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

奥鹏网院作业

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
周明生 于国栋
[提 要] 本文在自由资本垂直关联的协同集聚模型中引入社会信任要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考察社会信任作用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内在机制，研究分析表明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产业协同集聚程度也就越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越大。基于此，本文对我国30个省份投入产出分析表中的19种制造业门类数据进行了两两任意匹对，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和克服内生性后，均能验证上述结论。鉴于发展程度差异，本文又进行了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东部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的边际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低市场化地区。因而，通过提升地区社会信任水平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应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之一，特别是东部较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
[关键词] 社会信任；产业协同集聚；交易成本
一、引言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互联网+”等旨在全面推进实施制造业强国的发展战略，对产业优化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产业单一集聚，产业协同集聚是具有投入产出关联产业的共同集聚，能够充分发挥空间经济的潜在优势，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避免单一集聚导致地区产业同构而诱发的恶性竞争，对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产业分工已由产业间分工发展到产业内分工，并延伸至当前的产品内价值链分工，垂直专业化分工持续深化。如何更好地实现地区产业协同式集聚？这对于提升地区制造业竞争力、实现制造业强国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考察并理解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是提升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前提。现有研究多在协同集聚本身所具有的产业、空间两种属性的维度下进行，并主要从产业关联(陈曦和朱建华，2018；江曼琦和席强敏，2014)、产业与空间(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交易成本(Gallagher, 2013)、科技金融(张玉华和张涛，2018)等视角考察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从微观层面上讲，产业协同集聚是由于产业链条上企业间的相互合作而形成的，而合作对象的选择以及合作的深度会受到企业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为此还需要考察影响产业协同集聚形成的社会因素。从宏观层面上讲，我国历来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能够促进长期合作关系的形成，是“关系型”社会运行的基石。为此，将社会信任与产业协同集聚理论进行融合，构建包含社会信任要素的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从社会信任的视角考察产业协同集聚形成的机制，不仅可以丰富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而且有助于指导我国当前的产业整合和优化升级。
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模型的推导，考察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发挥作用的机理；第四部分是计量模型，工具变量策略与相关变量解释；第五部分为实证回归分析的结果；第六部分为地区异质性的考察，研究社会信任对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程度的差异；第七部分为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社会信任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石，是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外又一决定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社会资本要素。Knack & Keefer(1997)基于意大利南北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差异的现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地区经济增长。Wuyts & Geysken(2005)以荷兰上下游两个行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社会信任能够降低契约复杂性进而保证契约的有效执行。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发现社会信任能够提升地区的经济绩效，特别是能够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提高企业发展速度和吸引外资的流入。崔巍和陈琨(2016)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社会信任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提升0.064个百分点。赵家章和池建宇(2014)认为东道国的信任水平对中国的贸易流量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刘斌等(2011)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正向激励作用，特别是在专用性中间品和物质资产专用性中间品投入密度高的行业中，地区信任度越高，外商投资额越大。在微观层面上，社会信任对于创业、交易方式和风险规避等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刘凤委等(2009)研究认为地区间信任将使得企业间的签约形式显著不同，商业信用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地区间信任度越低则签约成本越高。孙兰兰等(2017)认为社会信任能够强化供应商关系，增强商业信用的融资效应。王艳和李善民(2017)认为主并购公司所在地区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并购交易主体之间通过信任与互惠行为降低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减少不确定性，进而促进并购合作合约的执行，提高并购的价值创造能力。马德芳和邱宝印(2016)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企业违规的比率显著降低。吴永钢等(2016)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地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而且其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周广肃等(2015)研究发现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地提升家庭创业效率。
对于产业协同集聚而言，其研究起源于Ellison & Glaeser(1997)，他们发现中间投入品与最终产品供应商之间的联系、共享劳动力市场、信息流动与知识溢出是产业协同集聚形成的三个关键元素。其后，Billings & Johnson(2016)在研究城市内部的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中，又做了进一步的验证。Venables(1996)首次构建起具有投入产出关系的上下游企业协同集聚模型，分析指出产业协同集聚的决定因素涉及不同行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市场邻近程度以及交易成本。当地区之间运输成本较高时，产业将会均匀地分布在两个地区，以满足最终消费者的需求；而当运输成本较低时，产业对投入成本会更加敏感，规模经济将使上下游企业集聚在某单一地区，形成上下游关联的“中心—外围”结构。随后，Krugman & Venables (1995)和Fujita et al.(1999)将上述模型进行修缮成为核心边缘垂直关联模型。在该模型的基础之上，Robert-Nicoud (2002)提出的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以及Ottaviano & Robert-Nicoud (2005)和Ottaviano (2007)提出的自由企业家垂直关联模型，分别考察资本要素以及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于产业协同集聚所发挥的作用。Forslid & Midelfart(2005)在CPVL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部门，认为高工资开放的国家上下游企业集聚能够达到最佳程度。Koh & Riedel(2014)通过建立两国三部门的集聚模型，研究发现中间产品部门与最终产品部门存在着协同集聚。谭洪波(2015)以生产者服务业为中间投入品，构造出规模报酬递增的三部门一般均衡模型，并进一步研究了产业协同集聚与“分离式”集聚。由此可见，学界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变换产业协同集聚的核心要素以及拓展核心边缘垂直关联模型的假设来实现的，而且已有研究中多数是从产业、空间维度进行考察，尚未考察协同集聚背后的社会维度。这为本文从社会信任角度考察产业协同集聚提供了可能，也提供了经验借鉴。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集聚理论的研究，已有学者引入了社会资本要素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朱允卫和黄祖辉(2007)认为社会资本的凝结功能可以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并且通过发挥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增强集群的稳定性。尹希果(2006)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经济理论并参照新经济地理产业集聚理论，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协调合作、降低交易费用、加强企业间知识外溢、吸引人才和企业集聚等方面解释了社会资本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戴宏伟和丁建军(2013)将社会资本理论与资本创造(CC)模型进行融合，发现社会资本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集聚的形成。谢兰兰和鲁诚至(2014)考察了社会资本与政府干预在服务业集聚过程中的替代作用，发现社会资本对于服务业集聚的形成具有倒“U”型作用。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从社会信任角度考察协同集聚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借鉴与有益思考。
综上，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社会信任对于经济活动的作用已受到学界的高度认可，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现有研究中，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脉络是通过考察不同核心要素和拓展核心边缘垂直关联模型的假设来实现的，且均是沿着空间、产业两个维度进行，却忽视了产业协同集聚形成背后的社会因素。虽然已有文献从社会因素的角度考察集聚的形成，但未有学者考察社会因素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形成的作用。我国作为典型的“关系型”社会，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的行为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为此，本文力求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尝试对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形成的作用做初步的探索。
三、理论分析
(一)基本假设
假设经济系统中存在两个区域(南方和北方)，每个地区包含两个产业部门，分别为产业1部门和作为计价物的产业2部门。除地区社会信任程度不同之外，两个地区具有同质性；而且社会信任的作用主要体现于经济主体间的合作交易之中。部门1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部门2的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假定劳动力在一国之内是同质的，可在地区内部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但不能跨地区流动。部门2生产同质产品，需要投入劳动力作为单一生产要素，且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部门1生产差异化产品不仅需要投入劳动力，还需要投入本部门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产品，即部门内部存在着投入产出关联联系，并且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假设模型中企业主体的行为具有短视性，即资本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会在区域之间迅速流动：当利润为正时，企业会立刻流入；当利润为负时，企业会立刻流出。
(二)消费者行为分析
假定地区之间每一个消费者都具有相同的偏好，且所有消费者同时消费部门1和部门2的产品，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表示如下：

(1)
式中，CM表示部门1产品消费量的综合指数；CA表示为部门2产品的消费量；μ表示消费者对部门1产品的支出份额。消费者对部门1产品的效用函数采用不变替代弹性(CES)函数，表达式为：

(2)
式中，ρ表示消费者对于部门1产品多样化的偏好程度，越接近于1，说明消费者对产品差异性偏好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ci表示消费者对于单种部门1产品的消费量；nw表示两地区部门1产品的总种类。令用以表示任何两种部门1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给定收入水平Y和一组价格水平：pA表示部门2产品的价格水平，pi表示部门1第i种产品的价格，由此可知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为：
pACA+picidi=Y
(3)
为解决消费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分两步骤来进行运算。首先，无论部门1产品种类的集合是多少，都选定每一个ci，以使获得部门1产品组合CM的成本最低，即需要解决下述成本最小化问题：
min picidi

(4)
通过求解上述运算，可得:

(5)
上式即为部门1差异化的产品j的间接需求函数，消费者消费部门1差异化产品j时的支出份额就可以表示为pjcj，由此在上式两端同时乘上pj，并对部门1差异化产品j进行积分，则可以得到：

(6)
式中，CM前面的系数称之为价格指数，记为PM。如此，消费者对部门1差异化产品的总支出额就等于部门1差异化产品的价格指数PM乘上部门1差异化产品的数量指数CM。由可将PM重新表述为：
将上式代入式(5)可得：

(7)
其次，考察消费者在部门1产品组合和部门2产品之间进行选择，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问题。可将该问题表述为下述函数的最大化问题：

s.t. PMCM+pACA=Y
(8)
解得：

(9)
将上式代入消费者对部门1的需求函数式(7)，可得：

(10)
并再进一步代入消费者效用函数式(1)，可以求得消费者间接效用函数表达式为:

(11)
式中，由部门1产品价格指数以及部门2产品价格指数组成的项可以作为消费者面临的全部消费品的完全价格指数，即：

(12)
(三)生产者行为分析
1.社会信任作用分析。社会信任能够有助于交易双方形成积极的预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人们之间有效合作来完成共同目标。地区内部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合作的成本，包括交易对象确定阶段的搜寻成本、合约签订成本，以及合同执行阶段防范违约所发生的成本。为此，本文在考察社会信任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过程中，主要考察社会信任对于降低企业之间合作所产生的交易成本。刘凤委等(2009)研究发现地区信任程度对于地区企业具有信誉“连坐”机制，其存在会使该地区社会信任的状况对该地区的企业和个人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低信任地区的企业和个人将会承担更高的交易成本。王永钦等(2014)研究认为经济主体之间的频繁交易，可以通过社会信任将个体信息转化成公众信息，进而具有集体惩罚性质的“连坐机制”不仅让违约方任何一次失信行为的成本远远超过所获收益，而且还会丧失再次交易的机会。
为此，本文假定交易成本与社会信任成反比，地区内部的交易成本由地区内部社会信任程度决定，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则由买方所在地的社会信任决定。这是因为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中假定企业需要与其他所有企业发生业务关系，同时地区社会信任度越低，企业所需负担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各种成本最终会体现在价格层面上，并最终由买方承担。故此本文借鉴“冰山运输成本”的形式，将交易成本假定为T=f(st)≥1, f′(st)<0。T表明如果要将1单位的产品从销售方运至消费方时，只有其中1/T部分可以运达。在此基础上，设定不同地区面临对应地区时的价格：北方地区生产且北方销售的价格为pnn=pn×Tnn，北方地区生产而在南方销售的价格为pns=pn×Tns，南方地区生产且在南方销售的价格为pss=ps×Tss，南方地区生产而在北方销售的价格为psn=ps×Tsn。为了方便后期的运算，将交易成本的函数设定为T=f(st)=β/st。
2.生产者行为分析。部门2生产同质化产品只需要投入一种劳动力要素，且生产一单位的产品需要花费aA单位的劳动力。部门1的成本包含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两种，生产一种代表性产品需要一单位的资本投入作为固定成本，需要将包含劳动与所有同部门产品的集合体投入作为边际成本。其中劳动力与同部门产品的集合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形式呈现，部门1产品的集合体是按照CES成本函数的形式呈现。本文假定企业和消费者在部门1产品上的支出比例是相等的，代表性消费者在部门1产品上的支出用μ来表示，代表性企业在中间投入品上的支出份额也等于μ。基于此，可以假定北方代表性企业i的成本函数为：
C(xi)=π+aMPpxi
(13)
式中，
上式中，xi表示该企业的产出；w和π分别为劳动和资本的报酬；Pp表示有关劳动和部门1产品组合CM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产出价格指数。根据本文对生产函数的假定，固定成本中只包含资本一种要素，资本所有者进入某一行业是为了获得经营利润，而经营利润π等于资本收益。
基于部门1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的结构，不同地区消费者的需求量之和就是单位厂商所面临的市场需求。为此将价格指数代入消费者需求函数求和，可将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表示为：考虑到交易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可以将ci表示为式中，根据假定，企业i无法影响两个区域的价格指数，因而可以将kn和ks设定为常数。在此基础上，可以将企业i的利润最大化的运算过程表示如下：
max ∏i=pixi-(π+PPaMxi)

(14)
求解上述方程，可得北方企业的出厂价格水平为：

(15)
同理可得，南方企业出厂价格为:

(16)
相应地，北方生产的产品在北方的销售价格为pnn=Tnn×pn，在南方的销售价格为pns=Tns×pn。假定企业采取边际成本加成定价法并且所有企业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或者是对称的，则Δ的解析式为：

(17)
由于部门1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需要正的利润来支付成本函数中的固定成本，根据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假设，企业的经营利润是销售收入的1/σ倍，即π=px/σ。利用厂商面临的需求函数和企业定价公式，可得南方和北方企业均衡利润表达式分别为：

(18)
式中，
Bn=
×(pn)1-σ
Bs=
×(ps)1-σ
基于上述函数的表达式，可以求得nnBn+nsBs=nw总是成立的。
(四)长期均衡
为简化均衡表达式，本文将作为计价物的部门2进行简化，令aA=1。因此，由部门2的产品区际贸易无成本的假设，可得这也就表明企业所面临的生产价格指数和消费者面对的消费价格指数是一致的，即和将aM标准化为1-1/σ，并且假定地区资本总额为Kw=1，以便于后期的运算，同时将固定资本的总量设定为常数1。由此可知产品种类总数nw也就等于世界资本禀赋Kw。同时假定两地区人口总数为Lw=1-μ。基于此，可以求得Δn和Δs的具体解析式为：
Δn=nn(Tnn)1-σ(Δn)μ+ns(Tsn)1-σ(Δs)μ
Δs=ns(Tss)1-σ(Δs)μ+nn(Tns)1-σ(Δn)μ
(19)
长期均衡时，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所在的市场。所以长期均衡除了需要满足所有短期均衡的条件以外，还应该满足任何市场都不再有新的企业进入或退出这一条件。由于本文假设企业都是短视的，即当利润为正时即刻进入该市场，而当利润为负时即刻退出该市场，且企业进入和退出都不会发生相应的成本。资本可以在区际之间自由地流动。为此，资本的区际流动将遵循下面的规律：

(20)
式中，πn和πs分别为表示北方和南方的资本收益；sn表示北方企业所占比重。如果区际租金率相等，或企业集中于一个区域内，则经济系统就是稳定的长期均衡。由上式可知企业存在两种长期均衡。当地区之间的租金率相等时，存在内部均衡，此时每个地区均保持部分企业存在；当sn=0或sn=1时，出现核心—边缘均衡，此时企业仅存在于某单一地区。
在该模型中存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L和资本K。因此北方地区的总收入等于：


(21)
式中，为世界平均经营利润；sL和sK分别为北方地区所占的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基于本文最初的假设，地区之间除社会信任程度之外，其余均保持同质性。首先考察地区保持对称的情况，即：sL=sK=1/2。基于企业利润函数与nnBn+nsBs=nw，可以求得总支出以及北方地区所占的支出份额分别为：

(22)
根据长期均衡表达式πn-πs及πn与πs各自的表达式，本文无法进一步得出sn对sE的表达式，为此该模型仅在两地区社会信任程度相等时存在均衡解之外，并不存在其他内部长期均衡解。
进一步考虑模型解的稳定性。本文采用两地区利润之比的方式来求解利润对于企业区位转移的激励。求解两地区的利润函数之比可得：

(23)
根据本文假定地区之间的交易成本是由买方地区社会信任的水平决定，由此可得：Tnn=Tsn，Tns=Tss。同时根据Δn和Δs的递推表达式，可以求出两者的关系式为。同时根据生产者所面临的价格指数可以求出：将其代入利润函数之比的表达式可得：

(24)
由此可知长期模型中存在的三种均衡解均为长期稳定均衡解。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存在的三种结果分别是：(1)当北方地区的社会信任高于南方地区的社会信任时，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企业均集中在北方地区，即北方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要高于南方地区。(2)当南方地区社会信任高于北方地区的社会信任时，企业均集中于南方地区，即南方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要高于北方地区。(3)当两地区社会信任相等时，社会信任对于企业的跨地区移动不产生作用，此时企业可同时分布于南北两个地区，协同集聚程度则取决于两地区的初始状态。
四、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理论模型部分的推演，可知社会信任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然而影响产业协同集聚的因素很多。故此本文在实证分析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时，将其他因素纳入到模型中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模型设置如下：
Coaggik=ai+ak+β1Trusti+β2Xi+εik
式中，i和k分别表示地区和行业；ai和ak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Coaggik表示地区i中k行业组合的协同集聚程度；Trusti表示地区i的社会信任程度；Xi表示模型中所涉及的控制变量。
(二)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会导致整体估计结果有偏。社会信任与产业协同集聚之间可能存在着内生性。一方面，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越能够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同集聚的形成，相应地，协同集聚的形成也能够有效地提升地区社会信任水平；另一方面，社会信任的调查数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需要寻找能够同时满足外生性且与内生变量相关的工具变量。参照现有研究，本文采取人均社会捐赠额作为工具变量。选择依据如下：其一，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必然伴随着社会捐赠数额的上升，因为只有具有信任感的社会才会主动去关注和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财富由富裕人群向贫困人群的转移。慈善捐赠亦是一种“善”的行为，社会信任的文化能够有助于孕育和激发这种“善”行(李四海，2012)。其二，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能够缓解慈善捐赠的代理问题(颜克高和井荣娟，2016；黄送钦，2017)，增强捐赠者对慈善组织的信任，进而才会产生更多的捐赠行为。其三，人均社会捐赠额是一个严格外生变量，与社会信任密切相关，但与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并不具有直接的相互关系或因果关系。为此，本文将人均社会捐赠额作为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
(三)指标选择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产业协同集聚是产业集聚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形式，故可以从产业集聚的角度测度空间协同集聚关系。当前针对产业集聚的度量方法包括区位熵、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空间基尼系数以及地理集中指数等。本文侧重于行业和区域大小的影响，因此借鉴戴宏伟和丁建军(2013)的度量方法，使用区位熵作为产业集聚的衡量指标，使用地区各产业的增加值作为度量标准。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式中，addik表示i地区k产业的增加值；addi表示i地区所有产业的总增加值；addk表示全国k产业的总增加值；add表示全国所有产业的总增加值。
基于单一产业的集聚指数，本文借鉴Ellison & Glaeser(2010)和张虎等(2017)的度量方法，构建产业协同集聚的指数如下：
coaggik=
+|aggij+aggis|
式中，aggij表示i地区j产业的集聚指数；aggis表示i地区s产业的集聚指数；coaggik表示i地区j与s产业的协同集聚指数。等式第一项表示协同集聚的质量，第二项代表协同集聚的深度。即表明两个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协同集聚指数越大，协同性越显著。
2.解释变量。本文对社会信任的度量采用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对中国31个省份的调查所形成的信任指数。两位学者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部分企业领导人进行问卷调查，要求被调查者对最守信的五个地区进行顺序排列，并通过计算一个地区被认为最守信以及依次排位的次数，以及所占所有回答者的比例，对各省份的信任指数进行测算。考虑到信任是一种累积性的社会资本，其形成和变化是十分缓慢的，而且已有学者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在较长时期内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可以将其作为本文研究社会信任的度量标准。
3.控制变量。
(1)产业关联度。地区内部产业关联程度越高越有助于地区产业的协同集聚，本文借鉴江曼琦和席强敏(2014)的方法，利用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来度量两个产业之间的前向与后向关联，使用直接投入系数度量产业之间的后向关联；使用直接分配系数度量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使用直接投入系数和直接分配系数的算数平均值作为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
(2)政府行为。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自由平等和鼓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能够有助于增强经济活力，相反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本文采用地区一般财政支出占当地GDP的比重作为政府行为的度量标准。
(3)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产业集聚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选择地区平均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标准，具体度量方法为:H=6×L1+9×L2+12×L3+16×L4。其中, L1表示小学人口比重，L2表示初中人口比重，L3表示高中人口比重，L4表示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该指标越高则说明人力资本的存量也就越高。
(4)对外开放程度。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额越高，则越能够接触到世界最新的技术创新成果。为此，本文采用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开放程度的度量指标。具体度量方法是将各地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度按照当年汇率转化为人民币后除以当地地区生产总值。
(5)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契约制度越健全，越有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与发展。本文参照李平和刘雪燕(2015)的方法，采用王小鲁等(2017)公布的市场化指数中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评分作为市场化程度的度量指标。该发展评分越高，则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
(6)市场潜力。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产业集聚会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为此，本文将市场潜力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控制变量之一，其具体计算公式为：式中，Yi表示省份j的GDP水平，Dij为省份i与省份j之间的距离，Dii为省份i内部距离，测度方法为为省份i的面积。
(7)交通基础设施。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对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采用地区每平方公里的交通里程数(包括公路、水路与铁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度量指标。
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4.数据来源与说明。本文主要使用2012年中国内地各省份(西藏除外)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其优势在于投入产出表蕴含了不同产业之间关联程度测度的数据。通过将投入产出表中制造业19个细分产业门类两两匹配，本文共获得5 310组数据，以此作为计算制造业细分行业间协同集聚指数的基础。社会信任的数据来源于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的文献。市场化指数选自王小鲁等(2017)中各地区2012年的非国有经济发展评分。为保证时期的对应，其余控制变量的数据均来源于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OLS回归结果
本文首先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社会信任作用于产业协同集聚的估计结果。为了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回归方程中使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考虑到截面数据中存在异方差问题，回归过程均采用怀特稳健性标准差得到估计系数的t统计值。通过对表2估计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系数始终为小于1的正值，而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由此，可以发现，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程度越强。通过对回归结果的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行为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并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这也体现了产业协同集聚的产业本质是由市场参与者及时寻觅市场交易机会而逐步实现的，是基于市场机制而形成的。本文同样发现人力资本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具有负向作用，这也许是由于本文并未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地区流动，也说明我国高度集聚的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协同集聚依旧发挥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正式制度越完善，则地区内部的交易成本就越低，越有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市场潜力的系数为正值，说明市场规模越大则越有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为负值，与理论预期相反。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则地区间的运输成本会越低，运输成本在企业经营中的影响力就会越小，为产业的分散提供了可能，进而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
表1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工具变量TSLS估计结果
由于社会信任与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并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进行更加稳健的分析。
表3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显示，地区人均社会捐赠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地区人均社会捐赠额越高则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为了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合理性，笔者采用了多种统计检验(第一阶段F值、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Anderson-Rubin Wald统计量)进行分析检验，诸多检验结果均显示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第二阶段估计结果显示社会信任的估计系数为正，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通过对比OLS回归结果与TSLS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采用工具变量之前与采用工具变量之后，社会信任系数都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而且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采取工具变量之后的社会信任系数明显有所提高。这些说明内生性对估计结果造成了偏差，工具变量的采用明显改善了基准回归结果。这也再次说明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2 OLS回归结果

说明:(1)ltrust和lcoagg为trust和coagg的自然对数；(2) ***，**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3)括号中为t统计量。下表同。
在控制变量方面，产业关联系数在两种分析过程中均呈现较强的相关性，且系数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说明产业关联越强就越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这也是产业协同集聚本身的应有之意。政府行为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系数同样呈现为负值。产业协同集聚是由市场中的企业根据自身利益自发形成，是一种循环累积的结果。政府强制性的干预在短期内能够将企业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到一起，却不能够从社会层面特别是社会信任的层面整合到一起。因此，政府对集聚活动的干预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发展，并会起到阻碍作用。在工具变量回归中，人力资本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系数同样为负值，说明我国制造业集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对高级人力资本的需求相对较少。对外开放程度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也表明当前外商直接投资依旧是我国产业协同集聚的重要推手。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市场化程度与制度环境质量的提升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市场潜力的系数同样为正值，说明市场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越不利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证明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3 IV回归结果

说明：(1)ldenotion为denotion的自然对数。(2)中括号内为相应统计量检验的p值，大括号内为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Kleibergen-Paaprk Wald F检验的零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Anderson-Rubin Wald检验的零假设是内生解释变量的系数为零，若拒绝零假设则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解释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增强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刘凤委等(2009)、李俊青等(2017)的做法，采用2000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全国各地区信任环境调查数据中的第一信任指数(first)作为社会信任的替代变量。表4给出了社会信任替代变量的估计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第一信任指数的估计结果均为系数小于1的正值，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再次说明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控制变量方面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和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再次证实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分析

说明：lfirst为first的自然对数。
六、进一步考察：异质性分析
鉴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为进一步研究不同发展地区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进行分组研究。如表5中东部地区列(1)和中西部地区列(2)的结果所示，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均为正值，而且均在1%的显著水平上有效。通过对比两个地区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系数的大小，发现东部地区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更大。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信任的发挥需要良好的社会发展基础，以及相应基础设施的支撑。只有完成硬性基础设施以及制度建设之后，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为此，东部地区的社会信任对于产业协同集聚的边际效应也更加显著。
根据以往研究，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信任与正式制度之间具有密切的相互关系。社会信任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作用也会不同。为呈现正式制度环境的差异，本文按照市场化程度将样本分为高、低两组，考察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作用效果。如表5中高市场化程度列(3)和低市场化程度列(4)所示，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均为正值，而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同时通过对比两个地区的社会信任系数大小，可以发现社会信任在高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作用更大。因为正式制度越健全的地区，陌生人之间的互信程度也会越高，这与李俊青等(2017)的回归结果具有相似性。由此可以认为，制度化建设越健全，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也就越明显。
表5 异质性检验分析

说明：“经验p值”用于检验组间ltrust系数差异的显著性，通过自体抽样(bootstrap)500次得到。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的兴起，对理解产业集聚和地区发展差距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产业协同集聚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多数研究更多集中于市场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的考察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的存在能够有效地提升人们之间的合作行为，能够有效地避免“囚徒困境”的存在，以保证合约的顺利实施和执行。从社会信任的视角考察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对新经济地理学的一点补充。基于此，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已有模型的基础上，将社会信任与自由资本垂直关联模型进行融合，构建新的包含社会信任的理论模型考察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
理论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信任度高的地区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进而能够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OLS回归以及通过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问题的TSLS回归，发现社会信任对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稳健性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随后本文分别按照东部与中西部、高市场化与低市场化程度两种分类标准考察社会信任对不同地区产业协同集聚的作用，发现社会信任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协同集聚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且对于东部地区的作用更强；社会信任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且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强。
该结论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在降低企业合作搜寻成本、降低契约成本以及增强企业绩效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进而能够促进地区产业协同集聚。为此，政府应当将促进地区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为推动产业协同集聚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通过异质性的考察，笔者认为社会信任推动产业协同集聚作用的发挥需要经济发展水平和正式制度的支撑，东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已然发展到需要通过完善社会信任等非正式制度来提升协同集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基于此，笔者建议构建完善的户籍制度、构建诚信制度体系等措施来提升地区的社会信任水平，最终实现产业协同集聚水平的提升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陈国亮、陈建军，2012：《产业关联、空间地理与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来自中国212个城市的经验考察》，《管理世界》第4期。
陈曦、朱建华，2018：《制造业产业关联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崔巍、陈琨，2016：《社会信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经济收敛模型的视角》，《经济与管理研究》第8期。
戴宏伟、丁建军，2013：《社会资本与区域产业集聚:理论模型与中国经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2期。
黄送钦，2017：《代理成本、制度环境变迁与企业慈善捐赠——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第1期。
江曼琦、席强敏，2014：《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与协同集聚》，《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李俊青、李双建、赵旭霞，2017：《社会信任、收益率波动与银行风险》，《财贸经济》第11期。
李平、刘雪燕，2015：《市场化制度变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视角》，《经济学动态》，第4期。
李四海，2012：《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捐赠行为》，《经济管理》第1期。
刘斌、李磊、莫骄，2011：《社会信任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财贸经济》第6期。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2009：《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经济研究》第8期。
马德芳、邱保印，2016：《社会信任、企业违规与市场反应》，《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第6期。
孙兰兰、翟士运、王竹泉，2017：《供应商关系、社会信任与商业信用融资效应》，《软科学》第2期。
谭洪波，2015：《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基于贸易成本的研究》，《世界经济》第3期。
王小鲁、樊纲、余静文，2017：《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
王艳、李善民，2017：《社会信任是否会提升企业并购绩效?》，《管理世界》第12期。
王永钦、刘思远、杜巨澜，2014：《信任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与传染效应：理论与基于中国食品行业的事件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吴永钢、范若滢、马亚明，2016：《信任、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谢兰兰、鲁诚至，2014：《社会资本、政府干预与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财经论丛》第11期。
颜克高、井荣娟，2016：《制度环境对社会捐赠水平的影响——基于2001—2013年省际数据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第6期。
尹希果，2006：《社会资本、工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西南政法大学学报》第4期。
张虎、韩爱华、杨青龙，2017：《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2期。
张维迎、柯荣住，2002：《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经济研究》第10期。
张玉华、张涛，2018：《科技金融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研究》，《中国软科学》第3期。
赵家章、池建宇，2014：《信任、正式制度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65个国家的证据》，《中国软科学》第1期。
周广肃、谢绚丽、李力行，2015：《信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及机制探讨》，《管理世界》第12期。
朱允卫、黄祖辉，2007：《社会资本与产业集群成长:一个文献综述》，《中大管理研究》第3期。
Billings, S. B., and E. B. Johnson, 2016, “Agglomeration within an Urban Area”,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91(11): 13-25.
Ellison, G., and E. L. Glaeser, 1997,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 Dartboard Approac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5(5): 889-927.
Forslid, R., and K. H. Midelfart, 2005, “Internationalisati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Clust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6(1):197-213.
Fujita, M., P. R. Krugman, and A.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Massachusetts:MIT Press.
Gallagher, R. M, 2013, “Shipping Costs, Information Costs, and the Sources of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53(2):304-331.
Knack, S., and 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251-1288.
Koh, H. J., and N. Riedel, 2014, “Assessing the Localization Pattern of Germa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Industries: A Distance-based Approach”, Regional Studies, 48(5):823-843.
Krugman, P., and A. J. Venables,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4):857-880.
Ottaviano, G. I. 2007, “Models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actor Mobility vs. Vertical Linkages”, in New Directions in Economic Geography, edited by Bernard Fingleton, Gloucester: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Ottaviano, G. I., and F. Robert-Nicoud, 2005, “The ‘Genome’ of NEG Models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 Positive and Normative Syn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6(2):113-139.
Robert-Nicoud, F, 2002, “A Simple Geography Model with Vertical Linkages and Capital Mobility”,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 edited by R. Baldwin. et 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Venables, A. J., 1996, “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7(2):341-359.
Wuyts, S., and I. Geyskens, 2005, “The Formation of Buyer-supplier Relationships: Detailed Contract Drafting and Close Partner Selection”, Journal of Marketing, 69(4):103-117.
THE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ZHOU Ming-sheng YU Guo-dong
(School of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bstract: Introducing social trust into the Free Capital Vertical Linkage model (FCVL),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l of social trust and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to study the inner-mechanism that social trust causes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social trust is, the higher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level will be, and the greater economic contribution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will make. By pairing 19 kind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ata in the input-output table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the above conclusion is verified though gradually adding control variables and overcoming endogeneity.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level, this paper does regional heterogeneous study and finds that the marginal effect of social trust on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in eastern areas and higher-marketization area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middle and west areas and lower-marketization areas. Therefore, raising the level of regional social trust to promote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and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specially the eastern areas and higher-marketization areas, should be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local government.
Key words: social trust; industrial co-agglomeration; transaction cost
*周明生、于国栋(通讯作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邮编：100070，电子信箱：yuguodong821@126.com。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JL113)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