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演变及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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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两次执政期间对华政策的调整演变及影响[1]
杨鲁慧 石 敏
【内容提要】 随着中日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中日两国由此进入了战略磨合期与相互适应期，如何塑造与中国的关系成为日本外交中至关重要的课题。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两次执政的经历及其前后对华大相径庭的外交政策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安倍第一次执政期间积极改善对华外交，主张两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然而时隔5年再次执政，却不断展现强硬的对华态度和立场。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两面性、依赖性、务实性，为日本国内和中日关系带来了深远的政治经济影响。对比研究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对我国认识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特征、本质、动因，正确把握和处理中日关系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安倍两次执政 日本对华政策 中日关系 美日关系
安倍在2006年9月26日上台后，时隔一年于2007年9月26日下台；在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又在2014年和2017年的选举中获胜，连任至今。我们将这两个阶段称为安倍执政的第一、第二次执政时期。安倍两度拜相，数次重组内阁，如无意外，他将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其执政期间外交战略和对华政策也历经数次调整。以“君子豹变”和“国益为本”为原则处理对外关系的安倍晋三在哪些方面调整了对华政策，呈现了怎样的特征，又会带来哪些政治经济影响呢？本文将分析安倍两次执政时期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调整演变，解析其特征和政治经济影响，并分析调整的本质、动因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演变
第一阶段：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实施对华战略互惠政策
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是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是实行对华战略互惠政策的阶段。安倍在小泉实施“亲美疏华”外交政策，导致中日两国渐行渐远、关系临近冷冻之际当选为日本第90任首相，其在就职演说中就表明要从经济领域出发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向，访华时倡导与中国积极构建战略互惠关系，并切实作出了一系列对华友好的行为；之后在外交方面虽然提出了“价值观外交”，但整体对华友好。
其一，在历史问题上，主要集中在日本对二战时期侵略中国的历史认知上，这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具体表现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之时，迫于国内经济走势持续低迷的压力，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避免正面回答的模糊化战略，以修复小泉时期跌入冰点的中日关系。安倍一直持有相对保守的历史观，其在第一次任职前所著的《致美丽国家》一书中表示，国家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慰问为国家牺牲的亡灵是正当行为，他认为“中国谴责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做法是干涉日本内政”。[1]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7月、67頁。安倍还在书中为二战甲级战犯开脱，认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果并不符合国内法”[1]安倍晋三『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2006年7月、72頁。，否认国际审判的结果。尽管安倍对待二战及甲级战犯的历史观非常保守，但在第一次任职期间迫于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了模糊化策略。他这种在历史问题上低调的态度既照顾到了中韩两国人民的感情，也为中日关系的缓和作了铺垫。
其二，在政治外交方面，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呈现既务实又矛盾的相对友好策略。小泉时代造成了中日两国“政冷经热”的局面，在国内舆论和经济压力之下，安倍在上台之初便采取务实态度，积极采取行动以缓和中日关系。2006年10月8—9日，安倍接受温家宝总理的邀请，将中国作为第一次执政后的首访国家，刚上任两周便携夫人访华。此次访问是1999年小渊惠三之后日本首相的首次正式访问，两国确立了政治经济双轮并行、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共同意向。两国于10月8日发表了《中日联合新闻公报》，就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共同宣言》的基本原则，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妥善处理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问题，建设更高层次的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双方意欲通过中日安全保障对话和防卫交流，增进相互信任，同时还一致同意加强在国际及地区问题上的相互协调与合作。[2]外務省『日中共同プレス発表』、2006年10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kai ... 6/china_kpress.html。安倍此次访华打开了新千年以来中日关系的新篇章，被称为“破冰之旅”。安倍内阁在改善对华关系、积极与中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同时，也意欲通过“价值观外交”，推动日本在亚洲发挥作用、增强其国际话语权，提升国际地位。
其三，在对华经贸方面，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缔结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就两国加强在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两国的经济互补关系进一步深化，中日贸易总额连年上升。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包括对香港地区贸易额）达到2,493亿美元，连续3年超过日美贸易总额；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位于第三位。2007年，仅中国大陆与日方的贸易总额便达到27.8676兆日元（约合2,366亿美元），首次超越日美贸易总额；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跃居第二位（见图1）。[1]外務省『平成20年版外交青書·第2章』、 2008年7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 ... /h2/h2_03.html#0104。为了推进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4月温家宝访日之时，围绕中日经济关系及地区、国际经济问题等举办了中日高层对话，两国的“经热”局面得以维持并发展。日本“接下来的无偿资金援助主要用在治理中国的环境污染、感染症等问题，以及增进中日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技术合作等方面，除此之外，着重用于促进经济市场化、遵守国际规则、改进良好的统治、节省能源等项目的实施”。[2]同上。如此一来，日本的对华政府援助计划（ODA）对促进两国在拥有共同利益领域的深化合作、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图1 中日经济关系1991—2008年[3]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08年の日中貿易』、2009年2月26日、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 ... 01642_001_BUP_0.pdf。
第二阶段：安倍第二次执政前期转向对华强硬政策
2012年12月至2018年是安倍第二次执政前期日本对华政策强硬阶段。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引发中日国民的心态变化，特别是日本巡逻船与中国渔船在钓鱼岛发生的撞船事件持续发酵后，中日关系由相对友好开始急转直下。2011年，野田佳彦任首相期间对钓鱼岛实行了国有化，这一行为激怒了中国人民，两国人民的感情也降到了冰点。2012年，安倍晋三在蛰伏5年后回归首相之位，延续了前任首相的强硬态势，在多个问题上向中国发难。
其一，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对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径持否认态度。安倍晋三在2012年12月就任首相前公开表态，对自己在第一次执政时期没能参拜靖国神社十分痛惜，再次当任首相之后一定会去参拜靖国神社。2013年10月17日，安倍在秋季例行大祭之时以私人身份献上祭品“真榊”，这是其当年继春季例行大祭、终战纪念日供奉祭品和祭祀费用之后的第三次供奉。12月26日，安倍晋三刻意在其第二次出任首相一周年之际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表明“自己向为国家牺牲的英灵深表敬意”，这是自小泉于2006年8月15日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时隔7年第一次首相参拜，此举不仅遭到中韩两国领导人和国民的强烈谴责，也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其他党派的质疑。2015年8月14日，安倍晋三发表了“安倍讲话”，意欲取代“村山谈话”，将“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积极作贡献”作为日本的基本指针，并推进国家正常化。在讲话中，他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解释为是“受到欧美国家的经济封锁，迫于无奈寻找生路才开始了侵略战争”，并指出“河野谈话中承认慰安妇多是被哄骗或强迫缺乏事实根据”，进而将慰安妇问题转化为女性人权的一般问题。[1]安倍晋三『内閣総理大臣談話』、2015年8月14日、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discource/20150814danwa.html。安倍晋三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和行径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
其二，在政治外交领域，安倍晋三出任第96任首相以来，对华政策异常强硬，与他第一次执政时的对华态度发生了根本逆转，屡屡对中国发难。他一方面主张中日两国回归“战略互惠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其难以为继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安倍辩解道：“中国为了达成尖阁诸岛（编者注：即我钓鱼岛）的政治目的，袭击中国国内的日资企业、抵制日货损坏了两国经济关系，这样一来，便无法实现互惠关系。”[1]安倍晋三『新しい国へ·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文藝春秋、2013年1月、250頁。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承认存在领土争端，继而该争端由海域扩展到领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划定上，两国在钓鱼岛上方的领空范围出现重叠，因此争执及摩擦不断。安倍借钓鱼岛争端升级宣扬“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扩充军备、解禁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实现国家正常化铺路。2014年7月，安倍政府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7月16日，众议院通过了《安全保障关联法案》（安保法案），送交日本参议院进行审理。同年9月17日，参议院以多数赞同通过了该法案。2016年3月29日，该安保法案正式开始施行。法案承认了集体自卫权，扩大了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可使用的武器范围，缩短了有事情况下派遣自卫队的时间，使自卫队作为美舰的防护成为可能，放宽了武器使用标准等。[2]防衛省『平成27年版防衛白書』、2015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w2015_00.html。
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首次提出“积极的和平主义”主张。其本质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化的手段，打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在国内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自卫队的实力和活动范围、扩充军备，意在使日本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早日实现政治大国化和国家正常化。2015年，时隔18年后日美第二次修订防卫指针。新指针强调，“基于日美安保条约的日美安保体系是日美安全保障的基轴，以日美安保体系为核心的日美同盟是对日本、亚太乃至全世界的公共财产”[3]防衛省『新「日米防衛協力のための指針」（ガイドライン）』、2015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 ... t/pdf/guideline.pdf。，并扩大了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使其在美军作战时不仅仅局限于战时供给、搜索救难，还可以与美军在海上协同作战并在遭到弹道导弹攻击时予以战争反击，明显有针对中国和朝鲜的意图。另外，日本201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着重介绍并夸大了中国的军费开支，质疑其透明度，渲染中国在东海和南海对日本的威胁，强调周边态势的紧张程度，为新安保法案的实行、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日美同盟的强化等造势。[1]防衛省『平成27年版防衛白書』、2015年、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5/w2015_00.html。此外，在日美“印太构想”合作方面，“日本是主动的建构者、积极的推进者”。[2]袁征：《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3期，第22页。安倍欲借“印太战略”来助力日本国家正常化战略，提升日本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平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遏制中国的崛起。
其三，在对华经贸领域，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后，中日两国经济关系受到钓鱼岛争端引发的抵制日货、国民感情恶化等影响，不似第一次执政时期乐观。安倍起初萌生了“经济去中国化”的设想，积极参与美国主导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意欲与美国一起主导亚太地区的经贸规则，遏制中国的经济崛起。2012年6月，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此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将TPP 作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加以积极推动。2012年，安倍当选为第96任首相之后便表明了日本参与TPP的意愿，并于2013年正式加入。2016年2月，日美等12个国家签署了TPP协议,安倍政府对其带来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十分期待。2017年，新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眼前利益为重，将“美国第一”作为处事原则，上任不久就正式宣布美国退出TPP。安倍为了让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权、提升国际影响力，进而给自己增加功绩、谋求连任，接过TPP领导权并奋力推进，于当年11月11日将其升级为“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8年3月，其成员国在智利签订协议并于2018年底正式生效。[3]外務省『環太平洋パートナーシップ（TPP）協定交渉』、平成31年4月5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tpp/index.html。安倍之所以如此看重TPP，一是国内财界的压力，二是将其作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构建能与之匹敌的经济圈的手段。
自2010年开始，日本对华输出呈削减趋势，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却基本持平，导致日本对华贸易呈现较为严重的赤字现象（见图2），同时中国人民因日本领导人右翼倾向严重、在历史和政治外交上对华强硬而出现抵制日企和日货的心理，导致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到排挤，市场率降低、利润减少，甚至很多企业被迫撤出中国大陆市场。日本财界的利益受到损伤，纷纷对安倍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他不得不收敛对华强硬态度，对“一带一路”的抵触也开始缓和。受到两国政治环境和双边关系的影响，2014年日本对华投资额在连续三年出现大幅负增长之后开始放缓。在中日“政冷经冷”局面下，安倍意识到围堵中国、经济上“去中国化”的意图对日本经济发展、国家利益不利，开始注重采取务实态度，意欲改善中日经济关系。

图2 中日贸易额的演变（2000—2016年）[1]资料来源：外務省『平成29年版外交青書·第2章』、2017年、https://www.mofa.go.jp/mofaj/gai ... er2_01_02.html#s212。
第三阶段：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期对华政策转向的新动态
2018年至今，即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期，其对华政策呈现出转向的新动态。在2018年9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以绝对优势连任。根据2017年3月自民党新修改的党章中“总裁任期由2届6年增加到3届9年”的规定，安倍未来3年有望继续担任日本首相，这使得他第二次执政预计长达9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前期奉行对华强硬政策，但以2018年下半年正式访华为契机，开始转向对华友好温和政策，中日关系得到改善，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从2017年开始，安倍晋三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响应，传递了意欲在“附加条件”下与中国展开合作的积极信号。同时，日本政府多次邀请中国高层访日。2018年，中日两国领导人互访取得一定进展，中国外交部长、国务院总理陆续访日，“包括执政党干事长及公明党党首在内的日本高层也对中国进行了密集性访问”。[1]刘玉丽、沈海涛：《安倍东亚外交重构的动因与挑战探析》，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第100页。虽然中日高层已经实现多次互访，但成果大多集中在经济合作领域。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出现实质性进展的政治性事件，便是2018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这是自前首相野田佳彦访华以来时隔7年日本首相的正式访问。安倍晋三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晤，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及一些国际问题上取得了一定共识，但刻意避开了历史认知、领土争端等敏感议题，主要围绕经济合作进行洽谈并取得一定成果。此后，安倍延续低姿态对华营造友好氛围。2019年中国传统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安倍晋三特意录制了视频向中国人民送上新年祝福，这是历史上日本首相第一次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拜年，显示了日本意欲继续改善对华关系的姿态。
在外交方针上，安倍内阁由“俯瞰地球仪外交”转向“新时代近邻外交”。安倍晋三在第198次国会会议上作的施政演说中谈到，“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帜指导下‘俯瞰地球仪外交’开展已长达6年，是该作总结的时候了”。[2]安倍晋三『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9年1月2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 ... 128siseihousin.html。安倍决意在平成时代的终结年里为“俯瞰地球仪外交”画上句号，也表明了“此前漫天散网式的全方位外交就此告一段落，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一外交方针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而应该谋求重点突破、有所作为和彰显特色”。[3]田庆立：《外交总决算理念下的“新时期近邻外交”》，日本新华侨报网，2019年2月5日，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9673。此后安倍将展开“新时代近邻外交”，将对中、俄、朝、韩的外交作为重点。在施政演说中，安倍提到“经过去年秋季的访问，日中关系已经回到了完全正常的渠道，且与习近平主席在遵守国际标准下由竞争走向合作、不要给对方造成威胁、共同发展自由贸易体制三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多领域、国家层面上的交流，将日中关系推向新阶段达成一致”。[1]安倍晋三『第百九十八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9年1月2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90128 siseihousin.html。
通过安倍两次执政时期对华从友好到强硬再到友好的波动性轨迹，可以看出中日关系友好是必然趋势，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日本政府选择改善对华关系、开展友好合作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也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中日关系虽然有所改善，但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及民间交流领域，在政治安全领域，双方仍然存在着相互不信任或者说一些难以缓解的矛盾。”[2]梁云祥：《中日关系有可能提升至更高水平吗？》，日本新华侨报网，2019年2月5日，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99672。而且，安倍对华政策的初步调整主要出于对国内外变局的考虑，仍是一种策略性调整。“作为日本外交政策的协调者，安倍秉承的对华两面下注的政策并未放弃，只是适度调整对华强硬立场，采取协调主义[3]“协调主义”指安倍想用协调的方式来处理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安倍谈到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时提到“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协调时代”。参见顾文俊：《“协调主义”：安倍对华政策调整的真谛？》，载《新闻晨报》，2018年12月23日，http://epaper.zhoudaosh.com/html/2018-11/23/content_725117.html。应对中日关系。”[4]吕耀东：《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限度》，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0期，第13页。中国面对日本政府主导下各界的对华频频示好，应该继续保持理性的战略思维和定力，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主动权，避免使中日关系的改善沦为安倍掌控国内政局和地区外交格局的手段和筹码。
二、安倍对华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安倍作为根深蒂固的右倾保守政治家和现实主义实践的结合体，无论是对华友好的执政时期，还是对华强硬的第二次执政前期，乃至2018年访华后转向改善中日关系的执政后期，其对华政策不断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第一次执政时期，安倍高度重视亚洲外交和邻国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以首访中国开启了“破冰之旅”，融化了多年来疏远两国政治关系及国民感情的坚冰，并提出建设高层次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主张。同时，安倍在全球坚持推行“价值观外交”，他访问印度时主张建立基于日美澳印四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其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则将这一横跨欧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直到东北亚的蓝图描绘出来。日本虽然意欲在政治上通过对华求和来推动经济关系，以改善日本的经济低迷，但是在亚洲乃至世界外交中始终将中国当作竞争的“假想敌”，其“价值观外交”和 “自由与繁荣之弧”战略便彰显了其意欲包围、孤立中国的外交意图。
第二次执政时期，安倍内阁对华政策整体上呈现强硬态势。先是借钓鱼岛领土争端宣扬“中国威胁论”，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发展军事实力，进而修改宪法，将自卫队合法化。其体现了安倍对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后的防范心态、牵制和遏制之意。但中日政治关系恶化影响了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和利润。为了缓解舆论压力、维持支持率，日本又向中国释放友好信号。2014年，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访华，与国务委员杨洁篪就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共识，并表示日方高度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日本并未放弃对华遏制与防范政策，反而继续利用南海等问题制造事端，企图拉拢各方构建反华包围圈，致使中日关系迟迟无法真正实现转圜改善”。[1]孙文竹：《安倍外交调整动向及未来中日关系》，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1期，第82页。2017年后，日本首相安倍开始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派自民党干事长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8年下半年安倍访华，也是从日本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开拓中日合作的新道路之举。因此，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对华关系是在友好互惠中蕴含防范制衡意图，第二次执政时期是在防范遏制政策中又释放友好互动信号。由此可见安倍日本对华关系的两面性特点。
二、对美国的战略依赖性
重视日美同盟、依赖美国是安倍政府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安倍在第一次执政时期，强调日美同盟对于日本的安全、控制核威胁和核扩散、远东地区的安全的重要作用，鉴于美国超强的国际影响力、综合实力、军事实力，安倍将美国作为日本联盟的最优选择。但是安倍不同于小泉时期忽视亚洲、依附美国的做法，而是采取“主张型外交”，在重视日美同盟的同时，强调日本对美外交的自主性。安倍上台后将日美同盟定义为“为了亚洲地区和世界的日美同盟”，体现了安倍意欲借助日美同盟来提升日本在亚洲外交中地位的意图。
第二次执政时期，安倍将日美同盟置于外交安保的核心地位。上台之初，安倍便指责民主党在执政时期忽视日美同盟、试图在中美之间找回大国关系平衡的做法，进一步强调日美同盟对日本发展的核心作用。在安倍的极力主张下，日本与美国修订公布了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强化日美同盟，借日美安保体系扩大了自卫队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在经济领域，安倍于2012年执政后积极参与TPP谈判，试图与美国一起主导新的亚太经济秩序建立。在国际战略上，安倍积极向美国靠拢、投其所好以换取利益。在奥巴马宣布美国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日本积极响应、身先士卒，充当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桥头堡和军事前沿力量，仰仗美国权威提升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地位。2017年，“面对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日政策的巨大不确定性，安倍政府试图通过与特朗普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来重塑美国的亚洲政策”[1]刘玉丽、沈海涛：《安倍东亚外交重构的动因与挑战探析》，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5期，第98页。 ，在特朗普倡导推行印太战略之时，安倍积极呼应，推动日、美、印、澳四国共同构建“海上民主联盟”。由此可见，安倍在两次执政时期都将日美同盟放在核心地位，将日美关系置于双边关系的首位，对美国始终存在战略依赖性。
三、对华政策的务实性
安倍在个人价值观、执政理念上继承了其外祖父的“鹰派”特征，上任之前曾在其著作《致美丽国家》中为二战甲级战犯开脱罪名。但第一次执政时期，迫于政治格局力量平衡的需求，其对华政策必须符合改善中日关系、政治向暖的基调。在历史问题上，他采取隐忍的做法，中止了小泉时期自己作为内阁成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对历史问题采取暧昧的模糊化策略，以换取中国人民对日本首相友好姿态的接纳。安倍首访中国成功打开了世界经济大市场，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日本经济找到了发展的突破口。
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借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实施之际，安倍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宣扬“中国威胁论”，趁机增强军事实力，倡导日美澳印“安全菱形”，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谋求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奥巴马时期，日本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以求得日本在东亚地区拥有稳定的领导地位。但特朗普上台后不断“退群”，尤其是2017年以来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自私自利，无视盟友的诉求”[1]袁征：《美日同盟与中日关系》，载《和平与发展》2018年第3期，第24页。，对日本进行单边关税施压。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安倍刺激经济发展的“三支箭”收益不大，“安倍经济学”呈现疲软趋向，日本经济发展毫无起色。为了进一步赢得支持率并提高政绩，安倍又开始“打中国牌”，由漠视“一带一路”倡议转为尝试接触，并通过不断释放友好姿态、签订合作项目来刺激经济发展，改善经济不景气的现状，以稳定政局、赢得国民信任，为自己谋求强兵修宪铺平道路。安倍晋三的右倾保守价值观虽然已根深蒂固，但每当他面临国内政局举步维艰的困境之时，又不得不放下身段寻求与中国接触与合作，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将国家利益和个人政绩需求放在第一位、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务实性特征。
三、安倍对华政策调整产生的影响
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时期采取对华友好的态势，时隔5年重返政坛之后将中国作为竞争“假想敌”，其第二次执政前期采取对华强硬的政策，从历史问题、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等各个方面与中国产生冲突摩擦。安倍晋三两次执政期间的对华政策调整，对日本国内、中日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第一，日本政治右倾保守化由缓和到加剧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面临着周边邻国崛起和国内发展暂缓的压力，日本国内政治右倾保守化进一步发展。小泉时代无疑是冷战后日本右倾保守化的第一个高潮，小泉纯一郎在5年任期内每年必参拜靖国神社，任命其强硬路线的支持者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任内阁要职，酝酿修改和平宪法，外交上强化日美同盟，忽视亚洲外交，使得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气氛浓厚。而安倍2006年上台后一反常态采取务实的对华友好政策，回避是否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敏感问题，访问中国并呼吁共同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吸引了日本政界及和平爱好者的支持。且当时民主党势力较强，可以在参众两院与执政的自民党匹敌，来平衡自民党过于强硬和保守的政治主张，右倾保守化得以缓和。
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的种种行径无疑助长了政治右倾保守化。“安倍晋三复出当政后，更是承袭小泉的手法，大量启用亲信担任政党和政府要职，与经济界、知识界、媒体界的新右派结成联盟，全方位推行其一系列右倾化政策。”[1]熊达云：《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载《东北亚学刊》2018年第6期，第36页。安倍第二次上台后的多年中一直坚定不移地走强兵修宪的右倾路线，助长了右倾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氛围，致使自民党的联合政党公明党的中立主张减少、倾向于自民党强硬的做派；自民党内部右翼派阀势力膨胀，爱好和平的左翼派阀仅余“二阶派”；媒体界偏左理性的《朝日新闻》受到排挤[1]橘玲『朝日ぎらい――よりよい世界のためのリベラル進化論』、朝日新聞社、2018年、107頁。，替安倍政府宣扬国家主义思想的右翼激进媒体《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受到关注和支持。至此，日本政治越来越保守右倾化。
第二，中日政治外交关系由友好期进入低谷期
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中日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使得小泉时代形成的中日关系冰冻期得以化解、融和、改善，并升级到双方就构建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一致的高度。安倍访华时，中日两国发表了第四个政治文件《中日联合公报》，就共同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努力推动“政治经济双轮”并行，双方的政治关系因为安倍的积极访华而转暖，其后的数任首相延续了对华友好的外交态势。福田康夫本着和平外交的宗旨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两国于2008年5月正式签订“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之后，民主党的鸠山由纪夫主张对华友爱外交、将中日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安倍重新上台的第二次执政时期，借助中日两国因钓鱼岛争端引起的紧张局势，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甚至在内阁官房内成立了 “领土主权对策企划调整室” 专门机构，以发布情报信息引导舆论导向，一方面将因国内经济不景气而对政府失望的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外关系上，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自己在国内走强军扩军、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逐步修宪的右倾保守路线扫除障碍。在之后的执政期间，安倍在历史问题上参拜靖国神社、质疑东京审判、修改“村山谈话”和“河野谈话”、修改历史教科书等一系列不负责任行为，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两国在领土、历史等问题上的纠纷不断，使得中日两国政治关系不断恶化，进入政治外交关系的低谷期。
第三，中日经济合作由蓬勃发展到前行受阻
第一次安倍执政时期，安倍欲改变“政冷经热”局面，提出让中日政治和经济双轮并行的主张，得到中国领导人认可，两国的一致努力不仅改善了中日冰冷的政治关系，而且加强了金融、信息通信技术、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两国进一步利用国际会议等契机频繁进行高层经济对话，强化了能源与环境方面的互惠合作，并就共同开发东海资源达成协议。中日两国关系的缓和及好转使得国民感情渐好，提升了两国人民观光旅游与交流合作的热情。在此背景下，双方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双边贸易额增长迅速，2007年度仅中国大陆与日本的贸易额便超过了日美贸易额，双方经济合作呈现蓬勃发展之势。[1]外務省『平成20年版外交青書·第2章』、2008年7月、https://www.mofa.go.jp/mofaj/gai ... /h2/h2_03.html#0104。
安倍第二次执政初期对华强硬的姿态使得中日政治关系不断紧张,并延伸到经济领域。安倍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一系列保守化行为进一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发了抵制日货和排斥日企的抗议行为，加上劳动力成本的增长等因素，很多日本企业效益日益低下，有些被迫撤离中国市场。另外，安倍企图通过推动TPP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在第183次国会施政演说中，安倍提出“日本再也不是被动接受规则的国家，无论在全球化、还是在地区或两国经济领域，日本不再等待规则，而是要创造规则”。[2]安倍晋三『第183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2013年2月28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 ... 128siseihousin.html。中日紧张的政治态势影响了两国的经济关系，同时安倍在国际上企图去中国化的做法更不利于双方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因此，2012—2017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额不升反降，由2012年的3,661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3,292.89亿美元[3]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中国北アジア課『2017年の日中貿易』、2018年3月、https://www.jetro.go.jp/ext_imag ... 4b63f3/20170104.pdf。，大大损伤了双方的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纵使安倍近期不断对华释放友好信号，短期内也不太可能重新恢复双方在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构筑的战略互惠和互信模式，两国重新全面改善关系任重道远。
安倍第二次执政前期相较于第一次执政时期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加剧了日本政局的右倾保守化，进而使中日政治外交关系进入低谷期，经济的深入合作受阻。而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后期，通过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响应和第三方合作的尝试性参与，逐渐从经济合作领域开始缓解中日之间紧张的氛围。2018年10月访华，意味着安倍晋三再次以低姿态从务实角度出发由“对华强硬政策”转变为“对华协调政策”，这一转变与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遥相呼应。安倍访华为中日关系向好发展搭建了较高的政治平台，政治基调的友好为经济渠道的合作营造了较为和谐的氛围。
四、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安倍对华政策由友好到强硬再转向友好三个阶段的调整，可以洞悉安倍在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对华政策的波动性趋势，体现其对华两面性、对美依赖性和对华政策务实性的特征。其执政第二阶段初期采取的与第一阶段大相径庭的对华政策，助推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右倾化，使中日政治外交关系由友好期进入低谷期，同时政治影响效果外溢，使得两国经济关系发展受阻。
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演变是体系层次与国内层次多重因素作用影响的产物。体系层次的动因因素可以概括为亚太格局的变动。首先，最直接的因素是中日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迅速，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了对日超越，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凸显。东亚地区两强并立趋势渐趋明显，中日两国进入了战略磨合期，引发了日本领导人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防范思维，于是“先发制人”制衡中国。其次，美国对亚太战略的调整以及对中国“再平衡”战略也是非常关键的体系因素。奥巴马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要求其盟友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牵制中国方面要发挥特别的作用。日本则借力美国回归东亚之势，强化日美同盟，提升地区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特朗普上任后主张以“印太战略”遏制中国的崛起，日本则借此拉拢印度等国家，发挥自己的领导力。美国亚太战略调整为日本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提供了助力。再次，东盟的“大国平衡”战略也是不可忽视的体系因素。东盟国家担忧东亚地区出现“一国独大”的局面而实行“大国平衡”战略，在经济上依靠中国的同时在安全上依赖美国、重视日本，这无疑为日本实施强硬对华政策提供了机遇。
国内层次的动因包括领导人的执政理念、社会舆论和国内制度。其一，安倍晋三的执政理念影响其处理中日关系时做出的决策。其外祖父岸信介的基因遗传及耳濡目染的政治熏染使安倍具有浓厚的右倾保守主义色彩，加之继承其外祖父对二战的错误认知，妄图修改战后体制，这些政治观念都干扰其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正确认知。其二，社会舆论也对安倍晋三的认知产生干预作用。安倍晋三为了赢得支持率，需要考虑民众的倾向和呼声，近年来右倾化的社会舆论对其感知中国挑战产生放大作用。其三，国家制度方面，日本独特的政党制度、事前审查制度、议会制度对安倍制定外交政策产生影响。首先，政党制度方面，2006-2007年期间民主党势力可以与自民党匹敌，日本政坛呈现少见的“两党制”局面，民主党对华友好可以平衡自民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过激决定。自民党内部也存在亲华势力，使得安倍对华政策偏友好。2012年之后的第二次执政前期，民主党逐渐势微、经过更名、合流之后不复存在，政坛上可以匹敌自民党的政党消失，又重现“55年体制”下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而且党内国家主义和保守势力强劲，左倾亲华势力受到排挤，这势必会将日本对华政策导向激进的深渊。其次，事前审查制方面，日本独有的且已制度化的政策决定惯例——“事前审查制”使自民党拥有较大权力干预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近年来，安倍又通过在首相官邸和自民党内设立一系列直接对其负责的部门，将事前审查制变为加强首相权力的一个利器，逐渐强化了官邸主导。再次，议会制度方面，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随着自民党“一党独大”政党优势的逐渐形成、事前审查的制度化和官邸主导的强化，议会的立法权逐渐被削弱，日本的行政权逐渐大于立法权，议会制度逐渐形式化。
综上所述，首相权力的不断集中使得安倍成为战后最为集权的首相，这为他按照自己意愿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走上实质修宪的道路作了铺垫，为安倍在第二次执政前期按照自己意愿实行强硬对华政策、2018年访华打开与华“一带一路”合作渠道等扫除了制度和程序上的障碍，使得安倍在对华问题上更加信马由缰。
聚焦当下，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期，从经济领域开始对华松动，逐步扩展经济发展脉络，盘活日本国内多年来增长低迷的经济，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下的日本经济寻求新的发展路径。但在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占据主导优势之际，为了稳住右倾势力的支持和顺利实现在自己通过修宪而青史留名的愿望，安倍如果有望连任至2021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预计将会以政局维稳和修宪为主要目标，对华政策应延续2018年下半年以来的缓和趋势，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维持对自己执政最有利的局面。在处理中日未来关系方面，中国应该采取理性、务实、国家利益优先、维稳与维权并行的对策。

【作者简介】杨鲁慧，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石敏，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2019年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9)03-0066-19
[1]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项目“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JF1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权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BGJ047）。
【收稿日期：2019-04-04】
【修回日期：2019-05-20】
(责任编辑：邢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