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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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研究
——传承脉络、思想关联及对学科化解读的反思
熊 文 驰

在国际关系思想史重要人物谱系中，比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休谟、卢梭、康德等，修昔底德可能居于最突出的位置，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国古典学界一般简称之为《战争志》，以下本组笔谈论文均循此例)通篇都在讲城邦间的战争与和平，当然可视作国际关系研究之作，不过却未必是我们所熟知的“国际关系理论”式作品，学科化、抽象理论化作品是现代社会科学产物。为了更加贴近理解修昔底德，我们需要更广阔地了解这部书的传承脉络与前后思想关联。

一 从古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政治行动者之书
修昔底德《战争志》远非哲学家沉思之作，亦非百年、千年之后依赖史料整理而成的史著，而是一部近距离观察的“现场”作品，他的观察与写作贯穿了战争的始终。那么，他这一抵近观察之作目的何在？修昔底德自述，一者使人通晓过去，二者有助于明断未来(修昔底德，1：22。采用国际古典学界通行的简洁注释体例，指《战争志》第1卷第22章，以下仿此)。“通晓过去”好理解，陈述历史他最权威，后世莫不经由他来了解这场战争；但“明断未来”具体指什么呢？谁需要明断未来？是一般读者、专业学者，还是类同修昔底德的政治家与将军？明断什么未来，世界战争与和平，帝国兴衰，还是任何身处国际政治竞争中的国家的生死存亡？

我们可以参看离得最近的古代人是如何阅读《战争志》的。古希腊最有名的读者有两位，一是哲学家兼史家的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年)，二是伟大的演说家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前者直接续写了修昔底德未及完成的战争最后八年(参见色诺芬著，徐松岩译：《希腊史》第1、2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88页)，后者据闻拜服于修昔底德的文风与修辞，遂动手抄录《战争志》八遍。色诺芬注重于书中的政治与军事的实践教育，这一点与他自己的《居鲁士的教育》《长征记》相印证，同时色诺芬本人也是一位颇具才干的将军，这也与修昔底德类同。那么，德摩斯提尼注重于修辞又是哪一方向上的阅读呢？其实殊途同归。首先，修昔底德书中所有演讲辞莫不是政治家或将军的讲辞，并且是政治或军事行动中的一环；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所学修辞将首要用于政治事务，演讲是希腊式的政治行动，就此而言，古代修辞学教育是一种政治教育。

当流传到古罗马时，《战争志》作为史书享有至高声誉，堪称史笔范本，古罗马第一位伟大的史家萨拉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就是修昔底德的杰出模仿者，其身份亦是军政人物，是凯撒的左膀右臂。塔西佗(Tacitus,55—120年)则在罗马史家中被认为最能与修昔底德“媲美”，以讲述自己时代的政治史而著名，如《历史》尤其是《编年史》，简洁精辟最接近修昔底德，同时也是罗马军政人物。

总结以上传承可以说，古代最重要的读者正是追随于修昔底德的写作旨趣，以行动者身份在现实政治与战争中理解《战争志》的。

这一古典式阅读方向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修昔底德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处境固然远不如古希腊罗马，《战争志》首个拉丁文全译本迟至1452年[完成于古典学者洛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才出现。圭恰迪尼(Guicciardini,1483—1540年)偏向塔西佗而明确排斥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在其历史评阅名作《论李维》中只有一处引用修昔底德(中译本，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5年版，第364页)，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仍留有古代余绪，依然如同古人一样，在政治史与修辞学意义上阅读修昔底德，最热烈的读者在威尼斯，这个小共和国更加青睐希腊城邦而不是罗马帝国，他们的热情甚至持续到17世纪，深深感染了来访的霍布斯。

二 近代早期的霍布斯“新政治科学”：学科化理解的开篇
在霍布斯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战争志》阅读的第一次学科化转向。早年的霍布斯是一位古典学者，英译完成《战争志》，目的在于教育他的学生、德文郡贵族政治新秀威廉·卡文迪许。在译本“致读者”中，霍布斯极力讲明这部书的阅读方式——修昔底德是一位“最为政治的史家”，其写作旨趣不在于强行说教，而在于引导读者“走入”政治与战争现场，通过观察与聆听，尝试像书中军政人物那样来判断与决策，从而获得教益[霍布斯：《伯罗奔尼撒战争》(Hobbes,The Peloponnesian Wa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xxi～xxiv页]。此时的霍布斯依然遵循着古典读法，旨在教育将来的政治行动者。

但是，霍布斯最终发生了转向，集中表现在他的传世名著《利维坦》。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们所处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对死亡尤其是暴死的恐惧迫使人们运用理性寻求和平，从而缔结契约，建立国家，国家对内提供秩序，对外保障安全；这个利维坦国家既不需要什么教育，也不需要任何公民将来成长为政治家去执掌它，与之立约的人只需要服从。

进一步来看，作为理论前提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霍布斯说，这根源于人的自然本性，为了利益而竞争，出于恐惧而寻求安全，以及追求荣誉。追溯思想来源，恐惧、利益与荣誉这三种原因的说法出自修昔底德的《战争志》，具体来说是出自书中雅典使节在斯巴达盟邦会议上的发言；并非巧合的是，雅典人与霍布斯持此三种原因论的目的都在辩护合法性，雅典人为帝国而辩，霍布斯为利维坦国家而辩。但是，霍布斯有重要的发挥。雅典人旨在辩护独一无二的帝国，霍布斯则“移植”来推论普遍战争状态，以辩护所有现代国家；修昔底德呈现雅典人的帝国辩护，以作为现实政治与战争中的一个环节，霍布斯则以之为政治与战争的全部现实。霍布斯的理论结果是颠倒了现实——国家产生之前世界是不是战争状态我们无从验证，但现代国家产生之后，世界倒真真切切是处于彼此威胁的战争状态了。霍布斯的理论是为和平而建立国家，现实结果却是国家建立后，规模空前、高度组织化的人类自相残杀真实开始了。《利维坦》之作已不再承载古典写作的教育旨趣，霍布斯自陈是要开创“新政治科学”，仿效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推理，从基础概念即人的自然本性出发，依赖强大的逻辑力量，论证现代国家的合理性。

通过近代第一位重要的修昔底德学者霍布斯的转向，政治与战争的真正现实不再被完整把握，政治现实主义这一个片断被单独倚重，以作为合法性辩护的最犀利武器，这一新的学科化理论的目的不再是教导现实的政治行动者。

三 20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现实主义理论与修昔底德
修昔底德在现代学科中的至高荣誉首先来自19世纪德国史学。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年)就自拟为修昔底德的现代继承人，对严格讲求证据探究现实的科学精神推崇备至。开创德国经济史学派的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年)则自称是经济学领域的修昔底德，高度赞赏修昔底德的历史方法，尤其是他作为“历史艺术家”(historical artist)，能在材料与细节基础上进一步穿透到历史的深处，揭示现实背后的深刻原因。其他著名学者如梅耶(Eduard Meyer,1855—1930年)、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年)等亦是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与此同时，修昔底德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哲学、政治学尤其是20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

国际关系学科的创立，以倡导科学研究“现实”开篇，因而政治现实主义以及修昔底德也就与之相伴至今。如果采取霍夫曼的讲法，那么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创立开始于卡尔(E.H.Carr,1892—1982年)，确立于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1904—1980年)，同样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年)亦有重大的理论贡献，只可惜因其思想深刻反倒流传不广[斯坦利·霍夫曼：“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Stanley Hoffmann,“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代达罗斯》(Daedalus)第106卷第3期(1977年夏季号)，第41～60页]。在国际关系学科创立初期，修昔底德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何思想关联呢(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做过很好的探讨，可参考陈玉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1期，第84～114页)？

颇令人意外，卡尔几乎没有直接引证修昔底德，倒是在其《20年危机》一书中称马基雅维利为“第一位重要的政治现实主义者”(中译本，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但卡尔在问题意识上无疑是修昔底德式的。《20年危机》的写作旨趣是现实的，一战结束之后巴黎和会上的战后安排是一场“完全的失败”，在卡尔看来，这一实际政治的失败宣告了此前由宫廷政治与职业外交官联手打造的旧式外交在理论上破产，他急切呼吁要对国际政治展开“严肃而系统的”科学研究，从而探究当前国际危机更为深刻的原因(同上，“第一版序言”)。难得一见的是，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卡尔在书中会反思“现实主义的限度”(同上，第85～90页)，这非常有修昔底德的味道。可以说，卡尔是修昔底德在20世纪国际关系学科领域的第一次响亮的回声。

雷蒙·阿隆也许算得上国际关系学科内最深刻的修昔底德现代读者，曾著有专文“修昔底德与历史叙事”[“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ical Narrative”，《政治与历史》(Politics and History)，纽约：自由出版社1978年版，第20～46页]，更充分的展现则是在其《和平与战争》(1966年；中译本，朱孔彦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雷蒙·阿隆充分展现了他对于创立国际关系学科的巨大野心与卓越能力。最值得注意的是，雷蒙·阿隆虽是采用现代学科的普遍论述方式，却又全力避免削足适履，不因科学理论形式的简洁要求而牺牲现实的本相，比如他拒绝以“国家利益”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概括种种本质不同的国家目标，而是要如其所是地呈现现实的多样与复杂；又如在道德问题上，他是现实的，但拒绝马基雅维利式的非道德，而寻求一种道德的审慎来避免极端现实主义与极端理想主义。可以说，雷蒙·阿隆这一切都非常类同于修昔底德，只可惜这方面的思想特点并未影响到学界更大的范围。

国际关系学科最后建成于摩根索。相比之下，摩根索比卡尔更为完备，而又比雷蒙·阿隆简明，其奠基性著作《国家间政治》(1948年；中译本，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影响力经久不衰。摩根索核心原则首要的一条就是强调政治根植于人的自然本性，其源头当然可追溯到《战争志》(修昔底德，1：22；3：82，84)。其次，认为政治即追求统治或者说权力，这样的命题最早就出现于《战争志》(修昔底德，1：76，5：105，6：82)，也正因此种渊源关系，修昔底德一直被认作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但是，更加深入的研究会发现，政治即追求权力这一现实主义信条，承袭的是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正是雅典人宣称说，追求对他人的统治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而对于雅典人，修昔底德本人保持着一种密切观察与深刻反思的态度。

从思想史意义上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承袭的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版本，修昔底德则可称作是对政治现实主义展开反思研究的先驱之一，他的史书中出现了最丰富而深刻的现实主义之论，但他却未必就是这些现实主义信条的代言人，这一点相当普遍地为现代政治现实主义者们所混淆。

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the Classical Realism)秉持着修昔底德所呈现的政治思想的某一个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化与理论化。但是，正如雷蒙·阿隆一样，摩根索尚未走到科学理论的最极端抽象处，他仍然保留了“现实”的复杂性。

新现实主义或说结构现实主义兴起于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代表人物的华尔兹(Kenneth N.Waltz)、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学者最为高调地追认修昔底德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父，同时追求彻底“科学化”的理论。

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立论最为倚重《战争志》开篇关于战争爆发真正原因的提法，亦即“雅典人变得非常强大，以及由此导致斯巴达人产生的恐惧，使得战争必然爆发了”(修昔底德，1：23)。理论家们由此引出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结构”[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Kenneth N.Waltz,Man,the State and War),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中译本，倪世雄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社1991年版，第137页。吉尔平：“霸权战争的理论”(Robert Gilpin,“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跨学科历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第18卷第4期(1988年春季号)，第591～613页；“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丰富性”(Robert 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38卷第2期(1984年春季号)，第287～304页]，并以此推导出其他现实主义命题。这一理论大获成功，形式上特别简洁，特别显得科学化。在新一代学者看来，摩根索的理论构建还是太庞杂，一部《国家间政治》想要尽纳丰富的历史经验与广博的前人理论，如此“累赘”就显得是一种科学理论的“尚未完成”形态。现在新现实主义只重点抽取一个方面，即作为“第三意象”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在此前提下引申推论出“自助”原则、权力政治、霸权战争、均势机制等命题。

从逻辑上讲，新现实主义很有它合理之处，是对经典现实主义的进一步推演。既然国家都是同样理性且以权力为目标，那么彼此就是同质的，差别只是各自实际权力的大或小[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伦敦：阿狄森·韦斯利出版公司1979年版；中译本，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129页]。无政府状态之下，由这样同质的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社会，必然就是一个由相对权力大小关系构成的一个超然结构，这一外在权力结构而非国家内部某一特性，将决定着国家对外行为。总体来看，新现实主义理论逻辑一贯，而形式更简洁、更科学化，这是它比经典现实主义优越的方面。

但是，新现实主义却最无力解释丰富多样的经验现实，原因正是它过于科学化，把具体经验的方面都抽象掉了。比如，关于战争原因的提法，这对于修昔底德是一个基于政治与战争实际条件的战略判断，这个“真正原因”可以论述斯巴达与雅典，却未必能解释斯巴达与阿耳戈斯(Argos)——半岛内部相距更近且陆战实力最为相当的两个强邦，反而签订有长期和平条约并且遵照执行——之间的关系，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个抽象概念却要忽略一切具体时空，每一个城邦或国家作为行动单元，各自具体特点将不被看作是最为本质重要的方面，比如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历史、宗教等,国际关系研究也就无需什么政治经验与战略判断，只需要数理计算相对权力关系了。

许多学者通过回归修昔底德，对新现实主义提出了若干批评[劳里·约翰逊-巴格比：“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使用与滥用”(Laurie M.Johnson Bagby,“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48卷第1期(1994年春季号)，第131～153页;大卫·韦尔奇：“为何国际关系理论家们应当停止阅读修昔底德”(David A.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29卷第3期(2003年7月号)，第301～319页；大卫·贝德福德、汤姆·沃克曼：“对修昔底德式悲剧的悲剧性阅读”(David Bedford and Thom Workman,“The tragic reading of the Thucydidean tragedy”)，《国际研究评论》(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第27卷第1期(2001年1月号)，第51～67页]。公允而论，新现实主义的本意并非解读修昔底德，“欺师灭祖”之罪显然是强加于它的，不同时代的理论有它新的发展使命，不然的话，墨守成规重复过去又有何用？但是，就新现实主义与现实的关联而论，尤其就它是否更好地把握了现实而论，这些批评颇有参考意义。

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理论越是科学，就越是有利于实践，但社会科学的情形却未必是这样。如前文所言，政治现实主义从霍布斯开始，重点就不在于揭示政治现实，而在于借助科学逻辑的力量论证某种合法性。比之早期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更为注重科学理论本身，形式最为简洁，逻辑也称得上更为严密，解释世界是它的最强项，但“改造世界”则非其所长，至少在现实主义理论传统当中，新现实主义最少讨论具体国际政治问题。考虑到这一点，早期现实主义理论家如摩根索尤其是雷蒙·阿隆，不因为理论的抽象科学化需要而牺牲政治现实的多面与复杂，止步于“半理论化”，就很有其道理了。

但是，作为政治现实主义，首要目的难道不应是“现实”吗？充分而完整地把握现实，难道不是更重要的任务吗？

四 再问何为修昔底德意义上的“现实”
无论前后如何传承流变，修昔底德最能把握政治与战争之“现实”，这一点却是公认的。自近代霍布斯以来，政治现实主义最为看重的究其实是雅典人的政治哲学。雅典人当然值得重视，他们是古希腊人当中最具有政治经验的人，但他们讲出的东西就是政治的真相吗？或问，政治现实主义就是政治的全部吗？诚如《战争志》所示，与雅典相抗衡的斯巴达是另一种政治，同样是很现实的政治，并且这一政治赢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失败的是雅典及其帝国政治哲学，这一基本事实我们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修昔底德并未直接赞同过雅典政治现实主义，他在更完整地观察与沉思，雅典帝国的政治现实主义很犀利、很深刻，却是有问题的，以雅典人方式理解政治并不完全可靠。修昔底德超越于雅典人。

那么，一种甚至超越于雅典人的现实政治视野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需要开放性的讨论。政治现实主义几乎没有例外地把理性作为第一行动原则，但修昔底德观察到，即便是最为理性地践行政治现实主义的雅典人，他们实际表现却是一再偏离所谓的理性原则——在前十年战争中，雅典人一直充满宗教疑惧，三番五次要在提洛岛上举行宗教洁礼；雅典人最违背理性原则的则是发动西西里远征，然而远征前夕全城却又突发渎神事件而陷入恐慌，随之党争爆发并致使远征失败；雅典人追求帝国甚至不是理性使然，更大原因是冲动与野心，甚至是对万世不朽的渴望。

有研究者提出，修昔底德对政治现实主义的超越，是保持一种政治审慎，从而现实地而非极端现实主义地处理问题，并称此为“古典政治理性主义”，这不无参考意义[彼得·阿瑞兹杜夫：“修昔底德对现实主义的现实批判”(Peter J.Ahrensdorf,“Thucydides’ Realistic Critique of Realism”)，《政制》(Polity)第30卷第2期(1997年冬季号)，第231～265页；史蒂芬·福德：“国际现实主义与政治科学：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与新现实主义”(Steven Forde,“International Realism and The Science of Politics:Thucydides,Machiavelli,and Neo-realism)，《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第39卷第2期(1995年6月号)，第141～160页；更大范围的参考，如列奥·施特劳斯：《城邦与人》第3章“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Leo Strauss,“III.On Thucydides’ War of The Peloponnesians and The Athenians”,in The City and Man)，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139～241页；克利福德·奥尔文：《修昔底德笔下的人性》(Clifford Orwin, The Humanity of Thucydide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译本，戴智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

修昔底德对雅典政治现实主义更完整的观察与反思，还包括特别给出这一理论在现实中如何被用作外交修辞之用。如《战争志》所述，讲出政治现实主义最主要内容的雅典人旨在辩护雅典(修昔底德，1：72～78，5：84～116，6：82～87)，并且是去道德化的政治修辞，以使类同僭主统治的雅典帝国正当化。必须看到的是，政治现实主义这一修辞功能一直沿续了下来，比如新现实主义可以为霸权与扩张开脱道义谴责，这种辩护甚至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理查德·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Richard K.Ashley,“The Poverty of Neorealism”)，《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第38卷第2期(1984年春季号)，第225～286页；阿兰·吉尔伯特：“全球政治一定会限制民主吗？”(Alan Gilbert,“Must Global Politics Constrain Democracy? Realism,Regimes,and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第20卷第1期(1992年2月号)，第8～37页]。

修昔底德的“现实”态度，还表现在他写作《战争志》的最后目的指向现实，它直接就是实践课，旨在培养将走向现实行动的政治家与将军。这样的著述目的，现代学院派很不熟悉，也可能很感到意外。事实上，在修昔底德阅读史上，就有这么一支不绝如缕的“实践派”。在古典传统中，实践读法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到了现代世界才显得稀少。现代世界如果要找这样的“实践派”读者，比如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既为军政要人，又以亲历者撰有战争史，事实上他对此有充分的自觉，《第二次世界大战》“序言”就充满了修昔底德的味道，另据闻他至少有三次收到作为礼物的《战争志》，赠送者包括时任英国军需大臣、旋即出任首相的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还有学者以基辛格比之修昔底德，也很有道理[唐纳德·卡根：“基辛格与修昔底德”(Donald Kagan,“Kissinger and Thucydides”)，蒂莫西·伯恩斯(编)：《重回理性》(Timothy Burns (ed.),Recovering Reason)，纽约：列克星敦图书公司2010年版，第413～419页]。

也许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级军官学校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该校上一个世纪70年代实行课程改革时强调引入修昔底德，特别看重《战争志》文本的“复杂甚至是模糊”，认为正是由于修昔底德的写作不直接宣布明确结论，只提供所有重要的事实方面，供读者自己去讨论与思考，因此最有利于培养高级军官的战略判断能力。直到今天，该学院的课程表依然重点列有修昔底德，所讨论的议题包括“战争前十年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政策与战略彼此协调如何？”“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哪一位将军最接近中国军事学家孙子的理想水平？”课程最后讨论主题“中国的挑战”之下设有21个子议题，其中前5个全部带有“修昔底德”关键词(https://usnwc.edu/,“Coursework:What to Expect”，2019—08—20)。我们相信，在实践性地阅读修昔底德方面，这所学院不会只是个案。

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修昔底德的“现实”既包括尽可能贴近现实地去观察和理解政治与战争，也包括以这一观察和理解去引导教诲政治行动者们。就此而言，或许不得不说现代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理论是对修昔底德的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固然学科化与理论化自有其必要性，但如果说，现实政治与战争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完整呈现且深刻理解这一现实，并期望有助于实际驾驭这一现实，那么，现代学科与理论至少还要作若干补充，在现有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下，这一补充最可能来自历史与战略方面的研究。

收稿日期 2019-10-26

作者熊文驰，政治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200083。