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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格局新特征与秩序演变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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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8-13 13:1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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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格局新特征与秩序演变新方向[1]
丁 工
【内容提要】近期中东地区一方面延续战乱频仍、局势动荡的主基调,叙利亚继续在内战漩涡中挣扎,巴以战火旷日持久已成常态,美俄针对地缘势力范围角逐依旧激烈,多个热点地区仍能看到沙特和伊朗反复争夺、酣战激斗的身影。另一方面中东局势又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美土矛盾骤然升级、伊朗核协议停摆推高美伊对抗强度、走向平稳的伊拉克乱局潜存再度复发的风险。这些新老热点问题的叠加联动,促使地区政治秩序和利益格局反复重组,域内外各方势力的博弈角力,又将对大国关系定位、国际体系秩序演变和地区战略格局的前景走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中东局势 叙利亚问题 美伊关系 巴以关系
当前中东格局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一方面,热点事态呈现乱中趋稳迹象,中东剧变诱发的民主化热潮显现降温态势,伊斯兰势力强势崛起走向常态,“伊斯兰国”出现溃败征兆并逐渐淡出媒体视线,叙利亚主体战事结束、进入“由战向和”的拐点期。另一方面,混乱的地区局势和严峻的安全形势未见好转,地区多国民众追寻民主政治权利的意识仍旧高涨,民生问题均无实质改善,社会不稳一直伴随西亚北非诸国,隐藏政局动荡、政府垮台的潜在导火索。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收缩战线以把更多资源转向亚太,在中东形成潜在的权力真空,引发域外势力和地区主要国家激烈博弈,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纷纷涌现,而美土关系遇冷、俄土关系趋热,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互动增加、与沙特暗结“反伊”联盟,牵动各方力量的分化改组,则似乎成为引起地缘政治格局更替的前奏。
一、中东格局出现的新特征
目前中东地区安全形势呈现喜忧参半的局面,叙利亚战争已大体进入尾声,大规模战争和冲突已基本停息,有朝着政治解决的发展趋势;危害数年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濒临覆灭。但同时,地区多国仍面临多处热点升级、动荡加剧,国内冲突、国际军事行动、恐怖活动此起彼伏等难题的困扰,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一)叙利亚战局从“五强均势”演变为“三国演义”
2018年2月初,巴沙尔总统调集精干力量、联合多路盟友武装,对盘踞在东古塔地区数年之久的反对派武装发起全面反攻。到4月中旬,俄罗斯宪兵接管杜马镇治安,“沙姆自由人组织”“伊斯兰军”和“拉赫曼军团”等反对派武装被迫转移到伊德利卜,东古塔战役以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宣告结束,并成为叙政府军发起全面反攻的重大转折点。由于东古塔邻近首都大马士革,占据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东古塔战役的胜利为叙政府军战略部署由“平南”转向“定北”铺平了道路。随后6月,叙政府军在经过短暂修整后又奔赴战斗一线,攻打以重镇德拉为中心的南部三省。7月,叙政府军顺利攻克南部三省,迫使反对派武装交出重型和中型武器,同时允许其撤往叙北部反对派控制区。至此,叙政府军基本完成“平南”方略,并开始转向“定北”方针,择机聚歼以伊德利卜为中心的反对派武装大本营。[1]董漫远:《叙利亚乱局:博弈新态势》,载《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第44—58页。
叙利亚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及其周边地区,是除库尔德人控制区外反政府武装仅剩的一块主要地盘,伊德利卜俨然已成为反对派最后一块“避难地”和“落脚处”。随着叙利亚境内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行动步入收尾阶段,士气大振的巴沙尔想要一鼓作气拿下伊德利卜等地,借机一举收权、重整江山。就在叙政府军集结兵力、总攻在即之时,美、英、法却突然发布联合声明,警告叙政府不要对伊德利卜发起“鲁莽”行动,否则可能造成“人间悲剧”,美军还把装备“战斧”巡航导弹的大型军舰驶向叙外海附近,摆出一副随时准备介入叙利亚战事的架势。而此时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不仅派海军航母编队长途奔赴东地中海,还在靠近叙利亚水域举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海上军演。俄空天军将防区向北移驻、深入叙反对派的空域腹地,与美军叫板对阵的意图非常明显。
当前,伊德利卜第一大反政府力量是与“基地”组织有染、曾经数易其名的“沙姆解放组织”(HTS,又称“征服阵线”),该武装控制着伊省大约60%的土地。第二大反政府派系是由土耳其支持、拼凑十多支各色武装组建的“叙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该势力控制了其余40%的行政地域。土耳其曾试图以武力为后盾促使“沙姆解放组织”与“叙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合并,但“沙姆解放组织”拒绝接受土耳其的领导。因此,在俄叙联军清剿反叛武装的军事行动上,土耳其原则上赞同消灭“不听话”的极端组织 [1]Matthew Bodner and Zeynep Bilginsoy, “Russia, Turkey discuss future of Syria after Americans depart,” The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c ... term=.09875d191fac.,但要求将归顺自己的“温和反对派”与“恐怖分子”区分开,而该主张同俄罗斯和伊朗执意要连窝端掉叛乱武装“巢穴”的想法相抵触。叙利亚是土耳其通往中东、挺进阿拉伯国家的门户,当年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军队能够横扫阿拉伯群落,前提条件正是打通叙利亚这个南下走廊。如今土耳其更是把参与叙利亚秩序重建视为再度崛起的“铺路石”和“助推器”。2018年1月20日,土耳其军队和土方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由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地区,经过两个多月激战,顺利接管库尔德武装在叙利亚西部的“飞地”阿夫林,不仅使库尔德武装企图将东西两块控制区连成一片的设想落空,还为土耳其进一步影响叙利亚局势走向打入一块楔子。
自2018年3月起,叙利亚内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尽管随着极端组织在国际反恐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渐沉寂,叙利亚政府军肃清“余孽”、维稳平叛的战事行将接近尾声,但叙利亚恢复和平、启动国家重建的工作却依旧止步不前。当前从战场形势看,叙利亚内战已进入到“三方混战”阶段,即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主力的反政府武装、巴沙尔政府军和以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为基干的叙利亚民主军,三方力量之间形成时而为敌、时而为友、分合消长的格局。特别是随着沙特因与卡塔尔断交、卡舒吉案等事件导致地区影响力大减,加上其所支持的叙主要反对派武装如“伊斯兰军”“沙姆自由人组织”等在东古塔战役中大部被歼,其残部不是被土耳其收编,就是转投极端组织麾下,导致以沙特为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GCC,简称“海合会”)势力大打折扣。[1]“Turkey to launch larger operations in northern Syria,” Iran-daily, October 30, 2018,http://www.iran-daily.com/News/233567.html. 同时,“伊斯兰国”先前控制的绝大多数土地再度被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夺回,极端组织的武装力量主体被打散,被迫转向“地下化”“游击化”的作战模式,其对叙利亚战事的影响力大幅缩水。随着沙特、“伊斯兰国”等势力的外缘化,曾经在叙利亚内战中形成的五强均势格局,即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库尔德武装、俄罗斯和伊朗联合巴沙尔政府军、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沙特和埃及与海湾国家支持的叙利亚温和反对派以及极端组织,逐渐演变为俄罗斯和伊朗支持的阿萨德政权、土耳其在叙北部扶持的亲土政权和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的“三国演义”。[2]“US-led coalition says Syria withdrawal has begun,” Al Jazeera, January 11,2019,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 ... 0111092622492.html.
(二)美土矛盾激化、安全形势又添变数
2018年8月,美国宣布将对进口自土耳其的铝制品和钢铁分别加征20%及50%的关税,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随之应声下跌17%。至此,里拉对美元汇率已贬值达45%,土耳其近一半的GDP瞬间蒸发。不可否认,本次土耳其经济危机更多是因物价疯涨引发通货膨胀,大量外债导致国际信誉严重透支,国内固有经济发展结构不合理等因素诱使,但如果没有美国的“及时补刀”和“背后使绊”,土耳其经济还不至于如此狼狈不堪。因此有评论形容,与土耳其里拉大跌一样迅速的还有已经“貌合神离”的美土盟友情谊。美土闹僵的导火索是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Andrew Brunson)被土耳其以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监禁,美国政府多次谈判交涉要求土耳其放人都无果而终,随后美国向土耳其彻底摊牌:如不放人就采取外交和经济“攻击”手段。同时美国还先后采取制裁土方高官、打压金融体系等一系列组合拳向土耳其施压。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土耳其方面也毫不退让,埃尔多安隔空喊话:“美国朝战略伙伴开枪不值得信赖”“土耳其不会听从任何压力的摆布”,并就对等的美国进口物品加征关税,以回击美国对土耳其的制裁。这场“一位牧师引发的战争”促使美土这对曾经颇为融洽的“同盟密友”之间出现裂痕。土耳其似乎正从美国的友好伙伴“变心”成为水火不容的死敌。
回溯历史可知,土耳其与美国在结成“血盟”关系的半个多世纪内,也曾经多次在磕磕绊绊、跌宕起伏中度过,但像近期如此高频度出现摩擦的情况则较为少见。而今,在对美外交关系上土耳其频频叫板碰硬,恰是其国家崛起引发的深层次(观念)和结构性(力量对比)矛盾不断发展演化的结果。埃尔多安当政后,土耳其近10年经济持续年均增长7%以上,人均收入从3119美元提升至10512美元,使土耳其进入新兴市场国家之列,并前所未有地接近“发达国家”地位。如今土耳其在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决心改变长期以来对美国唯命是从的“不平等”处境。自2002年正发党上台执政算起,埃尔多安作为土耳其总理、实际掌权人已经控制政局长达16年之久。如果不出意外,埃尔多安还将继续执掌权柄到2025年,届时他不仅会成为土耳其建国后执政最久的行政长官,还会成为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权势最大的国家领袖。而美国也知道,埃尔多安在土耳其政坛十多年里得以“屹立不倒”、连续执政,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经济发展良好。因此,特朗普通过贸易制裁方式打垮土耳其经济,意在直击埃尔多安“要害”,达到迫使其重新“归顺”美国麾下的目的。
目前来看,美土都不愿意向对方让步、以免授人以柄,两国因失和而陷入胶着僵持的双边关系更是被置于极度危险境地,导致未来双方爆发激烈冲突的几率直线上升。由于美土同是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关键力量,两国之间矛盾激化无疑给本已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增添新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过也应当指出,虽然美土关系进入转折关头、甚至面临断裂拐点,但鉴于双方在地缘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密切联系,两国外交关系尚不至于恶化到彻底决裂的地步,更不存在土耳其“叛变投敌”引起地区外交革命的可能。毫无疑问,尽管美土表面上都很强硬,但内心则想以恰当的方式弥合分歧、不失颜面地打破僵局,因而未来两国最终实现破镜重圆、重新修好的概率也非常高。事实上,当美土在经贸和外交领域较量时,叙利亚政府军正厉兵秣马即将打响伊德利卜战役,美土两军随即在叙利亚北部的曼比季地区开展了联合巡逻和训练演习。在2018年8月底的记者会上,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表示,土耳其对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正着手准备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开展联合巡逻。[1]《美国和土耳其计划在叙利亚北部开展联合巡逻》,新华网,2018年8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29/c_1123347336.htm。同时,为配合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伊德利卜的兵力调动和布防设置,美国还主动“驱离”了几处本由库尔德友军守备护卫的城镇和村社。
(三)阿拉伯君主国稳中有变、部分国家迈出“开明新政”步伐
中东剧变发生后,与埃及、利比亚、突尼斯、也门等发生政权变更和体制转型的阿拉伯共和国以及深陷战乱泥潭的叙利亚相比,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状况则令人稍感宽慰。海合会、约旦、摩洛哥等封建集权制国家虽没有出现共和制威权主义社会所经历的大动荡,但都深刻意识到伴随“阿拉伯之春”民主变革而来的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市民社会阶层壮大,对家族政治和绝对皇权具有巨大的杀伤力和破坏力。他们也都明白,尽管当前暂时可以凭借丰厚的物质财富和优越的福利制度建立起覆盖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采用“民生堵民主”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消除部分社会群体和异见人士对现有封建独裁政权的不满,从而得以继续维持政治相对稳定、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总体局面。但从长远盘算,必须重新思考未来国家制度改革和发展道路选择的问题。事实上,如果这些皇族世袭、集权专政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不能尽快推动切实有效的改良革新,也迟早会步威权主义、强人政治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后尘。[2]Luiz Pinto,“Crude promises: Can Saudi Arabia walk the talk for economic reforms?”Institute for brookings, December 21,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 ... and-opportunities/.基于中东剧变后,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的战略判断,部分阿拉伯君主开始自发寻求改良革新,以顺应基层民众自发参政意识兴起的变革诉求和趋势潮流。
2013年6月,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哈马德不但主动将皇权让位于年仅33岁的王储塔米姆·阿勒萨尼(Tamim Al Thani),实现国家最高权力的和平过度与平稳交接,还极力推动更多女性和年轻人进入酋长联席会议和政府内阁等核心决策机构,从而给保守专制的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带来一股开明新风。一直以来,实行家族世袭的海湾君主国皇位传承无非两种方式:要么是终老任期后由储君自然接班,要么是宫廷政变夺权。[1]《卡塔尔埃米尔主动让位其子为阿拉伯世界首例》,新华网,2013年6月2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6-26/4969509.shtml。而此次卡塔尔最高元首主动逊位实属阿拉伯世界首例,不仅给盛行“老人政治”的卡塔尔领导层注入更多的活力元素和青春气息,也使其政坛呈现一种崭新面貌,有效提升卡塔尔“小国的大国地位”;还为秉持家族统治的阿拉伯君主们在保持君权世袭不动摇的前提下,进行权力代际更替的“体制内”改良,提供了一种能够借鉴、参照甚至复刻、模仿的目标对象和可行途径。
如果说埃及是阿拉伯共和制波动的“风向标”,那么沙特则是阿拉伯君主制变迁的“晴雨表”。受卡塔尔“改革新风、民主新政”的熏陶和影响,沙特也首次宣布赋予妇女宪法选举投票权,并计划允许女性进入“协商会议”(相当于议会),以提高推行民主政治的参与能力。特别是2015年1月,沙特阿拉伯前国王的去世之所以未导致继位冲突,不仅是由于其生前明确指定了皇位继承人,而且还由于有第二顺位接任者的新王储(小萨勒曼身体健康、年富力强)形成年龄结构和层次梯度。因此,本次沙特最高权力没有出现政变下台或者退位易人的混乱动荡场面不是机缘巧合,而是与老国王建立的顺位接班、依序递补的“接班备位”制度密切相关。
在同样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北非国家摩洛哥,其政府2013年继续对皇室成员主导内阁的传统行政结构进行改组洗牌,并通过扩大本国普通公众平等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以努力探求符合基层民意和大众口味的革新政策。实际上,摩洛哥在经历剧变初期的短暂混乱之后,该国的“开明君主”即进行旨在削弱王权的修宪立法改革,推动名义上的君主立宪政体向更具实质意涵的议会君主体制转型过渡。此种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路径是把君主权力纳入在宪法框架内行使,最终国王仅是作为虚位元首存在,而议会和内阁则掌握实际立法与决策权力。在君主立宪制下,王室参与治国理政的程度受到极大约束,基本只是从事一些没有实权的象征性国务活动。尽管摩洛哥的民主改革距离民众期望还有一定距离,但此举无疑顺应了各阶层民众自主参与政治活动的要求,成功帮助摩洛哥摆脱“阿拉伯之春”的多米诺效应,还较好地实现了专制皇权的国体同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并存共生。摩洛哥在民主和独裁间开辟的“第三条道路”,汇聚了相当数量的追随者和效仿者,成为地区国家寻求民主自由道路热衷学习、模仿的备选项目之一,尤其为海合会、约旦等共和思想基础薄弱、民主意识淡漠的君主制国家所推崇。
由此可见,危机既能引发动乱也会催生改革,海湾6个产油国凭借资金富足、物质富饶的先天条件,建立起优厚的民生保障机制和覆盖广泛的社会救助体系,通过制度的有序运行促成海湾国家里“保皇”与“立宪”分歧的自我消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往制度中“重虚议、轻民生”的缺陷痼疾。
二、中东地缘战略格局已在悄然重绘
中东地区政治局势的动态演进和战略格局的持续演变,主要围绕阿拉伯人组成的阿拉伯群体、波斯人为本体的伊朗、突厥人为基底的土耳其以及犹太人创建的以色列四大区域势力利益关系的聚合与离散展开,形成埃及、沙特、伊朗、土耳其、以色列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大体均势局面。五强间实力比拼和权力较量此消彼长、强弱变迁,集团组合的背向离合、轮转兴替又成为促使和牵引中东地缘角色变换的基础因素,并决定地区政治实力的地缘结构和空间分布格局。[1]田文林: 《2010年中东格局三大看点》,载《亚非纵横》 2011年第1期,第44—49页。随着权力分配的结构嬗变和位序排列的重新洗牌,中东地区“治乱并存”“动静相兼”的局面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并且,俄罗斯强势回归地区前台,域内地区力量迸发涌动,沙特、土耳其等美国盟友一定程度展现“脱美向俄”迹象,阿拉伯世界显而易见的整体性下沉,更进一步反衬出土耳其、伊朗、库尔德等非阿拉伯势力的相对崛起,这些因素复合集聚作用,表明中东地缘版图和权力地图已经悄然重绘。
(一)阿拉伯世界显现支离破碎、群龙无首征兆
同时,借助医院即将上线的内控系统,建立信息化资产管理流程:临床科室可以在线上对处置资产提出申请并按流程处理。优点是处置资产可以及时下账,避免造成账实不符,或对已下账资产多提折旧。
(二)伊朗国内骚乱频发、外部压力骤增,身处内外交困之中
自上世纪90年起,中东便以美国—伊朗划界形成“挺美抗伊”派和“挺伊反美”派两大集团针锋相对的局面,沙特作为美国重要的地区盟友自然成为“挺美抗伊”阵营中的关键一员。但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伊朗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特别是自鲁哈尼上台组阁后,美伊关系出现较大改善,2015年7月,伊核会谈敲定最终协议,标志着两国关系已经完成实质性转变。同年10月30日,叙利亚问题有关国家外长扩大会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伊朗首次应邀参会,并在会上明确表示不抗拒与美开展反恐合作,此举表明遏制伊朗在美国中东战略排序中的位次已经被打击极端组织所代替。然而,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一改奥巴马政府时期对伊朗的“宽容”政策,重新将矛头指向伊朗。在美国现政府眼中,中东乱象似乎已简化成伊朗问题。 [3]Greg Reese,“IRAN: THE SMELL OF WAR GROWS STRONG IN THE PERSIAN GULF-What role will the United States play in this growing conflict?”Infowars, December 10, 2018, https://www.infowars.com/iran-th ... n-thepersian-gulf/. 2018年5月8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伊朗同中、美、俄、英、法、德6国签订的核协议,并于8月6日单方面重启对伊制裁。同时,美国提出联合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埃及、约旦共8个逊尼派阿拉伯国家,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指挥架构和运作方式为蓝本,加深相关联系国之间在导弹防御、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战略合作,通过打造所谓“阿拉伯版北约”以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1]《美欲打造“阿拉伯版北约”牵制伊朗》,新华网,2018年7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7/29/c_129922273.htm
就在美伊关系因核协议被废止而再度绷紧之际,又有国外媒体爆料称以色列已经谋划和拟制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攻击的南、北、中三条行动路线,其中北线和中线因为需要长途奔袭、穿越与以色列关系不佳的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的领空可行性存疑,而曲线迂回借道沙特的南线方案被视为最佳选择。伊朗和以色列一直互视对方为首要安全威胁,以色列国土面积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伊朗发展核武器即便只是存在“理论上的可能”,也对以方构成致命威胁。而伊朗在叙利亚不断强化的军事存在,更让以色列产生犹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的感觉。因此,有关以色列军方将要“重点关照”伊朗核设施的消息,不仅给本已日趋紧张的地区局势蒙上一层阴影,无形之中也推高了伊朗的外部安全压力。与此同时,伊朗国内政局再度动荡,多地遭到敌对分子和分离组织的暴力袭击,民生凋敝引发街头抗议示威事件此起彼伏,多股势力也趁机发难,试图“谋朝篡位”或者“改朝换代”。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使其油气出口减半,导致伊朗货币疯狂贬值、经济增速下滑,再加上在叙利亚内战中持续的战略投入,给伊朗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财政负担。2018年9月22日,一伙武装人员在伊朗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举行的纪念两伊战争爆发38周年阅兵仪式上实施袭击,造成29名军人和平民死亡、70多人受伤。事后,伊朗领导人指证阿拉伯分离主义运动组织“阿瓦士民主人民阵线”是最大嫌疑人,而美国、以色列、沙特则是三个隐身幕后的当事方和主推手。[2]《粉碎你们!伊朗发誓摧毁美国沙特以色列》,人民网,2018年9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925/c1002-30311817.html
叙利亚内战以来,伊朗通过派遣军事顾问和组织动员阿富汗、也门、苏丹等地的什叶派“志愿者”前往参战,坐实加固自身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还首次打通东起波斯湾、西抵地中海的“什叶派走廊”。自2015年7月在核问题上被西方社会“松绑解套”后,伊朗无疑站上离强合弱、左右逢源的战略制高点,似乎进入难得一见的战略机遇期。但好景不长,随着特朗普上台重拾“对伊划线”政策,伊朗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加上内部社会动荡频发,内忧外患双重作用导致伊朗的战略机遇期出现逆转。因此,未来伊朗是在“枪林弹雨”中突出重围,还是被迫调转战略方向收缩战线仍是未定之数。
(三)巴以战火重燃,以色列安全困境难解
自2018年3月30日开始,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举行持续数月的“回归大游行”抗议示威活动,随之引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方面新一轮的尖锐交锋和激烈冲突,也是自2014年7月以色列对加沙开展“护刃行动”结束以来巴以之间最大规模的武装交火。在法塔赫主导的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防暴警察试图以各种手段驱散示威人群,而抗议的巴方民众则奋力反击。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以色列军警则同巴方武装人员爆发了低烈度的战斗,以色列不仅动用武装力量对付示威者,还多次出动战机对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及其下属武装派别的军事目标进行定点轰炸,并且还尝试对哈马斯高级领导人哈尼亚的住所进行精确打击,而哈马斯则继续延用“地道战”“袭城战”等不对称战争的形式与以军周旋。尽管巴以在埃及斡旋下展开了非面对面方式的谈判,但长期停战协定仍在商谈中。
纵览本次巴以新一轮冲突,尽管继续沿袭先是双方激战都难以脱身,然后埃及亲自主持间接休战会谈,之后和谈破裂,对战双方再度开启以暴制暴、以暴易暴的老套路,但在地区格局发生变动的新背景下也呈现出一些新形式和新特征。
第一,美国和伊朗因素日渐成为影响巴以局势走向的直接推手,美国2017年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于2018年5月将美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成为点燃此轮冲突的导火索。伊朗在邻近以色列国土区的军事存在不断扩大,也是导致此轮巴以对抗重启的外部条件。当前在阿拉伯国家联合抗以势头减弱,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层面不开战的判断依然能够成立的背景下,伊朗先后通过培植黎巴嫩真主党、扶持巴勒斯坦哈马斯介入阿以冲突,以及向叙利亚政府派驻军事顾问和培训教官等方式,事实上强化了其在东地中海的战略部署和武装存在,让以色列感到有从北(黎巴嫩真主党)、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海外行动部)和南(巴勒斯坦哈马斯)三面被合围的危险。更令以色列担忧的是,由于叙利亚一定程度上成为伊朗对抗以色列的前沿阵地,以伊朗为轴心的“什叶派新月联盟”已经完成打通西向出海口的目标,意味着受伊朗支持的反以势力具备从海路对以色列发起立体攻击的条件,再加上哈马斯和真主党制造、发射火箭弹能力的不断提升,自然使以色列从陆、海、空三维界面进行综合防御的压力和成本大增。
第二,以色列军方取得辉煌战果、立下赫赫战功,但也蒙受政治和道义上的重大损失。在巴以冲突中,以色列依仗武器装备先进过多使用武力手段,导致巴方平民伤亡人数急剧攀升,国际舆论指责以色列、要求以方保持克制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一些美国的西方盟友都不再单纯“归罪”哈马斯。在2018年7月联合国大会上,193个会员国中有120票反对以色列军事打击,45个国家弃权,仅有8个国家支持以方 [1]“Hamas turns down Qatari funds over Israel's change of conditions,” Iran-Daily,January 24, 2019, http://www.iran-daily.com/News/237860.html.;在人权理事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进行的军事行动中,47个成员国仅美国一家对此提案投反对票。可见,以色列在军事领域取得的胜利并未转化成政治领域的现实利益,相反针对加沙地带的打击让哈马斯获得了比过去更强的影响力和存在感,这与以色列进军加沙削弱哈马斯势力的初衷适得其反。衡量一场战争的胜负得失,主要是看是否达到既定目标。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武装派别的战争中占尽优势,但面对以哈马斯为首的强硬派系打不服、灭不掉、谈不拢的局面,巴以之间几成冲突—和谈—再冲突—再和谈循环往复的无解轮回,民众普遍感到悲观,无法看到一个冲突结束的确切日期,以色列最核心的国家安全关切和利益诉求也无法得到满足。尤其是当前巴以问题掺杂进更多以色列与伊朗地缘竞争和战略博弈色彩后,巴以实现和平的成本再次提高,难度也更加大。
三、结 论
西亚北非是世界公认的地缘政治最复杂的地区,也是当今国际局势最动荡的地区,其复杂性特征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动因。种群族属交叉渗透、宗派仇恨和部落矛盾盘根错节,大国的兴衰更替和不同形态、不同背景文明的起落变迁都在这一地区反复演绎,决定了这一地区从不缺乏话题,也从不缺少国际角力。梳理中东安全局势的发展演变,中东动荡不断、起伏不定是不争事实,但乱象背后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的出现,表明未来中东政治格局已然进入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从表征情况看,中东剧变的后续效应和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是影响地区局势发展的两大驱动因素,但实际上中东几乎所有动乱都与美国单线条式和不负责任的地区政策有着重大干系。中东民主变革一定意义上发端于美国“大中东民主改造”的空想计划,正是因为美国全然不顾中东国家对文化传续和血脉传承有着不同理解、对民族宗教归属感远超国家行政主体认同度的客观现实,强行按照本国意志和西方模式向中东国家推销移植民主政治,致使地区本已碎片化的分裂格局不断加剧,原有摩擦持续激化凸显。正是因为美国不管地区矛盾相互交错、彼此渗透,不是非敌既友的简单二元对偶关系格局,在中东拉帮结派、煽风点火的做法,不仅挑起更多冲突、制造更多纷争,也使地区混乱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安全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自二战之后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起,美国便将触角伸入西亚北非地区,成为决定局势走向、影响秩序演变的重量级“玩家”。在国际体系经历苏联解体、东欧易帜的格局剧变后,美国更依凭通达全球每个角落的战略投送能力,成为在中东事务上“一言九鼎”“独霸江湖”的地区盟主。综合而言,美国目前在中东有三大战略目标:一是维护美国盟国的安全,即努力取悦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扶植亲美势力打击反美政权,重点维护埃及、土耳其、约旦,以及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湾国家安全;二是防范俄罗斯,压缩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确保美国在中东的主导权;三是要在中东地区构建一个相对平衡的新安全架构,在确保以色列安全的基础上吸引地区所有的重要角色参加到这个架构中。[1]李伟建: 《中东安全局势演变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第4—14页。 然而,由于美国独自掌控地区和国际局势的意愿、决心和能力明显下降,特朗普政府又积极推行自己“退居二线”、由盟友接盘美军安全防务的撤出战略,不仅打乱了地区原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也使得包括以色列、埃及、沙特、土耳其等传统盟友与美国产生一定的政策不协调和战略不同频。事实上,无论是沙特强势跃居地区前台,美土关系产生裂痕甚至加深,还是俄罗斯从蛰伏转向进取,都是美国战略调整的负面影响和外溢效应仍在发酵,与中东区外列强争霸、域内群雄交锋,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产生连锁共振的结果,意味着中东已然步入格局重构和秩序重塑的深度调整期。

【作者简介】丁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19)02-0117-16
[1] 本文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亚国家宗教立法研究”(14BZJ077)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1-29】
(责任编辑:张晓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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