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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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学者的良知学实践
——以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安福学者为例

摘 要：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人数众多的草根阳明学者，虽无科举功名，却是阳明学在地方社会传播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参与地方公益事业，进而协助官府参与地方社会治理。作为阳明学者的乡绅自我认同的角色是“乡人之心”，他们的讲学和化乡活动是以“万物一体”的济世理想和责任作为精神动力，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
关键词：良知学实践；地方社会；王学讲会；草根学者；安福
以往的研究多关注阳明及其知名弟子的哲学思想，而良知学在大多数普通士人那里如何体现，良知学的实践指向及其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有哪些表现，这虽然是学术传播的一个重要体现，但在研究中重视不够。本文聚焦于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安福县的那些科举功名低或没有科举功名的普通阳明学者(草根学者)，探讨良知学在他们身上如何体现，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学”如何通过他们影响地方社会，以期探究王学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本文选取安福阳明学者为例的原因在于，安福县为中晚明王学讲会极盛之地吉安府中的极盛之地。诚如江右王学的领军人物、安福籍学者邹守益(号东廓，14911562)所说，“吉郡视四方为胜，而安福视吉郡为胜”(1)邹守益：《彭子訚墓铭》，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957页。，这里不仅人数众多、讲会活跃、持续百余年，与王学从兴盛到式微相始终，而且阳明学者以良知学的精神进行讲学和教化乡里的实践活动具有典型性，尤其能体现良知学的实践指向。
笔者曾作《安福阳明学者暨邹东廓弟子一览表》，据不完全统计，明代中晚期安福阳明学者有212人，其中进士40人，举人40人，诸生73人，总计153人，占总数的72.1%，可知阳明学主要在掌控当地思想文教资源、社会地位高的官员及士人中传播。这些学者所在的宗族大都属于安福县文教程度较高的望族，学术的传播首先是在这些宗族子弟中进行的。阳明学者主要由三类人组成：一是如邹守益祖孙、刘邦采、王时槐、刘元卿这样有科举功名、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他们是讲学活动的领袖和倡导者；二是地方宗族中有学识、但功名不高或没有功名的中下层士人，他们是参与讲学的主体；三是地方宗族的主事者、长老，他们的文教程度不高，但以敏于事务或德高望重成为家族中有号召力的人物，对讲学提供了直接的支持。本文聚焦于后两类草根学者，从四个方面展示他们的学术活动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究心学理与工夫实践
首先，草根学者与知名学者一样，其学术热诚体现在究心阳明学义理并研磨心性的工夫实践上，这是阳明学的根基所在。在《安福县志》的人物传记中，常能看到这些中下层士人早在青年时代就一心志于儒家圣贤之学：
王钊……初为诸生，弃去，求所为身心性命。
朱淑相……少攻举子业，旋弃去。纳贽邹守益、刘邦采，研心理学。(2)以上引文分别见王基纂，高崇基修：《安福县志》(清乾隆四十七年修，同治四年补刊本，以下简称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4、15页。
王皦……少弃举业，乐道耽隐，师事刘邦采。
刘继华……邑庠生。已而弃举子业，壹志性命之学。(3)以上引文分别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三《人物·隐逸》，第3、5页。
阳明学的核心在于真实体悟良知，如安福士子刘汝栋所说：“吾侪为学，直以了性命为极……必真切于良知明照之体。”(4)王时槐：《秋江刘君偕仲子邦桢墓表》，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故“壹志性命之学”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改过迁善、实地用功，如南乡三舍刘氏家族的刘以身受学于从叔刘邦采，“解组归田，时赴惜阴会，性恬淡，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至耄不倦，有日记以自考”(5)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8页。。更有进者，这一绵密恳切的工夫达到了精深隐微的心性深处，不仅知名学者如此，普通士人也是如此。南乡布衣学者朱淑相(出自槎江朱氏)、朱调(出自大桥朱氏)都是此类典型：朱调“神敛而志凝，静坐终日，不事言说”，“晚年更揭‘敛气观心、忍欲成行’八字以示学者，欲令由此练习，以为入道之基”(6)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9-150页。。朱淑相“终日端坐，澄心省躬。尝曰：‘人心虚故灵，灵故常精常明，常寂常运，吾致力在此，受用亦在此’”。其工夫显然有本于邹守益戒惧于心体之说，王时槐称道其“精研远诣”(7)刘元卿：《朱松岩先生外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75页。。朱淑相孙朱世宾，以“心在腔子里，眼顾丹田下”(8)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7页。为日常工夫。朱淑相侄朱意，“始去念，继守念，终克念，一以致知为宗”。他认为若工夫不用猛力，就不能洞见道体，于是和同里士子刘汝栋一同去玉霄山静坐：
矢以达旦不寐，务使此心精明，不少昏愦。两人相对危坐，设手板相戒，目稍瞑即板击之，尤苦未能清朗。而山故多虎，则出户外露坐，曰：“学不成，何贵此身？直宜饲虎耳！”如是者月余。(9)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五山朱君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7页。
这让乡人十分惊骇的举动，在阳明学者中并不鲜见。一些普通士子通过勤苦用功，也能有所体悟。如邹守益门人周以鲁(出自西乡横龙周氏)，精思力践久之，悟曰：“盈宇宙皆性也，尽性外无学矣。”王时槐门人欧阳鸣凤，“习静白云，豁然有悟”，被称为“王门子舆”(10)以上引文分别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8、20页。。
有些学者因常年坚持用功，临终能神志清明地安然离世。刘阳高足朱汝昌(出自南乡大桥朱氏)，“目且瞑，神志不乱，第曰：‘吾存此良知以俟命矣’”(11)王时槐：《朱康夫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3页。。刘邦采弟子刘汝栋，于病危时一切置之度外，与家人绝口不提身后事。瞑目之际，其从兄问曰：“形气解矣，灵明能无改乎？”汝栋“以手指其心，挥其妻，使勿近，遂卒”(12)王时槐：《秋江刘君偕仲子邦桢墓表》，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六，第184页。。做派之洒脱，甚至与儒家之注重人伦不类。
在中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背景下，阳明学者将佛道二教的修养工夫纳入良知学中借鉴，抑或三教并尊的情形往往有之。如邹守益孙邹德溥就深受佛教影响：
(邹德溥)间以余力泛滥二氏家言，释子道流常加接引，于长生之说亦若有所默证，以为其精者不悖于吾儒。即相知者或劝公(按，德溥)门墙稍峻，公不谓然，曰：“吾道至大，何必作藩篱？”(13)叶向高：《宫洗泗山公墓志铭》，《澈源邹氏七修族谱》(民国六年修，安福县博物馆藏)卷八，第105页。
草根学者也有三教并尊或兼取的情形。西乡士人赵师孔，早年先访方外服饵之术，后以闭关静坐炼气为事，“久之，复悔曰：‘执有象不如还真空，其惟佛氏乎？’则历名山、礼禅宿、阅经教，冀有悟入”。至听闻邹守益发明良知之旨，谓：“道其在是乎！”后以五十之龄纳贽于王时槐门下(14)王时槐：《赵中庵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4页。。南乡士子周礼与从侄周一濂(出自北溪周氏)二人青年时代与刘汝栋结为至交，“流视群子……或造请，终不得一幸见之”，被人称为“三仙”。周礼“悟证敏速”，曾先后从学朱调、刘邦采、王时槐，“触声而悟，每通一义，送一难，四座厌心”，时人叹羡不已，争迎其教授弟子。但这些声誉并非周礼所好，传记生动描述了他的日常生活：
居常脱去巾袜行林间，见佳处，坐卧亡归。或穷途遇水石清雅，亦裴回竟日。性善酒，造人饮不记辞，或劝进，乃反辞，即不劝进，即又不辞。醉则据胡床酣睡，旁若无人。
其放浪形骸之状与儒者的温良形象相去甚远。周礼狂慧而不寿，三十四岁暴病而亡。卒前家人争问后事，答曰：“生来死去，如脱故衣更新耳，第不得思极(按，周一濂)一见。”(15)以上引文及事迹见刘元卿：《周公典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第260-261页。他临终惦念的同道兼从侄周一濂，从学于朱调、耿定向等人，偏好禅学，曾与其父手录佛典十万余言，“与人语，语多依禅”(16)以上引文及事迹见刘元卿：《周山人墓志铭》，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331页。。另一位南乡布衣王时椿(出自金田王氏)，早年与其弟王时槐一同师事刘邦采、刘文敏、刘阳诸人，一意儒家圣贤之学，甚至“不以乌帽袍带见客，惟角巾野服而已”，以示其志决。然“晚闻净土之说，心悦之，尝素食持佛号不辍。病革，神志不乱”(17)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先兄吉府典膳人峰公偕配谢刘二孺人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63页。。这些安福士子的所学所宗，是当时三教合流状况的一个体现。
二、讲学传道
与究心性理相伴随的是草根学者热诚的讲学传道活动。以讲学来明心性、正学术，进而带动社会建制的改善，不仅是王阳明及其知名弟子们实践儒家外王之学的基本思路，也是众多草根学者的人生志业。安福南乡金田王氏之王钊、王镜、王铸三兄弟，均受学于阳明、卒业于邹守益，以布衣之身终生致力于讲学。同族后生王时槐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受王钊、王铸的教诲，从此有志于儒家圣贤之学。万历年间王时槐弃官归田后，王钊、王铸已经谢世，他联合已至耄年的王镜聚集族人于南乡元阳观讲学，并推行乡约(18)事见王时槐：《世德堂纪序》，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二《友庆堂合稿》卷末，第630-631页。。王氏三兄弟之讲学不倦为时人称道，被一并列入《安福县志》之《儒林传》中(19)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4、25页。。
南乡朱淑相、朱调终生以讲学、论学为志业，闻名乡间。朱淑相“终其身，无日不会友讲学，至世态之低昂，家计之羸诎，未尝以纤芥干其衷”(20)刘元卿：《朱松岩先生外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第275页。。朱调除了勤于个人静修之外，还“远涉吴楚、新安诸郡，求友质订，经年忘归”，“每岁青原、复古、复真士友大会，先生虽祁寒暑雨必杖屦而赴”。他与朱淑相常年在南乡复真书院主持讲会，为安福二传阳明学者的中间力量，被王时槐誉为邹守益、刘邦采“两先生之真传密印、高第弟子”(21)事迹及引文见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8-149页。。
像王氏、朱氏这样热衷讲学并影响一方的布衣学者在安福各乡并不乏见。再如南乡士子康士宾，师事刘邦采、王时槐，他秉承刘邦采之学，主悟修并进之功，每岁讲学于复真书院，“议论铿发，学者信从之”。南乡汶源王氏的王宗舜，“受业者常百数十人”，为一方乡贤。西乡学者姚必连，“会讲中道书院，士林翕从”(22)以上事迹及引文分别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7、18、19页。。
还有一些不善讲论、无甚影响的学者，也把讲学传道作为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刘汝栋对于族中有动念于学者，“必密造其室，诱掖开导，惟恐其不入于善也”(23)王时槐：《秋江刘君偕仲子邦桢墓表》，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六，第183页。。南乡三舍刘氏的刘伯寅是邹守益弟子，他长于处理事务，“性冲淡嗜学，老而弥笃”，“穷年居复古书院，置家事勿问”(24)刘氏合族修：《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三○《家传五》，张海瀛等主编：《中华族谱集成》第14册《刘氏谱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4册，第671页。。西乡老者刘继美，“年九十，尚与刘元卿、刘喜闻诸名人往来讲学，郡县钦其德望”(25)同治《安福县志》卷十一《人物·文学》，第34页。。西乡金滩王氏的王子应，“不甚敏慧”，青年时代便对阳明学津津向往，以为“此可学而至也”。他自嘉靖时代就受学于刘文敏、邹守益，切磋于复古书院，“虽晏岁，不舍去”。三十年后刘元卿倡学西乡时，其参与讲学的热情仍不减当年。据刘元卿描述：
公时虽老，无一会不赴，赴必虚心咨询，若一无所启者。既病聋，犹日坐一小楼，置先正语录明窗下，琅琅诵之。或时发浩歌，若出金石。其好学一念，自少至老若夙植云。邑令吴怀溪公闻其贤，造庐见之，且欲致公宾席，为乡饮重，公谢不往。(26)刘元卿：《王箕峰公墓铭》，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325页。
三、举办家族讲会，为善乡里
草根学者除了热衷参加士人为主体、以讲习义理为主的讲会之外，还十分重视将阳明学在家族中传播。他们通过举行家会、族会，对一般百姓进行劝善规过的道德教化，以期达到睦族和乡、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万历年间在南乡的金田王氏家族中，王时槐联合王镜于族中举行族会、推行乡约，此举得到同里大桥朱氏的呼应，朱调也率族中士子每年参与金田王氏的族会(27)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9页。。王镜去世后，因王时槐已迁居庐陵县，金田王氏家族曾一度缺少德高望重的长者做讲会主盟，于是王时槐族叔王立吾出面，每月聚族人讲学于诚心堂。这样的宗族讲会不仅使王氏家族中的俊秀之士得以延续学术，也改进了族中的伦理风气。王时槐与王镜联手讲学的成效如他所说：“一时族之耆旧俊彦咸欣欣以仁让相勉，数年之间，族人不以一字鸣于官司，官司亦无以一役追呼及于吾族者。”(28)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寿族叔立吾公七十序》，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二，第62页。
北乡的荷溪伍氏家族，嘉靖时代有伍思韶受学于邹守益，他辞官归田后于族中倡学。族子伍惟忠受其影响，也师事邹守益、刘阳。后来两人联手聚集族中弟子每月举办德业、举业两会，德业会由伍思韶主持，举业会由伍惟忠主持，“德业会，推九亭公(按，伍思韶)主之；举业则亲甲乙其文，奖劝诱掖，期于成才”。伍惟忠告诫子弟读书不当以科举为目的，“动举王、杨、卢、骆戒之，闻者汗流竟趾”(29)以上引文见刘元卿：《进士尽吾伍先生行状》，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303页。。西乡洋溪赵氏之赵师孔，“岁联里之同门诸友为季会，家之子弟为月会，皆以正心修身谆切致勉”，他自撰《乡约十条》，“以孝弟、仁让、敦朴、守俭、惩忿、息讼，为一乡劝。一乡之中或有衅端赖以潜消默解者，殆不可一二数”(30)王时槐：《赵中庵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5页。。
阳明学者们还通过实际善举来教化宗族。在地方志的记载中，阳明学者赡亲睦族、修葺宗祠、筑桥修路、立保甲、置义仓、敦习俗、平忿争的善举比比皆是，他们也因此赢得乡人尊重，成为当地德高望重的道德表率。如师事邹守益、刘阳的李挺，“里中有相构者，得公一言而释，至以过失闻于公为耻”(31)王时槐：《一吾李君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69页。。赵师孔在岁饥之年分粟给族人，竟至“罄不自给”，“慈仁及物，即毒虫微命不忍践伤”，赢得安福两任知县闵世翔、吴应明的礼重(32)王时槐：《赵中庵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45页。。
学者们也带动了许多并未以理学为志业的族人以良知学的精神为善乡里，建设宗族。如东乡清陂邓氏三兄弟中，其父安排长子邓国总理家政，仲子邓圛经商，季子邓周学儒，为庠生。邓周初学于阳明，卒业于邹守益。受其影响，邓国于四十岁时听闻良知学，于是：
犁然有省，一意和乡睦族，置胜负于弗较。家庭弟侄聚论，砺以躬行，而以务名虚谈为戒。每岁出谷二百余石散贫者，不取息，而宗族施有等差，行之三十年余矣。……平生见道路之险也，则修理之；虑病涉之艰也，则桥梁舟楫之；怜疟痢之困、行旅之渴也，则制药设茶济之；至老而不倦。故其殁也，众咸哀而慕焉。(33)邹守益：《明故横溪邓君墓志铭》，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三，第1081-1082页。
邓圛受兄弟的影响，也能够敦伦笃行，“平心应物，无忮求机械。甫五十，敛以家居，足迹罕入城郭”，于救济乡里之善事“尽其力不懈”(34)邹守益：《明故北山邓君偕配尹氏合葬墓志铭》，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三，第1083页。。邓氏兄弟还在家族中颁刻阳明的“谕善四条”作为道德规范。因邓周为邹守益弟子的关系，邓圛与邹守益弟邹守蒙结为姻家，邹氏与邓氏家族的密切交往长达四十余年。邹守益曾亲至邓氏之堂揭“为善最乐”楹联，大力表彰邓氏“仁礼爱敬”的家风(35)邹守益：《明故横溪邓君墓志铭》，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二三，第1081页。。
西乡人冯梦熊以敏于事务而著称乡里。他听刘元卿讲学后喜曰：“吾乃今知良贵固在我”，从此一心向道，以良知学的精神造福乡里。他多次聚家会，以道德规范约束子弟；族中有倚势欺人者，晓之以善恶利害，一时间族人“争自濯其旧习”。冯梦熊因此赢得官府和百姓的倚重。对于乡约中不合理的条目，县令倪栋让他修订完善；遇到争议纠纷，乡人争相请他调停，往往“纠纷立解”。在万历年间安福西乡再次举行丈田时，乡人纷纷推举他做监督，他尽心尽力，令“人人称平”(36)以上引文、事迹见刘元卿：《冯茶园墓志铭》，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八，第345页。。在中晚明的安福地方社会，像邓国、冯梦熊这样以良知学的精神为善乡里的地方长老不在少数，也成为邹守益、王时槐、刘元卿等知名学者撰文大力表彰的典型。
四、管理地方公共事务
进而，阳明学者们由宗族而社会，热心参与地方民生事业，协助官府管理地方公共事务。他们“化乡”实践的特点主要在以阳明学“万物一体之学”为精神指导，具有更为自觉和强烈的济世责任感。这些久居乡里的草根学者不仅究心学术，还熟知地方民生事务，了解民间疾苦，以其在地方社会的声望和号召力，成为官府与民众之间上下沟通的桥梁。在阳明学兴盛的明代嘉靖、万历时代，随着被官府和民众认可度的不断提高，他们也因此拥有了管理地方社会的重要话语权。其中最辉煌的事件便是，邹守益在安福率刘伯寅、刘肇衮、夏梦夔等四十余阳明学者，从嘉靖十一年(1532)开始历时三年，协助官府重新清量土地并造册。这一场牵动地方大户利益的清丈活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如邹守益所说：“几成而败，败而复兴，兴而复摇，摇而复成。”(37)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一七《县总后语》，第809页。他们把关怀百姓的“一体之仁”作为推行丈量的理念和动力，历经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了安福，也是全国推行最早的一批试点清丈活动，部分赋役因之得以减轻。上述几位参与丈田的学者不仅热衷讲学，而且通达地方事务，富有声望：
刘伯寅精于计算，通达经济，传记称其“孝友敦笃，勇足济事”(38)刘氏合族修：《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三○《家传五》，张海瀛等主编：《中华族谱集成》第14册《刘氏谱卷》，第671页。。他协助邹守益处理安福赋役事务前后长达二十余年(39)参见聂豹：《均差简两院二司各道》，聂豹著，吴可为编校：《聂豹集》卷九，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06页。，在嘉靖十一年开始的丈田活动中总管数据。邹守益说：“以丈量为是，则刘某为功之首。”嘉靖十五年阳明学者程文德出任知县期间，也向刘伯寅咨询里役制度之利弊。他建议的数项赋役改革举措得以推广实行，使安福的里役制度在吉安府九县当中“尤称便”。程文德与邹守益商议筹建复古书院时，也由刘伯寅总理经费支出，“周慎详密，省费亦以千计”(40)以上引文、事迹见刘氏合族修：《三舍刘氏六续族谱》卷三○《家传五》，张海瀛等主编：《中华族谱集成》第14册《刘氏谱卷》，第671页。。嘉靖二十四年，邹守益联合王门学者上疏江西省官员请求减轻全省赋役、重刻《督赋条规》，他特意将刘伯寅推荐给都察院巡抚江西右副都御史吴鹏协理计算，最终查减全省赋役夙弊每年达一万六千两。十年后，蔡克廉出任巡抚江西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时，邹守益再次推荐刘伯寅协助清查各县赋税欺隐之弊(41)参见《芹曝末议达蔡可泉诸公》，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一四，第707页。。
刘肇衮在阳明于赣州讲学时期趋而受业，在安福王门弟子中资历较老，深为邹守益器重。刘肇衮性情刚严清峻，他为诸生时参加考试，见监考甚严，叹曰：“士不自重，致所司防闲如此。”竟然放弃考试回乡养母而去。刘肇衮以布衣身份在乡间深孚众望，“衮于乡闾民瘼有所闻，率以告守益，为之转闻当道，民感其惠”，邹守益称他能“交修于人”(42)以上引文及事迹见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3页。。
夏梦夔与李挺一同师事邹守益、刘阳，深得器重。二人为肺腑至交，常砥砺切磋。夏“时以见过为学”，李也敬诺奉之，“刻志销磨，不遗余力”(43)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一吾李君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68页。。夏梦夔精于地方经济事务，他在丈田中辅佐邹守益“剔弊除害，至今赖焉”(44)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二《人物·义行》，第42页。。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全国各县三年时间完成土地丈量，时安福知县闵世翔所倚重的地方士绅，仍然是四十年前负责督丈的阳明学者，“儒生者，故东郭邹先生所造士，居然好修之夫也，依依老胶序中，无权贵可吓。侯(按，闵世翔)独破崖岸优礼之，时与握手步庭，谈心计事”(45)刘元卿：《送闵父母凤环翁擢水部郎序》，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五，第141页。，其中就包括夏、李二人。“二公矢心公慎，册成，邑人胥服。”(46)以上引文及事迹见王时槐：《一吾李君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69页。闵世翔这次邀请参与丈田的士绅还包括朱调、朱淑相、刘元卿等阳明学者。朱淑相，“邑侯廉知其才名，属清税册事，至委琐条理，称邑侯指”(47)刘元卿：《朱松岩先生传》，刘元卿撰，彭树欣编校：《刘元卿集》卷七，第265页。。朱调督丈时，“秉直持平，让能而晦迹，故终事而舆情胥服，亦其廓然顺应之一验也”(48)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50页。。这些草根学者也因熟知民情、德高望重而为当地官员礼重，被时常登门造访，以民生事务咨询请教。如朱调，“先后邑侯钦仰高义，往往式庐问政，先生必悉闾阎疾苦，毕陈无讳”(49)王时槐：《易庵朱先生墓志铭》，王时槐撰，钱明、程海霞编校：《王时槐集》之一《友庆堂存稿》卷五，第150页。。李挺，“邑令闵世翔高其行，凡利害兴除多取裁焉”(50)同治《安福县志》卷一一《人物·儒林》，第16页。。
据学界研究，明清地方乡绅的来源概有四类：第一类是通过科举入仕获得官员身份的高级士绅，第二类是无科举功名或功名低(如诸生出身)而以学问、道德名重乡里的士人，第三类是虽无功名但能力出众、为善乡里而为乡人推重者，第四类是因经济实力雄厚而有地方话语权的士绅(51)学界对于“乡绅”的界定标准不一，早时侧重将乡绅资格理解为有科举功名的士人，近年则将乡绅理解为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具有地方话语权的精英。本文所说的乡绅兼具这两方面特征。参考施由明：《论明清乡绅的产生——以江西为例》，《农业考古》2014年第4期。。而以上四类乡绅在安福阳明学者中兼而有之，第一类如邹守益、刘邦采、王时槐等，第二类如朱调、李挺、刘伯寅等，第三类如夏孟夔、冯梦熊等，第四类如邓国、邓圛兄弟等。这说明阳明学在地方乡绅当中有着广泛的涵盖面，影响不可小觑。这些草根阳明学者尤以第二类居多，有的还兼具第三类乡绅的能力，是草根学者的主力。他们由讲学、研磨心性而扩展至教化乡族、博施广济，进而参与地方社会治理。越是掌握诸多丰富资源的高级士绅如邹守益等人，越是全面参与上述的讲学与化乡活动，为学术下化乡里的实践典范；而一般的乡绅或草根学者，也至少参与了上述活动的一项或几项。他们之所行都是对阳明学“实致其良知”“万物一体”精神的落实，是对儒家士人明德亲民之社会理想的践履。
五、结 语
近年来史学界有关乡绅(地方精英)对地域社会控制与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中晚明社会，乡绅在建立、运作和管理保甲、乡约、宗族等民间基层组织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并在倡导、维持地方公共事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掌握着地方社会主要的经济政治资源。这一基于现代政治学角度的描述，侧重关注政治经济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并没有重视乡绅作为儒者所具有的济世理想和责任感。实际上，“万物一体”“实学”“讲学”“政学一体”是王阳明及其弟子们极为重视的为学理念及实践活动(52)参见吴震：《阳明心学与讲学活动》，《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引言”第1-41页。。尽管这在宋代儒者那里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在阳明学中得到了格外的强调。这几个相互融摄的观念，其学理基础正是良知学：良知是一人人本具、万物同体的本体，也是创生宇宙万物的终极本源，故“实致其良知”的心性工夫体认乃是“实学”之切要。“学”直指心之本体、良知，是一切行为所由之基；与此同时，“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53)以上引文均见王守仁：《大学问》，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68页。，此实学必然体现为“亲民之政”，也即推展和外化为教化百姓、治理地方的诸多善举；“万物一体”则是学与政的承载者和终极社会理想。讲学的目的则是为了唤醒人人本有的“一体之仁”，同时讲学也是体认良知的一种实践形式。本文所述中晚明安福阳明学者的讲学与化乡活动，正是对以上这些理念的实践。江右阳明学者聂豹说，“明德以亲民者，乡大夫之责也。大夫士者，乡人之心也。心者，神几而诚应，明吾孝友之德，以亲吾之父兄，明吾睦姻任恤之德，以亲吾之乡党宗族，使人之父兄，人之乡党宗族，无一而不在吾亲睦之中”(54)聂豹：《永丰乡约后序》，聂豹著，吴可为编校：《聂豹集》卷三，第52页。，颇能体现良知学“万物一体”的社会关怀与实践向度。面对王道政治在三代以后“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朱熹语)的历史现实，尤其是在明代政治高压专制、学术功利异化这样糟糕的历史背景下，阳明学者们从知名的士绅到不知名的草根学者仍以巨大的传道热诚从事民间讲学与化乡实践，这既非儒者们不谙世事不懂政治谋略的天真之举，也非从掌握国家级权力转移到掌握地方级权力的功利性算计，而首先是心学家“仁其身以仁天下”(邹守益语)(55)邹守益：《克复堂记》，邹守益撰，董平编校：《邹守益集》卷六，第366页。的济世理路之实践，是真正意义上由“内圣”开出“外王”的取径，是他们从天理良知的真诚信仰和体道经验中，迸发出对身心—家国—天下—宇宙这一整全“大生命”的自我承诺与责任担当。当然，作为乡绅的阳明学者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努力，并不体现为对政治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无法以现代政治的模式和效应来考量之。他们对地方社会事务的参与，很多是在国家政权机构之外的非权力运作，目的在于通过道德教化来维系良善的地方风俗与秩序，对地方社会秩序的平稳运行起到长久的、潜移默运式的“风教”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儒者的“外王”事业从来不曾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