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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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

[摘要] 马克思唯物史观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把“历史”不仅视为一个理论研究范畴，更作为一种根本的解释原则——“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承马克思唯物史观解释框架，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发展图式下，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点，创造性发展唯物史观，创新人民中心论、政党决定论、双重革命论、命运共同论等叙事结构，对于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造性发展
习近平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1)换言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中国自身的现实问题作为研究基点，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为旨归，从而“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以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勇气，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并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提供历史性示范，为解决我国实际问题作出了重大创造性贡献。
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解释原则及其开放性
唯物史观的创立者马克思对以往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指出其主要缺点是没有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人们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解释世界的框架可以从三个向度出发：其一，以客体的或直观的解释原则为框架的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其二，以抽象的能动的解释原则为框架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其三，以人的感性活动解释原则为框架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其中，秉持人的感性活动为解释原则，使马克思超越了“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旧哲学，并为之注入了新的实践观念，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是“现实的人及其发展”，“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人自身作为历史的“前提”和“结果”，以自身的活动构成自身的存在、自身的历史。历史是人的存在的现实，是人的现实的世界。离开人、离开人的活动、离开人的活动的产物，历史就立刻神秘起来。马克思透视人的现实活动，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揭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嬗变过程，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对唯物史观的叙事框架进行了建构。
尽管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经典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科书不同年代的版本中，马克思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话语阐述有所区别，但其所展现的理论始终是同构的。比如，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等等。这是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下，不同年代的经典著作和教科书中不容置疑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也在不断向纵深推进，并对诸如人工自然论、社会本体论、社会有机体论、全面生产论、人的全面发展论等进行了逻辑重构。通过诸多学术研究成果的理论支撑，推演出无论从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本身，抑或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演进脉络考察，作为涵摄鲜明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的唯物史观，其本质即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中最具方法论启示的是，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重构和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拓展。
(一)从马克思晚年对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考察
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天才世界观”，实现了从“直观”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心主义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革命，也就是实现了旧唯物主义世界观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的超越，这种“新”不啻把“历史”视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历史”视为一种解释框架，即把“历史”理解为“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过程”，这个过程中蛰伏人与世界的全部矛盾关系，并在全部矛盾相互指涉中持续消解与重构人对世界的否定性和批判性。这个过程蕴含了“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确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工程性的统一。正是在这无数的“矛盾丛”中，作为历史的主体支撑，人类实现了不仅解释世界而且“改变世界”的无可替代的历史角色转换。
基于这一基本解释原则，马克思反复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旨向。在这种方法论统摄下，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聚焦于构建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创立时的世界历史叙事方式，把关注的焦点主要不是放在进一步论证人类历史的“世界性”维度，而是投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选择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范式上。
1879年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出版，马克思很重视并肯定柯瓦列夫斯基的研究和思考，但从方法论维度提出了批判，并进行了新的理论阐述。马克思认为追问和把握人类世界史，更应当以非欧洲国家(民族)的历史特质为核心关切，不宜把“西欧封建化”的中世纪发展模式，推广或硬套在非欧洲的国家和民族身上。马克思认为，印度的采邑制、公职承包制、荫庇制等，不应被认定为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农奴制也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在印度的任何地方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显然，马克思从方法论维度已经指出印度作为东方社会，其经济制度、经济结构等存在差异性。
1880年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村庄》出版，翌年马克思开始研究并做笔记，总体上肯定了菲尔的研究和思考，但指出欧洲与东方社会的历史现实的不同，并在方法论维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在东方，在村社制度下，人们实际上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贵族阶级的首领们的权力之争主要争夺卡查里—塔比尔的控制权。”(7)《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266-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马克思始终以东方世界与欧洲的差异性为其理论依据。
1881年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里奇致信马克思，希望马克思就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及俄国发展道路问题指点迷津。马克思为此对俄国村庄制度、土地关系、内外条件做了研究，并于同年2、3月反复三次起草、修改《给维·伊·查苏里奇的信》。在马克思看来，俄国公社土地公有制占统治地位，以集体经济为主要组织形式，并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东方社会的发展演进并不必然要经历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同一的道路，“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8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显然，马克思晚年一直在关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50年代就揭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化的事实和动力，而在19世纪70、80年代则更多地将焦点放在世界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特别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模式的特殊内在机制上面。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的创造性阐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石，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蕴。
(二)从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维度考察
恩格斯与其学术朋友关于唯物史观的八封通信中，有两封信发人深省：一是1890年9月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一是1894年1月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这两封信都是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负责任地对马克思建构或发现的唯物史观具有某种反思意义的重要文献，用精确的术语表达了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审慎的思考、科学的态度、创新的发展。
在1890年9月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针对个别人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歪曲，系统地阐述了经济因素在整个历史斗争进程中的作用，指出经济状况虽然是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并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观点：“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9)。非常鲜明，在恩格斯看来，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决定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历史过程中”还有许多决定因素，包括“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在历史辩证法框架下，仅仅“发现”“看到”“评估”了“上层建筑各种因素”的反作用，而对其“决定”作用没有充分估计和正确理解，导致人们认为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和演进“比解一个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10)。恩格斯这一重要观点启示我们，宪法、法律、政治、哲学、宗教及其相互作用等都在“历史过程中”具有决定作用。有鉴于此，恩格斯提出“平行四边形”理论即“合力论”。对于唯物史观这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恩格斯在信中似乎做了自我批评：“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11)然而恩格斯也对自己理论的背景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明，即出于在对某些学者的理论进行反驳时，用于批判他们的主要原则，但这并不等同于对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就予以否决，“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1、592、593、593-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由此可见，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研究范式在应用领域是十分谨慎的，既正本清源，完整、准确阐释了唯物史观，又承担了对“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一“唯一”决定因素的理论责任；既深入剖析了导致这种误解的认识论根源，同时尖锐指出了这种误解的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不能不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13)。
在1894年1月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再次强调了包括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因素即使是建立在经济因素的基础之上，“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4)。显然，这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的信四年后，在更臻完善的层面对社会上层建筑也有“决定”作用的论述进一步发挥，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是互为原因的，不是只有经济一个因素构成原因或者“积极的”因素，而是“相互作用”，并指出：“国家就是通过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好的或者坏的财政制度发生作用的，甚至德国庸人的那种从1648—1830年德国经济的可怜状况中产生的致命的疲惫和软弱……也不是没有对经济起过作用”(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4、668、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对19世纪40年代制定的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发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解释原则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其一，唯物史观是一种在既定与创造、肯定与否定、继承与超越、斗争与统一中相交织的解释框架。其二，唯物史观所展现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如果“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作为原理的“一般表述”也必然发生变化。其三，19世纪后期世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历史运动真实关系”的嬗变，对19世纪40年代制定的唯物史观进行了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对世界历史思想、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思想等做了进一步发挥，使马克思唯物史观仍然在21世纪的今天闪烁真理光芒。
二、习近平对唯物史观的创新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唯物辩证地解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体论及其实践源泉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存在多重逻辑，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情感逻辑等，但始终以实践逻辑为枢纽，不仅是思想走向现实的过程，亦是现实走向思想的过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创新的互动共生，充分展现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气派。
(一)创新人民中心论
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19)《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起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理论基石，创造性地提出“人民中心论”，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人民情怀和人民立场。
人民中心论开辟了“人民立场”的新境界，重塑了人作为现代个体的精神气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指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一系列具有统摄意义的核心思想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起点。
人民中心论开辟了“人民主体”的新境界。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是关注重心。改革必须发挥群众首创精神，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迫切需要人民主体力量提供强大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等一系列理论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人民观、政党观的视野，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关切。
人民中心论开辟了“人人共享”的新境界，开启以人的本质与价值为旨归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已经转变，这一转变更凸显了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即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不仅关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层面的成果共享，而且对于人民各方面的合法权益给予全面保障，凸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旨归。
(二)创新政党决定论
恩格斯晚年“发现”了“政治”的“决定”作用，但并没有发现和提及“政党”因素。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应当承担起新的历史图式下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职责，“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21)《邓小平文选》，第3卷，2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如同卢卡奇谈到的：“从历史的角度(科学地)考察当代，不仅看到当代的表面现象，而且也看到实际推动事件的那些比较深层的历史动力。”(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31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最大优势”的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积极的”因素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其一是考察社会形态的观测点的转变。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中的社会形态视角，首先着眼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而现代社会形态的观测点侧重于政治。其二是考察“历史发展过程”中社会有机体各系统要素结构功能的路径。马克思唯物史观确立时的基本路径是，始终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决定作用，甚至认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决定因素，而现代社会演进中的动力机制，既着眼物质的力量，又着眼精神的力量；既考虑经济的力量，又考虑政治、文化等力量。其三是考察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范式。马克思唯物史观聚焦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关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现代社会矛盾得以解决的具体范式主要决定于政治上层建筑，特别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水平和本领。
在唯物史观的解释框架下，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主要问题，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又构成重大时代课题。时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多重问题中的总问题、多层问题中的元问题。“哲学之所以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就在于它自觉地体悟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生存境遇，自觉地捕捉到自己时代的人类的迫切问题，并自觉地把人类文明的时代性的困境和问题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23)孙正聿：《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1)。每一时代的迫切问题集中彰显了这一时代与社会基本矛盾性质和状况相对应的社会主要矛盾。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社会主要矛盾，就能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关系耦合对称，这就需要政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经过长期的砥砺磨炼，中国共产党成功塑造了人类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文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现代历史境域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筑了强有力的话语范式。换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社会基本制度设计、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等方面的现实路径。
(三)创新“双重革命”论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6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中，一切社会的历史不过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5)《列宁专题文集 论马克思主义》，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里的“革命”指“社会关系革命”“工业生产革命”“思想文化革命”“科学技术革命”等。马克思认为革命是“必需”的，“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当时马克思寄希望于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从而实现人类解放，马克思认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27)共产主义者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其所肩负的使命即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3、5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政治品格就是革命性，这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革命学说的回归与超越。同时，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并以党的建设工程为主轴，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只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才能引领和推动社会革命。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终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领导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是新时代对党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面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党以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发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终将自身打造成为与时俱进、人民拥护、百折不挠、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社会革命”“自我革命”体现了“双重革命”。
(四)创新命运共同论
“人与人的交往，乃是真理性和普遍性最基本的原则和标准。”(2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7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英国学者伯尔基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一种理想因素，即暗含着价值设定和终极目标：在具体情况中，这可以被定义成自由、幸福、美好社会、共产主义。”(30)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1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根于马克思“民族史向世界史转变”的叙事框架。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中，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是一个可以经验和感知的历史情境，从以往的“世界何以可能”转向“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关切。这并不是“自我意识”、绝对精神、形而上学幽灵的抽象行动，而是“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马克思揭开笼罩在“世界历史”上的神秘面纱，深入探寻其内在机制，深刻揭示世界历史的演进理路，把握其内在规律，通过分析人类解放的逻辑起点，充分论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现实依据。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构想，就是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难题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合乎逻辑的运用、延伸和发展，打开了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致思路径。
三、唯物史观创造性发展的方法论意义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3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客观事物永远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3)客观现实的变化，思想、理论、计划、方案等也“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34)《毛泽东选集》，第1卷，296、295、325-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发展作出了贡献，开辟了新的认识视野，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在反思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中开辟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新境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并没有视其所建构的原则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是后来多次对原有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进行修葺完善。虽然基本的叙事框架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然而其实践旨趣“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如果要重写，“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法国学者德里达充分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并指出随着社会形态的嬗变必然带来思想的跃迁，而不断地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的条件，即“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36)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12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恩格斯着眼于社会发展，对唯物史观制定时的叙事结构做了补充和完善，明确提出了上层建筑在历史进程中也是决定因素。毛泽东谈到诸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范畴时承认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其将起到第一性的决定作用，强调：“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37)《毛泽东选集》，第1卷，296、295、325-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破解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难题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开辟了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新境界，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高度，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党的领导地位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事业，只有加强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巩固社会主义事业。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充分说明社会主义事业的稳固离不开党的执政地位的稳固。中国的发展历程说明，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才取得辉煌成就。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高度，加强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领导。党所领导的事业是全面的、有机的整体，涵盖党和国家事业的全方位、多角度，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最后，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政治建设是根本，直接决定党的建设整体工作的大方向，只有政治上成熟的党，才能承担起治国理政的历史重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应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并提升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高度。
(二)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中开创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新境界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阈中，不同社会形态具有不同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便是同一社会形态，其所呈现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因发展阶段不同而迥异。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所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呈现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持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开创了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新境界。
坚持“人民中心论”的发展思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了深化。坚持人民立场、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毛泽东指出，一个政党的领导权并不是通过强迫手段来实现，而体现在为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着想，“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38)《毛泽东文集》，第3卷，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人民中心论”的发展思想是对党的宗旨一以贯之，最终为了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深入延展。
坚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精准研判，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进行了深化。现阶段，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仍然是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时代经济发展图式下不断涌现的新状态、新格局、新阶段，也不过“是这个长过程的一个阶段”(39)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1-19。。针对新的阶段性的特征，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判断，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造性阐述。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进行了深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改革也必然向纵深推进。在改革主体框架确立之下，迫切需要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瓶颈，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经济社会发展更高质量，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的获得感普遍增强，从而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改革增添新动力。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的拓展。
(三)在“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中开创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新境界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人们在自己社会行动中的规律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历史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在创造自己历史过程中的内在规律。换言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是先验的，而是源于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逻辑演进之中。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探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产生于人类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产生于人类从事经济和政治思想活动以及这两种活动的相互作用之中；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产生于广大人民群众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及改造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等一系列实践活动之中。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所总结出的基本原则，就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41)《邓小平文选》，第3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在当今世界新的发展图式下，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42)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7-02。习近平正是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理路，把21世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当作人们的感性活动来理解，洞悉新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价值观的博弈，从而把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新境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人类社会关系的新走向，是对人类文明贡献的中国智慧，是未来国际新秩序的理想图景。
“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43)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28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总之，我们从思维与存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多重矛盾关系观察和研究可以发现，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想理路，在21世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发展图式下，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而对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发展，又成功推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