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

奥鹏网院作业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
——基于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经验分析
刘 欢
[提 要] 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影响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240个城市特征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抵消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关键词]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化；新生代流动人口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据统计局相关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GDP约为8 83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如果人均GDP能够维持2017年的增速，中国将于2022年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注]数据来源：《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进程中密切相关(陆铭等，2011)，而城市化也是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如果不存在鲜见于其他经济体的户籍制度，人口流动将促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人口城市化的概念也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弱化(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但受户籍制度的制约，尽管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优化要素资源配置，促进流入地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仍未能享有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劳动力市场的非公平现象依然明显。流动人口的发展机会受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这也是造成整体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重要原因(陆益龙，2008；李实，2011)。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趋势日益突出，户籍制度引发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非均等问题还将进一步影响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造成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流动人口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81.8%以上，在流入地生育、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刚过半时就出现劳动力供给短缺(都阳等，2014)。与此同时，户籍人口城市化与常住人口城市化差距也在持续扩大(如图1)。而在农村，大量30岁以下人口外流与40岁以上人口返乡，加上户籍制度造成的流动家庭不完整，引发了教育、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城乡一体化进程受阻。因此，无论是从城市化的过程还是从城市化的结果来看，户籍制度都严重制约了城市化发展(檀学文，2012)，并成为影响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最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图1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城市化率
已有关于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化的研究倾向认为，搭载在户籍制度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是制约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其作用机制包括：第一，流动人口无法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社会福利，如子女的义务教育、政策性住房制度，影响流动人口迁移过程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制约了城市化稳定发展。进一步，人口流动的不稳定性甚至不确定性还限制了城市规模，使其难以发挥规模效应，造成大量的效率损失。第二，城市倾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政策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人口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这种影响将随之减小。而依据户籍制度进行有歧视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将大量流动人口排除在外，城市化缩小城乡差距作用严重受限(如图2)。同时，大城市的户籍管制还具有自我强化特征，这意味着户籍制度的不利影响还将继续扩大(邹一南，2014)。为弱化这种不利影响，各地区也相继采取了户籍制度改革举措。总体来看，改革力度从小城镇、一般大中城市到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呈现逐渐减弱趋势，且以地方试验为主，缺乏统筹的顶层方案设计。改革也难以触及户籍制度核心的社会福利，决定了改革成效有限。十九大报告及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快城市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福利，提高城市化的发展质量就具有了相当的迫切性与重要性。

图2 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差距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了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的影响，但其不足在于：一是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研究尚不完善，且多关注对城市化结果的影响，对城市化过程影响，即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影响的研究较少。实际上，城市化过程是影响城市化结果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不稳定和迁移家庭的不完整是造成城市化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如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经济发展受限。二是实证方面，综合考虑城市特征与个体特征的研究更为缺乏。本文即从以上两个方面寻求改进。本文在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过程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2015年24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将城市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异质性的影响纳入考虑。这有助于在避免反向因果关系的同时直接了解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对城市化过程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是迁移者结合自身特征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迁移成本和收益后的最优选择(樊纲和郑鑫，2014)。根据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差距直接吸引劳动力向城市流动(Lewis，1954)。尽管城市存在失业风险，但只要预期收入高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与迁移成本，迁移行为就会发生(Todaro，1969)。我国近年来劳动力大规模的跨地区流动，也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预期收入差距(蔡昉，2007)。但令人疑惑的是，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工资的快速上涨，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却未能得到改善，探求收入以外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因素就成为诸多研究的关注点。而根据Tiebout(1956)提出的“用脚投票”理论，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也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机制在诸多国家都被证实存在(Tiebout，1956；夏怡然和陆铭，2015)。但受理论假设与现实制度的影响，“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的适用性始终存在争议。尤其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存在，使地方政府能够进行有歧视性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能造成“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的缺失(乔宝云等，2005)。这也限制了劳动力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
户籍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安排。依据对人口流动的限制程度，其经历了由宽松到严格再逐步放松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公民具有自由迁徙的权利。1949—1957年市镇人口增加的总量中，70%～80%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人口构成(蔡昉等，2001)。设立户籍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便于人口管理(夏纪军，2004)。而后，为实施重工业优先的国家赶超战略，政府实行了城市倾向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通过工业、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支撑工业部门发展。[注] 据估算，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农民为工业化和城市经济发展贡献的资金总额高达8 000亿元，而为自身积累的财富不足800亿元(蔡昉，2007)。城市居民从中获得了更大益处，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由于重工业劳动吸纳能力较弱，为维系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就必须从制度上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于是,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确立了把城乡人口隔绝的户籍管理体制，并成为延续至今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重要制度工具。通过户籍制度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后，以教育、养老等为核心的城市福利体系得以建立(王美艳和蔡昉，2008)。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转型，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的功能不断弱化，但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对不同身份群体的保护作用依然明显。究其原因，长期户籍管制造成城乡在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及政策话语权上的巨大分割，城市希望通过户籍制度继续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蔡昉等，2003)。而从地方政府的政治利益角度出发，由于本地居民比外来人口在评价地方政府政绩方面更具权威，其也有动力继续维持这种制度，歧视外来人口也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导致流动人口和城市户籍人口在就业、医疗、养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福利获取上存在较大差距，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由此而生。限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造成我国城市化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与困境。
已有研究表明，户籍制度不利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而搭载于户籍制度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其制约稳定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途径。理论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有利于吸引人口向该地区迁移，尤其是在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愈发明显的条件下(杨义武等，2017)。但依据户籍制度进行的有歧视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导致流动人口在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上与户籍居民存在较大差距，限制了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李超等(2018)研究发现，实行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改革的地区对流动人口更具有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甚至超过工资收入的作用，且改革也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即使存在户籍歧视，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提高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其原因是，随着2012年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的不断下滑，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日益加剧。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影响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已经采取开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保体系等举措，在最大限度控制财政成本的同时稳定劳动力供给。而这也有利于提高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据此，本文提出实证研究的第一个假说：
假说1 户籍管制降低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但在实行户籍管制的同时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规模，将有利于促进稳定城市化发展。[注] 檀学文(2012)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定义为“稳定城市化”。
流动人口是否选择在一个城市长期定居或家庭完整迁移，是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即户籍制度对城市化过程的影响也存在流动人口个体差异性。具体而言，当人口流动到新的地区时，除制度因素影响外，其还要承受文化冲击。受教育程度越高，取得流入地户籍的可能性越大，承受能力也较强，有利于提高迁移的稳定性。对于流动时间较长的人口而言，其社会融合程度会更高，离开该城市的心理成本与物质成本也越大。因此户籍管制对稳定城市化的作用也应受个体流动时间的影响。而相较于第一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也更加理性，是追求自身发展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盛亦男，2017)。户籍管制意味着获取户籍及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存在门槛，因此权衡后其可能不倾向于留在此地长期居住，故应考虑年龄因素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实证研究的第二个假说：
假说2 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性。
三、研究设计
(一)指标选取
1.城市化(Urb)。本文所涉及的城市化是指城市化的过程。考虑到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参考檀学文(2012)的研究，用“稳定城市化”作为城市化过程质量的代表指标，其内涵是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也即尽可能减少回流)与迁移家庭的完整性。
2.户籍管制(HR)。已有研究采用户籍管制指标包括两种，一是基于各城市的落户条件构建落户门槛指数(吴开亚等，2010)，指数越高说明落户难度越大。二是基于流动人口规模选取相应的代表变量，如迁入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常住人口(李拓等，2016；陆万军和张彬斌，2016)。由于地方政府进行户籍管制主要是出于自身财政利益考虑，即通过户籍管制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同时控制户籍人口规模，以增加自身财政收入，减轻财政负担。而常住人口反映了地方政府的税基情况，户籍人口则反映了其财政负担范围。因此，本文用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来衡量户籍管制程度，以较好地反映地方政府通过户籍管制调节财政收支状况，维护自身财政利益的意愿。[注] 户籍管制指标计算要求获得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数据。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仅公布户籍人口数据，因此本文的常住人口数据为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平均的人均GDP推算所得。具体的计算公式为：常住人口=城市GDP总量/城市人均GDP。将推算所得结果与CEIC中可得的部分城市常住人口数据进行对比结果基本一致。该比值越大意味着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的偏离程度越高，户籍管制越严格。
3.基本公共服务(PMS)。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与社会福利两类，而与户籍制度最为相关的是社会福利。为准确衡量流动人口由于户籍制度在社会福利供给上所受到的歧视程度，同时兼顾数据可得性问题，最终选取与个人直接相关的教育(生均教师数)、医疗(每万人床位数、每万人医疗技术人员数)与文化(每万人图书量)等指标代表基本公共服务。由于均值均是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计算，因此该比值越大意味着流动人口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困难度越小，即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受到的歧视程度越低，反之则意味着受到的歧视程度越高。考虑到教育、医疗等供给间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进而引起估计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对各指标进行合成，将主成分值纳入估计模型。进一步，为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内生性问题，故选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前定变量作为代表指标。
4.控制变量与流动人口个人特征。为减少模型设定导致的误差，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1)平均工资(Wage)。城市工资水平是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的重要影响因素，较高的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家庭整体迁移具有较强吸引力，故本文控制了工资水平的影响。(2)政府干预(Fiscal)。已有研究表明，受财政资源有限性与官员考核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基本建设领域的投入，忽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因此，地方政府行为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因素(刘欢，2018)。(3)产业结构(Structure)。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就业规模，进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就业机会与发展可能。这种影响最终会传递到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上。(4)人口密度(Density)。人口密度越大，发挥规模效应的可能性越高。也有研究指出，人口密度大也代表交通条件较好。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看,将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孙久文和周玉龙，2015)。为考察流动人口个体异质性对稳定城市化的影响，遵从理论分析，本文引入流动人口年龄(Age)、受教育年限(Edu)及流动时间(Mt)等个人特征变量，见表1。
表1 相关变量说明

说明：将受教育程度转换为受教育年限，其中未上过学=0，小学=6，初中=9，高中=12，大学专科=14，大学本科=16，研究生=19。流动时间为2016年减掉流动人口流动开始时间。流动类型包括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其中跨省流动=1，省内流动=0。
(二)数据说明
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本文以2007年为基期，对人均GDP进行了消胀处理。所用城市层面数据均通过显著性为5%的LLC和PP-F面板单位根检验。由于部分城市户籍人口数据缺失或其流动人口未在卫计委监测范围内，将城市层面数据与个体数据匹配后，本文实证样本最终包括240个城市、139 960个流动人口。覆盖全国29个省份(海南、西藏除外)，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见表2。数据来源于2008—2016年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数据库及2016年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表2 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遵循理论分析，户籍管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影响稳定城市化的主要因素，故本文的实证模型为：
Urbij=β0+β1HRj+β2PMSj+β3HRj
×PFij+β4PMSj×PFij
+ω′Xj+εi
(1)
式中，Urb代表稳定城市化，即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HR为户籍管制；PMS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PF代表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与流动时间；X为控制变量组，包括平均工资、政府干预、产业结构与人口密度。遵循前文所述，为避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内生性问题，将城市特征数据滞后一年，即流动人口个体数据为2016年，城市特征数据为2015年。本文采用稳健标准误Logit模型进行估计。
四、实证分析
流动人口是否选择在一个城市长期定居，是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实证分析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及完整性的影响时，应将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纳入考虑。故本文在考察城市层面的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后，引入城市特征与流动人口个体特征的交叉项捕捉城市特征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及完整性影响的个体差异性。回归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
总体来看，户籍管制程度提高将降低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而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会提高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且基本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稳定性的正向作用显著高于户籍管制的负向作用。但纳入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后，户籍管制的负向作用显著提高，大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正向作用。这说明户籍管制对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显著受到个体特征的影响。从表3回归2的结果中可以看到，户籍管制与流动人口年龄的交叉项显著为正，与年龄平方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这说明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的影响与流动人口年龄间存在倒U型关系，拐点是45.7岁。实证样本中，45岁以下流动人口占比为79.22%，因此，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的影响与流动人口年龄间主要是正向关系。这意味着相对于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户籍管制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年龄较小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年龄的交叉项显著为负，意味着相较于年龄较大的流动人口，年龄较小的流动人口选择是否长期居住时更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相较于第一代流动人口，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更加理性，是追求自身发展与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平衡。户籍管制严格意味着获取户籍及其背后的社会福利门槛提高。而家庭流动要求其更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利于家庭中的老人享有医疗卫生服务、子女接受较高质量教育。因此其更倾向于流向其他地方，而不是在此地长期居住。
表3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影响估计

注：***,**,*代表在1%，5%，10%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z值,下表同。
表4 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完整性影响估计

表3回归3考察了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对迁移稳定性的差异性影响。户籍管制与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显著为正，随着受教育程度提高，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显著提高。这说明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户籍管制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限制更小。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是落户条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容易获得户籍，因此户籍管制对其迁移稳定性影响更小。[注] 从70个大中城市的落户条件来看，主要包括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才引进、三投靠、资金落户、买房或有固定收入四种，而人才引进基本被囊括在每个城市落户种类中。同时，这也印证了户籍制度确实起到了对流动人口的甄别作用，有助于城市吸引高禀赋人口定居。基本公共服务与受教育程度的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对迁移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增强，即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更有助于提高高禀赋人口迁移的稳定性。
表3回归4中，流动时间与户籍管制的交叉项显著为正，意味着户籍管制对流动时间较短人口的迁移稳定性限制作用更大。这与理论部分对流动人口个体分析结论一致，流动人口的迁移稳定性随着流动时间的增长而提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流动时间越长，意味着获得户籍的可能性越大，离开该城市的心理成本与物质成本也越高。因此，户籍管制对流动时间较长人口的迁移稳定性限制较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时间的交叉项显著为负，说明相较于流动时间较长人口，增加基本公共服务更有助于提高新生代人口迁移稳定性。这主要是受到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家庭化趋势明显的影响，以家庭为主体的新生代人口流动更加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从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完整性影响的估计结果来看，户籍管制不利于流动人口完整迁移，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有利于流动人口完整迁移，但正向作用显著低于负向作用，与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的作用结果保持一致。这意味着，除基本公共服务外，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还存在其他途径。包括就业限制与就业歧视，尤其是在一些户籍管制较严的地区。[注]如北京市在私人企业负责人申请落户的条件中明确规定，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获得流入地户籍的可能性及户籍制度引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公等。表4回归6的结果显示，户籍管制与年龄交叉项回归系数为负，与年龄平方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户籍管制对迁移完整性的影响与流动人口年龄间存在U型关系，拐点是54岁。而本文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6.7岁，54岁以上的流动人口仅占样本总量的5.717%，因此本文中户籍管制对迁移完整性的影响与流动人口的年龄主要表现为负向关系。即户籍管制对年龄较小人口家庭完整迁移的限制作用更大。这进一步验证了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关注基本公共服务的结论。流动人口年龄与受教育程度差异性在基本公共服务对迁移完整性影响中不显著(表4回归6和回归7)。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经成为整个流动人口关注的重要内容。这与夏怡然和陆铭(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教育程度较低者更关注基础教育供给，而年龄较大或教育程度较高者更倾向于流向基本医疗卫生供给水平较高地区。
表4回归7中，户籍管制与受教育程度交叉项显著为正，说明相较于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受户籍管制的影响更小，更倾向于家庭流动。这可能是受到迁移动机的影响，即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更愿意为子女教育流动，决定了其拥有更高的家庭迁移比例。李超等(2018)的研究也发现，确实存在“为教育而流动”的迁移机制。实行子女随迁教育政策改革的地区对外来人口更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甚至超过了工资收入的作用。考虑实证样本的平均年龄为36.7岁，大多拥有适龄子女，尽管户籍管制限制了其子女进入本地学校的可能，但城市义务教育总体水平依然高于农村地区，因此为教育而倾向于家庭流动也不足为奇。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的家庭迁移倾向也可能受到其职业性质的影响。实证样本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流动人口就业性质以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户为主。其中就业身份为雇主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67.21%，显然为降低雇用劳动力的成本,这一部分人口更倾向于家庭迁移。表4回归8估计了不同流动时间者对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迁移完整性作用的差异化影响。户籍管制与流动时间的交叉项显著为负，基本公共服务与流动时间的交叉项显著为正，意味着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对流动时间较短者迁移完整性影响更大。这既可能与流动时间较长的人口已经将家庭整体迁移到流入地相关，也可能因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家庭完整迁移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因户籍管制无法获得相应的福利，流动人口更倾向于独自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分布经历了一个明显向少数城市集中的过程。[注]段成荣和杨舸(2009)利用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集中指数测算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集中程度，结果表明，1982—2005年间，这一指数上升了13.22个百分点。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中，70个大中城市的流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6.76%，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集地。同时，无论从户籍管制的类型还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来看，都最具代表性。因此，本文以70个大中城市的城市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从表5中的回归结果来看，户籍管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归系数均较稳健，但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对迁移完整性的作用更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70个大中城市户籍管制更严格的影响。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回归结果也与表3和表4保持一致。
表5 70大中城市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稳定城市化影响估计

五、稳健性检验
已有研究发现，迁移距离也是影响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重要因素。跨省迁移意味着远离家庭朋友，增加了流动人口流动的心理成本，也不利于流动人口在该地区的社会融合与长期定居。因此，城市特征与个人特征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或迁移完整性的影响可能会因为迁移距离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为了消除迁移距离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流动人口流动类型纳入实证分析，通过区分跨省与省内迁移控制距离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归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仅回归系数的大小略有差异。流动人口年龄与户籍管制对迁移稳定性的影响依旧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流动人口年龄跨越门槛值后，户籍管制的增强将降低其长期定居意愿，不利于迁移的稳定性。有研究发现，当流动人口年龄大于40岁时，子女教育等家庭因素增加了返乡拉力。如果由于流入城市实行户籍管制而难以落户，子女教育等问题也不能得到解决，其就会有较大的返乡概率。
表6 不同流动类型下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影响估计

表7 不同流动类型下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流动人口迁移完整性影响估计

有竞争力的工资收入对流动人口长期定居和家庭整体迁移具有较强吸引力。为避免忽略工资收入而放大户籍管制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稳定城市化的影响，本文在实证分析中进一步引入各城市的平均工资收入，以检验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对稳定城市化是否还存在显著影响。回归结果见表8。在控制城市平均工资收入的条件下，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回归系数依然稳健，但作用程度有所减弱。从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来看，对于迁移稳定性而言，其在考虑流动人口年龄影响的方程中回归系数不显著(回归27)；考虑流动人口教育水平影响的方程中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回归28)；而在考虑流动人口流动时间影响的方程中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回归29)。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平均工资较高的地区一般是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地，户籍管制也更为严格。但这种管制对于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口的影响有限，因此平均工资更高的地区更有利于流动人口稳定迁移。而对于流动时间较长的人口而言，工作时间带来的经验积累使其拥有更高的工资收入，也拥有更多资源应对户籍管制带来的负效应。如无法取得户籍或依附于其背后的社会福利，其更倾向于流向户籍管制程度更低地区，降低了其在该地区迁移的稳定性，因此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负。从平均工资对迁移完整性影响的回归系数来看，其对家庭迁移完整性的回归系数较小，即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家庭迁移行为不仅取决于迁入地工资收入，也受到原籍家庭收入水平影响。原籍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发生家庭迁移的可能性越低。更为重要的是，相较于独自迁移，家庭迁移还将产生对教育、医疗及住房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其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可以进一步认定，户籍管制不利于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有利于流动人口稳定与完整迁移。
表8 控制平均工资后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稳定城市化影响估计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5年24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与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实证考察了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城市化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户籍管制抑制了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性与完整性，是城市选择性吸纳高禀赋人口的重要制度工具。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自身稳定与家庭完整迁移，但基本公共服务的正向作用不足以弥补户籍管制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除基本公共服务外，户籍管制对流动人口迁移稳定性与完整性的影响还存在其他途径。在控制迁移距离与平均工资收入影响后，户籍管制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作用依然显著。本文研究结果还发现户籍管制、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对自身稳定与家庭的完整迁移存在个体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流动时间的差异性。户籍管制制约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迁移的稳定与完整性，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则有利于新生代流动人口与高禀赋人口的稳定与完整迁移。
基于实证结果发现，提高城市化的发展质量关键在于：一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缓解人口流入导致的基本公共服务消费拥挤。由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越来越成为新生代流动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这既有利于减轻因基本公共服务引起的人口集聚而产生的流入地区城市压力，也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本流失状况。二是户籍制度改革成败关键在于是否能剥离依附于户籍制度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导致地方政府依据户籍制度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深层次原因是财政体制。在事权与转移支付的财力分配均以户籍人口为基础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成为地方政府维护自身财政利益的有力工具。因此，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建立“以人为主体”的转移支付制度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是破除户籍制度约束、提高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关键举措。三是尽管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户籍管制的副作用，但要彻底消除户籍管制的副作用，还需要完善劳动力市场，减少就业歧视，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弱化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筛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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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SIC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URBANIZATION——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Migration Population Monitoring Data
LIU Huan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basic public goods supply on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se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240 cities data in 2015 and migration people monitoring data in 2016.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ains the stability and completeness of labor migr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tool for cities to selectively absorb high-endowment people. Improving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goods will promote the stability and completeness of labor migration. However, the positive effect is not sufficient to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the effect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basic public goods supply on the stability and completeness of labor migration have differences in individual age, education level, and migration tim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stricts the stabilit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tion people.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basic public goods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le and complete mi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tion people and high-endowment people.
Key words:household registration; basic public goods; urbaniza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tion people
*刘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邮政编码：102488，电子信箱：lhnenu0922@163.com。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138)的资助。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刘舫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