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蒙古族歌曲流行的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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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蒙古族歌曲流行的三次浪潮

蒙古族是中华大家庭的重要一员。草原上的蒙古族能歌善舞，民歌资源丰富。
蒙古族民歌多为长调（长歌）和短歌，长歌则音调悠扬、绵延高亢、节奏自由，演唱上一般音域宽广、粗犷雄浑，拖腔舒缓、飘逸，有字少腔长的特点；短歌节奏鲜明、情绪活跃，往往载歌载舞。蒙古族歌曲在演唱时的马头琴颤音般的装饰音、似华彩部分的自由发挥，以及真声与假声相互切换而不融合的唱法技术特点等，均具有充满个性的民族特征。蒙古族的民歌基本是五声音阶，这一点与汉族相似，这也是蒙汉音乐互为吸收借鉴的基础。
长期以来，汉蒙两个民族和睦相处，在内蒙古地区形成了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民族风俗。本文讨论的草原风就是具有内蒙古地区特色、以蒙古族为主、蒙汉融合的传统和现代音乐风格。20世纪以来，大量草原风格的民歌传唱到大江南北，这一现象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中显得格外突出。至今已有三次蒙古族民歌的大流行，而三次流行的规模及原因都各不相同。
一、第一次流行：20世纪4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聚集了一批向往光明的音乐家，如马可、安波等。当时，为了革命的宣传工作，音乐家们选取了一些朗朗上口的民族民间歌曲，重新填词，鞭挞万恶的旧社会，歌颂共产党带来的新生活和红色革命情怀。其中包括蒙古族的一些歌曲，如《乌拉山》《红旗歌》（1939[1]）。当时选用蒙古族曲调最多的是陕北地区，对此，我以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蒙古族音乐多为五声调式，与汉民族相通，旋律优美流畅，比较上口，易于填词；二是解放区所在的西北地区与内蒙地域相连，历史上有贸易交往，所以当时一些好听的蒙古族民歌已经传入西北，音乐家们是借这些歌曲的流行之势重新填词。这些熟悉的音调，体现了解放区军民对革命胜利的向往，在解放区专业音乐工作者和民间歌手的共同传唱下，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流行音乐”。
1947年前后，解放区专业艺术院校鲁迅艺术学院（下称“鲁艺”）、西南联合大学（下称“联大”）的音乐工作者开始深入民间，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收集、整理蒙古族民歌，如安波的《嘎达梅林》《牧歌》《白云明》《诺文吉娅》《达古拉》《薛梨珊丹》等。这些作品的旋律来自民间记谱，内容上进行了整理，包括缩编，有的则是重新填词，比如《牧歌》原是一首纪念死去恋人的悲凉歌曲，安波重新填上了歌唱草原美丽景色的歌词，歌颂已经到来的新生活。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共产党的音乐工作者记录、填词、传播的蒙古族歌曲，随着革命的胜利推向了全中国。这是草原风格音乐在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流行。这次以记谱和填词为特征的蒙古族民歌流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革命斗争工作的需要。自古“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记》），解放区的革命工作需要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群众歌咏活动是宣传革命工作的重要手段。为了配合宣传，需要一批易学易唱的群众歌曲。民歌旋律重新填词是有效办法，所以，大量民间音调走出草原，走向全国。二是解放区聚集了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他们通过采风、到鲁艺等院校培训等方式，将口传心授的民歌记录成乐谱，并且在记录的同时筛选、译配、编曲，将蒙古族民歌的精华以汉语的形式呈现。一旦形成了乐谱媒介，民歌也就改变了之前的传承轨迹，能够大规模复制和传唱。其中，安波、许直编著的《东蒙民歌选》（1947年开始采风，1952年第一次印刷）是最具影响力的田野调查曲集。这次大规模的蒙古族民歌记谱、填词、传唱，一方面歌颂了草原优秀传统和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蒙古族民歌在中国的普及。
二、第二次流行：“新民歌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新民歌运动”的起始一般认为是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创作实践活动可能早于这一时间节点，持续时间直到60年代。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这一运动的方向：“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这个背景下，专业的和民间的音乐工作者积极予以实践。草原风的新民歌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这一运动中影响较大的蒙古族风格歌曲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举杯祝福毛主席》。蒙古族作曲家美丽其格遵照内蒙地区重要体裁短歌的典型特点——节奏鲜明、欢快热烈、刚劲豪放，写出具有浓郁民歌风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歌词内容吻合歌颂新中国、歌颂党、歌颂领袖的时代内容，深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并广为传唱，这种新民歌的创作是当时的主流。
第二是民歌改编、重新组合。《赞歌》的原曲是内蒙古科尔沁民歌《正月马》，20世纪60年代，歌唱家胡松华将优美的旋律稍加改编，歌词重新创作为赞美民族团结、赞美领袖的内容。《正月马》的旋律悠扬高亢，适合进行颂歌创作，所以改编得非常贴切。不仅如此，胡松华还将富于蒙古族特色的长调旋律作为歌曲的引子部分呈现，画龙点睛，突出民族特色。《赞歌》一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推出，迅速红遍祖国的城市乡村。
第三，电影插曲《敖包相会》是这一时期新民歌的另一种创作方法——为创作的歌词寻找合适的民间曲调，在演唱处理以及速度、调高等方面做某些改动。借助电影的传播，《敖包相会》成为新民歌中的一员，成为那个时代流行的非主流抒情歌曲。
“新民歌运动”与上一次草原风的流行虽然间隔时间不长，甚至有交叉，但是两次流行还是有所区别的：一是第一次的流行以原生曲调为主，只是在歌词上进行编辑和重新填写，而第二次的流行主要进行了曲调的再创作，显示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二是第二次的流行以民歌为核心，也带动了器乐改编、蒙古族歌剧的创作、蒙古族歌舞表演等全面的艺术创作热潮，并且，在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第二次的流行大大超越了第一次。
三、第三次流行：21世纪初至今
最近十几年，中国的歌坛悄然崛起了一批蒙古族风格的流行音乐，如《吉祥三宝》《蒙古人》《呼伦贝尔大草原》《克鲁伦河》等，也涌现出一批蒙古族歌手，腾格尔、斯琴格尔乐、布仁巴雅尔、乌兰图雅、呼斯楞、哈琳……形成了流行歌坛一条亮丽的风景线。这是第三次草原风的流行。这一浪潮中的草原风不再是记谱与填词，而是不约而同的创作、不约而同的流行风格。梳理这些歌曲，可以发现三个元素叠加的规律：草原+流行+时尚。从特征上可以分为两个类型：
一是蒙古族抒情音调+流行元素，即运用蒙古族音乐中具有“民族元素”的节奏、旋律，配以现代流行的电声配器，形成既有点缀、有民族韵味，又通俗时尚的流行歌曲。这类歌曲多是抒情风格，旋律流畅上口、通俗易懂，节奏比较自由。在演唱方面，歌手们探索具有先锋的“民通”（民族与通俗的融合）唱法，个性突出，与流行音乐追求的个性化特点非常吻合。加上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展现了与众不同的音乐风格。有人把这种类型的演唱归为新时代的“新民歌”，而笔者以为其核心特点属于通俗文化，是流行音乐。
演唱这类歌曲的歌手有腾格尔、布仁巴雅尔、降央卓玛（藏族）、呼斯楞、哈琳，他们演唱的《天堂》《吉祥三宝》《呼伦贝尔大草原》《鸿雁》《蒙古马》等汉语或蒙语歌曲中，蒙古族音调和流行元素都是重要的标签，蒙古族特有的悠长的音调，使听众眼前浮现出大草原的景象，加上歌手深情的演唱、别具一格的润腔和自然流露的醇厚的情怀，渗透出令人神往的草原风。具有现代风格的蒙古族歌曲很快被大众所接受。
二是动感流行音乐+草原题材，即突出流行音乐中欢快节奏的创作手法，歌颂草原特有的风景人画和民族感情。这里，利用蒙古族音乐中活跃的元素作为旋律基调，但不再拘泥于蒙古族音乐的骨干音调，而是若即若离、超越或兼顾其它，配以强烈的节奏，形成张扬的曲风，歌颂新时代的草原人生活。这类歌曲的音乐奔放、动感强，情绪欢快，演唱上是狂放不羁、泼辣性感的重口味。斯琴格尔乐、凤凰传奇、乌兰图雅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们演唱的《故乡》《最炫民族风》《月亮之上》《火辣辣的情歌》《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作品如美丽的草原上恣意盛开的小花，随不经意，却能绚烂整个草原。这些作品一经推送，迅速传唱开来，成为流行的通俗歌曲。以上两种类型就如同蒙古族传统民歌的长调与短调，一个抒情婉转含蓄，一个热情奔放律动，一静一动，展现了草原人随性、质朴的天性和歌舞传统。
与前两次流行相比，草原风的第三次流行是一场自发形成的、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持续时间长的大流行。究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
首先，中国的流行音乐自20世纪 80年代重新启航以来，历经港台风、西北风、欧美风、摇滚风、民族风等众多风格之后，在世纪之交逐渐转变为以周杰伦、李宇春为代表的新派：旋律变化丰富，节奏复杂，歌词生涩难懂，使听者难以扑捉到歌曲的主题思想；唱法上则是流行囫囵吞枣，不求清楚，但求怪异。这种风格一度成为时尚，受到年轻人的追捧。随着群众文化生活日趋丰富多彩，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听流行音乐的人已经步入中年、中老年，他们对老歌怀旧的同时，也希望听到久违的亲切的流行歌曲。这时，腾格尔、斯琴格尔勒等演唱的流行歌曲节奏鲜明、旋律流畅、歌词通俗易懂，演唱者唱功扎实、感情真挚，满足了群众的审美需求。草原风格流行歌曲的推出恰逢其时，犹如一缕清泉滋润了中国歌迷。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丰富了群众的物质生活，但同时，逐渐城市化的生活也阻断了人与自然的交流。回归自然成为时代精神的风向，而草原风恰巧迎合了这一时代潮流。草原风的流行歌曲中，亲情、爱情、家乡情的情感类题材丰富，歌词中也含有蒙古族特有的景色——毡包、炊烟、草原、雄鹰等，满足了人们向往自然、向往自由的愿望。歌曲中融入的流行与民族音乐元素的混搭——无论是轻爵士还是摇滚，无论是清淡的钢琴曲还是悠扬的马头琴，都如同草原般翠绿凉爽、沁人心脾。蒙古族歌手各具特色的音色和扎实的唱功，用蒙语、汉语亲切地歌唱，或含蓄蕴藉或坦荡直爽，营造出或冲淡清远或热烈奔放的艺术境界，为我们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草原的美，仿佛呈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风光，给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人们带来一种安逸舒适的感觉。
另外，进入21世纪，大众已不再单纯满足于作为欣赏者坐在台下，而是逐渐强调对文化生活的参与。这时，广场舞、KTV、群众文艺表演等成为时尚，大众文化生活需要节奏鲜明、旋律流畅、易学易唱、律动感强的歌曲，这也与草原风的歌曲恰好吻合。
“风格即人”是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文学家德·布封的一句名言。风格既是个性的流露，也是集体的特点。内蒙地区地域广阔，独特的草原风貌和游牧的传统铸就了蒙古族音乐的特点。20世纪以来的三次草原风的流行，虽时代背景、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共同印证了蒙古族音乐的开放、包容和中华大家庭的团结、兴盛。也由于蒙古族音乐强烈的民族归属感，草原风也已成为中国流行音乐风格中的重要部分，独树一帜，引领时尚。
注释：
[1]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