和结构相适应的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机制，即经济运行方式和调控机制。从上述三个方面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和优势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基本经济制度的上述三方面内涵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最为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规定并决定了其他方面的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受所有制本质和结构所规定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所有制关系在利益分配上的实现方式。正是由于这种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的本质及特征规定并要求资源配置方式上必须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为在经济运行机制和调控方式上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创造了制度可能，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具有更为坚实的制度条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所有制、分配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三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是对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深化，相对于以往长期把基本经济制度归结为所有制，而把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建立在所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但不同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来说是一个重大突破。(10)参见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7/.html，2018年10月19日访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扎根中国大地，由中国的历史文化、发展水平和基本国情决定的。根本目的是为更充分地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因此，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是对传统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变革，是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制度设想的突破，不是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追求“一大二公”，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适应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多层次多元性不均衡发展要求。相应地，在分配方式上不是否定按劳分配中的差距，而是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激励多方面要素的效率，与这种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相适应，不再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对立起来，而是作为有机统一整体。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于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制度。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基础和主体不是建立在资本私有制基础上的剩余价值生产，不是资本雇佣劳动的剥削制度。其形成过程也不是遵照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所设计的“华盛顿共识”，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化基础上的市场化和自由化，而是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及相应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打破了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把公有制与市场对立起来的传统。因此，就制度特征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不同于传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更区别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最为根本的显著优势在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将其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分析，“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内在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11)参见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载《求是》，2019(2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中国社会经济创造了发展奇迹，GDP总量、人均GDP水平等经济增长指标持续高速提升，GDP总量从1950年的600多亿元上升至2018年的近92万亿元，从占世界GDP比重1.8%(1978年)上升至16%以上(2018年)，人均GDP水平从不足100美元上升至9 000多美元。二是经济质态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工业化不断深入，现代化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1950年的近80%降至2018年的26%左右，工业制造业从一张白纸发展至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划分的44个大类、666个小类完整齐全的经济体系。三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恩格尔系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60%以上的高度贫困状态提升至30%以下的“富足”状态(根据联合国划分标准)，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4个百分点，创造了当代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的奇迹。四是经济增长具有稳定性，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方向的改革，推动经济体制在缩小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上，在提升经济制度机制抗风险能力上具有明显进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持续高速增长同时波动幅度不显著的事实，20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及进入新世纪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持续保持稳健强劲增长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体制所具有的优势。五是具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适应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的能力，特别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们党提出并深入实践“五位一体”新的总体布局，为适应这种总体布局新目标的要求提出根本转变发展方式，从以往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带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带动经济增长，从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首先树立新的发展理念，理念具有引领性，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五大新发展理念，理念要转化为实践需要落实机制，进而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七大体系)作为贯彻新理念的途径和方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各方面战略举措，推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又要求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稳中求进则要求宏观经济增长在均衡稳健的同时全面深化制度创新，相应地，我党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把这种制度创新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十三个方面的坚持和巩固。这一新发展理念的实践逻辑正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巩固为基础的，同时这种不断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历史要求的制度创新力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巨大优势所在。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价值立场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12)本节参见刘伟：《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改革开放的价值立场》，载《旗帜》，2019(创刊号)。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13)参见中央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6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4)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载《求是》，2019(1)。，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15)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载《求是》，2019(22)。。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首先就在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扎根中国大地，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作为价值立场。这种价值立场集中体现在：一是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新时期改革开放也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作为解放思想的动员的。二是始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目的和检验标准。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说到底要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要求，因此，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越性的最有力的证明。三是始终围绕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和转化推动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及基于这一基本矛盾运动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调整发展理念，确立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四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立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深刻的动力根源，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所总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之一便在于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方位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16)本节参见刘伟：《应当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长期性》，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6)。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观要求客观地把握和认识社会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科学地认识在一定历史方位上的客观规律，历史地制定发展基本方略、基本路线。之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一是明确我们所从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深化，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极为重要的发展。二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明确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且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17)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8-02-15。三是明确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生产力发展还是生产关系的变革，无论是经济基础的巩固还是上层建筑的建设，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并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规律。四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代是出卷人，问题是时代的口号，进而不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使命，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基本纲领即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目标)。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目标取向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观。(18)本节参见刘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体制目标》，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2)。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集中起来体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并以此为根据建设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体制、机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中，这种制度观的坚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基础，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要求。二是始终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适应调动多方面积极性并逐渐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趋势。三是努力推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统一起来，在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上闯出一条既不同于传统僵化的集中计划经济的“老路”，又不同于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路”。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进程上，把所有制结构及实现方式的改革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创新统一起来，既坚持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性质，又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在企业所有制及产权制度改革上，把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与国有经济分布结构调整统一起来，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又坚持增强和发挥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1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9-11-06。；在调控机制上把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市场体系培育与宏观调控方式转变统一起来，推动市场秩序完善，在培育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努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全面深入创造性结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理论发展，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从毛泽东时代的“第二次结合”，到改革开放时代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