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多维测度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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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多维测度及影响因素

[摘要] 身份认同是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融入城市社会、真正实现市民化的重要指标。对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2019)问卷数据的研究发现，我国只有不到一半的流动人口实现身份认同，且认同预期得分远低于认同意愿得分；政策制度、社会资本、城市体验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三个维度的影响各有不同，而厘清影响身份认同意愿、预期与结果的原因有助于精准制定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多维测度；市民化；影响因素
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切实提升2.44亿流动人口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约为2.44亿人。理论上，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和文化层面，其本质是再社会化过程。(2)田凯:《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载《社会科学研究》，1995(5)。三个层面依次递进，逐层深入：经济层面的融入反映流动人口立足城市的过程，是市民化的物质基础；社会层面的融入体现流动人口参与城市生活的广度，是市民化的重要表象；心理和文化层面的融入则是精神层面的认同，是真正“内化”、完全的市民化。
身份认同是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市民化的重要指标，流动人口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必然要建立在高度的城市身份认同之上。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一系列制度变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成为流动人口，他们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先是通过经济层面的“打工”居住在城市，之后慢慢融入本地社会网络，但只有在心理和文化层面真正适应和主动融入当地城市，才能够完成市民化的过程。探究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研究如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2019)的结果，构建了认同意愿、认同预期以及认同结果的多维指标来评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从政策制度、社会资本、城市体验等方面探究身份认同不同维度指标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某个群体的认知，是自我概念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3)Ashmore,R.D.,Deaux,K.,and T.Mclaughlin-Volpe.“An Organizing Framework for Collective Identity: Articul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Multidimensionality”.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4，130(1): 80-114.不同学者基于各自对身份认同的理解给出不同的界定，例如，张淑华等认为身份是指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标识，而认同旨在表达与他人相同或不同的归属感和行为模式(4)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载《心理研究》，2012(1)。；杨菊华等则认为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家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5)。这些概念虽然在表述上有差异，但核心都是指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可程度。
在身份认同的测度问题上，既有研究已进行了不少探索。学者们普遍认为，身份认同是多层次、分维度的。身份认同意愿与身份认同结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对于身份认同结果应进行二分类衡量。(6) 杨菊华、张莹、陈志光：《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载《人口与经济》，2013(3)。从认同意愿到认同结果往往有很长的时滞，种种因素制约着意愿的实现，而意愿是达到结果的前提条件，所以在研究中仅仅观察意愿或结果都是不全面的。李虹等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由认同愿望和内心认同两个因子组成，认同愿望更侧重于流动人口的主观融入期望；内心认同则强调融入与否的深层感受。(7)李虹、倪士光、黄琳妍：《流动人口自我身份认同的现状与政策建议》，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杨菊华等则发现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的二维测度也有不足，于是使用三个指标来测量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即“融入于人”，由意愿性主观问题复合而成；本地长期居留意愿；认为自己是哪里人。三个指标逐层递进，由易到难。(8)杨菊华、吴敏、张娇娇：《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研究》，载《青年研究》，2016(4)。
目前对于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制度层面。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的削弱使得流动人口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政府对其的制度认同，于是流动人口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9)项飚：《从“浙江村”到中关村》，载《读书》，2000(4)；甘满堂：《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三元结构》，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孙立平：《我们在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载《出版参考》，2003(17)。21世纪初，朱力通过个案访谈将农民工分为返乡型、徘徊型和滞留型，并将阻碍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认同的因素总结为制度障碍、土地牵制、交往局限和社会歧视。(10)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6)。王春光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社会记忆的互动视角考察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开始出现对农民身份认可的模糊化，对家乡的乡土认同在减弱。(1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载《社会学研究》，2001(3)。经过对多年城市化进程的观察，学者们认识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是双向互动的，也是漫长艰巨的，需要逐步推进。身份认同属于主观意念，但这种意愿能否实现，不仅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努力，还需要本地人的接纳以及政策制度的支持。(12) 杨菊华、张莹、陈志光：《北京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研究——基于不同代际、户籍及地区的比较》，载《人口与经济》，2013(3)。
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因素很多，除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个体特征之外，户籍制度、社会排斥、文化差异、社区融合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流动人口的自我认同。(13)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12(5)。从理论机制出发，可以把这些因素分为三个方面：政策制度、社会资本与城市体验。大量文献指出，政策性障碍是流动人口难以形成市民身份认同的重要原因，由户籍制度衍生出的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供给二元体制阻碍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使之无法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待遇。(14)李荣彬、张丽艳：《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106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载《人口与经济》，2012(4)。社会资本因素则更多地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以及融入过程。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可分为流动前的原始社会资本和流动后的新型社会资本。(15)赵延东、王奋宇:《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及决定因素》，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4)。原始社会资本指流动人口在流动前的社会网络，即家人、亲戚、同乡等；新型社会资本指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后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包括工作单位的朋友、流入地户籍的朋友等。城市体验因素则是基于社会学中的“城市性”理论，认为城市和乡村有着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们形成相互对立、互为补充的世界。(16)沃思：《城市与乡村》，26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生活场域发生了根本变化，城市性会对他们的行为、观念、认知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而相应城市体验的感知则会直接影响甚至塑造其身份认同。
通过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当前研究大多以理论探讨和案例剖析为主，侧重制度层面的考察，以全国范围内大样本数据为支撑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而且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对身份认同的测度多停留在认同结果一个维度，忽视了对认同意愿和认同预期的测度，更缺少对其影响因素的识别。弄清楚流动人口“想不想”“能不能”和“有没有”融入城市，精准识别影响认同意愿、认同预期以及认同结果的不同因素，有助于我们提出更为准确有效的政策建议，帮助流动人口更好地构建身份认同，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2019)。该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于2019年1月至2月期间在450个行政村展开，以2018年有半年及以上外出务工经商经历、调查时点在户籍地的16～65岁农村居民为调查对象。各省村样本量大致与人口流出规模成正比；村内抽样采用判断抽样方法，按照50～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各年龄阶段受访者数量相当的原则配额。经清洗后，共得到6 307个样本。具体的样本数据见表1。
表1样本数据结构的描述性统计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陕西、甘肃、青海、云南、贵州、重庆、广西、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12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和吉林2省。
(二)身份认同的多维测度
本研究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认同预期和认同结果三个维度来测度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即“想不想”“能不能”和“有没有”三个方面。
“想不想”。融入城市的身份认同意愿由三个指标复合而成，包括“我愿意与流入地的本地人做邻居”“我愿意与流入地的本地人交朋友”“我愿意融入流入地社区/单位”。每个问题均有“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四个选项。对中国农村居民综合调查(2019)中三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检验，KMO值为0.721，Bartlett球型检验证明不是单位阵，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三个指标在同一个因子上载荷，特征根达到2.471，方差贡献率达到82.354%，每个成分与潜在因子的关联系数高达0.864及以上。调查数据本身也支持提取出一个合成变量，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意愿。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该变量数值介于0～1之间，数值越大表明认同意愿越强烈。样本数据显示的认同意愿平均得分为0.738 2，表明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所居住城市的人、社区/单位认同意愿较强。
“能不能”。融入城市的身份认同预期则由“无论挣多少钱，我都不可能成为流入地公民”“流入地的本地人没有把我看成本地人”以及“您觉得您有可能成为最近一次流入地的户籍居民吗？”三个指标复合而成。这三个指标综合了流动人口融入本地的预期、对于社会排斥的感知，以及对于在流入地入籍的预期。同样对样本数据中这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方差贡献率达到64.292%，每个成分与潜在因子的关联程度达到0.75以上，因此提出一个合成变量，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预期。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发现认同预期的平均得分为0.558 4，与认同意愿得分相比明显较低。
“有没有”。融入城市的身份认同结果由独立指标“在最近一次流入地中，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是？”来测度。样本数据中这是一个四分类变量：(1)不是当地人，(2)是新当地人，(3)是当地人，(4)说不清楚。将这个变量进行二分类处理，1=是当地人或者是新当地人，0=不是当地人或说不清楚，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或者新当地人表示流动人口已经抛弃外来人口的身份，主动实现了融合，认为自己不是当地人或者说不清楚则表示流动人口尚未实现身份认同。在全部有效样本中，认为自己不是当地人的占到57.8%，是新当地人的占到16.6%，是当地人的占比11.4%，说不清楚的占到14.3%，可见真正实现身份认同的流动人口占比仅有28%。
(三)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通过文献梳理，本文选择以政策制度、社会资本、城市体验三个维度共计九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引入模型，以流动人口的个体特征作为控制变量。各个自变量的赋值和分布如表2所示。研究猜想如下：
H1：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的政策制度支持影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水平，即在流入地获得的制度支持越多，福利待遇越好，身份认同水平就越高，反之则水平越低。
H2：进入城市后建立的社会网络对于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具有正向的影响，即新型社会网络越丰富，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水平就越高。
H3：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生活体验越正面，对于城市生活越适应，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越高，其身份认同水平就越高。
表2自变量的定义及自变量的描述统计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分析
我们将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学历、流动范围、收入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对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意愿、认同预期和认同结果的政策制度、社会资本与城市体验等因素分别进行分析。认同结果为二分类变量，故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到，政策制度、社会资本与城市体验因素均对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具体影响因素和程度不尽相同。
表3认同意愿、认同预期与认同结果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5%、1%和0.1%水平上显著。
对于“想不想”的认同意愿，政策制度因素中只有“是否有医疗保险”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健康医疗方面的公共服务是吸引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因素中“与工作单位关系”“与流入地居民接触频率”“与流入地居民接触程度”以及“流入地方言掌握程度”均通过检验，城市体验因素中“对流入地生活方式的态度”与“对生活水平打分”两个变量也通过检验，说明城市中微观个体层面的交往互动与生活环境是激发流动人口内在市民化愿望的重要因素。
对于“能不能”的认同预期，政策制度因素中仅“是否有居住地证件”在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变量在认同意愿中未通过检验，表明拥有有效证件可能难以提升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但可以显著增强其实现身份认同的预期。社会资本因素中只有“与工作单位的关系”未通过检验，说明社会交往中与户籍地居民的交往频率和程度是影响身份认同预期的首要因素，社区环境比工作环境重要。城市体验因素中，“对流入地生活方式的态度”与“对生活水平打分”两个变量均通过检验。
对于“有没有”的认同结果，政策制度因素中仅有“是否具有居住地证件”在0.1%水平上显著。社会资本因素中“与流入地居民接触频率”“与流入地居民接触程度”和“流入地方言的掌握程度”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城市体验因素中“对流入地生活方式的态度”以及“对生活水平打分”两个指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适应流入地生活方式以及对于自己生活水准更满意的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结果越好。可见真正具有流入地市民身份认同结果的流动人口，往往拥有流入地有效证件，在流入地已建立新型社会网络，也更适应流入地生活。
(二)结果讨论
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本文第二部分设立的三个研究猜想，即友善的政策制度、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正面的城市体验均会提升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水平，但不同因素对于认同意愿、认同预期以及认同结果的影响并不相同。
1.政策制度因素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政策制度上的种种限制无疑是造成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困境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无法享受到与流入地人口相同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能作为边缘群体生活。制度上的不平等造成心理上的隔离，社会福利上的差距会极大地降低他们的流动意愿，很容易导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过程中断。在流入地有居住证等有效证件的流动人口，可以享受与本地人口相近的公共服务，因此他们更趋向于认同“本地人”的身份，对于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预期也更高。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可以在流入地享受良好的医疗条件，负担相对较少的医疗费用，因此他们的认同意愿更强烈。调查中发现，具有流入地有效证件的流动人口占总数的45.8%，具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仅占30%。与流入地本地居民在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将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即便居住在城市也难以对“本地人”身份产生认同。
2.社会资本因素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建立的新型社会网络对于身份认同有正向影响。日常生活中与流入地居民保持高频率的深度接触不仅可以增强融入的意愿，而且可以提高身份认同水平。方言的掌握程度反映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交流能力，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身份认同有着显著影响，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方言的流动人口往往具有更好的身份认同结果、更强烈的认同意愿以及更高水平的认同预期。
丰富的社会网络给予流动人口更多资源，他们有更多渠道接触当地人，能够理解二者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差异，从而缩小这些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与工作单位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显著增强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但是无法提高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预期和认同结果。
3.城市体验因素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主动适应和接纳流入地生活方式有助于流动人口增进对城市的理解和身份认同。在控制收入这一重要经济因素后，“对生活水平打分”这一自变量依然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身份认同不仅依赖于现实的经济状况，也与流动人口的心理感受密不可分。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生活水平得分均值为7.18分，评分5分及以下的占比仅有12.2%。对流入地生活水平进行打分这一指标从总体上衡量了流动人口城市生活的体验，得分高的人对于城市体验更加正面，往往更趋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
4.个体特征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收入水平以及婚姻状况都是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相较于低学历流动人口，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预期得分更高，认为自己更有可能成为本地人，最终也更倾向于认同自己是本地人。但在认同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中，不同学历的流动人口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均有较强的认同意愿。这表明低学历的流动人口虽有着强烈的认同意愿，但是难以实现身份认同，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流动范围小的流动人口相对于流动范围大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结果更好，对自己实现身份认同预期也更高。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遇到的阻碍最大，他们远离家乡寻求发展，非常希望融入当地城市，但同时他们的认同预期较低，意识到实现身份认同难度较大。在市内跨县或在县内流动的人口，基本不存在社会化的问题，因此身份认同难度较小。(17)李虹、倪士光、黄琳妍：《流动人口自我身份认同的现状与政策建议》，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高收入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预期相应较高，这反映出经济地位对于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但在身份认同结果的模型分析中，收入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收入水平高可以提升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和认同预期，但实现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过程，不是收入高就能实现的。
婚姻状况也影响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预期，未婚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预期得分高于已婚流动人口，但二者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并无显著差别。已婚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受配偶和家庭影响，面临较大生活压力，对于自己在流入地实现身份认同的预期较低。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认同意愿、认同预期和认同结果三个维度探讨了我国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不仅受到经济和制度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也与流动者的社会交往和生活体验等微观因素密不可分。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变量之后发现，政策制度、社会资本与城市体验等因素对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不同维度有着不一样的影响，影响他们“想不想”“能不能”融入城市和他们“有没有”融入城市的因素是不一样的。混淆身份认同的意愿、预期和结果可能导致政策制定的偏差。
基于本研究的发现，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落实居住证制度的基础上，降低申请门槛，进一步为流动人口提供健康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2016年起施行的《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享有依法劳动就业、参加社会保险、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金的权利。居住证制度突破了户籍对于享受公共服务的限制，在传统户籍制度改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通道。但在实施过程中，居住证的办理门槛高，《居住证暂行条例》第十六条对于不同规模城市的落户条件进行了差别化规定。城区人口达到50万及以上的城市落户条件中都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参加城镇社会保险”两项。本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拥有劳动合同的有58.7%，而拥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分别为30%和27%。这对于流动人口申请居住证是很大的制约条件，也是阻碍流动人口形成身份认同意愿的重要原因。居住证制度不应该成为政府用于筛选的政策工具，而应该以现有的财力支持和公共服务能力为基础，成为全体流动人口平等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基本依托。
(2)结合社区工作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良性互动，是推动流动人口形成市民身份认同的重要抓手。个体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推动和促进向这些群体的流动，在流动人口融入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交往对于群体之间增进理解、消除偏见的作用不可忽视。本研究发现，不同于政策制度等其他因素，流动人口和流入地居民的交往频率和交往程度显著影响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所有维度：认同意愿、认同预期和认同结果。社区是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共同生活的场所。在社区管理中，应创造条件让流动人口发挥主观能动性，吸纳流动人口代表进行民主管理，增强其参与感和获得感。流动人口的融入不仅依靠自身意愿，同时也需要社区的关怀和接纳。(18)侯东栋、王晓慧：《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从疏离到结缘——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分析》，载《西北人口》，2018(1)。社区需定期举办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吸引流动人口的参与，创造交往空间与情景，促进双方的良性互动。
(3)注重发掘城市的历史特色和文化传承，增进流动人口对地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培育其归属感和“主人翁”精神。朱利安·斯图尔德强调城市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正视文化个体的差异性和文化元素的多样性，通过有意识的协调与平衡，使之达到和谐统一。(19)方乐、周介民：《城市文化生态: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多样性的统一》，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0(5)。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必不可少的文化特色，以及千百年来孕育形成的城市精神，这些都是城市的宝贵财产。接受和吸纳这些文化精神，有助于流动人口形成身份认同意愿，强化认同预期，实现认同结果。流动人口从家乡来到城市，他们有自己的传统和习惯，必然和城市文化产生差异甚至冲突。一方面，城市要发掘自己的历史文化，使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覆盖更多流动人口，使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浸润。另一方面，要关注流动人口群体的文化需求，推动城市文化、体育等设施向他们同等开放，让他们在文化参与的过程中，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在认同城市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要尊重外来移民文化，促进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形成新的城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