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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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能否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基于多维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刘 晗 王 燕 杨文举
[提 要] 长江经济带建设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研究FDI的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对于激发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6年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对FDI能否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有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与此同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流域不同地区有所差别。鉴于此，本文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培育企业竞争力，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以更好地发挥FDI促进作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
[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FDI；经济增长；门槛回归模型
一、引言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经济布局“T”字形空间架构中横贯东西的重要经济带，是支撑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级轴线(陆大道，2018)。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73 806.4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45.19%，相比2008年提高了3.61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上中下游省市将更加紧密地联结起来，建立起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王佳宁和罗重谱，2017)。由此可见，如何进一步挖掘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潜力，不仅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还关乎中国空间经济新格局的构建。在众多驱动因素中，FDI一直被认为是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力量。早在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要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全面提升长江经济带开放型经济水平。那么，FDI是否能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怎样才能充分发挥FDI在其中的作用？这是一个亟待开展深入研究而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就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言，大多数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FDI有利于东道国经济的发展(Madariaga & Poncet，2007；王向阳等，2011；陈海波和张悦，2014；叶阿忠和陈晓玲，2017；宦梅丽等，2018)。但也有少数研究结果持反对意见，认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Belloumi(2014)、张欢和徐康宁(2015)分别运用来自突尼斯和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对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还有的研究结果显示，FDI在同一国家范围内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之间的作用效果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Ayanwale，2007；张文爱，2013；许建伟和郭其友，2016)。对上述争议的一种可能解释是：不同国家、地区或产业面临的发展条件存在差别，进而影响FDI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效果。Crespo & Fontoura(2007)就认为FDI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的先决条件是FDI流入地具备足够的吸收能力。对此，学者从不同维度检验了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发现诸如金融发展、人力资本、制度环境、城市规模以及基础设施等因素确实会影响FDI的作用效果(Alfaro et al.，2004；Elkomy et al.，2016；Jude & Levieuge，2017；李金凯和张同斌，2018；王希元，2018)。这些研究表明，优化发展条件以提高吸收能力，对于发挥FDI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且十分必要。
上述成果为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现阶段只有少数同类研究聚焦长江经济带。文余源(2013)实证考察了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40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发现FDI对所在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刘耀彬等(2015)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经济发展研究结果显示，FDI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且影响效应随着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而增强。考虑到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表现出明显异质性特征的经验事实，FDI在长江经济带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肯定具有一定特殊性，FDI在不同门槛条件下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的一般规律还需深入研究。此外，现有研究大多只从单一维度考察FDI在经济增长中的门槛效应，针对区域层面考察的研究成果多数运用的是省级数据，这些都有待拓展和改进。鉴于此，本文运用2003—2016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识别FDI作用效果发挥的多方面条件，利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及其在多个维度上的门槛效应，以期为改善FDI利用环境，促进FDI作用发挥，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稳定增长提供参考和建议。
二、FDI对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FDI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FDI对于流入地区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其内在机理是FDI所承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工艺流程等随着FDI的投入会产生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升本地区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快速发展。FDI的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向流入地区传递。一是示范效应。跨国公司具有的生产技术、组织管理和营销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可以对本地企业起到示范作用。当地企业通过观察和模仿，能够有效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Koizumi & Kopecky，1977)。二是渗透效应。跨国公司通常需要在流入地区招募雇员。这些员工通过“干中学”方式在外资企业积累相关知识和技能，然后流动到本地企业或是自己建立企业，从而实现FDI先进技术的渗透，以加快流入地区生产力提升步伐(Javorcik，2004)。三是竞争效应。跨国公司往往能够凭借自身高效率生产能力在流入地区市场建立竞争优势，打破原有市场格局，迫使当地企业改进技术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地区经济发展(Gorg & Greenaway，2004)。
(二)FDI影响作用的门槛条件
FDI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程度大小，取决于上述传递渠道的扩散效果，而效果的好坏则受到来自流入地区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沈坤荣和傅元海，2010)。即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息息相关。从这个意义上看，FDI溢出效应的作用发挥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门槛条件。
首先，FDI通过示范作用促进流入地区企业模仿和学习是一个渐进的累积过程。只有当FDI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其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水平才能够显现出来，并被当地企业所吸纳和接受。理由是跨国公司只有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才能在当地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产业链，通过对中间产品采购提出严格的质量要求，加快为其提供配套产品的本地企业的技术创新步伐，提高地区整体经济效率(Hobday，1995；Markusen & Venables，1999)。同时，对于合资企业而言，也只有当FDI投入增加使得外资持股比例达到较高份额时，外资合作伙伴才会加大技术投入，使得本地企业有机会进行模仿和学习(Yudaeva et al.，2003)。
其次，FDI通过渗透效应将优势生产技术或管理经验传递到本地企业会受到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跨国公司难以招募到足够数量的符合企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使得渗透效应无法显现。只有当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渗透作用才能发挥较大功效(Borensztein et al.，1998；Li & Liu，2005)，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增进FDI流入地区的生产效率。另外，人力资本因素也是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因而较高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吸引更多FDI投入(随洪光，2013)。
最后，FDI通过竞争效应推动流入地区经济增长与当地企业规模大小有关。跨国公司进入本地市场可能会对本地企业产生挤出效应，通过排挤竞争对手迫使其退出市场(程培堽等，2009)。这就需要本地企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竞争力，以避免被FDI挤出市场，这样才能在后续与跨国企业的竞争中，依靠不断地创新投入实现技术赶超和跨越，带动地区经济增长。Yudaeva et al.(2003)对俄罗斯企业的研究发现，FDI的溢出效应取决于当地公司规模，对中等规模公司的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对小公司为负。因此，FDI流入地区的企业规模会影响FDI竞争效应的发挥。
综上所述，FDI主要通过示范效应、渗透效应、竞争效应实现技术溢出，促进FDI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些效应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则取决于当地FDI投入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本地企业规模等条件是否达到相应程度。因此，对于长江经济带FDI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的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从这些门槛条件入手，测度不同类型门槛条件下FDI作用程度大小，全面揭示FDI影响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及其实现条件。
三、模型设计、变量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及方法说明
本文借鉴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探究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在不同门槛条件下的非线性影响，分析FDI作用效果的差异性。该模型特点是依据数据本身特征，运用自体抽样方法(Bootstrap)来确定门槛条件的分界点，建立对数形式的门槛模型，如式(1)所示：
lndevit=α+βj1lnfdiitI(Xitj<γj1)
+βj2lnfdiitI(γj1≤Xitj<γj2)+…
+βjnlnfdiitI(γjn-1≤Xitj<γjn)
+βjn+1lnfdiitI(γjn≤Xitj)
+θk∑conkit+μi+εit
(1)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时间；lndevit为因变量，表示经济增长；lnfdiit是自变量，反映FDI水平；Xitj代表j个不同的门槛变量。这些门槛变量包括：FDI(lnfdiit)、人力资本(lnhumit)和企业规模(lnsizit)。γj1,γj2,…,γjn是在某个门槛变量条件下的n个不同水平的门槛值。I(·)是指示函数，如果门槛变量与门槛值之间的关系成立时，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βj1,βj2,…,βjn,βjn+1是在某个门槛变量条件下的不同门槛值域范围内，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θk∑conkit用来反映模型中影响经济增长的若干个控制变量及其影响系数的集合。α表示常数项，μi为城市的个体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针对式(1)的估计，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确定门槛值γj的大小。从单一门槛开始确定，对式(1)进行估计可以得到一个残差平方和S(γj1)。选择门槛估计值的标准为其所对应的S(γj1)值为最小，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格栅搜索法(Grid search)来对残差平方和最小问题进行求解。根据已知的值，依据同样的方法开始搜索并确定第二个门槛估计值直至搜索完成可能存在的第n个门槛值在此前提下，不同的门槛值域内的参数估计值也就相应确定。第二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以单一门槛为例，检验的原假设是H0:βj1=βj2，备择假设是为检验的统计量，Sj0和分别表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下的残差平方和，为备择假设条件下随机扰动项的方差。由于统计量Fj1不服从标准分布，须通过Bootstrap自抽样获得其渐进分布及对应的P值，进而判断是否应该拒绝原假设。若拒绝原假设，则说明门槛效应显著；反之，则表明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多重门槛效应检验方法与单一门槛相类似，在此不再赘述。
(二)变量设定
被解释变量是经济增长(dev)，通过城市实际人均生产总值来衡量。由于剔除了人口集聚因素影响，与地区生产总值相比，人均生产总值更能体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是以2003年为基期，运用城市所在省份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对当年价格的城市人均生产总值进行价格平减计算得到，单位为“元/人”。
解释变量为fdi，选择以城市人均FDI存量来表示。运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城市FDI存量，如式(2)所示：
fdiit=(1-δ)fdiit-1+Iit-1/pit-1
(2)
式中，fdiit是i城市第t年的FDI存量；δ为折旧率，本文参考Perkins(1998)、王小鲁和樊纲(2000)、Wang & Yao(2003)等学者的研究经验，取值为5%；Iit-1表示第t-1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之所以选择滞后一期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因为投资具有建设周期，当年投入的FDI难以立即在生产中起到作用。由于Iit-1是以美元为单位进行统计，故还需要按照当年平均汇率将其转换为人民币数值。pit-1是以2003年为基期的城市所在省份的累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目的在于对Iit-1进行价格平减以得到不变价格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对于基期FDI存量，没有数据统计来源。为此，本文参考柯善咨和赵曜(2014)的做法，结合研究要考察的时期，假定期初2003年各城市的FDI存量是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3倍，考虑到后续各年FDI存量用每年实际使用FDI和上述永续盘存法公式累计，期初存量取值大小对后续存量影响并不大。按照式(2)可以计算出各个城市每个年份的FDI存量，再除以城市人口数量就得到人均FDI存量，单位为“元/人”。
门槛变量除了fdi外，还包括：(1)人力资本(hum)，参考杨仁发(2013)、刘胜和顾乃华(2015)的做法，采用城市每万人中的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来表示。理由在于，首先，跨国公司通常要求所雇用的员工具有高等教育背景，城市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公司的本地雇员数量。这也是支撑跨国公司在本地区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保障，适宜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指标。其次，足够数量的具有外资企业工作经历的员工将学到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本地企业，是发挥FDI渗透效应的关键。这些员工通常具有高等学历，因而需要在人力资本变量中选择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进行反映。最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人力资本重在强调人才质量，受教育经历是其显性化指标。通过城市人口中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反映地区人力资本充裕程度，契合现实经济发展需要和导向。(2)企业规模(siz)，通过城市工业企业产值规模相对于所有城市平均水平的程度来度量。按照式(3)所示计算得到：
sizit=(igdpit/nit)/[avg(IGDPt)/avg(Nt)]
(3)
式中，igdpit为i城市t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nit为i城市t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avg(IGDPt)为t时期全国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平均值；avg(Nt)为t时期全国地级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平均值。该指标数值越高，说明单位企业创造的产值相对越高，企业规模越大。
控制变量包括：(1)内资存量(k)，测算方法与FDI指标类似，区别在于每年投资增量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期初存量以2003年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所在省份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乘以城市所在省份资本存量得到。2003年各省份资本存量数据来源于单豪杰(2008)的估算结果，最后减去FDI存量，再除以城市人口数量，即为人均国内资本存量，单位为“元/人”。(2)金融发展(fin)，选择城市金融机构贷存比来反映，计算方法为城市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除以城市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3)产业结构(str)，通过城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反映。(4)技术创新(tec)，以城市公共财政科学支出在公共财政总支出中的占比来表示。(5)交通运输能力(tra)，通过人均货运量来反映，计算方法为城市公路、水运和民用航空货运量之和除以城市年末户籍人口，单位为“吨/人”，未包含铁路货运量的原因是2015年之后不再有该数据的统计。(6)环境规制(reg)，运用城市工业固体废物中进行综合利用的比率来表示。(7)城镇化(urb)，运用市辖区年末户籍人口占城市年末户籍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这与通行的非农人口占比表示方法有所出入，原因在于缺少地级市层面的非农人口统计数据。鉴于市辖区人口占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口在城市的集中趋势，将其只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分析是可行的。(8)政府调控(gov)，选择公共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表示，表征政府调控经济活动的能力。
(三)数据来源和统计描述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是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在2003—2016年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2004—2017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通过地级市历年政府工作报告和统计公报进行补充，或通过线性插值法进行补齐。由于安徽省巢湖市在2011年被撤销，贵州省毕节市和铜仁市于2011年设立，为保证面板数据连续性，本文数据样本不包含这3个地级市。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实证分析选择的是对数形式的门槛回归模型，若变量指标数值为0，则无法计算其对数值。对于这些指标数据，采取给定一个极小值0.001的方法进行替代。变量指标的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特殊性检验
本文研究的立论依据除FDI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及多维门槛效应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本文认为长江经济带FDI影响经济增长作用效果及其门槛条件与全国整体情况相比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殊性。否则，单独对长江经济带进行实证分析将失去研究意义。为此，本文在正式开展实证分析之前，先检验全国样本与长江经济带的差异。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FDI影响经济增长及其门槛效应具有一定区域特殊性。本文专门针对长江经济带样本开展研究具有必要性。(1)本文对全国样本的比较分析包括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与长江经济带实证分析相一致。对比分析发现：长江经济带FDI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在不区分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不显著，而全国样本估计结果则为显著影响；长江经济带FDI影响效应在FDI自身和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的门槛数量和效应均与全国样本具有差别。限于篇幅，全国样本实证结果未列出，有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二)长江经济带总体估计结果
根据前述方法对长江经济带FDI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同时对相应的门槛值进行估计，最终结果如表2所示。FDI对经济增长影响在FDI自身、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门槛条件下均存在单一门槛效应，且都能通过不同显著性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在不同门槛条件下的作用程度确实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在对式(1)进行门槛模型估计的同时，分别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一般面板模型估计并以此作为参考，结果如表3所示。从F值和R2值来看，所有模型整体回归结果显著且拟合优度较高。模型(1)和模型(2)是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估计结果。前者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后者估计的影响系数为0.034，且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考虑到Hausman检验值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应是以固定效应估计结果为准。综合来看，FDI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起到促进作用，但是这种效应在不区分发展条件的情况下不够显著。FDI发挥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作用须考虑地区发展环境对FDI的吸收能力。上述结果说明本文考察FDI对经济增长多维门槛效应具有重要意义，将在后续分析中详细阐释。此外，从控制变量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影响上看，绝大多数变量影响效应为正，与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相吻合。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参数估计结果分别是-0.097和-0.188。对此的解释是，过高的金融贷存比提高了实体经济经营风险和资金成本负担，不利于地区经济稳定增长。第三产业比重处于“虚高”状态，没有足够规模的第二产业作为发展基础，因而观察到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表2 长江经济带FDI影响作用的门槛效应检验

说明：门槛检验结果均采取Bootstrap法模拟500次得到；检验值为前述F统计量；*， **和 ***分别表示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模型(3)至模型(5)分别是FDI、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FDI投入规模的增大使得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逐渐显现。模型(3)结果显示，当FDI投入水平在74.37(e4.309)以下时，FDI对经济增长显著为负，影响系数为-0.013；跨过这个门槛值之后，FDI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作用，影响系数为0.016。这表明随着FDI引入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会逐渐显现出来。这与余泳泽(2012)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FDI投入到长江经济带初期，外资企业由于远离母国会产生相应的距离成本，且尚未融入长江流域经济环境中，使得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甚至为负。随着外资企业资本投入增加，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产业链体系，开始向长江经济带上下游企业采购或供应产品，更好地把优势技术通过示范效应传递到本地企业，促进长江经济带生产效率的提升。2003年人均FDI存量达到74.37元的城市为87个，到2016年已有106个城市达到这个数值。FDI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影响效应正在持续地增强。
表3 长江经济带FDI对经济增长影响及门槛效应估计

说明：括号内为T检验值或Z检验值，下表同。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发挥FDI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模型(4)结果显示，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FDI影响经济增长效果为负，系数为-0.013，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在人力资本水平跨越4.31(e1.463)之后，FDI对经济增长产生0.043的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并且能够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FDI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作用发挥的重要条件之一。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会制约外资企业发展，不仅难以发挥FDI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作用，反而会让FDI对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随着长江经济带高层次人才培养数量的提高，使得外资企业在本地区雇用员工可以有更大的选择空间，也增加了经过外资企业高技术培训人员向本地企业流动的机会，加快FDI技术溢出效应通过渗透机制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此外，外资企业在设立研发机构时，会充分考虑当地人力资本条件(李金凯和张同斌，2018)。长江经济带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外资企业在本地区设立研发机构，能进一步增强FDI的技术扩散，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企业规模扩大能够明显提高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模型(5)结果显示，在企业规模达到0.96(e-0.036)水平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由0.004提高到0.013，且影响效应由不显著变为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充分说明企业规模在发挥长江经济带FDI促进经济增长作用中的重要性。外资企业进入长江流域地区会对当地企业产生“鲶鱼效应”。为与外资企业开展市场竞争，本地企业会主动加强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努力使自身接近外资企业技术水平，从而提升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效率。不过，外资企业也会带来“挤出效应”，迫使一些规模较小、竞争力弱的企业退出市场。这就需要本地企业有相对较大的规模体量，才能应对外资企业竞争，从而让FDI的竞争效应产生积极效果，加快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步伐。
上述门槛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FDI作用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当地的吸收能力。当FDI投入、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发展环境的优化使得当地对于FDI的吸收能力得到增强。外资企业通过示范效应、渗透效应和竞争效应，实现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有效溢出，减少了长江经济带生产技术追赶国际前沿的时间成本，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得到很好的佐证。自2010年起，长江经济带利用外资数量占全国的比例一直维持在50%以上。相应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11.26%，高于全国10.42%的年均增速。随着发展条件的进一步改善，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会更加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三)长江经济带分区域估计结果
为考察FDI影响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在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可能存在的差异性，本文分别对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进行分区域估计。上游样本包括重庆、四川、贵州和云南的31个地级市。中游样本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的52个地级市。下游样本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25个地级市。各个区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及门槛估计值如表4所示。长江上游地区在企业规模门槛变量上存在门槛效应；长江下游地区在FDI和人力资本门槛变量上分别存在明显的三重和单一门槛效应；而长江中游地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则不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进一步对分区域样本进行FDI门槛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F值和R2值来看，所有模型整体回归结果显著且拟合优度较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门槛效应不显著，因而模型(6)、模型(7)、模型(9)、模型(10)、模型(13)和模型(14)的估计结果仅作为参考，主要用于比较不同区域FDI影响效应的差别。表5结果显示，FDI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在不同区域有所差异。具体而言：长江下游地区具有明显的FDI门槛效应，随着FDI规模的扩大，其影响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特征。当城市FDI人均存量水平介于398.61(e5.988)到18 178.59(e9.808)时，FDI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最大，影响系数达到0.159。在FDI投入跨越第三门槛值56 387.34(e10.94)之后，影响系数减弱为0.124。这说明长江下游地区FDI积累有助于发挥其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超过一定水平时，FDI的贡献会逐渐减弱，需要重视高质量FDI的引入。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则不存在明显的FDI门槛效应；中游地区FDI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上游地区则因为FDI积累水平较低，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表4 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的FDI影响作用门槛效应检验

说明：门槛检验结果均采取Bootstrap法模拟500次得到，检验值为前述F统计量。
长江下游地区FDI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比较明显。在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达到229.52(e5.436)以后，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由0.201减小到0.188，略为下降。原因与前述分析相一致。人力资本条件的改善有利于发挥FDI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但随着FDI投入的不断增加，FDI的推动作用对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会有所减少。长江中游地区FDI在不同人力资本水平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U型变化特征，影响系数介于0.037到0.075之间。随着人力资本不断积累，长江上游地区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效应呈现一定的正向强化趋势。虽然长江中上游地区的门槛值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却也反映出人力资本条件改善对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长江上游地区FDI具有明显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上游地区在企业规模分别突破门槛值0.72(e-0.323)和0.95(e-0.050)之后，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负效应由显著变为不显著，进而转变为产生正的影响效应。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的确有助于改善和发挥FDI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FDI对经济增长影响系数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大；下游地区影响系数高于中游地区。尽管这两个地区FDI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都不够明显，但可以佐证企业规模扩张能够强化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长江下游地区FDI吸收能力较强，FDI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影响效应最大；长江中游地区具有一定的发展环境，FDI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影响效应弱于下游地区；长江上游地区则受限于发展条件，FDI尚未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原因在于，长三角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外向型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外资企业进入到具有成熟产业配套的体系，其掌握的新兴技术能够直接通过示范效应较好地向本地企业传递，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同时，长三角地区教育质量较高，丰富的高层次人才储备有利于加快外资企业先进技术通过人员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渗透，且企业规模普遍较大，确保了能够与外资企业保持竞争关系，进而在FDI带来的竞争效应作用下不断提高自身经营效率，带动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与之相对应的是，长江上游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条件较弱。外资企业投入上游地区在初期会受制于中间产品供应链不健全而产生额外成本，不能立即在经济增长中做出贡献。加之长江上游地区教育发展较为滞后，本地企业竞争能力不强，对FDI吸收能力有限。因而FDI对上游地区经济增长尚未产生明显的积极影响。对于长江中游地区而言，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企业竞争能力介于上、下游之间，外资企业借助当地的外向型经济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FDI的示范效应、渗透效应和竞争效应带动经济增长，只是效应改善的FDI积累、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等门槛条件的临界值不够明显，但整体上FDI对经济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
表5 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的FDI对经济增长影响门槛效应估计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是：(1)FDI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促进效果的产生依赖于当地FDI吸收能力的提升。FDI规模增大、人力资本累积以及企业规模扩张有利于发挥FDI在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中的作用。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多维门槛效应。FDI规模、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指标突破一定高度的门槛值之后，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效应才能显现并得到加强。通过示范效应、渗透效应和竞争效应实现技术溢出，将新兴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经验传递到流入地区的本地企业中，带动长江经济带经济水平不断提升。(2)FDI对经济增长影响及其门槛效应在长江不同流域地区有所差别。长江下游地区FDI影响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最强，且具有明显的FDI和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长江中游地区FDI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影响的门槛效应不明显。长江上游地区FDI影响具有显著的企业规模门槛效应，但整体上看FDI尚未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的政策启示是：(1)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首先，坚持开放发展，深化合作共赢，构建良好的对外开放环境，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有利契机，构建东西双向开放的新局面。其次，增强引资策略与产业政策的匹配性(张原，2018)。重点引入与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演进方向相适应的外资企业。特别是吸引一批高技术、高环保、高标准和低消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三高三低”外资企业入驻长江流域地区。再次，强调整体产业链的外资引进，发挥产业集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黄庆华等，2020)。针对符合高质量发展导向、产业链条长的行业领域，除吸引核心企业入驻外，还应进一步引进相关配套企业，从整体上对长江经济带本土企业起到带动作用。同时，争取建立研发机构和形成总部经济，有效驱动长江经济带经济持续发展。(2)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首先，重视教育资源的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在于推进长江流域地区高等院校建设，强化本地区高素质人才培养。其次，在人才培育方式上注重与国际接轨。满足外资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通过优质人才跨企业流动，加快FDI技术溢出速度。再次，按照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制定优惠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集聚，通过外部输入加快人力资本积累。(3)培育企业竞争力。首先，鼓励一批与外资有紧密经贸联系的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保持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在竞争中注重向外资企业学习先进生产技术，通过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其次，鼓励长江流域地区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借助东道国优势科研与技术平台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进而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再次，建立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实现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合理竞争。通过竞争加快企业技术进步，使其成为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4)重视区域差异化发展。一方面，不同流域地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侧重点应具有差别。长江下游地区主要是要优化FDI结构，着力吸引优质FDI投入；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则要在强化外资企业引入的同时更加注意人力资本和企业规模条件的改善，加强企业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尤其是“非经济圈”地区人力资本的投入(鞠市委和刘朝，2012)。另一方面，长江上、中、下游地区须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开放型经济建设。长江下游地区可适度通过产业转移等方式向中上游地区输送外商投资资源，既避免同质外商投资导致的利用效率降低，又能支持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长江中游地区着重为要素资源流动创造条件，有效承接上、下游开放经济发展。长江上游地区则重视筑牢生态屏障，主要侧重绿色开放型经济建设，通过保护生态环境，依靠长江经济带一体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助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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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FDI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Based on the Empirical Test of Multidimensional Threshold Effect
LIU Han WANG Yan YANG Wen-ju
(Yangtze Upriver Economy Research Center,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mportant to China’s sustainable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spatial economy. To stimul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t is necessary that study the effe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08 cities from 2003 to 2016,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ses the effect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by using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DI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effect depends on the increase of FDI utilizing ability, the expanding of FDI scale,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expanding of firm size. Moreover, the effect and the threshold of FDI on economic growth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order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we should further improve opening-up, speed up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cultivate corporate competitiveness,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DI; economic growth; threshold regression model
*刘晗、王燕(通讯作者)、杨文举，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400067，电子信箱：liuhan@ctbu.edu.cn。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JL055)、重庆市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2019ZB03)、重庆工商大学科研项目(1951010)、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自主招标项目(KT2017002)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