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发展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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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发展70年*
关 权
[提 要] 本文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分别论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之所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是由于这两个时期的发展战略、理念、路径、成就都不同。前一时期以国有企业为主导，超前发展了重工业，在发展战略上偏向于内向型，在发展理念上倾向于粗放型。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别是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后一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前一时期同时也存在效率低下、资源浪费、人浮于事等弊端，特别是由于轻视了轻工业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改革开放以后通过发展多种所有制企业和引进外资，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推动轻重工业平衡发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使我国从一个人均GDP排名十分靠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并且具有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潜力。本文还尝试着总结我国工业发展的经验，希望能够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
[关键词] 工业发展；重工业；后发优势；社会能力
一、前言
今天，中国的工业与中国的整体经济一样，都成为世界瞩目的对象，经济总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并成了世界加工厂。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工业强国，也不是发达国家，但这些成就来之不易，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横向比较的角度都可以这么说。从历史的角度看，1949年时中国是个完全的农业国，工业所占份额极少，绝大多数劳动力从事农业。尽管1949—1978年工业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1978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也不足20%。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最好的比较对象是印度，因为两国在1949年前后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1960年中国人均GDP为89美元，印度为84美元，1978年中国为155美元，印度为210美元，中国略逊于印度。(1)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本文通过回顾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也通过适当的国际比较，讨论我国工业发展的成就和存在的不足，对工业发展的70年做一个评价，也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第二节回顾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发展，这个时期的成就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第三节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发展，并讨论工业实现快速发展的原因。第四节通过研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对未来的发展提出建议。第五节研究我国工业发展的经验，希望能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以便于有更广阔的应用范围。
二、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发展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道路从近代以来一直不够顺利，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近代由于外来势力的影响，也由于我国自身的问题，工业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曾经有过较好的发展势头，大批民营企业应运而生，以主要城市为核心形成了初步的工业集群，如上海、天津、济南、青岛、武汉。工业包含了众多行业，有纺织、面粉、火柴、造纸、缫丝等轻工业，也有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化学等重工业，有些企业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和相当大的规模。然而这种局面由于日本的侵略被打乱，使得这一轮经济发展没能顺利实现，关权(2018)将其称之为“一次失败的起飞”。如果没有国内各种势力的你争我夺，没有日本的公然侵略，我国的经济起飞可能提前实现。(2)罗斯托(2001)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起飞暂定在1952年，虽然存在争议，但也是一种观点。
1949年以后，经过3年的恢复，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上这期间从苏联引进了156个大项目，到1958年前后中国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不过，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不得已从1961年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经济得到了一些恢复。然而1966年又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更多地重视“抓革命”，而没有很好地“促生产”，特别是“文革”初期(1966—1967年)的动荡不安给经济造成了巨大伤害，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发展相对平稳。
表1列出了几个与工业有关的指标，可以看出1949—1978年的基本情况。一个是城镇人口比重，从10.64%逐渐增加，大跃进时期的1960年偏高，此后有所下降，1978年维持在17.92%的水平上。之所以列出这个指标是因为工业的发展通常在城市，它需要集中起来才有效率，即所谓“集聚效应”。农业就没有这个特点，农业需要更多的土地，也不需要集中经营，因此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发展的人口和劳动力的基础。第二项是第二产业劳动者所占比重，1952年仅为7.39%，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工业劳动者是非常少的，也可以据此判断这时的中国还是典型的农业国。(3) 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但以制造业为绝对多数。大跃进时期的1960年这一指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达到15.89%，但仅仅是昙花一现，此后回落到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水平。(4) 1958年开始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到城市的自由流动。70年代有所增加，1978年也不过17.30%，也就是在20年后才重新超过大跃进时期的水平，或者反过来说大跃进超前了20年。第三项指标是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52年的20.88%上升到了1960年的44.49%，8年之间翻了一倍以上，这显然是超前的，也是不正常的。后来经过调整时期才有所下降，但与劳动力相比保持了较高的比重，1965年为35.09%。1970年这一指标超过40%，说明“文革”中后期经济特别是工业是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过去长期的理解和认识有所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在总结“文革”时期经济时容易说成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并不准确，也不客观，“文革”十年除了初期出现的混乱之外，大多年份是保持增长的。进一步，1978年这一指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8.16%，这个水平不仅超过了以往，在世界上也是非常高的。第四项是重工业产值比重，从1949年的26.4%很快就上升到了1952年的35.0%，说明重工业在很早的时期就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进一步，大跃进时期的1960年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66.6%，当然这种局面此后有所改进，1965年回落到了48.4%。即便如此，这个数字也是非常高的。“文革”时期由于国际关系的原因更加强了重工业的发展(5)这个时期重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重点开展三线建设上，这些三线工厂大多为军工企业，也基本属于重工业。，1970年提高到了53.8%，此后进一步提高，1978年达到56.9%的水平，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表1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城镇人口比重来自198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产业劳动者比重、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重工业产值比重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
图1显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包括GDP和三个产业的变动，从中可以看出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增长率的波动较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大跃进时期尤其如此，在高速增长之后快速回落。不过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增长虽然平稳，增长率却不如前期高。第二，以GDP增长率为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率都不如GDP增长率，说明这两个产业并不是推动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二产业的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因此它成了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第三，不论GDP增长率还是各个产业的增长率都比较高，第二产业很多年份都超过20%，其他两个产业也达到或超过10%(川畑康治，2001)。

图1 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如何评价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因为既有成就也有失误。具体说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到底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增长打下了多少基础？提供了多少条件？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几个角度进行。一个是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发展和工业发展是从十分低下的水平开始起步的，尽管1949年以前有过一些基础，但那不足以实现快速的增长。这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得到的156个大项目的援助，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工业制造水平，特别是重工业，填补了很多空白。另一个是与其他国家比较，特别是与国情与我们相似的印度比较，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30年，我国打下了较好的工业基础，印度做的不如中国好，工业占GDP比重低于中国，尽管印度也十分重视发展工业。工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中国1960年为44.5%,1965年为35.1%，1970年为40.1%，1978年为47.6%；印度分别为19.3%，20.4%，20.5%和25.1%，与中国的差距较大。
这里也与近邻日本和韩国做一些对比。日本是较早发展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恢复和发展。不过由于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源较好，因此发展迅速，经过1955-1973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约为10%)，实现了飞跃性的提升，1967—1969年连续三年先后超过英国、法国、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6)1988年苏联让出第二大国的地位。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日本经济转入中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维持在4%～5%的水平，直到1990年泡沫破灭。此后陷入低迷，长期处在停滞不前的局面之下，增长率约为1%。日本的工业总产值比重1970年为43.7%，1978年为38.9%，1970年略高于中国，1978年明显低于中国。(7)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韩国经济由于朝鲜战争的破坏，20世纪50年代还处在百废待兴的局面，1961年人均GDP仅为92美元，虽然高于中国(75美元)但相差不大，只能说经济还处在起飞之前的阶段。不过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很多年份经济增长率都超过10%或接近10%。工业总产值比重1965年为21.3%，1970年为24.5%，1978年为32.4%，明显低于中国。(8)
再看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中国1965年为70.38%，1970年为67.32%，1978年为63.10%。印度分别为46.19%，50.46%和57.62%。(9)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印度虽然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明显不如中国。如日中天时期的日本与中国接近，但也略逊一筹，1965年为63.06%，1970年为70.04%，1978年为57.40%。韩国分别为42.90%，46.47%和56.85%，更不如中国。(10) 根据川畑康治(2001)文献的相关内容计算。这些对比说明中国的重工业发展相对于经济整体的发展阶段来说是严重超前的。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工业发展
如前文所述，计划经济时期中国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这对于一个刚刚从战争状态走出来的国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949年可谓一穷二白，虽然经过20世纪前半叶几十年的发展和经营，有了一定的基础，但由于战争的破坏、资源的局限、管理的缺乏、对手的打压，依然十分脆弱，甚至可以用弱不禁风来形容。1949年产纱32.7万吨、产布18.9亿米，1978年产纱238.2万吨、产布110.3亿米，分别为1949年的7.28倍和5.84倍。这期间的人口从5.416 7亿增加到了9.625 9亿，仅为1.78倍，说明人均产量大大增加了。生铁和钢产量1949年分别是25万吨和16万吨，1978年分别为3 479万吨和3 178万吨，不可同日而语。水泥从66万吨增加到了6 524万吨，化肥从0.6万吨增加到了869.3万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1999)。可见，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花费大约30年的时间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不过，计划经济也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弊端。首先是不尊重市场规律，强行发展重工业，轻视农业和轻工业，浪费了资源，扭曲了价格，降低了效率，打击了积极性。如果再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和严峻的国际关系，只能利用国内资源，不能利用国际市场，导致技术停留在低水平，管理习惯于长官意志，加上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很多人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积极性。这些弊端在改革开放时期就逐渐被抛弃和修正了。
与上一节相同，表2显示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几个指标。城镇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近期的58.6%，说明当今有接近6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是十分重要的动向，意味着城市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发达、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2000年以后的统计与此前有所分离，现在的数字是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半年以上)的口径，不是户籍人口(户籍人口口径的城市化率约为41%)的口径，但毕竟这么多的人生活在城市。第二产业劳动者比重从17.3%上升到了2017年的28.1%，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还多，尽管从2010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水平。第三项的第二产业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很有趣，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从47.7%下降到了40.5%，这意味着工业的退化，也意味着服务业的扩张。如果把1978年的数字看成是计划经济时期超前发展工业的结果，1990年的数字也许更能真实反映改革开放时期的情况，即从41.0%上升到了2010年的46.8%，然后下降到了40.5%，也同样说明工业的比重在下降。根据佩蒂克-拉克定律，经济发展的过程遵循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发展有两个转折过程。(11)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关权(2018)的研究。一个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折，第二个是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折，现在中国已经开始出现第二个转折，即从工业(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向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转折。最后一项是重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56.9%提高到了2010年的71.4%，不过1978年的数字更多地反映了计划经济的情况，不如以1990年53.0%为基础进行观察，这样更显得是明显的提高。这个指标没有最新的数据，估计不会进一步提高，应该或者下降或者持平，因为工业本身已经开始减少份额，服务经济开始显现，重工业已经不是发展的重点，也不是原动力了。
表2 改革开放时期工业发展概况(%)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这里继续做简单的国际比较。工业占GDP的比重中国1980年为47.9%，1990年为40.9%，2000年为45.4%，2010年为46.2%，2014年为42.6%。(12)同期印度分别为24.3%，26.5%，26.0%，27.2%和30.1%，远不如中国，说明这个时期印度的经济发展落后于中国。(13)本来不论1978年还是1980年印度的人均GDP都高于中国，但此后两国的差距开始逆转，中国一路领先。日本分别为39.1%，38.1%，31.1%，27.5%和26.2%，这时的日本从以工业为驱动力的经济增长转向了后工业时代。(14)韩国分别为34.2%，38.2%，38.1%，38.3%和38.2%，略逊于中国，这时的韩国正处在经济从高增长向中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工业的地位依然突出。(15)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通过上面简单地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工业所占份额不仅远远高于印度，也高于日本和韩国，说明这个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处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同时还证明了中国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因为这么大的工业比重如果没有国际市场是难以想象的。
值得关注的是重工业比重，虽然可比数据不全，但值得关注和说明。中国1980年为60.59%，1990年为62.37%，1996年为65.10%。印度分别为62.89%，65.59%和65.33%(1997年)，并不比中国低甚至略超中国，说明这个时期印度在加速工业化的同时，更重视重工业的发展。日本分别为72.50%，75.06%和75.38%(1997年)，这时的日本虽然已经处在高速增长之后的低速增长阶段，甚至已经进入了后泡沫经济时代，却依然保持着强大的重工业，值得关注。韩国分别为60.83%，70.41%和76.78%，高于中国而接近日本，这时的韩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的第二个转折过程中，也就是从工业主导的经济逐渐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变。(16) 这里的数据与前面的数据来源不同，因此略有差异，目的是进行国际比较。根据川畑康治(2001)文献的相关内容计算。上面的比较估计会令很多人意外，因为通常认为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不仅工业的比重会下降，重工业的比重也会下降，因为重工业有高污染和高耗能、高消耗资源的问题，因此会被高精尖产品所替代。不过，这几个国家的情况并不能证实这种观点，东亚国家和印度是否具有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这几个国家工业所占份额都不算高，可以把日本和韩国的情况看成是重工业部门通过提升技术改变了早期的特点，如机械工业可能更多地生产加工中心和机器人。不过，印度的情况略有不同，应该与中国接近。
图2显示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增长率，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能明显地看出增长率的提高和波动减小这两个特征。除了1989-1990年由于特殊原因下降明显，其他年份都有相当高水平的增长率，不少年份超过10%。第二产业更是主力军，绝大多数年份都超过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说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第二产业带动。第三产业也不低，绝大多数年份与经济整体的增长率相当。1985年以后农业的增长率明显低于其他产业，意味着这个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饱和，在没有特别的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不会有大的增长，也可以认为大约在1985年左右我国实现了第一次转折，即从农业向工业的转折。2008年以后增长率开始下降，一方面受到国际经济变动和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我国自身也开始出现第二次转折，即从工业向服务业转折。

图2 改革开放时期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改革开放时期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也是多方面的，原因是多样的。第一，通过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论是农村的土地承包，还是城市的计件工资，以及个体和民营企业的发育和成长，都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与此同时他们个人也获得了超过以往的经济收入。第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僵化的管理体制，让企业走进市场，在市场中经风雨见世面。虽然这个过程是艰辛的和痛苦的，但只有这样才能释放出企业和个人的能量，发挥它们的作用。第三，对外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市场，改变了过去只依靠本土市场的局面，让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或者参与国际贸易，或者开展对外投资，或者进行技术转让。国际贸易将本土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打入到世界市场，同时让本土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让出市场，这有利于整合和优化资源，提高效率。吸引外资实现了我国的后发优势。通过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让我国的本土企业了解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学习到了我们自己很难掌握的技术，同时提高了企业管理的水平。吸引外资还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税收，加强了国内市场的竞争，虽然有胜有负，但这正是市场原理的意义所在。第四，政府较好地摆正了位置，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大包大揽、包办一切的思想，适度地引导企业向市场化方向发展。不仅在宏观调控方面逐渐学会了利用金融和财政手段调节经济变动和趋势，在制定产业发展战略上也做了不少工作。虽然关于产业政策的效果和意义存在不小的争议，但考虑到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国情，政府适度地引导产业的发展方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不得已的。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以及后来的中速增长时期都制定过产业政策，而且发挥了作用，至少起到了引导民营企业的作用。
四、工业发展的成就和问题
众所周知，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工厂或世界加工厂，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整体和工业化都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支柱。原因是中国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提供很多产品，从轻工业的纺织服装、眼镜、打火机到重工业的轮船、机车，而且很多世界级跨国公司生产的很多产品当中的零部件和半成品也是中国制造的。那么，中国的工业发展是不是已经达到辉煌的程度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理念和认识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经济发展，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超越这种范式。只有少数特殊情况，那就是中东产油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石油输出国可以通过石油出口致富，但它们没有经历过工业化过程，因此也不是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只能说是高收入国家。还有拥有其他特殊资源的国家(如旅游资源)能够实现富裕，通常都是小国，同样算不上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从正常发展的角度看工业化是一条必经之路，特别是大国更是如此，因为大国不可能只依靠某些特殊资源致富。中国是大国，而且是人口最多的国家，更不可能依靠什么地理大发现(某种贵重资源的发现)使国家致富，而只能依靠勤劳致富。
中国的工业化程度目前只能说是中等偏上水平，与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进程相辅相成，工业可能超前一些，但并没有那么强大，距离高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第一，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粗放型发展的状况，低效率和低技术水平依然困扰着我们，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就是佐证。第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的二元结构，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国有企业虽然占据着重要地位，也掌握着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特殊的资源，但效率低下和人浮于事的弊端依然存在，影响了它们的竞争力。民营企业由于缺乏先进技术和政府支持，容易着眼于短期效果，不愿意进行研发和相关投资，因此缺乏在高端领域的竞争力，大多都是不大也不强的中小企业。(17) 这一点与日本形成对照，日本的中小企业虽小，但很强，值得我们学习。第三，中国企业的研发能力相对较弱，缺少核心竞争力，特别是高端技术依然依靠进口。当今的企业竞争主要靠技术，没有高于他人的技术很难占领高端市场，也不容易获得高额回报，发达国家依靠的正是这种回报。
要摆脱这种局面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需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工业发展的弱点，努力改进。很多情况下都是由于没有充分重视，或者即使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也不努力改变。第二，应该建立有效的机制或进行制度改进，一些问题来自制度的不健全或不完善，如促进竞争的机制和制度。第三，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少干预，放权给企业，让它们在市场中展示能力。政府更应该引导企业在市场中进行公平竞争，而不是管卡压。第四，国有企业何去何从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哪些行业需要国企、如何监管、如何与其他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等都需要解决。第五，创新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要打通这个瓶颈不仅需要资金的投入，更需要人力资源的培养和投入，还需要机制和体制的改进和创新。
如果总结70年来工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成就和问题，大致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为了快速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动员全国的力量，省吃俭用，勒紧裤腰带，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发展重工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奠定了工业的基础，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虽然到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时我国并没有全面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工业的发展超越了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这是十分独特的，既有正面意义也有负面意义。正面意义是，作为大国拥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业体系和生产能力，为后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培养了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是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的国家所没有的。负面的意义是，当时的发展方式是通过经济计划强行将资源向重工业倾斜，较大程度上牺牲了轻工业和农业，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物质生产的绝对和相对缺乏导致了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
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体制上的缺陷是明显的，虽然在当时国际国内严峻的形势下有不得已和有利的一面，但它扭曲了价格，浪费了资源，挫伤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社会各种资源的能量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限制了发展速度。不过，如果从发展经济学的“威权主义”发展经验和结构主义发展理念出发，计划经济并非完全错误。它通过强行的储蓄和积累大力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当时可能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但从长远看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与印度相比是明显的。不过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需要在适当的时间点进行转型，而我国正好从1978年开始改革，而且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不仅继承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成果，又带来了新的活力，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
第三，与第二点相呼应，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是封闭战略，也称之为自力更生或内向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有合理的一面，即尽最大可能开发国内资源，形成内部的自我循环，保持必要的独立性，不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不过也存在不合理的一面，即放弃国际市场意味着不能发挥比较优势，也不能获取国际资源为我所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生产全部产品，即使能生产，成本上也会有高有低，不可能十全十美。借助国际或他国的力量和资源发展本国经济不仅在理论上是经过检验的，在实践中也有很多先例，包括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不仅如此，发展工业少不了科学技术的应用，而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偏低，很难在短期内实现高水平发展，有必要借助他国的力量，如引进技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通过吸引外资和引进技术实现了快速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第四，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更上一层楼。然而下一步的发展并不容易，面临的挑战更多，其中既有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有国际方面的问题。我们自身的问题很多，就经济而言，主要包括工业的升级换代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撑和创新的拉动，而这方面我国并不能说十分强大。过去跟着别人学习或发挥后发优势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相对于创新来说是比较容易的。我国的体制和文化在创新方面并不占优势，需要深化改革、鼓励创新。另外，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会出现工业份额下降、服务业份额提高的局面，而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远不如工业。(18) 美国学者鲍莫尔主张服务业有“成本病”，在生产率上难以与制造业相提并论。参见关权(2014)的研究。再有，投资开始出现饱和，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开始显现，消费渐渐成为主导力量，而消费为主的社会不可能有高增长，因为消费没有投资乘数，只是还原了生产的价值。进一步，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人口出现老龄化现象，年轻人供给不足，人口红利消失，社会活力开始减弱，负担开始加重。这些都是经济增长的负面因素，需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来克服。
未来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主要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据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70多年中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不超过十几个，其他国家虽然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有些发展还比较快，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成为发达国家。拉丁美洲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独立，可以自主发展经济，一些国家也已经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智利，另一些国家却长期处于不发达状态，如中美洲国家。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一部分国家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依然无法摆脱很多负面因素的困扰，看不到成为发达国家的迹象。例如，南非的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近些年来明显下滑，看不到发展的前景。印度也在发展，有时还比较快，但一直未能突破中低收入水平。俄罗斯本来具备成为发达国家的能力，不仅拥有较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过去的体制局限，也由于发展战略的不当和人口的制约，导致了长期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
如何才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认为需要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加快改革步伐，让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核心，让企业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第二，为了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需要制定和执行法律和规则，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三，政府尽可能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严格限制国有企业的行为，特别是依赖政府输血的行为，政府也应该与国有企业完全脱钩，不给企业施加压力，不给企业安排政治任务。第四，尽可能减少国有企业的数量和部门，放手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我国民营企业既不大也不强的局面不利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第五，进一步开放，让全球的企业都来中国参与竞争，这既能够促进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又能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和经验，两全其美。
五、中国工业发展的经验
经过了70年的发展，中国工业的发展程度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虽然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依然值得认真总结经验。因为世界上还有五分之三的国家没有发展起来，其中相当多国家的发展需要工业化，而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些已经过时，因为时代不同，各国的发展条件也不同。中国不仅是后起的国家，而且是个大国，大国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能够发展起来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与中国同样拥有众多人口的印度在经济发展上明显落后于中国，还没有步入到中等收入水平，工业也不够强大，因此还难以总结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既包括普遍性，也包括特殊性。普遍性如“后发优势”假说，过去适用于欧洲部分国家，也经常被用来说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外资和引进外国技术，通过消化吸收并加以改进，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同样在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发展。特殊性包括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如地方政府积极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作为大国能够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是十分少见的，通常大国都倾向于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小国更容易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中国作为大国能够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并且获得了成功，是一个十分珍贵的案例，值得大书特书。再有，大国具有潜在的规模经济效应，一旦具有了相应的条件，如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就会发挥出巨大市场的作用，如果同时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够成为重要的参与者，这也是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原因。下面围绕上述几个侧面进行一些讨论，希望能总结出中国工业发展乃至经济发展的经验。
(一)政府与市场结合型发展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发展历来以政府为主导，不论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都是如此，只不过是程度的问题。计划经济时期自不必说，整体上都是政府在发挥作用，企业只是为政府打工，工厂的厂长必须服从计划部门的计划和安排，没有市场，没有决策权。这种体制的严重问题在于缺少市场机制，于是缺少了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企业没有动力和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计划部门根据僵化的观念制定经济计划，企业由于缺乏积极性而容易消极怠工，这就导致了供给不足，因此有人将各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称为“短缺经济”。(19)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的观点(科尔内，1990)。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的力量发挥了作用，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对市场的预期进行投资和生产(服务)，市场的价格信号开始发挥作用，这有利于有效配置资源和提高效率。当然，中国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开市场，而是适当地干预市场。主要手段包括支持国有企业支撑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通过产业政策扶持某些行业，政府出资参与企业经营，以及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进行干预。根据这些情况，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半市场国家：市场在一些领域发挥了作用，而在另一些领域受到限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受到限制的领域一般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如电信、铁路、航空、海运、军工、石油、金融。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但也导致了缺乏灵活性和容易依靠政府。国有企业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范围，但依然占据着重要的部门，这对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具有局限性的。因为国有企业通常缺乏积极主动的经营动力，很多情况下是被动地为政府做事，背后总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指挥，难以发挥企业本来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限制了民营企业参与部分领域的经营，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局限，只能在那些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领域进行活动，难以真正向重要的工业部门进军。也正因此，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下，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很少看到民营企业的身影，而在部分领域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也容易单打独斗，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和产业网络，不能形成合力。我们很少在最新的科学技术领域看到国有企业的身影，而民营企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政策支持，难以在这些领域做大做强。原因在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于民营企业的定位存在模糊。不过中国的这种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尽管政府和国有企业占据了有利的地位，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但市场是无限的，民营企业可以自由发挥，把那些贴近民生的部门做得风生水起，也可以算作是一种分工合作的模式。这是一个度的问题，政府如果把握不好，过度地干预市场，市场就会做出反应，导致政府的失败，于是政府就会纠错，适当放松管制。在这种试错和纠错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不失为一种发展模式。当然这当中存在着很多弊端，会在进一步的发展当中暴露出来，如果不做出修正，经济就会出现问题，政府就会进行改进。不过这种犯错和纠错的模式本身是存在成本的，期待着这种模式能向正确的方向改进。
(二)作为大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本应该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但在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这为中国获取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提供了便利，也因此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和制造大国。按照一般的规律，大国通常倾向于利用国内资源，因为这有利于国内的就业和资源开发。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采取了内向型发展战略，主张自力更生，一部分原因是东西冷战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中断，另一部分原因是自身拥有丰富资源。的确，中国本来就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排除人口众多这个因素，中国并不缺少资源，但如果加上人口这个因素就成了资源缺乏的国家。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有所不同，世界上的几个国土面积大国多数人口相对较少，包括俄罗斯、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只有印度与中国相似，人口密度较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汲取了计划经济时期的教训，转变了发展战略，借鉴了“东亚四小龙”的经验，开始实行外向型战略，尽可能利用外部资源，通过吸引外资和加工出口赚取外汇，然后进口自身发展所需的设备和技术。这给东南沿海地区带来了发展生机，利用廉价劳动力，最早通过华侨资本，后来外资大举进入，形成了巨大的加工贸易区域，不仅赚取了外汇，也带动了劳动力流动和工业地带的形成和发展。
“东亚四小龙”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具有小巧灵活的特征，它们可以充分利用世界的资源和市场，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广阔的机遇。中国则不同，中国自身是个巨大的市场，不仅人口众多，而且区域广大，本来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不过，即使资源再丰富、区域再广阔，也不如世界市场资源丰富，这一点可以通过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的对比得到证实。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高度开放的国家，并不存在限制利用外部资源的情况。不过这几个国家的人口相对于领土面积而言显得较少，而资源十分丰富，因此贸易依存度并不高。尤其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人口较少，资源十分丰富，它们的贸易依存度并不高。俄罗斯地大物博，人口相对较少，因此贸易依存度也不高，同时也与它的制造业没有平衡地发展起来有关。根据以上几个国家的特点可以说，中国是采取小国战略的唯一国家，也正因此成就了今天的中国。如果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时期的内向型战略，恐怕不会像今天这样实现较高水平的发展。(20) 关于大国和小国的贸易依存度问题，参见关权和孔舰(2008)的工作论文。
(三)大国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是个大国，除了国土面积，还是个人口大国，这一点十分重要。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拥有这种人口规模，另一个就是印度。但印度在国土面积上比中国小，这一点不如中国。这里强调人口大国的意义在于，一旦发展起来就可能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成了这种中心。尽管这种世界加工厂并不意味着一定强大、一定先进，但其规模经济效应是无与伦比的。如前所述，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采取了外向型发展战略，我国在沿海地区建立了出口加工区，从而形成了巨大的生产加工能力。如果加上内陆地区的生产能力，就有了巨大的规模经济。这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市场，一个是国际市场。
国内市场在此前只是潜在的，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波及了内地，内地也兴起了各种企业，乡镇企业在全国的普遍开展就是最好的例证。不仅乡镇企业，其他类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这为国内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人们收入的提高，国内消费水平不断上升，于是扩大了国内生产和销售两个市场，这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提供了“后勤保障”。
国际市场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完全竞争的状态。因此小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市场并不为人们所关注，它们只能为世界市场提供一小部分产品，如“东亚四小龙”。中国则不同，一旦形成了对某种产品的生产能力就有可能成为巨大的生产者，尽管目前还不能完全确认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某种垄断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很多工业产品的生产上都是世界第一。例如，对美国出口的服装等纺织品占美国进口的80%，第二位的越南仅占5%。由于某些商品的特性和市场的其他因素，中国未必拥有对纺织品的垄断力量，但市场份额足以说明它的影响力。这里想指出的并不是中国是否具有垄断市场的力量，而是中国具备了这种能够为世界提供商品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不仅发挥了由于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还发挥了规模经济效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四)发挥后发优势的成功案例
关于落后国家如何追赶发达国家，有个著名的“后发优势”假说，由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科隆于1962年提出。(21) 参见Gerschenkron(1962)的研究。他通过对欧洲几个在近代相对落后的国家如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的研究得出结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实现追赶，而不需要一切从头做起。此后有很多学者针对这个假说进行了各种解读，日本学者南亮进就针对日本在19世纪后期以后的大约100年的发展速度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对比研究，确认了格申科隆的假说，也就是越是落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南亮进，1981)。他首先确认了1870年日本等国与英国之间的差距，以英国的GNP为100时其他国家是多少，以及农业劳动力的比重(19%)，分别如下：荷兰94(29%)、比利时69.7(25%)、美国68.9(51%)、法国64.3(43%)、德国63.5(36%)、加拿大60.2(50%)、意大利57.6(51%)、丹麦54.5(54%)、挪威54.3(49%)、俄罗斯34.3(77%)、日本25.1(72%)。日本人均GNP最低，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低于俄罗斯。进一步，他使用各国1870年的人均GNP与此后的经济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得出了越是落后的国家其增长率越高的结论。不过在得出结论后，南亮进追加了3个注意事项。第一，他测量的国家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而这些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扩大。第二，能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引进技术，需要一定的社会能力，而日本当时就具备了这种能力，但不等于其他国家有这种条件和能力。第三，后发优势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如引进医疗卫生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死亡率，很多国家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消费扩大而储蓄不足。
回到中国，不论从1949年开始计算还是从1978年开始计算，中国都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1949年人均GDP不足50美元，1978年为155美元，在世界排名中都属于最靠后的国家。农村劳动力所占比例很高(1949年91.52%，1978年76.13%)，城市化率很低(1949年10.64%，1978年17.92%)。(2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第81页、第107页。然而，1949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率却比较高，即使是计划经济时期也达到了5%～6%的水平，改革开放以后更是高达9%左右，在长达70年中能够达到如此高增长率的国家绝无仅有。也正因此，中国才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了如今接近人均收入1万美元的中上等收入国家，因此可以说中国是体现了后发优势假说的典型之一。
(五)对“社会能力”的一个解释
然而，正如南亮进(1981)指出的那样，后发优势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体现出来的，它需要很多条件，“社会能力”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曾经就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消化吸收西方先进技术的原因指出了一个原因，即“社会能力”(Kuznets，1968)。不过，关于社会能力到底指的是什么，库兹涅茨并没有具体说明。后来大川一司和罗索夫斯基(1973)做了一些解释，他们认为社会能力的提升对引进技术和提高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增长。进一步，南亮进(1981)也做了一些解释，他列举了四项内容：第一个是各种人力资源，包括企业家和优秀的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第二个是对外国科学技术和产业发展状况的信息收集能力，在这方面综合商社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个是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全国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第四个是有效的政府，特别是明治时期的政府实施的各种产业振兴政策为工业化提供了好的保障，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施培养了大量的人力资源。他还特别强调社会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工业化的进步不断提升的。
就我国而言，除了南亮进所说的第二项目前不敢断定之外，其他三项中国都具备。人力资源方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家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传统上就善于经商、勤奋好学、精明强干、吃苦耐劳，只要有个好的环境，一定会有众多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投入到经济活动当中。优秀的普通劳动者中国更不缺少，经过了计划经济时期的培养和锻炼，工业领域有众多技术过硬的工人。技术人员也不缺乏，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了大量的工程师和技术员。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和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也比较发达，为培养技术人员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项的基础设施建设，即使是计划经济时期也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以后更是加大投入，不仅快速发展了高速公路，还快速发展了航空和海运。铁路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6次大提速，以及21世纪以后的动车组和高铁的建设，已经成了中国的一张名片。第四项是有效的政府，与林毅夫说的“有为的政府”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可以理解成同一个内涵(林毅夫，2014)。指的是政府能够积极动员社会各种力量为促进经济发展而不懈努力，我国的政府就具备这种意愿和能力。计划经济时期自不必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也是不遗余力地积极推进经济发展，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并不是政府的介入越多越好，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太多可能会导致市场的扭曲和失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也时常受到人们的批评，这也是事实，因此政府的干预并不是无限制的，而是需要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政府不应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而应该间接参与；国有企业应该从更多行业退出，让民营企业进行经营。
除了南亮进说的几点之外，还有几个方面值得讨论。第一，是否有传统的商业文化。我国拥有悠久的经商文化，尽管在传统社会里商人并不被人认为是高尚的职业，社会地位也不高，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商人的层出不穷，也未影响商品经济的相对发达。我国很多地区都曾经出现著名的商帮，如晋商、徽商、闽商、浙商，近代以后还有活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他们都以吃苦耐劳、精明强干著称。相比之下，一些国家缺少这种长期的商业文化，因而缺少头脑精明、精于计算的商人，在工业化时代难以从事企业经营。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华侨之所以能在当地掌握经济命脉，就是来源于中国这种商业文化，而当地人则缺乏这种能力。
第二，是否有传统的市场。中国由于历史悠久，也由于长期的农耕文化，农业产品贸易十分发达，各地都有农产品交易市场，俗称“集市”。这种市场不仅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互相交换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重要的是能够随时交换信息，通过这种交流促进了人员的熟悉，增进了了解，也能了解外界的动向。这种看上去似乎并不起眼的市场为人们打开眼界，关心外面的世界提供了条件，让农民有机会了解外面的世界。关于这一点，尽管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但各国的国情不同、风格不同、市场的性质和效果也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近代以来，虽然中国本身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并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近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民国时期大批中小民营企业的兴办，在全国出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为1949年以后正式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基础。1949年以后，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运动开始展开，虽然当时采取了计划经济方式，发展战略上也属于内向型，工业化也采取了与通常的规律相反的重视重工业而轻视轻工业的方式，但依然取得了不菲的成效。经过大约30年的建设，中国基本上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绝大多数工业产品，培养了大批工程师和技术员，以及具有一定基础和经验的熟练工人。这种工业化的基础为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和消化先进技术提供了方便，为后来成为世界加工厂奠定了基础。
六、结语
本文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对1949年至今这70年中国工业发展做出了总结和评价，其中包含经验和教训，也包含成就和问题。本文的初衷是总结经验，发扬成就，吸取教训，面向未来。1949年至今大约70年的工业发展是艰难曲折的和充满挑战的，也是充满希望的和成绩斐然的。横向看日本和韩国我们依然存在不足，还有较大差距，需要继续努力；纵向看自己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加工厂，短期内没有其他国家能够取代。
不过我们必须看到自身的问题，更要看到差距，要认识到至今为止取得的成就很多国家也都做到了，我们并不比别人高明很多，只是做对了不少事，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定能够顺利发展。我们希望按照中央的“双百”方针顺利实现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但能否实现并不是确定的，这不确定中既有国内的问题、也有国际的干扰，都需要逐一化解。国内的问题包括体制的局限、人口素质低下、人口供给不足、创新能力不足、不掌握高水平技术；国际的干扰包括西方国家的限制和打压、某些国家组织的排外性集团、后来者的追赶和挑战、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等。近期出现的美国发动贸易战、日本取代美国建立了CPTPP、日本与欧盟达成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越南和印度在快速发展等都是挑战，不可掉以轻心。
总之70年是一个节点，在回顾过去的同时也要面向未来，过去取得的成绩不代表未来。过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的波波折折和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值得效仿。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前行，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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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THE PAST 70 YEARS
GUAN Qua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dustry since 1949 in two periods: the planned economy period an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eriod. The reason for dividing it into two periods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concepts, path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se two periods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dominated b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is inclined to introvers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xtensive development concept. Although it has made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establishment of a relatively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which has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re are also some disadvantages, such as inefficiency, waste of resources, overstaffing and so on. Especially,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have not been improved for a long time due to the neglect of light industr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diversified ownership enterpris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capital,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market regulation, implementing an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light and heavy industr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etition,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which has made China leap from a country with a very low per capita GDP ranking to the top which have great potentia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oping to be a reference for other countries.
Key word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eavy industry; 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 social ability
*关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gq0926@263.net。
(责任编辑:张雨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