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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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路径探析
任珂瑶 钮菊生 艾伦（老挝）
【内容提要】“中老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与老挝关系历史与未来的结果。中老两国间不仅存在大量的共有历史记忆和宗教文化习俗，且经济相互依赖，安全合作领域广泛，具有共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中老应兼顾两国利益诉求和主要关切，遵循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共担责任，共同努力，通过共建中老经济、政治、以卫生健康和水资源为重点的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把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成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典范。
【关 键 词】中国 老挝 中老命运共同体 中老关系 周边外交
2019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沃拉吉在北京共同签署《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是我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合作文件。该文件推动了中老两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中老关系的长远发展绘制了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未来5年，中老双方将围绕政治、经济、安全、生态、人文方面，推进战略沟通与互信、务实合作与联通、政治安全与稳定、人文交流与旅游、绿色与可持续发展5 项行动。[1]《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关于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01/c_1124440753.htm。标志着中老关系新时代的开始，在地区和国际层面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作为我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合作文件，其必要性、可行性及面对的挑战值得深入研究，以探索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一、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以党的名义与邻国老挝共同签署双边命运共同体文件，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举措，也是对中老两国共同发展需求的回应。
（一）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重要举措
首先，中老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构建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中老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自1961年建交以来，两国总体上保持着友好、稳定的合作关系。早在2009年，中老两国就确定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两国保持着“走亲戚”的密切交往态势，中老关系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引领下，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会谈时首次提出，“中老关系不是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而是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1]《习近平同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马里会谈》，央视网，http://news.cntv.cn/2013/09/26/ARTI1380204549001577.shtml。，得到了老方的高度赞同。2016年5月，老挝新任人民革命党主席、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 沃拉吉来华访问，双方首次在联合声明中阐明中老“作为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中老联合声明》，外交部，https://www.fmprc.gov.cn/web/zyxw/t1360620.shtml。 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首访就选择了老挝。在与本扬主席的会谈中，双方领导人再次确认了这一共识，并且一致同意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3]丁子、林芮、孙广勇：《中老做命运与共的铁杆朋友》，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4日，第2 版。 2018年5月，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访华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决定启动制定《行动计划》。中老双方在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共识的基础上，聚焦命运共同体建设。2019年4月，借中老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 周年之机，在老挝国家主席本扬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签署了《行动计划》，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由理念转化为行动，由愿景转化为现实。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突显共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世界各国是如此休戚与共、命运相连。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波及210 多个国家和地区，使50 余万人失去了宝贵生命，严重危害了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冲击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这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对中老两国来说更是如此。中老山水相连、毗邻而居，人员往来密切，疫情监测与防控合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愈加突出。筑牢中老命运共同体可以为中老两国协作战胜疫情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为后疫情时代率先走出危机提供可靠保障。
第三，“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高质量共建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契机。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正在重塑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生活。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更加凸显数字经济在各国恢复经济、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盟把2020年作为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探索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产业领域培育更多的经济增长点，为双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能，也为老挝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老挝正在迈向“工业4.0”时代，以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老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好时机。发挥中国在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和实现数字经济监管框架方面的优势，积极探索中老双方在数字化防疫抗疫、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和5G、物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合作，可加快释放中老数字经济合作的新动能，推动两国经济社会发展。2020年初，老挝总理通伦· 西苏里在北京召开的中国—老挝企业家座谈会上表示，欢迎中国企业到老挝进行考察投资，“在数字经济、区块链、电子产品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推进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1]《中国-老挝企业家座谈会：助力中老续写“一带一路”合作新篇章》，新华丝路，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397751.html。
（二）中老两国共同发展要求所需
从老挝方面来看，首先，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是对老挝经济发展需求的回应。老挝自然资源丰富，政局稳定，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其经济发展也面临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资金不足、技术和人力资源素质不高等困难。相比之下，中国在资金、技术领域有着明显的优势，老挝可通过学习中国的先进技术、利用中国的资金和优势产能，推进其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其次，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是对老挝提高国家、社会治理能力需求的回应。老挝目前仍属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在提高执政党建设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国家脱贫等方面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带领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与老挝分享、相互学习借鉴。
从中国方面来看，选择与老挝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实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实践所需，也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鲜明地把周边作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把周边外交放到了与大国外交同等重要的位置，中国外交战略由此前的“大国外交”一个重心调整成为了“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两个重心。[1]王俊生：《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 期，第170 页。而老挝则是我国与中南半岛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战略支点，是我国连结东南亚其他国家最短的陆路通道。加强与老挝的合作，尽早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早期项目，不仅能改善我国与老挝的基础设施联通情况，还能加强我国与东盟间的互联互通，对中南半岛及东盟国家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2]王军、李锋、元利兴:《可把老挝作为 “一带一路”战略突破口》，载《上海证券报》2015年 4月 1日，第3 版。此外，中老两国经济贸易互补性强，共建命运共同体既可为中国国内的过剩优势产能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又可释放中国改革开放红利，与老挝分享经济建设的经验，是落实“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正确义利观和综合安全观的有力实践；政治方面，选择以老挝为共建伙伴，以中老两党的名义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打造社会主义国家间命运共同体的尝试，也是落实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实践。
二、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中老两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同属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情感纽带牢固，具有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当前中老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党两国适时提出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并签署《行动计划》予以落实推进，是双方着眼两国关系长远发展，在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重要可行的战略抉择。
（一）政治合作意愿强烈，基础扎实
积极的政治合作意愿、相同的理想信念和相似的发展理念三重驱动，夯实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基础。中国和老挝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理想信念相通，发展道路相近，前途命运相关，这是中老关系发展的重要政治根基。[1]《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会谈》，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03/c_1118794488.htm 。近年来，中老两国高层领导人互动频繁，双方以“走亲戚”式的交往态势，定期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政治互信。[2]《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本扬会见王毅》，人民日报海外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在中老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关心和推动下，中老关系步入了历史最好时期。特别是在合作抗击新冠疫情期间，两国政府和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更是推动中老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老挝国家主席本扬表示：“中国对老抗疫援助，充分体现了老中两党、两国以及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友好情谊和兄弟般的合作互助关系，生动诠释了老中命运共同体精神,为老挝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也提出，愿同老挝一道努力，“推动落实好双方重要共识，稳步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好两国和两国人民”。[3]《习近平同本扬互致问候》，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20-06/16/c_139142466.htm。中老两党总书记之间有着年度会晤的传统，两党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也在多领域开展了务实的对口交流与合作，并定期召开理论研讨会，就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一些相同或相似的课题开展研讨交流、学习互鉴，提高各自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此外，中老两国间的发展战略也高度契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同老挝社会发展“八五”规划相似度较高。基于相似的发展理念，两国已在战略对接的基础上开始实施“中老经济走廊”建设，以中老铁路为依托，开展了以互联互通、产能和投资合作为重点的经济贸易合作，务实推进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二）经济相互依赖，经贸产能合作前景广阔
老挝虽属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但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化初期带来的发展空间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多，对中国经济依赖度高，中老两国产能合作潜力巨大。老挝位于热带，全年气候炎热，湄公河由北至南贯穿全境。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赋予了老挝丰富的水电、农业、森林、矿产资源。老挝政局稳定，近10年来经济均保持7%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一直位于东盟国家前列。[1]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老挝信用评级报告-2018》，http://www.lhratings.com/reports/B010523-P12041-2018.pdf 。丰富的自然资源、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加上低廉的人力资源成本，不仅为老挝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创造了动力，也吸引了许多外来投资企业。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发展战略的对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简称“澜湄合作”)的先后创立，中老双方在互联互通、产能和投资领域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作为一个“陆锁国”，老挝最急切的就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打破内陆国家的地理劣势，变“陆锁国”为“陆联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老挝北起磨丁，南至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开始施工建设。中老铁路不仅加快了老挝农村地区的发展，助其消除贫困，还为中老之间的基建和技术合作提供了契机。此外，中老在“澜湄合作”机制下的合作也卓有成效。产能合作是“澜湄合作”的优先合作领域之一，制造业产能转移是其核心内容。老挝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在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方面有着关税豁免的独特优势，这给中老之间的产能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老挝正处于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急需来自中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了促进老挝工业化发展，两国联合打造了诸如“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等跨境经济合作区，帮助老挝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经贸合作方面，目前，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援助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而老挝则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第三大投资目的地。[1]王天文：《志同道合创伟业》，载《人民日报》2017年11月9日，第3 版。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实现中老共同发展，既是中老经贸、产能合作进一步提升的结果，也是继续深化次区域经济体间相互依赖的内在需求。既有的经济、贸易合作，为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夯实了经济基础。
（三）重视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合作领域宽广
老挝北部与中国云南省接壤，两国之间有710 公里的边界线。[2]张楠：《跨境民族地区健康保障制度探索》，载《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3 期，第81 页。中老边境线上的通道出入口、边民互市点众多。除了陆路相通，中老两国还被澜沧江—湄公河通过水路连结了起来。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由北向南，依次流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最后经越南汇入南海。老挝有85%的土地位于湄公河流域内。与湄公河流经的其他5 国相比，老挝对湄公河的依赖程度最深。[3]朴键一、李志斐：《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载《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 期，第31 页。陆路和水陆的联通，在给中老两国人民带来往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安全问题，增加了两国社会治理的困难。历史上，中老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跨境水资源管理、贩毒、走私、拐卖人口、偷渡等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目前，中老两国在双边、多边合作机制下开展了多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双边合作方面，中老两国通过联合实施绿色禁毒和罂粟替代种植计划，运行警务联络组机制[1]警务联络组机制是由各国警务联络官负责针对特定的警务活动进行交流与合作的机制。其中，警务联络官是指一国警察机构派驻到另一国或者双方互相指派进行固定联络的警官。中老之间的警务联络官机制于2013年正式成立，目前中老间的警务联络机制有中老打拐联络官办公室、中老禁毒联络官办公室、中老反恐协作警务联络官办公室。和领保联络员机制[2]领保联络员指的是由中国政府为了弥补在各国使领馆机构人员的不足的现状，而选拔、考核的当地华人华侨。当中国公民在国外发生危险，遇到困难时，由其向中国公民提供相关的帮助，协助中国总领馆做好有关领保案件的处置工作。，共同遏制毒品生产和流通，联合打击跨境拐卖人口、贩毒、恐怖主义和刑事犯罪。多边合作方面，中国与老挝同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澜湄合作、东盟+中国等区域合作组织成员国。在国际组织多边合作框架下，中国通过与老挝、泰国、缅甸联合发表《中老缅泰关于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的联合声明》，加强四国在湄公河流域的执法安全合作，联合巡逻执法，共同打击跨国犯罪行为。依托澜湄合作机制，中、老、缅、泰、越、柬6 国成立了“澜沧江—湄公河执法安全合作中心”（简称“澜湄执法中心”）和“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互相交流情报信息，开展水资源政策对话，联合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澜湄合作机制6 个成员国之间还通过举办澜湄流域国家打拐反拐研修班、基层警察局长研修班、综合执法安全合作论坛等形式，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此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两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也全面提速。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老挝党、政府、社会各界就第一时间向中国表示慰问，并提供援款和物资资助；当老挝国内疫情防控面临困难时，中国在最短时间内向老挝派出医疗专家组、提供防疫物资援助，毫无保留分享抗疫经验，为老挝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国内确诊病例“清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老双方依托两军合作协调委员会，通过开展两国青年军官交流与“和平列车”卫勤演训等活动，统筹协调两军在各领域的交往和合作，为两国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及中老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安全保障。
（四）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记忆是两国关系的情感和血缘纽带
老挝8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1]马树洪、方芸：《列国志.老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0 页。，佛教对其政治、语言文学、社会生活影响重大。中老两国间的佛教交往源远流长，两国长期通过互访、互派僧侣学习等形式开展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民心相通融入宗教力量。中老两国山水相连，边界间无天然阻碍，小道众多，两国边民互通便利、友好往来古已有之。早在宋元时期，位于现在老挝北部的一些小国就与中国的云南省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元朝的主政者在老挝地区修建了驿站，方便双边居民的跨境往来。[2]周慧敏：《老挝-中国边境经济合作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2018年5月，第20 页。居住在边界附近的边民，经过数百年的迁徙、通婚、探亲访友等活动，形成了拥有相似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的跨境民族。现在老挝的泰登、泰岱和泰讷等民族，是从中国云南省和越南西北部迁入的；老挝的蒙莱、蒙丹和蒙高等民族，以及瑶、贺（汉）、木生等民族也大多是从中国云南和贵州等省迁入的。[3]马树洪、方芸：《列国志.老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7 页。他们虽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但民族认同感却很强烈。[4]白志红：《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的认同》,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08年第00 期,第159 页。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对中老之间的民心相通、边境地区的经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中老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并肩作战，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中老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国，共同的遭遇和处境，使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共同反抗帝国主义殖民者的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关系到老挝国家独立的两次日内瓦会议上，中国都给予老挝坚定的支持，对维护老挝和平、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南海争端中，老挝也尽量保持中立，避免与中国对立。共同的历史记忆、处境与追求将中老两国紧密相连，为塑造共同未来提供了互信互助的基础。
三、中老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作为中南半岛一个贫穷弱小的“陆锁国”以及东盟组织成员国，老挝在与中国合作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周边邻国、地区组织及域外大国的掣肘等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意平衡老挝与越南关系
老挝和越南关系比较特殊。老越两国同属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历史经历。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同属印度支那共产党支部，相互支持反抗殖民主义并夺取政权。1977年，两国签订了《老越友好合作条约》，以条约的形式把老挝人民革命党和越南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上升为了老越两国间的特殊关系。尽管这一文件现已到期，但老越之间的特殊关系早已超越了文本的限制，成为了一种传统和默契。老挝的外交逻辑是：和所有周边国家培养友好关系，尽可能多的与潜在援助国保持良好关系，以维护老挝国家安全，使国内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与越南的“特殊关系”限制之下的。[1]Joseph J.Zasloff, Leonard Unger，“Laos_ Beyond the R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UK，1991，p.205.在政治领导方面，老挝与越南的关系一直处于优先地位。老越之间的政治互信要高于老中之间的政治合作水平。[2]韦健锋、董晓光：《大国参与下的老挝发展及大国博弈》，载《和平与发展》2014年第5 期，第58 页。基于该现实情况的考虑，中国在与老挝合作共建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不应忽视越南的态度及与越南的合作。
（二）协调处理老挝国家利益与东盟整体利益
老挝于1985年确立了对外开放、广交朋友的政策，并于1997年正式加入东盟，积极融入国际社会。自加入东盟以来，老挝认真履行东盟义务，主动参与东盟事务，不仅使得国内贸易和投资额得到迅猛增长，旅游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也使自身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东盟倡导建立“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格局，希望加强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维护东盟的主导性作用，防止任何大国力量主导地区事务[1]王正毅：《东盟50年：走出边缘地带发展困境了吗？—对“东盟方式”和“以东盟为中心”的反思》，载《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1 期，第39 页。，以实现东盟的整体利益。但由于老挝国家整体实力、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口结构等情况与东盟其他国家有着较大差异，这使得老挝很难将其国家利益让位于东盟地区整体利益。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老挝出于对自身国家经济利益的考量，与中国在各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老挝一些政界精英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能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便车，抓住这个“窗口”追赶上周围较为发达的泰国和越南等邻国。但是，一些西方媒体和学界因此就把老挝描述为中国的“附属国”。[2]Edgar Pang,“‘Same-Same but Dif ferent’:Laos and Cambodia' s Po litical Embrace of Chian”,ISERS Yusof Ishak Institute,2017,p.3.这样的叙事就把老挝与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其他陆上东盟国家区分开来，无形中造成了东盟国家内部的分裂，破坏了东盟的内部团结和一体化进程，易遭致东盟其他成员国基于东盟整体利益的敌对情绪。
（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舆论炒作
老挝地处中南半岛中部，是中国连结东南亚其他国家最短的陆路通道，地缘战略价值突出。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中美战略博弈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美国从经济、科技、舆论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围追堵截。与中国水陆相连、兼具海洋性和大陆性地缘特征的中南半岛的地缘战略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中美两国地缘竞争的核心区。而位于中南半岛中心的老挝则是“美国重返亚太和东南亚，与中国博弈，围堵中国发展的‘棋子’”。[3]方文：“中老经济走廊建设论析”，《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3 期，第93 页。对于中国与老挝开展的双边合作，美国自然不会袖手旁观。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各种媒体及非政府组织，渲染中国投资合作的采矿、水电站等基建项目对老挝自然生态造成了破坏，宣称中老铁路、水电站等基建项目加了重老挝的“债务危机”，散布中国工人抢占老挝人的就业机会等言论。这些不实言论严重混淆了老挝民众对中国的身份认知，侵蚀着两国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情感根基。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学者指出：“如今，西方出资的非政府组织正在万象和老挝其他城市全力以赴地开展活动，但这些活动不是促进老挝的发展进步，而是推动西方策划的反对老挝共产党政府及其与中国合作项目的活动。” [1]安德烈.维尔切，陈俊安,“加媒：中国在老挝建设而西方在破坏”,《环球时报》，2018年10月31日。
四、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定位很高的概念，其内容涉及经济、社会、人文、价值观和安全等多个层面。因此，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在兼顾中老两国利益诉求和国家关切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中老合作过程中面临的掣肘因素，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五大路径为基本遵循，秉持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突出重点的原则，携手共建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第一，发挥经贸互补优势，优先共建经济共同体
老挝国内政局长期较为稳定，经济发展、减贫是其国家发展首要关切。从中老经贸合作的现状来看，经济共同体的构建要比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应首先发挥中国经济发展红利的溢出效应，加强中老两国在双、多边领域的合作与交流，让中国的发展惠及老挝和东盟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双边合作方面，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和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为契机，统筹推进中老在交通、电力、矿产、产能、农业、旅游、数字经济等多领域合作，开拓中老合作新格局。具体来说，中国可通过与老挝共建现代化农业产业合作示范园区，助其培养高科技农业技术人才，提高农业的产量和农产品附加值；继续深化两国在电力领域的合作，助其培养电信网络建设技术人才。此外，还可借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之机，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机遇，发挥中国在5G 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方面的技术优势，深化拓展中老双方在跨境电商、移动电子支付、智慧城市建设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拓展共同利益，使中老经济合作提质升级。多边合作方面，应借助澜湄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10+1 等多边合作平台，在与老挝开展双边合作的同时，也应注重与东盟其他陆上成员国的合作，助力东盟缩小内部经济差异，增进与东盟整体的共同经济利益，减轻老挝在追求自身利益与平衡东盟整体利益时面临的舆论压力；促使RCEP 如期签署，助力东盟更加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构建。
第二，发挥制度相同优势，着力共建政治安全共同体
同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中老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制度优势。两国应充分发挥两党的政治纽带作用，常见面、多走动，加强在提高执政能力、治国理政能力方面的经验交流，共同妥善应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威胁。中国应充分尊重老挝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构建平等、包容、互助的中老政治安全共同体。除此之外，还应特别考虑到越南在老挝外交政策中的影响作用，搭建与老挝、越南之间的政党交流平台。中国可借助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之类的政党交流平台，加强与老挝人民革命党、越南共产党之间的政党对话。开展“中老+”命运共同体对话会，并适时将其机制化。增进中老、中越党际之间，以及与其他政党之间的交流学习，增进政治互信，使中老、中越党际之间更亲近、更认同。以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为战略支点，深化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第三，发挥地缘相近优势，创新共建以卫生健康和水资源为重点的安全共同体
当前，卫生健康、水资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构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由于山水相连，中老两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卫生健康、水资源、贩毒、贩卖人口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应把非传统安全问题作为中老安全合作的优先领域。首先，中老两国应以合作抗疫为契机，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联络机制和应急响应系统，强化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共同致力于两国及地区间的公共卫生合作，共建“健康丝绸之路”，构建维护两国人民健康安全的“命运纽带”。其次，水资源安全是包括老挝在内的湄公河流域国家关注的首要安全问题。应加强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公河委员会的协调、对接，通过支持由湄公河流域5 国组成的湄公河委员会来释放中国的善意，加强湄公河上下游合作，照顾彼此关切，分层次整体开发和管理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将过去的外部性问题转化为内部问题，以对话合作的方式解决跨境水资源安全问题。最后，在应对其他安全挑战方面，中老两国应在现有安全合作机制的基础上，从传染性疾病、贫穷、气候变化等低敏感领域入手，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非传统安全为切入点，创新推动构建以卫生健康、水资源为重点的中老安全共同体。
第四，发挥人文相似优势，共建社会文化共同体
应抓住共同价值追求、宗教和跨境民族三条主线，系紧情感和血缘纽带，丰富中老社会文化共同体内涵。应在两国政党间、宗教部门间的现有合作平台基础上，搭建更多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形成领导人会晤与民间交流分工合作、相互配合的多层次社会文化合作网络体系。应创新交流形式，通过搭建数字媒体平台，架设中老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促进中老文化间的相互沟通、理解及平等互动，由“沟通”“联通”到“融合”“化成”，夯实中老基本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从情感上增进相互间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此外，还应着重发挥中老跨境民族的力量，利用其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优势，使其成为中老民心相通的血缘纽带、跨境经济发展的强劲力量，促进中老人民之间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丰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内涵。
第五，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在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整个过程中，还需要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老挝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急需摆脱贫困，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中国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中老双方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打造双边环境合作示范项目，共同开展环境监测、气候变化、生态和自然资源保护等合作；应加强双方在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共同抗击流行性传染病；应增强对老挝减贫、卫生和农业等领域的援助，为老挝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在合作过程中，还应重视舆论和传播工作，擅于发挥非政府组织和舆论的力量，利用新媒体和自媒体工具，对冲一些西方国家的错误逻辑，消除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讲好中国故事，使中老命运共同体得以可持续发展。
五、结 语
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包括双边国别、地区以及全球三个方面。国别层面先行，有利于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打造示范和样板，起到有效的引领作用。中老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审视中国与老挝历史及未来而提出的双边国别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当前中老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最佳时机。中老两国应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在充分考虑两国利益诉求和国家关切的基础上，通过共建中老经济共同体、政治安全共同体、以卫生健康和水资源为重点的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最终实现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整个过程中，还应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认识到，这五个共同体是在中老两国关系现状基础上，按照由易到难的构建级别排列，并不遵循严格的先后顺序，也不会依次自动生成。中老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要经历中国与老挝间关系多次质的提升过程，仅凭一国之力难以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需要中国与老挝共担责任，两国政府共同努力推进、共同构建。中国应与老挝一道，加强中老命运共同体的顶层设计，使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获得更持久的推动力。在政府、社会、民间等多个层面，形成立体多元，地域范围广泛，时间上可以持久的支持力量，通过不断丰富和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老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中老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即使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也能保持内在的生命力，最终打造牢不可破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使中老两国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