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史“义”考略——试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史义”概念的流传及表现
摘 要：“史义”是中国古代史学用以表达历史思想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初次提出《春秋》有“义”；汉代史学援借《春秋》之义，但又各具“旨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隋唐时期，主要是对盛衰兴亡进行总结，后来则要求重建《春秋》之“义”；宋元明时期的主流是以“理”审视历代史义；清代在史义方面呈现出朴实与圆通两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变中有不变，《春秋》之“义”始终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首要之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史学；历史思想；史义；《春秋》
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理论(或者说历史思想、历史观念)会遇到一个位于高级抽象层次的词语——“史义”。一直以来，我们注重的是对其思想内容的发掘与解读*现代相关研究如王从好《试论章学诚的“史义”》(《邯郸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白云《〈春秋〉的“史法”和“史义”》(《红河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李桂芳《史学研究中的探史义、明史法、挈史旨——简论刘咸炘的〈太史公书知意〉》(《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王振红《纲纪天人，贯通古今——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义的现代阐释》(《求是学刊》2015年第4期)等。，偶尔也会有哲学层面的思考*如王达三《史义与中国传统历史哲学》(《温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罗炳良《史义——中国古代史学的本体问题》(《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等。，却很少留意这个词语自身的历史。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对它越来越感兴趣。从我国史学而非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概念吗？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概念的意义？宋明时期常常出现的“史义”与《春秋》之“义”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它是一时的思想火花，还是长期形成的某种形式逻辑？凡此诸多问题，推动我们开启对这个貌似普通的词语的研究。通过追寻“义”、《春秋》之“义”、历代史家对《春秋》的依违，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有关发现似乎有所启示。兹不揣谫陋，概述如下，以求正于学者。
一、东周：提出“义”有“窃取”之说，随后陷入分化
“义”，繁体为“義”，殷商甲骨文中已见此字*方述鑫等编：《甲骨金文字典》，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971页。。关于“義”字的本义，《说文解字》称：“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67页。《尚书》有“典厥义”等语，孔颖达疏曰：“义者，宜也，得其事宜。”*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注疏》卷九《商书·高宗肜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06页，小字注。标点为本文作者所加。可见，在《尚书》时，“義”已不再局限于本义。由此可以想见，在孔子修《春秋》前，“义”字已经出现在相当丰富的语境中。
从中国古代史学的角度讲，“义”受到重大关注的，是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理论范畴之一。此即传统上一直推举的孔子及其《春秋》最早树立的“义”的观念。对此，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记录，是《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段记载主要传达了有关《春秋》的社会背景、性质与基本要素三层意思：第一，孔子对《春秋》的创作激发于周代“王者”制度衰落、已有的文化载体渐趋衰亡的社会现实；第二，孔氏《春秋》与各诸侯国已有的历史记录相似；第三，孔氏《春秋》包含事、文、义三要素，而尤以“义”为别样。这第三层思想一直受到史学之理论研究的重视。从这一角度看来，这段文字第一次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要素即“事”、“文”、“义”。此后，这三要素遂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核心的理论范畴，为其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而对“义”所寄托的特别思考，则表明了中国史学在探索历史深意方面的自觉意识与理性水平。由此，传承孔氏《春秋》追求史义的自觉意识便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古代史学中。
伴随这一思想深远影响后世的，还有一个悬而未决、代代推陈出新的疑问：孔子所谓“窃取”的“义”，究竟指什么？由于《春秋》有述无论，孔子本人流传下来的有关说明也不多；而孔子的弟子“口受其传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退而异言”(《汉书·艺文志》)；待其弟子俱亡之后，其主旨更出现分歧，“《春秋》分为五”(《汉书·艺文志》)；再加上春秋战国时的战乱、秦代的焚书坑儒……这些都导致孔子“窃取”之“义”的本义不甚清楚。因此，孔子所谓“窃取”之“义”的内涵也成为历代学者为之不懈努力的一个难题。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孔子虽然以“义”赋予史书，但并没有改变史书的编纂形式。《春秋》基本上还是一部单纯纪事的史书，注重按照日、月、时、年排比史事，而不直接发表议论。孔子所谓“述而不作”(《论语·述而》)，或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意到这一点，有助于从形式上观察中国古代史义的变迁及其特点。
总的说来，从理论上表达中国古代史学所讲求的历史深意，应当说，始自东周《孟子》所载的孔子及其《春秋》，时称之为“义”，但语焉不详，也未见相应的明确的表达形式。
二、汉代：援借《春秋》之“义”，各具旨趣
继东周之后，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追求在汉代再次表现得浓笔重彩。汉代是一个学术思想由百家逐渐走向儒学独尊的时代。董仲舒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学术思想状况：“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汉书·董仲舒传》)由此可知，汉代独尊儒术之前，学术思想的纷繁复杂一如战国，也可知东周末《春秋》之旨分化的情形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独尊儒术之后则有所不同，汉代史学在思想上呈现出统一而又多姿的面貌：既不失《春秋》之旨，又能够游弋于百家、五经之间。
其一，汉代学术于各经中推重《春秋》，于《春秋》中又尤为关切其“义”。秦火之后，汉代修旧起废，广开献书之路，又设立“五经博士”，鼓励说经。其中，《春秋》尤受重视。董仲舒于六艺中推举《春秋》：“《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拔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这表明，虽然历来文化载体(五经)各有所长，但最适用于王朝的还是《春秋》。《春秋》虽立，尚有诸传的不同。起初，《春秋》仅立《公羊传》；孝宣时，立《穀梁传》；平帝时又立《左氏传》。“《左氏》传事不传义”，“《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叶梦得：《叶氏春秋传》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9册，第3页。。汉代《春秋》学先立《公》、《穀》，则一度注重《春秋》之“义”的治学风向由此可知。
其二，对于《春秋》之“义”，汉代学人喜欢称之为“指”或“旨”(意旨或旨趣)；对《春秋》之旨的探究，可谓博大精深。所谓博大，是指汉人视《春秋》之旨为广博。董仲舒言：“《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亦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史记·孔子世家》)、“其辞微而指博”(《史记·儒林列传》)。所谓精深，是指汉代学人能于《春秋》细微之处用功夫。比如，汉人指出，《春秋》用字暗藏玄机：“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往往此类，皆为汉人探求《春秋》之旨、“《春秋》之义”的努力。汉人笔下的《春秋》，由用字而至于《春秋》的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由细微而宏远，所谓“推此类以绳当世”(《史记·孔子世家》)。例如，汉代史书以《春秋》为评价标准，援引《春秋》对历史进行褒贬：《史记·历书》称“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汉书·律历志上》称“是以《春秋》曰：‘举正于中。’又曰：‘闰月不告朔，非礼也。’”像这样对《春秋》之旨所进行的阐发、运用，在汉代学术中蔚然可观。
其三，自汉代始，史家便自觉地以接续《春秋》为使命，而这种承继尤以《春秋》之“义”为重。其突出代表即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司马氏父子不仅相继担任汉朝太史，而且他们享有久远的承担史任的家族史，他们的选择更便于直观地反映《春秋》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意义。司马谈临终遗言，远溯自家史职源流以及长久以来史文的废失。他明确表示，希望其子司马迁接续《春秋》以重振史任：“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在司马谈的遗言里是堪任“天下之史文”且“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经典，意义非凡。但究竟应该继承《春秋》什么？司马迁如此回答：“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史记·太史公自序》)从中，我们无法明确得知司马迁的想法；但我们至少知道，他希望继承《春秋》的，并非只存在于《春秋》，而在于《春秋》中贯穿着的孔子整理六艺所共有的某种深意。我们倾向于认为，这种深意乃是整理整个社会的文化命脉。而这也应是《春秋》之“义”深且重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所以司马迁才有《春秋》“非独刺讥”一说；又自言《史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成一家之言”也体现了《春秋》精神，是《春秋》之“义”在汉代的一个化身。司马父子以史继《春秋》，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其四，虽然重视《春秋》对史学的引领，同时还要看到，汉代史家对《春秋》均有所依违而各具特色。司马谈虽然志在接续《春秋》，但于六家思想中推举的却是道家：“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虽然尊敬孔子及其《春秋》，但这并不妨碍他通过《史记》表达自己的史学追求与创意独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因此，我们得以看到，《史记》不仅体例与《春秋》大不相同，而且思想观点并不局限于儒家，道家、法家等也深受司马迁重视。班固撰《汉书》，也并非硁硁然依于孔子或者《春秋》，而是更为看重《易》学，所谓“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汉书·艺文志》)。这种现象看似矛盾，但有所依亦有所违也是事实，其间理路尚需深入研究。
其五，出现了一些表达形式，并逐渐固定下来。汉代《春秋》学闻名于世的“传”体(如前面提到的《公羊传》、《穀梁传》等)成为此期阐发历史深意的主要手段。而论赞的出现更为史家发表历史见解提供了一条重要渠道。《春秋左传》已经间或采用“君子曰”的形式，但独木尚难成林。西汉时，《史记》前有序，间有议论，后有“太史公曰”。东汉时，《汉书》篇末亦有“赞”。从汉代始，附以论赞便成为历代史书普遍沿袭的体例。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出现了一些史论单作、专著，如贾谊名作《过秦论》、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等等。这些已为学人熟知，兹不赘述。
可以说，史义在汉代的发展是在《春秋》的引领下进行的。时人所称的“旨”或者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可视为《春秋》之“义”在具体环境中的变称。此期还予史义以多种表达形式，这是一个史义在统一中发展出多样的时代。
三、魏晋南北朝：《春秋》之“义”遇冷，史义另辟蹊径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仍旧设立五经博士，但儒学为弱；在很长时间里，思想文化“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一《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46页。，与黄老一贯的玄学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对史义的追求一方面有所凋零，另一方面却也有所突破。
所谓凋零，不能不谈到史义一度寄托当时重心已经逆转的《春秋》学：
表现之一，《春秋》学看上去是在努力持有自己的学术地位。西晋武帝时，刘兆仍经营《春秋》学，“以《春秋》一经而三家殊途，诸儒是非之议纷然，互为仇敌，乃思三家之异，合而通之”*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十一《儒林·刘兆传》，第2350页。。东晋元帝时，荀崧上疏，力言《春秋》三传各有所长，不宜偏废：“《三传》虽同曰《春秋》，而发端异趣。”*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五《荀崧传》，第1978页。因此，继《左传》之后，《春秋公羊》得以勉强立于朝廷。东晋后期，袁宏批评“儒、道且犹纷然，而况四家者乎”，认为各家学术当为“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袁宏撰，李兴和点校：《后汉纪集校》卷十二《孝章皇帝纪》“袁宏曰”，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的关系。这种思想摒弃门户之争，实际上从学术整体的角度肯定了儒家的地位。但不论如何努力，这种情形已与汉代《春秋》学的规模大相径庭。
表现之二，《春秋》之“义”虽依旧被讨论，但较汉代明显减弱(此处不予枚举)；相形之下，史书重事的风向出现，且或与《春秋》有关。西晋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而后汉“时无良史，记述烦杂”*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第2141页。，乃作《九州春秋》，意在记事。南朝梁时，沈约撰《宋书》虽以“史臣曰”相附，但颇“为后世史家所忽视”*唐燮军：《沈约〈宋书〉平议》，《晋阳学刊》2007年第5期。。其论史书则溯《虞书》、《商典》，谈史家则追“南董”、“迁固”，因“一代典文，始末未举。且事属当时，多非实录，又立传之方，取舍乖衷，进由时旨，退傍世情，垂之方来，难以取信”*沈约：《宋书》卷一○○《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467页。，受命修《宋书》，重事之意由此可知。南朝陈时，何之元著《梁典》，亦强调《春秋》记事的特征：“记事之史，其流不一，编年之作，无若《春秋》，则鲁史之书，非帝皇之籍也。”*姚思廉：《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66页。后魏孝文帝时，高祐与李彪等人上奏，请求修国史，更是直言“《春秋》者录事之辞”*魏收：《魏书》卷五十七《高祐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260页。。
所谓突破，是指个别出色史论以及理论表述的出现：
一则是出色史论。东晋后期，主张百家学术各得其所、共同为用的袁宏在其编年体史书《后汉纪》中发表大量史论，提出不少朗阔、精辟的见解。例如，他肯定霸功、霸名：“故圣人因事作制以通其变，而霸名生焉。《春秋》书齐、晋之功，仲尼美管仲之勋，所以囊括盛衰，弥纶名教者也。”*袁宏撰，李兴和点校：《后汉纪集校》卷二十一《孝桓皇帝纪》“袁宏曰”，第253页。不过，怀有卓识的袁宏最后还是回到当时流行的“名教”之说，时代的约束由此可见。南朝范晔在史义的追索上更是卓尔不群。范晔虽然留意学问已晚，且不善论说，但他自信学有所得，自称“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之于胸怀耳”。范晔尤其推许自己的史论：“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第1830、18301831页。这里所谓的“精意深旨”以及南朝齐时臧荣绪所谓的“裁断”*“案臧荣绪称史无裁断，犹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寔资详悉”(姚思廉：《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第467页)。、后魏高祐所说的“史意”*“至若左氏，属词比事，两致并书，可谓存史意，而非全史体”(魏收：《魏书》卷五十七《高祐传》，第1260页)。等等，大体而言，皆与“其义则丘窃取之”相通，即史书不单单是纪事，史家应自觉寻绎历史中的深意。只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这一时期的说法与之前也有所区别；而且，在《春秋》失落、玄学流行、诸家学术为壤的文化背景下，史家更愿意诉诸内心。
一则是史义甚至获得了文体理论的支持。南朝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有《论说》篇，如此定义“论”体：“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在作者刘勰看来，“论”体出于对圣意、经义的陈述与说明。且“论”通行于四个领域，具有八种变形及用途：“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这样一来，之前提到过的各种表述形式，包括经学中的传注、史学中的序论赞评等，都被明确地视为“论”体，共同享有并发挥着“论”的地位与功能。而且，刘勰还进一步揭示各种“论”体的本质：“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四《论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6、326327、327页。即，“论”是为了讨论各种观点，从中研磨、提炼出精髓的道理(思想)。再联系前述刘勰对“论”的定义，则“论”及其所得之“理”本质上是对圣贤思想的发明。因此，也可以说，史论是为了揭橥史理，尤其是历史所反映的圣贤遗意。
概括地说，在这段分裂时期，对史义的求索未能呈现出某种有规模的、积极的、创造性的思想氛围以及建树。以往的《春秋》之“义”被置于一旁。在《春秋》取“义”之“意”的基础上，借助特有的社会与思想环境，个别史家亦能激发璀璨的创意，进一步开拓史义发展的途径，而史义的表达形式在理论上获得了突出进展。
四、隋唐时期：理道不录空言与渐返《春秋》之义
探寻隋唐时期的史义，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是隋唐时期史学以纪事为重。综观隋唐史学，诸如大规模搜集与整理古籍，修《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晋书》等纪传体正史，确立与调整史馆制度并修撰《起居注》《时政记》《实录》以及国史等，发展图经地志，涌现杂史、历史笔记、谱牒、佛教史、乐舞与书画史等等*参阅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无不以详载事迹为务。此期多数对修史宗旨的陈述也反映了这一点。如唐高祖武德五年(622)下诏修史，要求“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8页。。唐高宗咸亨三年(672)提出的修史原则：“穷微索隐，原始要终，盛业鸿勋，咸使详备。”*王溥：《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国史》，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中册，第1093页。又曰：“修撰国史，义在典实。”*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经史·简择史官诏》，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423页。李延寿修《南史》《北史》，也以史牒“互陈闻见，同异甚多”，他书“易为湮落，脱或残灭，求勘无所”*李延寿：《北史》卷一○○《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345页。为念。这一现象即便在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那里也得到了深刻的呼应。《史通·自叙》称其幼年独钟《春秋左传》，说明他的学术道路始于记事之体。《惑经》篇则舍“义”不论，专门质疑《春秋》虚美之处，凸显了《春秋》纪事不实的一面。《论赞》篇也罕见地强调，应当谨慎对待论赞，以求实现史学简质的最佳境界：史事“无俟商榷”而以论赞相附，“此皆私徇笔端，苟衒文彩，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者哉”*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四《内篇·论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5、76页。？可以说，《史通》整体焕发出实录精神。至于《春秋》褒贬、论赞功用等，《史通》并不强调。杜佑《通典》也有突出的思想价值，但它是一部以经济制度为首的典志体史书，记述详赡而有体。此正杜佑所谓“理道不录空言”*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一《艺文·唐通典·理道要诀》，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年，第1018页。。
二是隋唐史论较前代更具规模，其中的兴亡论尤为瞩目，史书附论的传统仍在。即便是在理论上主张谨慎发论的刘知幾，也未尝完全否定史论的价值。例如，他盛赞班固史论“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弈弈，良可咏也”*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四《内篇·论赞》，第76页。。这说明史论与“史书之大体、载削之指归”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但隋唐史论令人注目的，是其中的兴亡论。这与唐代君臣关心“理道”(治道)，愿意借鉴历代治国得失直接相关。贞观十年(636)，唐太宗嘉奖周、隋、陈、齐、梁五代史修成，称自己“欲见近代人主善恶，以为身诫”*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七《论文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389页。。魏征上疏曰：“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征传》，第2554页。北宋李昉等所编《文苑英华》，内中有三卷为“兴亡”论，所收作品都是隋唐人的撰述。例如，魏征在《隋书》中的史论讨论了隋朝灭亡的原因，很有代表性。吴兢《贞观政要》关于治国方略的认识也非常突出。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对君主的认识。柳宗元《封建论》取得的理论成就超出了前辈和同辈的史学家，令人惊叹。杜佑《通典》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也让人瞩目*参阅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70405页。。
三是《春秋》学渐返其“义”。隋代王通《中说》称孔子“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王通：《中说》卷一《王道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第526页。。《唐六典》类分图籍，称《春秋》“以纪行事褒贬”*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十《秘书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99页。。刘知幾也承认“《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卷四《忤时》，第555页。。诏书每每称引《春秋》“褒德劝善，《春秋》之旧章”*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第3436页。。这里至少将纪事、褒贬并列而称《春秋》，与前述分裂时期的评价有所不同。唐代宗大历(766779)间，陆淳(后改名为陆质)纂成《春秋集传纂例》《春秋微旨》《春秋集传辨疑》，发扬啖助、赵匡的《春秋》思想。《春秋集传纂例》汇集三传，比较异同，辨析指归。其引啖助言曰：“吾观三家之说，诚未达乎《春秋》大宗，安可议其深指？”*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第379页。此书被后人视为开启宋明理学的先声。之后，李翱有“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李翱：《答皇甫湜书》，《全唐文》(七)卷六三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0页。之论，皇甫湜则认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皇甫湜：《编年纪传论》，《全唐文》(七)卷六八六，第7030页。。这些透露出《春秋》学由“事”转向“义”，并将以“义”为尚的倾向。
由上述几点看来，隋唐时期不甚留心《春秋》之“义”，其“义”在后期才被再度扬起，对历史深意的探寻依托着务实的盛衰兴亡论而继续展开。
五、宋元明时期：以“理”审视“义”
宋元明时期，史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理学潮流的推动下，“其义则丘窃取之”、义、史论等前代与史义有关的内容，几乎都得到史无前例的深入细致的审量。
其一，《春秋》之“义”独受推崇，并被广为发挥。一方面，自汉以来，《春秋》之学“无虑数十百家”*蒋悌生：《五经蠡测》卷六《春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4册，第533页。，学者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宋元明时期，以阐发义理为长的理学思想发达，这些原因使得《春秋》学十分繁荣。单是“其义则丘窃取之”，便不知有多少新颖但可能彼此争议不下的解释。但是，有一点是赢得时人普遍共识的，即“义”正是孔子对《春秋》匠心独到的贡献。宋代张栻曰：“方其未经圣笔，则固鲁国之史耳。及乎圣人有取焉，则情见乎辞，乃史外传心之典也。”*张栻：《癸巳孟子说》卷四《离娄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9册，第440页。张九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实录之书耳。圣人慨然有作，乃以造化之神、巧妙之用，一寓于《春秋》。……岂记事之史而已哉？”*张九成：《孟子传》卷二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96册，第430页。朱熹亦称：“盖言断之在己。”*朱熹：《孟子集注》卷八，《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75页。元人则有云：“至于孔子之《春秋》，则假其事以明义，而非尽旧史之文，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如此看，方见得中间一节。”*许谦：《读四书丛说》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2册，第615页。又云：“此制作之原也。学者即是而求之，思过半矣。然自孟氏以来，鲜有能推是说以论《春秋》者。”*赵汸：《春秋集传》原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第3页。明代《四书蒙引》曰：“取裁定也。”*蔡清：《四书蒙引》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6册，第587页。虽然“传心”、“神用”、“断之在己”、“裁定”等用语有异，但含义无不相同。它们都在宣扬、倡导这样一个思想，即史家应当在史书撰述中包含自己对历史的洞察。这与分裂时期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样的思想无疑会对宋明时期史论的昌盛起到推动作用。
其二，“义”与“理”、“道”等概念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贯通，是历代有关史义的见解融会贯通的基本表现之一。这里以南宋戴侗《六书故》为例。其言曰：“理，玉文理也。先人曰：‘凡物莫不有理。玉理最精，缜密以栗，故理从玉。’引而申之，幽深赜隐，文理密察，无所不通。《庄周》曰，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技经肯綮之未尝’，善言天理者也。《中庸》曰‘文理密察’。《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密察之谓理，通达之谓道，裁而宜之之谓义。”*戴侗著，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36页。这里包括本义、释例、引申义与分化之义。与字书分列义项的做法不同的是，戴侗重在揭示不同义项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认识下，先人的注释、经书里的例证与戴侗的新论逻辑地联系在一起，原本在不同时代、社会、语境下提到的“理”竟然昭示出相同的意义，而“理”、“道”、“义”这些原本独立的词语，也彰显出它们内在的共通性。这种训诂思路与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明初的《洪武正韵》以及明末清初黄生的《字诂》*“事之有理，犹物之有脉。循之则治，逆之则乱。物之脉理，惟玉最密，故字从玉。偏旁作王，同。治玉、治民必循其理，故皆曰理。治狱亦曰理。理乱曰理。又肤肉之间曰腠理，以其有脉理也”(《洪武正韵》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39册，第100页)。“凡言文理者，交错曰文，条遂曰理。言义理者，处事为义，论事为理。言道理者，宏达曰道，旨奥曰理”(见黄生：《字诂》，《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2册，第569页)。。从这些字书中可以发现，在理学盛行的时期，“理”字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囊括了“义”、“道”、“义理”、“道理”、“理乱”(治乱)等等这些表达史义时常用的辞汇。史义受到理学影响并参与其中。其意义不可小觑，因为它表明，中国古代对历史深意的理性认识水平又提高了一个层次。
其三，这一时期，史义的载体“史论”不仅得到理学的支持，而且数量喷发。南宋朱熹从道学的角度倾向于认为，史学就是格物穷理的一种方式，所谓“格物穷理之一端”*廉敏：《朱熹的历史思想》，《朱子学刊》总第十六辑，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321页。引文出自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四书章句集注》，第74页。。南宋浙东史学闻名于世，其中包含不少史论著述。这些史论首要的共同点，即在于“树立正学，又皆以儒学为正”*廉敏：《南宋浙东学人论史》，《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史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与发挥。以史义命名的史论出现多部，如宋代唐仲友著《唐史义》十五卷、《续唐史精义》十卷，元代杨维桢著有《史义拾遗》，等等。清代乾隆间刊行的《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所列史籍以明清为多，也反映了明代史论体史书众多的现象。这一现象也吸引了当代学者的注意*参阅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6、10页。。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史义繁荣发展的时期。“义”即“理”的观念，有助于将传统的史学思想与历史认识纳入新时期即宋元明人“当下”的思想文化中而不至于遗失；《春秋》之“义”经历分化、遗落之后重焕光芒；而中国古代史学之“义”又新添理学(包括心学)的滋养。
六、清代：史义呈现朴实与圆通两端
众所周知，清代史学以考据为长。史义虽然不是此时的学术之重，但个别学者的论述颇有总结之效，从中可以窥探到清人对于史义的认识。我们认为，朴实与圆通是清代呈现出的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认识倾向。
一方面，对于《春秋》之“义”，清人表现出朴实的认识风格。在这一方面，此时的主要观点是肯定《春秋》中有“义”，但是反对历来旧学中对《春秋》之“义”的拘泥与附会。例如，毛奇龄《春秋毛氏传》认为，《春秋》经文可以概括为“四例”，“义例”即为其中之一。其言曰：“乃四曰义例，则直通贯乎礼与事，与文之间。天下有礼与事，与文而无义者乎？……义者，意也，亦旨也。即予夺进退、褒讥美刺之微旨也。是以礼有违合，事有善恶，文有隐显，而褒讥美刺皆得以直行其间。孟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取此例矣。”*毛奇龄：《春秋毛氏传》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76册，第1213页。其大意是说，意义必然存在于礼、事与文之中，实为作者心意的必然表达，并非如前代学人所理解的《春秋》处处有意立“例”。与此相应，毛氏在《春秋毛氏传》中通过考证、辨析，清除了许多不当视为义例的“义例”。相比之下，顾栋高的说法则简易明白得多：“圣人之心正大平易，何尝无褒贬。但不可于一字上求褒贬耳。”*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读春秋偶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0册，第619页。虽然考据家对《春秋》之义的阐发并不突出，但他们在肯定《春秋》褒贬之意的基础上检讨历代所谓的《春秋》大义，帮助《春秋》学回归小心严谨的学风，这样的态度对于摆脱宋明以来“纷繁复杂、扑朔迷离”*廉敏：《明代历史理论研究》，第203页。的论史歧途不能不说是一种纠正。
另一方面，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在“史意”上突出的理论贡献，也让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不同于考据家的认识风格。概括地讲，他的理论见树是：“刘(知幾)言史法，吾言史意。”*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出版说明”，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页。这里的“史意”是指史学的意旨。言辞虽然简单，内涵却十分丰富。陈其泰先生将其宗旨概括为：“章学诚治学，突破经、史、子、集的畛域，将之互相紧密联系起来，上下贯通，突出‘史义’即思想、观点的指导作用，对整个学术领域以至当代的学术风尚进行考察，强调与只专注于狭窄范围研究者所不同的‘通识’。这种学术取向，在乾嘉时期学者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展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陈其泰：《章学诚：开阔的学术视野》，《江海学刊》2015年第1期。并且认为章学诚的史学宗旨已经凝缩在《文史通义》一书的书名中。其间，“义”无疑仍被视为重点。章氏关于“义”的思想正是由孔子的“事”、“文”与“义”的理论发挥而来：“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内篇·史德》，第219页。由于孔子曾有“述而不作”之语，章学诚在当时曾招致一定的质疑：“今先生谓作者有义旨，……毋乃悖于夫子之教欤？”这也从反面说明章学诚在史学上“独取其义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内篇·答客问中》，第476页。的理论特色。
至此，我们可以为本文作一个简要的总结。我们的考察有如下发现：“义”很早便普遍存在于古人观念中的各种事物；孔子予《春秋》以“窃取”之“义”，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对于史义的理性自觉的最早的文字证明；孔子及其《春秋》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几乎言必提及，《春秋》之“义”也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理论源泉，其间所蕴含的“窃取”之义更成为具有创造性的精神源泉；《春秋》之“义”不是中国古代史学之史义的全貌，中国各代史学对《春秋》的依违之间，同时可见其传承性与开创性；六艺(或五经)乃是中国古代史学的思想文化土壤；中国古代史学对史义的概括性表达并非绝对固定，有“义”、“旨”、“意”、“言”、“道”、“理”、“史义”等诸种说法，昭显了随时代变迁而开拓出的丰富内涵；中国古代表达史义内容的形式也丰富多样，诸如遣词造句、例、传、序、论等，且对形式的理论思考也在不断前行。总之，中国古代对史义的追求跌宕起伏，承继中有创新，变中有不变。由此，我们认为，“史义”(及其他变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一以贯之，前后承继，具有明显的形式色彩，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化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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