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

奥鹏网院作业

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
——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研究

[摘要] 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是国家创新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不足，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撑效应不显著。成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建立企业、大学与科研院所之间的交互协同网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研究发现：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作为企业创新的中间网络，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相比于国有企业，产学研合作对于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就越强；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少，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就越强；政策环境能够调节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发明创新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表明政策支持有助于产学研合作，优化企业创新结构，提升企业真实创新能力。
[关键词] 产学研合作;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社会网络;企业创新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虽然中国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0%左右，企业核心技术能力偏弱、科研机构成果转化率长期偏低的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善。(1)何郁冰：《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理论模式》，载《科学学研究》，2012(2)。一方面，企业尚未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另一方面，学研机构高质量的成果缺乏市场引导，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体系、分散重复，整体运行效率不高。(2)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载《教育研究》，2011(7)。这一背景下，创新正逐步转向系统化、网络化，单独的创新活动已很难满足技术创新的需要，协同创新应运而生。(3)刘丹、闫长乐：《协同创新网络结构与机理研究》，载《管理世界》，2013(12)。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我国重要的协同创新模式之一(4)张力：《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战略意义和政策走向》，载《教育研究》，2011(7)。，也是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联通的关键节点，实现了学术界自上而下的科技推动创新与产业界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创新的完美融合(5)王一鸣：《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再探讨——产学研合作的深化与创新模式的会聚》，载《科学管理研究》，2013(4)。，极大地增强了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建立和维系有效的网络关系是企业创新成败的关键。(6)Rycroft,Robert，W.,and D.E.Kash.“Steering Complex Innovation”.Research-Technology Management,2000,43(3):18-23.协同创新就是一个相互合作的网络体系。(7)Gloor,P.A.,Paasivaara,M.,and C.Lassenius,et al.“Teaching a Global Project Course:Experi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2011(S):1-5.传统的协同创新强调产业链协同体系(8)解学梅、曾赛星：《创新集群跨区域协同创新网络研究述评》，载《研究与发展管理》，2009(1)。，通过为企业提供外部创新网络，促进知识和资源在企业间的传播，但无法保证企业能够将知识消化吸收并最终转化为创新能力。同时，这一网络仅仅由企业构成，其创新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市场驱动创新，对技术应用具有比较强的推动作用，但在基础技术研发、技术探索等方面的作用有限。伴随产业集群内涵的扩展，协同创新逐步突破以企业为主体的界限，向产业、学研机构、服务机构、政府机构等多个行为主体协同化的方向发展。(9)Cooke，P.N.,Heidenreich,M.,and H.J.Braczyk.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Role of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ed World.London:Routledge,2004.这种产学研协同创新将学研机构的基础创新与企业的应用创新相结合，实现了企业的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成为目前协同创新网络的主要运作形式。(10)Caloghirou,Y.,Kastelli,I.,and A.Tsakanikas.“Internal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for Innovative Performance?”.Technovation,2004,24(1):29-39.
近年来，我国产学研合作发展迅速，取得了一系列成效，但也存在合作周期短、合作深度浅、长效合作机制缺失等问题，从而导致产学研协同创新效率不足。(11)郭东明：《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促进高校科技协同创新》，载《中国高等教育》，2014(20)。这些问题与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选择息息相关。(12)朱桂龙：《产学研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载《科学学研究》，2012(12)。按照主体参与程度，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演进可以归纳为技术转让、联合研发和共建实体三个主要阶段。(13)高兴民、张祥俊：《禀赋效应与产学研合作收益分配机制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5)。在前两个阶段中，学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界限明确，尽管构建了“关系契约”，但两者的核心目标存在显著差异(14)Ankrah,S.N.“University-Industry Interorganisational Relationships for Technology/Knowledge Transfer: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3).，有限共同责任导致成员间存在潜在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行为(15)董睿、张海涛：《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演进中知识转移机制设计》，载《软科学》，2018(11)。，由此而引发的信任缺失危机会影响产学研合作的稳定性，并给联盟带来风险。(16)Dealtry,R.,and M.Rademakers.“Corporate Universities:Driving Force of Knowledge Innovation”.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2005,17(1):130-136.在这一背景下，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是实现交互关系、维持产学研持续协同的关键。(17)Schmitt,R.W.“Conflict or Synergy:University-Industry Research Relations”.Accountability in Research,2011(5):251-254.共建实体模式，即学研机构主要以知识、技术、人才及部分资金为资本，企业主要以资金、市场信息、产品及管理经验为资本，共同投资构建一个独立组织，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中最高级、最紧密的合作模式。而成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就是这一模式的基本实现形式，也是产业界和学术界紧密结合的直接表现。通过成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交互和协同关系，并逐步形成了具有集聚优势、知识溢出优势和技术转移优势的开放式创新网络(18)李健：《产学研协同创新是产学研合作的新发展》，载《中国科技产业》，2014(1)。，企业的创新能力得到提升。
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使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整合内外部资源，是企业获取知识、累积知识并实现创新的重要途径，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Perkmann,Markus,et al.“Academic Engagement and Commercialisation: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n University-Industry Relations”.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3,42(2):423-442.已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为什么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学者们认为，产学研合作创新在促进校企优势互补、科技成果转化、知识增值和创新效率提高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必要手段。(2)如何进行产学研合作创新？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合作模式、合作动力、影响因素和管理机制等方面的讨论。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知识基础观入手，研究企业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在产学研合作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企业自身特征所带来的不同影响(20)Cassiman,B.,and R.Veugelers.“In Search of Complementarity in Innovation Strategy:Internal R&D and External Knowledge Acquisition”.Management Science,2006,52(1):68-82；Schmiedeberg,Claudia.“Complementarities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erman Manufacturing Sector”.Research Policy,2008,37(9):1492-1503.，忽视了产学研合作中逐步形成的创新网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考虑这一创新网络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为本文留下了研究空间。
综上，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1)产学研合作能否增强企业创新能力？(2)企业何种创新能力受到的影响更强？(3)具有不同特征(所有制形式、机构投资者等)的企业受这一影响的程度是否相同？(4)其他(例如由高管学术背景形成的)创新网络是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产生影响？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我国产学研合作相关政策演进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国家创新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环节，促进了国家创新系统内的知识流动，是提升一国产业技术能力的基本途径。(21)吕海军、甘志霞：《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述评及研究展望》，载《生产力研究》，2005(4)。然而在对眼前利益和快速回报的追求过程中，企业往往忽略对自身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22)樊霞、何悦、朱桂龙：《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内部研发的互补性关系研究——基于广东省产学研合作的实证》，载《科学学研究》，2011(5)。，企业对产学研合作中的知识获取和利用效率也不高(23)李栋华、顾晓敏、任爱莲：《知识来源与企业创新:基于DEA的研究》，载《科研管理》，2010(2)。。
因此，许多国家出台政策来推动学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加强合作互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也尝试推出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但产学研合作并未作为一项独立政策，因此可以称为产学研合作的发展萌芽阶段。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作出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部署，并把“产学研结合”作为“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的突破口，首次确立了产学研结合的战略地位，标志着产学研合作正式进入了战略发展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产学研协同创新作为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途径，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一系列政策法规随之出台，这些政策中均明确提出了“产学研”一词，强调要构建并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随着产学研合作的不断深入，相关法律法规也不断完善，表1梳理了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政策文件的内容。
(二)企业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
自主创新能力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优势、获得持续性增长的力量源泉已经成为业界共识。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解读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与超额竞争力的获得。(24)Tsai,Wenpin,and S.Ghoshal.“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4):464-476.学界普遍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异质性资源的重要来源，可以促进异质性的资源、知识和机会在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内流动，极大地提升知识和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实现高效创新。(25)张宝建、胡海青、张道宏：《企业创新网络的生成与进化——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视角》，载《中国工业经济》，2011(4)。企业社会网络可以分为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内部网络主要从促进资源交互、知识信息传播和加强组织认同感三个方面影响企业创新；外部网络则对企业间合作创新起到了重要作用。(26)Drejer,I.,and B.H.Jorgensen.“The Dynamic Creation of Knowledge:Analysing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s”.Technovation,2005,25(2):0-94.组织和个人通过网络与其他成员建立连接关系，不同形式的资源在网络中传播和流通，拓宽了企业资源网络的广度，从而推动了网络中的创新活动。(27)Gulati,R.“Alliances and Networks”.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4):25.
表1我国产学研合作的政策演进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于创新的影响是交互的，只有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结合起来，才能够共同作用于企业创造力和创新绩效。(28)龙静：《创业团队内、外社会网络对创新的交互效应》，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5)。单纯地强调企业内部网络会导致企业创新能力受损：过于强调培养个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会使团队极易受到“群体决策偏见”的影响；过于注重同事间的信任与感情，会妨碍团队中不同意见的表达，降低实现突破性创新的潜力。(29)Cuevas,G.,Cabello,C.,and A.Carmona.“Internal and External Social Capital for Radical Product Innovation:Do They Always Work Well Together?”.British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4(25):266-284.同样，单纯强调企业外部网络尽管可以使企业从所嵌入的组织间网络中受益，但能否高效地利用这种资源还取决于企业自身(30)Caloghirou,Y.,Kastelli,I.,and A.Tsakanikas.“Internal Capabilities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ources: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for Innovative Performance?”.Technovation,2004,24(1):29-39.：在拥有了低成本获取互补性知识的机会时，企业把握这个机会的意愿或能力将最终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31)Lin,J.L.,Fang,S.C.,and S.R.Fang,et al.“Network Embeddednes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Performance in R&D Consortia in Taiwan”.Technovation,2009,29(11):0-774.，这取决于企业内部网络的强度和效率。如上所述，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对企业创新具有交互作用，只有把握好一个平衡才能够达到企业最优效率。关于企业社会网络与创新间关系的文献是比较丰富的(32)Ahuja,G.“Collaboration Networks,Structural Holes,and Innovation:A Longitudinal Stud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3):425-455；Guan,J.C.,Zuo,K.R.,and K.H.Chen,et al.“Does Country-Level R&D Efficiency Benefit from the Collaboration Network Structure?”.Research Policy,2016,45(4):770-784.，但鲜有研究关注产学研合作在企业内、外部社会网络构建与强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作为独特的中间网络，产学研合作实现了企业内、外部网络的有效联结，在企业创新网络构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三)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
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是提升一国产业技术能力的基本途径。随着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深入开展，合作创新主体间的互动频率增加，资源交互更加有效，正逐步由线性创新模式向网络创新模式发展。
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是产学研合作的高级模式，是企业创新网络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中间网络。中间网络区别于传统的中介网络或网络结构洞，在承担联结内外部网络节点作用的同时，也具有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属性。首先，企业博士后工作站通过培养人才并促进组织成员间的知识交流，使网络中的隐性知识得以有效传递，创新所需的关键技术也不断积累，知识转化能力得到提升，因此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具有内部网络属性。其次，通过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企业能够利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人才、设备等优势，为其提供持续的技术保障(33)高良谋、李宇：《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倒U关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拓展》，载《管理世界》，2009(8)。，促进创新主体间的技术互补和融合(34)Petruzzelli, A.M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Prior Ties,and Geographical Distance on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s:A Joint-patent Analysis”.Technovation,2011,31(7):309-319.，从而实现知识的快速共享，因此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发挥了外部网络功能。最后，作为中间网络，博士后工作站提供了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联结的关键渠道，通过深入合作，科研机构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的隐性知识，从而更具针对性地进行显性知识的交流与传递，提升企业创新效率。综合以上分析，博士后工作站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中发挥了中间网络的作用：一方面，将学研机构的基础研究能力与企业的应用研究能力相整合，有助于企业实现从技术应用向技术开发、技术探索的升级，实现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进而形成长期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具有其他产学研合作模式所不具备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企业与学研机构之间是一种长期的契约关系，降低了较长研发周期可能带来的风险，不同创新主体间更容易形成默契、达成共识，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35)Zhou，K.Z.,Gao,G.Y., and H.X.Zhao.“State Ownership and Firm Innovation in China:an Integrated View of Institutional and Efficiency Logic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17,62 (2):375-40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产学研合作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四)股权性质、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
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多的R&D资金以及科研人员等创新资源，具有更强的技术储备和技术转化能力(36)柯忠义、潘庆年、邓德炮：《供给侧改革如何发挥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优势——基于高技术产业的实证分析》，载《调研世界》，2018(10)。；同时，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政策、财务资源，在市场中往往具有垄断或主导地位(37)Zou,Hong,and Mike B.Adams.“Debt Capacity,Cost of Debt,and Corporate Insurance”.Journal of Financial & Quantitative Analysis,2008,43(2):433-466.，能够更容易地获取创新所需的跨学科知识，实现技术突破。(38)贾根良、李家瑞:《国有企业的创新优势——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载《山东大学学报》，2018(4)。 而合法性相对较弱的私营企业则难以获得本土资源(39)Kolstad,I.,and Arne Wiig.“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2012,47(1):26-34.，因此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则为民营企业提供了一个弥补上述不足的可行手段：通过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企业能够获取创新所必需的异质性资源，同时也能够更好地促进内部网络成员间的信息、知识交流，从而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2：相比于国有企业，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更有助于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
(五)机构投资者、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
机构投资者在企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0)付雷鸣、万迪昉、张雅慧：《VC是更积极的投资者吗?——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投入的证据》，载《金融研究》，2012(10)。，但学界对机构投资者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具有明显的短视特征，更为关注短期内股价波动带来的损益，而对长期的投资收益并不热衷。(41)Drucker,P.F.“To End the Raiding Roulette Game”.Across the Board,1986,23(4):30-39.机构投资者厌恶创新可能带来的短期效益损失(42)Bushee,B.J.“Do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Prefer Near-Term Earnings Over Long-Run Value?”.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1,18(2):207-246.，同时也缺乏动机通过花费大量成本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来规避可能产生的风险。(43)刘京军、徐浩萍：《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还是短期机会主义者?》，载《金融研究》，2012(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认同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44)Eng,L.L.,and M.Shackell .“The Implications of Long-Term Performance Plans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for Firm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vestments”.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2001,16(2).首先，机构投资者在公司中持股比例较高，其自身利益与企业绩效息息相关，更有动力关注创新战略。(45)曾春华、张弛、陈险峰：《机构投资者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经理人职业生涯假说”的视角》，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其次，机构投资者具有完善的信号传递机制，能够搜集并识别绩效下降的原因(46)温军、冯根福：《异质机构、企业性质与自主创新》，载《经济研究》，2012(3)。，并能向市场传达有关管理者能力的确切信息(47)Aghion,P.,Reenen,J.V.,and L.Zingales.“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wnership”.Cepr Discussion Papers,2013,103(1).，激励管理者进行创新。再次，机构投资者以追求投资回报为目的，不会争夺企业控制权，能够协调股东间的利益冲突，增强股东联盟的稳定性。(48)Tricker,B.“The Role of the Institutional Investor in Corporate Governance”.Corporate Governance,1998(4):213-216.最后，通过有效监督，机构投资者能够降低高管子群间的情感冲突，促进高管跨子群交流与信任。(49)林明、戚海峰、鞠芳辉：《国企高管团队任务断裂带、混合股权结构与创新绩效》，载《科研管理》，2018(8)。综上所述，机构投资者能够促进高管团队的信息加工、交流与知识整合，提高隐性知识在企业内部的流动，增强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中内部网络的作用，进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3：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能够正向调节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
(六)高管学术背景、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活动需要大量的资源输入，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很高(50)Savory,C.“Building Knowledge Translation Capability into Public-Sector Innovation Processes”.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2009,21(2):149-171.，受限于内部资源的企业很难独立应对。而学者同时具有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双重身份，既可以对企业输出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知识储备以帮助企业实践，又能运用归属的社会属性为企业打通知识资源渠道。(51)陈春花、朱丽、宋继文：《学者价值何在?高管学术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载《经济管理》，2018(10)。具体而言，首先，在高校或研究院所任职的高管具有较强的学术资本，能够为创新提供后续的资源渠道和保障。(52)沈艺峰、王夫乐、陈维：《“学院派”的力量:来自具有学术背景独立董事的经验证据》，载《经济管理》，2016(5)。其次，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之间可以形成“无形学院”，具有学术资本的高管能够通过“无形学院”的便捷通道，为企业经营活动提供强大的知识储备(53)朱丽、柳卸林、刘超、杨虎：《高管社会资本、企业网络位置和创新能力——“声望”和“权力”的中介》，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7(6)。，进而支撑和引领企业未来发展前沿领域的创新投入。而高管学术资本所发挥的“桥梁式”作用，架构了企业和“无形学院”的有效连接，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储备(54)陆红英、董彦：《高管团队社会资本量表开发及信效度检验》，载《经济论坛》，2008(9)。，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作为企业创新的中间网络，其作用与高管的学术资本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因此，企业与“无形学院”间建立的知识网络降低了其创新活动对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的依赖程度，对产学研合作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企业高管的学术背景在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少，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筛选
本文以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并通过手工搜集各上市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关信息：(1)从上市企业或集团新闻资讯中筛选企业博士后工作站；(2)通过中国博士后网、各地方博士后相关网站搜集信息；(3)将以上两种来源信息进行比对，相互补充，最终获得上市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关数据；(4)剔除样本中无研发投入的数据(55)蔡晓慧、茹玉骢：《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载《管理世界》，2016(11)。，最终收集到2 864家A股上市企业的年度观测数据。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其与年度相关财务数据匹配(财务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通过以下步骤对样本进行处理：(1)剔除相关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2)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5%水平上的缩尾处理以消除极端值的影响；(3)对部分财务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规避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最终得到2010—2016年2 308家企业共9 249个观测值。
(二)实证模型及变量定义
为检验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探求其影响机制，本文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1)和调节效应模型(2)。为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运用了双重差分模型，并以企业是否建立过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分组依据。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运用专利申请总数与上一年研发投入的比值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控制变量方面，在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56)赵晶、孟维烜：《官员视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组织合法性的实证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6(9)。，本文引入企业研发人员数量、企业规模、企业盈利率、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企业现金流量、托宾Q比率等多个创新能力相关变量，以控制其他因素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外资进入能够通过多途径对企业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业是否有外资进入。同时为甄别股权性质、机构投资者、高管学术背景、国际市场等因素的重要影响，本文引入样本企业是否是国有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和海外业务占比等调节变量并构建模型进行估计。
本文所用主要变量名称及指标测度如表2所示。
表2主要变量及衡量指标

续前表

1.因变量：企业创新能力。基于创新研究的不同视角，现有研究大多以企业研发投入、无形资产或者专利数量为代理变量衡量企业创新能力。上述指标尽管能够衡量企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却难以真实体现企业的创新能力。基于此，本文选取企业专利研发效率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即单位研发投入为企业带来的有效专利数量越多，企业创新能力也就越强。为区分不同类型创新能力与产学研合作间的不同作用结果，另选取三类专利申请数量作为企业不同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同时考虑数据可得性，选取2010—2016年作为样本区间。
2.解释变量：产学研合作。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属于产学研合作最高层次的合作模式，因此本文选取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作为产学研合作的代理变量。从上市企业或集团主页、新闻资讯中手工搜集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关数据，并与中国博士后网、各地方博士后相关网站所搜集的数据进行比对，最终得到各上市公司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关情况等数据。
3.控制变量。借鉴以往文献，本文分别控制了企业股权结构和财务相关指标，并控制了企业的固定效应。其中，股权结构指标包括外资成分、股权集中度以及股权制衡度；财务指标包括企业规模、现金流、托宾Q值等；而企业创新相关指标则选取了研发人员数量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单位研发有效专利数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衡量，其均值为10.5，表明在2010—2016年间，每千万元创新投入平均产出10.5个有效专利。发明专利、应用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均值分别为1.87、5.67和1.58，表明在统计期间应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显著高于其他专利。由于本文对各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因此发明专利、应用新型专利以及外观设计专利的均值之和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均值有所差异。企业的股权性质变量均值为0.397，表明样本中39.7%的企业是国有企业，约占总样本数量的2/5。机构投资者变量均值为3.998，表明机构投资者作为股东持有股份较少。企业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均值为2.885，即上市企业中平均约有3个高管具有学术背景，表明企业对于学术资本的重视。另外，产学研企业变量均值为0.172，表明仅有17.2%的上市企业成立了博士后工作站，产学研合作整体水平还不够高。
表3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验证不同股权性质及不同环境下企业产学研合作是否有区别，本文针对相关变量进行了T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T检验结果

表4中，组0代表分组变量等于零，组1代表分组变量大于零。分析上表结果不难看出，均值差异都通过了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不同情境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建立状况有着显著差异。其中，民企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比例高于国企3.7%，有机构投资者股东的企业高于其他企业2.2%，高管具有学术背景的企业高于其他企业3%，而进入国际市场的企业高于其他企业11.6%。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
本文首先建立基础模型以检验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这一模型用于检验假设1。为降低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建立了双重差分模型，以企业是否建立过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分组依据，考察了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这一外生冲击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另外，为研究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本文分别以企业三种创新能力为因变量再次进行回归。表5模型(1)～(4)汇报了这些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5产学研合作与企业创新能力回归结果及股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表5中，由于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因而表示状态的产学研企业变量被模型省略无法估计，同时由于产学研企业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交叉项在数值上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相等，故而企业博士后工作站项也在参数估计中予以省略。另外，由于本文建立了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得到的估计值是“组内估计量”，因而汇报了各模型的组内拟合优度。
表5结果显示，模型(1)中，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假设1得到证实。模型(2)和模型(3)中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发明创新以及应用创新能力，模型(4)中交叉项系数不显著，表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对设计创新能力的影响不大。进一步观察交叉项系数可知，模型(3)中交叉项回归系数大于模型(2)中系数，说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对于企业应用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这可能是由于我国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仍处于发展阶段，企业和学研机构合作过程中的知识吸收和转化能力有待提升，因此，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对于技术含量更高的发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还不够强，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企业性质与企业创新
为探寻不同条件下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首先引入企业股权性质作为调节变量，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模型(5)～(8)。
观察回归结果不难发现，模型(5)～(7)中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能够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能力。观察交叉项系数可知，模型(5)～(8)中三变量交叉项均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负，表明民营企业通过建立企业博士后工作站能够更快地提升创新能力，假设2得到验证。
(三)机构投资者与企业创新
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在上市企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研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6模型(1)～(4)所示。
表6产学研合作中机构投资者以及高管学术背景的调节作用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在表6模型(1)～(4)中，机构投资者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就越弱。这是由于：一方面，投资者具有短视性，更加注重短期利益，而厌恶创新等高风险战略，因此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业绩，以及最终排名，导致企业更加关注业务层面，而忽视了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能够很好地缓解这一问题。观察表6结果不难发现，模型(1)～(3)中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和机构投资者三项交互系数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就越强，原假设得到验证。进一步观察系数大小可知，模型(4)中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而模型(3)中系数绝对值最大，表明机构投资者仍然偏好于具有一定技术含量且风险较小的应用创新。
(四)高管学术背景与企业创新
作为知识资源的重要提供者，高管的学术资本在企业创新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研究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在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促进企业创新能力过程中起到的调节作用，本文建立了相应的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表6模型(5)～(8)所示。
在模型(5)中，高管学术背景变量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多，企业创新能力越强，验证了高管学术资本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在模型(5)～(8)中，三项交互系数均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且符号与产学研合作在项系数相反，表明高管的学术资本对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产学研合作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原假设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将窗口期前后缩短一年，运用2011—2015年数据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7模型(1)～(4)所示。
表7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同时，借鉴已有文献，本文直接运用企业有效专利数量对数作为创新能力代理变量并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7模型(5)～(8)。
将表7与表5结果对比可知，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交互项系数符号及显著性程度均保持一致，表明原回归结果较为稳健。
(六)内生性检验
企业是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并非是完全的外生事件。自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产学研合作制定为国家战略以来，各省市地方政府也加大政策法规出台力度，不同程度地鼓励和扶持企业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因此企业是否展开了产学研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省内政策环境的影响。上一年度省内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数量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地体现该地区产学研政策的倾向和力度，同时与企业创新能力并无直接相关关系，能够作为企业产学研活动的工具变量。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回归法对主要假设重新进行检验。在第一阶段回归中，本文以企业是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为因变量，引入相关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构造Probit回归模型，计算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带入第二阶段回归之中，以此检验假设是否仍然成立。表8分别报告了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回归结果。
表8Heckman两阶段检验结果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从表8中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企业是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受到地方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数量的影响。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产学研活动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原假设得到验证。同时，各模型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模型不存在样本选择问题。
模型的内生性也可能源自设立的模型中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建立博士后工作站，这会减弱模型的解释力。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运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将实验组(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与对照组(未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企业)按照个体特征相似性进行匹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反向因果关系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重新建立模型并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9所示。
表9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的模型估计结果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按照邻近匹配法，遵照1∶1的匹配原则，匹配后得到3 619个观测值，且各变量均通过了均衡性检验，表明匹配结果具有合理性。观察表9结果可以发现，交叉项系数符号及显著性程度与表5中结果相似，原假设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研究
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会对其战略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政策环境的影响愈加明显，我国产学研合作正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为进一步分析政策环境的作用，本文以2012年为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并进行参数估计，估计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产学研合作中政策环境的调节作用

注：(1)括号内汇报t值；(2)*：p<0.1,**：p<0.05,***：p<0.01。
观察表10结果可知，模型(1)中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表明在不同的政策环境下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产学研合作对于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差异。但有趣的是，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模型(2)中交互项系数在10%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而模型(4)中交互项系数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政策环境能够调节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对企业发明创新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发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削弱了企业设计创新能力。由于发明创新包含的科技含量更高，是企业创新能力的根本体现，因此，政策支持有助于强化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结构升级的优化作用，提升企业真实创新能力。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分析并检验了不同股权性质、不同类型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区别于中介网络或网络结构洞，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同时具有企业的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属性，在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中发挥了中间网络的关键作用，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其中对于应用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强；第二，相比于国有企业，产学研合作对于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就越强；第四，拥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越少，产学研合作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就越强。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策环境能够调节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发明创新能力和设计创新能力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随着政策支持力度的增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发明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同时削弱了企业设计创新能力。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1)以社会网络理论为切入点，以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路径和作用机理，明确了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在企业创新过程中作为中间网络的重要地位。首先，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加强了企业对于行业技术趋势的判断并为企业带来了创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具有外部创新网络特征；其次，通过培养人才并促进企业内交流，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增强了企业的知识积累以及知识的吸收转化能力，具有内部创新网络特征；最后，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有效联结了企业内、外部创新网络，通过长期深入合作，科研机构能够更好地了解企业自身的隐性知识与创新需求，从而更具针对性地传递企业创新所需的异质性知识，进一步提高企业创新效率。(2)将企业博士后工作站作为衡量企业产学研合作模式的关键变量，解决了产学研合作难以量化的问题，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实证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思路。(3)研究企业特征对于产学研合作影响的同时，分析了其他创新网络所带来的不同影响，是对现有研究的有效补充。
本文的实践意义在于：(1)相比于国有企业,产学研合作更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因此民营企业更应该通过加强与学研机构建立长期、稳定、深入的合作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2)机构投资者能够通过协调企业内部网络来增强产学研合作对企业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当通过适当引入机构投资者股东来提升产学研协同网络的运行效率。(3)当企业中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数量较少，无法通过“无形学院”增强知识储备时,通过促进产学研合作能够更有效地拓展企业知识资源获取渠道,增强创新能力。(4)相关政策立法有助于通过产学研合作优化企业创新结构，提升企业真实创新能力，推进国家创新治理体系建设，因此应当给予企业更多的政策支持，促进企业通过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等方式实现全面、高效的产学研合作，使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并提升学研机构高质量成果的市场转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