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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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的三个循环
陶文钊
【内容提要】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总统时期，美俄关系经历了三个循环，每次都是高开低走，而且不断走向低谷。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问题是北约东扩、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美国介入格鲁吉亚、乌克兰的“颜色革命”等。20多年来，美俄关系发展的这种轨迹并非偶然，主要是两国的战略目标背道而驰，美国要维护超级大国独霸世界的单极格局，俄罗斯不承认这种格局，寻求恢复大国地位；两国的国家利益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非但不尊重不照顾，反而屡屡予以侵犯；美国寻求在海外推广民主和自由，干涉俄罗斯内政；双方都有“例外论”的文化背景和“救世主”的强烈使命感。今后美俄关系的调整空间不大，未来仍将在低水平徘徊。
【关 键 词】美俄关系 北约东扩 导弹防御系统 颜色革命
后冷战时期，在美国威廉·克林顿(William Clinton)、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简称小布什)、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三位总统任内，美俄关系经历了三个循环，每次都是高开低走，且低点越来越低，成为冷战后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1992年是老布什任期的最后一年。苏联的突然解体出乎美国意料。但布什政府很清楚，要确保俄罗斯不会再回到共产主义、冷战永久结束，以及苏联留下的庞大核武库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则认定，共产主义的实验在俄罗斯已经失败，其出路在于与苏联一刀两断，尽快实行社会转型，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1]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0 页。1992年2月初叶利钦访美，在戴维营会晤布什，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年中叶利钦再度访美，双方签署了39 项协定，涉及两国关系的多个方面，叶利钦还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这一年可以视为美俄关系的短暂过渡时期。
一、美俄关系中的“三个循环”
（一）克林顿-叶利钦时期
克林顿认定，美俄关系是美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克林顿政府对俄罗斯有三大担忧：一是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二是俄罗斯的改革可能受挫，它将决定俄是否走回头路，也将对其他新独立国家的改革产生重要影响；三是防止俄罗斯再分裂，发生类似南斯拉夫那样的混乱和内战。[2]Robert Legvold, Return to Cold War,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2016, pp.92-93.要避免这三种可能，就要支持叶利钦的领导地位和改革派。美方在叶利钦身上下了赌注。[3]James M.G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U.S.Policy toward Russia after the Cold War,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 p.124.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指出，帮助俄罗斯建立自由社会和市场经济“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选择”，在这里，美国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安全、经济、在海外推广民主）汇集在一起，“服务于美国最高的安全、经济和道德利益”。[1]Warren Christopher，In the Stream of History.Shaping Foreign Policy for a New Er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5.1993年4月初，克林顿与叶利钦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会晤，两位领导人的关系正式建立起来。此后克林顿政府一直支持叶利钦到其任期结束。1993年9、10月间，叶利钦与副总统鲁茨科伊及议会的分歧演变成了严重的冲突，克林顿公开表示支持叶利钦，谴责议会派。[2]William J.Clinton, “Remarks and an Exchange With Reporters on Russia,” October 3,1993.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1994年第一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初，克林顿一度为俄罗斯的政策辩护，称“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3]William J.Cl inton, “Remarks in Cl eveland, Ohio, at the White House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Invest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anuary 13,1995,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 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20780id=47152.1995年5月，克林顿出席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庆典，并指示美驻俄使馆官员，“叶利钦现在处境很困难，要尽可能多给他一点空间，因为我们找不到比他更好的俄罗斯伙伴了”。[4]William Burns, The Black Channel.A Memoire of American Diplomacy and the Case for Its Renewa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9, pp.104-105.克林顿还向叶利钦承诺，在他第二任期选举之前北约不采取东扩的实际步骤。
这一时期美俄合作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对苏联留下的庞大核武库的处理。苏联的核武器及运载工具80%部署在俄罗斯，20%部署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此后数年中，美、俄、乌、白、哈进行合作，清除了部署在乌、白、哈三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及发射装置，美国还制定了“纳恩—卢格减少威胁合作计划”（CTR）。此举在国际形势出现大动荡的时期维护了核不扩散体制，避免了可能的核扩散。[5]陶文钊：《苏联解体后美俄管理核武器扩散的经验与启发》，载《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5 期。
在这一时期对美俄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北约东扩。克林顿政府实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支持叶利钦的领导地位及俄罗斯的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俄罗斯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另一方面采取比较谨慎、渐进但却是坚定的北约东扩举措，这是对俄罗斯改革可能失败的一种对冲，并设计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作为东扩的过渡。美国的北约东扩计划遭到俄罗斯的激烈反对。1994年12月初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欧安会峰会上，克林顿第一次明确表示北约“和平伙伴关系”开启了北约扩大的大门，遭到叶利钦的坚决反对，自此俄美关系进入下行轨道。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后，美国改变支持立场，频繁批评俄罗斯，双边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前南斯拉夫联盟地区的动荡则是美俄关系中的又一刺激因素。在波黑战争中，俄罗斯与西方总体上是合作的，但在科索沃战争中双方立场对立。首先，美国和北约的单边主义做法大大伤害了俄罗斯的自尊，打破了叶利钦多年追求的与美、欧成为平等伙伴的梦想。其次，北约东扩后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武力轰炸塞尔维亚，使俄罗斯精英和民众普遍认为北约扩容是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1]А.П.Цыганк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ии.От Горбачева до Путина(Москва《Научная книга》，2008) ,стр131.第三，美国和北约未经联合国授权，把欧安组织撇在一边，急于确立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建立“由民主国家组成的能够维护和平、制止屠杀的国际组织”。[2]郑羽主编：《既非盟友，也非敌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752 页；J.Marcus, “Kosovo and After: American Primacy in th 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0, https://muse.jhu.edu/article/36513/pdf.这不免使俄罗斯担心，北约对科索沃的干预将成为美国霸权主义的新模式。科索沃战争使美俄关系跌落到了冷战后两国关系的低谷。
（二）乔治·沃克·布什-普京时期
导致这一时期美俄关系重启的压倒性原因是美国的反恐。“9·11”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需要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全球反恐联盟，这为美俄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在俄罗斯方面，普京执政后现实地认识到 “俄罗斯正处于数百年来最困难的历史时期”，“要优先考虑的任务是在俄罗斯周围建立稳定的、安全的环境，能够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任务”。[1]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辑、翻译：《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251 页。而要这样做改善对美关系是必不可少的。“9·11”事件发生后，普京敏锐地抓住了发展对美关系的机会之窗，主动对美国打击“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战争提供了一系列的配合和帮助，尤其是为美国和反恐联盟部队通过中亚进入阿富汗开了绿灯，美俄关系迅速改善。2002年5月布什访俄，两国发表了《新战略关系共同宣言》，并签订了继续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莫斯科条约》，把双方实战部署的---头削减到1700—2200 枚。俄罗斯与北约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成立了北约—俄罗斯新理事会，双方进行了战术性合作。
这一时期美俄关系的转折点是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美国极为关注2004年12月乌克兰的总统选举，总统及政要都亲自发声对乌施压，强调要举行“一次自由、公正和透明的选举”；前任和现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不断走访基辅；国会发表声明、通过决议；美国和欧盟的非政府组织积极推动街头政治等，终于使亲美的候选人尤先科当上总统。普京指责美国推行“以漂亮的假民主的辞藻”包装起来的“专横的外交”，反对美国和欧盟对乌克兰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2]William Schineider,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 December 2004,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 ... -revolution/305157/；安格斯·罗克斯伯勒著：《强权与铁腕——普京传》，胡利平、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33 页。格鲁吉亚发生“玫瑰革命”时，俄罗斯还把它当做“偶然性的”个案，及至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俄罗斯已经意识到，美西方正有计划、有准备、系统性地在原苏联国家发动“颜色革命”，扶植亲西方的政治人物上台执政，继而威胁到俄在独联体地区的传统利益。从此，俄罗斯不再奉行以妥协换取与美合作和稳定两国关系的方针，转而实行不放弃对美合作、同时坚决捍卫俄核心利益的政策。[1]柳丰华：《梅普组合的外交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 页。俄罗斯制订了新的非政府组织法，对国内组织进行有效管控，对国外组织实行严格限制。
北约东扩与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仍然是困扰美俄关系的两大争议。1999年，北约实行了冷战后的第一波东扩，波兰、匈牙利、捷克入约。在美俄谈判《俄罗斯与北约相互关系基本文件》时，俄罗斯就一再表示，原苏联国家不得加入北约，主要指的是立陶宛等波罗的海三国。[2]Strobe Talbott, The Russia Hand: A Memoir of Presidential Diplomacy , New York:Random House, 2 002, pp.2 34-237; James M.G oldgeier and Michael McFaul, Power and Purpose， p.207.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罗的海三国入约。北约成员国由先前的19 个猛增到26 个。同时美方还一意孤行，不顾德、法等欧洲盟国的反对，竭力要把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拉进北约。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非常邻国”，关系到俄的核心利益，美国强拉乌、格入约的举动深深地刺痛了俄罗斯。
图10-图12所示为3个小曲拐应力应变的等值云图。小曲拐两端的轴颈插在轴承之中，因此，小曲拐两端轴颈的应力应变很小。从图中可以看出小曲拐的发生最大应力、应变的位置在小曲拐退刀槽附近，两端的轴颈应力应变很小，符合之前小曲拐刚性区域的建立。
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了“五日战争”。萨卡什维利当政后，格俄关系持续紧张，格方不断制造舆论要以武力手段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这两个分离地区的问题。而布什政府则发出了混乱的信息，国务卿赖斯曾叮嘱萨卡什维利，如果爆发战争美国帮不了他；但副总统切尼办公室则鼓励他与俄罗斯对抗。[2]安格斯 ·罗克斯伯勒著：《强权与铁腕——普京传》，胡利平、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218 页；William Burns, Back Channel, p.241. 8月7日，萨卡什维利打响了第一枪，而俄罗斯以压倒性的军力进行反击，格多年的军事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俄罗斯这次出手实际上是对这一时期屡遭美国打压的强烈反弹，表明俄罗斯有决心、有能力捍卫自己的根本利益。“五日战争”使这一时期的美俄关系跌入谷底。
（三）奥巴马-梅德韦杰夫、普京时期
奥巴马总统重启对俄关系是有足够理由的。首先，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国际社会合力应对；其次，阿富汗战争没有结束，俄罗斯和中亚对于美国和盟国部队进出阿富汗依旧至关重要，稳定阿富汗形势需要俄罗斯配合；第三，奥巴马提出“无核世界”的理念，寻求进一步削减核武器，防止核扩散；第四，奥巴马寻求重启中东和平进程，俄罗斯是“中东四方”之一，在中东的影响不可低估。
俄罗斯也有重启对美关系的需求。首先，金融危机，尤其是随之而来的油价下跌使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参与二十国集团克服金融危机、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符合俄利益；第二，俄格“五日战争”后，美欧均对俄施加经济制裁，给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俄急需改变这种局面。奥巴马当政后，美方在一段时间内调整政策，在涉俄问题上保持克制，没有对俄国内政治进行公开指责，对于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问题采取谨慎态度，避免对2010年的乌克兰选举和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进行干预。
美俄关系重启成果显著。首先，达成了《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双方实战部署的---头将削减到1500—1675 枚，超过了2002年《莫斯科条约》的规定；第二，两国加强了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成立了“北方运输网络”，方便了美军和盟军部队进出阿富汗；第三，在伊朗核问题上保持了合作，最终达成了关于伊核问题政治解决的全面协议；第四，两国关系的机制化取得进展，成立了“美俄双边总统委员会”，下设19 个工作小组，具体推动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各种问题。
但双边关系的升温没有保持多久。俄罗斯2012年大选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热炒普京可能再次参选，并与梅德韦杰夫“王车易位”，批评普京操纵民主与法制，是俄民主政治的倒退。美方还公开对2011年底的俄罗斯杜马选举进行指责，希拉里在公开场合抨击选举存在“舞弊行为并受到操纵”[1]Hilla ry C linton, “ Rema rks a t th e Bo nn Co nference C enter,” Dece mber 5,2011,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 ... 2011/12/178267.htm.，应该进行“彻底调查”。[2]“ Clinton Cites’ Serious Concerns’ about Russian Election,” December 6, 2011, https://www.cnn.com/2011/12/06/w ... clinton/index.html.普京总理随后进行激烈反驳[3]“ Putin Says US Stoked Russian Protesters,” December 8, 2011,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 ... STRE7B610S20111208.，双方针锋相对，撕破了脸皮。
美俄之间还爆发了“法律战”。2009年11月，俄罗斯一名税务会计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在被监禁11 个月后因“突发心脏病”死于狱中。奥巴马政府、国会和人权组织认为这是俄政府蓄意压制和谋害“持不同政见者”的严重事件。2012年12月，美国参议院表决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禁止向涉案的俄官员发放入境签证。俄罗斯也立法禁止侵犯俄罗斯公民权利的美国人入境，禁止他们在俄投资并冻结其在俄资产；取缔接受外国资助并侵害俄利益的非政府组织；禁止美国人收养俄儿童，并终结美俄收养条约。[4]Jim Nichol, Russia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 ecurity Issues and U.S.Interests (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31, 2014, p.15.
这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拐点是2013年8月俄罗斯批准美国家安全局前合同雇员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临时避难申请。此事激怒了奥巴马，以致他取消了在9月出席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普京会晤的约定。
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的问题继续困扰着美俄关系。奥巴马当政后，五角大楼取消了原定在波兰和捷克的部署计划，决定分四个阶段在欧洲部署海基和陆基的反导系统，一时缓解了美俄关系。但双方在谈判《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发生分歧，俄方坚持要把反导问题包括在内，美方不允。[1]Barack Obama,“ The President's News Conference With President Dmitry A.Medvedev of Russia in Moscow,” July 6, 2009, Online by 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287563.之后，双方又进行了数年的谈判和折冲，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克里米亚危机后，北约在2014年9月的威尔士峰会上重新将俄罗斯定位为对手，终结了此前20 余年北约—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美俄关于导弹防御系统的交涉也就此告终。2015年1月，北约决定在波罗的海三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建立导弹防御体系指挥和控制中心，2016年底前到位。俄罗斯则确认在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
把美俄关系带入冷战后两国关系最低谷的是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13年，乌克兰又处于一个抉择关头：或者加入欧盟的《联系国协定》，或者加入俄罗斯的关税同盟。乌总统亚努科维奇两边都不敢得罪，犹豫再三后决定暂不签署《联系国协定》。这一决定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美国与欧盟官员在广场上向示威者发放食品，参议员到访基辅对抗议者表示支持。抗议导致了乌政权更迭，重新燃起了占克里米亚居民多数的俄罗斯人脱离乌克兰、回归俄罗斯的希望。2014年3月16日，克里米亚举行全民公决，96%以上的投票者支持加入俄罗斯。普京迅速吸纳克里米亚入俄。美国与欧盟作出强烈反应，包括对俄实施经济制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
二、美俄关系波动的深层驱动力
20多年的美俄关系之所以呈现上述状况，决非偶然。“高开”说明双方有共同利益，如维护战略稳定、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核扩散等。即使在两国关系最差的时候，双方在反恐、阿富汗、朝鲜和伊核等问题上也维持着合作。“低走”说明双方有着根本的、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分歧。其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决定。
（一）战略目标南辕北辙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主流观点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斗争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终的决定性胜利，世界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即由美国缔造、领导的国际秩序一统天下。从国家实力的角度讲，美国是毫无疑问的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进入了美国的“单极时刻”“单极格局”。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维护一个稳定的单极体系。[1]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https://history.msu.edu/hst203/f ... End-of-History.pdf; Charl es Krauthammer, “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Winter 2002-2003,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Krauthammer_347.pdf；兹比格纽 · 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3、19、32、254 页。
但俄罗斯显然不认同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俄罗斯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从两极对抗向着多极化过渡、演进，多极世界尚未形成，这个过程是曲折的，但发展方向是确定的。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就是要成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叶利钦明确地把推动世界多极化作为俄罗斯外交战略的目标，在俄罗斯的多个重要外交文件中、在俄中两国的多项联合声明和文件中都一再进行阐述。1992年12月，俄中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双方重申，中俄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1992年12月)，http://www.cctv.com/special/903/6/70491.html。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强调，“俄罗斯将致力于建立能够真实反映当今世界及其利益多样性的多极国际关系体系”。[2]郑羽主编：《既非盟友，也非敌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33 页。1996年4月，俄中联合声明进一步指出：“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并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3]《中俄联合声明》（1996年4月），http://www.cctv.com/special/903/6/70501.html。普里马科夫1996年出任外长后，对多极框架下的世界新秩序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和界定，使之成为俄罗斯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4]海运、李静杰总主编，学刚、姜毅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外交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0 页。1997年，俄中两国更是专门就国际格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回应时代和历史的迫切要求。[5]《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1997年4月23日），http://www.cctv.com/special/903/6/70494.html ，2020年4月15日。
为什么“单极”和“多极”这个看似抽象的国际秩序观问题对美俄关系如此重要呢？首先，在单极格局和霸权主义治下，国家之间是不平等的，霸权国家是主宰，其他国家则处于附和、追随的地位。冷战后，美国惯于在国际关系中实行“长臂管辖”，动辄对别国实行制裁，正是这种强权政治的体现。其次，“从1992年起，俄罗斯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重新恢复其大国地位，并且得到美国的平等对待”。[6]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宋和坤译，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 页。1993年4月出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基本构想》即把恢复大国地位作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7]王郦久、刘桂琳主编：《跨世纪的俄罗斯》，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 页。叶利钦在1994年2月《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外交“应结束有缺陷的单方面让步”，“永远符合俄罗斯的大国地位”。[1]郑羽主编：《既非盟友，也非敌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31 页。
普京刚当政时俄罗斯的地位相当虚弱，但他也明确地提出，俄罗斯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要发挥一个世界性大国的作用，融入世界体系，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积极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希望俄罗斯能够成为未来世界国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一极”。[2]左凤荣：《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10 页。
美国把俄罗斯恢复大国地位的梦想视为对美国单极霸权的挑战，想方设法予以打压、遏制。美国对俄罗斯有一种深深的疑虑：苏联的崩溃不等于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俄恢复大国地位就意味着恢复昔日的帝国。苏联解体初期民调数据表明，大约2/3 的俄民众乃至大多数民主派政治家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个悲剧性错误，必须用某种办法来纠正。叶利钦的政敌如鲁茨科伊、日里诺夫斯基还在唤起俄罗斯的自豪感，斥责苏联崩溃的负面后果。1996年初，俄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3]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262 页；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 页。2005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曾指出，“苏联的解体是本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4]Vladimir Putin,“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 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pril 25,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而美国决意把俄罗斯的影响局限在现有边界之内，削弱、剥夺俄在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力，这也是美国迫使俄尽快从原苏联国家撤兵，坚持北约东扩、在中东欧部署反导系统，在原苏联国家与俄罗斯展开角力的原因所在。
俄罗斯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单极霸权一直在挤压俄战略空间,俄罗斯是地缘政治博弈的受害者[5]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 页。，强烈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2007年4月，普京在慕尼黑欧安会上直言：“我认为单极模式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模式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它没有近代文明的道德基础”；“非法的单边行动连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不仅如此，这种行动还成为新的人类悲剧和紧张局势策源地的促成因素。”[1]Vladimir Putin，“ Speech and the Following D iscussion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0, 2007,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奥 巴 马第二任期任美驻俄大使的迈克福尔（Michael McFaul）称这是“令人震惊的”讲话，普京“最终决定把他考虑了多年、也许十几年的话大声地说出来了”。Michael McFaul,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8, p.72. 2007年出台的《俄联邦外交政策基本构想》指出：“单极世界的神话在伊拉克彻底破灭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认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现实性。” [2]邢广成、张建国主编：《梅德韦杰夫和普京：最高权力的组合》，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 页。
（二）国家利益的结构性矛盾
如前所述，在后冷战时期，美俄两国是有共同利益的，这些利益是两国合作的基础。当共同利益突出的时候，如“9·11”袭击之后、世界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两国的合作也是有成果的。在这些合作中，尤其是在反恐方面，俄罗斯协助、配合美国，主动与中亚各国协调，允许美国和盟国部队、武器和后勤物资过境出入阿富汗。布什政府是以反恐划线的, 而在反恐阵线中俄罗斯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盟友。俄方照顾了美方的核心利益，当然有理由要求美国投桃报李，在涉及俄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给予照顾。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美国坚持北约东扩，一意孤行地退出《反导条约》，说明美国在事关俄罗斯重大安全利益的问题上不考虑俄罗斯人的感受。而美方却变本加厉，不仅没有停止北约东扩和部署反导系统的脚步，反而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策动“颜色革命”，这就深深地伤害了俄方核心利益。
保持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关系、防止两国加入北约对于俄罗斯来说至关重要。首先是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乌克兰的某种中立地位提供了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缓冲地带，一旦乌加入北约，北约的军事部署就逼近了俄罗斯的边界，这是对俄实实在在的安全威胁。其次是俄罗斯与两国的特殊关系，尤其是俄乌关系。乌克兰是俄罗斯的“非常邻国”，两国在历史上有密切的关系。克里米亚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地缘、民众心理等复杂原因，它无疑关系到俄罗斯的核心利益。美国同样看重乌克兰的重要地位，布热津斯基指出：“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5200 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将自然而然地重获建立一个地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 [1]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2 页。乌克兰危机之后，国际问题观察者的普遍看法是：西方的战略是使苏联解体的现状维持下去，将俄罗斯的势力遏制在边界之内；而俄罗斯的战略是实现独联体国家特别是三个斯拉夫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重新一体化。两国利益诉求的这种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2]庞大鹏主编：《普京新时期的俄罗斯（2011—2015）》，第363 页。
（三）意识形态的根本分歧
冷战后，在海外推广民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布什政府更热衷于推广民主，并把“9·11”恐怖袭击定义为是对民主和自由的攻击，是对“自由堡垒的进攻”，还把阿富汗战争命名为“持久自由行动”。[3]National Review, “We Will P revail”: President George W.Bu sh on War，Terrorism,and Freedom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3, pp.7,34.布什的两个《就职演说》和2002年9月、2006年3月的两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是拓展民主和自由的宣言书和计划书。时任国务卿赖斯也声称，拓展民主是美国外交的终极目的。[1]Condoleezza Rice“Transformational Diplomacy: Remarks at Georgetown 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 January 18, 2006, https://2001-2009.state.gov/secretary/rm/2006/59306.htm.
拓展民主和自由在美国对俄政策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克林顿政府认定，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改革之后，俄罗斯就不会再重建帝国，冷战的成果就巩固了；而叶利钦是俄罗斯政治家中最坚决主张实行改革的人，因而也是美国在莫斯科的最佳人选，但他对普京却没有这样的信心。2000年6月，克林顿最后一次访俄。在结束访问去机场的路上，他告诫叶利钦：“你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真正的民主派人士和改革家。可我不知道普京是否和你一样。你一定要对他留意，运用你的影响确保他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2]安格斯·罗克斯伯勒：《强权与铁腕——普京传》，胡利平、林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 页。但普京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他不需要一个监护人。
俄罗斯有自身的国情，美国的民主不可能移栽到俄罗斯。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将根据人民的意志来选择民主……要保障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原则得到最好的实施，应该考虑到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和其他因素以及民主的基本规范。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主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3]Vladimir Putin,“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 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April 25, 2005,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2931.此后，俄罗斯主流媒体上便频繁出现“主权民主”的提法，并将其作为普京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加以宣传。美方依然信奉美式民主的普遍适用性，并对俄罗斯“缺乏民主”不断进行批评，俄方则一再进行针锋相对的反击。2005年2月下旬，布什访问欧洲，与普京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会晤。在记者会上，双方就俄罗斯的民主进行了辩论。布什说：“民主显然有些共同的东西……希望俄罗斯能够兑现对这些公认的原则的承诺。”普京则表示，俄罗斯会遵循“对民主基本原则”的承诺，但“民主不应伴随着国家的垮台和人民的贫困化”。[1]Elisabeth Bumiller and David Sanger, “Bush and Putin Exhibit Tension over Democracy,”February 25, 2005, https://www.nytimes.com/2005/02/ ... ver-democracy.html.这显然是指美国给伊拉克带来的灾难。
2006年 7月15日，在圣彼得堡八国集团峰会后布什与普京举行的记者会上，布什称：“我希望在世界一些地方，如伊拉克实行的媒体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也能在俄罗斯发生。”普京毫不客气地反击说：“坦率地说，像伊拉克这样的民主我们宁可不要。”[2]“ Putin Dismisses Bush’s Call for Russia to Follow Iraqi Model of Democracy，” July 17，2006，https://www.democracynow.org/200 ... hs_call_for_russia.美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俄罗斯扶植所谓“公民社会”、就马格尼茨基事件立法、批评俄罗斯的选举等，都被俄罗斯视为干涉其内政。2006年10月21日，赖斯在访俄期间接受俄《新报》采访，批评俄压制媒体自由，称俄自由媒体和电子媒体的未来是美国的“一大关注”，她还批评俄政府停止了许多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3]Thom Shanker, “ Rice Criticizes Russia’s Limits on News Media,” October 22,2006, https://www.nytimes.com/2006/10/22/world/europe/22rice.html.当这种干涉发展到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介入“颜色革命”时，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这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政权更迭”：美国政府和民间结合起来，在乌克兰培植“公民社会”，支持自由媒体，扶植反对派，鼓动街头政治，使亲美派当政，侵蚀俄罗斯的利益，扩大西方的盟友。不仅如此，俄方感到自身也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目标，这样美国的所谓“民主”“自由”就成了对俄现行政权和体制的直接威胁，这是对俄美关系最具破坏力的因素。[4]Michael McFaul, From Cold War to Hot Peace, p.131.普京对此予以公开谴责。他在2007年4月的《国情咨文》中指出，“我国稳定的、逐渐发展的政策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有些人巧妙使用假民主的辞藻，想让我们回到不久之前去……用于直接干涉我国内政的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国外涌入……目的只有一个，确保他们单方面的优势和好处，寻求他们自己的利益。”[1]Vladimir Putin, “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April 26, 200 7,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203.
（四）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
美国外交中历来有一种源于“美国例外论”的理想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上帝选择了美利坚民族，把它安置在北美这片新大陆上，并赋予了它特殊的使命——建立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样板，美国的价值观具有普世意义，将它推广到世界各地是美利坚民族的使命。[2]参见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导论。这种“美国例外论”在不同的时候、面对不同的问题，可以演绎出不同的内容，如“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以及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对于原苏联国家，美国也在努力拓展民主自由，并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俄罗斯。希望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并带动一大片。而当美国认为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有所“倒退”时，美方的批评、施压即随之而来。
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例外论”。东正教是俄罗斯的文化之源，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东正教的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救世主思想）被俄罗斯一些学者奉为俄罗斯的“思想”和“灵魂”，贯穿了俄罗斯社会的千年发展史。其核心是：“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同于世界上别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俄罗斯是神选的，是赋有神性的”，“俄罗斯，就其精神而言，负有解放各个民族的使命。”[3]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 页。这种“弥赛亚意识”正是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的文化根源。这种意识贯穿于俄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深刻影响了其政治、社会及历史进程。[4]邢悦、王晋：《“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的“大国主义”外交》，载《国际政治》2017年第6 期，第55—57 页。在“弥赛亚意识”的影响下，俄罗斯形成了一种以“救世主义”为核心的复杂的民族性格和心理，包括俄罗斯民族对其国家地位的认知与期盼、对其领导人的期盼。在后冷战时期，这种意识对俄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重新寻求俄罗斯的大国地位。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全面回归，在经过短暂的迷茫之后，“弥赛亚意识”下的民族优越感使俄罗斯人的“大国心态”全面复苏。俄国内各派别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发展道路等基本问题上看法分歧，但在恢复大国地位上的主张却非常一致，俄罗斯不能居于屈从美国的地位。普京阐述了他的“强国意识”：“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决定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1]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辑、翻译：《普京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 页。但美国认为俄虚弱不堪、社会落后，不堪充当美国的全球伙伴，不接受俄罗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要求。[2]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32 页。
第二，对独联体国家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1993年11月，俄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俄联邦军事理论基本原则》，宣布原苏联地区为俄的 “特殊利益地区”，俄对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3]王郦久、刘桂琳主编：《跨世纪的俄罗斯》，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 页。俄罗斯把原苏联国家视为“近邻外国”，要努力维护对这些国家的主导地位。1994年以后，为应对北约东扩，俄进一步强化独联体外交，把确保独联体势力范围作为俄外交的重要任务。1995年9月，叶利钦签署《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提出要“加快独联体国家一体化进程”，“增强俄罗斯在独联体国家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俄罗斯陆续提出了《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俄白同盟、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等举措，以强化了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突出俄的领导地位，并区分亲疏，软硬兼施。同时，俄罗斯以独联体作为依托，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与西方周旋的砝码，服务于其整体外交战略的需要。
第三，依赖权威，崇拜强人。在“弥赛亚意识”影响下，俄罗斯人崇拜、拥戴强硬的国家领导人。在经过上世纪90年代国内治理不善、国际地位下降之后，俄罗斯民族渴望有一位新的“救世主”带领他们从黑暗走向光明，普京的出现满足了民众对威权的期盼和向往。普京临危受命，面临内忧外患，表现出镇定、冷静、自信、强悍的性格特征，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显示了十分典型的“强人风格”。内政方面，普京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车臣叛匪；改革联邦体制，加强总统权力和垂直领导；梅普实行“王车易位”和共治。在外交方面，总统权力几乎不受限制；在“乌克兰危机”和“克里米亚入俄”事件中即使遭到美欧联手制裁也决不服软。[1]俄独立机构勒瓦达分析中心称，在乌克兰危机期间，普京的支持率稳步上升，2014年1月份为65%，2月达到69%，3月中旬克里米亚入俄后升至72%。聂鲁彬：《普京因强硬出手克里米亚危机民意支持度飙升》，2014年3月 31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EJnD。
从以上回顾和分析中可以看出，后冷战时期美俄关系呈现三个周期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美俄双方的利益和政策难以作出大幅度调整，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赖程度很低，双方关系改善的空间不大。但两国毕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核大国，在维护双方和全球战略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两国关系仍将在低水平上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