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避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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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税收征管强度与企业避税行为
程博1 宣扬2 郝玉贵3
(1.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2.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计学院，上海 201620；3. 浙江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考察了非正式制度之儒家文化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儒家文化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现象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在考虑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稳健。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企业避税； 税收征管
一、引言
公司税收对于政府和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税负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因而，纳税人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在避税活动产生的成本与收益之间权衡，进行税收决策。税负压力使得企业避税现象普遍存在并呈日益恶化的趋势，Dyreng等(2008)[1]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为30%左右，但接近1/4的美国上市公司所得税率远低于法定所得税率33%，却保持在20%以下，而有趣的是，存在1/4的上市公司实际所得税率却高于35%。据我国税务总局的统计表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平均补税金额由127万元上升到3 068万元，10年间增长了23倍，如此大的增幅，可见，我国企业避税问题也非常严峻，这既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流失，而且会导致“激进”企业和“守规”企业的税负不公平，影响实体经济发展。
已有文献发现，企业避税行为受企业财务特征、股权结构、内部控制、薪酬契约、债务契约、政治不确定性以及外部利益相关(如工会、机构投资者、税务局、审计师、媒体等)等因素的影响[2-10]。上述文献无疑对厘清企业避税行为的动因大有帮助，但这些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内、外部的正式制度安排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但对于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文化这一深层次因素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文以化人，文以载道，教化和治理相辅相成。”事实上，文化不仅可以改变人的信念，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与正式制度相协同，能够有效约束和规导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11-16]。儒家文化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精髓，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力量，虽历经时代变迁和外来文化冲击，但对社会发展、民族秉性、品格、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取向的影响并未“褪色”[17]。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儒家文化对企业税收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二者关系在不同税收征管强度下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即企业避税水平随儒家文化影响力增强而降低，这一现象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一是从儒家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因素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有助于对代理观的避税框架的认知和理解。二是丰富了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提供了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力量对改善公司治理质量、理解其与正式制度互动关系微观经验证据。三是不仅可以抑制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而且对税收征管工作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避税代理观指出，避税是企业经理人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自利的经理人采取复杂、隐蔽、不透明以及设计的交易和策略来掩盖避税动机，谋求私人利益[18]。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避税虽然导致了国家税收的流失，但使得拥有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可以分享应纳税款降低而增加的自由现金流，有助于改善公司业绩和提升公司价值[19]。值得注意的是，企业避税行为也可能使公司面临违反税法而产生的直接和潜在的负面经济后果，如面临违规处罚风险和声誉损失、股价崩盘风险、更高的审计费用、增加融资成本、降低企业激励契约的执行、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20-27]。现有研究大多聚焦在企业内、外部的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发现良好的内、外部治理机制对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具有抑制作用。然而，较少文献探讨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尤其是深入探究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
文化是塑造人类行为的信仰、艺术、习俗、伦理、道德等一系列活动特征的总和，是一项非正式但能够规导和约束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制度[28]。儒家传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和“源”，与其他的思想流派相比，处于更加基础与重要的地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文化地位不断上升，于明、清两朝达到巅峰，逐渐内化为“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对组织及成员行为起到“社会控制”作用，其影响持续到现在[29]。“文以载道，文义化人”，相比于其他思想流派，儒家文化对华夏民族的品格、行为、气质等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儒家文化不是教人“出世”而是教人“入世”，倡导“义利”价值观、“至诚”道德观以及“君子慎独”的思想理念。同时，对“名”的推崇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善名与称赞是儒家门徒的追求，而恶名也是儒家门徒竭力想要避免的，因此，“名”作为一种声誉机制，也会约束儒家门徒的行为。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力量，对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社会伦理生活和道德行为起到规导和约束作用[11]。
具体到企业避税行为而言，相比于正式制度，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毋庸置疑。本文认为，儒家文化至少在以下三方面约束和规导纳税人行为，进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
首先，纳税人个体行为的内在标准和价值观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从“根”和“源”上影响个体的自觉纳税的动机和行为[30]。经理人作为企业纳税行为决策者和执行者，不仅是追逐公司业绩的“经济人”，而且是受制于社会规范约束的“道德人”，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对经理人的自利和不当行为规导和约束作用越大[31]。具体而言，一方面，受儒家文化“仁、义、礼、智、信”的长期熏陶，“义利”价值观和“至诚”道德观为基础的现代商业伦理精神体系，已打下深刻的“文化烙印”，会影响组织及成员所遵循的规则和行为规范，约束其利己主义心态，强化诚信观念；另一方面，受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激励，可以勉励个体通过修身提高自律能力，并且在“君子慎独”理念以及追求善“名”、避免恶“名”的激励下，自发约束其不道德行为[11, 16, 32]。因此，企业税收决策行为会受到所在地儒家文化的约束，表现出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避税水平越低。
其次，儒家文化是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力量，长此以往，代理人已将儒家灌输的修身自律的职业伦理以及儒家蕴含的言语谨慎和行为稳健思想与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一起。在缺乏委托人监督的情形下，代理人受到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会自觉地严于律己和谨言慎行，避免与行为激进的人共事，选择与行为谨慎的人共事，从源头上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进而规避违背道德和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发生[16, 33]。尽管激进税收行为可能会为企业和决策者带来潜在收益，但与此同时避税也可能为公司带来负面的经济后果(如税务筹划费用、税务稽查后的罚款等)[21, 34]。因此，受到儒家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会约束代理人以攫取私利为目的的激进避税动机和行为，从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
第三，企业行为内生于所在地的制度环境，而制度环境根植于所处地区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并且正式制度又会受到当地非正式制度的影响[35-36]。毋庸置疑，以道德、伦理、信仰、习俗等特征形成的文化，不仅是孕育正式制度产生、生长以及变迁的土壤，而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在规制或约束组织及其成员行为以及互动关系方面的漏洞[14]。已有文献发现，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和价值观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力量，不仅是正式制度产生、生长以及发挥作用的土壤，而且已成为一种“习惯法”，对正式制度起补充和协同作用[30, 32, 37]，有助于规范和约束代理人税收决策行为，提高纳税自觉性，进而降低企业避税水平。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所在地的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避税水平越低，即儒家文化对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通常而言，税务机关通过对公司的财务账目检查，有助于减轻内部人利益侵占等代理问题[38]。税收征管制度作为约束企业避税行为的一种重要外部治理机制，增加了税收筹划的成本，有助于规范上市公司经营和约束代理人盈余操纵行为，进而抑制企业避税行为[1, 26]。实际上，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税收征管环境(如税务认定、涉税申请、纳税评估、税务处罚等)中掌握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征管空间具有一定的弹性[39-41]。企业避税的潜在和机会成本随所在地税收征管力度增强而增大，表现出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企业避税成本也随之增加，被发现和查处的可能性就越大，进而抑制企业经理人的避税活动动机[9]。然而，受制于税务机关人力资源、税收检查成本以及避税活动隐形特征，仅凭税收征管这一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的监督与治理显然是不够的，更需要依靠社会规范来约束纳税人行为，提高纳税自觉性，降低企业避税水平。儒家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从“根”和“源”上影响个体的自觉纳税的动机和行为，是税收征管制度的有效补充，在税收征管强度较低的地区，儒家文化对企业及其经理人的激进税收行为约束和制约作用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 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所在地的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避税水平越低的这一现象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更为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利用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收集整理过程中，遵照如下筛选原则：(1)剔除ST、*ST类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行业公司；(3)税前利润小于等于0的公司；(4)剔除行业及年度不足15个观测值以及主要变量缺失的公司。依据以上原则最终获得18 794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上市公司数据来自CSMAR和WIND金融数据库，儒家文化数据借鉴古志辉(2015)[31]、Cheng等(2017)[13]的方法，根据明末省级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府、州和县境内的官方学校和书院数量手工整理而成。
(二)变量定义
1. 企业避税
参考已有研究做法[9,18]，采用如下公式计算企业避税程度指标
BTDi,t=β1×TACCi,t+μi+εi,t
(1)
式(1)中，μi代表税负差异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特征部分，εi,t代表税负差异的变动特征部分，μi+εi,t用来衡量企业避税水平(TA)。
2. 儒家文化
借鉴Du等(2015)[42]和古志辉(2015)[31]的做法，以公司注册所在地半径200公里、300公里内的儒家学校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影响力(Culture)，该值越大，表征该地区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
表1 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

3. 税收征管强度
本文借鉴现有文献[43-44]，运用模型来估算各地区预期可获取的税收收入，具体计算公式为

(2)

(3)
其中，TAXi,t/GDPi,t表示地区当年末实际收入占该地区的GDP的比重；IND1、IND2、OPENNESS分别为地区第一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进出口总额。首先根据模型(2)估计相关系数，然后计算预期的Predice(TAXi,t/GDPi,t)，再根据模型(3)计算税收征管强度Taxenforce_1。
在稳健性检验中，借鉴孙刚(2017)[45]的做法，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第三产业产值(IND3)，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4)

(5)
4. 控制变量
参照陈德球等(2016)[10]的做法，回归模型中加入了企业规模(Size)、财务杠杆(Lev)、盈利能力(Roa)、成长性(Growth)、股权集中度(Top1)、两职兼任(Dual)、独立董事比例(Indep)、固定资产比重(PPE)、现金比率(Cash)、股权性质(Soe)、名义税率(Rate)、操控性应计(DA)、行业(Industry)以及年度(Year)等控制变量。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与企业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设定如下回归模型
TA=β0+β1×Culture+β2×Size+β3×Lev+β4×Roa+β5×Growth+β6×Top1+β7×Dual+β8×Indep+β9×PPE+β10×Cash+β11×Soe+β12×Rate+β13×DA+ΣIndustry+ΣYear+ε
(6)
表2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3 变量相关系数表

注：***、**、*分别表示检验在1%、5%、10%水平上显著。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显示，企业TA和BTD两个避税指标的均值分别为-0.025和-0.002，意味着在企业所得税核算和申报时，允许扣除的项目较少或收入的确认较为严格。变量Culture_1的样本总体均值(中位数)为4.947(4.958)，变量Culture_2的总体均值(中位数)为5.582(5.606)，两个指标中位数与均值相当，表明样本公司儒家文化分布较为均匀。变量Taxenfore_1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546和0.574，均值(中位数)为0.975(0.965)，变量Taxenfore_2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546和0.575，均值(中位数)为0.974(0.962)。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变量相关性统计结果。从中可知，Culture_1与TA和BTD均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Culture_2与TA和BTD的相关系数为-0.003和-0.002，仍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初步支持本文H1的预期。Taxenforce_1和Taxenforce_2均与TA和BTD均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而其他控制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大部分在0.30以内，同时对文中模型涉及变量进行方差膨胀因子(VIF)诊断，结果显示VIF介于1.01-1.64之间，均值为1.22(远远低于临界值10)。
表4 H1的检验结果

注：括号中报告的为经Huber-White Sandwich robust t-statistic 和公司层面的 Cluster处理后的t统计量；***、**、*分别表示检验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表同；被解释变量为TA。
(三)回归结果分析
1. 假说1的检验结果
表4报告了主效应检验结果。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1的系数显著为负(beta=-0.002 5，p<0.01)；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2的系数显著为负(beta=-0.002 2，p<0.05)。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即企业避税水平随儒家文化影响力增强而降低，支持H1的预期。
就控制变量方面而言，ROA的系数显著为正(p<0.01)，Top1的系数显著为负(p<0.01)，PPE、Rate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意味着盈利能力越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固定资产比重越高、名义税率越高的企业更有动机从事避税活动。
2. 假说2的检验结果
为了检验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根据Taxenforce_1的3/4分位数进行分组，当Taxenforce_1大于样本3/4分位数时为税收征管强度高组，反之为税收征管强度低组。表5报告了分组检验结果。列(1)和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1 和Culture_2的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而列(2)和列(4)中Culture_1 和Culture_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0.01)。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不同税收征管强度分组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p<0.05)。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避税水平越低，这一现象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更为明显，验证了H2。
五、稳健性检验
(一)改变企业避税测量的检验
参考现有文献的方法[9]，直接用BTD来衡量企业避税水平。表6报告了改变企业避税测量指标的检验结果。列(1)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1的系数显著为负(beta=-0.002 4，p<0.05)；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2的系数显著为负(beta=-0.0021 ，p<0.05)。以上检验结果依然表明，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避税水平越低，H1再次得到强有力地支持。
表5 H2的检验结果

表6 改变企业避税测量的检验结果

注：被解释变量为BTD；控制变量同前文，限于篇幅未列报。下同。
表7报告了改变企业避税测量后的分组检验结果。列(1)和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Culture_1 和Culture_2的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而列(2)和列(4)中Culture_1 和Culture_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0.05)。表7中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不同税收征管强度分组的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p<0.10)。以上检验结果依旧表明，企业避税水平随儒家文化影响力增强而降低的现象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更为明显，再次验证了H2。
表7 改变企业避税测量后的分组检验结果

(二)改变税收征管强度测量的检验
稳健起见，参考孙刚(2017)[45]的做法，在计算预期可获取的税收收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第三产业产值(IND3)，重新测算了税收征管强度(Taxenforce_2)。为了考察税收征管强度的影响，根据Taxenforce_2的3/4分位数进行分组，当Taxenforce_2大于样本3/4分位数时为税收征管强度高组，反之为税收征管强度低组。表8报告了改变税收征管强度测量的检验结果。Panel A的被解释变量为TA，列(1)和列(4)为全样本回归结果，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显著为负，假说H1再次被证实。列(2)和列(5)中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而列(3)和列(6)中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0.01)，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不同税收征管强度分组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H2依然得到了支持。
表8 改变税收征管测量的检验结果

注：控制变量同前文，限于篇幅未列报。下同。
表8中Panel B的被解释变量为BTD，列(1)和列(4)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变量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0.05)，H1再次得到验证。列(2)和列(5)中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为负但均不显著，而列(3)和列(6)中Culture_1和Culture_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p<0.05)，SUE系数比较检验显示，不同税收征管强度分组的回归系数存在显著的差异，H2依然得到了支持。
表9 迁址样本的敏感性测试结果

注：Panel B采用Culture_2结果类似，限于篇幅未列报。
(四)迁址样本的敏感性测试结果
前文的检验结果验证了儒家文化对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稳健起见，本文以样本公司迁址公告这一外生事件来考察儒家文化强度变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利用锐思数据库迁址数据，与本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共获得1 950个迁址公司-年度观测值。其中，从文化影响强度低地区迁址到文化影响强度高地区的有133个公司年度-年度观测值，从文化影响强度高地区迁址到文化影响强度低地区的有77个公司年度-年度观测值，同一地区迁址的1 740个公司年度-年度观测值。为检验地址变迁的影响，设置两个虚拟变量，当样本公司从文化影响强度高地区迁址到文化影响强度低地区时，High→Low取值为1，否则为0；当样本公司从文化影响强度低地区迁址到文化影响强度高地区时，Low→High取值为1，否则为0。
表9报告了迁址样本的敏感性测试结果。Panel A中列(1)和列(2)的被解释变量为TA，High→Low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Low→High的系数显著为负(p<0.05)；列(3)和列(4)的被解释变量为BTD，High→Low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Low→High的系数显著为负(p<0.05)。进一步地，Panel B中引入Culture_1与High→Low和Low→High的交互项检验样本变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Panel B的回归结果显示，Culture_1*High→Low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而Culture_1*Low→High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p<0.05)。以上检验结果依旧很好地支持假说H1。
六、结论
本文基于非正式制度视角，深入探讨了儒家文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以及儒家文化与税收征管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共同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众多可能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因素之后，儒家文化可以显著抑制企业激进避税行为，并且在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地区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在考虑改变企业避税、税收征管强度以及对迁址样本等敏感性测试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本文的研究结论从企业避税行为视角为儒家文化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丰富和深化了非正式制度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代理观的避税框架的认知和理解。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在目前我国税收规避现象广泛存在的背景下，应弘扬和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倡导“以儒治企”的企业文化，加强社会诚信和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进一步规范和约束企业不当行为，进而提高公司自觉纳税意识和水平；同时研究结论对于抑制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税收征管工作和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应当说明的是，由于文化变量难以度量和刻画，往往视为不可观测变量而在研究模型中被忽略。尽管本文借鉴古志辉(2015)[31]和Cheng等(2017)[13]的做法，以公司注册所在地附近的儒家学校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试图探讨企业行为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丰富和扩展了现有研究，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儒家以外，还存在其他思想门派，可能会导致指标度量不够精确。此外，明代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随时代的变迁和文化冲击的影响，可能也会存在一定的偏差。今后将进一步深入研读《明史》《十三经》等读物，对历史事件和相关案例进行深度解析，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本研究相关的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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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ucian Culture, Tax Enforcement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CHEN Bo1, XUAN Yang2, HAO Yu-gui3
(1.Jiyang College of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3.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A&F University, Hangzhou 311300, China)
Abstract：Using th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 research samples, we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fucian ethics and radical tax avoidance.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 culture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ehavior, which is more obvious in enterprises with low tax collection and management intensity. After we consid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is still robust.
Key words：Confucian cultur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ax enfor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