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视角：朝核问题现状及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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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角：朝核问题现状及解决途径
王 帆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朝鲜拥核的内外部因素分析，重新评估了朝鲜的核政策，反驳了目前西方学者在朝核问题上的6 种观点，对朝鲜拥核的动机、强制弃核的效果、朝核问题解决的程序悖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朝鲜经济变革的可能性以及六方会谈的未来等进行了论证。本文认为朝鲜弃核进程必须与安全关切紧密联在一起，弃核的实现又与朝鲜的经济改革存在相关性。必须强化六方会谈其他五方与朝鲜的立场和政策更为有效的协调，以多边模式整合碎片化的地区安全局面。
【 关 键 词】 朝核问题 美朝关系 半岛无核化 安全机制
朝核问题发展经历了多次的曲折反复，显示了该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艰巨性。朝核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相关各方在朝核问题上仍存在许多偏见和错误认识并始终得不到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朝核问题的判断基于一些固定认识，并基于其制定政策。即使是在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朝首脑实现了三次会晤，但朝核问题的实质推进仍然十分有限。其根源仍在于美国决策圈对于朝核问题的核心问题存在误判和偏见。因此，我们需要对此进行深入反思。
一、西方及韩国学者在朝核问题上的主要观点
（一）为了生存朝鲜不愿弃核
美国一度认为朝鲜现政权无法弃核，只有将其消灭或更迭才能解决朝核问题。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汉·帕克（Han S. Park）对朝鲜的对外目标进行了开脱，他认为：“与朝鲜高级官员直接接触的访问者倾向于同意朝鲜官员认为拥有核武器可以保证朝鲜的生存”，并且“他们决定探索一种领导继任，即使在伟大领袖死后也不会损害其权威。” [1] Han S. Park,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Unconventional Wisdom,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02, pp. 135-136.此外，美国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Bruce Klingner）得出结论：“朝鲜不愿放弃核武器提供的战略利益。从平壤方面来看，拥核能力具有显著意义，因为它可以实现几个长期的外交政策目标：朝鲜政权的生存；对外国军事威胁的可信威慑力；取得民族自豪感，获得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与国际社会产生联系；以及增加谈判杠杆以获取让步和利益。”[2] Bruce Klingner, Deny, Deceive and Delay-North Korea' s Nuclear Negotiating Strateg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 Affairs, Vol. 26, No. 2, 2012, p. 4.直到近期，美国才认为朝鲜存在弃核的可能性。
（二）美国的极限施压是促朝弃核的有效手段
有人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加大军事压力和经济制裁才能迫使朝鲜软化立场。而一些学者更是顽固地相信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实现朝鲜的无核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D. Pollack）表示：“从一开始，金正恩就将自己视为敌对世界的幸存者。他将最初的仇恨指向日本以及在韩国的反共武装，但他的基本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承受任何外部或内部挑战的体系。”[1] Jonathan D. Pollack, No Exit, North Korea,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on, Routledge, May 2011, p. 30. Young-Sun Ha 和Dongho Jo 也指出：“在‘9 ·11’之后，美国一直将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恐怖主义放在首位。朝鲜指望美国允许其核计划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2] Young-Sun Ha, Dongho Jo, Future of North Korea 2032, Seoul, East Asia Institute, 2012, p. 14. 此外，“在2007年，双方同意实现联合声明的三个基本步骤——禁用设施、报告进度并最终实现无核化——但他们未能缩小报告和验证步骤之间的差距。 朝鲜很快于2008年4月宣布取消核谈判，并恢复其冻结和拆除的措施。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 [3] Ibid. p. 13.
（三）朝鲜只有率先弃核，才能够改变国家命运
朝核问题与安全保障无关。朝鲜只有实行率先弃核，才能换来美朝关系正常化及停和机制转化。美国等其他国家无法率先让步，因为这等于承认朝鲜的核国家地位，而且历史表明，美国等国的率先让步会换来朝鲜的背叛和新的战略欺诈。正如亚洲问题专家蒂姆·比尔（Tim Beal）所指出的：“1991年9月，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撤回美国的战术核武器，其中包括韩国……12月，南北双方签署了一项《和解、不侵略、交流与合作协定》，并于次年1月签署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南北联合宣言》……无核化协定载有一项条款，该条款在10年后成为极为重要的条款——韩国和朝鲜不应拥有核后处理和铀浓缩设施”。但2002年10月，布什政府指控朝鲜制定了浓缩铀计划，并且破坏了与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签订的“商定框架”。朝鲜一直否认这一指控，直到2004年9月韩国承认自己一直在秘密进行铀浓缩工作。 [1] Tim Beal, North Korea: the Struggle Against American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73-74. Hazel Smith, Hungry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Korea,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5, p. 79.
（四）中国在朝鲜弃核过程中发挥关键角色和特殊作用的努力不够
虽然在朝鲜的弃核过程中韩国和美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中国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特殊作用。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再次使得北京拥有了“能够统治邻国的能力”。 例如，极端反华的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 Chang）认为：“尽管中国并未试图通过让外国人公开承认中国的至高无上来重现中华帝国朝贡体系与邻国的关系，但如今北京显然已经获得了一种应享的权利。其他人尤其是韩国人，应该看到北京的做法。”[2] Gordon G. Chang, Nuclear Showdown: North Korea Takes on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 123. 就中国的能力而言，Samuel S. Kim 和 Tai Hwan Lee 列出了中国对朝鲜的6张王牌，认为它们可能“在朝鲜的外交政策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包括“人口规模、大陆面积和领土毗连度、军事实力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新经济地位以及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力”。[3] Samuel S. Kim and Tai Hwan Lee, North Korea and Northeast As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 111.当前，美国一些人或许认为中国在解除朝鲜制裁问题上发挥着关键作用，或暗示中国没有严格执行联合国的对朝决议。
（五）朝核问题难以实现软着陆，朝鲜进行经济变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由于朝鲜经济十分落后，国家封闭，在政治上与现代世界脱节,其领导人可能无法也不愿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正如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教授黑泽尔·史密斯（Hazel Smith）所阐明的那样，“先军”政策使军方在国内政治以及国防领域发挥了核心作用，它决定性地放弃了金日成时代所坚持的文官领导军队。[1] Tim Beal, North Korea: the Struggle Against American Power,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73-74. Hazel Smith, Hungry for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Korea,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2005, p. 79.乔纳森·波拉克对朝鲜的经济改革也无信心，他说：“尽管朝鲜的一些决策者似乎主张提高经济灵活性，但其权力基础和影响力仍然受到很强的限制。”[1] Jonathan D. Pollack, No Exit, the DPRK, Nuclear Weap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on, Routledge, May 2011, p. 189.此外，Dongho Jo 强调：“尽管朝鲜通过引入‘7月1日经济措施’和‘综合市场’的意图是规范和加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但其消极影响之剧烈却难以忽视，比如扩大市场使朝鲜当局担心其政权可能会崩溃。” [2] Young-Sun Ha, Dongho Jo, Future of North Korea 2032, Seoul, East Asia Institute, 2012, p. 129.
（六）六方会谈机制已走入死胡同，即使恢复会谈也难解决朝鲜弃核问题
在回顾了三轮六方会谈之后，Young Whan Kihl 得出结论：“所有政治都基于对权力、认知和偏好的考虑，不论它们涉及的是国内政治还是外交政策问题，包括有关朝鲜问题的政策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政治都是地方性的，政治家的愿望和保持执政和担任职务的需求将影响外交政策的选择和决策。美韩同盟及其对朝核边缘化的共同战略也不例外。……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第四轮会谈按计划于2004年9月下旬举行。第三轮会谈却没有实现。……（因为）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可能会因六方会谈解决朝鲜核问题而受到破坏。”[3] Young Whan Kihl, Hong Nack Kim,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Regime Survival, Armonk, New York, London, ME Sharp, 2006, pp. 253-255.章家敦将六方会谈的无效归因于朝鲜不良的声誉，他认为：“简而言之，朝鲜人一直在恶意谈判，并在日内瓦的墨迹未干之时就违反了框架协议。平壤的宣传者们能够以克林顿失职或布什的敌对行为替自己国家的违规开脱，但这种抗议是虚伪的。”[4] Gordon G. Chang, Nuclear Showdown: North Korea Takes on the World,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p. 30.
以上六大问题带来的相关政策包括：通过拖而待变使朝鲜内部出现动乱和重要变革；通过极限施压使朝鲜停止军事挑衅并重返谈判桌；“中国责任论”把中国推到前沿，希望中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长期持续的制裁以及包括军事演习和导弹防御体系部署在内的对朝军事遏制和施压；恢复六方会谈遥遥无期。
二、对朝核问题六大观点的剖析
（一）朝鲜的拥核动机
一些人强调内部政治原因是朝鲜发展核武的根本原因，这显然是不准确的。朝鲜是一党政体，党指挥枪，拥有军队即可维持内部政治稳定。核武器维护内部稳定是没有必要的。
首先，显然是朝鲜缺少外部安全保障，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东北亚地区安全的不平衡。该地区有军事联盟、美国驻军，美韩经常进行军事演习；韩国和日本有美国的核保护和军事威慑，而朝鲜没有，又没有其他地区安全机制的保障。对于朝鲜这样的小国而言，一个停战协定使其始终认为战争并未从根本上结束，朝鲜面临外部力量的挑战是现实的、近在眼前的。朝鲜的恐惧感不是过于敏感，而是真实存在的。
其次，朝鲜的对外政策与外部安全环境密切相关。外部安全环境缓和，朝鲜的对外政策也会出现缓和。1991年下半年，美国宣布撤出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1992年1月，布什宣布当年的“团队精神”军事演习暂停，随后美朝之间开始了双边高层接触。2017年之后，朝美领导人之所以能够举行首脑会晤，是因为特朗普做出了改变，即他不把朝鲜弃核作为首脑会谈的前提。虽然首脑会谈的形式看上去双方是平等的，但是在提出的谈判条件上没有真正平等，还是要求朝鲜按照美国的要求率先弃核。所以朝鲜在与美国等处于战略对峙的状态下，也可能采取挑衅性的行动以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
第三，朝鲜大力发展核武器是冷战之后加速的。虽然朝鲜自冷战以来一直渴望发展核武器，但冷战后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和迫切了，显然外部环境的刺激是重要原因。在朝鲜拥核之前，美国是倾向于武力打击的。在先发制人战略的威胁下，在美国对利比亚、伊拉克政策的影响下，朝鲜日益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压力。朝鲜相信自己即使不主动冒犯他国，也会被他国干涉。一系列信息使朝鲜下决心拥核。此外，朝鲜还有通过拥核成为地区大国的政治目标。但只靠拥核就会成为东北亚的主导国家显然是一种幻想。所以朝鲜拥核首先还是要确保政权生存，这是最为根本的一点。确保政权生存的威胁显然还是来自外部，国内需要只是一方面。内外部两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是朝鲜进行核武器开发的动机，缺一不可。
（二）对朝鲜实行军事施压等强制方式能否达到弃核目的
历史表明，单纯以军事施压等强制方式推进的弃核进程最终导致朝鲜不仅拥核，而且正在进行小型化和武器化的努力——也有消息证明朝鲜已经拥有了远程打击能力。[1] “五角大楼认为朝鲜在核武器制造方面取得进展”，《华尔街日报》网站，2014年10月24日。美国认为极限施压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是朝鲜国内率先改变了先军政治，开始发展经济。
1.朝鲜拥核在国内被塑造为是其国家尊严、地位提升的体现，是国家荣誉的追求之一，是在外部压力下凭借自身努力获得的重大成就，反映了其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可以引发自豪感的事件。但在外界看来却是完全相反的评价。而朝鲜正是在美国等国的压力下获得了更多的成就感和国内拥护，民族凝聚力得到提升。朝鲜长期受到的遏制和压制也激发了朝鲜对于外部世界的进一步反叛。朝鲜认为国际社会不尊重和轻视朝鲜，因而其评价不可取也不足信。朝鲜于是更进一步强化了自行其是的作法，不再寻求国际社会的认同。在朝鲜看来，是否符合国际相关条约标准并不是最重要的，实力能够改变观点。
2.朝鲜具有独特的政治心理和战略文化。朝鲜有自身的战略文化、大国情结和斗争哲学。比如朝鲜应对外部压力有两面性：一是以超强硬回应强硬；二是对关系缓和也反应积极，与美对话。朝鲜基于两个心理制定对外政策：一是以战求和；二是捆绑政策，以同归于尽的方式使对方付出高代价。如果无法达到目标，就阻止和破坏别国目标的实现。朝鲜的威慑战略并不谋求致胜，朝鲜深知有限战争无法威胁美国这样的核大国，而只是立足于共存或避免两败俱伤。朝鲜的目的是自保而不是侵略。从这一角度看，朝鲜发展核武器的选择符合其安全逻辑，也具有自身合理性。
3.一味对朝鲜使用武力或武力威慑迫使朝鲜公开让步的作法往往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朝鲜并不是一个拒绝合作的国家，它需要平等对话。其他国家不能因为厌弃而拒绝与它合作，对朝鲜需要有容忍度。朝鲜虽然不会在国际场合接受妥协或让步，但这并不表明它没有灵活性。朝鲜是一个体系外的国家，它虽然是联合国成员国，但参加的多边国际机构及在其中的影响十分有限。朝鲜国内经济发展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这是朝鲜对国际规范遵约程度较低的根本原因。对于朝鲜而言，寻求安全保障而不可得，才采取过激、甚至是加剧不安全的作法来重新赢取安全的冒险作法，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强制和逆强制倾向。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在于没有尽早结束双方的战争状态，而且持续了50年之久，并且在冷战结束后仍然得以不正常延伸。地区关系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朝鲜自感孤立，深陷安全困境。现在国际社会虽然明确告诉朝鲜拥核不可能获得国际尊严,但朝鲜却仍相信只有拥核才可以实现安全自保，这同样是有问题的。
（三）解决朝核问题的程序难题
先安全还是先弃核？成为长期以来困扰朝核问题解决的难题。美国不愿意造成一个印象：美国在朝鲜的压力下与一个有核的朝鲜开始谈判了，从而达到了朝鲜“被承认”为核国家的目的，美国不愿意成为朝鲜战略欺诈的妥协者。韩国在这方面的作法更为务实，曾经推行过“阳光政策”等软化方式来促进与朝鲜的和解，朴槿惠政府时期一度将南北统一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优先考虑，而且表示可以无条件开展接触，但却因为朝鲜的二次新的核试验而告吹。这使得美韩双方均相信绕开朝鲜弃核这一前提条件谈判难以取得进展。
当前问题的关键仍然是谁先让步。虽然美朝首脑进行了三轮会晤，但在程序悖论问题上美国无任何改变。唯一的变化是美国放弃了朝鲜必须率先弃核才能进行谈判的前提，事实上接受了朝鲜停核停导就开始进行接触甚至高级会晤的方式。但在第三轮越南会晤时，美方还是担心朝鲜存在或有意隐瞒秘密核试验点的问题，导致会晤无果而终。美朝之间的长期误解使彼此互视为不可信任、出尔反尔的国家，让步等同于绥靖。因此谈判步履维艰，不排除再次出现虚与委蛇、虚多实少的外交政治秀的可能，沦为美国的政治选举筹码。
朝鲜以拥核求自保是危险之举，但这首先是朝鲜战争和地区军事不平衡造成的安全机制不完善的结果，其次朝鲜发展核武器才是当前局势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因此，美国应该率先让步，在美朝关系正常化和停战机制转化方面做出积极姿态。而一味用强只会导致两败俱伤的后果。大国在当前形势下率先让步，才能换来将来妥协的代价减小。虽然美朝首脑有了三次会晤，但美国对朝鲜的核心思想无任何改变，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朝鲜率先做出让步，朝鲜必须全面可核查地弃核才能够解除对朝制裁。美国率先让步应该是从长计议之举。未来美国的政策如果立足于解决问题而不仅仅是缓和局势，就必须确认让步绝不等于纵容错误、无条件妥协或认同朝鲜拥核。当然朝鲜也应该主动积极回应，把握这一外交与战略的默契。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让步可以先与朝鲜签署互不侵犯的条约，这可被视为是和平协定的基础。当然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在协议中表明美国决不承认朝鲜是核国家，如果朝鲜不在限定期限内弃核，关系正常化和和平协议将自动中止。一般而言，大国比小国可让步的空间更大、选择余地更多。大国应比小国更有自信也更有气魄。但如何避免战略欺诈是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最大的担心，也是政府最易受到国会或反对党施压的地方，弄不好就会陷入困境。美国担心：一是朝鲜夸大核计划的事实，以便在谈判中更有利于讨价还价；二是战略转移，比如秘密转移核设施或隐瞒核计划，这都必须通过更加细致而周密的相关制度设计而得到化解。
在建立信任的问题上，首先，美国和韩国必须实现观念的转变。要接受与朝鲜这类国家的共存共处而不是立足于改变它。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虽然多次表示无意于更迭朝鲜政权，但特朗普反复无常的性格和政策作法很难让朝鲜完全信任。美朝、朝韩之间必须认真确定两国之间的基本关系问题。对于朝鲜政权和主权的基本尊重是与其有效接触的前提，美韩对此必须形成新的一致性。以适当的方式承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问题上美国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这需要政治家智慧，当年美国能够率先与中国改善关系就是政治家智慧的充分体现。其次,是制裁与激励机制如何更有效地结合在一起。目前是制裁成为常态，但激励不足。美国应该付出更大的成本，且不斤斤计较。美国应该先给予后获取，从而减少朝鲜欺诈的可能性。第三，要与相关方一起行动，形成一个多边制约。其中美韩中俄的协作十分关键。下一步安全合作机制的关键在于必须建立有效的核查和约束措施，以避免战略欺诈或战略威慑的升级。
（四）中国在朝核问题中的作用
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特殊作用为：一是力促半岛问题的和平解决；二是维护朝鲜半岛局势的稳定；三是提出和推动了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机制。作为近邻和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中国长期与朝鲜保持特殊关系，对朝鲜提供包括能源在内的各类援助，与朝鲜的经济交流也是最多的。中朝关系虽然分歧不断，但总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的态势。但自朝鲜研发核武器以来，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在2009年朝鲜进行第二次核试验后，中国政府在反对朝鲜核试的声明中罕见地使用了“悍然”一词，以示极度不满。但随后中朝关系还是得以保持，中国虽然同意在联合国框架下对朝鲜进行制裁，但仍呼吁各方保持冷静与克制。2013年朝鲜进行第三次地下核试验，地点在中朝边境。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实现半岛无核化、防止核扩散、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是中方的坚定立场；敦促朝方信守无核化承诺，不再采取可能恶化局势的行动。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对朝鲜政策进一步清晰化，中朝关系不是特殊的而是正常的国家关系，中国绝不会支持朝鲜的拥核行为，告诫朝鲜不应对此产生错判，即认为中国为了保持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保持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可能事实上支持朝鲜拥核；中国长期支持朝鲜很难割舍两国的特殊关系，中国反对朝鲜拥核不会以牺牲中朝关系为代价。中国在对朝核问题的战略排序上，半岛无核化列于首位。
中国自2003年8月在原有中美朝韩四方会谈[1] 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共举行过6 轮会谈。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基础上提议举行包括中美朝韩日俄在内的六方会谈以来，显示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角色出现了由旁观者、参与者向斡旋者和协调者角色的转变。中国继续对朝鲜发挥着特殊影响，对半岛可能出现的危机失控局面进行了有效的管束。继续强化了与韩国、美国和俄罗斯在半岛问题上的反核立场，中国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得到了普遍认可。关于中国的责任问题，中国坚持“有限责任论”，即中国只能承担协调作用，而不是朝鲜弃核的主要责任方。
中国在半岛问题上有两大担心：一是朝鲜出现动乱和突变，使得中国东北地区不仅面临难民潮的影响，同时也有可能引发局部战争的风险;二是中国担心别国利用中朝危机，趁机对朝鲜实现戏剧性缓和。中国还担心别国转嫁外包危机给中国，而其他国家却并不采取相应政策，最终导致中朝矛盾上升，中国无法对朝鲜发挥原有的特殊影响。因此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的主张是明确的：
其一，解铃还需系铃人，美朝矛盾、美朝之间的对立和互不信任是朝鲜弃核的最大阻碍。美朝之间必须实现关系正常化，消除军事敌对状态，才能为朝鲜最终弃核扫清障碍。
其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存在战略限度。中国无法凭借一己之力解决好朝核问题，中国只能与相关方一道努力才能最终实现朝鲜弃核目标，那种认为中国加大对朝鲜施压、停止对朝鲜援助就可以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是天真的、不现实的，而且只会给朝核问题最终解决带来危险。
其三，中美在朝核问题上应进一步强化战略协作。中美在反对朝鲜拥核和反对核扩散问题上有高度共识，对于地区稳定也有一致立场。但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式上有分歧。中国反对借半岛问题强化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认为这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中国反对美国对朝鲜敌视和忽略的政策，主张美国应在六方框架下积极有所作为，也支持美朝直接对话。中国也反对颠覆别国政权的企图和政策，主张尊重别国主权，平等协调对话。在半岛统一问题上，美国担心未来统一的半岛会出现排美倾向，影响美国在半岛驻军。而中国担心统一的半岛与美国结盟，而把美军推进到鸭绿江边。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特殊作用是历史形成的, 不应强行要求中国采取与美韩完全一样的对朝政策。中国将继续发挥基于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的优势而努力促进朝鲜的经济变革，使得朝鲜弃核问题朝着软着陆的方向发展。
其四，各方必须一起努力，协调一致，才能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中国仍然寄望于通过六方会谈机制来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只能承担部分责任，中国在发挥责任的方式上还是寄望于多边机制。新世纪以来，中韩在半岛问题上的合作有目共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也是两国合作的亮点。但这些合作更多只限于稳定地区局势，在朝鲜弃核问题上还需要有更多创新式的合作。
其五，对于朝核问题中国的红线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中国的红线是朝鲜不能进一步发展核武器，要冻结核计划直至消除核计划。因此，中国对朝核问题的核心是阻止朝鲜进一步发展核武器或使核武器武装化，不搞核扩散，不率先使用核武器，当然也反对他国对朝鲜进行核威胁或先发制人使用核武器。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防止两个事件的发生，即防止生战生乱。中国的对朝政策不会出现大的转变，不会大起大落。但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态度坚定明确，作用是积极和建设性的、负责任的。中国提出的“双暂停”方案得到实施，才有了美朝关系的缓和和美朝首脑会晤的开展，但双轨并进的建议还未得到充分落实，这也是朝核问题下一步能否有所推进的关键所在。中国可以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但中国只能尽其所能，即继续发挥协调作用，美朝之间的问题不能变成中朝之间的问题。
（五）朝鲜进行经济改革的可能性
朝鲜弃核是安全问题，但鉴于朝鲜国内政治、朝核问题发展的历史变迁与周边环境的特殊性，朝鲜弃核的一个突破口在于朝鲜经济发展，即通过推动朝鲜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其政权的软化和变革，从而达到最终弃核的目的。各国对朝鲜发展经济的意愿和改革的决心缺乏了解和认识，并且将朝鲜发展经济视为对核能力的补充。这个认识是不全面客观的，也影响到与朝鲜开展经济合作。2018年以来，金正恩不断视察企业和经济部门，也是释放经济发展的信号，而且强调朝鲜要自力更生发展经济，以抗衡国际制裁。
对朝鲜而言，金正恩政权有三个选择：主动变、被动变、根本不变。朝鲜现在谋求拥核和发展经济并行，即朝鲜有两个支柱：一是拥核，另一个是和平环境，恢复六方会谈。它需要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生活，变革金融交易体系，也希望进行外交方式的改革。朝鲜已经认识到贫困不是社会主义，金正恩表示“粮食比子弹更为重要”。新政权执政也是朝鲜实行新政策的最好时机。金正恩政权在国内经济上的变革虽然缓慢，但确实已有体现，比如多元经济形式的探索已经在民间一定程度地展开。
朝鲜提出核武和经济发展均不可或缺的口号。核武是保国自卫，经济发展才是根本。保护国家安全的目的是为了经济发展，核武是为其经济发展服务的。金正恩非常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军事牌已经不多且风险日增。金正恩政权在核问题上的尝试已经难有新措，但在经济上的变化空间很大，这对于他获得新的政治业绩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因此，无条件促使朝鲜政权变革而不是促使朝鲜政权更迭应该成为我们政策的首选。如果朝鲜发展经济，取得成效，人民生活变得富裕后，形成经济变革的不可逆进程，才会使朝鲜有可能最终实现以弃核换取更大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必须改变朝核问题的“阶段性解决”与“根本性解决”相脱节的问题——阶段性解决方案导致朝鲜一步一步获得发展核武的机会。[1] 从历史上看，由于朝核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难程度，美国同意了朝核问题阶段性解决的方案。由于互不信任，导致了互设前提，以对方行为作为已方让步的条件，结果才出现了阶段性解决的妥协办法，而阶段性解决是不能根本解决朝核问题的。因为无法完成不可逆的任务。
首先，我们必须以朝鲜内部改变为突破口，实现朝核问题的软着陆。长期以来，美国等国希望以朝鲜政权变更或现政权崩溃为目标，这导致了朝鲜自强发展核能力的进程。显然，朝鲜为了政权生存是不惜一切代价的，这是美朝对立的根本原因。现在朝鲜已经拥核甚至是核武器化的今天，美国已经很难通过武力打击来实现朝鲜政权的变更。朝鲜半岛只要出现战争，将可能是核战争，这是区别于其他地区和全球热点的最大因素。而且朝鲜半岛出现局部冲突，意味着整个东亚地区的危机。
在通过接触与合作使朝鲜实现经济改革来改变其对外政策方面，韩国可以发挥首当其冲的作用。韩国经济具有先发优势，资金和技术雄厚，民族情感和文化上的同根同源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韩国在推进朝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方面具有其特殊的作用。朝鲜在经济迈入正轨之后，其对外政策的合作性会上升，而进攻性会下降。
其次，我们必须明白，朝鲜拥核是可逆的，而经济改革是不可逆的。朝鲜弃核从短期看虽不具有可操作性，但从中长期看仍具有可能性，关键是实现从经济改革促弃核的转变。对于朝鲜而言，改革开放是不可逆的，而拥核是可逆的。换言之，朝鲜即使从物质上全面彻底地弃核，它也在技术上永久地拥有了这种能力。但由于弃核是可逆的，朝鲜弃核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是可行的选择。关键是弃核与朝鲜所需要的条件是否吻合，还看别国给他的条件能否抵消它弃核的风险。核武器不能解决民众的生活问题，不能发展经济，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制造问题的工具。如果其他工具能够取代其作用，而又没有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放弃这个工具就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打消朝鲜拥核必要性的路径之一就是经济改革，只有以不可逆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才能真正促成朝鲜的弃核，所有相关国家对此问题应有战略的坚定性和战略耐心。
第三，朝鲜如果与周边国家和美国改善关系，还能够获得资金和技术的支持，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也可以通过朝鲜而使朝鲜换得转口贸易的收益。加之朝鲜是一个小国，具有发展经济的资源条件，也拥有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进行加工贸易，朝鲜很容易通过一二项战略性的经济发展迅速改变其经济落后的面貌。即使是朝鲜先改革而后开放，都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初步发展阶段。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而言，只要政策对头，经济上取得显效的前景在短期内即可实现。
（六）朝核问题解决需要综合方案
在朝核问题的解决思路中，美国和韩国学者仍然强调如果需要安全稳定与无核化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应该优先考虑无核化。在安全稳定与无核化进程中，可以牺牲安全稳定来换取无核化。美国学者埃里克也表示，2020年美韩将重启军事演习[1] 2019年9月18日，上海大学半岛形势研讨会，美国学者Eric Nathan.Richardson 的发言。，果真如此，难得的缓和局面又将再次失去。这实际上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主张安全稳定是前提，在此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实现无核化。如果引起混乱，各方都难以承受失去安全的代价，无核化更是无从谈起。
对于朝鲜而言，国家安全保障是最为基本的因素。随着朝核问题解决进程的推进，美朝在无核化问题上的分歧将会进一步暴露和扩大。而且在核查、费用分担等问题上会有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阶段性弃核方案与最终弃核方案如何衔接和保持一致性也是一个挑战。因此，解决朝核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首先，朝核问题已经形成复杂交织的因果链，需要找到关键突破口才能破解。这个突破口就是以经济变革促弃核。
其次，我们需要更真实地了解朝鲜,更多研究朝鲜,对它的安全关切给予更多关注并提供在六方框架下的多边安全保障，改变恃强凌弱的作法。历史已经表明，类似军演或部署“萨德”导弹系统这样的作法虽然对于美韩双方而言具有某些威慑的作用，但很难在促进朝鲜弃核的问题上形成正面的影响，反而只能导致负面的影响。因此要注重顺势而为,极端方式会有极端效果反应。
对朝鲜表现出的尊重应该体现在政治与安全上，即尊重朝鲜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应该具有平等感、独立性和尊严感。还要有耐心，对于朝鲜的发展状况和发展阶段要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和理解，注意到其发展的渐进性。朝核问题的核心是安全，弃核必须与安全问题相联而不是与能源或粮食援助相联。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接触就能够实现的。必须在安全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朝鲜无法实现没有安全的弃核。
第三，朝鲜周边大国和强国在此问题上尤其需要大国心态。朝鲜没有资本漫天要价，周边国家的战略空间和战略手段远比朝鲜要多，程序上的率先让步绝非退让，也不等于承认朝鲜拥核，更不会放任不顾。
第四，注重政策的互动性。朝核问题的今天是多边互动而非双边互动的结果，单纯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于事无补的。我们既要关注朝鲜对外政策的变化，也要强化五方在朝核问题中的立场和政策协调，改变各自为政的作法。六方会谈机制需要解决多边协调的问题，也需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更需要解决多边安全机制的问题。六方机制需要焕发新的活力，需要进行升级换代。
三、六方会谈机制的未来
朝鲜核问题与安全密切相关。那种以经济援助换取朝鲜弃核的想法没有击中朝核问题的实质。但究竟是以停核换取安全保障，还是弃核换取安全保障，这既是一个程序性和技术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朝核问题的根本解决还需要回到六方机制的轨道上来，六方机制已经在历史上呈现出其作用，升级版的六方机制也必将在未来发挥更大影响。
（一）六方会谈的历史价值
自朝鲜2009年宣布退出六方会谈机制以来，人们对该机制的负面评论不断增多。人们认为六方机制已经失败或走入死胡同，它只是一个议事机制而缺乏约束力，或许已经丧失其价值。实际上我们对六方会谈机制应有一个历史的评价。六方机制的出现是当时各方的共识；六方会谈有其历史使命，是历史形成的。由于双方、三方、四方会谈都不行，才发展为六方会谈，其他会谈取得的进展更少。
六方会谈构想首先是出于地区整体的考虑。朝核问题不是任何一方或两方能够解决的，它涉及到多个国家的问题，尤其是地缘和历史上相关的六方国家，体现了对于东北亚这个政治整体的强调。双边问题应该双边解决，而多边问题不能双边解决。其次，在六方会谈机制基础上的多边安全机制或未来的东北亚共同体，正是为了解决东亚安全建立于条块分割的联盟体系这一虽具有历史意义，但并非十分合理的安全结构的。由于美国主导的双边联盟体系网造成了安全上的人为分割，也激化了一些国家对于安全的敏感性，导致安全上的基本互信难以建立。从长远看，这样的安全结构不加以解决，将会导致出现与另一联盟体系相对抗的可能性，如果这样，亚洲冷战在结构上就会深化。所幸的是，中国等国一直在避免以分割、对立的冷战思维处理东北亚的安全问题，而是推动建立能够将相关各方都包括在内的整体安全架构，通过普遍、整体的安全保障来改变一些国家具有联盟的相互保护，而另一些国家则缺乏安全机制的基本保障的不公平安全局面。
从以上两点看，六方机制确实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还远远不够。六方会谈机制应有三大功能：缓解危机、去核化、提供安全保障。这三者必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目前的六方机制仅在缓解危机上发挥了影响，而在去核化和提供安全保障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因此，需要提升六方机制在安全保障和弃核这两大功能上的作用，而且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核问题也是安全机制的问题。朝鲜如果放弃核武器，必须要与安全保护与核保护联在一起，而这正是下一步六方机制需要考虑的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必须实现向六方合作安全机制的转变。
六方会谈机制虽然已经陷入困境，但其作用与功能仍不可替代，关键是要有创新举措。比如在向朝鲜提供安全保障的安全承诺方面，六方机制仍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现在的朝鲜不相信任何单一国家的承诺，对朝鲜施加有效影响的方式只能是多边，必须以多边形式相互制约的承诺才能有效。安全保障必须率先实现不可逆，才能保障弃核的不可逆，而这必须具有多边约束。其他五国在朝核问题的安全协作上不仅可以有所作为，在安抚、劝戒、推动朝鲜经济变革的过程中也应从战略层面达成更多一致，保持更多耐心，给予更大宽容，提供更多便利。
从下一步改革看，需要强化六方机制安全保障的多边效用，其次要通过六方会谈机制来形成经济促弃核的职能。六方会谈需要改革与调整，否则又会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安排。六方机制的工作组可以保留，领域对领域，功能对功能。但功能合作要加强，重视功能合作的外溢效应。这里需要一种新的逆向思维，即不是通过朝鲜弃核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发展经济来推动弃核进程。
（二）六方会谈机制需要升级版
六方会谈机制改革的重点是重塑权威，六方会谈应形成一个督促机制，保持其权威性；促进权利与义务相结合，重新明确成员的权利与义务，要努力实现责任和收益的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平衡；相互约束与自我约束的平衡，使机制更有约束力；尝试先安全再弃核的路径。
当前的六方会谈机制存在三大问题：其一是六方会谈缺少吸引力，缺少实质的内容推进。由于核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所限，使得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几个工作组的工作也在先弃核与先合作的问题上僵持，而无法取得进展。
其二是六方会谈的约束性太差，退出成本过低。必须通过更多更大的权益保障来激发各方兴趣。从实际效果看，经济制裁[1] 对于目前的朝鲜核问题，虽有惩罚，且不断强化，甚至想出专门针对上层使用的奢侈品的惩罚等，但不太有效。对于朝鲜弃核的作用有限，且短时间看不出来，而军事制裁的成本又过高。今后无论是六方会谈还是其他形式的对话机制，都应该以合作的收益来强化背叛的代价，从而达到约束相关方的目的。
其三是多边协调差。六方机制在朝鲜弃核的问题上会出现五对一的情况，但五方在行为上的相互猜疑和不一致，导致朝鲜可能会利用五方的分歧和矛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多边合作的一致性原本就难，在中美俄日韩这五个不同类型的国家中合作就更难。相关国家一定要相向而行。六方互动十分复杂。相关大国分化而不是一致，朝核问题永难解决。各国可以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但目标和步调要保持一致。各方应保持同步克制，不能仅要求朝鲜克制。
六方机制应有创造性的突破。在机制建设上包括在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上有更加明确的限定，在相互协调问题上有更多制度上的安排。六方机制不是空谈机制，而必须更加务实，有实际的内容。作为六方会谈的成员不仅有安全上的保障，也有安全上的义务；既有权益也有责任，比如须有维持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共同责任。六方会谈成员间要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应有正常的国家关系等。美朝之间应该先签订某个和平性质的协议；任何一方不得采取单方面破坏稳定的挑衅政策；六方会谈成员间签署互不侵犯的约定。朝鲜中断或停止核开发，其他各方停止核威胁，朝鲜必须在六方机制内享有核保护。与此同时，必须在朝鲜和平使用核能的问题上有所考虑，比如由包括六方会谈成员在内的其他国家向朝鲜提供核能。促进朝鲜经济发展也应该成为六方机制更新的考虑重点。比如建立六方经济合作体，在这一合作体内享有贸易和关税的优惠等。只有这样才会使朝鲜最终意识到，加入六方机制，其继续进行核试验的谈判筹码的效益正在递减，而弃核的收益却在大大增加。这样才能将朝鲜牢牢地留在这个机制里。
六方机制还应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有一个长远的安排。现在东北亚仍在延续冷战的安全结构，而这种冷战安全结构又与核问题联在一起。考虑到这一地区的历史发展现实，六方安全机制可以长期与美韩同盟共存。从南北朝鲜的角度看，六方机制上的多边安全机制应该与南北关系改善保持同步。

【作者简介】 王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20)01-0001-20
【收稿日期：2019-11-30】
(责任编辑：张晓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