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的媒介传播与振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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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建设的媒介传播与振兴策略
□刘 洋1，罗小洪2

（1.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25；2.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贵州 贵阳550002）

[摘 要]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引航灯。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凝聚着乡土人文之美。在乡村文化建设中，“人”既是一种媒介，又作为一个主体完成信息传播。技术变革带来了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对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深刻影响。理解示现媒介系统、再现媒介系统、机器媒介系统共筑的媒介传播体系及其局限性，关注媒介融合中的信息增殖与信息增值、跨界传播与跨界融合、编码排版与资源创新、数字文化化与文化数字化，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振兴；媒介融合；媒介传播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构建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的引航灯。文化的重要性历来为学界重视，华裔学者林毓生（Yu-sheng Lin）关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主张“将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符号、思想、价值和行为模式选择出来，加以重组或改造，使之成为有利于革新的资源，并在这一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1]。德裔汉学家墨子刻（Metzger）对林毓生的观点持有异议，他认为从语义而言，转化是根本改变，属革命派思维，调试是渐进更迭，属改良派思维，“传统的转化”不能解释“转化”和“调试”[2]。钱穆、费孝通等中国学人更为务实，“文化本来就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环境里得到的生活，就会形成什么方式，决定了这群人文化的性质”[3](p14)。实践验证了其观点，“文化回归”和“坚守传统”均难以实现现代化的“自主性适应”，唯有以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化自觉”回应“文化主体性”的诉求。以此而言，缘于乡村生活和生产空间的平面性与城市生活和生产空间的立体性的不同，乡村文化建设涵括的道德信仰、民俗节庆、文化价值、生态伦理等不仅是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价值追求和行动策略，也是本土文化遗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密嵌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诉求和依赖路径。

乡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凝聚着乡土人文之美。2021 年2 月3 日至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贵州考察慰问，强调“脱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4]，指明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的方向。事实上，“三农”问题的中国独创性实践证明，农村文化建设与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呈正相关性[5](p14-23)，经济社会愈发展，文化内涵愈丰富，文化作用愈强大。具体来讲，理解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理解乡村振兴由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组成[6](p15-18)，其中，乡村文化建设的“文化”强调的是“文化持有人的持有文化”[7](p17-21)。理解乡村文化建设与媒介传播，需要理解5G技术、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引领的技术变革加速嵌合日常生产生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对乡村文化带来了深刻影响，以口头媒介为核心的示现媒介系统、以书面媒介为核心的再现媒介系统、以表演媒介为核心的机器媒介系统共筑的乡村文化媒介系统及融合策略，可以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思路。

二、乡村文化媒介传播的三种逻辑
美国传播学家汉诺·哈特（Hanno Hardt）将传播媒介分为示现媒介系统、再现媒介系统和机器媒介系统。示现媒介系统，即人们面对面传递信息的媒介，由人体本身的感觉器官来执行，比如口语、表情、姿势、眼神等，不需要依赖任何机器手段[8]。示现媒介系统通过“人”连接信源与信宿实现传播，这种传播方式并不局限于声音媒质和口耳相传，还包含姿态、动作、环境、交际等富有文化寓意的辅助媒介元素，“人”在其中既成为一种媒介，又作为一个主体完成信息传播，因此“人”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自我情感和价值取向，并产生二次创作，实现文化再生产，导致示现媒介系统具有口头艺术创造的功能。

（一）活态性与交互性混溶的示现媒介系统
原初社会，人类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来传递信息，口语、动作、表情、姿态等非语言符号（表演）成了信息交流与传递的基础媒介，文化的传承传播亦是凭借示现媒介系统完成的。

示现媒介系统具有活态性。文化作为一种非物质形态，其传播主要依靠口语传递完成，口语传递决定了示现媒介系统的活态性，离开口语，示现媒介系统的活态性便不复存在。传播者的口耳相传并非情感刺激，而是理性行为，诸如愉悦消遣、传承教育等。乡村文化作为群众的精神生活，归根结底都是日常生活的呈现，不同的时空中，传播者的话语不是一成不变的，表达方式会随时变化，这是人作为高级物种所具有的特质，且在传播过程中，他们即兴创作，从这个层面来讲，他们既是传播者又是讲述者。因此，伴随生产方式和生存环境的变化，文化也在持续变异。如苗族史诗《亚鲁王》在贵州麻山地区活态传承，至今仍有1700 余名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唱诵的《亚鲁王》并不一致，会因个人经历、思维方式不同而略有差异[9](p135-143)。同时，传播者在传递过程中会在讲述中辅以语调、肢体、表情等多种表达方式，接受者在表演场域中可以更为立体地感受其活态魅力。如川剧变脸在展演场域中强调多种形式的交互，此种交互亦成为活态传承且影响力不断扩大的核心要素。

示现媒介系统具有交互性。示现媒介系统至少需要两个行为主体方能完成传播过程，即传播者和接受者，两者缺一不可。示现媒介系统传播路径中，传播者和接受者须置于同一时空，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能清晰地了解到接受者的反应，以便其能对他的讲述做出适时的调整。同时，接受者针对讲述中的疑问可以即刻向传播者求得答案，还可围绕传播内容与传播者进行交流互动和评介，实现对文化内涵的深层次解析，这是较为有效的文化传播路径。流传于湖北江汉平原的彩龙船民俗，传播者（表演者）走村串寨，每到一户便祈福表演，户主则供给一定的物资。在这一过程中，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有着明显的互动。同时，不少地区至今都还保留着对歌习俗，如恩施民歌、广东雷歌、湘西盘歌等，人们在一唱一和中抒发情感，传播与接收在这一过程中交织并进。传播者与接受者通过有声话语和无声言语彼此交互，彰显出“人”作为媒介所具有的生命活力。

（二）长久性、静态性、跨区域性及联想性混溶的再现媒介系统
再现媒介系统，即通过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信息媒介的互动。在此类系统中，对信息的传播者（生产者）来说，需要使用物质工具或机器，但信息接收者则不需要。

再现媒介系统使得信息传播不再依靠“人”作为联结，物质工具或机器成为“人”感官功能的延伸。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直言，“媒介即是人的延伸”。在实践中，再现媒介系统使得乡村文化的传播实现了长久性、静态性、跨区域性、联想性的混溶。再现媒介系统弥补了示现媒介系统的局限，增加了乡村文化的传播路径，尤其是对那些失去传承人或濒临消亡的文化而言，其价值是显著的。这缘于再现媒介系统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和保护具有长久性和静态性。相对于示现媒介系统，再现媒介系统不会受讲述者的约束，亦不会因为讲述者的消失而中断传播。

再现媒介系统具有长久性和静态性。文化通过绘画、文字、印刷、摄影等刻制在某一物品上后成为一个静态的物品，且深深烙上时代印记，只要保存得当，便能长久传承。再现媒介系统的长久性和静态性特征，决定了其所传递的信息不会因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对于研究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风貌和流变规律具有积极意义。诸如黔西县化屋村的苗绣与蜡染，将苗族人民对历史与自然的记忆织绣在一张张绣片上或印染在一匹匹麻布中。苗族妇女在制作百褶裙时，为了铭记先民的迁徙历史，用绣线在裙身上织成五条平行的线条以记录曾经跋履山川所经过的“黄河（浑水河）、武罩山、风雨关、长江（清水河）、毒虫冲”[10](p114)。

再现媒介系统具有跨区域性和联想性。乡村文化通过再现媒介系统，可以实现跨族际、跨区域的传播，不受时空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方言差异等阻碍迎刃而解。长期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不同地域的人民群众创造了源于生活的代表性文化，但因自然条件的阻隔和不同区域间思维差异、语言差异，导致基于示现媒介系统的传播路径难以实现互通，再现媒介系统解决了困扰人们已久的难题，传播者只要拿到文本，便可了解不同地域的文化。同时，再现媒介系统是传播者与文本的对话活动，阅读过程中，文本可以勾起传播者的记忆，让传播者产生联想，实现对乡村文化的深层次认识。诸如信天游从陕北传遍大江南北，东北二人转从北方传到南方，京剧立足中国走向世界，都与再现媒介系统的传播路径密切相关。

（三）传播手段与传播介质革新的机器媒介系统
机器媒介系统的出现，既汲取了示现媒介系统和再现媒介系统在传递信息中的优势，又弥补了示现媒介系统和再现媒介系统在传递信息中的局限。机器媒介系统以其融合性、协同性、个性化、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传播介质，对乡村文化的传播和保护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尤其是以音乐、舞蹈、曲艺、戏剧、杂技等为代表的具有展演特性的乡村文化，因其特殊性，示现媒介系统和再现媒介系统难以很好地将其“音、形、义”全方位、直观化、具象化地呈现在接受者面前，机器媒介系统弥补了这一缺憾。具体来讲，电话、电报、唱片、电影、广播、电视、手机等媒介实现了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的突破。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借助唱片、电影、广播、电视、手机等机器媒介实现声音与动态图像的信息传递和交互，同时，在接受者参与远距离的实时传播中，大规模的复制重播能让接受者再次接收信息，唯一的缺憾在于传播者与接受者相对孤立，无法即时交互。

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可能。数字技术整合了信息采集、存储、制播、传输等诸环节，实现了信息的交互性、实时性、协同性和集成性，信息的参与方均能实现掌握信息、传递信息和编辑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完成连续性传播。数字技术的融合性，既有通信系统的广布性，又有计算机系统的交互性，还有电视媒体的真实性，将图像、文本、声音、文字、视频等信息全覆盖，实现了时间与空间的协同，保证了信息传播的及时与真实。对乡村文化的文化持有人而言，机器媒介系统能够确保及时感悟并参与乡村文化建设全过程。对其他群众而言，机器媒介系统能够确保多渠道系统了解乡村文化信息，不仅能强化自身文化知识，还能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数字技术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信系统等全方位融合，关注诸种媒体的互动、互补与互溶。从面上看，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宏观、更大体量的信息展示，但针对受众的不同，数字技术又可以提供更为细致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这基于受众关注点的不同而产生的分类和调整，当然也是基于多平台的展演方式。事实上，媒体平台的增加使乡村文化可获得的展示机会得到增加，诸如通过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App 进行直观的展示，以便于受众参与互动性的在线虚拟模仿唱诵或者观看学习乡村文化技艺。

三、乡村文化媒介传播的三重局限
在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中，由于单独的媒介系统有较大的局限性，诸种传播媒介是交织并行的。

（一）示现媒介系统的局限性
示现媒介系统是乡村文化传播的基础方式，受时空限制与言语交流等因素影响，有传播内容消逝快、传播方式断裂快、传播受众群体少等局限性。

传播内容消逝快。示现媒介系统的活态性决定了其流动的易逝性。主要表现为示现媒介系统中，乡村文化传播主要依靠口语交流完成，这一过程中，传播者实质上对乡村文化进行了二次创作。源于个体差异，不同的传播者会根据自我的价值取向和接受者的审美取向，增补删减传播内容，增强传播内容的吸引力、观赏性及实用性。此外，以口头文学为代表的乡村文化多为传承人掌握，由于传承人的言语表达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一旦这些传承人离世，那么他们所具有的特色鲜明的口头艺术表达会随之消逝。

传播方式断裂快。在较长时间内，乡村文化的传播依靠口耳相传，局限于特定时空，横向传播空间范围小，纵向传播变异程度大。人作为传播主体，受外界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影响，传播方式呈现不同程度的断裂，即断崖式断裂或藕断式断裂。诸如畅通的横向社会流动在推动经济社会急剧发展的同时，也消解了“人”在乡土社会文化传播中的主体作用，乡村文化因无人承继失去传播机会。被誉为明朝文化活化石的安顺天龙屯堡代表性文化——“花灯”，因无人表演、无人参与，仅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11](p63-73)。

传播受众群体少。乡村文化通过传承人展演、群众口传，尽管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口耳相传中实现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色转换，增加了传播的效度，但由于口耳相传的特征，导致传播范围只能局限于某一区域内或某一群体内。诸如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等因地域性较强，受众较少，传播较难突破时空限制，受众亦较难跨越族群。诸如水族的斗鱼民俗，因斗鱼品种仅存于三都县盖赖村和打鱼村等水族村寨，流传范围狭窄，受众也较少[12](p386)。

（二）再现媒介系统的局限性
再现媒介系统解决了示现媒介系统传播中传播内容易逝、传播受众少等问题，但面临传递信息的机械性，难以让读者体悟到口头语言的艺术美等局限性。

再现媒介系统传递信息的机械性。再现媒介系统的静态性决定了其机械性，其承载的信息远低于口语或动态图像所承载的信息量。因为再现媒介系统是对示现媒介系统的记录，换言之，通过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印制的信息，是对传播者和接受者面对面交流时的口语、动作、神态等的记录。这些口语和动作、神态一旦被转变成文字和图像，其内容就被固定，面对面交流中声音的高低起伏和神态的喜怒哀乐无法在文字和静止的图像中呈现，这就导致传递的信息量没有口语的多，接受者的临场体验感也受到限制。如同一部戏曲，人们通过文字记录获取的信息必定不及人们在现场观看表演中获取的信息多，且获得的体验感也不一样。

再现媒介系统难以让读者体悟到口头语言的艺术美。众多文化元素被搜集、整理出版后，展现在接受者面前的是书面语言，尽管搜集、整理过程一度强调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但文本的整理必须符合言语规则，加之一些方言与普通话读音之间的差异，所以书面语言难以实现方言所展示出的质朴美。如川南山歌《槐花几时开》“高高山上（哟啊）一树（喔）槐哟，手把栏杆（啥）望郎来哟喂”，其中“山”“树”“手”要发成平舌音“san”“su”“sou”，否则就破坏了此曲的意境，因为四川方言中没有平舌和翘舌之分，普通话中的翘舌音一律被读成平舌音[13](p62-64)。

（三）机器媒介系统传播的局限性
机器媒介系统以其融合性、协同性、个性化、多样化的传播手段和传播介质，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成为民众了解乡村文化的主要依靠。但回归乡村文化的生存场域，仍显示出机器媒介系统在传播中的瑕玷性。

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必须注意，基于图像、声音、文字的文化建设或信息交互仅是流于表面的技术变革，对乡村文化振兴的目标而言，并无直接联系，如何保存、如何延续、如何刺激乡村文化产生新的生命力才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点。诸如“安顺地戏”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它是屯堡人长期戍边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娱神与娱人相结合的仪式性文化活动。在时代的发展中，地戏中娱神成分逐渐消退，娱人成分不断增强，这实际上也是很多乡村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获得新生命力的缩影，但“安顺地戏”的这一新生命力却削弱了爱国戍边的文化精神。同时，必须避免数字技术导致的乡村文化异化，不能根据点击率、收视率评判其价值，这缘于信息传播中接受者的主体性被高度重视，传播者可能为迎合某种需求，篡改文化现象。具体来讲，乡村文化多是俗文化形态，无论从观赏角度还是从再生产角度，较多依赖接受者的理解与参与。当人物形象塑造、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叙事模式、时空建构等均以观众为核心时，原本是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特定区域群体智慧结晶的乡村文化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意旨，让乡村文化的传播传承陷入尴尬境地。

此外，从示现媒介系统发展到再现媒介系统再到机器媒介系统，也是人体的信息功能不断向外扩展，体外化信息系统获得相对独立性的过程。在机器媒介系统成为乡村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带给人们极大的个人独立空间的同时，人们不再受制于传统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规约，任何时候、任何场域，只要拿出电子设备，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了解的文化信息，物体作为媒介的属性逐渐被开发出来，媒介的主体从“人”变换成了“物”。

当人类沉浸于个人世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被隔断，从人类的发展层面来说无疑是悲剧的。这缘于网络工具代替人类的感官系统完成信息的传输时，人类的感官系统功能必将被弱化，“技术层面的媒介对人体官能的延伸在终极意义上取消了回归人类本性的可能，媒介替代了人，人被媒介控制而丧失了生态系统上的诸种本能”[14](p64-69)，乡村文化的生存场域已由人转向机器，由活态转变为“复述”，乡村文化可能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而失去生命活力。但智能化和移动化的技术变革带来的“万物互联”和“万物皆媒”，为乡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诸种可能。“万物互联”促使平行走向的诸种媒体开始尝试交织与融合，加速媒体传播手段变革的同时，催生出新兴的传播形态。“万物皆媒”改变了以人为主体的媒介传播方式，物体媒介化、平台多样化在改变社会行为的同时，改变了媒体生态环境。

四、乡村文化建设的媒介融合和振兴路径
媒介融合通过信息增殖与信息增值、跨界传播与跨界融合、编码排版与资源创新、数字文化化与文化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打开了乡村文化振兴的突破口，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生动实践。诸如多元主体参与的乡村直播，通过线上线下的立体媒介营销，实现了产业链、数据链、价值链的三链合一[15](p125-131)，产业效果、产业效率、产业效益的三效合一，做优存量、做大增量、提升质量的三量合一，在传播乡村文化技艺的同时，留住了乡村文化记忆，推广了乡村文化产品，成为农民致富和乡村振兴的范型。

（一）信息增殖与信息增值
媒介融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E.B.浦尔教授（E.B.Pool）提出，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16](p382)，后美国新闻学会媒介研究中心主任A.C.尼尔逊（A.C.Nielsen）重新定义了媒介融合概念，他认为媒介融合指“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17](p57)。媒介融合孕育于数字技术，并延伸出两种可能——传统媒介的数字化转型和新型数字媒介业态，媒介融合的关键在于要素融为一体、传播合而为一，融合绝非简单叠加，而是优势互补呈现出来的帕累托最优。

媒介融合是乡村文化繁荣的关键，信息增殖与信息增值则是其支撑。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因主题的复杂多元，信源结构需要重新洗牌，曾经的信息受众可能转变为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主体，信息接收的过程也由传统的被动接收转变为主动选择，传播主体的增加也加速了信息源的产生，信息量的无限增殖反过来推动媒介融合的效度。诸如针对某种信息的多元解读，在快速传播的过程中实现了信息增殖，也可能导致信息增值，这是因为信息量的增加并不意味信息价值的增加，但信息量是前提，也是基础。从产业层面来说，媒介融合催生的新型业态带来了新的产业集群，并以此推动IP 矩阵实现长尾效应和蜂巢效应，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带动农业、手工业等多种业态的线上线下联动，并在事实上成为助推乡村产业升级的有效手段。诸如以李子柒为代表的致力推广乡村文化的短视频创作者，成为中国农村青年致富的带头人和推广大使，被认为“没有一个字夸中国好，但她讲好了中国文化，讲好了中国故事”[18]。

（二）跨界传播与跨界融合
媒介融合的重要特征是跨界传播[19](p58)。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介生态，这种改变本质上就是跨界传播。跨界传播被认为打破了传统媒介固有的业态边界，包括传播者角色、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产业资源、媒介市场的跨界等[20](p1)。当前，跨界传播已成为常态，媒介融合下的跨界传播正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蔓延并产生影响。从跨界到融合，媒介之间的界限变得虚化甚至被消解，媒介作为社会独立的信息系统的地位也正在被解构。当媒介跨界传播擦除了边界，传统媒体组织结构的功能也会随之消失，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边界的擦除有利于形成多元传播氛围，但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可能产生泛娱乐化和低俗化。

媒介融合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关键，跨界传播与跨界融合则是其手段。考虑跨界传播与跨界融合的消极因素，需主动预判风险，把好价值关。媒介的融合与发展是以技术为前提的，只有创新文化内容才能实现技术与价值的双重驱动，在众多关注和传播乡村文化的短视频创作者中，多是以乡村美食、乡村风景、乡村人事、乡村风俗为内容，旨在为用户提供一种视觉享受和心灵的共鸣，从用户的反馈（评论）中可发现，对于乡愁和乡村的向往事实上是一种对家的眷恋，以及对美好的一种寄托。山中杂记（元朴）自2018年入驻抖音平台以来，以乡村生活为题材创作了467 部作品，获赞2066.7 万次，收获196.7 万名粉丝。其中一条视频下，有用户反馈“因恋你家乡的山水美景而关注你，又因你们的纯朴而非常想去住一段时间”，繁华都市与宁静的乡村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5G+4K/8K、5G+VR 等技术的支持下，为疲于生活的都市人增强沉浸式观感的同时，促进了线上的深度交流与互动，也带动了线下的生产与消费。同时，要强化核心技术的驱动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新产品和新内容，搭建产品矩阵，在大数据的支持下实现技术的跨界融合，促进场景应用与用户的深度互动，借助全息技术强化用户黏性和沉浸式体验效果[21](p90-93)。

（三）编码排版与资源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22](p9-12)。从媒介融合上看，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根本的[23](p22-29)，传统媒体将不再是直接生产内容的主体，而是进行创新数据的挖掘处理，进而创新媒体产品生产模式的引导者[24]。

媒体的数值化在19世纪80年代已被关注，彼时是运用于电视系统的标准化生产，大量的模块化和可复制性成了传统媒体的特征，新媒体则强调的是个体性，非大规模的标准化生产。所以，新媒体是基于创新而产生和发展的，其新在于多变，而其多变性是由数值编码和媒体对象的模块化结构所带来的结果。也正是这种多边性造成新媒体对象产生大量不同的版本，而非复刻本，这些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计算机基于新媒体的模块化自动组合而成，数字化的存储将个体元素进行保存并在程序控制下进行各种排列组合，亦可分解成许多离散的样本，并在需要时进行重新组合。如果将这种法则运用到文化上，将意味着赋予文化产品独特性，每一个选择都具有永久的开放性，其内容、细节、颜色、节奏等维度都可成为变量，用户可自由修改和重组实现创新[25](p36-44)。

媒介融合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关键，编码排版与资源创新则是其手段。媒介融合需要关注内容编排的创新和媒介资源的创新。创新基于传统，而文化亦非一成不变，如何在人们习以为常的乡村文化生活中抓住文化的内核，才是创新的关键，这就需要对传统媒介进行反思，在形式上创造出新意。资源是媒介企业的根本，媒介资源指的是能够自由支配并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等资源形式的集合，媒介产业与旅游业、农业不同，它更依赖的是社会资源，依靠新技术、人才和创意。因此，创新是其生命，一旦创新缺失，媒介企业也就不可能再继续发展，随着技术的更新与人们对信息需求的增长，当下的媒介资源创新不再满足于对原有资源的创新应用，更体现在对全新媒介资源的开发上[26](p114)。

（四）数字文化化与文化数字化
媒介融合是应对乡村文化持续变异和相对稳定的关键，数字文化化与文化数字化则是其手段。文化数字化指传统文化以数字化的形式表现，数字文化化则是“从IP 到IP”的产业链以数字的形式进行创作，比如地戏的数字化是传统文化的数字化，但地戏人偶以及漫画的数字化是数字化文化。简单来说，数字化的文化产业依托于网络，根植于技术，发展于创意，其指向是文化的消费市场。本质上，没有文化的消费市场就没有文化的数字化。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就是一个过程，传统文化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存储成数字化的东西，这本质上是资料形态的改变，这种改变意义更多在于保存和传承，而忽略了发展。所以，在说媒介传播的时候要强调平面化的互动，转向立体化的交融。一对一、一对多的单向传播模式转向为多对一、多对多的互动，以及多场景互动。

数字化复原和再现技术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提供了保障，其快速生成的情景实现了文化的虚拟再现，使人们能够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逼真体验和了解各种文化，激发文化活力，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通过数字技术，接受者不再局限于传播者的个人体验，而是以一种全知视角的形式去观察和体悟，甚至在这些画面中可以观察到更为细微的细节和变化，强烈的参与感与真实感增强了观众的共情能力，观众对真实的体验范围已然从外在真实延伸到了内在真实[27](p61-66)。

数字技术带来的感官刺激和体验享受促使技术的快速更新，但在消费者满足于技术带来的好处时，也应该看到并思考媒介传播无界可能会带来的危害，比如为了博眼球获取流量，制作一些比较低俗的视频进行传播。具体来讲，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和跨界促进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容易使人忘记了媒介的道德和文化使命，在“流量为王”“经济为王”的利益主导下，道德伦理应当成为媒介传播的安全阀，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要更加重视传播者的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媒介如何跨界与融合，必须阻止对社会伦理、正义和善良的消解，将媒介传播置于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才能保证其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五、余论
数字技术变革升级、知识产权意识增强、网络支付习惯养成等引发了乡村文化建设从内容到结构的系统性变化。理解示现媒介系统、再现媒介系统及机器媒介系统的互动关系，汲取不同媒介系统的优势，规避不同媒介系统的局限，是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特别是乡村文化建设越发嵌合经济社会发展，围绕乡村文化建设的IP 矩阵在产业链上愈发靠前，媒介融合成为助推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繁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手段，理应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新引擎和新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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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3.01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3-00100-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屯堡文化综合数据库建设”（17ZDA164）。

作者简介：刘洋（1987—），男，湖北仙桃人，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教授；罗小洪（1983—），男，贵州习水人，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干部。

责任编辑 申 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