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性与事功:中古“文士”观念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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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与事功:中古“文士”观念的确立

[摘要] 汉魏时期，文士从先秦的“士”中逐渐分化出来。特别是东汉明帝、章帝，设立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从班固、王充到曹丕，文士身份意识逐渐自觉，文士观念逐步明确。随着文士阶层的发展壮大，编撰文集和为文士立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盛事，进一步确立了“文士”的身份观念，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其时的文士论从内在才性和外在事功两方面展开，构成了文论中“作家论”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观念虽然确立，但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继续保持紧密的内在联系，诗文没有摆脱实用功能，这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文士；身份观念；才性；事功
专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作家”。在中国古代“大文学”语境中，擅长文章写作并取得成就的，称为“文士”或“文人”。“文士”并非自古即有的，而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从“士”中分化出来，他们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士”的身份意识也是逐渐自觉的。汉魏六朝时期“文士”观念逐步萌生、成长而确立。梳理这个形成过程，是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与文论的重要理论向度。
一、汉魏时期“文士”观念的形成
文士脱胎于先秦的“士”。“士”是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管子》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①黎翔凤：《管子校注·小匡》，40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石民，即国家之柱石，“士”居四民之首，可见其在社会结构中之重要。但早期的“士”，或称“国士”，一般是指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武士。随着孔子推行儒家教育，士风发生丕变，知书识礼，逐渐儒士化。在攻伐吞并的战国时代，侠士和策士又蔚然兴起。当时如《韩非子》之《六反》《五蠹》《吕氏春秋·去宥》都有“文学之士”的说法，指的是“学道立方”者、精通古代文献典籍的人，非擅长做文章的文士。
到了汉代，朝廷采取扬儒抑侠的措施，游侠之士或遭到贬斥，或笼入彀中，逐渐衰落。儒士发生分化，“能通一经曰儒生，博览群书号曰洪儒”②徐彦：《注疏春秋公羊传》引《春秋繁露》（脱文），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其中能够上书奏记，撰作文章者，如陆贾、董仲舒即为“文儒”。在汉代大一统的时势下，纵横策士丧失了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资本，隶属于天子或诸王，成为操弄刀笔、辞赋专对的宾客，章学诚说：“邹阳、严（庄安）、徐（乐）诸家，又为后世词命之祖也。”①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10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汉书·艺文志》就著录了苏秦、张仪下至汉代邹阳、主父偃、徐乐、庄安等纵横十二家。纵横策士上承春秋时的行人，下启汉代的文士之风，是汉代文士的又一重要来源。
但在西汉时期，文士的身份是不清晰的。如司马迁对屈原的“文士”身份并不自觉，《史记》把屈原与贾谊合传，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文士，而是因为两人事迹相类。司马迁把《司马相如传》列在《西南夷列传》之下，显然是基于司马相如出使巴蜀、通西南夷等实际事功，没有把他视为单纯的文士。西汉武帝时辞赋作家蔚然兴起，但不过是俳优蓄之，宣帝视王褒的辞赋亦仅贤乎博弈而已。文士不论作为个体还是阶层，在西汉的社会结构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身份是不明晰的。
到了东汉明帝、章帝时期，皇帝崇儒好文，文治大盛，文士阶层崛起，文士意识也随之逐渐明晰。明帝崇儒，史书多有记载：
明帝崇尚儒学，自皇太子、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孙，莫不受经。②司马光：《资治通鉴》，14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
永平九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③范晔：《后汉书·明帝纪》，1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按，所谓四姓，指樊氏、郭氏、阴氏、马氏诸外戚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汉明帝朝，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五经》得失。④孙冯翼辑：《皇览》，载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1212册，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章帝“少宽容，好儒术，显宗（明帝庙号）器重之”⑤范晔：《后汉书》，129、1373、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继位后，延续乃父崇儒之风。 “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顾命史臣，著为《通义》。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榖梁》《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所以网罗遗逸，博存众家。”⑥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序》，25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按，据《明帝纪》，为建初四年。这是东汉经学最为兴盛的时期。章帝不仅好儒术，更喜爱文章，礼遇文士：
及肃宗（章帝庙号）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入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朝廷有大议，使难问公卿，辩论于前，赏赐恩宠甚渥。⑦范晔：《后汉书》，129、1373、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元和中，肃宗始修古礼，巡狩方岳。（崔）骃上《四巡颂》以称汉德，辞甚典美。帝雅好文章，自见骃颂后，常嗟叹之。⑧范晔：《后汉书》，129、1373、17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像班固、崔骃这样因文才而受到章帝礼遇的文臣不是少数。明帝、章帝还亲自制作诏书，改良一代文风，产生积极的影响。特别是章帝好文，博召文学之士，征辟了一批岩穴之士，促使了东汉中后期文人群体的崛起，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⑨刘德杰：《汉章帝“雅好文章”与东汉文学发展》，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
明帝、章帝采取一系列右文措施，为文士设置了适当的官职，将其纳入官僚体系，文士因此而可以晋身仕途。首先值得提出的是设置兰台令史，掌书劾奏，校书定字。明帝、章帝时，班固、班超、傅毅、贾逵、李尤、杨终、孔僖等人，都因为名香文美而除授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初设置时，或谓无大用于世，“职在文书，无典民之用，不可施设”。王充予以驳斥，说：“兰台之官，国所监得失也……令史虽微，典国道藏，通人所由进，犹博士之官，儒生所由兴也。”⑩王充：《论衡·别通》，载黄晖校释：《论衡校释》，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 东观是明帝、章帝时开设的典藏经籍、校阅文献、撰述国史的场所。李尤《东观铭》称东观乃书籍在林渊，列侯弘雅，治掌艺文。东观与太学齐名，是朝廷里汇聚名儒硕学的渊薮。东观又设置著作郎与校书郎，“著作之名，自此始也”①沈约：《宋书·百官志下》，135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按，著作郎乃后称，东汉时仅称著作。《事物纪原》卷五：“汉东京使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述国史，谓之著作。以他官领之，未以为官也。魏明帝太和中，始署著作郎。”。两者大体上有一定的分工。校书郎主要工作是典校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据《后汉书》，杜抚、班固、孔僖、贾逵、杨终、高彪、刘珍、马融等或“校书东观”，或为“校书郎”。著作郎主要工作是上书奏记，撰述国史，班固、傅毅、陈宗、尹敏、孟异、杨彪、邓骘、伏无忌、延笃、崔寔、边韶、朱穆、马日磾、卢植、李胜、蔡邕等，均“著作东观”。张衡专事东观，班昭受诏就东观藏书阁续成《汉书》，黄香受章帝昭诣东观，读所未曾见书。正是因为明帝、章帝时期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的设立，奖佑文才，汇集文人，才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后来列入《后汉书·文苑传》的文士，多数都有过入兰台、东观的经历，就是明证。
东汉明帝、章帝崇儒重文，作为最高层的力量，风动波随，推动了文士阶层的兴起，同时也促使“文士”观念的形成，这一点突出表现在班固、特别是王充的著述中。
东汉班固论汉武帝得人之盛，给人才分类，就把“文章”单独列为一类②班固：《汉书》，2634、19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这是司马迁《史记》所没有的。《汉书》卷五十一为贾山、邹阳、枚乘、路温舒的列传，这显然已透露出了“文士”的意识。姚思廉《梁书·文学传》就说这样的安排“亦取其能文传焉”③姚思廉：《梁书》，6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与“文学”相区别的“文章”这一概念，在《汉书》中已频频出现。《汉书·刘歆传》还列举孔子之后的“缀文之士”④班固：《汉书》，2634、19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肯定他们有补于世。“缀文之士”就是当时蔚然兴起的“文士”。但是《汉书》尚未设立“文苑传”，还没有在体例上把“文士”从儒士中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文士、文人在西汉的官僚体系中没有建制，其本身还是不独立的。
而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在论述明帝、章帝当下的文化时，面对新近兴起的著作文人，及时地给予推波助澜式的肯定和称誉。随着文人的大量出现，文化分工的愈益明细，王充对传统的儒士作出划分，把儒士分为文儒、世儒两类：“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⑤黄晖校释：《论衡校释》，1004、1004、530、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著作者就是明帝、章帝时期“著作东观”的文士，说经者是指汉代通一经，或教授于乡、或试举博士步入仕途的儒士。文儒和世儒的区别，也就是后世正史《儒林传》与《文苑传》的分野。他批驳世人所谓“文儒不若世儒”的偏见，称赞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而且“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⑥黄晖校释：《论衡校释》，1004、1004、530、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世儒的业绩思想有待文儒之书写才能传于后世，《诗》家若鲁申公，《书》家若欧阳生、公孙弘，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文儒即文章之士，有奇伟的才能，不须依靠他人称誉，通过文章即可传名后世，可见文儒事业的意义不在世儒之下。王充还第一次对“士”作出明确的分类和品第：
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逾通人，鸿儒超文人。⑦黄晖校释：《论衡校释》，1004、1004、530、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
他将“士”分为四类：所谓儒生，是知古不知今、无益于时的儒士，也就是上引《书解篇》的“世儒”。《论衡》中多“儒生是古”“儒生穿凿”“闭闇”等表述，在王充心目中，儒生位置仅高于俗人，在通人之下，“说书于牍奏之上，不能连结篇章”的谷永、唐林，可谓之“儒生”。通人是指“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⑧黄晖校释：《论衡校释》，1004、1004、530、52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司马迁、刘向属于“通人”，虽然累积篇第，文以万数，但只是董理前代文献，并非自我创造，所以通人虽胜儒生，却在文人之下。文人造论著说，“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文，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①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所以高于通人和儒生，扬雄、桓谭等属于“文人”。王充心目中价值最高的是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的鸿儒，但是世上鸿儒稀有，而文人比比皆是。王充将文人与鸿儒并举，说：“杼其义旨，损益其文句，而以上书奏记，或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②。既然“鸿儒稀有”，只是理想而已，那么在王充心中最为看重的还是“文人”。文人与通人相比，“好学勤力，博闻强识，世间多有；著书表文，论说古今，万不耐（能）一……夫通览者，世间比有；著文者，历世希然。”③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___________________文才稀见，因此文人最为可贵。就个人来说，“人无文，则为仆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④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 华 书 局，2018。_________________；“繁文之人，人之杰也”⑤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就国家来说，“鸿文在国，圣世之验也”⑥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文章之人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⑦黄晖 校释：《论衡 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 华书 局，2018。，因此个人应该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文人，国家应该积极培育一代文才。王充擅长文章之学，他就以文人之俊扬雄自期，说：“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⑧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他著《论衡》，就是文士之务。
王充对文人价值的肯定和地位的推崇，现实基础就是东汉明帝、章帝时期兰台令史和东观著作一大批文士的涌现。如《论衡·佚文》论“文辞美恶，足以观才”时就列举了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案书》篇说：“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⑨黄晖校 释：《论衡校 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 书局，2018。这些人或为兰台令史，或校书于东观，都是当时新崛起的文士。王充的“文人”论，及时地肯定了东汉明、章时期文人渐趋兴盛的社会现象，高度评价了文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反映了在天子右文的明章时期“文士”身份观念的日益明晰。
但是王充推重文士文章，主要不是从审美意义上欣赏其辞藻之美妙，而是从事功角度肯定文章的实用功能。《论衡·佚文》曰：“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⑩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 文人作文，宗旨在劝善惩恶，对国政世风发生实际功用，而不是虚饰华辞，徒为炫目。他批评司马相如、扬雄的赋颂，“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弭伪）崇实之化”⑪黄晖校释：《论衡校释》，757、529、529、1003、532、758、539、1051、1025、758、9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显然，他推崇扬雄的是《太玄》《法言》之类的子书，而不是“虚辞滥说”的辞赋。他反复称道的文人文章，主要是诸子、史传、奏记、论说等实用文，而非诗歌辞赋。王充对文章审美属性还没有自觉的认知。
世儒与文儒的分化、经术与文章的分途，是东汉而下的基本趋势。到了东汉末期灵帝时期，士风发生了新的变化。汉灵帝是一位昏君，时好辞制，做过《追德赋》《令仪颂》，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好书法，善鼓琴，吹洞箫，是一位爱好文艺却无治国才能的皇帝。在汉末的党锢之争中，为了打击支持“党人”的太学生，光和元年（178年）二月，朝廷设置了鸿都门学，以取代当时的太学。这些出身微贱的鸿都门生，凭借辞赋、书画、尺牍、小说等才能，攀附宦官势力，就能得到皇帝的优待，授以高官。这激起了世族儒士如阳球、杨赐和蔡邕等的强烈愤慨，纷纷反对。阳球上奏就把鸿都门学与太学、东观对立起来。⑫范晔：《后汉书》，2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东观正是前文所言之文人渊薮。但是他们的反对并没有阻止鸿都门学的设立，鸿都门学自灵帝光和元年在洛阳成立，持续数年，乐松、江览、任芝、郄俭、师宜官、梁鹄等都凭一艺之长入于鸿都。鸿都门学士在朝廷中得到曹节、王甫等宦官的支持，设立之后对于当时的世风、文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启发了曹氏父子对文艺的爱好。鸿都门学设立的光和元年，曹操二十来岁，任朝廷议郎，对于朝廷设立鸿都门学的这场斗争，他不可能不知晓。曹操的祖父曹腾是桓帝朝的宦官，父亲曹嵩“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①范晔：《后汉书》，25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就是一位便嬖子弟，行径颇似鸿都门学士。曹操那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其实是承续灵帝以来的社会价值观的新变。儒学士人与鸿都门学士之间的冲突，从价值观来看，是“德”与“才”的矛盾。儒学士人重视“世德”，而鸿都门学士展露的是才艺，通过才艺获得上层的赏识并授予官职。曹操数次颁布求贤令，重才艺而轻德性，这正是自置鸿都门学之后的新的社会价值观。曹操欣赏梁鹄的书法，曹植与邯郸淳品校文艺、纵论古今，在其面前胡舞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曹丕对鸿都门学士郄俭辟谷感兴趣，曹氏父子网罗了当时擅长辞赋、诗歌、尺牍、书法的文人，稍后魏明帝设立崇文观，招募善文之士，这些举措都表现出他们对文艺的偏好、对文人的重视。李谔《上隋文帝书》云：“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②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一），259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虽然是从反面立论，但揭示了“魏之三祖，更尚文辞”的事实，这正是汉末灵帝时期社会风气的延续和发展。
至“更尚文辞”的曹魏时期，“文人”“文士”才真正与“儒士”分道扬镳，而专指擅长辞章的文人。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先对具体的文人群体展开评论，所谓“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③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0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云云，就是指擅长撰作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的文士。王充论文人侧重于论说子书，对“美丽之观”的辞赋颇为轻视。而曹丕称“建安七子”为“今之文人”，称赞他们学识广博，戛戛独造，又能够相互推服，赏识建安文人文体各有偏善。曹丕品评他们文章的风格，显然是立足于“论文”的立场，这一点是对王充的超越。如果说王充是泛论士人而推崇文士的话，那么到了曹丕《典论·论文》，则专门为“今之文人”立论，标明了“文士”意识和观念的真正确立。
二、文集编撰与文苑传的设立
文士的作品是文章，文士的心灵与才艺都凝聚在文章之中。如果人亡而文灭，则文士就失去自身的传统，文士阶层也就难以形成。只有当文士的文章在士人中得到较为充分的重视，成为社会知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得以保存和流传，文士的社会文化地位才得以保障，社会上的“文士”观念才得以巩固。
六经之学在汉代由私学上升为官学；诸子之学靠私家讲授，代代相传；史学由朝廷史官担纲。唯文集的编撰相对滞后，这反映了文士参与社会知识文化的建构、社会对文士的认知，都有一个过程。班固说：“文章则司马迁、相如。”④班固：《汉书》，26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但司马相如虽时时著书，却为他人取去，家无遗存。司马迁死后，其书藏于家，至宣帝时由其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才宣布于世。这既因为当时简帛保存之不易，也与“文士”意识模糊有关。至“雅好文章”的汉章帝，才意识到搜集文章的重要性，建初八年东平王刘苍去世时，下诏收集刘苍的章奏、书记、赋颂、歌诗等。但刘苍是皇室，还不是普通的文士。东汉文人在存世和去世后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编纂文集，范晔《后汉书》著录传主的文章，都是单篇记载，如著诗、颂、碑、铭、书、策等文体凡多少篇，而没有编集的记载。
至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瘟疫流行，文人多死于非命，曹丕有感于此，重视文集的编纂，借此让作者身后英名不朽，不仅编撰了《建安七子集》，还珍视自己的篇翰，编集自己的《典论》和诗赋百余篇。曹植虽然说过“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的话，其实也很重视文章，曾删定自己的赋撰辑为《前录》，在序中认为“君子之作”可与《雅》《颂》争流，将文人著作与经典并列，这可谓石破天惊之论。正是因为曹魏时期“文士”观念的确立，促使他们重视编辑自己或他人的文集。
曹丕、曹植还不是一般的文人，他们编撰文集还不是一般文士的行为。到西晋时，著作郎陈寿编撰了《诸葛亮集》，进奉朝廷；秘书监挚虞编撰大型的《文章流别集》。从其官职看，这是官方行为，可见朝廷对文士文章的重视。当然，晋人编文集尚不普遍，唐人所撰《晋书》叙两晋150余年作者之著作，曰“文集”者仅九人，即使这九人的文集也很难说就是当时人所编，晋人多数文章当时尚未编纂成集。至刘宋时，文集得到重视。沈约撰《宋书》叙刘宋60年作者之著作，曰“文集”者也达九人，可见编撰文集的风气在刘宋时期较为流行。《陶渊明集》最早由萧统编纂，北齐阳休之重加辑录。鲍照遇难后，篇章无遗，至萧齐的文惠太子命虞炎编纂为《鲍明远集》。江淹将自己著述的三百余篇文章编撰为前、后集。何逊诗文集，由同时人王僧孺所编。庾信文集，由好友宇文逌编纂。阮籍诗歌因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还引起颜延之、沈约为之作注，将笺注这种经史阐解的方式运用于别集上。“文才”是南朝世家的门风，联宗重叶，数世能文，甚至有的文学世家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继《文章流别集》之后，总集的编撰也颇为繁盛，或如谢灵运编撰《诗集》，逢诗辄取；或如萧统编选《文选》，以能文为本；或如徐陵编选《玉台新咏》，为专题诗选。《隋书·经籍志》通计存佚，著录别集886部，总集249部，数量超过了经、史、子部，可见编纂文集的盛况。这也确证了文士阶层的崛起、文士队伍的庞大、社会对文人创作成果的珍视。
汉魏以降，《列士传》《高士传》《逸士传》之类的杂传纷纷出现，其中有一类曰《文士传》。晋初秘书监荀勖编撰过《文章叙录》（《隋志》称《文章家集叙》十卷），其书虽已不存，然据残存数则看，实即文人传记。稍后继任秘书监的挚虞编撰《文章志》，“区别优劣，编辑胜辞，亦才人之苑囿”①遍照金刚著，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天卷》，7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实也是一部文人传记，开了后世《文苑传》的先河。章学诚就说：“晋挚虞创为《文章志》，叙文士之生平，论辞章之端委，范史《文苑列传》所由仿也。自是文士记传，代有缀笔，而文苑入史，亦遂奉为成规。”②章学诚：《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载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78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此后如张骘《文士传》、顾恺之《晋文章记》、王愔《文章志》、傅亮《续文章志》等文人传记层出不穷，乃至刘宋初范晔撰《后汉书》创立了《文苑传》，一直为后世史家所沿袭。《后汉书》的《儒林传》和《文苑传》，就像王充的“世儒”“文儒”一样，真正把文人与儒士区别开来，在正史中单独归为一类。早在西晋时陈寿撰《三国志》，《魏志》卷二十一的王粲、卫觊、刘廙、刘劭、傅嘏合传，并附录了徐干、陈琳等32位文人。陈寿评曰：“昔文帝、陈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声相应，才士并出。”③陈寿：《三国志》，6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这显然是将他们都视为“才士”。又《吴志》卷八的张纮、严畯、程秉、阚泽、薛综、薛莹等，或以文理学识著称，或为一时儒林。陈寿将文人传记合在一卷，应该是将他们当作“文人”看待的，但没有统称之为“文苑传”。范晔发凡起例，在正史中创立“文苑传”，不仅确立了“文士”身份的观念，而且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
三、才性与程器:魏晋南北朝的“文士”论
随着“文士”身份和地位的确立，“文士”内在才性和外在事功成了魏晋南北朝文论的重要话题。加之当时九品中正制的人物品鉴的需要，促使士人才性论的兴起，进而探究“文士”的才性与事功，深刻地影响到当时文学理论的作家论。正如王瑶先生所说：“中国文论从开始起，即和人物识鉴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而文学原理等反是由论作者引导出来的。”①王瑶：《文体辨析与文章总集》，载王瑶著：《中古文学史论》，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古人认为：“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②黄晖校释：《论衡校释》，55、753、5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人是阴阳二气和合而成，赋受于天，凝聚于心，是为心气。“心气之征，则声变是也。”③刘劭：《人物志·九征》，4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赋受不同，则才性各异；才性各异，则心气不同；心气不同，则发声亦异。文章同样如此，曹丕首先提出“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指出“气”是文士天然禀赋的气质、才性，流灌于文章之中，形成文章之“气”，主宰着文章的风貌。对于文士来说，这种先天禀赋的气质、才性尤为重要。
汉人推举一般人物时，多是德才并举，如蔡邕所谓“履孝悌之性，怀文艺之才”④蔡邕：《琅琊王傅蔡公碑》，载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下）》，7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孔融所谓“淑质贞亮，英才卓跞。初涉艺文，升堂睹奥”⑤孔融：《荐祢衡表》，载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都是先言禀性，后言文才，但品论文士时，尤重其才。如王充说：“文辞美恶，足以观才。”⑥黄晖校释：《论衡校释》，55、753、5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 “自君山以来，皆为鸿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⑦黄晖校释：《论衡校释》，55、753、53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有妙才方能有妙文。特别是曹操发布选举求贤，笼络文士，首先看重的是文才，将德行放置一边，影响世风，乃至曹丕发出：“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的感慨。此后“文才”成了衡量文士的流行用语，“有文才”“文才富艳”等等是常见的赞语。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直接用“辞人才子”称文士，刘勰《文心雕龙》专门设《才略》篇，论文士的才能与识略。
才性论是魏晋时期士人谈说的一个重要话题，有所谓的“四本论”，其说不传，难以详考。大体来说，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是时人较为普遍的认知。性是禀受于天、与生俱来的本质，在后天显示为某方面的才能，因此“才”也具有先天性。曹丕《典论·论文》就强调这种先天禀赋是不可改变，不可遗传的。嵇康所谓“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⑧嵇康：《明胆论》，载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4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也是把才性归因于先天禀赋。杨修称赞曹植文章高妙，说： “非夫体通性达，受之自然，其孰能至于此乎?”⑨杨修：《答临淄侯笺》，载萧统编：《文选》，181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陈琳称颂曹植： “体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将之器……此乃天然异禀，非钻仰者所庶几也。”⑩陈琳：《答东阿王笺》，载萧统编：《文选》，18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天然异禀是对文才最高的赞美，显然视天赋的才性为文章创作的关键。颜之推所谓“必乏天才，勿强操笔”⑪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文章篇》，25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就把天才视为操笔为文的决定性因素。
过于强调天赋显然是片面的。天赋仅是一种潜质，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方能发挥出来。刘劭就提出过“学所以成材”⑫刘劭：《人物志》，6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 的命题。对于普通文士来说，后天的学习也很重要。后来刘勰对作家才性的认识比曹丕更深刻全面。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从理论上阐述了作家主体性和作品风貌的关系，将作家之“性”剖析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这已是文学批评史的常识了。才、气属于先天，学、习属于后天。受到魏晋时期“才性论”的影响，刘勰认为先天禀赋对于文章写作更为重要。《体性》篇提出“才有天资，学慎始习”“因性以练才”。《事类》曰：“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⑬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2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作文需要后天不断地学习，若要达到“能”的境界，还是由“天资”决定的；学习应该顺着才性，助长才性禀赋的充分发挥。才气与学习“主佐合德”，根据天资而加以学习锻炼，将潜质发挥出来。刘勰对作家才性的这种认知，相对来说更为圆融全面，达到了六朝作家论的新高度。“因性以练才”为后人普遍接受，成为学习诗文创作的重要原则。
文才与文体具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撰写论说奏议之类文章，须学富识高，而创作诗赋则更依赖于才气。刘勰评价桓谭著论，富号猗顿；而“《集灵》诸赋，偏浅无才，故知长于讽谕，不及丽文也”①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28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钟嵘《诗品序》也说，吟咏情性的诗歌皆由直寻，不须博学用典，与章表奏议不同。可见不同文体对文人的才与学的要求有不同的侧重。而汉代如王充论文章，重视论说，轻视辞赋。曹丕所谓“四科八体”，把奏议、书论、铭诔置于诗赋之上。但到了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把诗赋列在最先。范晔《后汉书·文苑传》在列举传主所撰文体时也把诗赋置于碑诔铭说等体之前；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把《明诗》《乐府》《诠赋》置于前列，可见在众多文体之中，诗赋的地位在魏晋以后最高，这种文体上的轩轾，是与对文人之文才的推重相一致的。论文士，才为盟主，学为辅助；相应地，论文体，更为推崇依凭才气的诗赋，将之置于依靠学识的其他文体之上。
两汉与魏晋南朝取士标准迥然有异。陈代姚察说：“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②姚思廉：《梁书·江淹任昉传论》，2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说的就是取士标准从儒士向文士的转变。汉代取士重视人才的博与通，然而事实上通才少而偏才多。魏晋以后论文士就注重偏才的发现与赏识。曹魏时刘劭《人物志》专门辨析人物才性，认识到人才不同，能各有异，对“偏才”作出多方面的辨析和阐述，提出“凡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③刘劭：《人物志》，108、168、6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夫偏才之人，皆有所短”④刘劭：《人物志》，108、168、6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流业》篇将人才分为12类，其中，“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辩不入道，而应对资给，是谓口辩，乐毅、曹丘生是也”⑤刘劭：《人物志》，108、168、6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8。，认识到口辨言辞与文章著作是两种不同的才能，这是魏晋清谈兴起后，人们的普遍认知。《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乐令善于清言，而不长于手笔，请潘岳为表的故事。《文心雕龙·体性》篇谓“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扬雄不善言辞，但文章却有深沉的意味。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将此现象概括为“文人、谈士，罕或兼工”⑥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9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士”主要是纵横策士的话，至此则文士和谈士因各自的偏才而有了明确的划分。单就文士作文来说，曹丕《典论·论文》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如孔融不能持论；王粲长于辞赋，然于它文未能称是。刘勰称桓谭“长于讽谕，不及丽文”；萧纲称裴子野“乃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⑦萧纲：《答湘东王和受试诗书》，载肖占鹏等校注：《梁简文帝集校注》，718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文士才能各有所偏，似已成为定论，后世文学批评少有异议。
因为认识到文士多为偏才，进而肯定并欣赏文士的个性之美。汉代取士论人，重在德行学识，魏晋以后则多欣赏人特有的风神和独立的个性。殷浩的名言“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⑧周兴陆编著：《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887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典型地反映了晋人的个性独立和自我尊重。因有了对文人个性美的发现和尊重，进而肯定并欣赏文学的个性风格。两汉人论文，对风格之美是缺少意识的。到了魏晋以后才逐渐兴起对文章风格之美的欣赏。曹丕《典论·论文》所言“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虽所言过于简略，然却是就风格立论的。至刘勰始较为全面地论述文章风格。《文心雕龙·体性》根据文人的才气学习将作品风格归结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类，并具体地辨析12位文士的个性特征和基于个性特征而形成的文章风格，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⑨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19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因人而论文，自内而发外，由才性而及文风，真可谓表里如一，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才略》篇精到地评析自二帝三王至刘宋时期98家文人的辞令华彩，特别是在理论批评上对各家的“偏美”都采取欣赏的态度，肯定文士特立的精神才情和卓异的文章风貌，达到了文学风格论的新高度。
在“文士”观念确立的同时就伴随产生了“文人无行”的污名。在东汉灵帝时期，传统儒士对鸿都门学士的攻击，主要就是立足于德行。受这种舆论氛围的影响，曹丕《又与吴质书》提出“文人无行”的断言，稍后韦诞对建安文人的苛刻，似乎坐实了“文人无行”的判断，范晔《后汉书·桓谭冯衍传论》也说“才士负能而遗行”①范晔：《后汉书》，10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实际上“文人无行”论是将孔子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这一或然判断绝对化，变为必然判断，于是真理就走向了谬误。这种“文人无行”论的流行必然给文士晋升造成极大的障碍，如宋文帝就囿于“文人无行”的成见，不重用谢灵运，“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②沈约：《宋书·谢灵运传》，1928页，北京，中华书局，2018。。
其实，撰作文章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袒露情怀，彰显个性，摆脱精神束缚，突破现有的某些规范。萧纲就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③萧纲：《诫当阳公大心书》，载肖占鹏等校注：《梁简文帝集校注》，755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颜之推说：“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④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238、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作文依凭才气，往往是兴来辄发，率真任性，在世俗人看来就是忽于持操。另一方面，文章憎命达，有文名于世者多坎壈失意，失去话语权力，容易成为物议的对象。
刘勰则为文人吐气，否定了流行的“文人无行”论，揭示出“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的怪现象，并列举了屈原、贾谊之忠贞，邹阳、枚乘的机觉，黄香的淳孝，徐干的沉默，来为文士正名；在批驳了“文人无行”论后，刘勰提出： “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⑤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2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对文人提出“事功”的要求，文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撰作文章应该服务于筹划军国大事。颜之推也以实际功用要求文人，他说：“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⑥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238、3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这一方面是因为刘勰、颜之推所论文章，多是政治生活中的实用文体，他们眼中的文士，并非只是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辞人”，因此他们格外重视事功成务。另一方面，汉代那种文人紧紧镶嵌于政治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模式对刘勰、颜之推还有着深重的制约。
其实自魏晋以来，文士生活已经开始多元化，文士与政治结构的关系或即或离，不再是单纯的硬性捆绑，文士的意识观念并非都一味地束缚于政治仕途。嵇康是思长林而志在丰草，其兄嵇喜则曰：“都市可优游，何必栖山原”⑦嵇喜：《秀才答四首》之三，载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3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兄弟二人就志趣不同。当世人迷恋庙堂音乐时，左思发出“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⑧左思：《招隐诗》，载萧统编：《文选》，102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的异调。孙绰曰：“振辔于朝市，则充屈之心生；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⑨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载欧阳询撰：《宋本艺文类聚》卷四，1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虽然他并没有归隐，但是朝市与林野、庙堂与山林是当时不同的人生选择。随着对山林自然美的发现，出现了山水诗赋；在经世致用之外，自娱娱情成为重要的创作动机和目的。然而在刘勰和颜之推等人观念里，对这种远离政治的文士和文学缺少关注，甚至有所贬抑。自扬雄开始称宋玉、司马相如之类的辞赋家为“辞人”，与《诗经》中的“诗人”相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也称以创作诗赋为主、重视辞藻修饰的文士为“辞人”。刘勰《文心雕龙》里多次提到“辞人”，有时等同于“文章之士”，是中性义，更多时候则含有贬义，这是接续扬雄、王充的传统，站在实用的立场上，对蹈虚不实、徒务华藻的文人的批评。他心目中的文人，应该是“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①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程器》，29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的梓材之士，而不是虚辞滥说、言贵浮诡的“辞人”。
随着社会的发展，士的阶层在分化，至东汉明章帝时期，政治体制上确认文士的存在，文士观念在汉魏之际得到确立，相应地，文论上的作家论也逐渐得到充分的展开。文士阶层虽然形成，文士观念虽然确立，但文士并没有摆脱政治体制的羁勒而成为自由的职业，文学并没有摆脱政治事功而成为超功利的“纯文学”；相反文士还是紧密地镶嵌在政治体制之中，文学还是需要发挥“纬军国”的重任。后世科举考试中，不断地发生重经义还是重诗赋的冲突，其实就是在“儒生”和“辞人”之间，“文士”要找到平衡点，而总体上是偏向儒士，忌讳辞人的。后世文论所谓“先器识而后文艺”②刘昫等：《旧唐书》，50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馀事作诗人”③韩愈：《和席八十二韵》，载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96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意即辞人），无足观矣”④脱脱等：《宋史》，108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等等，都是在继续强化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谓“文以明道”“有为而作”等等，都是在继续强化文学的实用性功能。这正是中国文学与文论不可回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