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外”到“世界中”——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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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外”到“世界中”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迁的一个侧面

[摘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受当时冷战格局影响，用当时流行的“新批评”方法来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其突出的特征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在世界文学谱系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文学史强调从中国内部与文学价值等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美国中国文学史观念不断更新，文学史家打破整体历史观，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将中国文学看作是处于变动的“世界中”的文学，这有助于重新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键词] 世界外；世界中；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迁
自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以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及相关著作不断涌现。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借用不同文化资源，在文学史分期、文学经典化、文学史体例等方面均有创见。如果把这些文学史看作一个系统，截取其中关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表述与省思部分，则可以透视中国文学在“他者”眼中位置的变化，即他们从最初将中国文学排除在世界文学之外，逐渐演变为将中国文学看作是“世界中”的文学，这种变化反映他们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认知、所用比较方法及所持历史观念的变迁。以系统思路研究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希望能有助于重新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为研究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提供新视角。
一
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美国第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迄今为止仍然是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专书”(1)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1952年,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夏志清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开始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阅读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前九集后，夏志清决定专写小说史(2)参见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4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在写作小说史之前他主攻西欧文学，已广泛涉猎“20世纪西洋小说大师——普鲁斯特、托马斯曼、乔伊斯、福克纳”等作品，且对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尤为推崇。(3)他运用当时美国学界流行的“新批评”方法评价中国现代文学，认为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4)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9-10、13、9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夏志清所认同的“伟大的传统”(5)此处“伟大的传统”一说来自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一书，但利维斯主要推崇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康拉德。参见利维斯：《伟大的传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夏志清自述：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让他受益匪浅。参见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4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是以基督教传统里的西方文学为中心的文学经典谱系；这些文学能够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衬托永恒的道德问题(6)夏志清：《原作者序》，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9-10、13、9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这也就是他所认为的“世界文学”。夏志清以此为标准对中国文学提出褒贬。他认为：“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其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7)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54、63、131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在《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夏志清进一步谈到中国现代作家：“他们对祖国存有着一线希望，以为西方国家或苏联的思想、制度，也许能挽救日渐式微的中国。假如他们能独具慧眼，以无比的勇气，把中国的困蹇，喻为现代人的病态，则他们的作品，或许能在现代文学的主流中占一席位。但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把他们改善中国民主、重建人的尊严的希望完全打破了。这种‘姑息’的心理，慢慢变质，流为一种狭窄的爱国主义。”(8)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载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78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据此，夏志清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认为是民族文学或者说是爱国主义文学，是不属于以西方文学为范本的世界文学序列。
在文学形式上，夏志清以西方文学形态来观照中国现代文学的意象、创作手法等。如夏志清赞美凌叔华的《绣枕》时，认为“虽然字数不多，《绣枕》却是中国第一篇依靠着一个充满戏剧性的讽刺的象征来维持气氛的小说。在它比较狭小的范围里，这个象征与《奥赛罗》里黛丝德蒙娜的手帕时可以相媲美的”(9)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54、63、131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在评价老舍时，他认为：“《赵子曰》有狄更斯的风味，而《二马》却比较像几部维多利亚万起和爱德华七世时代描写父子间冲突的小说。在讨论中英关系上，这本小说很明显地也可以和《印度之行》相比。但是老舍深深体会到海外华侨所受的屈辱，他不能像福斯特那样在讥讽中透着十分超脱——因为悲愤的激情往往掩盖了讽刺的笔触。《二马》里也有几段谈到中国前途的说教文字，是用作主要戏剧情节的陪唱(chorus)的。”(10)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54、63、131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如此比较，比比皆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夏志清能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长期受教于西方且迫于生存压力，夏志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符合美国当时学术观念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是在差异性结构中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他背后所持的是进步论文学史观念。在他的研究中，世界是按照一个既定的历史序列发展的。他将时间空间化，也就是将东方世界看作是“前现代”的，而将西方世界看作是“现代”的，“古老”中国是在西方的冲击下进入到“现代”的；(11)参见昌切、陆丽霞：《绝对主义 历史面向 价值面向——美籍华裔学者眼中的中国先锋小说》，载《中国文学研究》，2018(3)。他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放置在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运用平行比较研究的方法批判中国现代文学。他的这种历史观念是冷战格局下看待中国常见的观念，尤其受费正清、列文森影响，将西方与中国关系认为是“冲击-回应”关系(12)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参见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他采用的新批评研究方法，也是顺应当时的社会形势。正如贺桂梅认为：“‘新批评’倡导的‘内部’与‘外部’如此准确地契合了冷战格局的‘内’和‘外’。如果说冷战历史的基本结构便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历史逻辑，一种关于‘内部’与‘外部’切分，那么‘新批评’理论无疑正提供着如何划定文学‘内部’和‘外部’的专业化的知识表述。”(13)贺桂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2)。
在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学术语境下，夏志清挖掘“文学性”，高度赞赏被“感时忧国”主流话语所压制的“异样”文学——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张天翼等人的文学作品。如他最看重沈从文“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认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14)。他还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她的成就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如曼斯菲尔德、安妮·波特、韦尔蒂、麦卡勒斯之流相比，有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1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58、160、280页，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夏志清以追求“优美文学”的方式，将中国现代文学推至西方人的视野中，从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国传统汉学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格局，警惕了冷战形势下将中国现代文学完全看作是中国政治附庸的研究范式。他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做比较的研究方式，突破了原有的西方比较文学仅在“西方文学”(尤其以“欧洲文学”为主)内部比较的研究范式。从这个意义上，夏志清的小说史既推动了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热潮，又树立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风向。
二
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学者对传统的“以西方为中心”研究范式产生了怀疑。1984年，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批判传统的“冲击-回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主张“中国中心观”模式去研究中国问题(16)林同奇概括柯文的“中国中心观”：(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参见林同奇：《“中国中心观”：特点、思潮与内在张力》，载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18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美国历史学家孔飞力进一步强调对“中国经验”及其特点的发掘和阐述。他注重发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之中所包含的同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及其内在逻辑相通的价值和意义。这不仅蕴含着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影响问题，也涉及了中国的经验和经历对于世界范围现代性构建的意义和影响问题。(17)陈兼、陈之宏：《译者导言》，载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者导言》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这些历史观念对中国文学史家的史学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少学者注重从中国文学内部去重新挖掘中国现代因子,而且注意到中国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域、性别等对文学的影响。美国中国文学研究学者梅维恒编著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18)Victor H.Mair (ed.).The Columbi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中文版参见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桑禀华著的《中国文学》(19)Sabina Knight.Chinese Literatu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中文版参见桑禀华：《中国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史。前者是面向美国的东亚裔公民的通史，后者是面向西方一般读者科普性质的简史。与华裔学者夏志清不同，这两位学者均属于西方本土学者，他们并没有太多在中国的生活体验，更侧重从中国文化与思想整体脉络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强调中国文学“经典”对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意义，注重挖掘文学本身的价值观念。
德国历史学家扬·阿斯曼认为，“经典”包括两方面，一是被神圣化的传统，也就是世俗的文本(作品)、经过筛选的汇编、具有高度约束力的传统之精华，有助于规范人们的生活并促进“民族性”;示范性地体现了永恒的价值。二是神圣化的原理，即审美尺度和标准；创作和评价的准则；一个专门领域的秩序所具有的系统的、固有的约束力。(20)“经典”作为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与“传统的形成”“对过去的指涉”及“政治认同或想象”这些关键词相关联。(21)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121、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梅维恒编著的文学史从“文人文化的起源与影响”说起，认为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有重要影响。这些“进士头衔拥有者具有读写文言文的最高级技能”，影响文学及文学语言，进而影响到了中国“文”的气质，即“一种以文章能力为中心的文人文化”(22)。梅维恒认为：“儒家的经典文本并不是来自神启，所以并不能被视为宗教经文。对儒者而言，这些由孔子和其门徒所编纂的儒家经典所起的作用和宗教中的经文并无二致。正如经文在犹太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中是权威的源泉，儒教经典也是儒家权威的源泉。在早期中国，书面文本受到极度敬畏，甚至书写本身也披上了权威的大氅。”(23)儒家经典传统强调“文学的公共的实用主义使命”，强调中国文学“直接或间接地服从国家的道德和政治需要的重重压力下”(24)；在形式上也形成了特定的语言模式与叙事结构。除了儒家传统，中国文学在“佛教美学来临之后，文学的非实用主义方面才开始得到系统的欣赏、审视以及提倡”(25)。中国文学在内部多元文化传统影响中发展着。具体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他尤其注意到中国内部的丰富性、文化内部的互动与互鉴，“白话与文言、汉胡之间的互动、各种宗教的相互交流、男性与女性声音之间的张力”(26)。
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梅维恒编著的文学史中认为：“现代的中西方的国与国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相遇而建立的结构性关系，不同于以前的文化接触(可能包括十六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耶稣会士试图影响宫廷以及士人的努力)。这些新的全球结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在塑造着整个世界，它是欧洲殖民运动、资本积累以及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产物。它们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在全世界许多地方推动产生新的民族自我认同和新的历史感受性。”(27)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1-2、4、5、5、16、1167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文学史家在全球结构关系中看待中国与世界文学，这里既有民族主义视角又有全球化视角。
桑禀华是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他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视角审视中国文学，从中国文学中概括出宏观性的“普遍的主题”(28)程章灿：《序言》，载桑禀华：《中国文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他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文学研究鼓励人融入文史哲这个整体。文学讨论自然的盛衰循环，以理解变化的动态过程。”(29)桑禀华：《中国文学》，前言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他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学的基础可以描述成一些相互交叠的求道之法”(30)，这“道”包括“易之道”“仁之道”“学之道”“自然之道”“情之道”等，尤其强调“以情悟道”(31)。而“情”被视为审美、想象乃至主体意识的源头，它所涵盖的范围不仅包括英语词语“爱”(love)的各种含义，还涉及外物对人的触动、各种情感和觉知。诗歌、小说、戏剧都认可“情”的价值，都倾向于将“情”而非“理”描绘成人类事务的驱动力。(32)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他认为“在民族救亡思潮的推动下，中国文学发展成为一个独立且受尊崇的领域”(33)。他以高行健剧作作为引子，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解读了中国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变化，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全球化至为关键的五个主题：对民族自豪感、人文主义、进步、记忆和快乐的追寻”(34)桑禀华：《中国文学》，8、8-23、23、94、9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这五个主题的出现是根植于中国社会内部，从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断生发而来，不仅仅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中，而是上升至更高的价值层面。
近年来，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蓬勃发展，出现了四部文学史：罗鹏和白安卓等人编著《牛津中国文学手册》(简称为“牛津版”)(35)Carlos Rojas and Andrea Bachner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teratur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牛津版”“哥伦比亚版”“指南版”“哈佛版”说法均来自2017年第5期《南方文坛》“当代前沿”栏目“编者按”。；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为“哥伦比亚版”)(36)Kirk Denton (ed.).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为“指南版”)(37)Yingjin Zhang.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London：Wiley-Blackwell，2016.；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称为“哈佛版”)(38)David Der-wei Wang (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这几本文学史均强调“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强调文学史内部与文学发展内部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
三
在这两部文学史中，文学史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放在中国文学内部系统、把中国文学放在中国社会系统中去考察。在这里，中国文学不再是世界文学的“元素”，而是作为一部分存在于世界文学体系中；文学史家们试图将中国现代文学从民族-国家的谱系中拯救出来，强调多元现代性的可能性。
王德威在“哈佛版”导论中，直接用了“‘世界中’的中国文学”(“Worlding Literary China”)一说(39)David Der-wei Wang.Worlding Literary China.In David Der-wei Wang(ed.).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他认为所谓的“世界中”观点得自海德格尔论述的启发，但却不为所限。“‘世界中’是一种复杂的、涌现的过程，持续更新现实、感知和观念，借此来实现‘开放’的状态。”(40)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美籍华裔学者刘康曾对“世界的中国”与“世界与中国”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世界与中国”是：“世界是世界，中国是中国。中国可以‘走向世界’、中国可以‘与世界接轨’，但中国依然是与世界不同的、特殊的存在。一个‘与(and)’字，既划出了楚河汉界，又蕴含了一个平行、对等的关系，即中国是个与世界平行的存在。依此推论下去，中国就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这里强调了中国的特殊性，而“世界中的中国”则强调“一体化的现代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是世界的一员”(41)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上，王德威认为“并不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是一个根据既定的时间表、不断前进发展的整体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切入点和突破点的坐标图。这对目前中国的‘近代’‘现代’‘当代’三段论式史观提出修正建议”(42)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世界中”不是一种已经终结的状态，而是一种未完成性。“‘世界中’也许仍可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观念，引导西方读者联想一个意义同样广泛的‘文’的观念，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43)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
这一时期的整体性文学史观逐渐被解构，这些文学史家均把文学史看作是一种叙述或一种想象历史的方法，“文学史”本身的“世界性”在于不再由某一主体或某一思想来完成，而是集合欧美亚等国家或地区的学者合著而成。其中哈佛版是“美欧、亚洲，大陆、台港一百四十三位学者作家，以一百六十一篇文章构成一部体例独特，长达千页的叙述”(44)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这些文章不是由某一个主编来确定，而是由8位编委开会集中讨论，在编纂过程中再作调整，及时增删。文学史内部不排斥相互矛盾的观点，而是呈现“众声喧哗”、相互对话的局面。“指南版”则“以英美澳的学者为主体，同时也包括几位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另外还附有由陈思和和张英进分别撰写的《中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和《文学现代性的拓扑学: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综述》”(45)马栋予：《“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等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吗? ——评张英进主编〈现代华语文学手册〉》，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10)。。“哥伦比亚版”由50多位不同学者的叙述为主体，兼顾各种不同的写作风格与文学观念。“牛津版”的主体部分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学者与作家共同完成。这些文学史写作不再是局限于民族-国家内部，而是将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学研究学者看作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各种学术流派与观点相互保持开放与交流的状态。
文学史作为关于“文学”的专门史。这些文学史不再以文学“文学性”或者“历史性”为基本框架，而是在相互关系的系统中看待中国文学。文学史家们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互动交流看作思维的原点，突破传统文学史写作所谓的“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即“以往文学史研究强调经典大师的贡献，一以贯之的时间流程，历史事件和文学表征的相互对照”(46)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总序》，载杨小滨:《中国后现代：先锋小说中的精神创伤与反讽》，上海，三联书店,2013。。“哈佛版”文学史起止点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而是源自文学观念的交融与文学想象，即“1635年晚明文人杨廷筠、耶稣会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等的‘文学’新诠，止于当代作家韩松所幻想的2066年‘火星照耀美国’”(47)。王德威认为：“不刻意敷衍民族国家叙事线索，反而强调清末到当代种种跨国族、文化、政治、和语言的交流网路。”具体而言，王德威强调了“世界中”的四个方面：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衍生，文学与地图版图想象。(48)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5)。“牛津版”中，罗鹏强调不应该将中国“文学”“少数民族”“民族”“国家”“身份”等认为是一个本质化的存在，而要在流动、广袤、全球性的历史和文化地理视野中看待中国文学。(49)姚新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命题——采访罗鹏》，载《华文文学》，2018(4)。他分析“影响现代华文文学产生、传播和消费的结构性条件”，强调人的旅行、知识与认知论范式及语言的旅行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他重新审视文学边际，强调翻译文学等魅力，从对话的话语体系中审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并且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家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与中国古典文学形成对话的关系等等。(50)参见罗鹏：《导论“文”的界限》，载《南方文坛》，2017(5)。“指南版”则强调文学“现代性”是在中西相互交流中形成，由此产生新的写作范式、语言模式、主题等。“哥伦比亚版”虽仍按照“晚清文学—民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文学”的时间线索，但却不再是以传统文学批评与研究所形成的分类为标准，而是以“身体政治”“生命政治”“大众传媒”“文化记忆”等形式强调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动。这些文学史均强调跨文化的交流，强调在对话关系中的互动。
米歇尔·福柯认为只有两种形式的比较：一是测量比较，即“将分析划分成单位以便建立起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二是秩序比较，即建立起最简单的元素，并将其中不同之处归类。(51)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London：Tavistock,1970,p.51.转引自苏珊·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10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苏珊·巴斯奈特认为：“过去的比较文学研究更多关注第一种形式的比较，构造出由主要作家和次要作家、伟大文本和平庸文本、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大语种和小语种所组成的经典，并且努力规避诸如意识形态之类的等级意识。但是，最近比较文学研究更多地转向了第二种研究，且近期研究中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改变对游记、日记、信件、翻译及旅行者他种文化经历故事的阅读方式。”近期几本文学史则采用秩序比较，改变原有的对文学作品阅读方式，强调文学概念、认知等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旅行，注重跨学科、跨语言、跨种族、跨地理、跨性别等的想象与交流。这种“去中心”与“对话”的研究视角，既不是强调“西方中心主义”，亦不是强调“中国中心主义”，而是从宏观的世界史角度去看待中国，走出民族主义研究的迷思，走出形式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局限，真正将中国文学放在世界文学的视角下深入考察。
四、结语
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本质上是北美文化结构中一部分。这些文学史家们，一方面要面对美国文化与学术传统，这种“传统”既有基督教文化传统，又有在世界格局变动中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的伦理与认知传统；另一方面，要面对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脉络与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构建起来的一套话语体系。在这种双重的脉络中，他们从最初以“西方文学”为典范去分配中国现代文学的位置，到当下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世界中”的文学，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是文学史家们在逐渐寻找与确立中国现代文学“主体性”的过程。夏志清在书写现代文学史时，他所面对的“大时代”是强调“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观念是真理性的存在，因此，他将“西方文学”看作是“中国现代文学”渴望抵达的“彼岸”。而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之后，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史家们意识到“文学”“历史”“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均为一种“话语”建构，因而他们在书写文学史过程中注重将文学史“问题化”与“陌生化”，重新去确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在近期出版的文学史中，文学史家们通过重新组织“文学史话语生产者”(文学史写作者)与“现代文学生成的结构”(现代中国在世界的位置)来重新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重新确立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主体位置。从这个意义上，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念的变迁呈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重新被发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