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哲学与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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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哲学与二元论
——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与实践
高 强1,2，程一帆1,2，陈昱彤1,2

（1.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2.华东师范大学 中法体育科学研究中心，上海 200241）

摘 要：由于体育哲学诞生以来分析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占据了主导性地位，概念化思维方式影响了当前中西体育哲学研究基本走向与研究内容，从而导致了体育哲学的生发一直处于与二元论的对峙之中。基于科学研究范式理论的视角转换，在现象学范式下二元论转变为积极推进体育哲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反常现象。借助现象学的理论襄助，体育哲学在经过“普通现象学转化”与“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两条前后相继的思想通路后，形成了新式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框架与研究范例，使体育与二元论紧张关系逐渐疏解，并在知觉与记忆两个层面进行重建，形成了体育哲学的现象学范式的理论核心、解释性原则与应用性方法，进而实现体育哲学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上的变革，形成中西交融的体育哲学研究学脉基础。

关键词：概念化；分析主义哲学；体育哲学；二元论；研究范式；现象学

自体育哲学创生以来，学者们对于“体育”概念与“体育的本质”的争论不断。“正概念、清本源”而“以正视听”的概念化思维方式依旧占据了争议的主导位置。在这一思维定势下，学者们需要思考与判断的仅是如何“正概念”与“清本源”，“正视听”则是水到渠成的。然而作为一套思维方式的正当性，为何“正确的概念体系，清晰的逻辑论证”能够“形成对体育的正确理解”却尚未充分论及。正是对“概念化”思维方式的正当性问题有意或无意的旁落，形成了当前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困境所在。概念化思维方式与二元论休戚相关，对体育哲学与“二元论”之间关联的思想史梳理正是反思概念化思维方式、重建范式的切入口。

1 体育哲学研究范式之困：概念化思维方式与分析主义哲学范式
体育哲学的“概念化”思维方式与二元论密切关联，对其背后的哲学范式的挖掘与梳理，是为体育哲学研究范式解困的第一步。“概念化”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下定义，而是“一种依据狭义的概念及其衍生族类（比如依据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而想问题的方式”，包含了“普遍化的、静态化、高阶对象化和事后反思化”的特征，但“可以说概念思维是不生成意义的，而只限于对原有意义的规定、组织和系统化，可称之为安排意义理性活动”（张祥龙，2008）。可见概念化是一套完整且有特征性的思维方式。同时对概念化思维方式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驱逐概念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胡塞尔（1992）直言：“基本哲学概念不可能通过根据直接的直观永远可识别的坚实概念来获得；更确切地说因为一般而言，在概念的确切说明和规定之前必定有漫长的研究”。思想史的追溯正是开启“漫长的研究”的第一环。

1.1 中外体育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追溯：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主导作用
概念化思维方式在体育哲学中的植入有其哲学理论与思想史渊源。在哲学理论渊源上，当代盛行的概念化思维方式与近现代以来的分析主义哲学及其引发的研究范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主义哲学的理论与学脉体系较为庞杂（洪汉鼎等，1989），既体现为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又可以呈现为某个特定时代的思潮与思想运动，不乏鲜明的学术特征，呈现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分析主义哲学范式倾向于首先建立一个基于语言逻辑分析的“完整而严密的逻辑规则体系”（施泰格缪勒，2000），相关学者会倾向于“找寻基础性事实”，热衷于发现“先验条件”，“倾向于将差异扩大成极端，比如寻找原则性差异或者将逻辑内涵一以贯之”（王路，1999），所以分析主义哲学具有逻辑“极端化”、追求“精确化”与“数学化”等鲜明特征（Kretchmar，2007）。

而在思想史渊源上，概念化思维方式及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主导地位的形成与世界体育哲学创生时的两条研究路径间的角力有密切关系：第一种研究路径源于教育学背景下体育教育哲学对教育哲学中的二元论及重心智轻身体倾向的批判，由此以Paul Weiss为代表形成了以“体育”为体、“哲学”理论为用，彰显体育在身心关系中主导作用的体育哲学研究范式雏形；第二种研究路径则更多地求助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尼采、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有关体育、身体教育的片段论述，借此树立体育的“哲学价值”（Mcnamee et al.，2015）。由于美国体育、美国学术圈及体育系科的发展形成了当时体育哲学研究者的主要背景，对体育哲学的发展初期形成主要影响，使第一种研究路径成为之后体育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导致了专于“概念分析”形成“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分析主义哲学流派占据了体育哲学研究范式内核，衍生出以讨论“体育的形式化特征、不同形式的规则，以及对玩耍、游戏和体育定义问题”等以“体育的本质”为逻辑起点而发端的体育哲学研究内容，从而在实际研究中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对身体竞技或集体性项目思考（Breivik，2019），并形成了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体育哲学研究。随着第一种研究路径的日渐主流，第二种研究路径被逐渐遮蔽，也就抑制了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历史哲学等其他哲学流派对体育哲学的积极影响，使之无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

早期体育哲学两种研究路径的此消彼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体育哲学的研究走向与特征。由于分析主义哲学特别是随后形成的逻辑经验主义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间的联系（洪晓楠等，2009），使“科学救国”思想贯穿中国的近现代史。虽早期我国体育哲学研究多以“体育学原理”“体育理论”为概念，但对教育学中身心二元的批判色彩却是明显的。20世纪中期，江良规（1968）提出“体育的内容形态，不能脱离身体的动作与身体的技巧，于是，一般人不能不视体育为练武强身之道，消闲娱乐之法，等而下之者”。从重新树立教育“是助长个人身心发展的历程”“帮助个人适应社会的历程”“无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无固定教材”开始，将体育以生活教育的一部分进入了人的生命意义之中（江良规，1968）。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唯物辩证法成为当时体育哲学建立的核心哲学理论，虽也极力批判“‘哲学原理＋体育例证’的简单而机械的格局”，要实现“‘体育’与‘哲学’的有机统一”，但是依旧无法摆脱概念化思维方式，追求体系的严密性，实现“它必然要以概念的、逻辑的形式反映物质世界的一部分领域——体育，它不同于体育各具体学科在于体育哲学的一般指导意义”（劳帜红，1987）。

可见在体育哲学从萌生到成型的历程中，无论是国外体育哲学研究还是国内体育哲学的批判演进，分析主义哲学范式借助概念化思维方式与当时的学术团体主导着体育哲学研究。

1.2 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挑战与批判：欧洲大陆现象学化体育哲学的突起
分析主义哲学追求概念与逻辑精致完善的研究范式受到了变动不居且日新月异的体育现象的激烈挑战，但概念化思维方式只规划与安排意义而不生成意义的特质却让分析主义哲学范式难以应对挑战：内在逻辑固化的体育概念日益无法涵盖区别于身体竞技与集体性项目的现代体育。Connor（2011）已意识到体育概念与现实体育行为之间存在隔阂，并指出分析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下体育哲学以体育概念与体育本质的逻辑衍生方式对新生体育行为进行伦理性的褒贬评价不妥。

虽然受制于体育哲学分析主义范式的强势影响，在欧洲大陆，尤以西欧、北欧与中欧的部分院校为主（Breivik，2019），重光了体育哲学形成之初第二种研究路径，并在近年积极与英美分析主义范式积极对话与融合，主动吸纳了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与体育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与方法，搭建了欧洲体育哲学学会等学术发声机构，对当代体育哲学的范式形成了冲击与重建作用（高强等，2019）。

同样于21世纪初期，我国体育哲学界随着体育哲学研究群体的逐渐年轻化与哲学学科的主动渗入，在哲学范畴内重新树立体育的“哲学内涵”研究理路深入国内当代体育哲学研究，现诸多哲学理论都被吸纳到体育哲学研究中（高强，2018；Hsu，2010），现象学同样成了其中一项理论工具。

然而无论欧洲大陆现象学化体育哲学的突起还是当代我国体育哲学研究路径的多样化，都仅丰富了体育哲学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工具库”，本质上仍然未跳出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限制，离真正形成研究范式革新尚有距离。从科学研究范式变革的层面进行重新思考与规划，对研究范式进行深度“现象学化”是体育哲学研究范式进阶的必取途径。

2 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转向：科学研究范式革命与传统体育哲学的二元论困境
2.1 体育哲学的范式革命：从常规科学范式到新范式
通过对体育哲学思想史的梳理不难看出，受制于概念化及其背后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原生桎梏，体育哲学的分析主义哲学范式已日渐疲态而欧洲大陆哲学化的体育哲学却方兴未艾。然而在理论概念层面上的辨析已无法跳出困境，只有在研究层次上跃迁至范式变革层面上的讨论才能实现突破。

对范式的思考源自近现代哲学家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他们开始意识到同为人类的思维方式的哲学与科学并非泾渭分明，两者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追求一个“包罗一切的理论的理想的整体”，“为它的全部真理的生产和所生产的真理有一个理论的开端”（胡塞尔，2013）。哲学固然可以对科学形成反思甚至批判，而科学却能在思维方式和途径上对哲学形成推进与范例作用。前者见诸各种体育哲学的批判论中，而科学对哲学推进与范例的作用却在体育哲学中较为罕见。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则弥补了这一短板，尤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著。在库恩的范式理论看来，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常规科学—反常—危机—非常规科学—新范式”范式变革的过程，其间，常规科学追求知识的增长，但却在“反常”现象与解释“危机”的积累下陷入了发展困境，只有在整体性突破的“新范式”下，科学才得以实现进一步发展（托马斯·库恩，2012）。由此可见，推进范式变革并非知识的积累，而是一个社会化、历史化、人化的思想史过程，是一条人类知识的自然生产线。

范式理论对体育哲学的研究思路转变形成了重要启发：首先是研究出发点从逻辑形制完备的哲学概念转向理论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反常现象；其次研究目的不再仅着意于学科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贯通，而转向实现研究范式的跃迁。研究思路的转变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分析层次：第一层次是常规科学为了吸纳反常而做出的调整；第二层次是反常积累而形成到新范式的过程。落于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体育哲学的“常规科学阶段”中，寻找研究的“反常现象”是第一要务。基于范式理论分析理路，体育哲学首先需要将二元论视为一个“反常现象”并将其置于体育哲学研究范式变迁中进行审视，方能跳出概念化思维方式的桎梏，突破分析主义哲学范式带来的研究瓶颈。

2.2 传统体育哲学的二元论困境：共生与排斥
二元论以近代哲学家笛卡尔的思想为代表，在他看来“心和物是完全不同的实体，都可以不依赖于对方而独立存在；心灵是一种可以独立存在、不占据空间的非物理的实体”（陈真，2008）。在此基础上，二元论在不同的论证与分析背景下孕生了不同的变体，对此近代西方哲学形成了诸如行为主义理论、心脑同一论、功能主义等种种消减或排除二元论困境的方法（陈真，2008）。体育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参与或吸纳了哲学思潮。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主导的传统体育哲学一直陷于与二元论既共生又排斥的困境之中。

2.2.1 传统体育哲学与二元论的共生

体育哲学源于教育哲学中的体育教育哲学，而二元论却植根于教育哲学之中（李长伟，2019），主要体现为通过教育实现人类善性、道德意念的目标指向，所以从研究范式变革的角度看，体育哲学从诞生就并不在理论层面上追求逻辑自洽与概念完备，而是“当时的体育教育哲学学者尽其所能来抗拒身心二分观念对体育教育的偏见”（Mcnamee et al.，2015）。这种观念一方面回应了当时快速变动的社会环境，一方面也是年轻学者的质疑与反抗（Mcnamee et al.，2015），主要形成了“通过身体的教育”和“对身体的教育”两种体育哲学基本观念，均援引古希腊哲学家的理论来强调了身心一体的观念（Mechikoff et al.，2002）。虽然于教育哲学而言，体育教育哲学的形成本身就是一个学科为了应对危机所形成的范式转换后的产物。随之形成的体育哲学也同样是一个应对思想危机，突破原有研究范式，形成新研究范式与研究群体的科学发现过程。

在这种研究范式下，体育哲学学者多认为阻碍了体育的深层次价值实现的正是自从柏拉图及新柏拉图主义以降的主导性哲学思维方式——主张身心二分的二元论。受此影响的体育哲学学者往往引入从古希腊到现当代哲学主张身心一元论的批判理论（马德浩等，2012；吕俊莉，2015；杨海庆，2016），用身体来涵盖心灵的作用，以消减二元论，从而吸纳反常。

虽然在理论上传统体育哲学是极力批判二元论，但是体育哲学学者援引古今中外哲学家的概念与理论，以批判二元论从而形成完善的概念与逻辑体系，趋从于分析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进入了一种“常规科学范式”。实则这种研究范式对二元论思想名为批判，实为共生。“引入的哲学理论”是可以摆脱体育现象而存在的“心灵实体”，实现了一种二元论变体。

2.2.2 传统体育哲学对二元论排斥

自体育哲学创生以来，它与二元论的批判与共生并存的状态就一直未得以改变。有如教育哲学，二元论为体育哲学带来了种种反常现象及范式危机，但众多体育哲学研究未及问题的本质，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在体育概念的定义中强调身体行为的作用以排除“反常”的挑战。古特曼为体育概念做出经典界定——体育包括“世俗化、机会平等、专业化、锻炼理性化、科层化、动作表现量化与对记录的追求”（Turcot，2016）。古特曼虽未明确提及身体运动，但都围绕着身体运动进行限定。身体运动化的体育概念已无法回避诸如电竞、棋牌类等几乎无身体活动参与的心智竞技项目的存在，无法漠视极限运动等规则、记录较为模糊的身体活动形式。反常现象频出，从身体运动延伸出的体育概念外延已然无法包含现代体育活动与机构的众多形式。二元论带来的反常现象依然存在，身心区隔依旧没有得以跨越，改变仅是在教育哲学中所强调的“善性”“理性”与身体行为之间的二元对立转变为抽象的“身体”概念与具体的身体行为、身体活动之间的二元对立，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二元论形式。

当在传统体育哲学概念体系内部进行修正未见成果，随着当代身体研究逐渐渗入成为体育哲学后，第二种方式应运而生。传统体育哲学开始逐渐系统地接纳当代身体研究的方法。这种范式形成两种进路：首先是基于当代身体史的研究，在历史和现实层面寻找各种踪迹以肯定体育与身体之间的血肉关联，将体育认作是一种身体行为方式，进而推断体育中的身体活动是人类关涉外在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是新颖且积极有效的，也拓展了体育史的研究路径，但是在体育哲学层面上却依旧延续了分析主义哲学的范式，依然没有摆脱二元论的束缚。在身体史模式下，身体意识的转变是一个抽象的精神过程，如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观念转变（高强，2016），是先验于体育中的身体行为。在此二元论的心物之别被转换成抽象的身体意识与具体的身体行为之间的二元对立；其次是新近出现的“体育科学方法论”方式，欧洲部分学者会将体育哲学的研究局限在各体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即一种完全让体育哲学退出了具体运动行为而趋向于专注心灵的“科学哲学”的做法（Quidu，2014）。

然而无论是排除还是吸纳二元论的办法，第一种方式无法规避倒退的逻辑窘境，第二种方式则依旧是在重复身心一元论与身心二元论间的争议。体育与哲学之间的关联依旧被隔绝，身体意识与身体的行为仍然在研究范式上被阻断——“哲学，往往被认为是对‘纯思’的锻炼，比如包括了思考和对思考自身的思考（即反思）。体育却截然相反，包含了纯粹身体的运作”（Connor，2011）。那么无论哲学家的论断是身心一元抑或是身心二元，但凡通过哲学理论来指向体育现象的行为本身就是用哲学范式来涵盖体育学范式，从根本上就是坚持了身心二元论。然而体育本身却依然遵循身体话语的模式，借用哲学的语言来直接表达体育的行为本身显然是自陷囹圄的。故无论再积极主动地纳入反二元论的哲学思想，最终体育哲学都将走入二元论之中。

历经体育概念的排斥阶段与体育哲学身体研究的吸纳阶段，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体育哲学研究已陷于困境。如若以现象学为主导的体育哲学研究范式要形成范式革命，那么对旧式的常规科学进行修补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重建研究范式的理论内核，并再度审视是否能吸纳二元论。

3 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现象学范式体育哲学的理论内核与解释性原则
3.1 追求“明晰性”的理论内核：胡塞尔的普通现象学理论
范式理论要求首先将研究者的研究行为置于科学研究理论之前，即将“体育哲学学者应用哲学理论对二元论进行批判”视为一种人类的思考行为。在这种视角下，二元论如何在人类思维中发挥作用而非二元论内部的概念与逻辑关系，成为学者的关注重点。范式理论引发的转向亟需体育哲学研究范式寻找新的理论内核，而现象学对“明晰性”的追求为新范式理论内核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与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理论内核不同，现象学“它肯定不是一个整体的团块，更不是一个基本命题或者方法手段的仓库”，“它就代表着一种灵活的看和问的方式，它具有各种不同的方向，始终进行着新的尝试而不是僵化为一个固定的同一”，是“在于学会观察”（倪梁康，1997），所以与其说现象学是一套理论体系，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转向。现象学批判的目的不在于构建一套理论而是在主客观层面上分析“一门理论的可能性的明证条件”：在主观层面上“理论作为对认识的论证，本身便是一种认识，并在其可能性方面依赖于某些纯概念性地建立在认识之中以及建立在认识和认识主体的关系之中”，以此为基础讨论理论的“明证性”，“如果判断者在自身中根本无法体验和把握对判断的论证所具有的这种特色，那么所做的所有判断都缺乏明证性，然而正是这种明证性才能使判断区别于盲目的成见”；在客观层面上，理论的可能性条件涉及了规律、真理等“定律之统一的理论”，如果“理论命题的意义中包含着对这样一些规律的否定，这些规律决定了任何一个命题以及对一个命题的论证是否可能合理”（倪梁康，1997），那么整个理论都能被称为“荒谬的理论”。由此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现象学追问“明证性”：认识主体与认识行为之间的论证关系，即谁进行论证；理论中概念与命题之间的论证关系，即如何进行论证。

3.2 追求“明证性”理论内核的解释性原则：“知觉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
追求“明晰性”形成现象学范式的理论内核，而理论内核需要进一步形成解释性原则才能重建体育哲学与二元论的关系，进而才能将新范式逐渐落实在具体的且切合体育学的研究范式之中。在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与保罗·利科的发展下，胡塞尔的普通现象学向知觉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的发展构成了“明晰性”理论内核的解释性原则。

在知觉现象学下，梅洛·庞蒂跟随胡塞尔的普通现象学思路，承认现象学“是一种先验的哲学”，“在它看来，在进行反省之前，世界作为一种不可剥夺的呈现始终‘已经存在’，所有的反省努力都在于重新找回这种与世界自然的联系，以便最后给予世界一个哲学地位”（梅洛·庞蒂，2005）。梅洛·庞蒂将这种思想反省行为归结于人类知觉。梅氏的知觉概念是特殊的，区别于心理学中的知觉，它“不是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种行为，不是有意识采取的立场，知觉是一切行为得以展开的基础，是行为的前提”（梅洛·庞蒂，2005）。而梅洛·庞蒂（2016）又明确点出“知觉不是随处产生的，而只是来自身体的深处”，所以在知觉现象学中的现象学方法具体展现为将形成抽象概念的思想行为落于人类的身体知觉之中，承接了“明晰性”理论内核对认识主体与认识行为间的论证关系。

在历史现象学中，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保罗·利科（2018）认为，“除了记忆以外，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指涉过去”，而利科笔下的记忆是沿袭了胡塞尔的普通现象学之路，记忆是一种意向行为，“涉及一个雄心、一个要求，忠实于过去的雄心和要求”，也是一种“身体的、大脑的、大脑皮层的印记”。人类的种种记忆方式，成了“历史概念和真理概念的意义”，即“在客观性中重新地已经过去的历史，也是我们经历的和创造的正在进行之中的历史”（保罗·利科，2015）。可见，历史现象学将概念与命题置于人类记忆的过程中，而不是纯粹地进行逻辑推演与运算，在“继承了关于身心关系的古老争论”（保罗·利科，2018）的基础上，延展了对论证关系“明晰性”对追求。

从普通现象学的“明晰性”到“知觉现象学”的“知觉”与“历史现象学”的记忆，理论承袭过程形成了具体的解释性原则，都进一步化解了身心二分都对立关系，体育哲学与二元论之间的互斥关系得到了根本性转化。尤为重要都是，作为范式的现象学理论发展，“知觉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并非给出结论，而是导向了两条思维通路：第一条是“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由于“明晰性”的理论要求，“知觉现象学”是在知觉层面上实现人类思维的明晰。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二元论是客观存在的，相反它在人类知觉基础上，与人的认识过程发生密切关系。正是由于人类知觉的整体性，使二元论通过人类知觉逐渐渗透进入对体育的认识与理解之中；第二条是“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二元论在人类代际间进行传递，这就需要在记忆的机制层面上进行解析，而体育正是形成特定人类知觉与人类记忆的具体场域。两条通路的发生过程正是实现“明晰性”的要求，也达成了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研究需要追摹的应用性方法。

4 体育哲学研究范式的实践与范例：“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与“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
理论内核转变使体育哲学从追求概念的逻辑搭建向追问体育哲学运思的知觉与历史过程转变。这种转变并非一个简单的理论出发点变更，而是将体育哲学的研究方式从“拿来主义”“开卷有益”的哲学理论方式转向了追摹哲学的理论演进过程，并以此为范例的方法。于体育哲学而言，“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两条通路并非可以随意“拿来”的成品理论，而是一种学者进行批判性运思的应用性方法。由此，对体育中二元论的解析成为体育哲学研究中引入、激活新范式的应用性方法范例。

4.1 “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体育与身体的关系重建
4.1.1 基于“普通现象学”的还原：二元论与古代测量技术

基于“明晰性”的要求，胡塞尔对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进行了现象学还原，发现从柏拉图的理念说到欧几里得几何学说、希腊的数学与自然科学，都是形成笛卡尔二元论的思想基础。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并不止步于此，他进而发现“古代人就已经在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指导下将经验的数、量，经验的空间图形，即点、线、面、体，都理念化了；并且借助将几何学点命题和证明改造为理念——几何学的命题和证明”，空间方面的理念化在近代初期转化为“形式的数学的理念”，形成了代数、解析几何等“数学自然科学的全新理念”（胡塞尔，2001）。可见，柏拉图的理念说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而是代表了一种人类思想的方法与习惯。在理念说主导的思维习惯下，古希腊几何学等学科中的概念被理念化，成为一种命题形式继续占据人的思维方式，导向了人类思维方式的“自然数学化”。胡塞尔继续追问了它的意义所在，“在进行科学研究以前，这个世界就在日常的感性经验中主观地——相对地被给予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显现，对每一个人来说，这种显现都被看作现实存在的东西。我们的存在有效性之间的这种差异，在交往中我们早就彼此觉察到了。但是我们必然相信这个世界，它的事物是同一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给我们。那么我们除去关于自身客观地存在着的事物的空洞的必然的理念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吗？”，伽利略将其归为“不言而喻的东西”——“纯粹几何学，以及一般而言有关纯粹时空形式的数学”（胡塞尔，2001）。同时，胡塞尔（2001）发现，“纯几何学”一方面作为“关于‘纯粹理念东西’的科学”，“另一方面被经常实际应用到感性经验的世界”，“以致我们通常都倾向于不区分几何学所谈论的空间和空间形态与经验现实中的空间和空间形态，仿佛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以上论述所揭示的是自古希腊理念论以来的“自然数学化”已经预先存在于人们的科学研究与日常思考之中，具体呈现为以理念化概念在先的二元论思考方式。如人们在思考之前就会预设一个纯粹理念的存在，种种思维努力不过是逐渐靠近理念。胡塞尔（2001）将其称为“一种极限状态”，但是如果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追寻极限状态，就会体现为人们追求精确性时所采用的各种测量技术手段。正是这种由粗浅到精致的测量技术手段使本来“没有明确规定的概念和名称的立体形状创造出概念”——为他们的“形状”“量和量的关系”“他们的位置”规定出概念，“这种经验的测量技术以及它的经验——实践的客观化功能，通过将实践的兴趣转变为纯理论的兴趣，就被理念化了，并且转变成纯粹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因此，测量技术就成为最终是普遍的几何学和它的纯粹极限形态的‘世界’的开路先锋”，并使所谓的“客观性”在主体间进行传达（胡塞尔，2001）。

胡塞尔的理论工作以观念史的方式重新呈现了二元论。二元论并非一个纯粹概念体系，而是包含了众多思想家思想传承与融汇的思想集成。理念化、数学化与几何化被容纳在测量技术之中，打破了二元论一直以来割裂身心的刻板印象。无疑，普通现象学还原后的思想史梳理工作是对二元论刻板印象的破除，然而重新形成新的解释通道更在于应用实践范例。人类测量技术品种繁多，使现象学真正切入身体，进而导向体育哲学范式构成则有赖于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思想参与。

4.1.2 “知觉现象学”应用性方法：从测量技术到运动中的身体

论及体育中的测量技术，各种测量手段、方法、标准众多，而经过普通现象学的转变，更需要关注的是人如何将具体却模糊的长度、时间的知觉转变成为可以实施精确化测量的技术过程。体育用以度量长度、远度、时间的对象其实是体育中人类身体，可以说在体育运动行为的发生过程中，身体成为测量标尺，体育则可被认作是一种人类的测量行为，所以对体育中身体的现象学化是在贯彻“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的重要环节。梅洛·庞蒂对身体图式的界定是其理论台阶。梅洛·庞蒂（2005）为身体图式做出如下定义，是“对我的身体姿态的整体觉悟，是格式塔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完形’”，“是一种表示我的身体在世界上存在的方式”，同时他也对身体图式做出了应用性解释，“当我说一个物体在一张桌子上时，我始终在思想上置于这张桌子或置身于这样的物体，我把原则上适用于我的身体和外部物体关系的一种范畴用于这张桌子和这样的物体，如果缺少这种人类学含义，那么词语‘在……下’和‘在……旁边’有什么区分”（梅洛·庞蒂，2005）。梅洛·庞蒂的做法既点明了身体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揭示了身体在语言和人思考的过程中如何被诸如“上”“下”“左”“右”等抽象概念遮蔽的过程。

在体育竞技的实现过程中，身体正是测量的标尺作用。在“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中其实都隐含了主语“身体”在速度、高度与力度上的提升。其实无论是胡塞尔还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观点，在体育哲学界并非鲜有所闻。自2002年—2018年，借助现象学及其身体知觉理论发展体育哲学的学者虽非主流但却在学界占据了一席之地，其间也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历程，而运动中的特殊知觉成为重要的切入口。Hughson等（2002）在《国际体育哲学》中应用胡塞尔、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以足球运动中运动员的主体身体知觉为切入口，在足球运动的知觉、审美等问题中形成“选手-身体-主体”的解释模式，进而促成一种“足球现象学”。而在Vannatta（2008）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态势依然未变，他依然使用三位现象学家的“被动式综合”理论（Passive Synthesis）来解释体育中的“巅峰经验”和“无意识状态”，由此形成更为宽泛的“体育现象学”。虽然从“足球现象学”到“体育现象学”，俨然形成了现象学研究范式的逐层深入，但却一直困于哲学理论与体育现象隔阂的怪圈，体育中的身体行为一直是当作一个被解释的客体，而哲学思维俨然是一个诉说着世界本质的心灵主体，这不仅背离了胡塞尔将外在客观世界“先验悬置”的现象学基本出发点，同时也形成了研究出发点与研究方式上的矛盾，即无论冠以“足球现象学”还是“体育现象学”，学者们都是希望排除哲学中身心二元论，但是却典范式地使用了二元论的论证方式，形成了胡塞尔所极其拒斥的明证性谬误。当代真正追摹“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的体育哲学论家则大多深挖了体育中产生知觉的身体结构（大脑-神经），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相结合，形成较有实验特征的体育哲学研究（Richard et al.，2019），并积极地参与到残障人体育、运动成瘾等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心理学研究之中（Gugutze，2019）。

固然“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改变了对二元论的思考方式与体育哲学研究范式，重建了体育与身体的关系，使体育哲学更贴近体育实践，亦与体育学的其他学科发生了积极相互促进的关联，然而随着体育哲学在知觉现象学与神经科学日益深化的融合背景下，体育哲学呈现出鲜明的自然科学特质，与体育哲学研究的人文研究特质渐行渐远。“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通路揭示了二元论作为一种思想方式，使人类身体在体育中测量技术核心逐渐被理念化、数学化、几何化的过程。但是体育作为一种人类身体行为，测量技术对体育而言是必需却非全部的意义。正如梅洛·庞蒂（2016）所指出，现象学着意于“我所居住的世界本身，是自然的世界，是历史的世界，是带着构成这世界的一切人类痕迹的世界”。体育作为一种人类文明产物，它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渗入人类的文化深处，营造着历史的世界。故需要在历史中追溯测量技术如何逐渐渗入体育，是实现现象学范式的重要通路。

4.2 “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体育与文化的关系重建
4.2.1 基于“普通现象学”的还原：记忆与身体

1）从记忆到记忆术。继续发挥二元论在体育哲学的现象学范式构建中的钥匙作用，“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同样也需要在身心关联的角度形成应用性方法。“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的应用性方法来源于20世纪初的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的理论创见，他以“记忆”概念连接身心关联延展了普通现象学还原追求“明晰性”的思路，形成记忆现象学。因为“记忆恰恰是大脑和物质的交叉点”，“即使不能克服，也能极大地减轻一直困扰二元论的理论”（亨利·柏格森，2013）。对记忆的“明晰性”讨论恰恰是将“形而上学的一个主要问题放置在公开观察的场地上”（亨利·柏格森，2013）。保罗·利科（2018）跟随了伯格森的脚步，在历史学视角下讨论了记忆的两个基本问题：“对什么的记忆”与“记忆是谁的”。换言之，利科是以现象学的方式发现了历史学的基本陈述方式，即历史就是“谁对什么的记忆”，其中，“谁”是可以记忆的主体，可以是“我”“我们”，“什么”则可以被认为是记忆的客体，是已经逝去的过去。由于过去与当下的记忆主体有着时间上的隔阂，这样导致了“记忆”与“想象”的区别（保罗·利科，2018）。利科承袭胡塞尔普通现象学的“一切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保罗·利科，2018）观点，认为记忆可以被还原成一种有意向性的意识，“它指向先前的现实，这种先前性尤其构成了‘被记得的事物’的、如其所是地‘被记得的东西’的时间标记”（保罗·利科，2018）。所以，利科将历史现象学的研究对象指向了历史痕迹的标记：第一种是书写的方式，通过“书写的话语的标记”，把记忆“从灵魂深处转向公共话语文字的外向性”；第二种是“作为情感的印象”，“它是打动人心的、印象深刻的”；第三种是“身体的、大脑的、大脑皮层的印记”（保罗·利科，2018）。利科并未深究这三种方式何者在先或者何者更具有正确性的问题，而借助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来讨论这些记忆是如何在“记忆之术的传统”中形成的。在他看来，记忆术“包含一种记忆的训练，其中记忆化的活动压倒了对过去特定事件的回忆”（保罗·利科，2018），即人们会更在意如何“记住”的过程，而渐渐忽视了要记住“什么”，那些用以帮助人们记忆的工具，如概念、逻辑等都会形成了超越记忆对象的形而上学地位。

2）从身体到身体技术。基于利科等人追模仿胡塞尔的普通现象学要义，在历史学层面上形成的“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为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形成另一个应用型方法，即将体育视为一种“记忆术”进而讨论二元论是如何渗入其中，但其中依然横亘身心之隔，体育作为一种行为，记忆术的渗透是需要身体中介的。约翰·罗布对中石器至新石器时代先民身体意识变迁路径的描绘极具重构意义，他突破了人类身体的生理性意义束缚而使身体进入了文化史之域，打通了“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的身心之隔，进一步实现了“明晰性”要求。

通过分析考古墓葬形式，约翰·罗布（2016）认为，“这些中石器时代人的身体并非被牢固束缚，相反却是以某种关系联系着，通过占有、喂养、分享、狩猎和交换的历史而与其他的人、地点、动物及牵连捆绑”，而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一场“从流动的狩采生活模式转向定居农耕的经济转型。转向农业经常被认为是继旧石器时代出现解剖学意义与认知意义上之现代人类之后的人类第二次伟大的‘革命’”，它“所改变的不只是人类谋生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安排自然景观的方式，两方面彼此关联并通过符号将我们世界概念化”（约翰·罗布，2016）。落于记忆的方式上，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洞穴岩画得到了呈现，在前两者中，人的身体更多的通过“手印象征、在涉及动物的场景中暗示、以人兽混合体面目示人”，如“明显地以常常很自然主义地呈现动物的同时，人类只被在特定情形下临时呈现，在借由艺术叙述的故事中，人类是参与者，但不必然是独一主角或轮廓分明的主角”，“尽管人类身体于艺术中在场，它却以配合情境的纷繁多样方式被处理”（约翰·罗布，2016）。而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个体被卷入而结成彼此往来之社会性存在的领域”，“社会性存在”直接体现在新石器时代人与技术的关系上，“新技术使我们得以用新方法理解自己的身体”，具体体现在人通过制作技术使人与物品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如“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不是功能性的必需品”，“许多新石器时代的物品是以务求完美的技巧制造而成的”，这导致“新石器时代的物品与身体之间有紧密联系，而且新石器时代物品爆炸式发展的一个存在理由是，为关乎身份之身体技能的外显提供舞台”（约翰·罗布，2016）。

将保罗·利科的记忆理论与约翰·罗布的身体史研究整合，“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打通了概念层面的人类思维与人类学层面上的人类思维，凸显了技术对人类身体与物体关联方式的改变。二元论便以观念的形式富集在各种身体技术上，影响了人的社会身份与身体技能呈现方式。由此，体育与二元论的关联得以进一步改观，并清晰地呈现在体育史之中。二元论同样是“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的批判起点，它的转变在于将二元论视为人们如何记住事物的一种方式，它所形成的应用性方法是考察何种身体技艺训诫方式让二元论渗入人类的体育行为之中，并积淀为一种人们思考体育的文化方式。

4.2.2 历史现象学的应用性方法：作为身体技艺的人类学分析

基于“普通现象学”通路的转化，二元论成为一个人类思维方式中的历史现象，那么它在体育中的渗入也是一个历史现象，既有生成之日，亦有消亡之时，就此形成了体育哲学的人类学应用性方法。根据法国体育史学家的考证，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竞技活动正是体育与二元论发生关联的场景，同时也是二元论侵染体育的一种“记忆术”。

从表面上看，中世纪时代宫廷竞技的身体技艺呈现出从“暴力横行”到“追求优雅”的过程。在16世纪前，宫廷竞技中充满了身体暴力，具体表现为“身体精力及其展现仍旧是权力的标志”（乔治·维加埃罗，2012）。16世纪中叶，“新的实践就已取代了马上长枪比武”，如“穿圆环竞技和击木靶比武”（乔治·维加埃罗，2012），在这两种活动中“长矛的运用乃是竞技的重点”（乔治·维加埃罗，2012）。与此同时，“服装也发生了变化，只是回忆和象征，也是对身份的确认”（乔治·维加埃罗，2012）。而这种“假想化”逐渐使宫廷竞技失去了直接的身体性，与具有表演性质的戏剧化相关，“之所以举办这些竞技，是为了显露某些魅力、某种仪表、为了让人记住其中某种隶属关系”（乔治·维加埃罗，2012）。由此“对训练和身体运动的秩序有了新的看法”，即“四肢的运动和世界的运动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对动力学及其效果进行解释的一种方式”（乔治·维加埃罗，2012），几何学法则成为运动机能的参照，身体运动被几何学法则“赋予其未曾有过的视觉上可见的秩序、规律性和规范”（乔治·维加埃罗，2012）。此时，“身体被描述出来，通过特性而非仅仅是通过行为或做事的方式来得到定义。想要明确的意愿，甚至想要对受到良好教育的身体进行描述的意愿，已超越了仅仅列举必须实现的训练活动的意愿”（乔治·维加埃罗，2012）。由此发现，受到二元论侵染的宫廷竞技，身体技艺本身已经不再受到重视，而身体技能带来的身份性意义却得到了张扬。

显然逐渐占据身体技艺学习核心的几何学法则是一种记忆术，从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一条二元论如何逐渐渗入并植根于体育之中的历史过程。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宫廷竞技的嬗变过程，体现的正是二元论通过身体技艺传承的方式逐渐渗入了当时人们对宫廷竞技的理解与学习方式之中。二元论的渗入使当时的科学理论、数学理论、宫廷礼仪、封建等级等观念也随之融入了宫廷竞技中的身体技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何现代体育与科学远比舞蹈与音乐等艺术形式与科学的结合紧密。

“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与“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是两条现象学范式展开的研究通路，但是它们并非仅有的研究通路。由此展开体育哲学与二元论关系重建是作为一个实践范例，首先它以二元论为反常现象积极吸纳了导向体育哲学与体育心理学、体育人类学、体育史学等学科的深度结合；再者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启示：体育哲学的研究并非追求一以贯之与逻辑完满，而是由形而上学哲学向下开出丰富的研究脉络。体育哲学中更多的反常现象、逻辑困境在经历思想史的解蔽与体育学其他学科的具体化后，都能进一步回归丰富体育哲学的解释性原则，推进乃至革新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

5 结论
5.1 体育哲学研究视角转变：从“结论式”到“引导式”
现象学范式批判概念化思维方式，超越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但是“体育是什么”的基本问题依旧是必须面对的。而在体育定义的过程中，身体概念同样是无法摆脱的。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下的体育哲学偏重于转述身体概念在各种哲学思想中的理论描述，那么“体育是什么”的问题追求的是结论式的答案，而现象学化研究范式下的体育哲学研究却更着意于在思想史层面上身体概念在体育哲学中的引入方式，“体育是什么”的问题则转变为一个引导式的方向。换言之，前者将哲学理论置于体育定义之中，成为如何定义体育的一种工具，后者则是将哲学理论置于一个审视思维的角度，成为推进思考体育的人类思维，具体体现在体育定义中身体研究的作用。

身体概念的真正发用源于当代哲学中的“身体转向”。身体研究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渗入并非简单地将身体概念加入研究对象或者分析工具之中，而是一个研究框架与思想方法的整体性改观，分析主义哲学范式的体育哲学无疑是仅引入了身体概念而未凸显“转向”。在“身体转向”背景下，身体的两个维度——身体运动与身体意识之间的区隔得到了进一步消融。身体运动受制于物理规律，是具有广延性与空间性的躯体，身体意识则具有思想自由与文化传承，是秉承时间性和历史性的人体（方千红，2012）。两者共存于一个身体之中，虽然物理层面上的身体运动是难以直接影响到后者，但是身体运动通过身体形成了“感知、判断、意愿、追求”从而以“习性、倾向、禀赋、信念或人格”形式作用于身体意识（方千红，2012）。但当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下体育哲学将体育概念的定义仅专注于身体两种维度的其中一种，这使“大肌肉运动”与“人类的一种身体文化”等定义内容之间难以真正融合，抑或在定义中只有字面上的结合而无法形成引导体育哲学研究的意义，体现以自然与工程科学为特征的体育学研究与以人文社会学科为特征的体育学研究中间存在较大嫌隙。

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则关注身体运动与身体意识间的关联。“现象学-知觉现象学”与“现象学-历史现象学”正是在身体运动与身体意识的互动空间中搭建了通道，形成了学术包容空间，为心理学、社会学与历史学等学科都能积极地纳入体育哲学提供了可能与契机。这不仅为体育概念的定义带来了全新的思维资源，也重新界定了体育概念定义的作用。

5.2 体育哲学研究路径的改变：从“封闭式”到“开放式”
在分析主义哲学范式下的体育哲学研究，由于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导致在研究路径上内向收敛，研究内容都是在不断恢复到理论核心概念的原初设定中。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则反其道行之，它所追摹的并不是理论与概念间的对抗，而是思想在不同境遇下批判与传承方式，所以现象学的理论核心落脚于人在世界上的具体存在方式而非形而上学的概念上，同时又与思想史的解蔽密切相关，解释性原则与应用性方法的实现是与现象学本身的思想批判演进与体育现象的时代变化契合。“普通现象学”到“知觉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的通路只是现象学思想批判演进支脉中的两条，现象学理论本身就是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与传统下被一再诠释与发展。在海德格尔推进下形成的“现象学-存在主义”通路在中欧体育哲学学派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它要求重新回归体育概念的思想史讨论（Sirost et al.，2018），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知觉现象学与历史现象学通路中对体育概念讨论的缺失。而现象学从德国传播到法国，经历了法国哲学家的转述与后期怀疑主义的批判导向了后结构主义的发展，这种“现象学-后结构主义”哲学理论间的思想通路直接导向了布迪厄体育社会学思想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的传播。不难看出，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研究路径是开放的，哲学理论间的批判与思想传承、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的重新解读都形成体育哲学新的研究路径。

现象学范式的体育哲学研究所形成是具有不断生成性的“第一哲学”（胡塞尔，2013），而非超越性的形而上学，它所推崇的是包含了哲学与科学等诸多人类理性思维，致力于形成更为广泛意义上“追寻体育本质的传统体育哲学”“项目体育哲学”与“关注人类身体、行为、技能与知识的体育哲学”的体育哲学研究，使体育哲学成为一门“能够持续发展，拥有完备的科学内容、清晰的概念、共同遵守的研究方法、相互竞争的理论流派与范式，及相对稳定的研究团体”的学科（Breivik，2019）。

5.3 体育哲学研究传统的丰富：从西方话语主导走向中西话语融合
无论从体育哲学诞生到现代体育哲学，在中西体育哲学的研究脉络中，西方哲学占有话语权主导位置。这直接体现在以概念化思维方式与二元论一直为中西方体育哲学研究的主调，与分析主义哲学范式在体育哲学中的驻留密不可分，同时直接导致了我国哲学的智慧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我国体育哲学的建设与世界体育哲学的时代发展脉络之中。而以“普通现象学-知觉现象学”与“普通现象学-历史现象学”通路视之，体育中的身体感知与体育的历史铺陈可以打破思想壁垒，中西方哲学话语的差异可得到较大的消减，其中产生的反常现象与逻辑困境及随之产生的中国智慧的解答都能通畅地纳入体育哲学的理论核心之中。虽然现象学无疑也在西方哲学系统之中，但是在现象学发展理论脉络中，首先是在排除概念区隔的基础上，以主体知觉和存在方式为先，这就先天的与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有了契合的可能性，并且在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发展阶段后期，中国古代的道家思想与海德格尔理论形成了积极对话（R.迈，2004）。由此形成中西哲学在思想史层面融合的基础上的范式思想内核，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解释性原则与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中西体育在运动表现形式、规则方法上的隔阂，而在思想层面上形成共通，形成在国际交流与合作背景下的世界体育哲学发展的新图景。

既然是一种“范式”的重建与实践，现象学范式一方面是实现一种方法层面上的论证与描述，另一方面更重于方法的开放式实践，以期启发更多对体育哲学研究反常现象及其逻辑困境的发难与质疑。现象学范式在追求重建的同时也是在追求被超越，这也正是体育哲学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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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Sport and Dualism—A Paradigm Re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Philosophy of Sport

GAO Qiang1，2，CHENG Yifan1，2，CHEN Yutong1，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2.Sino-French Joint Research Centre of Sport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host position occupied by analysis philosophy since the birth of philosophy of sport,the conceptualized thinking influenced the main tendency and object of research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port,which leads to its confrontation with dualism.Meanwhile,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rspective by paradigm theory,the dualism is kind of impetus rather than resistance to research paradigm of philosophy of sport.Through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phenomenology which leads to“phenomenological transformation”as well as“Phenomenology-Perceptual Phenomenology”and“Phenomenology-Historical Phenomenology”,formed a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aradigm for a new philosophy of sport paradigm.Combining with the implantation of phenomenological paradigm into philosophy of sport,the tension between philosophy of sport and dualism becomes relax and been established on the perception and memory,in order to create new form of research paradigm in philosophy of sport including theoretical core,explanatory principle,applied method,which promotes the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and forms a mixed school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sport.

Keywords:conceptualization;analytic philosophy;philosophy of sport;dualism;paradigm of research;Phenomenology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21)02-0088-10

DOI:10.16469/j.css.202102009

收稿日期：2019-10-16；修订日期：2020-11-23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2019BTY003）。

第一作者简介：高强（1980-），男，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哲学与体育史，E-mail：gaoqiang.ecnu.@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