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追求与戏曲张力——评锡剧《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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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追求与戏曲张力
——评锡剧《三三》

[内容提要]理论家历来把戏曲看作诗的演变与分支，戏曲在舞台上的精炼与蕴涵的丰富，与唐诗宋词如出一辙。本文以沈从文短篇小说《三三》成功改编的同名锡剧为例，从戏曲的意境美、戏剧冲突、人物性格刻画、抒情性的诗意等角度进行论述，指出戏曲中对诗意的追求让戏曲更具有张力。
[关 键 词]诗意；张力；改编；《三三》
古人说，词是诗歌的变化，戏曲是词的变化，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不仅将中国诗歌融入其中，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理论家一直把戏曲视为诗歌的演变和分支。几百年来，中国戏曲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传承了中国社会的传奇故事和思想文化。张家港市锡剧艺术中心根据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三三》改编创作的锡剧《三三》就是一部浸润着浓郁诗情画意和现代人文气息的作品。它的结构、意境、戏剧冲突、人物角色刻画等，如动人的诗和有声音的画——清澈的溪水、寂静的碾坊，淡淡的哀愁、隐隐的象征，它以平实的乡村小故事，颠覆了传统锡剧的模式，让人眼前一亮，其对诗意的追求增强了戏曲的张力。
一、意境的营造增添了舞台的艺术感染力
“意境”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也是戏曲创作的重要审美标准。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元杂剧的优点在于有意境，在于集抒发情感、写景与叙事为一体的情景交融的戏曲意境。锡剧是一种长于抒情、富有江南味道的剧种，《三三》将湘西田园诗的诗情画意和长于抒情的锡剧有机融合，具有独特的意境美。从艺术手段上来说，《三三》剧本改编自沈从文的小说，剧中人与乡村和谐相处、声情并茂、互相配合或映衬；原生态民歌的传统唱段唱腔以及大量意象的堆叠和对比，点染出虚实相生的意境之美与诗意，使戏曲写意之美的优势得以发挥。同时，在二度创作上，融入现代舞台语言和西方戏剧艺术形态，舞美和灯光密切配合，冷暖色调和对比色的不断碰撞，形成观众视觉上的冲击，凸显了舞台的艺术张力，更加投合观众的美学接受心理。
锡剧《三三》用心打造出一个具有精神乌托邦气质的象征性乡村：溪流、山路、碾坊、水车，一片安祥的山村，生活美满安定，安于贫穷、恪守信仰的村民正是现代人对乌托邦理想的想象。戏曲的演出场地不能独立于人之外，很多情况下需要“以人带景”，因此，在锡剧《三三》的舞台上，除以石桥、磨坊等代表江南风格的实景作为演员的表演场地外，剧中还设置了虚拟的、写意的传统空间，通过演员的表演传递信息。例如，观众通过三三的手指、口说，好像看见了许多狗畜鱼虾；对歌式互动的表演也让观众仿佛看见了溪水流淌、碧波荡漾和苍茫连绵的高山，这也即中国古代戏曲强调的环境随人而生。此外，道具不仅是表演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往往还带有许多象征意味，比如锡剧《三三》中用到了乡村中常见的茶篮、木质洗衣盆、竹制物、筛子、扁担等一些实物道具，还有一些代表着城市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的文明棍、进步书籍等，使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在舞台上构成对峙。
诗歌注重以形传神，戏曲的意境追求主旨的深远，虚实相生是其美学原则，实质是化实为虚、化虚为实、化情思为景物，用很少的媒介传达出强大的精神力量。锡剧《三三》成功地把灵动柔美的唱腔和江南文化的诗情融合，文学之美和曲调之美共存，丰富了锡剧的语言，提升了锡剧的审美品质，构建了一幅集“文学、诗化、写意化的唯美画卷，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大大增添了舞台的艺术感染力”[1]。
二、新的矛盾冲突设置增加了剧作的厚度
小说《三三》讲述了一个单纯的山村姑娘，遇到了一位来山村疗养疾病的城里少爷，经过发展，彼此产生好感，年轻的少爷却病故。这个小故事无法支撑起两个多小时的戏剧表演，而且，小说《三三》篇幅短，加之沈从文散文化的叙事风格使小说的情节特别淡化，所以从小说到剧本，不仅是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也需要编剧有取舍地进行艺术再创造。锡剧《三三》设置了新的矛盾冲突。一是乡村与城市的矛盾。三三依据自己在农村日常生活的认识和少爷、女看护带给她的形象，认为城市是干净和唯美的，这与小说原作中的母亲和三三一起想象的有趣而稀奇罕见的城市完全不同。剧中的城市代表着文明、开放、先进，对三三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编剧在角色上还进行了增加和创新，一个爱上城市男青年的女孩——桃子，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新角色，桃子由于家人给她安排了一桩让她嫁给乡下人的婚事导致最终发疯，这条线索构成了戏剧整个情节的副线。原著小说里仅提到过有一户人家要嫁女，这个线索应该是编剧萌生创造人物桃子的萌芽。这个角色的设定及其悲剧命运暗示了剧中三三的命运可能避开了桃子的悲惨命运。桃子对四周的村民唱出“你不晓得，不晓得，你们不晓得……你们都不晓得……”[2]的申诉，用非理性的语言揭示真理，把先行者得不到支持的苦闷和盘托出，从而增加了剧作的厚度。
二是梦想与现实的矛盾。锡剧《三三》讲述的是关于梦想的故事，碾坊家的小主人少女三三生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直到一天，城里来的少爷闯入了她的生活，三三有了触动，梦想着和少爷一起走出大山。当她下定决心离开山村、碾坊，甚至离开母亲，走向新生活的时候，少爷却病逝。锡剧《三三》塑造了单纯的农村女孩，并赋予人物更多的精神涵养，把小说中单一又静止的形象创造为一个动态不断更新、思想修为不断提高的女性人物。主人公的心理进程成为把控全剧旋律和推进情节的一条隐形线，人物的心路历程、人物情感的推进和矛盾冲突的不断加剧，催动剧情随之更加抑扬顿挫、富于变化、引人入胜。剧中母亲和女儿在梳头发时一起歌唱的情节极有意味，一个是蒙在鼓里的快乐，一个是有口难言的悲伤，配乐恰到好处地选择了二胡和小提琴匹配演员的唱腔，二者的对比带给观众更强烈的情感冲突和听觉上的冲击。三三决意离开时，在院子里种下了一株忘忧草，并向母亲索要了一件母亲亲手缝制的、出嫁时才会使用的绣花围裙，母女俩相互梳头，此时两人的唱段和乐曲搭配巧妙地相互映衬。戏剧中，女儿为母亲梳头时配乐使用小提琴，妈妈为女儿梳头时配乐使用二胡，两人的不同声调，通过两种乐器使诗意自然流露。戏剧中的人物与复杂而真实的情感链交织在一起，每个角色并不凌驾于现实之外，也不是传统戏曲中的扁平人物，都是接近于活在现实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这样更能得到观众的共鸣。尤其是没有经过传统戏曲熏陶的年轻观众，能够很容易地迅速入戏，随着剧情的不断推进走进主人公三三的内心世界。
山村还是以前的山村，碾坊还是以前的碾坊，梦想破碎的三三却再也找不回以前的无忧无虑了。相比于高潮迭起的传统锡剧，《三三》就像是一幅唯美、风轻云淡的人物小品，它讲述主人翁的成长史，从青涩懵懂和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到决意告别家乡、走出大山的女性。戏的结尾，母亲喊三三回来，三三却自言自语地说：“三三不回来了，三三回不来了……”[3]
三、诗意给观众最美妙的审美体验
抒情诗的言志和抒情，一般通过“托物比兴”的手法来完成。戏曲继承了诗歌总结生命、表达生命的方式，在描写人物的同时，尽力探索人物思想和感情的真实，然后将诗歌的抒情方式引为己用，产生强烈而浓郁的抒情性。锡剧《三三》的抒情手法主要表现在两步。第一步是雕饰唯美爱情，这是沈从文有意识的文学选择，是沈从文文学理想的基本精神维度。沈从文是一个提倡和践行表现人性的作家，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多采用各种方法不遗余力地表达人性的欲望，锡剧中保留了原著的精华，即三三这个少女的特殊魅力：一个小女孩在一个山村长大，简单、淳朴、天真、可爱，充满了原始形态的女性生命的美丽，这是一个没有受过现代文明浸染、天然无雕琢的美少女形象。剧本不仅保留了三三这个女性的原始生命力和年轻女孩青涩淳朴的情怀，还使她成为一个逐渐变化的戏剧角色。三三从少爷穿的白色西装、少爷的白脸庞、少爷读的书，以及少爷讲述的城市，慢慢地对城市文明由心理抵触到好奇喜欢，这是一种从怀疑到决心投入的心理变化和行动过程。除了原小说中的三三外，其他的人都是世俗化的形象，在戏剧中被转化为两组具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少爷和周小姐是城市文明的象征，杨家姆妈等山村人则是乡村文明的象征，他们都较小说里面的人物个性产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并不是那么美好，只有三三仍然是一个散发原始生命力的、纯洁的女性生命形象。正是这样，三三对少爷的懵懂与情窦初开，不仅是爱情开始的体现，也是对未知城市文明的情感转变，是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唯美爱情素描。第二步是毁灭美好。编剧设置了两组群像，一组是穿着扮相相似、同样身着蓝色短褂的村姑群像，她们有的挑担子，有的采茶，有的用棒槌使劲地捶打衣服，运用打击乐的敲击声，用演和说的方式一一交代情节的前史和人物的身份，推动情节，起到承上启下的效果。村姑本身就代表了村庄中墨守成规的生活方式与封闭的小农意识；而另一组人物群像出现在桃子的婚礼上，一群身着红色衣服的少男少女簇拥在新娘周围对着山歌、抢着喜果，场面十分闹腾，表演中还增加了舞蹈、歌唱和杂技，意象是“闹”，恰与蓝色短褂的村姑群像整体上形成“静”的对应。这些富有朝气、充满活力的少男少女和三三有所不同，他们显露出最原始的野性的旺盛生命力，并不是三三积极主动追梦的生命力，由此，这组群像与三三也形成了对照，构成了一组对比。这些对比抒发了创作者的诸多情感，令我们浮想联翩，特别是三三的美好与桃子悲剧命运的对比，给观众留下了很多思考与暗示[4]。
戏剧的诗意是戏曲艺术的主要美学特征之一。戏曲是用诗意来讲故事，是诗歌与戏曲“唱念做打”表演相结合的形式[5]，是“诗意”的艺术。处理好诗意的内涵与舞台张力的关系，会让戏曲更具美的享受。
注释：
[1]陈世海.湘西田园诗与太湖一枝梅的完美融合[N].中国艺术报，2017-05-22.
[2][3]杨蓉.杨家碾坊[J].剧本，2014(10).
[4]陈世海.清凉唯美戏曲情：评锡剧《三三》[J].中国戏剧，2016(06).
[5]朱洪玉.戏曲文学的诗性之美[J].四川戏剧，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