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北朝河东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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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北朝河东诗考论

[摘要] 河东地区是汉晋北朝学术文化的繁盛区，亦是重要的诗歌创作兴盛区之一。北魏时期的平城为都城百年，作诗一度相对较多，此时诗歌犹更多继承汉魏遗风。东魏北齐以霸府晋阳为中心的创作是河东文学的高峰期，是河东地区文士最多、诗歌写作最兴盛的时期。北朝后期一些河东诗即便使用新体诗形式，亦能保持河东的贞刚之气，为南北诗风的融合做出阶段性贡献。对河东诗歌的考析，亦为汉晋北朝诗史、北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
[关键词] 汉晋；北朝；河东；诗歌；文学地理
上党郡始置于秦，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辖晋城市大部(不包括沁水县、阳城县中南部)、长治市、临汾市之安泽县、晋中市南部(昔阳县南部、和顺县、左权县、榆社县等)等，治长子县(今山西长治市长子县稍西)。东汉末分上党郡北部沾县(今晋中市昔阳县西南)、冀州常山郡之上艾县等置乐平郡。西晋时又将上党郡之阳阿县改为轑阳县(治今左权县)(9)两汉时上党郡西南部本有阳阿县(今山西晋城市阳城县西北)，东汉末废。后在上党郡东北重置阳阿县(治今山西晋中市左权县)，参见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84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划归乐平郡；原上党郡谷远县(今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陭氏县(今山西临汾市安泽县南)又划归西河国(郡)，于是上党郡县辖境大致当于今山西省辖晋城市大部(不包括沁水县、阳城县中南部)、长治市大部(不包括沁源县)、晋中市之榆社县等，治潞县(今山西省长治市黎城县黎侯镇古县村)。
参照西晋版图，大致而言，河东郡、平阳郡属于河东文化圈南部，太原郡、上党郡、西河郡、乐平郡属于河东文化圈中部，新兴郡、雁门郡、代郡以及西晋时已不在版图内的汉云中郡属于河东文化圈北部。《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这样描述河东文化圈南中北三区的特点：“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取送死奢靡……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2)班固：《汉书》，1648、16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河东南部是该地区经济文化最早发达的地区，西周、春秋时晋的都城亦在这一带。春秋中后期以太原郡为中心的河东中部文化区逐渐发展，文化上兼有河东文化圈南部北部的特点，魏晋后地位大为提升，成为河东文化圈的中心。河东北部文化区为胡汉杂糅的边塞文化，北魏定都平城，河东北部文化区地位有较大提高。汉晋北朝时期河东地区可知有诗歌的郡包括司州之河东、平阳，并州之上党、太原、雁门、云中等。本文拟分河东文化圈为南中北三部分，以西晋政区为纲，系统考证汉晋北朝河东诗歌，为全面了解河东文学、文化以及文学地理研究提供基础。
一、河东南部诗歌创作
(一)河东郡
河东郡始置于秦。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辖运城市、临汾市大部、晋城市西部(沁水县、阳城县大部等)以及河南省济源市箕关以西、黄河以北地区，治安邑县(今山西运城市夏县西北禹王城)。曹魏正始八年(247年)分河东郡北部置平阳郡。此后河东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辖运城市汾河以南地区(即不包括汾河以北之河津市、稷山县、新绛县)以及河南省济源市箕关以西、黄河以北地区，仍治安邑县。
汉武帝《秋风辞》大约是现可知较早的河东诗。序云：“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卷四十五)《汉书》卷六《武帝纪》：“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行自夏阳，东幸汾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礼毕，行幸荥阳。还至洛阳。”(3)班固：《汉书》，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则是诗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作于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
西晋时曹摅作有《赠韩德真》，韩德真即贾谧父韩寿，诗云：“昔齐骥踪，今则异涂。我顿吴坂，子亨天衢。尔足既骏，尔御亦殊。顾我驽蹇，能不踟蹰。取譬草木，假喻龙鱼。”(弘仁本《文馆词林》卷一百五十七)则作是诗时曹摅在吴阪一带，韩寿在京师洛阳，是诗当作于元康初韩寿卒前，吴阪即吴山，在大阳县(今山西运城市平陆县西)北。《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谧字长深(渊)。母贾午，充少女也。父韩寿，字德真，南阳堵阳人，魏司徒暨曾孙……寿官至散骑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赠骠骑将军。”(4)《晋书》卷九十《良吏传·曹摅》：“入为尚书郎，转洛阳令，仁惠明断，百姓怀之……以病去官。复为洛阳令。及齐王冏辅政，摅与左思俱为记室督。”(5)房玄龄等：《晋书》，1172-1173、23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文选》卷二十九曹摅《思友人诗》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曹摅，字颜远，谯国人也。笃志好学，参南国中郎将，迁高密王左司马。”(6)萧统编，李善等注，俞绍初等整理：《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三册，1907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曹摅大约任洛阳令时与河南尹韩寿有交集，太康末以病去官，永熙元年(290年)为南国中郎将石崇参军，随崇至荆州(7)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728、7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大约在至荆州途中经过吴山作是诗赠韩寿。
(二)平阳郡
曹魏正始八年分河东郡北部置平阳郡，治平阳县(今山西临汾市西)，西晋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西省辖运城市汾水以北地区(河津市、稷山县、新绛县等)、临汾市大部、晋城市西部(沁水县、阳城县大部等)。
孔德绍作有《王泽岭遭洪水》。《太平寰宇记》卷五十八《洺州》：“永年县王泽岭。赵襄子奔晋阳，原过后至于王泽，见三人，自带以上可见，即此岭。”校勘记云：按《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原过从，后，至于王泽。”《正义》引《括地志》云：“王泽在绛州正平县南七里也。”《水经浍水篇》：“西至王泽，注于汾水。”郦道元注：“襄子奔保晋阳，原过后至，遇三人于此泽。”则王泽为汾水支流浍水流径之湖泽，在唐绛州正平县(即今新绛县)南，不在此，此误(8)乐史：《太平寰宇记》，1192、120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则是诗约作于今新绛县一带。此地晋时属于平阳郡，隋代在此设绛郡，治正平县即今新绛县，为绛郡治所。开皇九年隋平陈后，孔德绍入长安，后出为景城丞，景城治今河北沧州市沧县西。此诗约作于隋代，具体时间未详，诗中描写王泽洪水之险“地籁风声急，天津云色愁。悠然百川满，俄尔万顷浮。还似金堤溢，翻如碧海流。惊涛遥起鹭，回岸不分牛”。(《初学记》卷六)这是汾水、浍水一带较早进入诗篇。
二、河东中部诗歌创作
(一)上党郡
北魏永熙间董绍作《高平牧马》，《魏书》卷七十九《董绍传》：“绍至长安，时尒朱天光为关右大行台，启绍为大行台从事、兼吏部尚书，又除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天光赴洛，留绍于后。天光败，贺拔岳复请绍为其开府咨议参军。永熙中，加车骑将军。岳后携绍于高平牧马，绍悲而赋诗曰：‘走马山之阿，马渴饮黄河。宁谓胡关下，复闻楚客歌。’后为宇文黑獭所杀。”(16)魏收：《魏书》，181、175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该诗即永熙间(532—534年)作于高平(今山西省高平市)。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征高幹时经过壶关作《苦寒行》。诗云：“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卷二十七)据《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版。”(10)班固：《汉书》，1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初，袁绍以甥高幹领并州牧，公之拔邺，幹降，遂以为刺史。幹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遣乐进、李典击之，幹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幹。幹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公围壶关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斩之。”(1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可见曹操征高幹时正经过壶关，则是诗建安十一年初春作于壶关(今山西壶关)，诗云：“树木何萧索(瑟)，北风声正悲”正是北国冬春之际景象。
西晋末永嘉间，刘琨赴任并州刺史途经高都县(今山西晋城市)时作《扶风歌》。诗云：“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卷二十八)《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上党郡高都，莞谷，丹水所出，东南入泫水。”(12)班固：《汉书》，1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永嘉元年，为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13)房玄龄等：《晋书》，16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则是诗永嘉元年(307年)刘琨赴任并州刺史途经高都县(今山西晋城市)时作。
北魏彭城王元勰在上党铜鞮山作有《应制赋铜鞮山松》。《魏书》卷二十一《彭城王勰传》：“后(孝文帝)幸代都，次于上党之铜鞮山。路旁有大松树十数根。时高祖进伞，遂行而赋诗，令人示勰曰：‘吾始作此诗，虽不七步，亦不言远。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时勰去帝十余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诗曰：‘问松林，松林经几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高祖大笑曰：‘汝此诗亦调责吾耳。’诏曰：‘弟勰所生母潘早龄谢世，显号未加，勰祸与身具，痛随形起，今因其展思，有足悲矜，可赠彭城国太妃，以慰存亡。’又除中书监，侍中如故。”(14)魏收：《魏书》，5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铜鞮山在铜鞮县，在今山西沁县册村乡乌苏村。既然云车驾幸代都,则当已经迁都洛阳,《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太和二十有一年二月癸酉，车驾至平城。甲戌，谒永固陵。癸未，行幸云中。”(15)太和十八年(494年)正式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北巡前往平城者，见于史书记载就是这一次，且这一年彭城王勰已二十五岁可以写诗了，则是诗大约太和二十一年二月孝文帝北巡平城途经上党铜鞮山令彭城王勰作。
河东地区西临黄河、吕梁山脉，东枕太行山脉，南沿黄河及中条山脉，北迄阴山山脉，大致包括西晋司州之河东郡、平阳郡，幽州之代郡(西汉时属并州)，并州之上党郡、西河郡(国)、乐平郡(国)、太原郡、新兴郡、雁门郡以及西晋时为鲜卑所占的原汉之云中郡等。大体相当于今山西省、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市之怀安县、阳原县、蔚县和保定市之涞源县等)，河南省济源市箕关以西、黄河以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之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一线以南、达拉特旗以东地区等(1)本文历史地理政区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现行政区划参考杜秀荣、唐建军：《中国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
(二)太原郡
太原郡始置于秦，西汉时辖境北至今山西省辖忻州市东中部(即不包括西部之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县)、太原市、阳泉市、晋中市大部(不包括昔阳县南部)、吕梁市东部(岚县、交城、文水、汾阳等)等，治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东汉时北部广武县(山西忻州市代县西南)、葰人县(今山西忻州市繁峙县稍东)、原平县(今山西忻州市之原平市东)等已改属雁门郡，太原郡之上艾县(今山西阳泉市平定县)划归冀州之常山郡，后又改属并州乐平郡。东汉末，阳曲县南迁至狼孟县(今山西阳曲县)西南，仍属太原郡，在原阳曲县地置九原(今山西忻州市)、定襄(今山西定襄县东)二县，属新兴郡。九原县为新兴郡治所。太原郡之虑虒县(今山西五台县东北)亦改属新兴郡。(17)参见周振鹤等：《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846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曹魏时兹氏县(今山西吕梁市之汾阳市东南)、界休县(今山西晋中之介休市东南)等归西河郡。西晋时太原郡榆次县东部归乐平郡置受阳(后改寿阳)县(今山西寿阳县)，此后太原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省辖太原市、晋中市西部(榆次区、太谷、祁县、平遥等)、吕梁市东部(岚县、交城、文水等)、忻州市南部(静乐县等)等，仍治晋阳。
西晋末卢谌为并州刺史刘琨僚属，刘琨与同僚间作诗赠答，今存有《赠崔温》。《文选》卷二十五该诗李善注：“《集》曰：‘与温太真、崔道儒。’”(18)萧统编，李善等注，俞绍初等整理：《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三册，1599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集》大约即李善所见卢谌文集。温太真即温峤，崔道儒即崔悦。《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平北大将军刘琨妻，峤之从母也。琨深礼之，请为参军。琨迁大将军，峤为从事中郎、上党太守，加建威将军、督护前锋军事。将兵讨石勒，屡有战功。琨迁司空，以峤为右司马。于时并土荒残，寇盗群起，石勒、刘聪跨带疆埸，峤为之谋主，琨所凭恃焉。”(19)《晋书》卷四十四《卢谌传》：“(刘)琨为司空，以谌为主簿，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谌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崔)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孙，刘琨妻之侄也。与谌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后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20)《晋书》卷五《孝愍帝纪》：“建兴二年二月壬寅，并州刺史刘琨为大将军……三年二月丙子，大将军刘琨为司空。四年十一月壬寅石勒围乐平，司空刘琨遣兵援之，为勒所败……十二月己未，刘琨奔蓟。依段匹磾。”(21)房玄龄等：《晋书》，1785，1259，128-129、1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建兴四年刘琨为司空，卢谌作为刘琨妻之外甥任琨主簿，后转从事中郎，刘琨为石勒所败后，崔悦没于石勒，为石勒之官。温峤亦为刘琨妻之外甥，任上党太守，在刘琨拜司空后，以温峤为司马。崔悦为刘琨妻之侄，在刘琨拜司空后为从事中郎。卢谌是诗云：“逍遥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旧京路……李牧镇边城，荒夷怀南惧。赵奢正疆场，秦人折北虑。羁旅及宽政，委质与时遇。恨以驽蹇姿，徒烦非子御。亦既弛负担，忝位宰黔庶。”(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卷二十五)城正指并州治所晋阳。“沙漠垂”正指当时并州最北部雁门郡的边陲，“旧京”指残破的洛阳。“李牧”二句，以战国时屯雁门备匈奴之赵将李牧比上党太守建威将军讨伐石勒之温峤。按照逻辑“赵奢”二句，约是以战国时赵之名将赵奢大败秦军喻崔悦之功勋，只是现有崔悦史料过简，不知其在抗击石勒等战役中有何功勋，只好姑存疑。“羁旅”六句，指卢谌为刘琨所收容，任其从事中郎。是诗约建兴三年(315年)二月刘琨拜司空以卢谌为主簿转从事中郎后作于晋阳。
北魏永安三年(530年)十二月孝庄帝元子攸于晋阳为尔朱兆所杀前作有《临终诗》。《洛阳伽蓝记》卷一：“时(永安三年)十二月，帝患寒，随(尔朱)兆乞头巾，兆不与。遂囚帝还晋阳，缢于三级寺。帝临崩礼佛，愿不为国王。又作五言曰：‘权去生道促，忧来死路长。怀恨出国门，含悲入鬼乡。隧门一时闭，幽庭岂复光。思鸟吟青松，哀风吹白杨。昔来闻死苦，何言身自当。’至太昌元年冬，始迎梓宫赴京，葬帝靖陵。所作五言诗，即为挽歌词。朝野闻之，莫不悲恸，百姓观者，悉皆掩涕而已。”(22)杨衒之撰，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1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东魏天平二年(535年)魏收作有《论叙裴伯茂》。《魏书》卷八十五《文苑传·裴伯茂》：“天平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书、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启，称：‘伯茂弃其本列，与监同行；以梨击案，傍污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诏付所司，后竟无坐。伯茂先出后其伯仲规，与兄景融别居。景融贫窘，伯茂了无赈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贬薄之。卒年三十九，知旧叹惜焉……卒后，殡于家园，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哀哭涕泣，一饮一酹曰：‘裴中书魂而有灵，知吾曹也。’乃各赋诗一篇。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寄以示收。收时在晋阳，乃同其作，论叙伯茂，其十字云：‘临风想玄度，对酒思公荣。’时人以伯茂性侮傲，谓收诗颇得事实。”(23)魏收：《魏书》，1873、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则魏收是诗天平二年作于晋阳。
东魏武定二年(544年)高欢又带领其子大将军高澄一同讨伐山胡，裴让之、祖珽为高澄僚属，皆作《从北征》诗。《北史》卷三十八《裴让之传》：“魏天平中，举秀才，对策高第。累迁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语曰‘能赋诗，裴让之’……历文襄大将军主簿，兼中书舍人。后兼散骑常侍聘梁。文襄尝入朝，让之导引，容仪酝籍，文襄目之曰：‘士礼，佳舍人也。’迁长兼中书侍郎，领舍人。”(24)李延寿：《北史》，13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初孝昌中(据《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可知在孝昌元年十二月)，山胡刘蠡升自称天子，年号神嘉，居云阳谷，西土岁被其寇，谓之胡荒……(天平二年)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设备，辛酉，潜师袭之。其北部王斩蠡升首以送。其众复立其子南海王，神武进击之，又获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胡、魏五万户……(武定二年)四月丙辰，神武还晋阳。十一月，神武讨山胡，破平之，俘获一万余户口，分配诸州。”(25)李百药：《北齐书》，18、22，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魏书》卷十二《孝静帝纪》：“武定二年三月壬子，以齐文襄王为大将军，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十有一月，甲申，齐文襄王如晋阳。壬寅，齐文襄王从献武王讨山胡，破之，俘获一万余户，分配诸州。”(26)魏收：《魏书》，1873、30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后为秘书丞，领舍人，事文襄。”(27)李百药：《北齐书》，18、22，5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文襄即高欢之子高澄，文襄是北齐建立后的追谥，山胡又称稽胡为南匈奴之后。孝昌元年十二月山胡刘蠡升称帝于云阳谷(在今山西右玉县云阳堡)，天平二年春，高欢讨平刘蠡升，但其余部并未悉平，故武定二年十一月，高欢又带领其子大将军高澄一同讨伐山胡。高澄武定二年三月拜大将军，则裴让之此时为高澄大将军主簿，祖珽亦在事高澄，二人在武定二年十一月军队出发前皆作诗。裴让之诗云：“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驶，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祖珽诗云：“翠旗临塞道，灵鼓出桑乾。祁山敛雰雾，瀚海息波澜。戍亭秋雨急，开门朔气寒。方系单于颈，歌舞入长安。”(宋本《艺文类聚》卷五十九)，山胡又称稽胡，为南匈奴之后，正合裴诗中的匈奴、祖诗中的单于，桑乾治今山西省北部的山阴县。桑乾水流经今山西北部的朔州、怀仁一带，这些地区正是山胡出没地。从晋阳(治今山西太原)出发讨伐山胡，正是北征。裴诗和祖诗《艺文类聚》卷五十九武部征伐类作“从北征”，《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军旅征伐类作“送北征”，裴诗中写上将带兵出发，正是指高澄，二诗所写边镇景象、凯旋盛况，皆为鼓舞士气的想象之词，所以不管是“从”还是“送”，当是出发前作于晋阳。
北齐天保间元晖业作有《感遇诗》。《魏书》卷十九上《景穆十二王列传》：“晖业，少险薄，多与寇盗交通。长乃变节，涉子史，亦颇属文，而慷慨有志节。历位司空、太尉，加特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齐文襄尝问之曰：‘比何所披览？’对曰：‘数寻伊霍之传，不读曹马之书。’晖业以时运渐谢，不复图全，唯事饮啖，一日三羊，三日一犊。又尝赋诗云：‘昔居王道泰，济济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齐初，降封美阳县公，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辨宗室录》，四十卷，行于世。”(28)魏收：《魏书》，4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是诗大约北齐文宣帝天保间(即齐初)作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晋源区)。北齐天保间文宣帝至晋阳，邢劭作有《应召甘露》。《北齐书》卷三十六《邢邵传》：“文宣幸晋阳，路中频有甘露之瑞，朝臣皆作甘露颂，尚书符令卲为之序。”(29)李百药：《北齐书》，478、64-65、6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文宣帝天保间年年至晋阳，该诗作于哪一次前往晋阳时，未详。
北齐天保间薛道衡从文宣帝游天池作《从驾天池应诏》。天池在静乐县(今山西静乐县)《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一《河东道二》：“天池，俗名祁连汭，在(静乐)县东北一百四十里，周回八里。《水经注》：桑乾水潜承太原汾阳县北燕京山之天池，池在京山之上，俗谓之天池。阳旱不耗，阴霖不溢，常有人乘车，大风飘之于水，有人获其轮于桑乾泉。其水澄停镜静，潭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渊。池中常无片草，及其风箨有沦，辄有小鸟翠色，投池衔出，若会稽之松鸟也。”(30)乐史：《太平寰宇记》，87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隋书》卷三十《地理志中》：“静乐旧曰岢岚。开皇十八年改为汾源，大业四年改焉。有长城。有汾阳宫。有关官。有管涔山、天池、汾水。”(31)魏徵等：《隋书》，853、1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尚书左仆射弘农杨遵彦，一代伟人，见而嗟赏。授奉朝请。”(32)魏徵等：《隋书》，853、14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天保八年四月乙酉，尚书右仆射杨愔为尚书左仆射……九年五月甲辰，以前尚书左仆射杨愔为尚书令。”(33)李百药：《北齐书》，478、64-65、6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则杨愔(字遵彦)大约天保八年四月至九年五月间推荐薛道衡为奉朝请。《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天保末，从至天池，以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书出示之推。”(34)李百药：《北齐书》，478、64-65、6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天保一共十年，大约天保末某年北齐文宣帝出游天池，中书舍人颜之推、奉朝请薛道衡随行，薛诗即此时作于天池。诗云：“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初学记》卷十三)据《太平寰宇记》所述，天池并不非常大，诗中以瑶池、碧海比天池，除了本身的文学性夸饰外，亦与该诗为应诏诗有关，此类诗好写祥瑞、颂圣等内容。
北齐乾明间，王晞曾赴晋祠，作有《诣晋祠赋诗》。《北齐书》卷三十一《王晞传》：“及(文宣)帝崩，济南嗣立……(废)帝临发，敕(常山)王从驾，除晞并州长史……性闲淡寡欲，虽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虽戎马填闾，未尝以世务为累。良辰美景，啸咏遨游，登临山水，以谈燕为事，人士谓之物外司马。常诣晋祠，赋诗曰：‘日落应归去，鱼鸟见留连。’忽有相王使至，召晞不时至。明日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谓晞曰：‘昨被召已朱颜，得不以鱼鸟致怪？’晞缓笑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在鱼鸟而已。’及晋阳陷败，与同志避周兵东北走。”(35)李百药：《北齐书》，419、4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北史》卷七《齐废帝纪》：“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十一月乙卯，以录尚书事、常山王演为太傅……乾明元年正月，车驾至自晋阳。二月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为太师、录尚书事……戊申，以常山王演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三月甲寅，诏军国事皆申晋阳，禀大丞相常山王规算……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废帝为济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统。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于晋阳，时年十七。”(36)《北史》卷七《齐孝昭帝纪》：“乾明元年，从废帝赴邺，居于领军府……诏以帝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相府佐史进位一等。帝寻如晋阳。有诏，军国大政，咸咨决焉。”(37)李延寿：《北史》，264-265、2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则常山王演乾明元年(560年)正月随新皇高殷前往邺城，王晞除并州刺史正在此时。乾明元年二月常山王演为大丞相，不久即回晋阳，八月在晋阳称帝，说明常山王演为丞相，仍居晋阳，相王召晞实际上就是高演在晋阳当地寻找王晞。卢思道任丞相西阁祭酒，至早在乾明元年二月，卢思道以王晞之诗与之开玩笑，是诗约即作乾明元年春作于晋阳。卢思道另有《齐文宣帝挽歌》，作于晋阳和邺城皆有可能，具体创作地姑存疑(38)据《隋书》卷五十七《卢思道传》“左仆射杨遵彦荐之于朝，解褐司空行参军，长兼员外散骑常侍，直中书省。(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徵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魏徵等：《隋书》，13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诗式》所录卢思道《齐文宣帝挽歌》约即其中之一(卢思道著，祝尚书校注：《卢思道集校注》，1页，成都，巴蜀书社，2001。今存四句见于《诗式》卷三，不知是否为全诗)，祖孝徵即祖珽。天保十年(559年)十月《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天保十年冬十月甲午，帝暴崩于晋阳宫德阳堂，时年三十一。遗诏：‘凡诸凶事一依俭约。三年之丧，虽曰达礼，汉文革创，通行自昔，义有存焉，同之可也，丧月之断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僚、内外遐迩奉制割情，悉从公除。’癸卯，发丧，敛于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还京师。十二月乙酉，殡于太极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于武宁陵，谥曰文宣皇帝，庙号威宗。武平初，又改为文宣，庙号显祖。”(李百药：《北齐书》，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北史》卷七《齐废帝纪》：“(天保)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于晋阳宣德殿，大赦……乾明元年正月，车驾至自晋阳。”(李延寿：《北史》，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现《北齐书·废帝纪》为后人以《北史》之《废帝纪》补之，是以此处直接引《北史》。天保十年十月甲午即十月初十，文宣帝崩于晋阳，十月癸卯即十月十九日，发丧，太子殷亦于时日即位。十一月辛未即十一月十八日，灵柩回邺城。十二月乙酉即十二月初二，灵柩停放在太极殿。文宣帝崩于晋阳，部分大臣可能原在晋阳，在邺城的大臣也可能赶往晋阳，魏收、阳休之即被召往晋阳，《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天保)十年，除仪同三司……及(文宣)帝崩于晋阳，驿召收及中山太守阳休之参议吉凶之礼，并掌诏诰。”(李百药：《北齐书》，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魏收、阳休之皆参与文宣帝挽歌创作，是时卢思道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亦有被召往晋阳的可能，而文宣帝棺椁后又回到邺城，所以文宣帝挽歌作于邺城和晋阳皆有可能，具体作于何处姑存疑。。
李德林、薛道衡、萧悫等曾在北齐武平间从驾晋阳，李德林作《从驾巡游》、薛道衡作《从驾幸晋阳》，此外萧悫作《和崔侍中从驾经山寺》。曹道衡先生据李诗：“大夏尧遗俗，汾河汉豫游。今随龙驾往，还属雁飞秋”(《初学记》卷十三)以为是随某帝巡幸晋阳时作，薛诗云：“涧水寒逾咽，松风远更清。”但隋文帝未曾游晋阳，而北齐诸帝多次游晋阳，故二诗当作于北齐时。二诗皆写秋季，且李诗“待君草封禅”与薛诗“方观翠华反，簪笔上云亭”意同。萧诗云：“野禽喧曙色，山树动秋声。”(《初学记》卷二十三)亦写秋景，故曹先生以为李、薛、萧三诗同时作，侍中指崔季舒，由于季舒武平四年十月被杀，故三诗约作于武平二至三年间(39)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76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北齐书》卷三十九《崔季舒传》：“迁侍中、开府，食新安、河阴二郡干。加左光禄大夫，待诏文林馆，监撰《御览》。加特进、监国史。”(40)李百药：《北齐书》，5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待诏文林馆，与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齐名友善。复以本官直中书省，寻拜中书侍郎，仍参太子侍读。后主之时，渐见亲用，于时颇有附会之讥。”(41)魏徵等：《隋书》，1406、639、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北齐书》卷三十九《萧悫传》：“萧悫，字仁祖，梁上黄侯晔之子。天保中入国，武平中太子洗马。”(42)李百药：《北齐书》，627、105、105-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武平三年(572年)设文林馆，大约在待诏文林馆时李、薛、萧、崔四人曾共事，曾一同随驾至晋阳。《北齐书》卷八《后主纪》：“武平三年八月癸巳，行幸晋阳。”(43)李百药：《北齐书》，627、105、105-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结合崔季舒之卒年，可知萧诗武平三年(572年)秋季随后主出巡时作于晋阳，萧诗是对崔季舒《从驾经山寺》的和作，崔诗已佚。萧悫和崔季舒之作只是季节与李、薛二诗合，李、薛二诗皆未写到山寺，据《北齐书》卷八《后主纪》：“武平三年八月癸巳，行幸晋阳……武平五年秋八月癸卯，行幸晋阳……武平六年秋七月甲戌，行幸晋阳……武平七年八月丁卯，行幸晋阳……冬十月庚午，帝发晋阳。”(44)李百药：《北齐书》，627、105、105-1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可知武平间后主不止一次在秋季前往晋阳，故萧诗不一定与李、薛二诗同时作，文宣帝天保元年、二年亦曾秋季至晋阳，但此时薛道衡只有十几岁，武成帝河清元年(562年)，后主天统三年(566年)、武平元年、武平二年亦曾秋季至晋阳，但是时二人尚未共事。故李、薛二诗大约在武平三年至七年间某个秋季随后主出巡作于晋阳。
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杨坚曾至并州在秦王宴上赋诗。《隋书》卷二十二《五行上》：“开皇十年，高祖幸并州，宴秦孝王及王子相。帝为四言诗曰：‘红颜讵几，玉貌须臾。一朝花落，白发难除。明年后岁，谁有谁无。’明年而子相卒，十八年而秦孝王薨。”(45)魏徵等：《隋书》，1406、639、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开皇十年春二月庚申，幸并州。夏四月辛酉，至自并州。”(46)魏徵等：《隋书》，1406、639、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则隋文帝是诗开皇十年春作于晋阳，虞世基从隋文帝巡并州作《奉和幸太原辇上作应诏》。诗云：“唐巡光帝则，夏豫穆宸仪。珠旗扬翼凤，玉兽俨丹螭。流吹和春鸟，交弄拂花枝。”(《初学记》卷十三)当作于春季。而炀帝即位自大业元年至九年(是年王胄卒)没有在春季前往并州(治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故虞世基是诗大约开皇十年春从隋文帝出巡并州时作于太原。
三、河东北部诗歌创作
(一)雁门郡
雁门郡始置于秦，西汉汉代雁门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西忻州市北部(宁武县、神池县、偏关县等)、朔州市、大同市大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中部之察哈尔右翼后旗等，治善无县(今山西右玉县南)。东汉时雁门郡辖境有所缩小北部约至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南部之察哈尔右翼前旗，太原郡北部广武县(山西忻州市代县西南)、葰人县(今山西忻州市繁峙县稍东)、原平县(今山西忻州市之原平市东)等，改属雁门郡，移治阴馆县(今山西朔州市东南)。曹魏时移治广武县，西晋时亦然。西晋时期原雁门郡北部已为鲜卑所占，西晋时雁门郡仅剩山西忻州市北部(繁峙县、代县、原平市、宁武县、神池县等)、朔州市南部(市区、应县等)、大同市之浑源县等。北朝诗歌中多有作于平城者，魏晋时已不在雁门郡内，但此地在汉时属于雁门郡，为了研究的完整性，凡北朝诗之作于平城者仍算作雁门郡诗歌。
宗钦、高允曾在平城唱和，宗钦作《赠高允》、高允作《答宗钦》。《魏书》卷五十二《宗钦传》：“宗钦，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吕光太常卿。钦少而好学，有儒者之风，博综群言，声着河右。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世子洗马……世祖平凉州，入国，赐爵卧树男，加鹰扬将军，拜著作郎。钦与高允诗曰……允答书曰：‘顷因行李，承足下高问，延伫之劳，为日久矣……今往诗一篇，诚不足标明来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滞，领其至意。’”(47)魏收：《魏书》，1154-11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魏书》卷四《世祖纪上》：“太延五年六月甲辰，车驾西讨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寿辅皇太子决留台事；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二万人屯漠南……九月丙戌，牧犍兄子万年率麾下来降。是日，牧犍与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军门，帝解其缚，待以藩臣之礼……冬十月辛酉，车驾东还，徙凉州民三万余家于京师。留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凉州……十有二月壬午，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48)宗钦原仕北凉沮渠蒙逊，为中书郎。太延五年(439年)六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北凉，宗钦归北魏，宗钦随太武帝回到平城已是太延五年十二月壬午(二十三日)。高允则被封子爵。《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凉州平，以参谋之勋，赐爵汶阳子，加建武将军。”(49)宗钦赠高允诗及高允答诗，约作于太延六年。
段承根曾在平城与李宝唱和，作《赠李宝》。《魏书》卷五十二《段承根传》：“承根好学、机辩，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无终。司徒崔浩见而奇之，以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请为著作郎，引与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行。甚为敦煌公李宝所敬待，承根赠宝诗曰……”(50)，《魏书》卷三十九《李宝传》：“李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陇西狄道人，私署凉王暠之孙也……属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自伊吾南归敦煌，遂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诚。世祖嘉其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授宝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仍镇敦煌，四品以下听承制假授。真君五年，因入朝，遂留京师，拜外都大官。转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还，除内都大官。高宗初，代司马文思镇怀荒，改授镇北将军。太安五年薨，年五十三。”(51)《魏书》卷四《世祖纪下》：“太平真君三年夏四月，(沮渠)无讳走渡流沙，据鄯善。李暠孙宝据敦煌，遣使内附……十二月丁酉，车驾还宫。李宝遣使朝贡，以宝为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牧，封敦煌公。”(52)魏收：《魏书》，89、1068、1158、885、94-95、1978、1076、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诗云：“化由礼洽，政以宽成。勉崇仁教，播德简刑。倾首景风，迟闻休声。”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十二月李宝封为敦煌公，五年至京师平城，拜外都大官。外都大官正是掌管司法听讼(53)柏俊才：《北魏三都大官考》，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故诗中赞扬其为政以宽，播德简刑。是诗大约作于太平真君五年至平城拜外都大官后。
高允为中书令时作有《咏贞妇彭城刘氏》。《魏书》卷九十二《列女传·封卓妻刘氏》：“勃海封卓妻，彭城刘氏女也。成婚一夕，卓官于京师，后以事伏法。刘氏在家，忽然梦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辍。诸嫂喻之不止，经旬，凶问果至，遂愤叹而死。时人比之秦嘉妻。中书令高允念其义高而名不着，为之诗。”(54)魏收：《魏书》，89、1068、1158、885、94-95、1978、1076、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拜允中书令，著作如故。司徒陆丽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布衣，妻子不立。’高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方言其贫。’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55)魏收：《魏书》，89、1068、1158、885、94-95、1978、1076、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则高允为中书令时，陆丽已为司徒。《魏书》卷五《高宗纪》：“兴安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平原王陆丽为司徒。”(56)魏收：《魏书》，89、1068、1158、885、94-95、1978、1076、1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陆丽卒于和平六年(465年)，北魏文成帝亦卒于是年，高允在文成帝时为中书令，故是诗大约兴安元年(452年)至和平六年间作于平城。
魏收在广武县(北魏时广武依然为雁门郡治所)作《七月七日登舜山》。《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二：“魏仆射收临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顾眺，谓主簿崔曰：‘吾所经多矣，至于山川沃壤，衿带形胜，天下名州，不能胜此，唯未审东阳何如。’崔对曰：‘青有古名，齐得旧号。二处山川，形胜相似，曾聴所论，不能逾越。’公遂命笔为诗。于时，新故之际，司存缺然。求笔不得，乃以五伯杖，画堂北壁为诗曰：‘述职无风政，复路阻山河。还思麾盖日，留谢此山阿。’”(57)段成式撰，许逸民校笺：《酉阳杂俎校笺》，87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5。《(成化)山西通志》卷二：“舜山在代州东南十五里，山上有舜井，上建舜庙、舜子寺。”(58)李侃、胡谧：《(成化)山西通志》，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4册，40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北齐书》卷七《武城帝纪》：“河清二年(563年)春正月乙亥，以太子少傅魏收为兼尚书右仆射。己卯，兼右仆射魏收以阿纵除名。”(59)《北齐书》卷八《后主纪》：“天统五年(569年)十二月庚辰(二十五日)，以中书监魏收为尚书右仆射。”(60)李百药：《北齐书》，91、1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2。河清二年春魏收任右仆射，很快就被除名，而该诗作于七月七日，显然非作于此时。魏收天统五年十二月底至武平三年(572年)卒，为尚书右仆射。该诗大约武平元年至武平三年某个七月七日作于广武县(今山西代县西南)舜山。
(二)云中地区
战国赵武灵王置云中郡，秦时，治云中县(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北)，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地级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之土默特右旗、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部十二连城一带等。西晋时此为鲜卑所占。隋炀帝在此建立榆林郡(治榆林县，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
大业三年(607年)八月隋炀帝至云中城召见启民可汗时赋诗，该诗见于《隋书》卷八十四《突厥传》“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61)魏徵等：《隋书》，18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纪四》：“大业三年三月辛亥，帝还长安。夏四月庚辰，下诏欲安辑河北，巡省赵、魏。丙寅，车驾北巡；己亥，顿赤岸泽……六月，车驾过雁门(胡三省注：帝改代州为雁门郡)。雁门太守丘和献食甚精。至马邑(胡三省注：帝改朔州为马邑郡)，马邑太守杨廓独无所献，帝不悦。戊子，车驾顿榆林郡(胡三省注：时改胜利州为榆林郡)。甲辰，上御北楼观渔于河，以宴百僚……八月壬午，车驾发榆林，历云中，泝金河(胡三省注《隋志》：榆林郡有金河县。杜佑曰：单于都护府，秦汉云中郡地也，治金河县。县有金河，上承紫河。宋白曰：金河县即汉盛乐县地)……启民奉庐帐以俟车驾。乙酉，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帝大悦，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亦幸义成公主帐……癸巳，入楼烦关(胡三省注：楼烦郡治静乐县，县有关官)。壬寅，至太原，诏营晋阳宫。九月己未，至济源(胡三省注：开皇十六年置济源县，属河内郡)，己巳，至东都。”(62)司马光：《资治通鉴》，5627-56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则大业三年隋炀帝这次北巡是从长安出发，在赤岸泽停留(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六月到达雁门郡(治雁门县，今山西代县)，此后北上过马邑郡(治善阳县，今山西朔州市)。再向西北行，戊子抵达榆林郡(治榆林县，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榆林县正在黄河边，故隋炀帝“御北楼观渔于河”。八月壬午，隋炀帝从榆林县出发，沿金河向东北行，到达榆林郡之云中城(即万寿戍)，此云中城为汉云中郡治所云中县(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东北)故地，隋炀帝在此接见了启民可汗并赋诗，隋炀帝回程时经楼烦(治静乐县，今山西忻州市静乐县)，壬寅至太原。九月己未至济源(河南焦作济源市)，己巳回到东都洛阳。隋炀帝在云中城所赋诗原无题，现题约为后人所加，此题尚合理。
四、结语
现可知汉晋北朝河东本土诗人中有诗歌者约18人，其中现可知既有文集又有诗歌者约10人：河东杜挚、毋丘俭、薛道衡、薛德音(薛道衡从子)(63)魏徵等：《隋书》卷五十七《薛道衡传》：“(薛德音)所有文笔，多行于时。”(魏徵等：《隋书》，14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具有文集性质，薛德音现存诗一首。，太原孙楚、温子昇、王衡；北周宗室宇文毓(周明帝)、宇文招(北周赵王)、宇文逌(北周滕王)(64)宇文氏为北魏武川镇鲜卑人，武川镇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西，此地西汉时紧邻云中郡北界，北北魏孝昌间改为神武郡(治神武县，今山西山阴县东南)，此地亦属河东文化区。。现可知有诗而无文集者约8人：河东焦先、柳镇、裴让之、裴讷之(裴让之弟)、裴泽(65)李延寿：《北史》卷三十八《裴延儁传》：“(裴泽)后为散骑侍郎，寻为诽毁大臣赵彦深等，兼咏石榴诗，微以托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决杖六十，髠头除名。后主即位，为清河郡守。”(李延寿：《北史》，137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则裴泽曾作有咏石榴诗。、裴敬宪(66)魏收：《魏书》卷八十五《文苑传·裴敬宪》：“工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魏收：《魏书》，18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可知裴敬宪作诗歌，且以五言诗闻名。，太原王遵业、王延业(王遵业弟)(67)李延寿：《北史》卷三十五《王慧龙传》：“及(崔)光为肃宗讲孝经，(王)遵业预讲，(王)延业录义，并应诏作《释奠侍宴诗》。时人语曰：‘英英济济，王家兄弟。’”(李延寿：《北史》，12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则王遵业、王延业兄弟曾作有释奠诗。。
东晋南朝侨姓河东籍士族文士中现可知有诗歌者约13人。其中既有诗歌者又可知有文集者约11人：河东裴子野(裴昭明子)、郭璞、柳惔(柳世隆子)、柳恽(柳惔弟)、柳(柳惔孙)，太原温峤、孙统(孙楚孙)、孙绰(孙统弟)、孙嗣(孙绰子)、孙放(孙绰族侄)，雁门释慧远(俗姓贾)。现可知虽无可知文集，但有诗歌者约2人：河东王歆之(王愆期曾孙)，太原王蕴(王蒙子、晋孝武帝王皇后父)。可见河东本土诗人和侨姓河东籍诗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这与河东世家大族南渡与留北者各半的格局相合。太原王氏、太原孙氏、河东柳氏、河东裴氏等是河东地区重要的世族，出诗人亦较多。
现可知河东诗约25首，其中河东郡1首，平阳郡1首，太原郡14首，上党郡3首，雁门郡5首，云中地区1首。现可知河东诗的作者有刘彻、曹操、宗钦、高允、段承根、元勰、元子攸、元晖业、魏收、裴让之、祖珽、董绍、邢劭、薛道衡、王晞、李德林、萧悫、杨坚、虞世基、杨广、孔德绍等。河东本土诗人有裴让之、薛道衡。
河东诗中有些述及河东之景。如汉武帝泛舟汾河所作《秋风辞》是现可知较早的述及汾河的诗作。曹操《苦寒行》“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树木何萧索，北风声正悲。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奎章阁本六家注《文选》卷二十七)是现可知较早描写太行奇险的诗作。薛道衡《从驾天池应诏》：“驾鼋临碧海，控骥践瑶池。曲浦腾烟雾，深浪骇鲸螭。”(《初学记》卷十三)描写天池雄奇之景。
晋阳是东魏、北齐的霸府所在，此地亦时常有文人云集，晋阳成为河东地区留存诗歌最多之地，今可知有诗13首。晋阳诗主要有应诏、感怀、边塞之作。平城为北魏前期都城百年，平城亦是河东相对诗歌较多之地，今可知者约4首，3首为赠答诗，1首是褒扬之作，皆是四言诗。宗钦《赠高允》、高允《答宗钦诗》、段承根《赠李宝诗》皆歌颂对方的德行功业，表现的皆是非常正式的内容，并非私人间生活类的赠答，故皆使用四言诗，高允《咏贞妇彭城刘氏》犹如官方的褒奖词，当然亦用四言，体现了北朝前期对汉晋诗歌观念的继承。
河东诗即使采用新传入北朝的新体形式，但在内容上仍保留北朝的贞刚之气，如裴让之《从北征》：“沙漠胡尘起，关山烽燧惊。皇威奋武略，上将总神兵。高台朔风驰，绝野寒云生。匈奴定远近，壮士欲横行。”(宋本《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该诗已开唐代边塞诗先河。该诗四韵八句是齐梁新体诗的基本体式。有六句是合格律句，两处失黏。直到初唐也还有失黏失对处。高适《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文苑英华》卷一百九十六)从描写的内容、风格上裴诗似乎对高诗有一定影响。元晖业《感遇诗》：“昔居王道泰，济济当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郁纵横。”(《魏书·济阴王传》)和元熙《绝命诗》其一“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其二“平生方寸心，殷勤属知己。从今一销化，悲伤无极已。”(《魏书·南安王传》)感叹人命危浅，有汉魏诗的质朴，同时又采用了新体诗的形式。南朝诗人在河东作诗，亦受到河东地理环境及文风等影响，而诗作多了雄壮之气，如萧悫《和崔侍中从驾经山寺》：“野禽喧曙色，山树动秋声。云表金轮见，岩端画栱明。塔疑从地涌，盖似积香成。泉高下溜急，松古上枝平。”(《初学记》卷二十三)此诗已初步兼具声律风骨，岑参《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四部丛刊景明正德本《岑嘉州诗》卷一)似受萧悫是诗“塔疑从地涌”影响。
汉晋北朝时期河东地区本土诗人诗歌创作不及相邻的河朔、河洛等地兴盛。河朔诗人大部分在本土，学术文化亦仍在本土，这为河朔本土诗歌创作的繁荣奠定了人才基础。而东晋南朝时南渡的河东本土诗人和侨姓河东籍诗人的人数基本相当，也就是一半的河东籍诗人南渡，这对河东本土诗歌创作(尤其是本土诗人在本土的诗歌创作)产生较大影响，河东本土诗人和本土诗人在本土作诗远少于河朔地区，与此有一定关系。晋阳是河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是东魏、北齐霸府所在，极大推高了河东诗的数量。河东文化与诗歌创作实践，为唐代河东文化的繁荣打下了基础。据陈尚君师考证，唐代河东地区出诗人达149人，包括世人熟知的宋之问、王勃、王维、王翰、柳宗元、温庭筠等(68)陈尚君：《唐诗人占籍考》，载《唐代文学丛考》，147-14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这些诗人的出现，正是汉晋北朝河东文化积淀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